這幾年，文學研究所相繼迎來三個“六十年”紀念日，感念之情，油然而生。

2013年，文學研究所建所六十周年。為此，我們主持編輯五部紀念文集：一是訪談錄《甲子春秋——我與文學所六十年》，二是資料集《文學研究所所志》，三是《告別一個時代——樊駿先生紀念文集》，四是演講集《翰苑易知錄》，五是在所慶五十周年紀念集《歲月熔金》基礎上形成的《歲月熔金二編》。在《歲月熔金二編》序言中，我試圖梳理文學研究所的傳統(tǒng)，認為何其芳同志在1954年建所之初提出的“謙虛的、刻苦的、實事求是的工作作風”，或許可以視為文學研究所精神的一個基本內涵。謙虛，是就為人而言，低調做人，和諧共事。刻苦，是就做事而言，焚膏繼晷，鉆研終身。而實事求是，則是做人做事都必須遵循的準則。正是在這種精神引領下，文學研究所探索出一條獨特的發(fā)展道路，形成了自己的傳統(tǒng)。其一，貫徹執(zhí)行黨的正確路線，發(fā)揮國家級科研機構的示范作用，這是文學研究所成立六十年最基本的經驗，也是最重要的特色。其二，遵循學術規(guī)律，整合團隊力量，夯實學科基礎，這是文學研究所在學術界保持較高學術聲譽的根本保障。其三，尊重學術個性，鼓勵廣大科研人員潛心研究，撰寫傳世之作。其四，貫徹“雙百”方針，堅持“二為”方向，遵循“雙創(chuàng)”原則，把編選優(yōu)秀的古今文學讀本作為一項重要的學術工作來做。

2014年，《文學遺產》創(chuàng)刊六十周年。我們又編輯了兩部著作：一是《〈文學遺產〉創(chuàng)刊六十年紀念文匯》，二是《〈文學遺產〉六十年紀事初編》。在《〈文學遺產〉創(chuàng)刊六十年紀念文匯》序言中，我著重闡發(fā)了《文學遺產》創(chuàng)刊以來在三個方面的重要推進：一是更新研究理念，推陳出新，加強對傳統(tǒng)文獻學、中國文體學，尤其是對文學經典的研究；二是拓展時空維度，海納百川，將華夏各民族文學納入中華文學研究的大視野；三是強化綜合比較研究，旁羅參證，將物質文化、制度文化、地域文化、媒體文化以及性別文化等不同專業(yè)知識和研究方法引進古典文學研究領域，將古今文學與中外文學聯系起來，將文學藝術與相關學科貫通起來。

2017年，我們又迎來文學研究所的第三個“六十年”，即《文學評論》創(chuàng)刊六十周年。我們一如既往，組織編選三部紀念文集：一是《〈文學評論〉六十年紀念文選》，從已刊發(fā)的六千多篇文章中，選錄一百余篇，按照文藝理論、比較文學、古代文學、現代文學、當代文學五大板塊編排，雖不免掛一漏萬，但總體上可以從一個側面展現六十年來中國文學研究的風貌。需要說明的是，為保持歷史原貌，除個別地方略作技術調整外，文字表述一仍其舊；二是《〈文學評論〉六十年紀念文匯》，收錄七十多位作者的回憶性文章，記錄作者與《文學評論》的淵源關系以及與此相關的風云際會；三是《〈文學評論〉六十年總目及編后記》，雖為資料匯編，存而不論，但從中依然可以讀出很多有趣的信息。王保生先生的《〈文學評論〉編年史稿(1957～2010)》對這些信息多有解讀。為此，我們征得作者同意，這次一并列入紀念文叢，希望為學術界提供經過系統(tǒng)整理的資料。

在組織編輯的過程中，我有機會系統(tǒng)地閱讀這些文獻，收獲良多，感慨也很多。就其犖犖大端者而言，我認為，《文學評論》至少有三個重要特色值得關注。

六十年來，密切關注現實，把握時代脈搏，體現國家主流意識形態(tài)，這是《文學評論》最鮮明的思想品格?！段膶W評論》的前身是《文學研究》季刊，創(chuàng)刊于1957年。何其芳同志在創(chuàng)刊號《編后記》中強調，《文學研究》“將以較大的篇幅來發(fā)表全國的文學研究工作者的長期的專門的研究結果。許多文學歷史和文學理論上的重大問題，都不是依靠短促的無準備的談論就能很好地解決的，需要有一些人進行持久而辛勤的研究，并展開更為認真而時間也較長的討論”。《文學研究》非常注重專業(yè)性和前沿性：一是研究隊伍，是專業(yè)的“文學研究工作者”；二是研究對象，是“文學歷史和文學理論上的重大問題”；三是研究途徑，是“持久而辛勤的研究”。

隨著新中國成立十周年慶典的臨近，1958年《文學研究》第4期《編后記》中指出：“要求全國的作者從各個方面來總結我國這偉大的10年來社會主義文學的經驗。”為體現出文學研究的現實性、戰(zhàn)斗性，翌年將《文學研究》更名為《文學評論》，用大部分篇幅刊載對當代作家作品與文學現象的評論文章。即便是古代文學研究，重點討論的也是如何繼承與發(fā)展以及古為今用等亟待回答的重要現實問題。

1978年，《文學評論》復刊，依然堅持面向當代的辦刊方針。在《致讀者》中明確提出：“《文學評論》當前時期的首要工作，就是要從理論上、從總結社會主義文藝的成就和經驗上，深入批判‘四人幫’在文藝方面所制造的種種謬論，特別是‘文藝黑線專政’論?！备母镩_放初期，《文學評論》積極參與撥亂反正工作，總結新中國成立三十年文藝運動的經驗教訓。積極組織召開座談會，討論劉心武短篇小說《班主任》，并刊登系列評論文章，為“傷痕文學”“反思文學”“改革文學”等鳴鑼開道，專辟“新書新作評價”“中篇小說筆談”“關于當前文藝思潮的筆談”等欄目。此后，又專辟“新時期文學十年研究”“新時期30年中國文學研究”“臺港及海外學人園地”“世界華文文學”等欄目，拓展研究空間。還圍繞著“兩個崛起”“朦朧詩”“先鋒小說”“新歷史小說”“新寫實小說”“女性寫作”“網絡文學”“莫言研究”等話題，組織專題文章，展開深入討論，推進當代文學研究，總結中國文學經驗。

六十年來，圍繞重大的理論問題與現實問題，開展積極的思想交鋒，始終走在學術的前沿，這是《文學評論》最重要的學術特色。1957年創(chuàng)刊號的《編后記》寫道：“我們深信，我們的學術水平，我們這個刊物的質量，都只有在‘百家爭鳴’的方針下廣泛發(fā)表各類意見和自由競賽，然后有可能逐漸提高。在任何學術部門，一家獨鳴都是只會帶來思想停滯和思想僵化的?！眲?chuàng)刊之初，《文學評論》結合文學發(fā)展的實際，圍繞著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典型性格與典型人物、歷史劇創(chuàng)作與理論、政治標準與藝術標準以及詩歌格律等基本理論問題展開討論。

1961年，《文學評論》第3期刊發(fā)嚴家炎的《談〈創(chuàng)業(yè)史〉中梁三老漢的形象》引發(fā)了廣泛的討論，把關注的重點全面引向當代文學創(chuàng)作領域。這場討論，不僅僅限于研究者之間，創(chuàng)作者也參與其中，發(fā)表了針鋒相對的意見。2005年，劉納發(fā)表《寫得怎樣：關于作品的文學評價——重讀〈創(chuàng)業(yè)史〉并以其為例》(《文學評論》2005年第4期)，又引發(fā)新一輪爭論?？上ё髡咴缫央x世，不能親自作答。在紀念柳青一百周年誕辰學術研討會以及最近召開的“新語境、新方法、新視野下的柳青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上，這個話題一直是學者討論的核心議題之一?？梢?，這場持續(xù)半個多世紀的討論，其意義已遠遠超出《創(chuàng)業(yè)史》本身，實際上牽涉創(chuàng)作者與研究者、文學理論與文學實踐的關系問題。柳青堅持認為，文學理論研究、美學研究，必須結合藝術創(chuàng)作實踐才會有說服力，否則只是紙上談兵，并無實際意義。此后，由批判“人性論”“人道主義”等話題逐漸引申到文學上的共鳴現象、山水詩和自然美的問題；又由歷史劇創(chuàng)作引發(fā)關于歷史與歷史劇的論爭。這些話題，時至今日依然有值得討論的空間。

1978年，《文學評論》復刊第1期刊發(fā)毛澤東與陳毅同志談詩的一封信，同一期，還刊發(fā)王朝聞的《藝術創(chuàng)作有特殊規(guī)律》，引發(fā)學術界關于藝術規(guī)律、形象思維問題的大討論。《文學評論》持續(xù)關注，相繼刊發(fā)陳涌《馬克思、恩格斯的美學和歷史的批評》(《文學評論》1983年第1期)、李衍柱《美的規(guī)律與典型化原則》(《文學評論》1991年第5期)等論文，就這些問題展開深入探索。他們提出的一些論點，今天看來也許已不新鮮，但在當時特定背景下，確有振聾發(fā)聵的意義。

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西方思潮的涌入，社會-歷史批評、精神分析批評、結構主義批評、比較文學批評、文體形式批評、印象批評、文化研究等新的研究方法紛至沓來，眾聲喧嘩。《文學評論》為此專辟“外國文藝理論評介”“發(fā)展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筆談”“當代中國文藝理論新建設”等專欄，積極開展學術討論。早在1962年，錢鍾書就在《文學評論》上發(fā)表《論通感》(1962年第1期)一文，較早運用心理學方法，比較亞里士多德的《心靈論》與中國的《樂論》，比較唐宋詩詞與西方古典詩歌中的通感現象。他指出，把事物的無聲的姿態(tài)描摹成好像有聲音，表示人們在視覺里仿佛獲得了聽覺的感受，用現代心理學或語言學的術語來說，就是“通感”或“感覺移借”。這些理論的探討，成為后來文學研究的理論先聲。鄭敏《解構思維與文化傳統(tǒng)》(《文學評論》1997年第2期)比較系統(tǒng)地論述了法國哲學家德里達的解構理論，認為解構主義強調歧異的存在是多元的必然，也是事物發(fā)展的動力，在差異的運動中，由于變是不可停止的，矛盾成為互補而非絕對對抗。這種理論有其合理性的內涵，可以借此批判西方中心主義，并引發(fā)女權主義思潮，有助于后殖民主義對文化侵略的批判，也有助于后現代主義藝術觀對無序、無整體宇宙觀的形成和表達。林興宅《論系統(tǒng)科學方法論在文藝研究中的運用》(《文學評論》1986年第1期)較早地從方法論角度論述我國文藝研究、文藝批評的變革過程，認為系統(tǒng)科學方法論的核心在于有機整體觀念。強調整體性觀念，這在今天看來可能已是常識，而在當時，他運用系統(tǒng)科學方法論討論文學問題，讓人感覺耳目一新。聽覺文化與視覺文化的比較研究也備受矚目。早在20世紀80年代，美國學者魯道夫·阿恩海姆《藝術與視知覺》就被介紹到中國，重點分析視覺藝術心理學問題。傅修延《為什么麥克盧漢說中國人是“聽覺人”》(《文學評論》2016年第1期)指出，以拼音文字為主體的西方文化，對于“圖像”非常重視，甚至成為視覺文化的核心概念。相比較而言，以形聲文字為主體的中國文化傳統(tǒng)，對于聽覺形象更加關注。看字聽聲，“聞聲知情”，這是中國文化的特點。明清小說中存在著的“草蛇灰線”的藝術手法，強調藝術結構要有“連”有“斷”。這與西方藝術更專注于一以貫之的“連”有所不同。陳平原《有聲的中國——演說與近現代中國文章變革》(《文學評論》2007年第3期)從近現代的“演說”入手，著重討論“演說”在新文化運動中的作用，別開生面。

近代以來，隨著自然科學的高度發(fā)展，后工業(yè)化的西方社會，出現了種種畸形和矛盾，打破了上帝創(chuàng)世的神話，打破了理性萬能的說法。當人們有意識地發(fā)現丑，表現丑，把丑當作美的時候，荒誕便代替了崇高，非理性也就成為一時的審美思潮。蔣孔陽《說丑》(《文學評論》1990年第6期)一文指出，作為美的對立面，丑，自有其積極意義。問題不在于寫什么，而是站在什么立場來寫，要表達什么樣的審美追求。美與丑，滑稽與崇高，這些曾經的老話題，在審美追求日益多元化的今天，依然有重新思考的必要。

文學創(chuàng)作、文學理論的本土化，中國古代文論的現代化，也是持續(xù)不斷的討論話題。黃浩的《文學失語癥》(《文學評論》1990年第2期)認為新小說患上了“運動性失語”，“通俗一點講，就是新小說說話困難”。由此延伸，古代文論也面臨著現代轉化的難題。季羨林《門外中外文論絮語》(《文學評論》1996年第6期)強調我們應當秉承“不薄西方愛東方”的態(tài)度，“讓這兩種話語并駕齊驅，共同發(fā)展”。為此，《文學評論》編輯部在1997年第1期特設專欄，精心擇選四篇論文與一篇報道，引導“中國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重建中國文論話語”的學術討論。

世紀之交，文化研究理論與實踐問題逐漸引起學界的格外關注。面對中國文論轉型過程中呈現出來的重大理論問題，文學研究所適時承擔院重大課題“新世紀全球化格局與中國人文建設”項目，系統(tǒng)回應急劇變化中的中國社會文化現實問題，同時，又組織專家按照類別編選“新世紀文論讀本”，選錄近十年來重要的理論文章。《文學評論》也積極跟進，組織“二十世紀文學回顧”“文學史史學筆談”“中國當代文學史寫作筆談”“全球化趨勢中的文學與人”“社會文化轉型與文藝美學研究”“中國傳統(tǒng)文學與經濟生活”“關于文學理論邊界的討論”等欄目，重新審視傳統(tǒng)文學思想的價值和20世紀中國文學研究的成就與不足，回答人們關切的問題。從這些學術活動中可以看出，文學研究所的科研人員既要堅持“文以載道”悠久傳統(tǒng)，又不能放棄研究者應有的文學立場和人文情懷。錢中文就堅持認為，過度強調文化研究的價值其實是泛化了“文學性”，取締了文學自主研究和獨立的學科價值，一味地關注文學外部研究，最終將導致文學的消亡。站在今天的立場看，這場討論才剛剛開始，今天學術界熱衷討論的生態(tài)美學、比較文化等論題，已向傳統(tǒng)文藝學、當代文學批評等領域延伸，影響不可小覷。

六十年來，《文學評論》不拘一格扶持青年學人，確保優(yōu)秀稿件源源不斷，這是《文學評論》最根本的制度保障。從《〈文學評論〉創(chuàng)刊六十年紀念文匯》所收文章可以看出，很多青年學者的處女作，就發(fā)表在《文學評論》上。我對該書七十多位作者略作統(tǒng)計：30年代出生的有8人，40年代和60年代出生的各占15人；50年代出生的居多，有30人；70年代出生的5人。這五代人，是目前《文學評論》的主要作者。30年代出生的作者多為新中國成立前期培養(yǎng)起來的，四五十年代出生的作者，多為改革開放初期的研究生，或者是七七、七八、七九“新三屆”大學生。而今，這些作者大多年過耳順，陸陸續(xù)續(xù)退居二線。在紀念文章作者隊伍中，“70后”雖然僅占很小比例，但他們正奮戰(zhàn)在科研一線，已經成為《文學評論》的最重要的作者群體，代表著中國文學研究界的未來。當然，隨著學術環(huán)境的變化，很多刊物都面臨著潛伏的危機?！段膶W評論》能否承擔起名刊的責任，能否不斷激發(fā)思想的活躍，能否持續(xù)推動學術的進步，都是我們面臨的新問題、新挑戰(zhàn)。我們期待著年輕一代學者給予更多的支持。

在歷史的長河中，六十年只是短暫的瞬間，可能無足輕重，而在共和國的學術發(fā)展史上，文學所的六十年，《文學遺產》《文學評論》的六十年卻在其中占據著獨特位置，扮演了重要角色。我們在感念前輩學者艱辛創(chuàng)業(yè)的同時，更感到肩上責任的重大。我們一定要不忘初心，在廣大作者和讀者的鼓勵下，勇于面對現實，積極迎接挑戰(zhàn)，在新的世紀，再創(chuàng)輝煌。

2017年8月8日寫于京城愛吾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