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訂版自序

從1997年開始投入明詞研究，轉(zhuǎn)眼十七八年時間過去了?！睹髟~史》于2002年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之后，我又先后完成了《明代詞學通論》（2012年入選《國家社科成果文庫》，中華書局2013年版）和《明代詞學編年史》（與王靖懿合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作為詞學研究的一個分支學科，我和年輕的同仁們一起推動著明詞研究的發(fā)展，我為此而感到欣慰。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學術(shù)界有“重寫文學史”之說。假如把清人關(guān)于明詞粗枝大葉而又例作貶語的零散說法看作明詞史建構(gòu)的起點，《明詞史》在作相關(guān)學術(shù)清理時也確有補偏糾謬的動機，從這個意義上說，《明詞史》也有一點“重寫”或“重構(gòu)”的意味。但從根本上來說，《明詞史》不是“重寫”，而是“補寫”，是在唐宋詞研究已到精耕細作地步、清詞研究亦有相當成就的背景下，篳路藍縷，開辟榛蕪，為千年詞史補上一個缺略的環(huán)節(jié)。從文獻資料條件來看，早在十五年前，既沒有《全明詞》，也沒有《全明詞補編》，僅憑一部《明詞匯刊》，就敢率爾操觚來寫《明詞史》，也確實有點大膽冒進了。然而詞學界的前輩與同仁對《明詞史》文獻方面的缺失表現(xiàn)了最大程度的寬容，并且對該書開拓明詞研究領(lǐng)域的客觀效果給于充分肯定，所以《明詞史》才能于2008年榮獲第四屆“夏承燾詞學獎”一等獎。

因為事屬草創(chuàng)，我對明詞史框架體系的建構(gòu)一直不無隱憂，惟恐因自己提出的“未定之論”對后人構(gòu)成誤導。在《明詞史》問世之前，學術(shù)界關(guān)于明詞與明代詞學知之甚少。明清以來雖有一些“碎片式”的認識，比如說，關(guān)于劉基、楊慎、王世貞、陳子龍等重要詞人的評點，但是既沒有史的線索與分期框架，甚至沒有整體的基本判斷。我這樣說，不是想張揚夸大自己對于明詞史的建構(gòu)之功，相反，我是對自己憑空建構(gòu)的明詞史框架以及一些基本提法能否經(jīng)得起后人的推敲充滿憂思。像唐詩、宋詞那樣久經(jīng)評騭，早已是塵埃落定，當然會讓研究者有更無開拓余地的苦悶，但像明詞這樣幾乎毫無研究基礎(chǔ)，也會讓人如行走在四望空闊的大漠上，一方面是仿佛可以一空依傍，哪里都是路，但同時也讓人擔心，不知自己踏出的路徑能否為后人所認可。先師嚴迪昌先生曾經(jīng)不止一次提到清代詩人江湜（弢叔）詩風的評價問題。與江弢叔同時或稍后的詩人皆稱其詩學昌黎、山谷，而錢鍾書先生細讀其《伏敔堂集》，乃稱其詩實出于楊誠齋。試想黃山谷之于楊誠齋，一個是瘦硬欹側(cè)，一個是流易清新，其詩法家數(shù)幾于南轅北轍。錢鍾書先生說：“至作詩學誠齋，幾乎出藍亂真者，七百年來，唯有江弢叔。張南湖若見佛，不如弢叔之如是我聞也。世人謂《伏敔堂集》出于昌黎、東野、山谷、后山，蓋為彭文敬、李小湖輩未定之論所誤耳。”^[1]我讀到這一段話時便惕然自警：因為《明詞史》是第一部關(guān)于明詞的著作，如果該書還有一些創(chuàng)立之說，應多屬于“未定之論”，必須經(jīng)過幾代學人的推敲品鑒、豐富補充、整合提煉，才可能逐步成為約定俗成之定論；當然也會有一些說法似是而非，經(jīng)不起推敲，因此會為學界新說推翻、否定或取代。這是學術(shù)進步的必由之路，作為探路者，我會坦然地接受后來者的指點評說。我只是擔心，會不會有一些嘗試提出的說法，對新踏入明詞研究的青年學者形成遮蔽或誤導。清人心氣高，眼孔大，覷明人如草芥，故往往放言高論，嗤點明人，而我們這一輩人因為有了更好的文獻條件，又對明詞作了較為系統(tǒng)的逼近考察，所以敢于推翻如朱彝尊、陳廷焯等清代詞學家的說法。后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想來若干年后，《明詞史》的粗疏與淺薄都會是顯而易見的吧！

本次再版雖然只是修訂增補，還是花費了一年多的時間。增刪相抵，全書增加了大約15萬字的篇幅；而保留的部分經(jīng)過覆核與驗證，亦耗費了不少時日?？偲饋砜?，這一次增訂，主要做了三方面的工作。一、根據(jù)近年來先后問世的《全明詞》、《全明詞補編》，以及一批輯佚考證的論文，補寫了一些群體、流派和若干詞人。如“由元入明的遺民詞人群體”、“晚明艷詞派”和“早期柳洲詞派”，以及周履靖、俞彥、柳如是與黃媛貞、黃媛介姐妹等詞人，都是這一次增補進來的。二、對書中引錄的300多首詞作了全面的校訂。初版本中錄詞固多舛誤，此次著意校訂，才發(fā)現(xiàn)明詞的版本問題實在是一個不容輕忽的大問題。王昶的《明詞綜》擅改原作之處甚多，葉曄博士已作具體考證，而今的《全明詞》在版本選擇與文字校對兩方面均頗粗疏，文字訛誤層出不窮。衍文之例如楊榮《滿庭芳》“不妨對、綺席瓊筵”，“席”字后衍一“度”字（1/214）；闕文之例如任環(huán)《長相思》“別君難”后漏“見君難”三字（3/1052）；因形近而誤者如王達《喜遷鶯》“馬蹄踏凍”之“蹄”誤作“啼”（1/216），茅維《十賚堂丙集》“丙”誤作“內(nèi)”（3/1301），吳騏《唐多令》“卻笑青松緣底事”，“緣”誤作“綠”（3/1520），萬維檀之“檀”誤作“擅”（5/2734），如著名曲家金鸞的別集《蕭爽齋樂府》前三字誤作“簫夾齊”（2/474）。據(jù)平時閱讀隨手標注，《全明詞》中的文字訛誤已不下百例，乃知《全明詞》可參考而不足為據(jù)。三、根據(jù)這十多年來個人的學術(shù)積累，同時也吸取借鑒同仁的研究成果，對原書中存在的一些訛誤之處作了修正。原書中有些資料出于轉(zhuǎn)引，文字亦有舛誤之處。雖則曰成書倉卒，實際是個人文獻意識淡薄的表現(xiàn)。經(jīng)過此番校訂，總的感覺是原有的疏誤稍得訂補，但限于時間與精力，也沒有作太大的更張。

仍有一些相當重要的問題未能作深入探討，或者說是停留在心向往之而未至的境界。比如，關(guān)于明詞特色問題。年輕而睿智的余意博士在其博士學位論文《明代詞學之建構(gòu)》中就曾指出：《明詞史》緒論中提出，應走出以宋詞的審美規(guī)范去衡量宋以后詞人的思維誤區(qū)，“以寬容心態(tài)對待異量之美，把明詞的特色與缺點剝離開來”云云，實際在《明詞史》中并沒有得到貫徹落實，所謂明詞的“異量之美”是什么樣子，并沒有得到正面揭示或描述。這是非常切中肯綮的批評。事實上，在這次修訂時，我也只是在緒論中增加了“關(guān)于明詞特色問題”一節(jié)，對這一具有重要學術(shù)價值同時也具有很大學術(shù)難度的課題作了粗線條的勾勒，算是對余意博士批評的一種回應。我在平時給研究生上《明清詞學研究》課的時候，因為可以結(jié)合具體詞人詞作，從容地擘劃分說，所以關(guān)于明詞特色，聽課諸生或可得到一些感性認識。但那種即興散漫或具體而微的講說方式并不適合文學史的敘述體例。我對葉嘉瑩先生的論詞著作浸淫日久而受益良多，但她那種從容不迫、細致入微的學術(shù)風度和文章風格我卻一直沒能學來。同時也應該承認，我對明詞特色的認知與提煉，亦未能達到了然于心、精當不可移易的程度。我期望余意博士的新著《明代詞史》對這一課題展開接力式的持續(xù)攻關(guān)，從而不斷推動學術(shù)的發(fā)展進步。

先師嚴迪昌先生為《明詞史》所作序，文短情長，其中的感慨也許只有我們這些及門弟子才能解讀感悟。先生賦性敏感而倔強，特定歷史條件與個人遭際相乘除，使之形成疏離抗爭的心態(tài)與野逸孤峭的個性。這種個性同時也投射在他的《清詩史》、《清詞史》諸書中。他論詩不喜“絕世風流潤太平”的王漁洋，不喜“善仰圣意”的沈歸愚，而對布衣寒士等草野詩群，尤其是對坎失志、數(shù)奇不偶者如趙執(zhí)信、黃仲則、龔自珍等人則不吝同情與贊賞。所以讀先生的書，可以從中感知其風骨與性情。在先生為本書作序的2001年夏初，他的身體已經(jīng)日漸消瘦了。吳熊和先生曾不止一次對我說：你要讓你先生到醫(yī)院去查一下，他這么消瘦下來，一定是有原因的。可是嚴先生一直在忙，先是修訂那部卷帙厚重的《清詩史》，然后是寫那部極富創(chuàng)意而未能最終完成的《清代文學史案》，還有一些大塊文章。及至2003年確診病癥，已經(jīng)是回天無力了?，F(xiàn)在重讀此序，先生的音容笑貌如在目前，而事實上幽明殊隔，不聞先生謦欬亦已十年有余了。

本書責任編輯葛云波同志為此書的審讀校核花了很多精力，在文獻查考以及標點注引等技術(shù)性細節(jié)方面尤多是正之處；后轉(zhuǎn)由于濤博士作責任編輯，亦仔細通讀全稿，并提出具體修改建議。返給我的稿本上，丹鉛滿眼，紙條紛紜，一望可知其花費了不少心力。遵照他們的建議，我又用了一個多月時間修訂打磨，雖不敢奢望精品境界，但自己亦感覺有很大提升。兩位年輕學者的敬業(yè)精神與專業(yè)眼光令人感佩，謹于此一并致謝！

張仲謀

甲午歲暮于南京

[1] 錢鍾書《談藝錄》，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122頁。按：嚴迪昌師所引當為《談藝錄》舊版，1984年版與此文字小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