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在為寫這本書翻看法國19世紀的報刊時，發(fā)現(xiàn)當時“La Chine”雖已成為指認中國的一個正式名詞，但官方場合更多的是用“中央帝國”（empire du milieu）或“天朝”（empire céleste）。這是當時對這個遙遠國度的不同稱呼，前者“La Chine”是西方命名的中國，自18世紀以后，隨著征服的腳步，西方人對整個世界都以自己的視角重新命名，以顯示是他們的發(fā)現(xiàn)賦予了這個早已存在的世界以“存在”。無論是英文China，還是法文 La Chine都屬于這一類抹去他人歷史的強命名。另一類稱呼是對已存在稱呼的譯名，是尊重對方的表示，“中央帝國”“天朝”即屬于后者。本書經(jīng)常引用的“天朝”二字，即直譯于此。此“天朝”與時下不少對這個國家看不順眼的人口中的“天朝”既不同源也不同義。經(jīng)常聽到為瓷器自豪的國人拉英國人以瓷器命名中國為自己證言，這件事仔細想想真沒什么好樂的，那只不過是人家用著中國瓷器又不知也不在乎制造國的大名，便隨便給起了個綽號。后來給我們起綽號的盎格魯-撒克遜人成了世界的主子，我們便把綽號直接當成了大名，還很得意。試想想我們古代曾把羅馬帝國稱為大秦，如果人家從此就把羅馬丟掉自命大秦，會多么可笑。

然而，歷史還真就以這種可笑的方式繼續(xù)著。

1896年，李鴻章作為清朝欽差頭等大使率領(lǐng)一個捎帶了親屬、仆人、廚子、醫(yī)生的龐大代表團，巡游了半個地球，其中巴黎是主要停靠點之一。當時的世界，法國與其近鄰英國是最強盛的兩個資本帝國，幾乎分贓了整個非洲和半個亞洲，疆域都直抵中國邊境，巴黎與隔海相望的倫敦是西方最發(fā)達的工業(yè)化都市。在19世紀40年代以后的半個多世紀里，法蘭西這個把戰(zhàn)艦一直開到中國內(nèi)河的軍事強國搜刮了世上令人驚嘆的財富珍寶，以致從19世紀末至“一戰(zhàn)”爆發(fā)前的不到二十年時間里，巴黎經(jīng)歷了后來再也沒有失而復得的“Belleépoque”（直譯“美好時代”，意譯“盛世”），留下了一個我們至今依然可以窺其殘影的奢侈、文藝、布爾喬亞的大都城。而李鴻章作為這個新興帝國受害者國度的代表、身后拖帶著即將熄滅的古老文明，于1896年7月中旬一個炎熱的傍晚，從比利時乘火車抵達巴黎。其時正是“盛世”的巔峰時刻，無論是接待者還是來訪者，處在他們所處的歷史峰尖和谷底，都難以想象百多年后追尋他們足跡的后來者會看到一個什么樣的世界。而我就是這個試圖窺探歷史之影的后來者。

在撰寫此書之前的準備階段，我已意識到這只能是兩個人的旅行，死去的人和活著的人。只有隔著一個多世紀的交錯旅行——重走他走過的路、尋找每一個與歷史和人物交匯過的地點，讓紙頁上記述的歷史與追溯者行游的腳步看似重疊在一起的時候，文明的變遷才像隱在時間之墻上的斑痕為注視者穿連起它們不愿言說的邏輯。

既然是兩個人的旅行，本書便分成兩個界線相當顯明的部分：我本人的行游敘事和根據(jù)資料、檔案拼湊的李鴻章的旅程。其中有關(guān)李鴻章的旅程，法方留下的檔案記錄少之又少，只能以當時傳媒的報道為主干，本人既已質(zhì)疑報刊記錄虛與實的比例，對其敘述就更不敢添加任何文學性的想象，所有日期、地點、人物皆有出處，所有引號內(nèi)的話皆為直譯，連編譯的小小隨意都未敢搬弄。文字間真正隨心所欲地揮毫，是我本人的行旅觀察和思考，那是可以當成隨筆散文去讀的。重走除了地理的概念，還有時間的追索，就是試圖打開已經(jīng)閉鎖的時間大門，一路追回去，盡管知道那是徒勞的。

間隔一百多年的兩次旅行，無論怎么互相“修補”，都留下了分離的印跡，一如從那時一直貫穿至今的中西對視的“溝壑”，永遠填補不了的。

邊芹

丙申年冬月于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