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何滿子

明人稱《三國演義》、《水滸傳》、《西游記》、《金瓶梅》為“四大奇書”。特別標舉出這四部書，不僅就其對藝術成就的評價，即使就其對中國小說藝術發(fā)展的權衡來說，也是很有見地的?！度龂萘x》從其成書的淵源言，是中國長篇小說的第一部，并因此書而導致了歷史演義是中國長篇小說的最大宗這一事實。《水滸傳》已經(jīng)偏離了“講說《通鑒》漢唐歷代書史文傳興廢戰(zhàn)爭之事”（《夢粱錄》）的“講史”的正規(guī)格局，而是以民間英雄故事為主的小說了。《西游記》則更由玄奘取經(jīng)的史實為張本演化為神魔小說，從歷史小說中分裂出來成了一種獨立的分支。最后，《金瓶梅》宣告了取材于現(xiàn)實生活的文人獨立創(chuàng)作長篇小說的誕生，擺脫了長篇小說由民間說話藝人長期積蘊而成的傳統(tǒng)。明清長篇小說大致沒有越出這四部小說所奠定的范圍。

《三國演義》在中國古代小說中的地位，不僅在于它是中國長篇小說的開山以及它是歷史小說中最成功的作品，更重要的是，它不僅是一種文學現(xiàn)象，而且是一種社會精神現(xiàn)象。它凝聚著晉唐以來社會廣大群眾的歷史觀、倫理觀和價值觀，反映著社會各階層意識的折衷，這就使這部小說獲得了遠遠超過其自身藝術成就的社會影響?；谌罕妼v史知識的渴求，三國故事作為一個重要話題在民間的長期盛傳，舞臺上三國戲的長期流行，以及由此所產(chǎn)生的社會風習和意識的連鎖反應——例如桃園結義對下層社會的影響，關羽作為道教神的民間威望，等等，都支持了和簇擁了《三國演義》在古代小說中的無與倫比的地位。

撇開兩晉以后記述三國故事的野史稗乘不論，從晚唐段成式、李商隱的筆記和詩句中所透露的市人說三國故事的時間算起，至明初羅貫中的《三國志通俗演義》成書，大約經(jīng)過了五百多年；至清初毛綸、毛宗崗父子評改羅本而成為現(xiàn)今最流行的《三國志演義》，又經(jīng)過了三百年左右。前于二百四十則的羅本和一百二十回的毛本兩部大書外，今日能看到的還有元至治（1321—1323）間刊行的《全相三國志平話》和略早于它的《三分事略》。同平話與演義同時流行的戲劇，明以后演三國故事的諸體劇作不計外，據(jù)近人錢南揚《宋元戲文輯佚》所載，宋元的南戲可考者有四種；元代與元明之際的三國故事雜劇，則據(jù)傅惜華匯集著錄的《元代雜劇全目》所載，可考見的尚有四十三種之多。這里之所以要連帶提一下三國戲，是因為元刊平話只是宋元時說三國故事的講史藝人豐富演述內容的情節(jié)綱領，一種類似今日影劇說明書式的粗簡的故事梗概，講史中不少被刪落的情節(jié)必定保留在早期的劇本里。其中如朱凱的《劉玄德醉走黃鶴樓》雜劇，至今還在京劇中搬演；王曄的《臥龍崗》雜劇，解放前徽劇和紹興亂彈（劇名作《諸葛亮招親》）也還演出于舞臺，劇中的諸葛夫人黃氏能制造機械人送酒食，木牛流馬也是她所創(chuàng)，這類情節(jié)的格調和《三國志平話》之以虛構為主者十分近似。而這些內容從羅貫中起，在小說中就看不到了。

《三國演義》的成書過程雖然漫長而曲折，但依其內容的性質，可以分為兩個階段，即平話階段和演義階段。平話階段雖也是演述三國的戰(zhàn)爭興廢，但史實僅是全部故事的骨架，情節(jié)有大量的虛構，乃至人物也有不少是杜撰的；人物之間的關系以及時間、地理、政制、官稱等等，大都由講史藝人自由創(chuàng)造，不受史實限制。名曰演述三國史，其實卻是被尊為正統(tǒng)的蜀漢故事，魏、吳兩家只是為了表述蜀漢的興廢不得不涉及的陪襯。由于今見的作為藝人演述底本的元刊本平話過分粗略，只能從另一種宋人平話《新編五代史平話》——雖然也是節(jié)略過的講史底本——想見其彷佛，那就是如魯迅所說的“大抵史上大事，即無發(fā)揮，一涉細故，便多增飾……又雜諢詞，以博笑噱”（《中國小說史略·宋之話本》）那樣一種格局，歷史已被著上了一層濃厚的特有的民間故事的色彩了。其現(xiàn)象大致和西方同一時期或稍晚的取材于史事的《羅蘭之歌》、《亞歷山大故事》等英雄敘事詩相近。但到了羅貫中開始的演義階段，情況就完全不同了。羅貫中根據(jù)陳壽的《三國志》和裴松之注引錄的大量三國至晉、宋的私史野乘以及《博物志》、《搜神記》等志怪小說作材料，剪裁镕鑄，基本關節(jié)上符合史傳的紀載，以至在某種程度上，確有謝肇淛所說的“事太實則近腐”之弊。它之所以有生命力，在明代能廣傳，并能作為毛宗崗父子作進一步修訂而獲得流行的藍本，不但在于它將頭緒紛繁的三國史事編排得條理井然而又委曲緊湊，更在于對重要人物和重大事件，特別是戰(zhàn)爭場面，作了許多饒有戲劇性的渲染，使之具有史傳所未有的生動性；而這些藝術虛構的部分，大都是從民間傳說和講史中得來的。更值得注意的是，演義的歷史觀更接近于平話而不同于陳壽的《三國志》，正因為這一點，人們才將《三國志通俗演義》在血緣上和《三國志平話》相連接，縱然與平話相比，演義已經(jīng)別開生面，外貌全已改觀了。

毛宗崗是演義的最后加工者。毛宗崗，字序始，號孑庵，長洲（今江蘇蘇州）人。生卒年不詳。今日所見毛評本《三國志演義》最早的是康熙間刻本，可知其人順治、康熙間在世。毛宗崗的父親毛綸，字德音，號聲山，頗有文名。蘇州是當時小說、戲曲的出版中心，批點小說、戲曲的金圣嘆更被當時所推崇。毛綸見金圣嘆以評《水滸傳》和《西廂記》享名，見獵心喜，便選中了《三國演義》和《琵琶記》與之抗衡，這情況在他的《第七才子書琵琶記總論》有所反映。毛綸中年以后雙目失明，評書時由他口授，經(jīng)毛宗崗筆錄和進行文字加工。毛本《三國演義》卷首有金圣嘆的序文一篇，一反金圣嘆所定六種才子書的一貫見解，稱《三國演義》為“第一才子書”，并亦稱“圣嘆外書”，顯系偽托以提高聲價。序文署順治甲申年（1644），也系假托。甲申為順治元年，其時金圣嘆尚健在，毛氏父子決不敢在金圣嘆還活著的時候作偽。現(xiàn)僅知毛宗崗與也是蘇州人的《隋唐演義》的改訂者褚人獲有交往，以偽金序的“忽于友人案頭見毛子所評《三國志》之稿”云云的口氣推斷，毛宗崗可能根本不認識金圣嘆。

毛宗崗師金圣嘆評改《水滸》的故技，對羅貫中的《三國志通俗演義》一是改，二是評。改的借口也模仿金圣嘆，自稱以“古本”改“俗本”。其實，“俗本”是有的，自《三國志通俗演義》于嘉靖壬午（1522）刊行以后，今存的各種明刻本見于著錄者尚存二十多種，內容都有所改動。例如，羅貫中書中的詩贊，都是題“史官有詩曰”、“后人有詩曰”、“胡曾有詩曰”、“羅隱有詩曰”、“史官有贊曰”、“史官裴松之有論曰”等等，以后最多見的建陽刻本，大多數(shù)的詩都改成了“周靜軒先生”的詩。又如羅本共二百四十則，每則起訖都極少說話人口氣的過渡文句，“欲知后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之類的話并不是例行規(guī)格，回末更沒有以“正是”起領的對語。后來如北大圖書館藏的明建陽吳觀明刊本、北京市圖書館藏的吳郡綠蔭堂明刊本等四五種明本，就已將二百四十則改為一百二十回，每回起訖說話人的套語也普遍采用了。同時，確實也有多種如毛宗崗在《凡例》中所說的偽托李卓吾和鐘惺批評的本子。

這些都是毛氏所指斥的“俗本”，但先于嘉靖元年（或作序的弘治甲寅，1494）的“古本”卻從來沒有出現(xiàn)過，有之，則在毛宗崗的肚皮里。

所謂據(jù)“古本”改正的，實則毛宗崗的創(chuàng)造。在《凡例》十條所舉的改正中，一、二、五、八等四條是改，三、四兩條是增，六、七、九、十等四條是刪。改的方面，除了第二條所舉如“昭烈聞雷失箸”、“馬騰入京遇害”、“曹后罵曹丕”、“孫夫人投江”等屬于情節(jié)的改動外，其馀如第一條所稱的將原來的文字改得更為通俗易讀，第五條的將回目改得更整齊、更對仗，第八條的用唐宋人的詠史詩代替周靜軒的詩（有些是恢復羅貫中所引的原詩），大都屬于文字的潤飾，大體上是改得成功的，尤其將原來淺近的文言改得更加通俗，有利于小說的普及。增的方面，第三條所舉的增入“關公秉燭待旦”、“管寧割席分坐”、“曹操分香賣履”、“康成侍兒之慧”、“鄧艾鳳兮之對”等不少細節(jié)，大都有裴注和《世說新語》之類舊籍的依據(jù)，在藝術效果上也起了豐富人物形象的作用；第四條所舉的增入三國時期的名文如陳琳《討曹操檄》、孔融《薦禰衡表》、諸葛亮《出師表》等，“備好古者之覽觀”，也應予肯定。刪的方面，六、七兩條所舉的刪去偽托的李卓吾評語和坊本的圈點，原不屬于小說本身，可置不論；第九條的刪去蔡瑁題壁的七絕和王朗、鐘繇賦銅雀臺的七律，以近體詩非漢時所有，值得贊許；但第十條所舉的刪去“諸葛亮欲燒魏延于上方谷”、“諸葛瞻得鄧艾書而猶豫未決”等，就有商榷馀地。特別是諸葛瞻得鄧艾書而猶豫一條的刪去，削減了人物性格和心理活動的復雜性，使人物歸于全黑或全白，不如保留其初猶豫而終果決殉身之為愈。除此之外，毛本還有兩種重大的刪削，在《凡例》中沒有說，其實倒是十分重要的。即其一，刪去了大量與情節(jié)關系不大的表奏文牘論贊等，如羅貫中本卷一第一則光祿大夫楊賜和議郎蔡邕的對策，第五則何進被殺后的史官論贊之類凡六、七十處之多，其中如卷四第三則《袁術七路下徐州》，羅本原有張纮所作孫策絕袁術書一通，長達千字左右，占了這一則的三分之一強的篇幅，如此大量的冗閑文字，既阻礙了情節(jié)的連貫和流走，又不是文學性較強的名篇，刪掉它們是很有道理的，這對毛本能代替羅本而流行起了不小的作用。其二，刪去了不少羅本對重要人物曹操的恕詞和合于史實的客觀敘寫，羅本的觀點雖也是尊劉抑曹，奉蜀漢為正統(tǒng)，但對曹操這一在三國史中頭等重要的人物并不一味丑化，在描畫他的殘忍險惡的同時，也寫他的才略志節(jié)，寫他的寬容愛士，寫他的性格中可愛的一面，使讀者得到的是一個性格復雜的“奸雄”的形象，并非渾身都是丑惡，因而真實感更強；毛本則凡體現(xiàn)曹操性格另一面的描敘幾乎一概刪落，人物的好處也作了惡意的誅心之論的解釋，曹操就成了沒有絲毫可取之處的臉譜化的人物，可信性就差得遠了。

毛宗崗的評論除了文中的夾批以外，集中表現(xiàn)在卷首的《讀三國志法》和每回的評語之中。前者是對全書的總評，后者是每回情節(jié)的就事論事。這些評論絕大部分是史論而不是文論，少數(shù)可歸為文學評論的，有一些也是貌似文學評論而實質上仍是歷史評論?！蹲x法》是毛宗崗對這部小說的綱領性的見解，全文共二十五則，逐則論之，第一、二、三等三則與文學毫無關系，只是論歷史和歷史人物。第四則開頭就說：“《三國》一書，乃文章之最妙者?！笨磥硎钦撐牧耍又€只是說了史事之起訖，歷史人物的主次，歷史發(fā)展中人物出現(xiàn)的前后和事件發(fā)生的時序，等等。所舉的都是歷史本身的事實，沒有一個作者可以把劉表、劉璋寫成主角而把劉備寫作陪襯人物，也沒有一個作者可以把孫氏定江東寫在劉備取西川之后。毛宗崗所說的“假令今人作稗官，欲平空擬一三國之事，勢必劈頭便敘三人，三人便各據(jù)一國”的假設是不能成立的，是他為了自張其說所用以發(fā)矢的虛懸的靶子。他也知道寫歷史小說不能“平空”，只好說“古事所傳，天然有此等波瀾，天然有此等層折，以成絕世妙文”。這不過是說歷史事件本身巧，而不是文章之妙。仍是評史而不是評文。

第五則末尾說：“今之不善畫者，雖使畫兩人亦必彼此同貌；今之不善歌者，即使唱兩調亦必前后同聲。文之合掌，往往類是。古人本無雷同之事，而今人好為雷同之文，則何不取余所批《三國志》而讀之?！边@段話孤立起來看，確是主張人物形象的個性化，但前面用以舉例的，仍是劉、曹自創(chuàng)帝業(yè)與孫權借父兄之身創(chuàng)業(yè)之不同，三家稱帝前后之不同，蜀與魏有戰(zhàn)無和、吳與蜀和多于戰(zhàn)、吳與魏戰(zhàn)多于和之不同，魏傳五主、蜀止二世、吳凡四主之不同，蜀先亡、魏次之、吳最后之不同，孫策兄終弟及、丕植舍弟立兄、劉備父子相繼之不同。說來說去其所以不同仍出于歷史事實，無關于論文。本應大大發(fā)揮的人物性格的個性化、場面描繪的個性化等反而不著一字，接觸到了文學評論卻又滑到歷史評論上去了。

接著第六則的“六起六結”，第七則的“追本窮源”，第八則的“巧收幻結”，第九則的“以賓襯主”，第十則的所謂“樹”、“枝”、“葉”、“花”、“善避”、“善犯”，第十一則“星移斗轉，雨覆云翻”一連舉了四十一個“一變”，所舉的例證，也都是歷史事件的起結、本源、巧幻、賓主以及歷史人物間本有的相互關系，這些都不是任何一個作家可以憑空創(chuàng)造的，說來說去也還是毛宗崗自己所說的“是造物者之巧也”，是“造物自然之文”。頂多只等于說了一句：歷史小說的動人，有賴于題材，即歷史本身的動人。

以下自第十二則至十九則，雖然論的也是“造物自然之文”，即歷史事件提供了小說以藝術創(chuàng)造的條件，但畢竟進入了文學表現(xiàn)方法的范圍。如第十二則的論文之宜連宜斷，第十三則的論正文之前必須一段閑文為引，第十四則的論文后必須有馀勢，其實都是不以作家的意旨為轉移的史實的本然狀貌所致，如五關斬將、三顧草廬、七擒孟獲之宜連，三氣周瑜、六出祁山、九伐中原之宜斷，赤壁縱火先有博望、新野縱火為引，六出祁山先有七擒孟獲為引，董卓之亂后有從賊作亂為馀波，武侯出師后有姜維伐魏為馀波，凡此種種，也都是歷史的天造地設，但毛宗崗卻借此表達了創(chuàng)作技法上的剪裁、穿插、伏筆、倒敘、描寫的角度等在小說結構上的作用。這是明末清初以金圣嘆為代表的評點派將八股文法施之于小說批評的“特技”，金圣嘆由于才性和知識范圍較廣，往往能提高到系統(tǒng)的、思辨的高度，而毛宗崗則只能就事論事，從小說本身作出一些歸納，當然這也有助于讀者對小說構成上的理解。

第二十條雖然標為“奇峰對插，錦屏對峙”，但其實是對小說中歷史人物的評價。第二十一條論歷史事件的“天造地設，以成全篇之結構”，而指出全書的“照應”、“關鎖”，也都是論史或金圣嘆所說的“以文運事”，可惜毛宗崗只談到“事”的本身而沒有論述“文”怎樣“運事”，這是他在八股文評點法上也還不及金圣嘆之處。

第二十二到二十五三則是將《三國》和《史記》、《左傳》、《國語》和其他小說《水滸》、《西游記》等作比較，說《三國》勝于它們。所論的是非可置之不論，但從中卻暴露了毛宗崗對歷史與小說的界劃之模糊，他的小說評論之所以實際上大多是歷史評論，當也是由于對文學的特殊規(guī)律缺乏應有的把握所致。

毛本《三國志演義》的每回評語，大致也是如此。因此，毛宗崗對《三國演義》的評點，實質上是表述他的歷史觀。這歷史觀就是強調正統(tǒng)思想，因此，《讀法》第一則就開宗明義地提出：“讀《三國志》者，當知有正統(tǒng)、閏運、僭國之別?！彼倪@一觀點支配了他對《三國演義》的評論，也左右著對小說的刪改。這種蜀漢正統(tǒng)思想自東晉以來，雖有少數(shù)上層社會人士，如史學家習鑿齒等所主張，但主要來自民間，具有復雜的社會原因，在此不能析述?！度龂酒皆挕匪w現(xiàn)的大致是民間尊劉抑曹的觀點，羅貫中的《三國志通俗演義》繼承了平話的民間觀點，但因為以陳壽的《三國志》為演義根據(jù)，多少淡化了這一觀點（例如，并不把曹操寫成一個十惡不赦的壞人）。至毛本，則將民間傳統(tǒng)的蜀漢正統(tǒng)觀和朱熹《通鑒綱目》所持的同一觀點結合，大大加以強調。《讀法》第一則所說“以正統(tǒng)予蜀者，紫陽《綱目》之所以為正也”，正是毛宗崗的自白。程、朱理學和朱熹的《四書集注》是當時法定的知識分子的金科玉律，以評點八股文方法評改《三國志演義》的毛宗崗，持有朱熹的歷史觀是自然之理，毫不足怪的。

因此，毛本《三國志演義》在歷史觀上體現(xiàn)了統(tǒng)治思想和下層人民思想的微妙的融合。這便是三百年來這部小說改為統(tǒng)治者所容許、也為廣大群眾所接受的原因。經(jīng)過毛宗崗的評改，雖然《三國志演義》夾有濃厚的正統(tǒng)觀點和封建倫理的糟粕，但仍不失為中國長篇歷史小說中最成功的著作，并由于本文開頭所提到過的社會精神現(xiàn)象的歷史原因，擁有其深廣的影響和迄今未衰的藝術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