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 閩南民間文學：理論內(nèi)涵、研究疆界及意義

《閩南民間文學研究》是筆者對閩南地區(qū)（即廈漳泉）的民間文學進行整理和研究的微薄成果。在此，“閩南”是地理范疇（而非文化意義）上的限定。開篇前，我們必須對兩個概念——民間文學、閩南民間文學，進行闡述和理論界定；也有必要厘清學者已有的研究成果，以確定我們整理、研究的“疆界”；筆者進行閩南民間文學研究的意義和價值，也在此略做闡述。

第一節(jié) 民間文學、閩南民間文學的理論內(nèi)涵

文學很自然地被認定是文化的產(chǎn)物，是人類在發(fā)展的歷史進程中持續(xù)不斷地創(chuàng)造出來的藝術。一個民族的文學自然是該民族文化的產(chǎn)物和重要組成部分，是該民族人們在發(fā)展的歷史進程中創(chuàng)造出來的文化藝術形式。那么民族文化如何組成？萬建中指出：“一個民族的‘文化’都是由兩類組成的：一類為上層的、知識階層的文化，也可以說是處于統(tǒng)治地位的文化；一類為社會底層的、平民的、大眾的文化。美國人類學家羅伯特·雷德菲爾德（Robert Redfield）提出了著名的‘大傳統(tǒng)’（great tradition）和‘小傳統(tǒng)’（little tradition）的理論模式。所謂‘大傳統(tǒng)’的文化，指的是一般所說的占統(tǒng)治地位的文化，即精英文化或高層文化，尤其是都市文明的文化模式；‘小傳統(tǒng)’的文化則主要指民間或基層文化，是底層民眾所代表的生活文化，尤其是指復雜社會中具有地方社區(qū)或地域性特色的文化模式。民間文學是民間文化重要的組成部分。”^[1]上述概述對民間文化、民間文學在民族文化中的地位做出了定位。應該說，一個民族的文化發(fā)展到一定的成熟程度之后，才可以明確區(qū)分上層、知識階層的精英文化和社會底層、平民大眾的文化。但實際上，在人類未開化之前，在文字尚未產(chǎn)生之時，遠古的原始人類也因為勞動、精神需求、娛樂等原因，創(chuàng)造出無須借助文字的口頭文學、歌唱等“口傳文化”（oral culture）。這些應是民間文學的發(fā)源，也是民間文學的組成部分。

一 何謂民間文學？

前輩鐘敬文曾對民間文學有一個權威定位：“民間文學是勞動人民的口頭創(chuàng)作，它在廣大人民群眾當中流傳，主要反映人民大眾的生活和思想感情，表現(xiàn)他們的審美觀念和藝術情趣，具有自己的藝術特色?！?sup>[2]鐘敬文還闡述了民間文學在民族文學中的地位，指出“民族的文學是全民族上、中、下層文學的綜合體”，具體而言，有上層文學或精英文學，有通俗文學，“即城市市民享用的一種文學”，還有“被更廣泛地創(chuàng)作和傳播”的農(nóng)民文學、口頭文學。^[3]其中的民間文學雖處于民族文學的下層，卻并非從屬于上層，而是與上層文學、中層文學既有聯(lián)系，又保持自己獨立話語體系的文學。萬建中指出民間文學的“民間”包含兩層意義，“一是生活于底層社會空間的‘民眾’，二是‘民眾的生活領域及精神世界’。……由民間滋生的民間文學是一種完全獨立的文學”^[4]。萬建中還從“口頭性：一種表演的模式”“集體性：演說者與觀眾的互動”“變異性：表演活動的不可復制”“傳承性：演說模式的相對穩(wěn)定”四個維度，概括民間文學的本體特征，總結指出：“民間文學是用傳統(tǒng)的民間形式創(chuàng)作和傳承的文學樣式，它訴諸口頭語言系統(tǒng)，創(chuàng)作和流傳都是由一個特定的群體共同完成的，是一種活態(tài)的文學，流傳中有變動，變動時有流傳。這是界定民間文學范圍的顯著的外部標記，也是它在創(chuàng)作和流傳方式上的特征。”^[5]對民間文學頗有研究的段寶林則指出：“民間文學是人民口頭的集體創(chuàng)作，是一種立體文學、實用文學，具有直接人民性、立體性、口頭性、流傳變異性、傳統(tǒng)性和多功能性等特征?！?sup>[6]萬建中、段寶林等學者對“民間文學”的界定，具有共同性，即都強調(diào)民間文學的口頭性、集體性、流傳性、變異性。段寶林增加了考察民間文學特征的維度，有其創(chuàng)新性，也有可商榷之處，如“立體性”“多功能性”并非民間文學的獨特特征。

“民間文學”的具體范疇是怎樣的？萬建中認為，神話、民間傳說、民間故事、民間詩歌（即歌謠）、民間說唱、民間小戲、諺語和謎語等口頭文學諸形式，都屬于民間文學，甚至網(wǎng)上笑話、手機短信等，也被視為民間文學。^[7]萬建中對民間文學范疇的描述寬泛而“時尚”，他將之擴展到當下新媒體傳播的文字形式。這樣的概括看似全面，卻造成了整理和研究的困難。也許，對于當下新媒體傳播的網(wǎng)絡笑話、手機短信、微信等內(nèi)容，將來學者可以給出更恰當?shù)亩ㄎ粴w屬。萬建中進一步描述道：“其中神話、傳說、故事、寓言、童話、笑話為散文類作品，采用講述或演說的語言形式?！窀琛⒚裰{、諺語、民間長詩、謎語等為韻文類作品，采用吟唱或押韻的語言形式。民間小戲、評書、快板、相聲等為說唱類作品，采用演唱的語言形式?！?sup>[8]可見，在民間文學的大范疇下，散文類、韻文類、說唱類的民間文學，各有精彩，存在生動多元的藝術表現(xiàn)形式。

二 何謂閩南民間文學？

通過對民間文學概念和內(nèi)涵的梳理，我們可以了解到民間文學的特征、意義和范疇。它為我們考察“閩南民間文學”的概念提供了重要理論依據(jù)。筆者認為，閩南民間文學的概念和內(nèi)涵可以從以下幾個維度進行考察。

其一，從中國民間文學的整體格局考察，閩南民間文學是中國民間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既具有中國民間文學的普遍特征——口頭性、集體性、流傳性、變異性，也表現(xiàn)出閩南這方土地特有的地域特征、人文情懷和民間風俗。

其二，從閩南民間文學的來源考察，它應該包括兩部分。一是古往今來的閩南地區(qū)（廈漳泉）民眾在歷史進程和現(xiàn)實生活中想象、創(chuàng)作出來并在民間廣為流傳的文學樣式。這部分民間文學具有獨特的地域性和本土特色。二是在歷史上隨著移民的南遷，中國其他地方，特別是中原地區(qū)的民間文學流傳到閩南地區(qū)，和閩南地方文化有所結合，進而在流傳過程中產(chǎn)生“變異”、逐步本土化的民間文學。

其三，從閩南民間文學的文體范疇考察，它大致包括閩南的神話、民間故事、民間傳說、民間歌謠、民間說唱、閩南諺語和謎語（特別是富有閩南特色的燈謎）等諸形式。

其四，從民族屬性和語言形式上考察，閩南民間文學包括了閩南地區(qū)的漢族和少數(shù)民族的民間文學，既包括以閩南語創(chuàng)作和流傳的民間文學，也包括以其他語言（如普通話、客家語等）創(chuàng)作和流傳的民間文學。

概而言之，閩南民間文學是古往今來的閩南民眾（包括漢族和少數(shù)民族）想象、創(chuàng)作出來并在民間廣為流傳的文學樣式；或外來的民間文學流傳到閩南，并逐步“在地化”的民間文學樣式，它以閩南話、普通話、客語等多種語言形式創(chuàng)作和流傳。閩南民間文學既是中國民間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具有口頭性、集體性、流傳性、變異性等中國民間文學的普遍特征，也帶著閩南這方土地特有的地域文化烙印。從文類來看，它大致包括閩南民間神話、民間故事、民間傳說、民間歌謠、民間說唱、民間諺語和謎語等。

第二節(jié) 閩南民間文學的研究疆界

要厘清閩南民間文學的研究疆界，必然要對其他學者的研究成果有所了解。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來，中國民間文化的整理和發(fā)掘再度受到關注和重視，各省、市、縣都進行了民間文學的整理和發(fā)掘，出版、發(fā)表了系列作品。閩南民間文學的整理和發(fā)掘也在這時期取得重大成果。然而，對閩南民間文學進行深入研究，要滯后十余年。21世紀以來，中國大陸才有閩南民間文學研究專著出版，發(fā)表于學術期刊的研究論文也逐漸增多。

一 閩南民間文學研究專著

對閩南民間文學進行系統(tǒng)研究的著作不多，夏敏的《閩臺民間文學》（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和戴冠青的《想象的狂歡：作為文化鏡像的閩南民間故事研究》（以下簡稱《想象的狂歡》，廈門大學出版社，2012）是兩本重要論著。

夏敏的《閩臺民間文學》在閩南民間文學研究方面具有開拓性的意義。著作分為閩人入臺與大陸口承文學在臺灣的傳播、兩岸政治隔絕導致的民間文學文本變異性傳承、兩岸閩南人民間文學之比較、兩岸客家人民間文學之比較、兩岸少數(shù)民族民間文學之比較、連接兩岸和世界的民間文學類型研究六章。與戴冠青《想象的狂歡》專注于閩南民間故事研究相比較而言，首先，夏敏的《閩臺民間文學》著眼于閩臺兩地民間文學的比較研究，主體部分是對兩岸閩南人、兩岸客家人、兩岸少數(shù)民族三個族群的民間文學進行比較研究。其次，《閩臺民間文學》不局限于閩南地區(qū)，同時關涉閩西的客家人和閩地的少數(shù)民族民間文學；《閩臺民間文學》也不限于民間故事研究，還將之和歌謠、諺語等韻文類民間文學并重進行研究。概而言之，《閩臺民間文學》采取比較的研究視野，廣泛涉獵閩臺甚至粵東和全國的民間文學，視野非常開闊；作者以比較的研究方法對閩臺兩地民間文學的共性、差異性進行論述，加深了讀者對兩岸民間文學的認知。然而，著作也存在少許遺憾，比如在富有意義的議題上，作者沒有展開論述。如第五章第二節(jié)“閩臺少數(shù)族群民間文學母題比較”富有意義，著作卻只有一頁篇幅，不免讓讀者心有所憾。

閩南民間文學研究經(jīng)過幾年的積累，2012年取得了重要成績，戴冠青出版了《想象的狂歡》。戴著在“導論”之后，設置了閩南民間故事的審美取向、閩南民間故事中的民間信仰、閩南民間故事的藝術形象、閩南民間故事的敘事特征、閩南民間故事的民俗想象、閩南民間故事的文化原型、閩南民間故事的生死觀、閩臺民間故事的互通性、閩南民間故事的人文價值九章內(nèi)容，從閩南民間故事的審美取向、民間信仰、藝術形象、敘事模式、民俗想象、文化原型、生死觀、人文價值以及閩臺民間故事的互通性、閩南民間故事在海西文化建設中的作用等多重維度，對閩南民間故事進行考察、論述，解釋閩南民間想象中所蘊含的閩南族群的歷史記憶、文化想象、人文精神、民俗風情等。綜觀《想象的狂歡》，它具有如下特色。其一，從不同維度論述閩南民間故事的豐富內(nèi)涵，并對之進行具體的分類闡述。如在第一章論述“民間想象與閩南人的審美取向”時，著作從“神鬼想象與善惡有報的審美文化取向”“冒險想象與拼搏進取的審美文化取向”“英雄想象與行俠助人的審美文化取向”“鄉(xiāng)戀想象與尊宗敬祖的審美文化取向”“儒商想象與義利和諧的審美文化取向”五個方面進行深入論述。第三章“閩南民間故事的藝術形象”占論著最大篇幅，該章將閩南民間故事中的藝術形象分為英雄形象、儒生形象、女性形象、動物形象、神仙形象及孝文化形象、另類形象。在分類闡述的基礎上，進一步論述其審美價值、審美意義或文化價值、文化內(nèi)涵。在第四章論述閩南民間故事的敘事模式時，作者將之分為“揚善懲惡”的敘事模式、“以智抗敵”的敘事模式、“知恩必報”的敘事模式、“自強不息”的敘事模式和“才子佳人”的敘事模式，對各種敘事模式進行了詳略得當?shù)年U述，尤其是在闡述“獨特巧妙的懲戒敘事”時，作者結合許多民間故事，具體分析了魔法懲戒式、第三方懲戒式、變形懲戒式與違禁懲戒式等各種懲戒模式的差異，給論著增添了許多趣味性。其二，極強的概括性。例如，第八章闡釋閩臺民間故事“審美取向的共通性”時，作者從“在濟世救困的想象中體現(xiàn)共同的崇儒精神”“在開拓家園的想象中展現(xiàn)相似的拼搏性格”“在行俠仗義的想象中傳達相近的英雄情結”“在神靈保護的想象中演繹相通的民間信仰”四個方面進行闡述。在第九章闡釋“閩南民間故事的人文價值”時，作者概括為四個方面：“塑造敢拼愛贏的文化性格，體現(xiàn)出閩南人拼搏進取的價值取向”“倡導勤勞善良的行為品格，體現(xiàn)出閩南人孝悌忠誠的生命追求”“弘揚樂善好施的文化精神，體現(xiàn)出閩南人重情重義的人生態(tài)度”“揭示尊宗敬祖的鄉(xiāng)戀情結，體現(xiàn)出海外僑胞對故土家園的文化認同”。極強的概括性，使論著既有相當強的理論性，也體現(xiàn)了論著研究思路的清晰性。其三，緊扣閩南文化進行論述。例如，作者在第一章論述“儒商想象與義利和諧的審美文化取向”時，即緊貼閩南文化加以論述。“尊儒與重商并行的文化心態(tài)，是閩南開放的海洋文化性格與中原儒家傳統(tǒng)相互滲透的結果。閩南民眾通過儒商結合的文學想象，創(chuàng)造出許多‘有情有義’、‘回報鄉(xiāng)梓’、‘誠信行商’的民間故事，將經(jīng)商這一‘末業(yè)’與正統(tǒng)思想有機地結合起來，有力地詮釋了閩南‘義利結合’、‘義利和諧’的審美文化取向。”^[9]閩南文化可謂中原文化與閩越文化的“混血兒”，這種混雜性也體現(xiàn)在民間文學的儒商想象中，戴冠青概括出這一點，獨具慧眼。在第二章論述“民間信仰與閩南民眾的精神追求”時，作者指出：“閩南民間故事所傳達出的如此豐富多元的宗教信仰，正鮮明地反映了宗教信仰兼收并蓄的閩南文化特征?！?sup>[10]這是從宗教信仰的角度指出閩南民間文學所體現(xiàn)的閩南地區(qū)宗教文化特色。在第三章“閩南民間故事的藝術形象”中，作者歸納概括了閩南民間故事的多種藝術形象，論述也不時地結合閩南文化，闡述它們的閩南文化內(nèi)涵。在分析閩南民間故事中的動物形象時，作者指出，古代閩越地區(qū)，深山野獸橫行，大海浪濤滾滾，漢人南遷入閩，要開山墾荒、出海捕魚，兇險莫測?！霸谒麄兣c自然作斗爭的過程中，一些威脅到他們的生命安全，毀壞他們的農(nóng)作物，以及傳說中會在海里興風作浪顛覆船只的動物，如蛇、龜、鱉、蛟龍等等，在閩南民眾的民間想象中就成為讓人恐懼的禍害型動物意象而受到民眾的貶斥；另一些已被馴化為家禽家畜，與民眾的生活息息相關，對民眾具有重要的輔佐作用和生活價值的動物，如豬、雞等等，在閩南民眾的民間想象中就成為讓人喜愛的輔佐型動物意象而受到民眾的褒揚。”^[11]作者結合閩南的地理環(huán)境、地域文化論述動物形象，富有新意。概而言之，《想象的狂歡》是第一部專論閩南民間文學的著作。它從審美取向、民間信仰、藝術形象、敘事模式、民俗想象、文化原型、生死觀、人文價值等多重維度，論述了閩南民間故事的豐富內(nèi)涵，具有極強的概括性。論著結合閩南文化，深入闡述閩南民間故事的閩南文化內(nèi)涵，具有較強的創(chuàng)新性和較高的學術價值。

閩南民間文學研究成果不止上述兩部著作，但它們是最重要的研究成果，具有代表性。夏著的比較研究方法和開闊視野值得推崇。戴著結合閩南文化，對閩南民間故事進行了“點”的深入論述，也值得推崇。

張嘉星也對閩南民間文學研究做出了重要貢獻。2017年，張教授出版了《文化詩學視域下的閩南方言文學研究》和《張嘉星漳州歌謠精講》?！段幕妼W視域下的閩南方言文學研究》的上編主要為閩南語研究。下編主要為閩南方言文學研究，基本上是閩南歌謠研究，也涉及“閩南方言散文：‘古’”、“印尼土生華人馬來語文學”、邵劇《李妙惠》及閩南民系、史跡的研究。何謂“閩南方言文學”？張嘉星說：“本書所稱閩南方言文學，主要指用閩南方言來口頭創(chuàng)作和傳播的文學，是閩南方言口傳文學的簡稱?！?sup>[12]雖然張嘉星的“閩南方言文學”概念與“閩南民間文學”概念具有很大的重合性，但張嘉星強調(diào)的是文化（而非地理）意義的閩南和閩南語，所以她的“閩南方言文學”概念的輻射度很大，是跨省、跨國的閩南語的民間文學創(chuàng)作。張著中關于地理意義上的閩南民間文學研究，特別是閩南歌謠的文學性、修辭特色、韻法研究，對尚具有廣闊研究空間的閩南民間文學研究而言，具有重要學術價值?！稄埣涡钦闹莞柚{精講》是漳州歌謠研究的重大收獲。著作分為五個部分。第一部分聚焦古謠《排甲子》及其組歌，辨析其開閩歌謠第一篇的地位，解讀《排甲子》歌系意象群，以及其“渡?！比ヅ_的文化記憶。第二部分聚焦古謠《月光光》系列，或考察其“歌齡”，或將其與史跡相互印證，或敘述《月娘月光光》的別樣風情。第三部分有創(chuàng)意的是將閩南小戲《桃花搭渡》與兩首漳州古謠《十二月歌》《安怎伊甲會唱歌》進行比照闡述。第四部分涉及漳州愛情歌謠、閩臺歌謠《天烏烏》比較以及“童謠與民間游戲”的研究。第五部分很有價值的內(nèi)容，是通過田野調(diào)查，整理和闡述了其他一些“歌謠集”不曾收錄的漳州古謠，如《父母主意嫁番客》《一樅樹仔搖振動》《捻雞絲》《紅籠床》《搦金狗仔》《觀掃帚神》等。《張嘉星漳州歌謠精講》的主要特色，其一是聚焦于《排甲子》《月光光》《天烏烏》等重要古謠研究；其二是善于采取田野調(diào)查方式，發(fā)掘新的（即他人不曾整理的）古謠；其三是將漳州古謠與歷史、文獻、小戲、流行歌曲、民間游戲進行關聯(lián)研究，給人耳目一新之感。此外，張嘉星在其編著的《漳臺閩南方言童謠》（廈門大學出版社，2011）中，將童謠分為搖籃歌、止哭歌、祈福禳災歌、育兒歌、勸學歌、親情歌、生活歌、歲時歌、時政歌、勞作歌、詠物歌、民俗歌、游戲歌、盤問歌、童幻歌、手藝歌、連珠歌17類，進行整理。該書收錄的幾篇論文對漳州童謠研究做出了一定的貢獻。其中《漳臺閩南方言童謠概論》闡述了漳臺童謠的概念、分類及音樂性、文學性、功用。《閩南方言歌謠考源——論漳州〈排甲子〉及其在閩南語區(qū)的流變》聚焦閩南歌謠《排甲子》，對其進行歷史溯源考察?！墩呐_閩南方言古童謠年代考》依據(jù)地方文獻、童謠內(nèi)容、名物等三個維度，考察部分古童謠的生成、流傳年代?！墩闹莘窖酝{過臺灣》重在對漳臺童謠進行“源”“流”考察。雖然整本書主要是對童謠的分類收錄，但幾篇論文聚焦漳州童謠研究，是此研究領域的重要收獲。

二 發(fā)表于期刊的研究成果

發(fā)表于學術期刊的研究論文，主要從三個方面進行研究。其一是比較研究、溯源探討，體現(xiàn)為對閩臺兩地民間文學的因緣關系的考察或差異性比較研究。許建生的《臺灣閩南兩地民間文學比較分析》（《臺灣研究集刊》1990年第2期）、潘培忠的《“老歌仔戲”與閩南傳統(tǒng)戲曲關系研究——以〈山伯英臺〉為例》（中央戲劇學院學報《戲劇》2013 年第 2 期）等，即屬于這種研究模式。其二是經(jīng)典個案研究，《保嬰記》《陳三五娘》等作品都是經(jīng)典閩南民間說唱藝術，有相對較多的研究成果發(fā)表。《陳三五娘》研究有40余篇，王偉的《閩南經(jīng)驗：“陳三五娘”故事的跨劇種改編》[《齊齊哈爾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8期]、宋妍的《從〈陳三五娘〉看閩南文化的特性及其形成原因》（《泉州師范學院學報》2013年第5期）等，是《陳三五娘》研究中頗具代表性的研究思路?！侗胗洝费芯坑?0余篇，研究角度也多樣化，向陽的《薌劇〈保嬰記〉的喜劇風格》（《福建藝術》2017年第1期）等，是《保嬰記》研究中比較新的成果，也頗能反映《保嬰記》所呈現(xiàn)出來的藝術風格。其三是特定文類研究。戴冠青發(fā)表的系列研究論文，對閩南民間故事進行了不同維度的探討，如《閩南人的生死觀及其文化意義——以閩南民間故事為例》（《東南學術》2015年第3期）、《英雄想象中的價值取向與生命追求——閩南民間故事中的英雄形象》（《泉州師范學院學報》2015年第5期）等。此外，張嘉星、劉登翰、向憶秋、劉麗、李弢、古大勇、張小琴、陳彥廷、汪曉云、鄭渺渺等，均有關于閩南民間文學研究的成果。

綜觀數(shù)十年來的閩南民間文學研究，可以發(fā)現(xiàn)，偏重經(jīng)典個案研究和特定文類（如歌仔戲、民間故事）研究，是一個特點；歌謠研究偏重臺灣地區(qū)的閩南語歌謠研究，閩南民間歌謠研究方面，以張嘉星的研究成果最為突出；閩南神話、閩南諺語、閩南燈謎研究等基本處于空白狀態(tài)；對寺廟、神明和著名歷史人物（如朱熹、黃道周、鄭成功、陳元光等）的研究雖然豐富，但主要是從宗教信仰、理學、歷史學等各種角度進行研究，從民間文學的維度進行研究則極其罕見；至于閩南的土樓傳說、抗倭傳說等同樣富于地方文化色彩的民間文學研究，也非常罕見。上述可以積極拓展的學術研究空間，使我們明了了閩南民間文學研究的疆界，為本書研究提供了馳騁論述的空間。

第三節(jié) 閩南民間文學研究的價值

《閩南民間文學研究》的價值，筆者認為至少有兩個方面。

首先是文化價值。這個方面，我們可以細分為文化存根價值和文化傳播價值。①閩南民間文學既是閩南文化的表征，也是閩南民俗文化的重要體現(xiàn)，具有豐富的民俗文化內(nèi)涵。在閩南民間文學形成和代代傳承的過程中，不同時代的閩南地區(qū)人民很自然地將自己的宗教信仰、價值觀念和閩南的地域特征、民俗風情、節(jié)慶文化、地方物產(chǎn)等富于閩南文化特色的內(nèi)容融會于民間文學中，使閩南民間文學承載了豐富的閩南文化內(nèi)涵，成為閩南文化（包括民俗文化）的重要載體。因此，我們可以說，閩南民間文學是閩南文化得以存續(xù)的一種“路徑”，閩南民間文學研究也同樣成為閩南文化傳承的重要方式。同時，閩南民間文學研究，可以使人了解閩南開發(fā)和發(fā)展的歷史進程中的閩南地區(qū)的人文風俗，具有重要的人類學價值。②閩南民間文學是一種活態(tài)的、影響面極其廣泛的文學形態(tài)。正如戴冠青教授所言，“閩南民間故事的流傳起先基本上局限在以閩南話為母語的廈門、泉州、漳州及潮汕地區(qū)。隨著社會的發(fā)展、文化交流的頻繁，其流傳的區(qū)域也擴散到以閩南話為主要交流工具的臺灣地區(qū)及閩南人僑居的東南亞以及其他海外地區(qū)。流傳的形式也由開始的口頭傳承發(fā)展到通過書報雜志、藝術舞臺、電視媒體、互聯(lián)網(wǎng)等多種渠道廣為傳播”^[13]。隨著閩南民間文學的傳播，閩南文化也傳播到世界各地，為閩南文化的永續(xù)生存提供了重要條件。我們進行閩南民間文學研究，同樣具有文化傳播的重要價值。

其次是文學價值。民間文學是作家文學創(chuàng)作的重要源泉，閩南民間文學也做此理解，它成為成長和生活于閩南地區(qū)的作家進行文學創(chuàng)作和想象的重要來源，并賦予他們的文學作品以豐富的地域特色，提升了作家創(chuàng)作的文學和文化價值。

此外，《閩南民間文學研究》應是第一部專門以廈漳泉地區(qū)的各種體裁的民間文學為研究對象的著作，具有一定程度的開拓意義，它對中國民間文藝的研究、傳承富于現(xiàn)實意義。

[1]萬建中：《民間文學引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引言”第3頁。

[2] 鐘敬文主編《民間文學概論》，上海文藝出版社，1980，第1頁。

[3] 鐘敬文：《民俗學對文藝學發(fā)展的作用》，《文藝研究》2001年第1期。

[4] 萬建中：《民間文學引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第25頁。

[5] 萬建中：《民間文學引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第62頁。

[6] 段寶林主編《民間文學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第23頁。

[7] 萬建中：《民間文學引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第27～28頁。

[8] 萬建中：《民間文學引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第28頁。

[9] 戴冠青：《想象的狂歡：作為文化鏡像的閩南民間故事研究》，廈門大學出版社，2012，第17頁。

[10] 戴冠青：《想象的狂歡：作為文化鏡像的閩南民間故事研究》，廈門大學出版社，2012，第27頁。

[11] 戴冠青：《想象的狂歡：作為文化鏡像的閩南民間故事研究》，廈門大學出版社，2012，第91～92頁。

[12] 張嘉星：《文化詩學視域下的閩南方言文學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第233頁。

[13] 戴冠青：《想象的狂歡：作為文化鏡像的閩南民間故事研究》，廈門大學出版社，2012，“導論”第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