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韓愈這位唐代的大文學家兼政治思想家，在身后多年交好運，到近半個世紀之前才開始倒起霉來。交好運主要是靠他在古文上的成就，宋以來要學做古文的人誰不用他的謚號尊稱他一聲“韓文公”？起碼也得用他的郡望稱他一聲“韓昌黎”。一部《昌黎先生文集》幾乎成為有學問人的必讀書，歷朝刻印過不知多少次。尤其是明代后期茅坤選編的《唐宋八大家文鈔》流行以后，以韓愈為首的唐宋八大古文家的姓名在知識界真可說是家喻戶曉。記得當年考初中時的投考指南就有唐宋八大家是哪八位的考題，害得我死記硬背了大半天。其實，當時這八大家的地位已經在低落了，因為在此以前已發(fā)生了“五四”新文化運動，要提倡白話文，打倒文言文，給迷戀文言文者扣上“選學妖孽，桐城謬種”的帽子，“選學”是指駢體文的權威讀本《昭明文選》，和韓愈沒有干系，“桐城”則是清代做古文的一個派別叫桐城派，而這個桐城派恰恰把唐宋八家當作自己的祖師爺，“桐城”既成謬種，居祖師爺首位的韓愈豈得繼續(xù)風光下去？這是韓愈第一次倒霉。第二次，是近三四十年的事情，霉倒得更大了。起因是要宣傳馬克思主義，宣傳唯物主義，這本是完全正確的，完全應該的，我直到現在還是這么看，而且還繼續(xù)去宣傳，即使被詬為“頑固保守”也不悔。但當時有些過“左”的同志卻并不這樣看，他們硬要以今天的標準來要求古人，這就不好辦了，韓愈的言行哪能符合馬克思主義呢？連所謂樸素的唯物主義都沒有。正好名列八大家第二位，也是韓愈的好朋友柳宗元的文章里被他們發(fā)現了真有點樸素唯物主義的東西，加之柳宗元曾經參加過王叔文等人的政治活動，而韓愈偏偏不愿參加，還對王叔文等人頗為不滿，于是一種“揚柳抑韓”的論調就應運而生。萬不得已要講到韓愈的古文時，也得先批判然后略作肯定，大有“一批二用”、“批字當頭”的意味。到“四人幫”鬧什么“評法批儒”時，柳宗元就更紅火地被列入“法家”光榮榜，而韓愈成為了臭不可聞的“儒家”衛(wèi)道士。

我現在選譯這本韓愈詩文，當然不會同意上面這些極“左”的論調，而是想真正運用點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本著“實事求是”的態(tài)度，在這篇前言里把韓愈這個文學家兼政治思想家的真面目告訴給讀者。

韓愈不參加甚至反對王叔文等人的政治活動不是一項特大罪名嗎？所以這里先從王叔文這次政治活動說起。

這次政治活動有些教科書稱之為“永貞革新”，但這個名稱實在不太通^[1]，所以這里仍稱之為王叔文等人或王叔文集團的政治活動。據說，王叔文集團是代表庶族地主的新興力量，他們的政治活動就是和代表士族地主的舊勢力作斗爭。但就我所知，士族地主到唐代已不成其為特殊的政治勢力，因為他們已不像南北朝的士族那樣有庇蔭宗族佃客的特權，即使是南北朝士族的后裔，要做官也只能和普通人一樣，得通過科舉考試。我又查過王叔文集團和他們對立面的家世，對立面中出身庶族的反略多于士族，而王叔文集團里出身士族的竟在三分之二以上，庶族則連王叔文本人在內還不到三分之一，像柳宗元本人就出身于北朝以來的老士族。這實際上不是什么庶族和士族之爭，而只是統(tǒng)治階級上層各個集團之間的權力之爭。這種權力之爭在唐代經常表現為在皇帝周圍是一個既得利益的集團，另外想奪取這利益的集團則擁戴皇太子或其他皇子、皇孫，一旦時機成熟就連皇帝也取而代之，使本集團來掌權。王叔文集團的興衰史就完全遵循了這個規(guī)律，他們早在德宗后期就依附于皇太子順宗形成政治集團，德宗死去順宗即位后，這個集團就和順宗的親信大宦官李忠言內外勾結而掌大權，但德宗時期的當權派不甘心丟權，勾結了另一個大宦官俱文珍擁戴順宗的皇太子來奪權。奪權成功，憲宗即位，王叔文集團包括宦官李忠言和主子順宗自然都得被收拾。這種權力之爭具有較大的冒險性和強烈的排他性，絕大多數不想冒險或不愿意在排他上過于勾心斗角的官僚士大夫對此是不感興趣的。韓愈不過是這絕大多數中的一員，他對王叔文集團一不參加，二還加以指責，但在他們失敗后并沒有落井下石，對其中柳宗元等人的文章、政治還給予充分的肯定和表彰。這么做不能說有什么過錯，難道必須參加王叔文集團與之同歸于盡才算合格嗎？

至于王叔文等人上臺后的政治措施，除掉為爭奪權力的一些行動外，韓愈并沒有作過批評指責，因為在這方面他們之間包括和其他政治人物之間并沒有多少不同的看法，而且在行動上韓愈做得并不比他們遜色。不信，可以把韓愈的全部歷史擺上來讓大家審查。

韓愈在有的史書上說是昌黎人，其實這只是韓氏的郡望。韓愈這一支在好幾代前就住在河陽，而且除祖父韓叡素在唐代做邊遠地區(qū)從五品上階的州長史外，曾祖韓仁泰、父親韓仲卿都只是下級官員，即使本來是士族也早已沒落。加之韓愈三歲就失去父母，跟隨謫居韶州的大哥韓會和大嫂生活，德宗貞元八年（792）二十五歲時憑自己的本領舉進士科及第。這和柳宗元年輕時走的道路并沒有區(qū)別。

以后韓愈三次考博學宏詞科都沒中選，在貞元十二年（796）二十九歲時應宣武軍節(jié)度使董晉的邀請以秘書省正九品上階的校書郎名義去任觀察推官，十五年（799）董晉去世，他又應徐泗濠節(jié)度使張建封的邀請以太常寺正八品上階的協律郎名義任節(jié)度推官。這種去地方長官幕府任職是當時文人未顯達前常有的事情。而且他在徐州時對張建封的沉溺于打球、荒于政事能上書勸諫，并非一味阿順長官混日子。

貞元十六年（800），韓愈因和張建封意見不合辭職回到京師，十七年（801）他三十四歲時被任命為國子監(jiān)從七品上階的四門博士。十九年（803）三十六歲時改任御史臺正八品上階的監(jiān)察御史，品階雖比四門博士低，倒開始有了點實權。但因為天旱上狀請求停征京兆府管內百姓的兩稅錢，得罪了府尹李實，再加上其他原因，如上書議論“宮市”的流弊之類，當年冬天就被貶去連州陽山任縣令。這罷宮市和減免賦稅都是王叔文等人在順宗朝所干的有益于百姓之事，可韓愈早在德宗時就要求這么干了，而且自己還因此栽了跟頭，這種政治表現比王叔文等人包括柳宗元在內并不差什么。

貞元二十一年（805）順宗即位，大赦，韓愈內移江陵府任正七品下階的法曹參軍事。憲宗元和元年（806）韓愈三十九歲時被召回京師任國子監(jiān)正五品上階的國子博士，這才算開始擠進高級官員的隊伍。第二年又以國子博士分司東都去洛陽。元和四年（809）改任刑部從六品上階的都官員外郎仍舊分司東都。元和五年（810）改任正五品上階的河南縣令，在任上為懲治不法軍人敢上啟和東都留守鄭余慶爭辯講道理。元和六年（811）調回京師任兵部從六品上階的職方員外郎。元和七年（812）因幫一個縣令講話出了問題又調任國子博士。元和八年（813）改以刑部從五品上階的比部郎中名義任史館修撰，專職纂修國史，九年（814）改以吏部從五品上階的考功郎中名義任史館修撰，又改任知制誥即為皇帝草擬詔令。在這時期韓愈纂修成《順宗實錄》，王叔文等人勾結宦官李忠言專擅朝政固然被寫了進去，但對他們所干有益百姓的好事也都一一如實直書而未抹殺。

元和十一年（816）韓愈四十九歲時憑資歷升任中書省正五品上階的中書舍人。但又因主張討伐割據淮西地區(qū)對抗中央的吳元濟而和宰相發(fā)生矛盾，被改任為皇太子東宮里毫無實權的正四品下階的右庶子。幸好憲宗也下決心要討伐吳元濟，在元和十二年（817）任命另一位同樣主張討伐的宰相裴度為淮西地區(qū)的彰義軍節(jié)度使兼淮西宣慰處置使，充任討伐淮西的統(tǒng)帥，裴度奏請韓愈做他的行軍司馬。八月出師，十月就生俘吳元濟平定淮西。年底回朝，韓愈因功被升任正四品下階的刑部侍郎。請注意，王叔文等人主張制裁藩鎮(zhèn)曾被教科書說成是“永貞革新”的主要措施，可韓愈不僅同樣主張而且見之于行動。

元和十四年（819）韓愈五十二歲時又干了一件十分出色的事情，這年正月憲宗把所謂佛骨迎進京城并請入皇宮，這本和身為刑部侍郎的韓愈毫不相干，可韓愈偏偏上了個著名的《論佛骨表》，要求立即停止這種勞民傷財的愚昧舉動。這下子弄火了憲宗，把韓愈貶到嶺南的潮州去做刺史，冬天才內移到袁州做刺史。在袁州刺史任上他設法解放奴隸，和柳宗元在柳州刺史任上的做法也完全相同。

元和十五年（820）初憲宗去世，穆宗即位。到秋天韓愈被任命為國子監(jiān)的長官從三品的國子祭酒。第二年長慶元年（821）春天回京師任職，到七月又被任為有實權的正四品下階兵部侍郎。這時河北地區(qū)的成德軍發(fā)生兵變，王廷湊殺節(jié)度使自立，長慶二年（822）朝廷妥協，派韓愈去宣慰，韓愈不怕危險完成了任務?；鼐┖筮w任吏部侍郎，雖仍是正四品下階，可已位居尚書省六部長官的前列。長慶三年（823）改任從三品的京兆尹兼正三品的御史臺御史大夫，因和實際主持御史臺工作的御史中丞發(fā)生矛盾，又改任兵部侍郎，再重任吏部侍郎。長慶四年（824）敬宗即位，同年十二月韓愈在京師因病去世，按舊的算法享年五十七歲。

多年來我們不是說“不光要聽其言，還要觀其行”嗎？從韓愈這一生的行為來說，除早年為謀求出路作自我奮斗外，在掌握權力哪怕是很小的權力時也能體現出他的正直和敢作敢為，能夠盡可能地為國家、為百姓辦好事而不計較個人安危得失，這對封建社會的士大夫來說確實是很不容易的。更難能可貴的，韓愈這么做還不是單憑一點正義感或所謂“良心”，而是有他創(chuàng)立的政治理論作為基礎，由理論而見諸行動的。因此我一開頭就說韓愈是一位政治思想家，而不是一般的政治活動人物。從這方面的建樹來說，即使有點樸素唯物主義的柳宗元也是瞠乎其后、望塵莫及的。

“存在決定意識”，“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要講韓愈的政治思想還得從中國社會性質的演變說起。我認為，中國在西周春秋是封建領主制社會，春秋戰(zhàn)國間公認的社會大變動，是從封建領主制轉到封建地主制的變動。但領主制的殘余還不可能立即消除，到東漢以后來了個回光返照，出現了帶有領主意味的士族地主，形成了魏晉南北朝時期的門閥制度。本來，在領主制為地主制取代之時，新思想、新的政治理論已應運而生，出現了戰(zhàn)國時期百家爭鳴的局面，經過競爭淘汰并取長補短，又出現了比較適用于地主階級統(tǒng)治需要的儒家之學或簡稱之為“儒學”。但經過“門閥”制度的沖擊，這形成不久的儒學也被打亂并歪曲。早在東漢時對儒學經典已偏重于名物的解釋，南北朝更由此發(fā)展成所謂“義疏”之學，即對經和注再作繁瑣的解說而徹底丟掉了儒學初期的政治思想。例如當時最流行的所謂“三禮”之學，就是對《禮記》和《周禮》、《儀禮》三部經典作“義疏”，大講其貴族們的飲食起居特別是婚喪禮俗等制度，因為這些適合光知道擺空架子的士族地主們的需要，需要“古為今用”地搞這一套來維持他們在社會上與眾不同的特殊地位。而在政治上則是一切從士族甚至某個家族的私利出發(fā)，形成了整天鬧內部矛盾、爭權奪利的局面，百姓處在水深火熱之中也不聞不問，社會風氣也隨之極度惡化。到唐代初年，這些士族中的腐朽分子已不能不自行退出政治舞臺，剩下的也不得不改變原來的面目和庶族地主混同到一起來重新打開新局面，這樣才形成比較完全的封建地主制社會，一直到明代后期出現資本主義萌芽才再起新的變化。而出現新的社會就要有新的思想理論，韓愈的政治思想理論，就是“門閥”制度崩潰后適應封建地主制的新產物。

這種政治思想和理論，簡要地說就是要重新恢復戰(zhàn)國時期儒學的傳統(tǒng)，并加以整理改造使之適合新時期需要。對此在韓愈所寫的《原道》里闡發(fā)得最清楚。所謂“原道”的“道”，就是儒家之道，是堯、舜以來一脈相傳的東西，當年“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這是從《孟子》的最后一章搬用過來的。堯、舜、禹是神話中人物，商湯和周文王、武王、周公也是經孔子、孟子改造美化才成為圣君、圣人的，實際上就是以孔子尤其是孟子為核心的儒家之道。韓愈的任務就是要遠紹孟子發(fā)揚此道，也就是把地主制剛出現時的孔孟之道改造成為當前完全的地主所有制需要的政治理論。它的總體結構是：“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崩L出了一張封建地主制統(tǒng)治秩序的理想藍圖。如何按此藍圖來建設呢？他知道不能靠“君”，當然也不可能去靠“民”，而是靠他自己這樣的好“臣”，即自認為社會中堅的士大夫階層。于是他又借用了《禮記·大學》里的話，即所謂“古之欲明其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并且說：“所謂誠心而正意者，將以有為也。”就是首先自己建立起堅定的政治信念，然后要見諸行動。要知道，一個新理論的創(chuàng)立，作為創(chuàng)立者一般都是能夠把理論見諸行動而不光閉門空談的。韓愈沒有例外，他的歷史、他的一生在重大問題上的所作所為，說明他確實是為實現所創(chuàng)立的政治理論而奮斗。盡管封建地主制的根本矛盾不是這套理論所能解決的，因而他的理想也經常在現實面前碰壁，但畢竟使士大夫們能從勾心斗角的權力之爭中跳出來為國家、為百姓考慮點事情，使唐以后一千多年的封建地主制社會除少數民族入侵外能基本上保持相對穩(wěn)定的局面，能出現光輝燦爛遠勝于西歐中世紀的中國封建文化。韓愈這套政治理論的作用是不應被忽視的。

說到這里，讀者們一定要問：我們承認韓愈是封建士大夫中的好人，不是什么反動的衛(wèi)道士而是有作為的政治思想家，但你這本書是《韓愈詩文選譯》啊，你講理論，講政治思想，和介紹韓愈的詩文有什么關系呢？我說，關系大得很。只有弄懂了前面這些事情，才能把他為什么要提倡做古文，以及他在古文上的成就給讀者說清楚。

前面說過，在魏晉南北朝時儒學已被什么“義疏”引進了只會擺空架子的死胡同。文章呢？也已同樣走進了個死胡同——“駢文”的死胡同。什么叫“駢文”？駢就是對偶，一句話本來可以簡單明了地寫出來，可駢文卻硬要把它變成對偶句，找些有關的典故把它寫成一副副對子，還要講究音節(jié)平仄。這在西漢以至先秦的文章里本來也不是絕對沒有，但只是偶爾來幾句，用來加重點文章的分量，而絕沒有通篇都是對偶句的事情?？晌簳x南北朝時的士族們除擺空架子外，思想內容實在很空虛，勾心斗角爭權奪利的東西又沒臉見諸文字，于是只好在形式上大玩其對偶音節(jié)的花樣，大寫其外表花花綠綠、內容空虛貧乏的駢文，使本來用來傳達思想的文字變成了沒有多少思想內容的文字游戲。到唐代士族們的聲勢風光已經消失，有頭腦的士大夫文人就想在文章寫法上也來點改革。如比韓愈稍前的蕭穎士、李華、獨孤及、梁肅等人都想擯棄傳統(tǒng)的駢文來試寫不講對偶音節(jié)的文字，但一則他們的學識不夠，思想內容仍不夠充實，再則才華也差一些，寫出來的文章有時讀起來反而生澀不通順，過去有人給這種文章送了一個名稱叫“澀體”。

韓愈所提倡的古文正好解決了這兩個問題。首先，他主張寫文章首先要有內容，內容就是要宣傳他的儒家之道，要“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原”，后人替他總結叫“文以載道”。他的《原道》、《原毀》、《論佛骨表》等就是這種“文以載道”的典范。當然這不等于說篇篇文章都寫成儒家之道的宣傳品，而是主要的文章要這么寫，并且要從各種角度來表達自己的政治主張。例如他寫《圬者王承福傳》批評“貪邪無道”的官僚，寫《贈崔復州序》鼓勵人家做賢刺史，寫《藍田縣丞廳壁記》指責縣級機構設置和分工的失當，寫《唐故監(jiān)察御史衛(wèi)府君墓志銘》批判煉丹修仙的虛妄，就都是從各個不同的角度來貫徹他的政治主張。當然他也并不排斥寫一些抒情式甚至近乎小說體制的文章像《祭十二郎文》、《毛穎傳》之類，但不能把興趣全放在這里而置寫文章的主要目的而不顧。再一點，在重內容的同時，韓愈還極其講究寫作技巧。他主張要學習先秦西漢時人的好文章，但強調不能一味模仿抄襲。要“師其意而不師其辭”，也就是學習這些文章時要選取其中適用于當時的句法和詞匯，再加上自己的創(chuàng)新，形成一種新穎的筆法和風格。所以這種文章雖然名為“古文”，表示他和當時的駢文決裂而要恢復古代的文章傳統(tǒng)，其實并不是單純的復古而是在復古的基礎上創(chuàng)新。嚴格地講這種古文只是韓愈所提倡的新體古文，并不包括駢文流行以前的所有不屬駢文的古代文章，更不是只要古人寫的文章就都可以通稱為“古文”。

由于這種古文是新生事物，自然會得到有識之士的欣賞和支持，加之韓愈也樂于宣傳他的古文理論，不怕人家譏笑他“好為人師”，于是很快地在他朋友中出現了一批推行古文的同道，還有更多的向他學習古文的后輩學生，其中最有成就的就是前面所說八大家中僅次于韓愈的柳宗元，以下還有李翱、皇甫湜、歐陽詹、樊宗師等人，形成了后來文學史上所說的“古文運動”。同時，新生事物的出現也總會遇到保守勢力的阻撓，因此在唐代以至五代、北宋初年，總的說來還是駢文占優(yōu)勢，要到北宋中期經歐陽修、王安石、蘇軾等人的努力，古文才終于取代駢文成為主要的文體。他們在寫作技巧上也許比韓愈還要成熟，例如韓愈的古文有時還夾雜一些生造的不甚好懂的詞句，歐陽修他們就沒有這種毛病。但在文章的內容即所載的道這點來說，卻慢慢地不如韓愈當初那么注意，尤其到了清代的桐城派，更多半只在古文的形式上下工夫，幾乎重蹈當年駢文忽視內容的覆轍。到近代西方的新思想、新學問傳進中國，要用這種古文來表達就更見困難，“五四”新文化運動提倡白話文把古文取代，這正是事物發(fā)展的正常規(guī)律，只有思想落后于時代、還抱著封建主義不放手的人才會對它惋惜。

既然如此，今天把這種過時的古文還端出來干什么呢？為什么還要把它選譯了給大家欣賞閱讀，不把它丟到垃圾堆里去呢？如果真這么丟，那就又走向另一個極端了，當年“五四”新文化運動就已出現過這種看問題走極端的毛病，認為既要白話文，就不必更不該再讀古文。不知道古文雖不必寫，但還是可以讀，應該讀，因為好的古文像這本《韓愈詩文選譯》里的古文還是有許多地方可供今天學習借鑒的。這里同樣用得著韓愈說過的“師其意而不師其辭”，把這筆古人留下的豐碩的遺產作為營養(yǎng)，起碼會使今天的白話文寫得更有內容，更為漂亮。

講了古文，附帶還得講韓愈的詩，因為這是本《韓愈詩文選譯》，里面也選了若干首韓愈的詩。韓愈在詩歌創(chuàng)作上的成就自然比不上古文。這倒不是“江郎才盡”，把精力用在古文上顧不上寫好詩，而是因為詩的革新走得早了一步，在韓愈以前的“詩圣”杜甫已經在詩歌的形式和內容上打出了一個新局面，南北朝時像駢文一樣光講用字造句而缺乏思想內容的五言古詩已被嶄新的七言古詩和五七言律詩、絕句取而代之，就是五言古詩也充實了內容，不再是過去那種索然無味的老樣子。韓愈的詩也是做得很不錯的，尤其是七言古詩和絕句，在某些方面比杜甫還向前推進了一點，但總的說來仍沒有跳出杜甫所開創(chuàng)的領域。因此前人說他在詩上只是“名家”而不算“大家”，是有一定道理的。

最后，得給讀者講講這本《韓愈詩文選譯》是怎樣選，怎樣注和譯的。

選比較簡單，以文為主，因為古文是韓愈在文學上最主要而且最偉大的成就，可以多選些著名的為人們所傳誦的代表作，另外還選了一些過去一般選本所未注意未收入而確實有內容有文采的佳作。詩則比文選得少，主要選他最擅長的七言古詩和絕句，當然其他體裁也得兼顧。編排次序則一般按寫作時間的先后，即所謂編年，而不考慮體裁或其他。

比較麻煩的是注釋和今譯。韓愈是唐代人，文章里都是講唐代的事情，用唐代的官制和地名。地名還好辦，注出個即今某省某縣市就可以，官制則有許多特殊性，如唐代重京官而輕外官，由京官貶外官有時看起來品階反倒升了，舊注一般含糊過去，這里就得作說明。當然，前人舊注也有許多有用的東西，尤其在詩文的編年上頗有值得參考的見解。今人的著作則較多地參考了童第德先生的《韓愈文選》，因為這位童第德先生至少是自己真讀懂了再作注的，當然也難免有些欠當之處，對此用我自己的看法就是了，沒有對別人的欠當或錯誤之處一一提出來糾正。分段、標點也是如此，我認為該怎么分、點就怎么分、點，因為這畢竟是個讀物而不是學術專著。

麻煩的是今譯。前人提出要“信”、“達”、“雅”?！靶拧笔潜仨氉龅降模虼宋伊η蟀言牡拿總€字都譯出來，一般不搞什么“意譯”，這樣便于譯文和原文對照讀，更有利于讀懂原文，因為今譯的目的畢竟還在于幫助讀者讀原文?！斑_”是要譯文通順，有時為了通順就只好不完全遵循原來的結構，在極個別地方還得來一點“意譯”。至于“雅”，就難了，因為任何譯文都不可能完全表達出原文的風格和精神，無法取代原文，因此只好能“雅”幾分就算幾分。最不好辦的是譯詩，舊詩尤其是律詩講平仄講押韻，古詩也要講押韻，今譯時就只能照顧到押韻，其他一律不管而譯成通行的新詩模樣，但又要講“信”而不能用原意另寫一首新詩，所以譯成后也自知不夠漂亮，但總比漂亮而失去原詩的面目強。

黃永年（陜西師范大學古籍所）

[1]王叔文集團是順宗在位時掌權的，順宗在貞元二十一年（805）正月即位，到八月四日就被迫禪位于皇太子憲宗，自己退為太上皇，五日才以太上皇名義改元為永貞，接著王叔文集團就徹底垮臺，就算是“革新”吧，也只能說是“貞元二十一年革新”或“順宗革新”、“王叔文革新”，不能說是“永貞革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