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還是《在東西方文化碰撞中·自序》談到的，我主張“小題大作”?？谧硬环灵_得小，但進去以后要能拓得寬挖得深。并非每個“小題”都值得“大作”，這要靠對重點文學現(xiàn)象的理解和把握。就整個中國小說史來說，從1898到1927年這三十年未免太短暫了些；但就其承擔的歷史重任——完成從古代小說到現(xiàn)代小說的過渡——而言，這短暫的三十年值得充分重視。對這三十年小說發(fā)展的歷史，可以從文體學、類型學、主題學、敘事學等諸多角度綜合把握（一開始我正是試圖這樣做）；但如果抓住表現(xiàn)特征最為明顯而且涉及面較廣的敘事模式的轉變，也許更能深入論述。當然，選擇這被稱為“形式革命”的敘事模式的轉變作文章，不無對以往過分強調(diào)“內(nèi)容層面”的研究進行反撥的意圖。

在論述過程中，我借用了一些現(xiàn)代西方文學研究方法。這既不值得夸耀，也沒必要隱瞞。任何研究方法都只是一種假設，能否落實到實際研究中并借以更準確地透視歷史才是關鍵。不曾與研究對象結合的任何“新方法”都只是一句空話；而研究一旦深入，又很可能沒有一種“新方法”足以涵蓋整個文學現(xiàn)象。衷心感謝“新方法”的創(chuàng)造者和倡導者開拓了我的研究視野，但拒絕為任何一種即使是最新最科學的研究方法作即使是最精彩的例證。我關心的始終是活生生的文學歷史。

對于研究者來說，結論可能倒在其次，重要的是論證。強調(diào)這一點，不僅是因為不滿意于現(xiàn)在市面上流行的大批“思想火花”式的輕率結論；而且因為精彩的結論往往是被大量的材料以及嚴肅認真的推論逼出來的，而不是研究者事先設計好的。本書的寫作一開始主要考察西方小說的啟迪，可慢慢地，傳統(tǒng)的創(chuàng)造性轉化的作用越來越浮現(xiàn)出來，以至成了全書的另一個論述中心，甚至是更有理論活力的中心。也許，由于理論設計和操作過程失誤，我推出的結論會有某些偏差。但我真誠地希望本書提供的大量材料能為進一步的研究提供方便。同時，為便于進一步檢驗，我盡量減少論證過程中的情感色彩和“思想火花”。

本書寫作的一大愿望是溝通文學的內(nèi)部研究與外部研究，把純形式的敘事學研究與注意文化背景的小說社會學研究結合起來，并為此做了大量的資料準備工作。但寫作結果不盡如人愿，只好保留“小說的書面化”一章作為附錄，而把其他更不成熟的部分刪去。

關于“史傳傳統(tǒng)”與“詩騷傳統(tǒng)”共同制約著中國敘事文學發(fā)展的理論構想，是我對中國小說、戲曲、敘事詩的某些主要形式特征得以形成的基本理解。本指望寫完《說“詩史”》等一組文章，為本書的寫作提供較為堅實的基礎，可惜只完成了第一篇?，F(xiàn)附錄于此，作為第七章《“史傳”傳統(tǒng)與“詩騷”傳統(tǒng)》的補充。如果有可能的話，我還想就此問題做進一步的研究。

本書是我的博士學位論文，從確定選題、通過提綱到最后寫作成文，始終得到我的導師王瑤先生的悉心指導。對此，我十分感激。

參加我的學位論文答辯的吳組緗、樂黛云、孫玉石、呂德申、樊駿、王春元等諸位先生，都曾就我的論文修改提供了許多寶貴的意見。另外，季鎮(zhèn)淮先生不顧年老多病，為我審閱論文的部分章節(jié)；海外學者李歐梵先生曾就論文的基本框架提出過很好的建議；我的朋友錢理群、黃子平、趙園、孟悅、伍曉明等在我寫作論文的過程中給予了很多支持。

此書之得以完成，還有賴于我的妻子夏曉虹的鼎力相助。這不只是指精神上的鼓勵和生活上的照顧，還包括在本書寫作過程中，提供很多精彩的材料，允許我引用她尚未正式出版的專著中的某些觀點，以及作為第一個讀者，對本書的每章每節(jié)提出許多建設性的修改意見。

1987年6月25日于北京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