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jié)　青年時代的孟郊

以往對孟郊的研究，偏重于他的后半生，即他與韓愈、張籍等人相逢以后的文學活動，而對其科舉及第以前的弱冠、而立之年間的研究，由于資料闕如等原因，并未得以充分展開?！杜f唐書》卷一六〇、《新唐書》卷一七六所收的孟郊傳記以及韓愈的《貞曜先生墓志銘》（《韓昌黎集》卷二九）中，他青年時代的事跡幾近無載^〔1〕；其現(xiàn)存詩篇的大部分也為后半生之作，因此闡明其青年時代的活動并非易事。然而，考察他的文學，其前半生予以關(guān)注是非常必要的。

孟郊的文學基礎(chǔ)是如何建構(gòu)起來的是一個至關(guān)重要的著眼點，而這一點又與他與何人、有著何種交往有著密切的關(guān)聯(lián)。孟郊乃湖州武康人，而湖州在大歷至貞元年間有以顏真卿、皎然等人為中心的詩會的形成，并廣泛開展過各種各樣的文學活動。當時，郡齋、寺院一舉取代了宮廷詩壇，成為醞釀新文學潮流的場所，不僅給予地方官僚、也給予了包括在野的士人以及詩僧在內(nèi)的眾多社會階層以深廣的影響。孟郊與晚年的皎然有過往來，可以推測一定程度上有受其影響的一面。

同時，官僚社會里，同族前輩的存在，總會在他的行動上體現(xiàn)出或好或壞的影響力來。對于出身寒門、父親庭玢僅為崑山縣尉、祖父連名都無從知曉的孟郊來說，期待同族當中有權(quán)勢之人引薦的心情必是十分強烈的。而同族當中若年齡與境遇相近，倍感之親的同時也必生競爭之心，由此所帶來的心靈創(chuàng)傷也會愈深。孟郊與同族之人有著怎樣的往來、他是怎樣試圖跨越科舉及第、出仕這些障礙等問題，與他的文學雖沒有直接聯(lián)系，但這些卻是考察他的前半生所無法輕視的。眾所周知，孟郊科舉屢屢受挫，宦途每每艱辛。這一過程當中他所懷有的受害者意識在詩中亦有投影，不能單純將其停留在他的生平事跡平面上看待。針對以上提出的問題，本節(jié)試以孟郊與皎然、孟簡二人的交往為軸，來考察他青年時代的事跡與文學的關(guān)系。

一　與皎然的交往

皎然與他的詩會

中唐以后，既為僧侶又是詩人的所謂詩僧的活躍尤為醒目，成為一地文壇之中心人物的詩僧亦大有人在。從大歷年間至貞元前期，以湖州為活動中心的皎然，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孟郊與此時的皎然有過詩作往來。在這里，首先來探討孟郊與皎然的交往情況，并考察其意義。

皎然俗姓謝，字清晝，湖州長城人^〔2〕，與湖州武康人孟郊可謂同鄉(xiāng)。他在《七言述祖德贈湖上諸沈》（《晝上人集》卷二^〔3〕）中將謝靈運作為遠祖歌詠，實際上他并非屬于與謝靈運血脈相承的謝奕這一譜系，而是與謝奕之弟謝安同一血統(tǒng)。由其曾祖父至其父三代的事跡不詳可以推知，即便出身名門，業(yè)已敗落，等同于寒門。他盼出仕而應舉，卻在二十五歲左右宦途之念已斷絕的情況下，出家為僧的經(jīng)歷，也暗示出其門第之低。然而，其文學才華洋溢，正如南宋嚴羽所稱:“釋皎然之詩，在唐諸僧之上”（《滄浪詩話·詩評》第四十三條），在唐代眾多詩僧當中，皎然是出類拔萃的。他出家之后，主要以故鄉(xiāng)湖州及蘇州等江左之地為中心展開活動，結(jié)交周邊的地方官、眾多名士。除了與至德初年以一冊《茶經(jīng)》為人所知的陸羽結(jié)為“緇素忘年之交^〔4〕”外，還在大歷年間與顏真卿、皇甫曾等人頻頻舉行詩會，并相繼與韋應物、皇甫冉、顧況、李嘉祐等人作詩酬唱。特別是大歷八年（773）至十二年間，以在任湖州刺史顏真卿為中心所進行的聯(lián)句以及詩作唱和的詩會上，他與顏并駕齊驅(qū)，同為際會風云人物^〔5〕，這使他聲名鵲起。貞元五年（789），唐代的代表性詩論——其《詩式》五卷的匯總，加之貞元八年的德宗之命，其所著《晝上人集》十卷即入藏秘閣，這兩件事表明，雖然還未等到嚴羽的品評，作為詩僧，他的名聲已經(jīng)盛極一時。

說到皎然與孟郊的交往，作于興元元年（784）至貞元初年間的詩作有數(shù)首留存下來。皎然乃名士，年齡上也長孟郊一輩，所以應當是孟郊前去皎然門下登門造訪，并通過皎然才得以結(jié)識其他詩人的；皎然也同樣發(fā)現(xiàn)了這一后學士子的才能，似對其頗懷好感。直接贈給孟郊的詩現(xiàn)僅留存下來一首，即《五言答孟秀才》（卷一）。

羸疾依小院，空閑趣自深。躡苔憐凈色，掃樹共芳陰。物外好風至，意中佳客尋。虛名誰欲累，世事我無心。投贈荷君芷，馨香滿幽襟。

雖然孟郊所贈的原詩沒有留存下來，但是從此詩的收尾兩句可見對孟郊詩才之肯定。詩人與到自己養(yǎng)病的小院前來拜訪的孟郊一起，愛著這長滿青苔的庭院的幽靜，僅僅從在樹蔭下休憩交談這樣的場景設(shè)置中，即可窺見詩人對這位后學的鐘愛。

二人彼此唱和應答之作可見兩組。一組為皎然的《雜言浮云三章》（卷六）與孟郊的《答晝上人止讒作》（卷七^〔6〕）。皎然的詩作仿《詩經(jīng)》之體，內(nèi)容為詠嘆讒言人之害，詩在所附序中交代了作詩的意圖：“浮云，刺讒也。蓋取夫盛明之時，為浮云所蒙，非不明。小人比于君側(cè)，讒言熒惑，亦如浮云之害明。予覽古史，極觀君臣之際、敗亡之兆，生于讒慝。遂作是詩?！贝嗽姌O有可能是在某種特定的背景下所作，只是具體情形并非明了。

浮云浮云，集于扶桑。扶桑茫茫，日暮之光。匪日之暮，浮云之污。嗟我懷人，憂心如蠹。

浮云浮云，集于咸池。咸池微微，日昃之時。匪日之昃，浮云之惑。嗟我懷人，憂心如織。

浮云浮云，集于高舂^〔7〕。高舂濛濛，日夕之容。匪日之夕，浮云之積。嗟我懷人，憂心如惄。

此詩詩意了然，可以說很好地捕捉、運用了《詩經(jīng)》的風格。而孟郊的《答晝上人止讒作》一詩，詩題并無“浮云”二字，形式上也是五言詩，且并未采用歌謠的形式。但從內(nèi)容上看，仍可以判斷出是對《雜言浮云三章》的和答之作。

烈烈鸑鷟吟，鏗鏗瑯玕音。梟摧明月嘯，鶴起清風心。渭水不可渾，涇流徒相侵。俗侶唱桃葉，隱仙鳴桂琴。子野真遺卻，浮淺藏淵深。

此詩稍稍難于理解。首兩句似是將皎然的詩比作“鸑鷟吟”及“瑯玕音”來褒美；接下來四句將讒者（“梟”、“涇流”）與其無法侵擾的賢人（“鶴”、“渭水”）進行比照；隨后兩句以俗樂流行中雅聲之奏響來贊頌皎然的詩；末兩句將皎然比作師曠（字子野^〔8〕），若令皎然詩作響徹于世，則世可拋卻俗聲，而讒者以及由其掀起的“浮淺”風潮亦將平息。詩中由讒者與賢人、濁與清、俗與雅等對立概念為軸所構(gòu)成的邏輯框架及實用的詩語，都體現(xiàn)出了他的創(chuàng)作個性。

另一組詩乃送別一名為鄔傪之人踏上旅程之作。皎然詩為《五言送鄔傪之洪州覲兄弟》（卷四）。

年少足詩情，西江楚月清。書囊山翠濕，琴匣雪花輕。久別經(jīng)離亂，新正憶弟兄。贈君題樂府，為是豫章行。

關(guān)于鄔傪其人不詳^〔9〕，從詩中的描繪可以感覺到他的年少及未經(jīng)世故?！熬脛e經(jīng)離亂”一句，當指建中貞元之際的節(jié)度使聯(lián)合叛亂，特別是建中四年（783）至興元元年間的踐踏、蹂躪江淮各地的李希烈之亂，故詩約作于興元元年春。詩的第三、四句可作見青山之綠則即興賦詩，見飄飄飛雪則隨之奏樂解，以此褒揚其多才多藝。尾句雖然借用了樂府之題“豫章行”^〔10〕，但形式上依舊是五律。與此相應，孟郊詩為《同晝上人送鄔秀才江南尋兄弟》（卷七），可以認為是同期之作，但形式上卻是五古，并非統(tǒng)一。極有可能是選用了自己比較擅長的詩體。詩題雖也有將“鄔秀才”寫作“郭秀才”、“邵秀才”的版本，據(jù)皎然的詩作可以斷定此處寫作“鄔秀才”是正確的。

地上春色生，眼前詩彩明。手攜片寶月，言是高僧名。溪轉(zhuǎn)萬曲心，水流千里聲。飛鳴向誰去，江鴻弟與兄。

這首詩與上面的《止饞作》一樣，比皎然的詩難理解。從二詩均用庚韻這一點來看，其唱和的意圖很明顯，但二詩不僅形式相異，表達上也體現(xiàn)出孟郊一流的煉句功夫。第三句中的“片寶月”，應是“一片寶月”之意，暗指先前皎然贈予的詩作，從而與第四句一起，稱此乃皎然所贈，因得以拜見高僧雅作。第二句的“詩彩明”也可以認為是立足于贈與鄔傪的皎然等人的作品的表達。詩的第五句是說自此旅途遙遙，在托出“萬曲之心”的同時也表達了心之萬千波動；第六句以“水流”道出即使彼此遠離，心靈上卻是息息相通的。雖不是直接唱和之作，這首詩也有意識地應和著先寫就的皎然詩作。相比詩的整體流程上易于理解的皎然詩，孟郊顯然所作的是力求呈現(xiàn)自己獨特的創(chuàng)作個性之詩。孟郊向皎然尋求認同、在各個方面接受其影響的同時，可以說已經(jīng)有意識地打出了自己的個性大旗，向著具有自己獨特創(chuàng)作個性的方向前進了。

孟郊來皎然處拜訪，包括詩會的其他成員在內(nèi)，與他們交往的時間并不很長，但這段經(jīng)歷似乎深深地銘刻于心。在他的詩集中還保存著兩首皎然過世后回首往事所作的詩。下面依次列舉二詩。首先看《逢江南故晝上人會中鄭方回》（卷十）。

此詩附有“上人往年手札五十篇相贈云以為它日之念”這一題下注。關(guān)于鄭方回的生平事跡，據(jù)《新唐書》卷七五下《宰相世系表》中鄭氏·北祖的譜系載，為武城尉發(fā)之子，可見其名而不可得其詳^〔11〕。

相逢失意中，萬感因語至。追思東林日，掩抑北邙淚?？鸷D有遺文，江山舊清氣。塵生逍遙注，墨故飛動字?；臍П虧揪樱摕o青松位。珠沉百泉暗，月死群象閟。永謝平生言，知音豈容易。

以五十篇詩作相贈，足以見證是對孟郊詩人資質(zhì)的一種認同。在這里，或許源于失意之故，詩人對皎然所懷有的謝意，對沉醉于作詩應酬的往昔的追憶，更是表達得酣暢淋漓。行文亦率直奔放，無生僻晦澀之處。所用為人所習見的“慧遠”及“支遁”的典故，在表達對深懷文學之才的高僧的追慕上也是恰到好處。此詩的創(chuàng)作年代雖然無從考據(jù)，但從首句的“失意中”一語來看，詩當作于進士及第前。果若如此，則皎然離世的時間將在孟郊及第的貞元十二年以前^〔12〕。

另一首則作于孟郊晚年定居洛陽后，極有可能為元和六年（811）前后，緬懷與皎然以及陸羽曾有的交游，托返回湖州的陸暢帶至二人墓前之作《送陸暢歸湖州因憑題故人皎然塔陸羽墳》（卷八）^〔13〕。

渺渺霅寺前，白蘋多清風。昔游詩會滿，今游詩會空。孤詠玉凄惻，遠思景蒙籠。杼山磚塔禪，竟陵廣宵翁。繞彼草木聲，仿佛聞余聰。因君寄數(shù)句，遍為書其藂。追吟當時說，來者實不窮。江調(diào)難再得，京塵徒滿躬。送君溪鴛鴦，彩色雙飛東。東多高靜鄉(xiāng)，芳宅冬亦崇。手自擷甘旨，供養(yǎng)歡沖融。待我遂前心，收拾使有終。不然洛岸亭，歸死為大同。

首句的“霅寺”，乃湖州霅溪旁的興國寺，第二句的“白蘋”即位于霅溪附近的白蘋洲。據(jù)稱此處由梁太守柳惲《江南曲》（《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梁詩》卷八）中所詠“汀洲采白蘋，日落江南春”兩句而得名。從皎然《五言晦日陪顏使君白蘋洲集》（卷三）等幾首留存下來的作于此地的詩中，可以窺見此處曾是他們詩酒宴游之所?！拌躺健迸c“竟陵”，毫無疑問是指皎然與陸羽。皎然曾居住在湖州杼山的妙喜寺，他的墳墓被認為極有可能設(shè)在此處；而陸羽不但是竟陵人，且自號“竟陵子”，他的墳墓亦安置在湖州。孟郊與陸羽也過往甚密，貞元二年（786），陸羽在江西上饒修建山居之時，孟郊前去拜訪，并作《題陸鴻漸上饒新開山舍》（卷五）一詩。此外，“磚塔”乃火葬后存放僧侶骨灰的磚塔，這里意指墳墓。同時，“廣宵”乃死后的世界，陸機《挽歌詩》（《文選》卷二八）中有“廣宵何寥廓，大暮安可晨”（“廣”，五臣注為“壙”）兩句?！八q”與“叢”意思相同，這里當指被灌木以及雜草所覆蓋的二人的墓地。由與“京塵”成對出現(xiàn)這一點來看，“江調(diào)”一語可以認為是指曾在江南之地親密交往過的皎然等人的詩風。這一詩語在孟郊的詩中幾度出現(xiàn)，下文也將提及。此詩收尾處的“洛岸亭”，是指孟郊在洛陽的立德坊構(gòu)筑新居后，于居所前潺湲流淌的河川旁修筑的生生亭（卷五收有《生生亭》一詩）。對孟郊來說，此詩可稱之為風燭殘年之作，此時重新追懷與皎然、陸羽的交往，視與他們曾有過的文學交流為難能可貴的經(jīng)歷這一點猶為引人注目。

雖然是一種反復申說，三十五歲左右至四十歲之前的數(shù)年里與皎然的交流，對孟郊來說，堪稱其生命流程中彌足珍貴的體驗。在其踏入官僚社會之前，即一名不聞之時，僅此就帶給了他此后的行動以及文學傾向不可小視的影響。

與皎然的交往所具有的意義

在皎然以及與他有過交往的人們之間，存在著探索新文學的熾熱與執(zhí)著。這里想論述在這種文學活動當中，他與孟郊的關(guān)系上引人注目的幾點。首先是聯(lián)句的創(chuàng)作。以顏真卿、皎然、皇甫曾等為中心所舉行的詩會上產(chǎn)生了眾多的聯(lián)句作品。這些聯(lián)句所具有的特征、以及與元和時期的聯(lián)句的關(guān)系等問題，在蔣寅《大歷詩人研究》（中華書局，1995）一書中已有論述，毋庸敷述。這里僅期引起注意的是，詩會上作為即席文學的聯(lián)句所具有的趣味性有當?shù)靡栽僬J識之處?！度詳M五雜組聯(lián)句八首》、《七言大言聯(lián)句》、《七言小言聯(lián)句》、《七言醉語聯(lián)句》（以上皆出自《晝上人集》卷十）等富有游戲意味的詩作以及《五言月夜啜茶聯(lián)句》、《五言夜宴詠燈聯(lián)句》（與上同）等歌詠雅宴之貌的詩作等，在繼承南朝此類詩作框架的同時，可謂開辟了新時代的聯(lián)句。而且，有別于宮廷詩壇，在地方詩會這一新場所重新展開聯(lián)句創(chuàng)作的這一舉動，或許也是地方的文學集團自信足以引領(lǐng)時代的表現(xiàn)。所以，他們的聯(lián)句也必定會帶給沒有參加詩會的人們以影響。孟郊當時雖不在場，但詩人們的詩作他肯定是通覽過的，從而得以體味到聯(lián)句這種文學樣式的趣味性的可能性極大。孟郊、韓愈等人的聯(lián)句與皎然的聯(lián)句特征迥異，可稱作后者的直接傳承的當推白居易、劉禹錫等人的聯(lián)句。然而，先于劉、白，早在貞元年間孟郊既已嘗試聯(lián)句創(chuàng)作的這一背景上，卻可以認為是受到皎然等人聯(lián)句影響作用后的產(chǎn)物。隨后，由遇到韓愈這一得心應手的和詩對象，繼而才開拓出以《城南聯(lián)句》為代表的內(nèi)容、形式皆煥然一新的聯(lián)句世界。關(guān)于孟郊與韓愈的聯(lián)句，將在后面作詳細闡明。

《城南聯(lián)句》中有這樣一節(jié)，“惟昔集嘉詠，吐芳類鳴嚶。窺奇摘海異，恣韻激天鯨。腸胃繞萬象，精神驅(qū)五兵。蜀雄李杜抜，岳力雷車轟。大句斡玄造，高言軋霄崢。芒端轉(zhuǎn)寒燠，神助溢杯觥”。這里以假定在城南之地召開的詩會的方式，表達了試圖通過文學去建造世界的雄心壯志，從某種意義上講是最大限度地追求文學各種可能性的元和時期文學傾向的一種代表性內(nèi)容。原本這樣的詩句正與韓愈、孟郊的創(chuàng)作個性相符，是彼此唱和的產(chǎn)物。只是，孟郊與韓愈一同，在其對文學所持有的探求姿態(tài)、在其培植建構(gòu)對新文學樣式興趣的基礎(chǔ)部分上，有受皎然以及他的詩會的影響的可能性是不能否認的。正像皎然的《詩式》就是一個力證一樣，在詩會上，對詩歌理論的探究曾經(jīng)風行一時，探求新文學的熱情也一度高漲。孟郊雖然沒有理論性著作，然而其力求在詩的世界里開創(chuàng)出一片新領(lǐng)域的姿態(tài)上，可以認為皎然等人對詩論探究的身體力行對其有著不小的影響。這一點并沒有明文記錄或是以作品的形式明了地予以證實，但是作為構(gòu)成孟郊文學基礎(chǔ)的一個側(cè)面卻值得我們思考。

若從文學探究的角度出發(fā)，尊重、模仿前代的哪些詩人或作品這一點也是值得關(guān)注的。就皎然來看，首先《詩式》里列出的是李陵、蘇武、《古詩十九首》、曹植、劉楨、謝靈運。關(guān)于謝靈運，有“上躡風騷，下超魏晉”的高度評價，因其為皎然之祖先，說是理所當然亦尚無不可。這里更應予以關(guān)注的是，書中對建安文學中曹植、劉楨的高度評價：“鄴中七子，陳王最高。劉楨詞氣，偏正得其中，……與十九首其流一也”。而且并非僅僅在《詩式》中，在皎然的詩作當中，也可以看到像《五言奉和陸使君長源水堂納涼效曹劉體》（卷三）、《奉送袁高使君詔徵赴行在效曹劉體》（卷四）這樣詩題當中有“效曹劉體”字樣的詩例。在建安諸士中，特別論及曹植、劉楨二人并非少見之事。鐘嶸《詩品》即在上品中依次列出了曹植、劉楨還有王粲的名字，且給予曹劉二人以更高的評價^〔14〕。繼而后代，《滄浪詩話·詩體》篇將“曹劉體”作為詩體的一種進行分類也是眾所周知的。由此看來，將曹植、劉楨的詩作為一種典范加以推崇并不單單僅限于皎然一人，然而，在詩題中標榜出效仿其詩風的這種積極姿態(tài)，依舊是值得注目的^〔15〕。另一方面，孟郊對建安文學的風格也是推崇有加，在《招文士飲》（卷四）中可以看到“曹劉不免死，誰敢負年華”以及《贈蘇州韋郎中使君》（卷六）中“塵埃徐庾詞，金玉曹劉名”等這樣的詩句，可見其在建安文學當中對曹植、劉楨尤為推重。孟郊與韓愈等人同為具有濃厚復古主義文學傾向的詩人，所以他對建安、特別是曹劉文學懷有推崇之意看上去是理所當然，《贈蘇州韋郎中使君》被推定為貞元六年之作，而他在與皎然、韋應物等人的交往之中已經(jīng)表現(xiàn)出這種思考意向，這一點應當引起注意^〔16〕。從這一意義上講，不能忽視以皎然為中心的詩人們整體上所具有的尚古的文學傾向。與皎然一起為詩會倡導者的顏真卿，正像對待安史之亂尤為態(tài)度決絕那樣，是一位忠義剛直的政治家。他的思想對詩會的成員們來說當起過中流砥柱的作用。他亦以書法家的身份為元德秀（魯山）的碑文親筆揮毫。元德秀與古文運動家李華、蕭穎士等人有過交往，孟郊在《吊元魯山十首》（卷十）等詩當中表達了對他的景慕，對持有復古主義思想的人來說他是富有象征意義的存在。他與酷愛陶淵明、擅長古體詩的韋應物自不待言，與皎然、陸羽等人也都處于同一文學傾向之下^〔17〕。從而，雖然不能說孟郊推崇建安文學、懷有復古主義的文學思想是受皎然等人的直接影響，但在他將此作為支撐自己文學的支柱之一而高擎的背景上，來思考湖州與蘇州詩會的存在，也未必是一種牽強附會。

以上是從皎然等人文學活動的角度所進行的分析。若從孟郊的角度來看，最值得留意的是“江調(diào)”一詞。由《送陸暢歸湖州因憑題故人皎然塔陸羽墳》中的“江調(diào)難再得，京塵徒滿躬”一句始，至《與王二十一員外涯游枋口柳溪》（卷五）中的“江調(diào)擺衰俗，洛風遠塵泥”、《奉報翰林張舍人見遺之詩》（卷七）中的“江調(diào)樂之遠，溪謠生徒新”等詩句，這一詞在其詩中反復出現(xiàn)過。除孟郊以外，“江調(diào)”在其他詩人的詩作當中卻難以發(fā)現(xiàn)。這一詞或許是他個人獨創(chuàng)之語，從字面上來理解當指江南之地的樂曲。由此，則有南朝宋劉鑠《擬行行重行行》（《文選》卷三一）中“悲發(fā)江南調(diào)，憂委子衿詩”一句，參考李善注中所引的漢樂府《江南》，將“江調(diào)”作為江南的民歌來理解也是可能的。實際上，孟郊在《城南聯(lián)句》中所言“菡萏寫江調(diào)”（此句后附有韓愈的詩句“萎蕤綴藍瑛”）極有可能是作為與采蓮相關(guān)連的民歌這一內(nèi)容來使用的。然而，由上面三首詩皆屬其晚年之作來看，內(nèi)容上絕非如此單純。不僅《送陸暢》一詩如此，《與王二十一員外涯游枋口柳溪》中，“江調(diào)”與“洛風”這一對詞語分別指江南游歷期間的詩作與在洛陽定居以后的詩作——華忱之、喻學才在《孟郊詩集校注》中所作的這一解釋似更為妥當。雖然“江調(diào)”在《翰林張舍人》中與“溪謠”成對出現(xiàn)時的解釋還存有商榷余地，若從孟郊自述文學與處世的作品整體上來看，“江調(diào)”依舊應該作為其在江南所習得、形成的詩風及作品去理解。如賈晉華在《皎然年譜》一書中所說，“江調(diào)”一語指皎然等活躍于江南之地的詩人的作品及詩風，孟郊的詩中反復使用這一詞語，表達了孟郊對皎然始終如一的尊敬之情，這樣去理解應該是更合適的。基于以上看法，我們也可以認為，皎然與其詩會所具有的意義對孟郊來說，都曾是極為重要的。此外，從交往的意義這一視點來看，雖然與文學并非直接相關(guān)，但在與孟郊的交往上具有相對重要意義的人物當中，通過皎然或者以其為中心的詩會得以結(jié)識之人不占少數(shù)這一點是不該忘記的。韋應物、陸羽如此，后來孟郊曾幾度寄身于其門下，得到其庇護的陸長源也如此，兩次獻上詩作的包佶以及孟郊的主試官呂渭等人，都有通過皎然的介紹而得以相識的可能性^〔18〕。在孟郊的交際網(wǎng)中，與韓愈、張籍、李翱等這一群體的交往以及由他們的介紹繼而派生的交往所具有的重大意義，長期以來一直受人注目。然而，在江左一帶，以皎然為中心所實現(xiàn)的交往，應該說也同樣具有著重要意義。對于不受仕途眷顧的孟郊來說，二者均為不可或缺的重要人際關(guān)系。

大歷九年（774），在顏真卿主辦的詩會上所促成的聯(lián)句《水堂送諸文士戲贈潘丞聯(lián)句》（《顏魯公文集》卷十五）中，陸羽這樣描繪此次詩會:“會異永和年，才同建安作”，將在蘭亭和鄴都的文人們的雅聚引為例證，歌詠了詩會的盛況。然而，這里的“永和”和“建安”并非僅僅局限于這一單純內(nèi)容。實際上詩人在選擇使用典故的同時，作為他們文學志向、典范的對象已經(jīng)自然地被溶入到典故當中了。雖然孟郊與皎然、陸羽的交往是后來之事，但在這種詩會氛圍的熏陶下，孟郊也必定將其作為營養(yǎng)成分而加以攝取，至于是否產(chǎn)生了關(guān)涉到詩風的直接影響姑且不論，他以各種不同的方式所得到的收獲亦頗豐。后來，在孟郊的兩首存留下來的對皎然的追懷之作也間接印證了這一事實。雖然孟郊的創(chuàng)作個性在與韓愈相識之后才得以充分發(fā)揮，但在此之前曾帶給他的使其順利走上詩人道路的有形無形的影響這一點上，皎然等人的存在是具有無可否認的重要意義的。它是孟郊在此之后作為詩人從事各種活動的立足點，這是毫無疑問的。

二　孟簡與孟氏一族

與孟簡的關(guān)系

在孟郊現(xiàn)存的作品當中，科舉及第前的創(chuàng)作不在少數(shù)，而可以斷定為以樂府及詠懷為中心、敘述具體事例或與人交往的創(chuàng)作并不多。然而其中贈予同一宗族孟簡的作品，涉及到他的應試、及第的詩卻有六首留存下來，這在考察孟郊及第以前的生平事跡上，為我們提供了一個依憑。而且，他們之間的交往一直延續(xù)至后來，從中可以窺見孟簡的存在對孟郊來說所具有的分量。由此，在了解孟郊的生平事跡時，有必要將他與孟簡的關(guān)系作一整理。

孟簡傳見于《舊唐書》卷一六三以及《新唐書》卷一六〇。據(jù)二書，孟簡字幾道，平昌（隸屬德州，今山東省北部）人，武則天當朝時官為同州刺史的孟詵之孫。只是平昌一地以顯貴家族聚居而著稱，從后面給出的孟郊的作品等來判斷，他的籍貫應在江南。歷任諫議大夫、常州刺史、浙東觀察使、山南東道節(jié)度使、太子賓客等官職，卒于長慶三年（823）十二月，享年無記載，生年亦不詳。孟郊稱其為從叔（十六叔），不可知是否乃近親。其年齡當于孟郊相差無幾，由韓愈《貞曜先生墓志銘》中“初先生所與俱學同姓簡，于世次為叔父”的記載也同樣看不出其輩分的相異。

孟簡科舉及第之年無從知曉，且徐松《登科記考》卷二七“附考”中兩處提及孟簡，分別為：“郊之叔，見孟郊詩”；及“《舊書》本傳，簡字幾道，平昌人?！创伺c孟郊之叔別是一人”。然而，孟簡，字幾道，乃孟郊之從叔一如《貞曜先生墓志銘》所載，且孟郊與韓愈共同詠賦的《雨中寄孟刑部幾道聯(lián)句》中也標記明晰，《登科記考》中“別是一人”的判斷顯然是錯誤的。同時，《登科記考》以《唐詩紀事》卷四一中的逸事為依據(jù)，將孟簡的登第時間記為元和中，這種類似小說的逸聞趣事當不足為信^〔19〕。

雖非直接資料，同時代李觀《貽先輩孟簡書》（《全唐文》卷五三三、《李元賓文編》外集卷二）一文值得關(guān)注。文中記有“仆長于江表，今未弱冠”一句。李觀于貞元十年（794）二十九歲時離世（韓愈《李元賓墓志銘》），若他在二十歲之前既以“先輩”來稱呼孟簡的話，孟簡的及第當在興元元年（784）前。雖然無確鑿證據(jù)證明此“孟簡”與所論孟簡乃同一人物，但由李觀曾居于蘇州來看，無論是時間還是地域上都是比較相符的。倘以上推斷屬實，則孟郊在孟簡前赴應舉時所贈的下面兩首詩，當作于建中四年前。

《山中送從叔簡赴舉》（卷七）

石根百尺杉，山眼一片泉。倚之道氣高，飲之詩思鮮。于此逍遙場，忽奏別離弦。卻笑薜蘿子，不同鳴躍年。

《山中送從叔簡》（卷七）

莫以手中瓊，言邀世上名。莫以山中跡，久向人間行。松柏有霜操，風泉無俗聲。應憐枯朽質(zhì)，驚此別離情。

據(jù)上面《貞曜先生墓志銘》的記述，孟郊與孟簡曾一同攻讀準備應考。當時，在寺院等地，借其藏書埋頭苦讀之人不在少數(shù)，他們二人也極有可能利用了該場所。詩題的“山中”一語也讓人作此想。只是，此“山中”具體為何處無從考據(jù)。這兩首詩，將身處之地描繪成遠離俗世的隱逸場所，無非是一種詩語表達，倒不如說在“卻笑薜蘿子，不同鳴躍年”二句中，可以真切感受到在科舉應試上自己雖然落在后面卻不甘服輸?shù)那榫w。

《貞曜先生墓志銘》中，在評點了孟郊詩的精妙處后，載有“有以后時開先生者，曰，吾既擠而與之矣，其猶足存邪”這段意味深長的逸聞，接下來有“年幾五十，始以尊夫人之命來集京師，從進士試，既得，即去”的記載。淡泊名利、一應試即中舉這樣的寫法原本是一種文辭修飾，若是“尊夫人之命”而應試科考，且在其中年之后，那么他在青年時期，特別是二十幾歲時有著怎樣的生活就留有疑問?？上В瑳]有相關(guān)資料可待解譯?！杜f唐書》其傳中也僅有“少隱于嵩山，稱處士”的記載（《新唐書》卷一七六傳中亦基本相同），不說事實與可供考證的資料，連可以成為旁證的記事也不可獲取。然而，不可完全否認，由此記述，孟郊青年時代的生活通過何種方式而得以反映的可能性卻是存在的。雖是后來之事，孟郊接受在洛陽的選官調(diào)職而得溧陽縣尉一職后，不僅在洛陽的立德坊營置了新居，更有《貞曜先生墓志銘》所記“葬之洛陽東其先人墓左”，可見，他與洛陽之緣非淺。雖是后期之作，他亦有作于嵩山的作品。所以，即便沒有旁證，依現(xiàn)狀，“少隱于嵩山”也不能排除并非是一種誤傳的可能^〔20〕。

繼上面二首，孟郊還有得知孟簡金榜題名后所作詩篇留存下來?！吨壑邢灿鰪氖搴?，別后寄上，時從叔初擢第歸江南，郊不從行》（卷七）

一意兩片云，暫合還卻分。南云乘慶歸，北云與誰群。寄聲千里風，相喚聞不聞。

由詩題可知這是孟簡應試告捷返鄉(xiāng)途中，與孟郊的意外相逢。由“北云”對“南云”這一交代，孟郊此時或居于“北”，抑或非“北”行而不可，至于這“北”指何處、緣何向北卻難確考。在華忱之《孟郊年譜》中，此詩被認為作于貞元七年孟郊赴長安趕考時，據(jù)此這一年當正是孟簡及第之年。然而，單從上面李觀的文章來看，孟簡的及第是在興元元年以前，而孟郊的初次應試則早于貞元八年，從任一角度看這一系年都是不正確的。若是應試以外目的的北行，那么此行或是投奔某人之旅，或是洛陽附近有其一生活居所。實際上，在興元元年，始于數(shù)年前的藩鎮(zhèn)叛亂依舊氣焰囂張，以至于連德宗也無奈逃至奉天，若是這一非常時期居于黃河流域，當是存在迫不得已的特殊理由的。關(guān)于這些問題，因其他可供參考的資料闕如，暫且作為疑問擱置在此。

至于孟郊個人的科舉應試，據(jù)華忱之《年譜》提出貞元八年初次參試并落第一說以來，學界大多沿襲此說，直至后來賈晉華在《華忱之〈孟郊年譜〉訂補》一文中以及《皎然年譜》中，提出孟郊在貞元四年應試并落第一說。孟郊有《嘆命》一詩（卷三）：

三十年來命，唯藏一卦中。題詩怨問易，問易蒙復蒙。本望文字達，今因文字窮。影孤別離月，衣破道路風。歸去不自息，耕耘成楚農(nóng)。

賈晉華據(jù)此詩，認為可以將孟郊落第看作是他三十幾歲時的經(jīng)歷（貞元八年，孟郊四十二歲），同時，他在貞元六年所作《春日同韋郎中使君送鄒儒立少府扶侍赴云陽》（卷八）詩，末尾

獨慚病鶴羽，飛送力難崇。

乃傾述自身的失意落第，加之《贈李觀》（自注，觀初登第）（卷六）詩的起始

昔為同恨客，今為獨笑人。捨予在泥轍，飄跡上云津。

這樣的道白，賈晉華認為與貞元六年落第的李觀同樣，孟郊在貞元八年以前既已有過落第的慘痛體驗，以這些為佐證從而提出了此說。除此以外，《上包祭酒》（卷六）詩的末尾有：

愿將黃鶴翅，一借飛云空。

而《贈萬年陸郎中》（卷六）詩的末尾：

江鴻恥承眷，云津未能翔。徘徊塵俗中，短毳無輝光。

分別是乞求獲得包佶與陸長源舉薦的詩句。包佶在貞元元年六月至四年夏任國子祭酒，而陸長源為萬年縣令則是貞元三、四年時，據(jù)此得出孟郊在貞元四年春應試落第之說。此說雖無確證，但賈晉華之說比起華忱之來，可謂更具有充足的說服力。

下面這首《貧女詞寄從叔先輩簡》（卷一）被認為是孟郊初次落第后即贈予孟簡的詩作。

蠶女非不勤，今年獨無春。二月冰雪深，死盡萬木身。時令自逆行，造化豈不仁。仰企碧霞仙，高控滄海云。永別勞苦場，飄游無垠。

由詩題中僅冠有“先輩”一稱，可知孟簡當時還未在吏部試中及第。若他是在興元元年之前科舉及第，那么距其任官則經(jīng)歷了漫長的一段時間，而這其中，似乎也關(guān)涉到孟簡的家庭內(nèi)部之事。接上面李觀的書信，下文這樣寫到：“是以昨晝徒步奉尋所居，將拜足下先丈人之靈，問足下不滅之戚。如何稱倦哭泣，輒安床褥，辭以有疾，坐而誣我。人子喪禮，豈其然乎？”可見李觀前去拜訪問候之時，孟簡正處服喪中。若服父喪，期間則不得應試，由此貞元四年依舊未能任官也不足為怪。

貞元九年正月，孟簡與孟郊等人曾于大雁塔上署名^〔21〕，其名前冠以“校書郎”三字。由此可知，他至上一年的貞元八年前業(yè)已榮登博學宏詞科，由孟郊《送從叔校書簡南歸（一作東游）》（卷八）與《感別送從叔校書簡再登科東歸》（卷七）二首，登科時間當為八年春。前詩的開頭詠為：

長安別離道，宛在東城隅。寒草根未死，愁人心已枯。

而后詩的末尾有

獨恨魚鳥別，一飛將一沈。

之嘆，從中可以窺知孟簡的及第與孟郊自身的落第當屬一年。

如此一來，捷足先登跨入官場的孟簡，在藐視依舊跋涉于應試途中的孟郊的同時，基本上實現(xiàn)了自己一帆風順的出仕夢想。對于既同族、且有過共學經(jīng)歷的孟郊，他似乎并非充滿好感。貞元十二年，孟郊終于及進士第時，既沒有示意于孟簡之詩，也沒有向他援求引薦之詩留存下來。而且原本也看不出孟簡為了孟郊的及第以及出仕做過何種努力。問題具體出在孟郊身上，還是如李觀憤怒于他的態(tài)度那樣，一切源于孟簡的人品，個中詳情不可細知。由留存下來的詩文來看，貞元九年后，二人曾斷絕過交往?？梢源_知再次延續(xù)交往的作品，則在永貞元年，孟郊結(jié)束溧陽縣尉任職，護送母親前往義興自家一族的莊園之際，孟簡所作《送東野奉母歸里序》（清，凌錫麒《德平縣志》卷一一《藝文》引）。

秋深木脫，遠水涵空，升高一望而客思集矣。而東野于此時復奉母歸鄉(xiāng)，臨崖岐袂，贈別之詩于是焉作也。夫道茂者隨物而安，學至者緣情而適。東野學道守素，既以母命而尉，宜以母命而歸，應不效夫哭窮途歌式微者矣。若夫悲秋送遠之際，瞻顧黯然，此江淹之所以銷魂也，況吾儕乎。

按韓愈《貞曜先生墓志銘》云“從進士試，既得即去。間四年，又命來選為溧陽尉，迎侍溧上”，可以推知孟郊任溧陽縣尉乃貞元十七年，接上文，又有“去尉二年，而故相鄭公尹河南，奏為水陸運從事，試協(xié)律郎”一段記載，以及孟郊《乙酉歲舍弟扶侍歸興義莊居后獨止舍待替人》詩（卷三），可知他辭去尉職乃永貞元年。此外，孟郊在溧陽縣未能盡縣尉之職而被削俸至半一事，陸龜蒙《書李賀小傳后》（《甫里先生集》卷一八）中有詳細載錄^〔22〕。作此序文時，孟簡在尚書省員外郎（倉部員外郎抑或刑部員外郎）任。時值秋季，至于作于何處在文中難以確知。若正值孟郊為謀下一官職前往京師，那么可以設(shè)想序文乃作于送別之際。在“送序”這一內(nèi)容上并無特別值得探討之處，只是序文中“既以母命而尉，宜以母命而歸”，對“母命”的強調(diào)十分引人注目。孟郊對其母的體貼關(guān)愛，在家喻戶曉的《游子吟》（卷一）中已所見了了，而韓愈、孟簡的文章中表述其母存在的舉足輕重，在考察孟郊人品時當是不可忽視的一點。

孟郊于翌年的元和元年，很可能是為了謀職求官前赴京師，不期而遇從貶謫地返回的韓愈，二人集中進行了聯(lián)句的創(chuàng)作。其中即有《雨中寄孟刑部幾道聯(lián)句》。孟郊與韓愈的聯(lián)句共有十三首留存下來，詩題中可見人名的聯(lián)句僅二首，尚有一首為約作于貞元十三年秋至十四年初春的《贈劍客李園聯(lián)句》?！皠屠顖@”為何許人不甚明了，所以創(chuàng)作背景亦模糊不清。而這首體現(xiàn)孟郊與孟簡關(guān)系的聯(lián)句，不僅孟郊的態(tài)度可覽，尚可窺察韓愈的觀點，可謂饒有意味。全詩共六十句，最初為兩句一交替，后半部分則洋洋灑灑十句一交替，最后以十二句一交替為終結(jié)。在一篇詩作中不受限制、自由更換彼此擔當?shù)木鋽?shù)乃韓孟聯(lián)句的一大特征，此點在后面聯(lián)句一章中另作匯總。

秋潦淹轍跡，高居限參拜（愈）。耿耿蓄良思，遙遙仰嘉話（郊）。一晨長隔歲，百步遠殊界（愈）。商聽饒清聳，悶懷空抑噫（郊）。美君知道腴，逸步謝天械（愈）。吟馨鑠紛雜，抱照瑩疑怪（郊）。撞宏聲不掉，輸邈瀾逾殺（愈）。檐瀉碎江喧，街流淺溪邁（郊）。念初相遭逢，幸免因媒介。祛煩類決癰，愜興劇爬疥。研文較幽玄，呼博騁雄快。今君軺方馳，伊我羽已鎩。溫存感深惠，琢切奉明誡（愈）。迨茲更凝情，暫阻若嬰瘵。欲知相從盡，靈珀拾纖芥。欲知相益多，神藥銷宿憊。德符仙山岸，永立難欹壞。氣涵秋天河，有朗無驚湃（郊）。祥鳳遺蒿鷃，云韶掩夷靺。爭名求鵠徒，騰口甚蟬喝。未來聲已赫，始鼓敵前敗。斗場再鳴先，遐路一飛屆。東野繼奇躅，修綸懸眾犗。穿空細丘垤，照日陋菅蒯（愈）。小生何足道，積慎如觸蠆。愔愔抱所諾，翼翼自申戒。圣書空勘讀，盜食敢求嘬。惟當騎欵段，豈望覿珪玠。弱操愧筠杉，微芳比蕭薤。何以驗高明，柔中有剛夬（郊）。

是年當是秋雨連綿，此聯(lián)句之后他們亦作有《秋雨聯(lián)句》。聯(lián)句由受秋雨阻隔無法前去拜謁，得以想見孟簡詠起。每兩句一交替的前十六句，不斷變換表達方式的同時兼以贊頌孟簡，抒發(fā)了想見君而不得見的悵憾。在每十句一更替之處，韓愈回憶自己與孟簡的初相逢，將飛黃騰達的彼與受挫失意的己對比寫來，以求引薦。而孟郊則采用了比喻的手法贊揚了孟簡的德高望重，在避開直接表達之處相反給人以冷淡疏遠之感。最后的每十二句一交替之處，韓愈繼續(xù)反復著自己與孟簡的對比，以“斗場再鳴先，遐路一飛屆”贊其一表英才，繼而以“東野繼奇躅，修綸懸眾犗”二句將孟郊也列入褒揚行列，贊頌孟氏一族的卓異。只是在“穿空細丘垤，照日陋菅蒯”等處，表現(xiàn)得過分謙遜，當作為聯(lián)句所固有的游戲性質(zhì)來看待為佳。繼韓愈之語，孟郊自謙訥于處世的自己無法與孟簡相提并論，而收尾兩句等處卻可窺見他的強烈自負。雖然聯(lián)句的具體創(chuàng)作背景不明，但是此乃贈予二人共識的身為朝廷達官的熟人、以求引薦之作卻是確實的。如此讀來，比起使用更直接表達方式的韓愈，心存戒備的孟郊，更給人留下淡漠疏遠之感。正像科舉及第前的詩中不見其對于情感的直接傾吐，這或許也是緣于聯(lián)句這一形式本身，然而，其后二人的關(guān)系在孟郊心里投下陰影的可能性也不能否認。

孟郊于此元和元年冬，應河南尹鄭馀慶之邀，作為河南水陸運從事、試協(xié)律郎任職于其幕下，不久即在洛陽營置了居所。直至此后的九年八月，再度受已為山南西道節(jié)度使的鄭馀慶之邀，赴任興元軍參謀一職的途中謝世之前，一直居于洛陽。其間，可見與孟簡交往的詩有二首。一首為《同從叔簡酬盧殷少府》（卷七），乃是與登封縣尉盧殷的唱酬之作。華忱之《年譜》中認為此詩作于元和三年，此推算應不會有大的出入。孟郊別有一首《吊盧殷十首》（卷十），他與盧殷的交往值得人關(guān)注，而成為二人交往契機的上詩，是與孟簡同時而作這一點顯得耐人尋味。韓愈在《登封縣尉盧殷墓志》（《昌黎先生集》（卷二五）中，在盧殷友人中列出了孟郊與孟簡的名字，很可能是孟簡將盧殷介紹給孟郊的。只是從詩作內(nèi)容上無法窺見個中經(jīng)緯。另一首為《送諫議十六叔至孝義渡后奉寄》（卷七）。這是元和六年孟簡由諫議大夫貶謫至常州刺史，在洛陽城東孝義渡送別時的作品。

曉渡明鏡中，霞衣相飄。浪鳧驚亦雙，蓬客將誰僚。別飲孤易醒，離愁壯難銷。文清雖無敵，儒貴不敢驕。江吏捧紫泥，海旗剪紅蕉。分明太守禮，跨躡毗陵橋。伊洛去未回，遐矚空寂寥。

孟簡具體赴任的時期不甚明了，詩中亦無季節(jié)性詩語，由孟郊《看花五首》（卷五）其三中的“芍藥吹欲盡，無奈曉風何。余花欲誰待，唯待諫郎過”（華忱之將此處的“諫郎”解作孟簡當是正確的）來推測，時當暮春。孟郊于四年喪母，兄弟們也皆居江南。孟簡在行旅途中能特來看望自己定是讓人歡喜萬分的，而孟簡也要遠去江南所帶來的孤寂也必然是無法掩飾的。這首詩蘊含著久違了的充沛、豐富的感情抒發(fā)，詩人在保持自己矜持態(tài)度的同時，亦流露出與交往多年的伙伴分離的依依不舍。元和六年對孟郊來說，實際上是傷情離別之年。此年秋，原為河南縣令的韓愈任職職方員外郎返回長安，而他的庇護者鄭馀慶也將于冬季作為吏部尚書奔赴長安。無法獲悉當時他是否已經(jīng)預感到終將至身邊蕭索孑然一人的命運，但這首向?qū)ψ约何幢爻錆M好感的孟簡所表達惜別深情的詩，過后看來別富象征意味。

至于與遠去江南后的孟簡是否依舊有過何種方式的交往難于確考。總之，在懷念江南親族的詩中看不到孟簡的身影。而在孟郊身后的殯葬中，亦找不到孟簡曾起過何種作用的痕跡。韓愈《貞曜先生墓志銘》中所記“初，先生所與俱學同姓簡，于世次為叔父，由給事中觀察浙東。曰，生吾不能舉，死吾知恤其家”之處，被認為其中包含了連對葬儀也態(tài)度冷漠的孟簡的批判，事實很可能就是如此。

關(guān)于孟郊一族

孟郊一族，除孟簡以外不得確知。孟郊有弟酆、郢二人，皆未曾科舉及第，所以生平事跡亦不詳。出現(xiàn)在孟郊詩中的人物，從叔有《西齋養(yǎng)病夜懷多感，因呈上從叔子云》（卷三）中的孟子云、《題從叔述靈巖山壁》（卷五）中的孟述；從弟有《分水嶺別夜示從弟寂》（卷六）、《送孟寂赴舉》（卷八）中的孟寂、《吳安西館贈從弟楚客》（卷六）中的孟楚客以及《汝墳蒙從弟楚材見贈，時郊將入秦，楚材適楚》（卷七）中的孟楚材。其中，孟寂于貞元十五年進士及第，與張籍為同年。張籍作有《哭孟寂》（《張籍詩集》卷六）一詩。孟楚客與孟楚材很可能是兄弟，但詳情不得細知。作為叔父（從叔），此外還有《陪侍御叔游城南山墅》（卷四）中的“侍御叔”、《抒情因上郎中二十二叔監(jiān)察十五叔兼呈李益端公柳縝評事》（卷六）、《監(jiān)察十五叔東齋招李益端公會別》（卷八）中的“郎中二十二叔”與“監(jiān)察十五叔”，以上個人均不知具體名字。岑仲勉在《唐人行第錄》一書中推測，上面的孟子云可能即是“郎中二十二叔”或者“監(jiān)察十五叔”，但無確鑿實證。

而出現(xiàn)“二十二叔”與“十五叔”的兩首詩，都是拜訪邠寧節(jié)度使幕下時的作品?！妒闱橐蛏稀吩婎}中所見“柳縝評事”乃柳宗元的叔父，在他的《故叔父殿中侍御史府君墓版文》（《河東先生集》卷十二）中寫道：“朔方節(jié)度使張獻甫辟署參謀，授大理評事，賜緋魚袋”。這里的張獻甫即邠寧節(jié)度使，貞元四年至十二年間在任此職。而李益則作為侍御史（端公）居于其幕下。李觀《邠寧慶三州節(jié)度饗軍記》（全卷五三四）中有“宗盟兄侍御使益有文行忠信而從朗寧之軍”，記載了經(jīng)李益的勸誘而寫《饗軍記》一事。至于時間，由《饗軍記》中“國家郊祀之明年，觀布衣來游”以及《報弟兌書》（全卷五三三）中“六年春，我不利小宗伯，……乃以其明年司分之月，乘驢出長安，西游一二諸侯，求實于囊”可知，此乃貞元七年春之事。因柳縝在張獻甫幕下由度支判官、大理司直至殿中侍御史，一路升遷，他成為大理評事應在任職后數(shù)年間。根據(jù)譚學友《李益行年考》（收于《唐詩人行年考》，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一文，李益從朔方節(jié)度使杜希全幕下轉(zhuǎn)至張獻甫處時，約在貞元六年前后。果若如此，那么孟郊前去邠寧節(jié)度使幕下拜訪的時間與李觀屬于同一時期的可能性極大。雖然華忱之《年譜》將此系為貞元九年，但估計應該在此之前。同時，孟郊與李觀相識于何時雖不甚明了，但《贈李觀》詩中所記早于貞元八年春這一時間當無疑義。他們的籍貫相近，同時又皆有科舉落第的失敗經(jīng)歷，所以滯留于長安準備應試期間認識的可能性很大。繼而，李觀“西游”的貞元七年春，孟郊與其同行，即李觀投奔李益、孟郊投奔叔父，二人同時來到邠寧節(jié)度使幕下的概率值絕不會小的。孟郊的二詩中不見李觀的名字，若詩乃向幕下所居之人尋求引薦關(guān)照之作，這也是情理使然?！妒闱橐蛏侠芍卸?、監(jiān)察十五叔，兼呈李益端公、柳縝評事》詩如下：

方憑指下弦，寫出心中言。寸草賤子命，高山主人恩。游邊風沙意，夢楚波濤魂。一日引別袂，九回沾淚痕。自悲何以然，在禮闕晨昏。名利時轉(zhuǎn)甚，是非宵亦喧。浮情少定主，百慮隨世翻。舉此胸臆恨，幸從賢哲論。明明三飛鸞，照物如朝暾。

而《監(jiān)察十五叔東齋，招李益端公會別》一詩也同樣是離開邠州時的作品。時值春天。

欲知惜別離，瀉水還清池。此地有君子，芳蘭步葳蕤。手掇雜英佩，意搖春夜思。莫作繞山云，循環(huán)無定期。

孟郊有《邀花伴》（卷四）詩，題下注為“時在朔方”。由“邊地春不足，十里見一花。及時須遨游，日暮饒風沙”這一內(nèi)容，可以窺見他曾在邊遠之境居住過，而此生活經(jīng)歷很可能是指前去朔方節(jié)度使幕下的拜訪。既有李觀《報弟兌書》中所記“西游一二諸侯”，將其從邠寧出發(fā)再走一程來思考似更為妥當。而且，也定會從在此之前仕于朔方的李益那里了解到很多事情。上面與李益分別之詩，是否就是傳達此間事情的作品呢。由以上各點，也增強了我們對李觀也與孟郊同行的想像。只是，關(guān)于詩中重要人物——叔父二人，僅在前詩中有“高山主人恩”的記載，而沒有觸及到具體的援助方式，給予多大程度的照顧亦無從得知。詩中云“明明三飛鸞，照物如朝暾”，此“三飛鸞”指四人中的哪三人無法判斷。單從這兩首詩來看，倒讓人覺得孟郊的關(guān)注焦點似乎更落在了李益身上。雖稱之為“叔”，關(guān)系也未必親近，或許孟郊僅僅因為他們是親戚才前去投奔的。

中唐時期的官僚社會中，座主與門生，或者是同年科舉登科這樣的人際關(guān)系變得越來越具有重大意義。反之，名門旺族盡管享有聲譽，僅憑出身門第卻逐漸在失去其實質(zhì)性意義。更何況孟氏一族，大多又乃下級官僚，同族之間的彼此扶持更多時候該是難以企望的。至于孟郊，與人進行文學的交往，其結(jié)果又不得不同時在交往中尋求引薦，而他的文學也未必是文壇的主流。且孟郊往往長于所交往之人，并不是執(zhí)掌權(quán)力的人，加之再三品嘗的科舉落第的不幸，對孟郊來說，出仕做官之高墻，可以想像幾近無法登攀。他曾反復申述的懷才不遇與孤獨感，是否應該在官僚社會中毫無門路的寒門之士出身上面尋找自己不幸的一因呢。從孟郊與孟氏一族的關(guān)系上，似乎可以找到他懷才不遇的一環(huán)。而與他曾有過共學經(jīng)歷，且是當時唯一成為高官的孟簡，任官后基本上沒有向他伸出過援助之手這一事實，雖然無法得知其中的具體緣由，這必然在孟郊的心靈上留下難以療慰的深深創(chuàng)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