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外求國家獨立，內(nèi)尋建國之路”是貫穿于中國近現(xiàn)代史的核心問題。其中自1894年中日海戰(zhàn)至1949年國民黨敗退臺灣的近六十年間，這個問題尤為突出?；谶@一沉重的課題，中國的幾代志士仁人前赴后繼、孜孜以求。其間發(fā)生的一系列可歌可泣的重大歷史事件見證了中華民族應對這一課題時的悲壯性。隨悲壯歷史而來的，是思想界的積極回應與激烈交鋒。此間民族主義、自由主義、法西斯主義、無政府主義、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等紛紛登臺亮相，它們圍繞民族、國家、個人等時代主題宣揚自己的價值立場和理論主張。各種思潮在激烈的交鋒中此消彼長、各領風騷。其中，國家主義作為重要思潮之一參與了這場思想爭鳴的盛宴，融入了20世紀中國思想史的進程。

國家主義作為20世紀上半葉中國思想界影響巨大的思潮之一，在其傳播過程中，前20余年的主角是梁啟超，后20余年是少年中國學會的“國家主義派”及以此為基礎而組建的中國青年黨。隨著中國政治走向的變化，尤其是國共戰(zhàn)爭中國民黨全面敗退后中國青年黨隨之轉(zhuǎn)入臺灣，由此盛極一時的國家主義在中國大陸歸于沉寂。此后很長一段時間里，國家主義逐漸被國人淡忘，包括學術界。直到公元2000年之后的十多年里，中國學術界，尤其在研究生群體中才有相關的、有質(zhì)量的專題研究，不過主要集中于政治學和思想史領域。事實上，歷經(jīng)半個世紀的國家主義思潮對文學思想、文學創(chuàng)作產(chǎn)生過重大影響，但是目前為止基于國家主義視角的文學研究非常罕見，因此相關研究大有可為?？疾齑艘粫r期國家主義與文學實踐之間的關系，梁啟超無疑是個案研究的最佳人選。因為他不僅是中國近代最早系統(tǒng)地介紹西方國家學說、鼓吹國家主義的核心人物，還是中國近代文學革命的領軍人物。尤為重要的是，他將國家主義與文學實踐密切結合，構筑了文學救國的“系統(tǒng)工程”。

截至目前，學界對梁啟超文學實踐的研究，以地域而言主要集中于中國大陸、臺灣地區(qū)以及日本；以時間而論主要集中于20世紀80年代至今。研究形態(tài)分為兩類。第一類，對梁氏文學實踐的局部研究。這類研究包括以梁氏為中心的局部研究和以梁氏為環(huán)節(jié)的局部研究兩種模式。以梁氏為中心的局部研究，是指對梁氏文藝實踐的某一方面的專題研究，其形態(tài)包括碩博士學位論文和公開發(fā)表的單篇論文。早在20世紀80年代中國大陸和臺灣地區(qū)就有此類碩士論文出現(xiàn)，目前相關學位論文，尤其是碩士論文比較多見。與此相應，公開發(fā)表的單篇論文數(shù)量更為可觀。這些研究以梁啟超為中心，在某個點上著力，因而具有不同程度的創(chuàng)見和學術價值。與以梁氏為中心的局部研究相應的另一種模式就是以梁氏為環(huán)節(jié)的局部研究，此類研究中梁氏只是論著的一個部分。其形態(tài)主要包括博士學位論文以及文學史、文學批評史和文學思想史論著。尤其是涉及晚清民初這一時段的文學史、文學批評史、文學思想史著作均會用一定篇幅對梁氏相關文藝實踐進行述評，不過由于梁啟超只是該類研究中的一個環(huán)節(jié)，因此相關研究尤其是教材類論著的相關闡釋創(chuàng)新性少而重復性多。第二類，對梁氏文學實踐的宏觀研究。目前為止，最為重要的論著有三部，即夏曉虹先生的《覺世與傳世——梁啟超的文學道路》、連燕堂先生的《梁啟超與晚清文學革命》以及楊曉明先生的《梁啟超文論的現(xiàn)代性闡釋》。夏著1991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2006年中華書局再版，并作了修訂。該著開創(chuàng)了梁啟超文藝實踐宏觀研究的先河，它在文學史料的梳理方面具有突出貢獻，尤其在明治日本對梁啟超的影響方面著力頗多，不過理論闡釋非其所長。連著由漓江出版社1991年出版，內(nèi)容集中于梁氏前期詩、文、小說“三界革命”的理論主張及創(chuàng)作實踐，主要為事實敘述而非理論闡發(fā)。楊著2002年由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其最大亮點是以現(xiàn)代性理論闡釋梁氏文論特質(zhì)，是已有研究中思辨性最強的一部。不過以現(xiàn)代性作為闡釋武器，只能更多地顧及梁氏文論的“外部”特征，而難以窺其內(nèi)在體系。

在持續(xù)數(shù)年的時間里，筆者潛心研讀了凡能找到的梁氏遺著、梁氏創(chuàng)辦的主要報紙雜志以及學界的大量研究論著。在此前提下，回顧學界對梁氏文學實踐的研究，一方面感激于那些下了功夫的研究者為之作出的貢獻，另一方面又有一種強烈的缺憾感，即看似熱鬧的表象背后真正高質(zhì)量的、有深度的研究其實不多，而這與梁啟超在中國近現(xiàn)代文壇上的實際貢獻和巨大影響力是不相稱的。筆者認為導致這一局面的原因較多，主要有幾點。其一，純文學觀念對于功利主義文學思想的鄙視，影響了相關研究的廣度和深度。學界對梁氏文學思想的研究一般集中于前期，并將其定位為“功利文學思想”，這種定位容易導致學人對梁氏文學實踐的輕視，認為基于政治目的的文學實踐是粗淺的，不具備深度研究的價值。事實上，至今為止的確沒有關于梁氏功利文學思想的系統(tǒng)而深入的研究。其二，很多研究者對梁氏文學實踐的研究僅限于對文學類文獻的研究，而對梁氏其他論著關注不夠甚至漠不關心，這種“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就事論事的研究難有深廣度可言。事實上，研究梁啟超絕非易事，因為他留下來的文獻資料數(shù)量巨大。張朋園先生認為梁氏“一生的言論著述，據(jù)最保守的估計，不下于一千四百萬字”。就筆者研讀所見，梁啟超的不少言論著作至今仍然散落于大量的報紙雜志之中，更何況還有因其常年流亡海外而散佚于各國的大量文獻，因此我的判斷是梁氏論著遠在1400萬字之上?，F(xiàn)已年屆90多歲的湯志鈞先生及其子湯仁澤堅持了30多年的《梁啟超全集》的編撰工程，2014年獲批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這也從一個側(cè)面說明梁啟超的很多文獻尚待整理并公之于世。因此，要想對梁啟超文學思想或文學實踐作整體研究，非下大工夫縱觀其遺著并理清其思想脈絡，斷難有高質(zhì)量的成果，而這正是大多數(shù)研究者無法做到甚至望而卻步的重要原因。其三，從已有成果來看，沒有人從梁啟超一生中最核心的思想事實入手對其文學實踐進行深度研究。梁氏思維活躍、一生多變，這種表象致使諸多研究者認為梁氏一生中沒有持久的、主導性的核心思想，其實不然。筆者通過對梁氏文獻窮究式的研讀后認為梁氏一生中最為核心的思想就是他的國家主義思想。從文獻上看，盡管很難找到梁氏以國家主義命名的專論，但他卻在大量論著甚至一些書信中廣泛述及國家主義，將它視作拯救中國的不二武器，并在政治、經(jīng)濟、文化、外交、教育等領域就國家主義的施行展開探討。尤為重要的是，國家主義曾多次作為以他為黨魁的政黨黨綱，作為最根本的建國指導思想，只不過梁啟超的政黨最終沒能登上國家權力的寶座。事實上，梁啟超對國家主義的積極追捧和大力鼓吹自19世紀末年至1919年之間，長達二十余年。1919年之后，國家主義才被他有意疏離。盡管如此，直至去世，梁氏內(nèi)心深處的國家主義情懷從未真正割斷過。基于此，我認為研究梁啟超的文學實踐應該特別重視這一思想紅線。而這，正是本書的視角所在。

關于梁啟超的國家主義思想，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已經(jīng)引起了學界的注意，目前已有不少論著涉及這個話題。就筆者所見而論，較早的論文是張佛泉先生的《梁啟超國家觀念之形成》，發(fā)表于臺北《政治學報》1971年9月第1期。此后很長一段時間里相關專論很少出現(xiàn)，不過一些學術專著或博士學位論文間有述及。專著如張灝《梁啟超與中國思想的過渡（1890—1907）》、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狹間直樹《梁啟超·明治日本·西方》、鄭匡民《梁啟超啟蒙思想的東學背景》等；學位論文如孫承?！缎血{派的國家主義思想之演變》（復旦大學2002年博士論文）、張少鵬《民初的國家主義派研究》（華中師范大學2005年博士論文）等。由于這些論著只是在某個章節(jié)甚至某個具體問題上述及梁氏國家主義思想，因此談不上深度和廣度。與此相應，也有極少數(shù)的期刊論文試圖對梁氏國家主義思想進行宏觀闡釋，如李春馥《論梁啟超國家主義觀點及其轉(zhuǎn)變過程》、施軍《梁啟超國家主義思想論析》即屬此類。不過，這些論文可能因為研究者閱讀視野所限，因此相關闡釋難如人意。由此觀之，目前學界對梁氏國家主義思想的研究不僅沒有專著出現(xiàn)，而且連高質(zhì)量的論文也極少。

與此相應，基于“國家主義”視角對梁啟超文學實踐進行的研究更為罕見。以筆者所見而論，就學位論文而言，僅有易前良《國家主義與中國現(xiàn)代文學》涉及相關研究。由于此文是對國家主義與中國現(xiàn)代文學關系的宏觀考察，梁啟超只是其中的一個環(huán)節(jié)，因此沒能展開，不過其開創(chuàng)之功值得肯定。就單篇論文而言，僅有易前良《〈新小說〉雜志與“中國文學”觀念的確立》及王向陽、易前良《梁啟超政治小說的國家主義訴求——以〈新中國未來記〉為例》涉及梁氏國家主義與文學實踐關系的微觀研究。顯然這些研究遠遠不夠，可以說梁氏國家主義思想與文學實踐之間的關系才剛剛被發(fā)現(xiàn)。

基于此，本書的根本任務是以國家主義為基點對梁氏文學實踐進行縱橫方向上的宏觀考察和深入探究。為此，全書完成了如下任務。其一，論證國家主義是解讀梁氏文學實踐的密匙。這是全書的基礎，這里主要解決的問題包括厘清國家主義的學理源流并給出明確界定；探究梁啟超國家主義思想的復雜成因；以充分的理由說明以國家主義解讀梁氏文學實踐的原因。其二，對梁氏國家主義文學實踐進行系統(tǒng)研究。這個任務包括三個板塊，分別是“國家主義視域下的文學價值論建構”“國家主義視域下的文學媒介的革故鼎新”以及“原創(chuàng)作品及翻譯作品中的國家主義訴求”。通過這三個板塊的探究，呈現(xiàn)出梁氏國家主義文學實踐的體系性、深廣度和立體感。這三個板塊是梁啟超國家主義文學實踐在不同維度的具體表征，涉及內(nèi)容多、信息量大，是全書的核心部分。其三，論證梁啟超國家主義思想的轉(zhuǎn)變以及隨之而來的文學實踐的變化。這一板塊的意義在于，不僅可以展示梁啟超后期文學實踐的基本情況，還能由此揭示出梁氏前后期文學實踐變化的深層原因，即他對國家主義所持的不同態(tài)度和價值立場。至此，本書以國家主義為紐帶完成了對梁氏一生文學實踐的縱向考察，避免了前人只關注梁氏前期文學實踐而忽略后期的局限。其四，論證梁啟超國家主義文學實踐對后世的影響。這種影響表征在兩個方面：一是作為方法論即文學對于國家建構的重要意義，被后世政治力量尤其是政黨力量所借鑒，將文學作為建國方略的一部分，并因之而提出各自的文學主張和立場；二是作為抵御外敵入侵的精神武器，被后人發(fā)揚光大，這在抗日戰(zhàn)爭期間有突出體現(xiàn)，包括官方的與民間的。這個論題雖已不是本書的重點，但是因之而可以看到國家主義對20世紀上半葉中國文學實踐的持續(xù)影響，利于后來者將相關研究向縱深方向推進。其五，通過全書的論證，自然得出一些有新意、有價值的結論。比如，對梁氏激進文學思想進行重新定位就是其一。筆者將梁氏激進文學思想定位為“國家主義文學思想”并對其內(nèi)涵作出界定。我認為這種定位較之慣常的“功利文學思想”的定位更具合理性和準確性，更能彰顯梁氏國家主義文學實踐的時代特質(zhì)和個人特質(zhì)。

實際上，本書每一個板塊的探究均有不同程度的創(chuàng)獲。有知識性的創(chuàng)獲：比如，對于“國家主義”的學術梳理以及由此得出的明確界定，可以廓清長期以來人們對于這一概念的模糊認識；比如，“國家主義文學思想”這一概念的提出及其界定，可以深化人們對于梁氏文學思想甚至中國近現(xiàn)代文學思想的認識。有觀點或視閾的創(chuàng)獲：這是本書最重要的創(chuàng)新之處，比如，“國家主義是解讀梁氏文學實踐的密匙”論題的提出，以及因之而來的兩個分論題——“國家主義是梁啟超一生中最為核心的思想”“國家主義的價值判斷與文學實踐的高度趨同”的提出；比如，基于國家主義視閾而對梁氏文學價值論建構、文學媒介的革故鼎新以及作品世界的價值訴求的獨特解讀，以及因之而呈現(xiàn)出的梁氏國家主義文學實踐的“系統(tǒng)工程”。有文獻方面的創(chuàng)獲：比如，從浩如煙海般的梁氏遺著中找尋出他關于國家主義在中國施行的諸多維度的思考所涉及的相關文獻；比如，論及梁氏文學價值論建構時，以他所創(chuàng)辦的刊物為依托廣泛涉及同時代人的相關論著；比如，對梁氏所辦刊物中插入的文學廣告的輯錄和解讀；比如，對《清議報》《新民叢報》《新小說》所載文學類論著進行分門別類的統(tǒng)計，其中的每一個數(shù)據(jù)都凝聚了筆者的心血。有方法論上的創(chuàng)獲：本書的研究在方法論上靈活多樣，比如數(shù)據(jù)統(tǒng)計法、表格分析法、文本細讀法、附錄補充法的應用；比如文學、史學、政治學、思想史的跨學科研究等。

如果說梁啟超基于國家主義的文學實踐是一個編碼的過程，那么我們基于國家主義而進行的探究則是一個解碼過程。在解碼的過程中我們有持續(xù)的收獲和發(fā)現(xiàn)，這些收獲和發(fā)現(xiàn)不僅見證了梁啟超國家主義文學實踐的獨特魅力和價值，還見證了其深度和廣度。筆者期待這一個案研究不僅能夠推進關于梁氏本身的研究，還能拋磚引玉，引發(fā)學界關注國家主義與中國近現(xiàn)代文學之間的關系，從而將相關研究向系統(tǒng)化、縱深化方向推進。若能如此，本書將作為一朵小小的浪花融入梁啟超研究或者中國近現(xiàn)代文學研究的學術長河而獲得棲身之地，這將是筆者最幸福的事。

1. 日本的相關研究，如狹間直樹編《梁啟超·明治日本·西方》，其中部分論文就是專門的有關梁啟超文學實踐的研究。
2. 以筆者所見，大陸較早的如夏曉虹《梁啟超“文界革命”論與“新文體”》，北京大學，1984年；臺灣較早的如廖卓成《梁啟超的傳記學》，臺灣大學，1987年。
3. 張朋園《梁啟超與清季革命·緒論》，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07年版，第2頁。
4. 《清史研究》，2004年第2期。
5. 《南京政治學院學報》，2004年第6期。
6. 南京大學，2004年博士論文。
7. 《山東社會科學》，2004年第3期。
8. 《南京社會科學》，2006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