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無論是撰寫文學史，還是各種作品選，似乎都存在厚古薄今的狀況，即愈是歷時久遠的作品，讀得愈多，選得也愈多，而時隔僅一個世紀的近代文學，特別是近代的詩、詞、散文，卻常被有意無意地忽視，甚至被一種漫不經(jīng)心的態(tài)度、想當然的看法所否定。不過這種很少聽到異議的現(xiàn)象，卻不能因此被看作是一個不屑一顧的問題。鄙薄近代文學者，并不乏冠冕堂皇的理由：沒有任何力量能阻擋時代前進的步伐，但這種進步并不意味著文學藝術(shù)也在一起邁進。就藝術(shù)語言而言，唐詩宋詞，依然是不可逾越的巔峰。但人類文化和自然界一樣，需要無限豐富的多樣性，才能構(gòu)成一個繽紛多彩的藝術(shù)世界。更何況近代文學在中國古典文學發(fā)展史中，自有其特殊的地位和意義。如果說《詩經(jīng)》、《楚辭》、先秦散文是源的話，那么近代文學就是尾，是中國古典文學一個雖不能譽之為光輝，但也不應(yīng)妄加菲薄的結(jié)束。僅憑這一點，近代文學就有重視的必要、閱讀的必要、研究的必要。事實上，現(xiàn)代人少編、少選近代文學作品，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對此讀得太少的緣故。選編了三大本《近代詩鈔》的錢仲聯(lián)先生，早年斷言詩學之盛，極于晚清，并有近代詞集詞學大成的說法，與鄙薄近代文學者迥然不同。近代文學的真正價值，似乎還可以從下面一個假設(shè)中推出：如果取一首不知名的詩或詞，點明它是近代人的作品，就很難從理論上得到充分肯定；但若說它是唐詩，或宋詞，也許就會得到完全不同的評價，甚至意想不到的贊美。這至少可以說明兩個問題：一是近代詩文中有大量作品并未樹立鮮明的個性和特色，還沒有資格成為代表時代的文學形式；二是近代詩文在藝術(shù)表現(xiàn)手法上又確有不遜于前人的可取之處。如果僅用于吟詠消遣的話，某些近代詩詞，在某些方面，還有勝過唐詩宋詞之處。

近代詩流派家數(shù)之多，為前代所罕見。汪國垣據(jù)地域?qū)⒔娙朔譃楹妗㈤}贛、河北、江左、嶺南、西蜀六派。鐘仲聯(lián)則根據(jù)詩風，分為宗尚宋詩（包括前期的宋詩派和后期的同光體，同光體中又包括贛、閩、浙三派）、注重選體（如湖湘派）、兼采唐宋、詩界革命（可上溯龔、魏）諸大派，另外還有南社、西昆體派等。

若從大處著眼，近代詩史，始終存在著兩大流派，一派重視作品的社會功用，強調(diào)藝術(shù)創(chuàng)新。這派以龔自珍、魏源開其端，姚燮、貝青喬、金和等人繼之。龔自珍是開一代風氣的承上啟下的歷史人物，也可說是近代詩界革命的先行者。他的作品，氣勢沉雄，辭采瑰麗，飛揚騰踔，奇境獨辟，筆呈簫心劍態(tài)，讀之蕩氣回腸，柳亞子譽之為“三百年來第一流，飛仙劍客古無儔”（《論詩三絕句·定庵集》）。魏源詩除反映現(xiàn)實以外，多山水之作，徐世昌說他“雕鐫造化，捶險鑿幽之筆，能使山無遁形，水無匿響”（《晚清簃詩匯》）。近代另一個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人物林則徐，雖不以詩名世，但其后期作品，筆力蒼勁，含思凄婉，品格甚高。姚燮多才多藝，但一生潦倒，作品頗能反映民生疾苦，有些紀事詩寫得哀婉動人，酷似杜甫《三吏》、《三別》，世稱詩史。貝青喬曾投筆從戎，目睹軍中種種咄咄怪事，一付與詩，振聾發(fā)聵，傳誦一時。當時被視為“振奇人”的金和，工樂府詩和紀事詩，寫了大量反映鴉片戰(zhàn)爭和太平天國的詩篇，梁啟超稱其“格律無一不軌于古，而意境、氣象、魄力，求之有清一代，未睹其偶”（《秋蟪吟館詩鈔序》）。貝、金二人之詩，亦無愧詩史之譽。

黃遵憲、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丘逢甲等人，正式舉起詩界革命的大旗。黃遵憲當時被譽為“詩界哥倫布”（丘逢甲《人境廬詩草跋》），他主張“我手寫我口”，開古人未辟之境，能用前人所未有的生動、鮮明的形象，將當時出現(xiàn)的一些重要事件和新生事物及時寫入詩中，用梁啟超的話說，“能熔鑄新理想以入舊風格”（《飲冰室詩話》）?？涤袨樽砸暽醺?，以“新詩瑰奇異境生，更搜歐亞造新聲”（《與菽園論詩》）自許。其實他的長處并不在異境、新聲，而是元氣淋漓，揮斥八極，頗有大家風度。譚嗣同詩如其人，恢宏豪邁，借用他自己的話說，有“拔起千仞，高唱入云”（《致劉淞芙書》）的氣概。梁啟超是詩界革命的旗手，他的詩直寫胸臆，意氣風發(fā)，清新瀏亮，不拘一格。丘逢甲在臺灣淪陷后所作的詩，慷慨悲歌，憤悒不平，有陸游遺風，黃遵憲稱之為“真天下健者”（《與梁啟超書》）。以柳亞子為代表的南社詩人，政治態(tài)度雖和維新派大相徑庭，但就詩歌創(chuàng)作而言卻頗有相通之處。激昂慷慨，曉暢明白，是南社詩人共同的長處。南社詩人中，蘇曼殊和南社創(chuàng)作宗旨相距最遠，但最引人注目。中國文學史中，真能稱得上不失赤子之心者，詞人有李煜、晏幾道、納蘭性德，詩人似乎只有一個蘇曼殊。他的詩大多為七絕，清麗綿邈，秀雋絕倫。在當時的革命詩人中，不曾參加南社的秋瑾，有著特殊的魅力。這不僅是因為她堪稱20世紀（或許還是中國有史以來）最杰出的女性之一，還在于她的詩詞熱情奔放、英姿颯爽，足以使眾多須眉俯首生愧。還有一個不曾參加南社，但又能凌駕南社的革命詩人金天羽，所作詩才調(diào)縱橫，奇崛豪宕，可謂龔自珍流亞。

近代詩的另一流派注重作品的表現(xiàn)形式，主張有所師承。這派前有以鄭珍、何紹基、曾國藩等人為代表的宋詩派，后有以陳三立、鄭孝胥、陳寶琛、陳衍、沈曾植、袁昶等人為代表的同光體。曾國藩詩不如文，但他對晚清宋詩運動的影響很大。何紹基詩學東坡，為寫生高手，其摹山范水之作，往往觸境而發(fā)，生動可喜。宋詩派的代表人物是鄭珍，他作詩宗宋而不廢唐，轉(zhuǎn)益多師，內(nèi)容廣泛，風格兼有奇崛奧衍和平易流暢兩種。陳衍認為他能“歷前人所未歷之境，狀人所難狀之狀，學杜、韓而非模仿杜、韓”（《石遺室詩話》）；胡先骕更稱他為“清代詩人之冠”（《讀鄭珍巢經(jīng)巢詩鈔跋》），可謂推崇備至。他的詩，對陳三立、范當世、鄭孝胥、沈曾植等人影響甚大。

同光體詩人承襲鄭珍、何紹基開導了先河的宗尚宋詩的風尚。陳三立不僅是同光體贛派的代表，也是同光體的領(lǐng)袖人物，汪國垣《光宣詩壇點將錄》予之以“都頭領(lǐng)天魁星宋江”之席。作詩求生、新、奇、崛、僻、雅，避惡熟、媚俗，濃深俊微，自成馨逸。梁啟超、鄭孝胥、陳衍等新舊詩派首領(lǐng)，對他的詩都極為傾倒。陳三立諸子，也都能詩。次子陳隆恪，詩風酷似其父。長子陳衡恪，為人情深，詩有深情，陳衍認為真摯處實過乃父。鄭孝胥詩清蒼幽峭，骨遒句秀，在當時與陳三立并稱近世兩大詩人。陳衍謂“近來詩派，海藏以伉爽，散原以奧衍，學詩者不此即彼矣”（《石遺室詩話》）。陳寶琛與鄭孝胥同為同光體閩派的代表，其詩屬對工整，風調(diào)蘊藉，神理自超，趣味雋永。沈曾植學識淵博，近代罕睹其匹，作詩聱牙鉤棘，艱深古奧，為同光體浙派的代表，也是學人詩的代表。雖非同光體首領(lǐng)，但足以傲視時賢的是范當世，其詩沉郁勁健，渾浩流轉(zhuǎn)，兼有蘇、黃雄放凝練之長。此外，俞明震詩能得江山之助，所寫塞外風光，開唐人未辟之境。陳曾壽詩能于陳三立、鄭孝胥詩體之外，別樹一幟，立意深邃，不落凡近，陳三立甚至有“比世有仁先（陳曾壽字），遂使余與太夷（鄭孝胥字）之詩或皆不免為傖父”之嘆（《蒼虬閣詩序》）。相對唐詩宋詞，近代詩詞本來就有隔與不隔之別。與南社正相反，同光體詩一般都注重錘煉，意旨曲折，辭采華贍。由此產(chǎn)生正反兩方面的影響，既比同時代其他詩人更隔一層，也使其作品更耐咀嚼；既不易一見動心，也不會讓人很快生厭。

除同光體外，當時詩壇還有以王闿運為代表的宗尚漢魏六朝的湖湘派。王闿運為詩壇元老，負有重望，譽之者謂其牢籠一世，但貶之者說他墨守古法，缺乏真意。張之洞為唐宋派首領(lǐng)，論詩主張融宋意入唐格，別開雍容閑雅之風，清末達官工詩者，以其為最。樊增祥、易順鼎均出其門。樊詩富麗，風姿綽約，人稱“樊美人”。易順鼎才高一世，個性分明，尤工寫景，所作詩瑰瑋奇麗，驚艷絕倫，但也不乏清新平易之作。樊易并稱，樊實不如易。曾國藩的孫子曾廣鈞，多沉博絕麗之作，與李希圣、汪榮寶同為清末西昆體的代表作家。

此外，還有一些游離于上述流派之外，而又頗有建樹的詩人。如獨創(chuàng)壇坫、孤吟無和的吳中詩人江湜，以清麗峭拔之筆，力矯濃艷艱澀之弊，興味盎然，頗得楊萬里“活法”精髓。江南才子馮煦，兼工詩詞，尤長七絕，清新流麗，趣味雋永。釋敬安（八指頭陀）為近代著名詩僧，吐詞屬句，清空靈妙，超然物外，確非俗人所能企及。楊圻有大家之才，兼擅眾體，尤以歌行體享有盛名。其詩氣魄沉雄，音節(jié)瀏亮，有唐詩流風，在以同光體為主流的近代詩壇，獨樹一幟。

近代詞雖不像詩那樣派別分明，但同樣作者林立，藻采紛呈。鄧廷楨和林則徐一樣，于余暇作詞，沉著慷慨，不同凡響。龔自珍詞如其詩，恃才任氣，跌宕飛揚。項鴻祚中年謝世，一生不第，所作詞哀感頑艷，凄婉清切，和納蘭性德堪稱前后雙璧。蔣春霖詞感慨深沉，屬詞雋快，與項鴻祚風格不同，但譚獻將他和納蘭性德、項鴻祚并提，稱為“詞人之詞”，“二百年中，分鼎三足”（《篋中詞》）。莊棫和譚獻為常州派后勁，且有青出于藍之勢，所作詞不落言詮，品格甚高。最能體現(xiàn)晚清詞時代特色和藝術(shù)成就的，當數(shù)王鵬運、文廷式、鄭文焯、朱祖謀、況周頤五人。相比較而言，王鵬運詞氣勢宏闊，富奇情壯采，有稼軒詞風。文廷式詞風骨遒勁，渾脫瀏漓，沉雄俊爽，上追東坡，無愧一代射雕手。鄭文焯詞兼取浙西、常州兩派之長，體潔旨遠，格高韻美，朱祖謀譽為仙才。朱祖謀詞氣息渾厚，筆力恣肆，富麗精工，海內(nèi)歸宗，為近代詞集大成作家。王國維稱況周頤為人真摯，作詞沉痛。況詞雖無王鵬運、文廷式、朱祖謀雄踞一世的氣概，但深情綿邈，自有其長。王國維自視甚高，尤長小令，在晚清詞壇，吹進一股清新氣息。

與唐宋作家相比，除少數(shù)人外，近代作家大多缺乏鮮明的創(chuàng)作個性，這在詞中表現(xiàn)得尤其突出。近代人的詞，常常不是有意與古人相合，就是無意中和同時人相撞，即使一些著名作家，若將他們的某些詩詞相混，常人也不易分辨。此外，近代詞好用比興，往往寄托太深、刻畫太工、辭采太麗、著色太濃。多讀一些，有時感覺反而更加模糊。就才學而言，近代人未必不如宋人，但其作品確實不能和宋詞相比，其原因大概還得用王國維的“隔與不隔”說來解釋。

在散文領(lǐng)域，桐城派長期被看作近代古文的正宗。不過桐城派古文的實際成就，并不能與其聲望相符。身為晚清桐城派名家的吳汝綸也說：“桐城諸老，氣清體潔，海內(nèi)所宗，獨雄奇瑰瑋之境尚少。”（《與姚仲實書》）從方苞起，桐城派作家就有一種才薄力微的先天不足。桐城派古文的地位和影響，與曾國藩的極力揄揚有很大關(guān)系。這倒不僅在曾國藩的地位，還在他的文章，筆力雄健，確有大家風度。曾國藩的四大弟子，相比較而言，年齡最大的張裕釗似乎要略勝一籌。林紓作為翻譯家的聲望，要遠遠高于古文家，其實在桐城派，他是可與姚鼐、曾國藩鼎足而立的優(yōu)秀作家。林紓的古文，字字琳瑯，無論詞句、情韻，都極優(yōu)美。通常被看作桐城派作家，但自己卻不承認的吳敏樹，其文意境高曠，風致淡遠，在語言藝術(shù)上，有獨到之處。

龔自珍是近代文學中的一個奇才，他的散文，同樣表現(xiàn)出瑰麗多姿、奇境獨辟的特色。除龔自珍外，李慈銘、王闿運也都是兼工詩文的文學全才，不過就才情而言，顯然都遠不如龔，無論詩文，都未達到出類拔萃的地步。桐城派古文以唐宋八大家為宗，王闿運詩文卻以魏晉為楷模，繼之而起的還有章炳麟、黃侃，文字凝練古雅，頗費斟酌。不過，這類文章既不及桐城派古文清真雅潔，易于上口，更不如梁啟超開創(chuàng)的新文體熱情磅礴，富于感染力。近代散文的最大成就，應(yīng)是以康有為、梁啟超、嚴復為代表的維新派的政論文。康有為作文，大筆淋漓，波瀾壯闊。嚴復文邏輯謹嚴，文字典雅。特別是梁啟超的文章，縱橫恣肆，揮灑自如，筆端含情，別有魔力，破舊學羅網(wǎng)，開白話先河，震力之大、應(yīng)聲之遠，均無與倫比。

雖然可以找出許多理由來說明對近代詩文應(yīng)該了解，值得一讀，但是相對鋪天蓋地的唐詩、宋詞、古文八大家選本，近代詩文的選本實在少得可憐。不過當筆者在多年前奉徐先生之命，冒冒失失開始編選時，很快就發(fā)現(xiàn)接受這個任務(wù)，實在有些不自量力。近代詩文選本最少，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由于其最難選的緣故。選近代詩、詞、文，至少有兩難：一是作者太多。從村塾的落第秀才，到朝廷的得意公卿，從潛心經(jīng)史的碩師魁儒，到激揚時政的風云人物，幾乎人人能詩，家家作文，而且個個自我感覺良好，如曹植所言：“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荊山之玉?！保ā杜c楊德祖書》）有些人確實寫過一些好詩，但今天已湮沒不彰。由于筆者所知極為有限，力不從心，勢必遺珠。二是作品太多。盡管古時已有“三不朽”之說，但通過作品揚名后世的欲望，愈往后變得愈強烈。近代文集之多、集中所收作品之多，均前無古人。近代人熱衷于在世時就為自己編集，經(jīng)過一番選擇修改的功夫，草率的東西固然被淘汰了，但留下的作品也因此失去了特色。近代人集中的作品，似乎篇篇可讀，但又少見那種讓人一見心動的出類拔萃的佳作。由于這“二多”，對近代人的作品，非大學者，不可能直接從文集中選錄，勢必要借助一些現(xiàn)成的材料，當然，其中也包含著選編者自身的愛好和標準。

如前所述，近代文學中存在著或注重社會功用、或偏重形式表現(xiàn)的傾向。在較長一段時間內(nèi)，學界一直人為地突出前者，貶責后者，但近年來又出現(xiàn)了某些故意反其道而行的逆反現(xiàn)象。其實兩者各有所長，也各有所短，雖好惡由己，但不因偏廢。由于重要作家的作品相對說比較好選，故一些選本，總是偏重于幾個代表作家，外加幾個重要的政治人物，對那些不太知名的人和作品，就不夠注意。為了讓讀者對近代文學有更廣泛的了解，本書的編選企圖改變這種狀況，兼顧近代文學的多樣性，盡可能作多方面的擇錄。本書所選作者甚多，但每個人入選的作品卻比較少，大多數(shù)人僅一二篇而已。每位作者入選篇目的多少，一般根據(jù)其本身的地位和成就酌定，同時也包含著編選者的愛好。

本書由黃明負責詩詞部分的注釋，黃珅負責選定全書篇目和散文部分的注釋。

黃珅
2017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