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文化視野與跨界方法——我的比較文學研究之路

一

踏上比較文學的研究道路，我是很偶然的，這當中走過了一段從不自覺到自覺的過程。

其實，我是個雜家，研究的興趣與范圍自己都覺得太廣太雜。我大學本科的畢業(yè)論文是研究李煜詞的美學價值的，指導教師是教我們美學課的黃海澄教授，他后來以研究系統(tǒng)論、控制論、信息論美學而聞名，也算是一個喜歡作跨界研究的專家；我發(fā)表的第一篇文藝評論文章是一篇在大學選修馬列文論課的作業(yè)，題目叫《列寧〈一本有才氣的書〉讀后》，發(fā)表在由中國當代文學學會主辦的《當代文學》總第5期上，由花城出版社出版；碩士研究生的學位論文是研究葉燮《原詩》的，做的是中國古典文論研究，為做好論文曾上京去請教過舒蕪與敏澤先生。碩士研究生期間發(fā)表的論文則是關于文藝的起源與文藝批評標準研究的，因為當時我正跟隨曾留學日本、創(chuàng)建了東京左聯(lián)支部的著名文藝理論家、翻譯家林煥平先生編寫《文學概論新編》；1985—1988年我在華東師大跟隨王元化先生攻讀中國文學批評史專業(yè)博士學位，博士論文則選取了一個類似比較文學的題目《佛經傳譯與中古文學思潮》，此論文答辯時請饒宗頤、周振甫、張少康、詹瑛、錢仲聯(lián)、王運熙、徐中玉等教授寫評語，后四位先生還是參加答辯會的專家。論文答辯后我將論文寄給北京大學的季羨林先生與樂黛云先生，得到了他們的稱贊，季先生還將此論文收入他主編的《東方文化研究》叢書，1991年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后來我又在博士論文研究的基礎上，進一步寫了《山水美與宗教》《佛教與中國文藝美學》《宗教藝術論》等帶有比較性質與跨學科研究的著作。再之后，我又主編了《文化視野中的文藝存在》《傳媒時代的文學存在方式》《文化詩學：理論與實踐》等著作，還時不時關注著海外華人新移民文學，并參與對它們的評論與研究?，F(xiàn)在正在做的課題則是流行文藝與主流價值觀的關系研究。一句話，比較的視野、文化的視野、綜合的也可以說是跨界的研究方法一直貫穿于我的研究之中。

可以這么說，在本科與碩士生階段我對比較視野與方法的運用還是不自覺的。那時正值改革開放初期，思想之窗剛剛打開，學生們對一切新的研究都感興趣。我記得在廣西師范大學讀碩士研究生期間（1982—1985），我還去旁聽過外國文學專業(yè)研究生的“英美詩歌專題”的課，由留美歸來的著名外國文學專家賀祥麟教授用雙語講授。賀教授講柯勒律治的《老水手之歌》和艾略特的《荒原》用的還是系里油印的英文稿。紙張雖然粗糙，但在我們眼里卻珍貴得很，油墨的香味至今難以忘懷。而到博士階段，經名師的指點，我對比較視野與方法的運用則是帶有自覺性的，文化自覺也就從那時開始。

這完全得益于業(yè)師王元化先生的引導與指導。

二

為考取元化先生的博士生，我將他的著作《〈文心雕龍〉創(chuàng)作論》研讀了很多遍，深為他的觀點與研究方法所吸引。在他的著作中為說明問題，他常會將中西的文學思想加以比照。雖然他采用的是附錄的方式，但比較的視野與方法顯而易見，給人的啟發(fā)是開放的、可聯(lián)想與可生發(fā)的。他提倡的“古今結合、中外結合、文史哲結合”的綜合研究法對我影響甚巨甚深。

1985年9月進入華東師范大學之后，我就在元化先生觀點的啟發(fā)下，也在他的指導下，寫了一篇名為《將古代文論放到中國文化背景下去考察研究》的論文，提出了一種從宏觀視野以及比較視野去研究古代文論的設想，此文翌年經徐中玉先生推薦發(fā)表在《文藝理論研究》1986年第3期上。之后，我又寫了一篇跨界研究的論文《宗教與山水結合的歷史文化考察》，主要從魏晉時期的佛教僧人與文人的交往以及佛教般若學與山水審美觀形成之關系的研究出發(fā)，去討論宗教與山水的關系。盡管這篇文章是我后來的著作《山水美與宗教》中的第一章，但它卻為我寫作博士論文打下了良好的基礎。至少，在學術視野與研究方法上嘗到了跨界的甜頭。此文也發(fā)表在《文藝研究》1986年第5期上。

在寫作博士論文期間，元化師則要求我轉益多師。每當我去向他作讀書匯報時，他就會指點我說：這個問題，你應該去請教誰誰誰，于是他就給我聯(lián)系方式讓我去上門求教。三年間，我多次往返上海與蘇州之間，為的是去求教錢仲聯(lián)先生，當然也就免不了去見當時任教于蘇州大學的比較文學專家孫景堯先生，我在孫先生家中亦不知吃過多少頓飯，聽過他談他的研究心得并一起討論有關問題。我也去求教過當時任上海圖書館館長的顧廷龍先生，請他給我講有關訓詁學、文字學及有關文獻的查找方法；也去見過當時任教于華東師范大學的馮契先生與蘇淵雷先生，向他們求教中國哲學與佛學問題。我清楚記得，當時蘇淵雷先生家中掛著一把長長毛的似乎是拂塵用的撣子，從那我知道這就是魏晉人常提到的“麈”，從這亦可以見出蘇先生對名士風度與禪的向往，也才可理解他注《五燈會元》會注得那么好；我去得最多的還是當時在上海古籍出版社任編輯的葉笑雪先生家里，元化師要我向他學習佛教及其佛經文獻的問題。葉先生曾經注過謝靈運的詩集，其中謝集中涉及佛教的地方他都加了注釋，點明了出處。他教我什么是佛經翻譯中的“合核本”的問題，也指點我去閱讀有關“四聲”起源的研究文獻。在他租住的古北路的簡樸的家中，我吃的雖然是他們家日常的最簡便的飯食，但得到的卻是豐富的知識和素養(yǎng)。葉先生青年時曾被打為“右派”，遣返鄉(xiāng)里，平反后返回滬上也只能是被臨時聘用，腹中詩書終于有了可用武之地，雖處貧寒也總算有了希望。我去請教，他總是希望將最有用的東西教給我，傾其腹中所有，正是他的愿望。我對知識渴望的眼光與他那對后輩寄予多多的眼光一經相遇，并碰撞出經久不息的火花。什么是薪火相傳，這便是我經歷過的最好的實證了。

說這么多，是因為我那一段的時光太珍貴，太難忘了。唯其如此，也才造就了我的文化視野與跨界方法。

三

1988年7月我博士畢業(yè)后即來到廣州的暨南大學中文系工作。最初分在古典文學教研室教“中國文學史”中的“魏晉至唐宋”一段的課，一年后調至學報編輯部工作，但仍兼授中文系的課，還開設了一門《佛教與中國文藝美學》的選修課。1993年調回文學院任副院長，即回到文藝學教研室工作，并在饒芃子、胡經之教授的帶領下參與了文藝學專業(yè)博士點的申報并獲得成功。

暨南大學地處改革開放前沿的廣州，最能感受到的就是對新事物新觀念新思想的接受。1988年時的暨南大學中文系，已然是比較文學研究與港澳臺地區(qū)及海外華文文學研究的重鎮(zhèn)。當時饒芃子教授已帶領她的研究團隊，成功編寫并出版了《中西戲劇比較》《中西小說比較》等在比較文學界甚有影響的著作。我來到之后，認真拜讀過她的著作，還為她的《中西戲劇比較》寫過書評，從她的著作中也得到了許多方法論的啟示。1996年我還參與過她主持編寫的《中西比較文藝學》的工作，撰寫了其中的一節(jié)，是關于“中西藝術真實觀的比較”的。在她的引領下，我參與了廣東省中國文學學會下轄的比較文學研究分會的工作，后來還主持了該分會的工作。我也跟隨她參加了中國比較文學學會1990年在貴陽召開的第三次年會暨國際學術會議，在那一次會上我在小組討論會上宣讀了我的論文《佛教心動說對文藝創(chuàng)作心理學的啟示與影響》。當時即得到饒芃子教授、北京大學的樂黛云教授、臺灣淡江大學的朱立民教授、蘇州大學的孫景堯教授的熱情肯定與鼓勵，這對我從事比較文學研究是極大的推動與促進。1990年之后，我在兩三年之內又連續(xù)發(fā)表了多篇關于佛教與中國文藝美學關系的論文，包括《論佛教的美學思想》《佛經傳譯與中古文學、美學思想》《佛教境界說與中國藝術意境理論》等。尤其是《佛教境界說與中國藝術意境理論》一文，先發(fā)表于《中國社會科學》1991年第2期上，后來又被譯成英文載《中國社會科學》1994年第3期的英文版上，1994年還獲得了共青團中央、中國社會科學院共同主辦的“首屆全國青年社會科學優(yōu)秀成果獎”的二等獎。20世紀90年代中期，我還加入中國比較文學學會開展的諸多學術活動中去，并且還擔任過學會中的青年委員會的一些工作，與陳躍紅、高旭東、王寧等合作組織青年比較文學工作者開展過一些有意義的學術活動。20世紀90年代末期和21世紀初我還與中國比較文學學者們一道，赴南非參加過國際比較文學學會召開的國際學術會議并宣讀論文，也去日本參加過國際美學學會召開的國際學術會議并宣讀論文，還去日本京都大學文學與藝術學研究所當過一個月的講座教授，主要講授“佛教與中國美學”的專題。2000年之后，因為行政與黨務工作的繁重，我就較少參加中國比較文學學會的一些活動了，主要還是結合學校與中文系的學科建設有選擇性地參與學術活動。

暨南大學是一所僑校，與海外華人華僑有著密切的聯(lián)系。暨南大學中文系早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就已開始了海外華文文學暨港澳臺文學的研究，并最早在系里開設這樣名稱的選修課，潘亞暾教授、翁光宇教授等編寫過臺港澳地區(qū)及海外華文文學的相關教材，饒芃子教授寫過《中國文學在東南亞》等著作。進入21世紀以來，在饒芃子教授的帶領下，暨南大學中文系的海外華文文學研究又登上了新的平臺，發(fā)展勢頭更為強勁。饒芃子教授首先在文藝學專業(yè)博士點中開設了“跨文化視野中的海外華文文學與詩學”的研究方向，并指導過若干名博士生以海外華文文學與詩學為題撰寫博士論文，成為比較文學研究領域中的新亮點。之后，她又創(chuàng)立了中國世界華文文學學會，并擔任創(chuàng)會會長，會址就設立在暨南大學中文系。中文系又以此為基礎，整合文學院與新聞學院的力量，以“海外華文文學與華語傳媒研究”為名，成功申報并獲批準，成為廣東省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重點基地，由饒芃子教授擔任研究基地的名譽主任，我擔任主任，王列耀教授擔任常務副主任。

也正因為這樣的關系，我在1996年時就開始關注海外華人的新移民文學。1996年與1997年我因為去美國調研華文教材的事，與當地的華人新移民有過較多的接觸，他們還將自己編寫的文學刊物送給我。我看后大有感觸，就寫了《草色遙看——我所知道的美國華人新移民文學》一文，對北美華人新移民文學給予了鼓勵和展望，我相信不久的將來北美華人新移民文學一定會成蓬勃發(fā)展之勢。前幾年，我去加拿大多倫多參加由當地華人文學筆會組織的加拿大華文文學研討會的活動，我又看到了加拿大華文文學發(fā)展的新趨勢，寫了《滿城煙柳——加拿大華文文學觀感》一文。因為研究基地工作的關系，與加拿大華人作家張玲、曾曉文、陳河等接觸也就多起來。又因為文學院與香港作家聯(lián)合會的潘耀明先生合作較多，常在一起聯(lián)合主辦世界華文旅游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我也間或參與，出席會議也提交論文，就寫了《論華文行走文學的文化功能》的文章。

四

從《佛經傳譯與中古文學思潮》到《佛教與中國文藝美學》，再到《宗教藝術論》，我基本做的都是跨學科的研究。尤其是寫《宗教藝術論》時，涉及宗教學、藝術學、人類學以及宗教人類學、藝術人類學等學科，其間采用了許多民間宗教藝術尤其是中國少數民族宗教藝術的材料。當然，也采用了文化學的研究方法，力圖將宗教藝術置于人類文化發(fā)展的歷史坐標中加以定位。也嘗試用比較文學常用的主題學、形象學、敘述學方法去研究宗教藝術。因為涉及佛教、道教、基督教以及民間宗教等幾大類宗教藝術，“比較”自然也就是研究的基點之一。由于做的是跨學科的研究，往往比較寂寞與孤獨，當時我在《宗教藝術論》的“后記”中便感慨：“因為跨學科，研究往往吃力而不討好。也鮮有人對你所研究的課題發(fā)表意見并表示興趣。不僅如此，連這個學科歸入哪一門類也難以確定?！蔽矣浀?，過了好長一段時間，只有孫景堯先生對我的感慨發(fā)出過共鳴，表示與我有同感，并表示將來有時間要給我的這本書寫一個書評。后來他很忙，又有重大課題要做，終于也沒寫。但我卻是十分感激與感念他的?！蹲诮趟囆g論》一書后來被許多藝術院校采用為閱讀與參考教材，于中文系反而是較少有緣分的，這兩年有我指導過的博士后、廣州大學文學院的副院長哈迎飛教授給文學院研究生講宗教與文學的課，則用了我這本書作參考書。

在做跨學科研究時，我很注意“中介”，即注意一個學科的思想、名詞、概念被另一學科所吸收時，它到底是怎么轉換過去的，有沒有什么中介，要尋找它們相互之間影響與融合的痕跡。這既需要宏觀審視，也需要微觀考察。既然要“跨界”，視野就要寬些，而文化學的視野則可以作這樣的支撐，故元化師所說的“文史哲結合”就很用得上。這就要求自己對知識盡量涉獵廣一些，并力求做到融會貫通，然后出為己見。我后來做《文化視野中的文藝存在》《傳媒時代的文學存在方式》以及《文化詩學：理論與實踐》等研究時就既有跨界的多學科研究，如文學與其他知識門類的關系、文學與其他藝術的關系等，也有中外文論家之間的比照。我用文化視野與方法曾提出過“文化詩學批評”的概念，認為它可以作為文學批評領域里的第三種批評加以建設；我也從文化視野與跨界方法做過城市文化以及文化產業(yè)的研究，在若干城市或者單位作過《城市文化與城市審美》的演講，并力求將城市文化研究上升為“城市詩學”，用綜合的方法將城市研究變得豐富生動起來。其實，這種做法在西方的文化研究學者那里是司空見慣的，在他們那里，專業(yè)知識從來就不是分割的、碎片的，而是綜合的、貫通的。研究一個問題，往往是跨學科的。從法蘭克福學派到伯明翰學派再到后現(xiàn)代主義，都是跨界的。

作為一個學者，我是一個雜家；作為一個雜家，我畢竟還有自己的學術根據地。2004年和2005年我為《羊城晚報》開設了一個古典詩詞鑒賞的專欄，連續(xù)開了兩年，后結集為《詩詞小札》出版了，很受讀者歡迎，并獲得廣東省第八屆魯迅文藝獎。其實，做這樣看似普及的工作，倒是需要調動起全部的學問與素養(yǎng)，才能將它們寫得好并能吸引人的。因為它需要綜合的知識、寬闊的視野、靈動的文筆，比較的方法也會用上。我現(xiàn)在的專業(yè)是文藝理論，在文藝理論教研室上課與指導博士、碩士研究生，而文藝理論恰恰是最需要綜合與跨界的。

現(xiàn)在，從我所發(fā)表過的文章中挑選出這些篇目，構成一個集子，名為《跨學科視域中的比較文學》，以記錄我在比較文學領域內所走過的軌跡。主編謝天振教授、陳思和教授、宋炳輝教授囑咐作者都要在集子前寫一篇自序，我因此得以借機回顧一下我的比較文學研究之路，并感謝一下那些將我領上比較文學研究之路的導師們，倒也是蠻有意義的。感謝中國比較文學學會以及上海外國語大學的謝天振教授、宋炳輝教授、復旦大學陳思和教授給我這樣的機會，也要感謝暨南大學中文系文藝學教研室的鄭煥釗老師，他帶領我指導的2011級和2012級的碩士研究生們幫我收集了這些文章并編輯成冊。

學術無止境，永遠在路上。盤點過去的業(yè)績，是為了今后更好地出發(fā)。就以此集的出版鼓勵一下自己吧。

2014年3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