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四、一個在死亡中受孕的人

另一個人:變形者札記 作者:[匈牙利] 凱爾泰斯·伊姆萊 著;余澤民 譯


四、一個在死亡中受孕的人

死亡,始終是凱爾泰斯哲學中的一個主要命題,在他的作品里,他不止一次地宣布了自己的死亡。在電影文學劇本《命運無?!返慕Y(jié)尾有這樣一段對白。當少年克維什從集中營回到布達佩斯家中時,在樓道里遇到了被抓走前曾經(jīng)喜歡過的女孩:

“那么現(xiàn)在你是什么人呢?”女孩臉上第一次浮現(xiàn)出一絲好奇的表情。

“我不知道?!蹦泻⑾肓艘幌?,又說,“也可能,我根本就不是我自己?!彼⑿ζ饋?。

“你變了。你變得這么怪,”女孩說,“就像一個陌生人?!?/p>

“我已經(jīng)死過一回了。”男孩說。

“這話怎么講?”

“現(xiàn)在,我已經(jīng)不會再怨恨什么了?!?/p>

當人們試圖忘掉過去與歷史決裂時,當人們沉浸在勝利的狂喜和對幸福的憧憬時,凱爾泰斯卻心平氣和地接受了奧斯維辛的過去,宣布了自己的第一次死亡。在《為了未誕生孩子的祈禱》中,壯年克維什通過拒絕生子再次表達了對自己現(xiàn)實生存的否定。在《筆錄》中,老年作者在東歐劇變后的新時代里,又一次宣布了自己的死亡:“我的軀體已被刺得體無完膚……雖然,看上去我是在乘著火車旅行,但是列車上所運載的卻是一具尸體。我已經(jīng)死了?!痹凇读硪粋€人》中,在去國外講學的列車上,作者透過兩個陌生女人的眼睛,又看到了一個“不知道是睡著,還是已經(jīng)死了”的老人。

凱爾泰斯的死亡并不是指肉體的死亡,而是一個時期、一段經(jīng)歷在一個個體生命中的逝去;凱爾泰斯的死亡,其實正是作家所特有的冥思狀態(tài),他在宣布已死亡的同時,也宣布了自己——“另一個人”誕生。對凱爾泰斯來說,這種自覺自愿的死亡,是一種繼續(xù)生存的手段,是一種個人的鳳凰重生:“‘生活’歸根結(jié)底是屬于個人的,假如我們終于醒悟到我們的存在是錯誤的,那么我們大概只能——至少對一個個體而言——將死亡視為對這個錯誤的糾正?!?/p>

凱爾泰斯是一位勇敢的思想者,一位自虐的哲學家,他對生與死的理解遠遠超過了同時代人。有評論認為凱爾泰斯一生都在逃離奧斯維辛,這實際是一個誤解,凱爾泰斯不但從來沒有從集中營逃出,而且也從來沒有試圖逃出;在他來看,人類社會的歷史就是一次又一次地為自己設計、建造集中營的歷史,奧斯維辛只不過是一個被人類發(fā)揮到了極致的藝術形式而已,集中營將與人類歷史共同存在下去。在凱爾泰斯的所有作品中,都不厭其煩地想到、提到奧斯維辛,這不但是他作品的主題,也是他思想的靈感源泉——是啊,這是一種何等殘酷、何等痛苦的靈感!

在多瑙河邊的橋頭,他從幾個留著光頭、穿著迷彩服、手提棒球棍的“現(xiàn)代騎士”身上嗅到了殺氣騰騰的血腥;在極右翼集會的會場,他辨出一張張似曾相識的納粹面孔,看到了充滿歧視和憎恨的目光;在街燈昏暗的廣場上,一個突然跌倒的行人卻喚起他一連串恐怖的聯(lián)想;在音樂悠揚的巖洞劇場外,他卻聽到了處決犯人的槍聲,看到了父親腳上的鐐銬……奧斯維辛變成了凱爾泰斯生命中永遠揮之不去的夢魘。

在《另一個人》中,作者不止一次地描繪了這個夢境,解析了這個恐怖的符號:“這是一片平坦、空曠的風景,事實上很難稱之為‘風景’,仿佛是在世界的邊緣……在地獄般的砂礦深處,我突然看到一群衰弱的人們正奄奄一息地躺在那里,他們的臉上帶著紫紅色的瘀斑,其中的一個——那是一個男人,穿著一件無袖的毛線坎肩(那是A為我織的)——我記得非常清楚;(跟其他人一樣)他正溫馴地等待死神的降臨……在這個住著活人的‘萬人坑’里,沉寂令人窘促不安,人們躺在那里,沉浸在一種垂死的、痛苦的平和之中……他們一同靜候自己命運的終結(jié),帶著某種永遠不可能接近的高傲與平和?!?/p>

許多人對凱爾泰斯對奧斯維辛的執(zhí)著思考感到不解,人們不明白:既然奧斯維辛是一個世紀性恐怖,那么,作家為什么非但不試圖忘掉,反而更一味地咀嚼?為什么他不僅念念不忘,甚至在日?,嵤轮幸膊贿z余力地渲染、散布這種恐怖呢?凱爾泰斯認為:人們一旦忘掉了奧斯維辛,上帝也就失敗了,奧斯維辛的存在也就失去了意義?!吧系蹌?chuàng)造了人類,人類創(chuàng)造了奧斯維辛”。從某種角度講,奧斯維辛是人類的財富,即使人類不能避免它的重新出現(xiàn),但是至少應該學會在那里該如何生存。

上帝之所以使凱爾泰斯幸存,是因為選中了他來發(fā)現(xiàn)隱藏在奧斯維辛背后的警示。因此,作家每對奧斯維辛的一次回顧,就是對自己所做的一次死亡判決,也是對自己的一次重新受孕——這就是“另一個人”。

五、一個叫“凱爾泰斯”的另一個人

凱爾泰斯是這個世界、人類和時代的冷靜觀察者,當東歐人為改革而狂熱時,卻看到了歷史的陣痛:“在這個世紀里,一切都變得更真實,一切都變成了更真實的自己?士兵變成了職業(yè)殺手,政治家變成了罪犯,資本變成了用焚尸爐裝備的、龐大的殺人工廠,法律變成了骯臟游戲的游戲規(guī)則,世界的自由變成了大眾的監(jiān)獄,反猶太主義變成了奧斯維辛,民族意識變成了集體屠殺……人們完全出于習慣而說謊,而且每人都能一眼識破陰謀……”

在《另一個人》中,作者一針見血地指出了西方人自衛(wèi)背后的陰謀:“除了金錢之外,他們到底還要保衛(wèi)什么?……其自衛(wèi)的手段對所剩無幾的西方民主造成了更大的損害。這種自閉的恐慌重又娩出了阿道夫·希特勒,重又造就了程度不同的偏執(zhí)狂。金錢與權(quán)利的擁有,將與社會的徹底墮落相呼應,只要能夠救出可以救出的東西,最終又將以新的極權(quán)主義和新的社會災難作為代價從而尋求避難所,但是,這究竟是一種什么樣的‘避難’?這將是一種什么樣的極權(quán)主義呢?以后誰能說出,這種充滿威脅的意識形態(tài)將會擁有何種思想性?將會擁有何種至今尚未嘗試過、至今尚未失敗過的手段呢?”凱爾泰斯是一位預言家,早在90年代初,他就通過自己的觀察和思索,預料到了今天這一場場“以自衛(wèi)為幌子、以金錢為目的”發(fā)動的戰(zhàn)爭:“法西斯主義很快將要獲勝,很快將要統(tǒng)治整個世界,不過,這個法西斯主義不是從德國開始……”

從創(chuàng)作形式上看,《另一個人》的文學結(jié)構(gòu)與風格跟作家以往的作品不同,作家充分發(fā)揮了日記體、游記體的文學特點,在寫作中完全依照自己思維的脈絡,在表述中掙脫了結(jié)構(gòu)的約束,不再受時空的限制,寫人寫事寫情寫景,一切自然而然,水到渠成,語言風格自由灑脫,簡練精辟,將他的思想深度和文學功底體現(xiàn)得淋漓盡致,難怪有人認為《另一個人》是匈牙利文學中的一部散文杰作。跟哲思致密的《船夫日記》不同,《另一個人》給讀者留下喘息、回味的時空,我在翻譯過程中也更多地嗅到流動在漆黑暗夜里的空氣,看到在無垠天幕上隱約閃爍的靈慧之星。

名字,對凱爾泰斯來說只是人們稱呼他的一個代號。雖然,通過幾十年條件反射的訓練,他已經(jīng)學會了應答;但是,人們所叫的這個凱爾泰斯并不是那個活在凱爾泰斯軀殼內(nèi)的人。

國籍,對凱爾泰斯來說,只是一個被人敲錯了的印戳。他攥著匈牙利護照,卻像卡夫卡一樣永遠找不到“家的感覺”;他用匈語寫作,但不用匈語的邏輯思考,他試圖用匈語與人交流,但只聽懂了人們對自己的譏諷。

民族,對凱爾泰斯來說只是一個胎記,由于這塊胎記,人們一次又一次將他從人群中辨出,將他從一個牢籠拖進另一個牢籠,最后使他自覺自愿地將自己在一個與世隔絕的、二十八平方米的小屋里禁錮了三十五年。他在那里做孤獨的、自殺性的思考,他發(fā)現(xiàn)自己是一個并非猶太人的猶太人。

凱爾泰斯,是“另一個人”。這另一個人并非由誰轉(zhuǎn)變而來,而是作家通過自我剖析,還原了一個真正的自我。1999年,作家曾對《另一個人》的創(chuàng)作動機做了闡述:“和《船夫日記》一樣,《另一個人》也是取材于我的日記。當某一個人——準確地說是‘另一個人’——正從直至1989年為止所遭受的囚禁中走出的時候,正要跨進一個‘大世界’的時候,他并非試圖給自己冠以其他的什么身份,而是試圖保留住自己的身份?!?/p>

從形式上說,凱爾泰斯通過對自己存在的一連串疑問而否定了自己;然而,從實質(zhì)上講,他卻通過對自己勇敢的否定而證實了自己。如果說,凱爾泰斯在《為了未誕生孩子的祈禱》中——憑著一個集中營幸存者所經(jīng)受過的恐怖,憑著一個在獨裁統(tǒng)治下的茍活者所體驗到的痛苦,憑著他血脈里涌流著的猶太人與生俱來的苦難——用自己的意念扼殺了一條可能以肉體的形式延續(xù)自己生命的生命的話,那么在《另一個人》這部觸及靈魂的省思錄里,作家又憑著他哲學家的邏輯思考和藝術家的感性判斷,憑著他常人難以企及的勇氣和毅力,在經(jīng)過了半個多世紀樊籠中的牢獄生涯后,在經(jīng)過一次又一次的生死折磨后,終于用自己的手,用他自己的文字與思想,催生下了這個懷了半個世紀之久的孩子。

六、一段獄友般團結(jié)的愛情

在凱爾泰斯的十幾部作品里,或許《另一個人》是唯一涉及到愛情的書,但是并沒有平鋪直敘,只是在提供了兩個字母線索——A和M。她們是在凱爾泰斯生命中扮演過或扮演著重要角色的兩位女性(日記中提到的兩位旅伴)——亡妻沃什·奧爾碧娜(Vas Albina)和現(xiàn)任妻子凱爾泰斯·瑪格達(Kertész Magda)。

凱爾泰斯與奧爾碧娜相識于1953年9月14日,在布達佩斯的一家小咖啡館里,從屠刀下幸存后“對未來的絕望”將他倆人緊系在一起,當時凱爾泰斯二十四歲,奧爾碧娜三十三歲,并成為相依為命四十年的伴侶。作者在書中的最后一段感人至深地表述了他倆“獄友般的團結(jié)”,講述了他們“幾乎不可能的”愛情以及那段不幸中的幸福。在布達佩斯一間二十八平方米的小屋里,他倆生活了近四十年。在那個意識形態(tài)統(tǒng)治的極權(quán)時代,凱爾泰斯之所以生存下來,靠的是兩根精神支柱:奧斯維辛和奧爾碧娜。1995年妻子病逝,對凱爾泰斯打擊巨大,當我譯到下面這段文字時忍不住落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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