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聶友軍

一

13世紀后半葉至16世紀的300余年間，當日本的鐮倉（1185—1333）末期、室町幕府（1336—1573）時代，日本模仿中國南宋的五山制度設立自己的“五山十剎”。以京都、鐮倉的五山禪林為中心，日本禪僧創(chuàng)作的偈語、語錄、漢詩文、日記、隨筆、論說等統(tǒng)稱“五山文學”，其中尤以漢詩與駢文為突出。五山文學是禪宗與日本文學相融合的產(chǎn)物，它上承平安時代（794—1185）漢文學之余緒，下啟江戶時代（1603—1867）漢文學的高峰，在日本文學史上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

五山時代不僅漢詩文隆盛，亦包含宗教、哲學、思想、藝術、木版印刷技術等多個方面的發(fā)展，如品藻中國歷史人物、評點中國詩文、探討程朱理學、校注與覆刻漢籍等，對當時的政治、文化乃至僧俗兩界的人生觀都產(chǎn)生了不可忽視的影響。五山文化的興盛與室町幕府封建制的確立是并行的，隨著世俗文化歸于佛教僧侶，隨著起草幕府外交文書成為必要，具有相對較高的漢詩文修養(yǎng)的五山禪僧傾向于以積極的姿態(tài)參與國家政治、外交等實務。

日本五山時代禪僧的跨國交流增多趨繁。大批心懷游行化導之志的中國僧侶紛紛赴日；數(shù)量更多的日本禪僧大舉赴宋、赴元、赴明。不同于之前的日本僧侶到中國以“巡禮求法”為旨歸，五山禪僧更傾心于遍覽中國河山，交游中國的鴻學巨儒。細密深入的交流有力地促進了日本禪僧對儒學義理的闡發(fā)，也加速了宋代新儒學在日本的流播。

研討日本五山文化，有助于厘清日本漢詩嬗變、蟬蛻與其文化背景禪宗的關系；有助于從內在與外在兩個視角加深對中世日本的理解，諸如日本國內的政治斗爭、影響當時東亞國際關系的關鍵因素等；側重關注中國文化作為一種觸媒參與對日本文化的建設，及其對日本文化發(fā)展的方向與力度的影響，對我們當下中國文化走出去戰(zhàn)略的運作有所裨益。

二

王勇教授團隊自杭州大學時代起一直開辦師生讀書會，至今已堅持二十余年。我遲至2011年才加入該團隊，隨即參加讀書會。翌年，因主持讀書會的陳小法教授赴日研究，讀書會改由我召集，讀書內容延續(xù)前面正在研讀的《五山文學全集》。

也曾有學生提出換讀別的書，因我系臨時受命接手讀書會，此前沒有思考過這個問題，感覺毫無預兆地更弦易轍不妥；另外，我并不認為作為學術訓練的材料會有過時之說，有些人眼里的廢物在懂行的人看來不過是放錯了地方的寶貝，何況五山文學本身不壞。做學問最忌跟風、趕時髦，人人趨之若鶩的顯學極易變?yōu)樗讓W。于是我們又堅持讀了三個學期的五山文學。

我們的讀書會側重三個層面的學術訓練：學術方法入門，邏輯思維訓練，表達能力鍛煉。學術本無定法，我們所謂的學術方法更多的是學習規(guī)矩，強調規(guī)范，同時讓每一個參與讀書會的人在有限的材料范圍內結合自己的興趣點找到可以開掘的領域，通過讀書、分享、探討、辯駁，發(fā)揮參與者的主動性，訓練清晰、嚴密的邏輯思維。表達能力包括口頭表達能力與書面表達能力，以簡潔、以理服人與層次分明為最基本的要求。

三

20世紀80年代初鄭朝宗先生帶領一屆研究生首開錢鐘書研究的先河，并將研究成果結集出版為《管錐編研究論文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我欽佩鄭先生的眼光與見地。此番從“五山文學讀書會”自然生發(fā)出的本論文集，算是對鄭先生遙致敬意吧。但淺陋如我，雖取法乎上，亦未必能得乎中，望讀者諸君不吝批評指正。

如今的博士研究生、碩士研究生畢業(yè)前都有公開發(fā)表論文的壓力。且不論這一制度的是非，“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我堅信引領他們逐步找到探索學問的門徑，比想方設法幫他們發(fā)一篇文章來得要緊。但當大家的論文集結在案頭時，他們在讀書會上的認真投入再次打動了我，遂有將其結集出版之念。

自己讀書時得到師長的獎掖提攜記憶猶新，前輩學者那種少一些錦上添花、多一點雪中送炭的情懷令我感銘；薪火相傳，為讓每一個讀書種子都能靜心讀書，我愿傾盡綿薄之力；更何況教學相長，通過讀書會我也學到很多有益的東西。五山文學不是我的研究專長，論文質量且留待行家評判，但我深切體會到每一篇論文都是點滴積累而成，雖不敢奢望有“大判斷”，但許多“小結果”足稱持平公允。

本書取名《取醇集》，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的韓愈早有“醇”與“疵”的論述，本書所收拙作亦拈出“舍疵取醇”名之，以說明五山禪僧虎關師煉在觀察與思考中國與中國文化時抱持的一層自覺意識。最后，惟愿本書有“醇”可取。

2015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