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30年代末，當逃離納粹德國迫害的歐洲猶太難民來到上海時，得到了在華猶太同胞的救援。在這里，他們逐漸了解到，在陌生又遙遠的東方，從唐代開始就有了不少猶太親戚。

絲綢之路上的猶太商人

猶太人何時到的中國，正是“煙濤微茫信難求”。根據開封猶太人留存至今的三塊重建猶太會堂的碑文，有人推斷猶太人其實早在公元前8世紀，也就是周朝就來到了中國，因為清康熙二年（1663年）《重建清真寺記》碑中有載：“教起于天竺，周時始傳于中州，建祠于大梁。”所謂天竺，指的就是現在的印度。這就說明周代時就有猶太人從印度來到中原地區(qū)。還有人認為，在中國漢朝時亡國離散的猶太人沿著剛開通的絲綢之路來到中國。1926年，法國人普瑞浮在洛陽發(fā)現了三塊碑志，并判斷這些碑志是敘利亞猶太人用其所使用的希伯來文字體書寫而成，時在東漢年間。但是，這兩種說法都有異議。所謂周朝說站不住腳，因為這是開封猶太人清朝立碑時對明朝兩塊碑文的誤解。弘治二年（1489年）的碑文寫道：“那其間立教本至今傳?？贾谥艹话偎氖暌病Ｒ粋鞫琳套尕繑z（摩西），考之在周朝六百十三載也。”正德碑上也有：“至于一賜樂業(yè)教（以色列教）師祖阿耽（亞當），本出天竺西域。稽之周朝，有經傳焉?！边@顯然說的是猶太教立教和《舊約》的相傳，而不是猶太人來華的依據。至于漢朝說，后經有關學者考辨，普瑞浮所發(fā)現的三塊碑志的文字根本不是希伯來文，而是佛教僧侶所使用的佉盧文。

刻于1489年（明弘治二年）的開封猶太會堂《重建清真寺記》碑文

目前證據較為確鑿的是唐朝說。兩件分別出自和田和敦煌的物證顯示猶太商人至少在唐代已隨西域各國商人沿著陸上絲綢之路來到中國。1901年，英國冒險家斯坦因在新疆和田地區(qū)的一處遺址中發(fā)現了一封希伯來文書寫的波斯語商業(yè)信件，成書時間約為718年，信紙產于中國。信中提到希望遠在泰百里斯坦的一位商業(yè)伙伴能幫其處理掉在華所購的一批劣質羊。泰百里斯坦是當時位于里海南岸，波斯王室后裔所建立的國家，許多猶太商人在那經商。這就說明，這位在中國經商不太順利的猶太商人很可能是由里海沿絲綢之路到了我國和田地區(qū)的。1908年，法國漢學家伯希和從敦煌取走了一件希伯來語懺悔祈禱文，內容出自《舊約·詩篇》，成文時間大約在8—9世紀，也就是我國的唐朝。

1901年英國考古學家斯坦因在新疆和闐發(fā)現的8世紀的一位猶太商人以希伯來字母書寫的波斯文書信

在10世紀阿拉伯人阿布·賽義德的游記《中國印度見聞錄》中，提及唐朝末年黃巢農民起義中，寓居廣州的穆斯林、猶太教徒、基督教徒、拜火教徒共死亡12萬人。這就表明，唐朝時還有一批猶太商人是走海上絲綢之路到達中國，并定居在主要港口城市廣州、泉州和寧波。9世紀阿拉伯地理學家霍達特貝的《省道記》中有一章專門討論被稱為“拉唐人”的猶太商人，并詳細描述了這批猶太商人經海路與中國開展貿易的情況：

這些商人講波斯語、拉丁語、希臘語、阿拉伯語、法語、西班牙語和斯拉夫語。他們的旅途從西方到東方、從東方到西方，部分道經陸路，部分經由海路。他們從西方輸出閹人、女奴、兒童、絲綢、毛皮和劍。他們在佛朗機（法國）乘船經西海（地中海），駛向法拉瑪（埃及地中海城市）。在那里他們將貨物裝在駱駝背上經陸路至柯爾祖姆（蘇伊士），約5天路程，全長120公里。然后在東海（紅海）乘船，由柯爾祖姆至賈爾和吉達。以后駛向信德、印度和中國。在歸途中，他們將麝香、沉香、樟腦、肉桂和東方國家的其他貨物帶回到柯爾祖姆，再運至法拉瑪，在西海裝船。（注：張景文等編校：《古代開封猶太人——中文文獻輯要與研究》，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32頁。）

從唐朝開始，中國人才知道“猶太人”這一名稱，當時被稱為“石忽”。在7世紀景教（唐代傳入的基督教聶斯脫里派）的中文教典《世尊布施論第三》中，曾數次提及石忽人。

歸我華夏，留遺汴梁

猶太人真正大規(guī)模來華經商、定居應在北宋時期。當時，有一批波斯猶太商人隨阿拉伯人、突厥人、波斯人等經由絲綢之路從印度來到北宋京城東京（今開封），并向皇帝進貢“西洋布”?；噬仙跸?，龍顏大悅，御賜“歸我華夏，遵守祖風，遺留汴梁”十二個字，允準他們居住在開封，保持自己的風俗習慣和宗教信仰。

這批猶太人在開封安頓下來后，很快便顯示出其突出的經商才能，并在貿易等領域取得了成功，成為開封一帶的富有階層，被宋朝當局譽為“模范臣民”。積累了一定的經濟財富后，開封猶太人的宗教活動也日趨活躍。1163年，開封猶太人在市中心建立起一座猶太會堂，被稱為一賜樂業(yè)教清真寺?！耙毁n樂業(yè)”，即以色列譯音，稱猶太會堂為清真寺則是因為當時漢人分不清伊斯蘭教與猶太教的差別，開封猶太人也就入鄉(xiāng)隨俗地采用了漢人比較熟悉的清真寺這一稱呼。由于猶太人在宰殺動物時挑斷其筋，因此又被漢人稱為“挑筋教徒”。還有些漢人因分不清猶太人與回民的區(qū)別，只是看到他們戴藍色的帽子，因此也叫他們“藍帽回回”。到了元朝，據馬可·波羅《游記》記述：“元世祖忽必烈推崇佛教的釋迦牟尼、伊斯蘭教的穆罕默德、基督教的耶穌和一賜樂業(yè)教的摩西為世界‘四大先知’?！币虼耍?279年，開封猶太人在元朝皇帝的支持下重建了猶太會堂，面積擴大到一萬多平方米。明朝時，開封猶太社團達到其鼎盛時期，整個社團約有四五千人。不僅如此，他們的社會地位也在不斷上升。據明正德七年（1512年）的《尊崇道經寺記》碑記載：當時開封猶太人中有經科舉考試進入朝廷或到州縣當官的，有通過經商辦實業(yè)而成為富商巨賈的，有技藝高超的工匠和勤勞致富的農夫，也有少數醫(yī)師和職業(yè)神職人員，大多處于中國封建社會的中上階層。然而，在這同時，開封猶太人也不知不覺地融入中國儒家文化的主流之中。為了進入中國社會的中上層，他們改希伯來姓名為漢人姓名，如列維（Levy）改姓李，艾茲拉（Ezra）改姓艾等。起先，由于一些猶太人要參加科舉考試，他們開始習用漢字漢語，后來則逐漸擴大到日常生活之中，反倒是希伯來語只在極少場合，如舉行宗教儀式時才使用。他們還逐漸放棄了“族內婚”制，開始與外族通婚。從明末清初記載的開封猶太七姓《登記冊》中可以看出，開封猶太人至少娶了40多個姓氏的非猶太婦女為妻。隨著他們越來越按照中國的習俗待人接物處事，猶太傳統(tǒng)習俗日趨淡化。

開封猶太會堂

1642年，為抵御李自成農民起義軍的圍攻，駐守開封的明朝將領下令掘開黃河大堤，結果將整個開封城淹沒。當時城內的4000多猶太人中有一半左右死于此次大水，猶太會堂也被沖垮，許多經書散失。此后，盡管開封猶太人于1663年重建了猶太會堂，并找回一部分經書，但開封猶太社團已開始衰落，從當初定居開封時的七十姓減少到“七姓八家”，總人數不到兩千。清朝實行閉關政策以后，開封猶太人與外界的聯系幾乎完全隔絕。由于缺乏主持宗教活動的拉比，宗教儀式也就不再舉行，開封猶太人的宗教觀念日趨淡薄。特別是在博大精深的儒家文化影響下，開封猶太人也開始援引儒家經典來解釋一賜樂業(yè)教的教經和教義，或以本教教義去印證儒家經典，其結果是開封猶太人的宗教信仰被漢化或儒化，大大加速了其同化于中國社會的進程。

18世紀時，隨著西方傳教士進入中國，他們像考古新發(fā)現一樣發(fā)現了開封還有猶太人，但此時的開封猶太人已經絲毫不懂希伯來語法和《圣經》的長篇大論，更遑論其他猶太經典，甚至也不懂《圣經》的歷史。到19世紀中葉，無論從宗教意義或作為一個社團來說，開封猶太人已不復存在。

到上海淘金

就在開封猶太人近乎完全同化、消失之時，又有一批猶太商人來到了中國。他們沿著的不是和平貿易的絲綢之路，而是英國炮艦轟開的淘金之路。

這批猶太商人就是在英屬印度經商的塞法迪猶太人（注：羅思柴爾德家族（Rothschild Family）是歐洲最富有的猶太家族，200多年來對歐洲的金融乃至經濟擁有巨大影響。）。19世紀初，由于奧斯曼帝國采取了反猶政策，一批在巴格達的猶太人不得不輾轉遷移到印度孟買等地，并利用19世紀30年代英國廢止東印度公司的對華貿易壟斷權的大好時機，積極投身對華貿易。鴉片戰(zhàn)爭后，大衛(wèi)·沙遜于1845年在上海開設了分行。隨著上海對外貿易的繁榮和地位的上升，沙遜洋行在上海的業(yè)務擴展十分迅速，在英屬印度對中國出口的鴉片、棉紡織品和棉紗等商品貿易總額中，占據了相當的比重。怡和洋行內部往來函件顯示，沙遜洋行當時已經控制了印度對華鴉片貿易的70％。1864年，大衛(wèi)·沙遜病故以后，根據猶太長子繼承權的習俗，其財產和企業(yè)管理權全由長子阿爾伯特·沙遜繼承。1872年，一手拓展遠東業(yè)務的次子伊利亞斯·沙遜不甘屈居人下，自立門戶，創(chuàng)設了新沙遜洋行，并逐漸取代老沙遜洋行而成為沙遜家族在華業(yè)務的主要機構。1916年，維克多·沙遜繼任新沙遜洋行總管后，除繼續(xù)發(fā)展進出口貿易外，還大力投資房地產、金融和工業(yè)，成為中國外商首富，被稱為“東方的羅思柴爾德”（注：塞法迪（Sephardi）猶太人指的是原來居住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后來在15世紀末被驅逐到西亞北非一帶的猶太人。）。

上海外灘的沙遜大廈（今和平飯店）曾是沙遜家族在遠東財富的標志

上海塞法迪猶太人最多時大約有1000人，絕大多數是隨沙遜家族來上海的職員及其家人，其中有一些后來自己開設了洋行經商，也都成為上海灘有名的富商。塞拉斯·阿隆·哈同早先只是老沙遜洋行的門衛(wèi)，由于腦子活絡，工作勤勉，后被提拔為洋行地產負責人。1901年，他建立了哈同洋行，從事鴉片貿易和房地產投資。1931年去世時，他在上海擁有土地450畝，房屋近1400幢，在“寸金之地”的南京路占地近一半，是個名副其實的地產大亨。哈同的私宅愛儷園（今上海展覽中心舊址）風格中西合璧，時人譽為“海上大觀園”。伊利·嘉道理早期也在老沙遜洋行做事，后在香港獨立開業(yè)，從事證券經紀業(yè)務?；氐缴虾：螅亟M了多家瀕臨破產的橡膠公司并獲得巨大成功，成為有名的“橡膠大王”。經過數十年的奮斗，嘉道理公司在橡膠、地產、電力、煤氣等行業(yè)都收益頗豐。他的私宅大理石宮（今上海少年宮）也是滬上最有名的私人洋房和社交中心之一。由于資金雄厚，這些塞法迪猶太人在“二戰(zhàn)”期間猶太難民涌入上海后，成為當地猶太社團救援組織的核心力量。沙遜、嘉道理等都出面組建了相關救援組織和基金，沙遜、哈同還將河濱大樓、阿哈龍會堂等用作臨時難民收容所。

猶太人每到一地定居下來，就會建立自己的社團組織、猶太會堂和學校、報紙、醫(yī)院等。1910年，上海塞法迪猶太人成立了上海猶太社區(qū)協(xié)會。1920年，沙遜家族捐資在西摩路（今陜西北路）建造了當時遠東地區(qū)最大的猶太會堂—拉希爾會堂，并附設了一所猶太學校。1927年，哈同也捐資在外灘附近興建了外形獨特、內部精美的阿哈龍會堂。到了20世紀30年代，阿哈龍會堂最初曾用作猶太難民收容所，后來又借給來滬避難的歐洲著名的密爾經學院師生作為臨時教室和住所，使這些學生在此苦讀至“二戰(zhàn)”結束。結果，這所經學院不僅沒有像其他經學院那樣被納粹德國摧毀，反而在東方大都市上海得到了進一步的發(fā)展。在嘉道理家族的贊助下，上海猶太復國主義協(xié)會于1903年成立，并創(chuàng)辦了英文的《以色列信使報》。“二戰(zhàn)”期間，該報積極報道上海猶太難民及其救援情況，介紹中國人民反對納粹迫害猶太人的正義立場，也表達了上海猶太人對中國抗日戰(zhàn)爭的支持。

阿哈龍會堂

南遷而來的俄猶

早在19世紀末，就有不少俄羅斯猶太人定居上海從事中俄之間的茶葉貿易，他們屬于阿什肯納茲猶太人（注：Ashkenazi Jews，原意指歐洲猶太人，后來主要指中歐、東歐及俄羅斯猶太人。）。俄國1905年和1917年兩次革命后，來華俄羅斯猶太人逐漸增多，他們大多沿西伯利亞鐵路來到我國東北地區(qū)，其中有一部分繼續(xù)南遷至上海。同時，還有不少俄羅斯猶太人在海參崴乘船直接由海路抵達上海。到了20世紀20年代中期，上海的俄猶人數已開始超過塞法迪猶太人。當然，當時中國最大的俄羅斯猶太人社區(qū)是在東北的哈爾濱。

1881年，沙皇亞歷山大二世遇刺。因嫌犯中有一猶太婦女，沙俄便借此在國內掀起了反猶浪潮，并試圖通過將猶太人遷移到邊遠地區(qū)和國外來減少國內壓力。1896年，中俄中東鐵路開始修建，沙俄政府竭力宣揚“滿洲”（即中國東北地區(qū)）是所謂的人間天堂，允諾任何愿意移居那里的俄羅斯猶太人都將獲得宗教自由、商業(yè)權利和就學機會。在其鼓動下，部分俄猶開始前往中東鐵路沿線工作或經商辦實業(yè)，他們中的絕大多數居住在哈爾濱。這些俄羅斯猶太人在哈爾濱也建立了自己的社團組織和猶太會堂，使其經濟活動取得了長足的發(fā)展。當時哈爾濱的企業(yè)很少同猶太人的名字沒有關系：索羅金的面粉廠、齊克曼的阿什河糖廠、老巴奪煙草公司、斯基德爾斯基的林場和煤礦、卡巴爾金的華英油坊、卡斯帕的馬迭爾飯店，等等。哈爾濱猶太人還在哈爾濱交易所委員會中發(fā)揮了重要作用。第一屆理事會中，13名委員和候補委員中有8名猶太人，委員會會長則始終由猶太人擔任，顯示了猶太人強大的經濟實力。1920年，哈爾濱猶太人已達到2萬余人。

1917年哈爾濱猶太宗教公會領導人合影

然而，20世紀20年代末，哈爾濱乃至整個東北猶太社團的社會和經濟生活遭到了一系列外部沖擊，開始逐漸由盛轉衰。蘇聯政府于1928年將中東鐵路公司管理權交還中國。這一權力轉移增強了中國人在東北地區(qū)的經濟參與度，使猶太企業(yè)面臨更強的競爭。此后，1929年爆發(fā)的世界經濟危機又對哈爾濱的猶太經濟造成了嚴重沖擊，特別是一些從事國際貿易和毛皮業(yè)的猶太商號損失更為慘重。1931年日本入侵和1932年滿洲國建立后，哈爾濱等地頻頻發(fā)生由白俄挑起，得到哈爾濱日、德法西斯黨徒支持的反猶活動。1933年，馬迭爾飯店老板約瑟夫·卡斯帕之子西蒙·卡斯帕遭綁票并被殺害。事后，哈爾濱和上海的猶太社團就此事向日本外務省提出了強烈抗議。這種日趨惡化的生存環(huán)境致使哈爾濱俄猶開始大量南遷至上海、天津、青島等地。

1948年，聽到以色列國建立的消息，天津猶太人在猶太會堂附近聚會慶祝

這些不斷南下的俄羅斯猶太人使上海的俄猶社區(qū)不斷擴大，30年代中期以后已超過5000人，他們不僅建立了自己的社團組織—上海猶太宗教公會，而且還建造了兩座新猶太會堂—摩西會堂和猶太新會堂，并在上海萬國商團（注：上海公共租界內的準軍事組織。）猶太分隊和上海猶太俱樂部的建設方面發(fā)揮了特別積極的作用。與塞法迪猶太人大多屬于富商不同，許多俄羅斯猶太人初到上海時并不富裕，只能靠借錢做些小本買賣，通過艱苦拼搏，后來逐漸躋身中產階級。他們中間還有不少是工程師、醫(yī)生和藝術家。雖然在經濟實力上不如塞法迪猶太人，但俄猶人數眾多，社團意識和活動能力強，在救援歐洲猶太難民時也發(fā)揮了自己的獨特作用。他們不僅參與了塞法迪猶太人創(chuàng)辦的救援組織，而且還建立了專門針對波蘭猶太難民的援助東歐猶太難民委員會。特別是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后，在英國籍的塞法迪猶太人作為敵僑被日本人沒收財產、集中看押的情況下，利用日本蘇聯尚未宣戰(zhàn)的中立地位，幫助了很多歐洲猶太難民。

上海萬國商團猶太分隊

上海猶太俱樂部擴建奠基儀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