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這是臨時起意編出的一本書。因為總覺得還沒有做夠做足，原是不曾有這樣的打算的。師友不斷的敦促，使得它或許未足月就生產(chǎn)了。從這個意義上，說是勉強湊出，也不是不可以。一方面生性疏懶，一方面興趣駁雜，使得所有事情總顯得格外難以全功。加上編輯《廢名集》，占用了十二年間相當部分的精力，則真正被認可為“研究”的，其所能夠使用的時間實在也不能算多。而好玩的話題總是紛至沓來，自己的意志力又極為薄弱，不免這里來一點那里弄幾下。到得需要收拾時，卻發(fā)現(xiàn)到處線頭，一地散碎。雖然或許多少都有點兒價值，但像我這樣的，總不能全部打包，自以為有資格編“文存”。

也只有匯集此處的這些文章，還算自成系統(tǒng)，也是自己相對投入較多思考的結果。仔細檢閱，這些文章的寫作前后有十多年，除了再度證明自己的荒唐廢時外，還發(fā)現(xiàn)主要想法其實一直沒什么變化。這固然可見多年來的未曾進步，但換個角度，也說明原初的一些立場，至少在我自己這兒，總算經(jīng)受住了時間的考驗。

說起來，進入我現(xiàn)在所從事的這個領域，并非什么志趣使然。最大的緣由，恐怕還是與夏曉虹、錢理群、陳平原等幾位老師原先熟悉，并得到他們的鼓勵和接納。二十年前回北大中文系，陳老師作為導師開始指導我，這算是我“研究”的開始。自然，本書所涉及的諸多話題，也是陳、夏的主要研究方向，這可以說是師承的結果。至于錢老師，則是《廢名集》的始作俑者。還有就是因特別的緣由而結緣的木山英雄先生，方法上我是受到他的一些影響的。當然，更多的同道，尤其是北大中文系現(xiàn)代文學專業(yè)的諸多前輩、同事，對我的幫助不可縷述亦不可盡述?；蛘呖梢哉f，包括本書以外的，我?guī)缀跛械墓ぷ?，都是對師友的“踐約”吧。

我所在的這個學科，稱為“現(xiàn)代文學”。但其實我的基本困惑，都是這個學科所得以構成的幾個前提。首先，“現(xiàn)代文學”和“新文學”，在大部分使用場域，這兩個概念可以互相替換，不過二者究竟是一物還是兩物？如果是兩物，那相互間到底是什么關系？其次，“現(xiàn)代文學”是相對于“古代文學”而言的，那么現(xiàn)代的和古代的，這兩個“文學”是一個東西嗎？再次，“新文學”是相對于“舊文學”而言的，那么所謂“新”指的是什么？最后，“新文學”號稱以白話代文言，而白話一千多年前就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憑什么說這時候才“代”？當然可以說這時的白話與古代的白話不同，但那究竟又不同在哪兒？

因此說到底，我這么多年所希望弄清楚的，就是自己身在何處。本書絕大部分內(nèi)容是“新文學”的前史，所謂“近代文學”，其實是以之為工具，試圖借此回答所謂“現(xiàn)代文學”或“新文學”究為何物。相關問題多多少少都有我自己的判斷，而其中涉及較多的，是“書寫語言”問題，主要就是所謂“白話”。古典白話和現(xiàn)代白話，普通人憑感覺可以一眼區(qū)分，但學理上如何界定，找不到滿意的解釋。漢語言學界，是可以借鑒的資源。不過當代語言學研究，主流的立場，語言學主要處理的是口語而不是書寫語言的問題，形象而不準確的說法，研究的是“語法”而不是“文法”。事實上關于書寫語言，語言學界投入的力量，相對來說是很少的，當然還是能看到可以歸為新的“文法”現(xiàn)象的條目性總結。在我認為，語言學界以口語為主要研究對象，并沒有特別值得質(zhì)疑之處。但文學界，首先要面對的就應該是書寫語言的問題，因為文學最主要就是以書寫語言為工具。而現(xiàn)實的局面，文學界基本上不去處理這個問題，或者只是表面上看似在處理此類問題。

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提出了成功的解答，比較集中的相關論述是通過有關周氏兄弟的那篇文章提出來的。在我看來，漢語現(xiàn)代書寫語言，其之所以不同于古代的，包括白話甚至文言的書寫語言，在于書寫形式的改變。也就是段落、標點等，作為附加要素全面參與寫作，使得文本出現(xiàn)不同的樣貌，這首先是篇章層面的問題。幾乎我們所可以觀察到的新“文法”，都多少是依賴標點、段落的出現(xiàn)而得以實現(xiàn)，并部分影響到口語。

進入晚清，對于我來說，首要的是借此判定“新文學”的性質(zhì)，對于漢語現(xiàn)代書寫語言的思考，是重心之一?？梢哉f，現(xiàn)代書寫語言是周氏兄弟等在新文學中造就的，而新文學之所以區(qū)別于以往的文學，在工具層面上也正是由于使用的是現(xiàn)代書寫語言，二者是一體兩面。其次還有兩個方面的動因，即新文學是怎么來的，當下文學的問題究竟在何處。這兩個問題事實上相互關聯(lián)。簡單說，我覺得所謂五四“新文學”，是晚清提供的諸多可能性的最后抉擇的結果。而歷史的任何選擇都有它不得不然的理由，也都帶有它的利和弊。遺失在歷史深處被廢棄的路向，其主張也并非沒有它的正當性。當下的文學來源于由五四開端所形成的“新文學”傳統(tǒng)，而“新文學”這種選擇的利弊，隨著歷史的發(fā)展會逐漸被放大。那么“法由弊生”，存在于晚清而最終遭到遺棄的各種邏輯，重新發(fā)掘出土，作為當下的批判性資源，是可以引發(fā)思考的。

書中“新時代的舊人物”，其對象基本都另有專論，置于一書，正是“人”與“文”的對觀。這些文章因為一些偶然的原因而成稿，同時也是另一種學術文體的嘗試。我覺得歷史研究，論述固然是一種方法，但敘述也是一種方法。而且好的敘述本身就是特殊的論述，橫擺浮擱，置于不置可否，或者正是精微的分寸。而不同對象，所遺留的史料疏密相差不可以道里計，所考驗的正是學者的“敘事”。

有時我也困惑，所謂歷史研究，究竟是為了什么?；蛘呤湃サ氖澜缃K究還是個世界，我們試圖去重構“真相”，固然是不可能最終成功的沖動，但或許意味著事關“公平”的努力，并不因時過境遷而放棄。如此的話，對于“過去”的追究，就是給予“現(xiàn)在”以信心，那么也是為了“未來”了。要言之，人文學術的究極，無非就是世道人心。

2014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