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輯特稿

錢學森是一位在新中國歷史上有重要地位的人物——在《錢學森年譜》出版座談會上的講話

朱佳木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學會，北京100009）

尊敬的各位領導和同志們：

大家上午好！

首先，衷心感謝上海交通大學錢學森圖書館邀請我參加《錢學森年譜》的出版座談會，并熱烈祝賀座談會的成功召開。

由于時間原因，我沒有來得及看這部年譜，對年譜的編撰難以發(fā)表什么意見。我之所以應邀出席這個座談會，主要是因為我所研究的專業(yè)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史，“兩彈一星”的歷史是新中國歷史的重要組成部分，并且是新中國歷史的亮點；我現(xiàn)在仍擔負著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學會的工作，國史學會中專門設有“兩彈一星”歷史研究分會。而錢老是“兩彈一星”的元勛，是新中國航天事業(yè)的奠基人，是一位在新中國歷史上有重要地位的人物，是國史研究的對象。我國第一個力學研究所，第一個火箭、導彈研究院，第一個空氣動力研究室，第一個空間技術研究院，都是他負責組建并擔任主要領導的。我國的第一枚液體探空火箭的制造，第一枚近程地地導彈的發(fā)射，第一次改進后的中近程地地導彈的飛行試驗，第一次導彈與原子彈“兩彈”結合的試驗，第一顆人造地球衛(wèi)星的發(fā)射，第一次為研制應用衛(wèi)星和通信衛(wèi)星積累經驗而進行的“實踐一號”衛(wèi)星發(fā)射，第一艘核動力潛艇的制造，第一個遠洋艦基地的建設工程，第一顆返回式地球衛(wèi)星的發(fā)射，第一次洲際導彈的全程飛行，第一次潛艇水下導彈的發(fā)射，第一次地球靜止軌道試驗通信衛(wèi)星的發(fā)射等等，也都是由他或指導設計或牽頭組織或參與組織指揮的。事實說明，錢老的豐功偉績和他創(chuàng)立的系統(tǒng)工程等理論，不僅在我國科技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而且對新中國的經濟建設、國防建設和社會發(fā)展也產生了廣泛而深刻的影響。

我應邀參加這個座談會，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借此機會表達我對錢老的崇敬之情。2015年6月，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陳云同志誕辰110周年座談會上說：“在二十世紀中國苦難而輝煌的歷史進程中，涌現(xiàn)出一大批用特殊材料制成的優(yōu)秀共產黨人?！卞X老正是這批用特殊材料制成的優(yōu)秀共產黨人中的杰出一位。他雖然不像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那樣上過硝煙彌漫的戰(zhàn)場，坐過國民黨反動派的監(jiān)牢，但他為了回國參加新中國建設，不僅毅然放棄國外優(yōu)裕的工作和生活條件，而且被美國政府無理拘捕，遭受羈留長達5年之久，最終在他不屈不撓的斗爭下，在毛澤東、周恩來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的關懷下，在我國政府的嚴正交涉和國際友人的援助下，才得以沖破阻力，返回祖國，投入國家最需要的尖端科技研究和成果轉化的事業(yè)之中，并且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在中蘇關系破裂后，他團結帶領科技人員艱苦奮斗，聯(lián)合攻關，依靠自身力量，實現(xiàn)了導彈研制等一系列重大突破。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排除極“左”思潮的干擾，狠抓科研規(guī)劃的制定、基礎設施的建設、項目研制的質量。在改革開放中，他開創(chuàng)、推動面向企業(yè)的“講理想、比貢獻”的競賽活動，引導科技工作者把振興中華的理想與企業(yè)發(fā)展目標和個人理想結合起來，促進群眾性技術創(chuàng)新活動的開展；倡導科技興農活動，支持開展多種形式的送科技下鄉(xiāng)活動，幫助農民依靠科技脫貧致富；倡議建立中國青年科技獎，促進優(yōu)秀青年科技人才的脫穎而出。他深入學習和研究馬克思主義哲學，并用以指導研究工作，在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結合點上，作出了許多開創(chuàng)性貢獻。他治學嚴謹，淡泊名利，不以權威自居，不以名望壓人，把人民對自己工作的滿意當成是最高的獎賞。事實說明，錢老不愧是中國共產黨的優(yōu)秀黨員，忠誠的共產主義戰(zhàn)士，知識分子的楷模，學術工作者的榜樣。在當今社會理想信念缺失、拜金主義流行、浮躁情緒彌漫、歷史虛無主義思潮泛濫的情況下，錢老的事跡和精神顯得尤其珍貴，特別值得大力宣傳，認真學習。

我雖然沒有看過《錢學森年譜》，但我在20世紀90年代，曾用9年時間主持編撰過《陳云年譜》，2014年4月到2015年5月又用一年時間主持了《陳云年譜》的修訂，因此深知年譜編撰在歷史人物研究中的基礎性作用和編撰工作的艱辛。年譜是老祖宗給我們留下的獨特而優(yōu)秀的文化傳統(tǒng)，有著區(qū)別于其他史學載體的嚴格體例。比如，年譜不像傳記，不需要評論和渲染，但需要每件事每句話都有確切的出處和可靠的依據，因此，在史料的收集、考證上需要下極大的力氣。年譜不像傳記，搞不清楚的地方可以一筆帶過，相反，越是搞不清楚的地方越要搞清楚，這是因為，年譜以日系事的體例決定了編撰者必須逐日排列譜主的生平史事。因此，為了弄清一件事情的具體時間地點，往往要耗費大量精力，如果遇上譜主從事秘密工作或活動缺少文字記錄的時段，其難度就更可想而知。年譜不像傳記，不需要文學筆法，相反，需要文字簡潔、表達準確，能少一字絕不多一字。因此，遇上幾千字甚至幾萬字的書信、文章、講話、報告，要把其中的精華提煉出來，并編寫成幾百字的條目，這對于撰寫者的思想和文字水平，無疑是巨大的挑戰(zhàn)。我從《錢學森年譜》的編輯說明中了解到，這部年譜的編寫前后花了10年時間。僅從這一點也可以看出，年譜編撰者的態(tài)度是嚴肅的，功夫是到家的。

我從《錢學森年譜》的編輯說明中還了解到，年譜編撰者們在編撰期間，發(fā)掘、收集、整理、考證、研究了大量資料，不僅看了公開發(fā)表的各類文集、書信集，還看了尚未公開的書信、手稿、聲像資料；不僅去過中央檔案館和解放軍、外交部、科學院的檔案館，還兩次前往美國，查閱了美國國家檔案館，以及加州理工學院和麻省理工學院檔案館的檔案；不僅收集了大量檔案資料，還采訪了200多位譜主的親屬、同事、學生、友人、身邊工作人員，獲取了大量口述資料。要保證一部年譜的質量，上述工作雖然不是唯一的條件，但卻是必須具備的基礎條件。這方面工作做得越扎實，年譜的史料性、學術性、權威性就會越強。從這一點看，我認為《錢學森年譜》的質量是有一定保證的。另外，我還從編輯說明中看到，年譜加入了一些作為背景的重大歷史事件以及和譜主相關的事件；在譜主上萬件書信中注意選擇有思想性、學術性，特別是有現(xiàn)實指導意義的加以摘錄。我認為這些做法也反映出編撰者對自己的要求是精益求精的，心中是裝著讀者的，是在想方設法為讀者了解譜主的生平和思想提供方便。

我之所以認為《錢學森年譜》在質量上有一定保證，還有一個原因，就是這部年譜是由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我曾在中央文獻研究室工作過，對中央文獻出版社很熟悉。它主要出版黨和國家的重要文獻集、毛周劉朱任鄧陳等老一輩革命家以及黨的十二大之后歷屆中央領導人的著作、年譜、傳記、畫冊等，是一家很有實力的中央級出版社。他們出版的領導人年譜已經形成了年譜系列圖書品牌，不僅在學術界得到較高評價，也使自身積累了較為深厚的年譜書稿編輯出版經驗。《陳云年譜》和《陳云年譜》的修訂本，都是由這家出版社出版的。我在和他們的接觸中體會到，他們的領導和編輯人員都有很強的政治意識、質量意識、責任意識，作風嚴謹，工作細致，把關嚴格，每當接受分量重、時間緊的項目時，不僅總是提早與編寫組銜接，在編輯、排版、校對以及制作送審本過程中加班加點，不講條件；而且在封扉設計、用紙用料、印刷裝訂、宣傳推廣等環(huán)節(jié)上，能夠做到各部門配合密切，及時到位。所以，《錢學森年譜》交由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可以說是這部年譜編撰者的一個正確選擇。

再有三天，就是錢學森同志誕辰104周年的紀念日。《錢學森年譜》在這個時間出版，是對錢老紀念日的最好獻禮；年譜出版座談會在這個時間召開，也是對錢老的最好紀念。我預祝《錢學森年譜》的出版座談會開得圓滿，《錢學森年譜》的發(fā)行獲得成功！最后祝在座的各位領導和同志們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謝謝大家！

（2015年12月8日）

1. 作者系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原副主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當代中國研究所原所長，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學會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