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論

筆者對“沙龍”的關注起源于對知識分子研究的興趣。知識分子研究一直是學術(shù)界的一個熱點，近年來，從都市空間的角度研究知識分子成了一個新的研究路徑，這些都市空間大體有茶館、書店、大學、會館、公共媒體、同人刊物、社團流派等，在對這些空間的考察中，都市知識分子的公共交往和精神文化生活得以逐步呈現(xiàn)。本書所要研究的對象“沙龍”是西方的舶來品，是現(xiàn)代中國都市空間中非常特殊又不大為人所注意的一種。借助此空間的考察來研究某幾類知識分子的精神文化史，與此同時，從知識分子的視野來觀察這一特定的都市空間如何在中國興起、發(fā)展和衰落，以及它對中國思想文化的發(fā)展起到了什么樣的作用——這是本書的主旨所在。

那么首先有必要對“沙龍”的涵義做一界定。在西方文化中，“沙龍”一詞本意為“客廳”，指有知識、有身份的男女人物以言談和娛樂為目的的經(jīng)常性的非正式聚會活動，一般是在宅院的客廳中舉行，由一個女主人負責邀請和招待賓客以及主持沙龍交談。此外，“沙龍”一詞還有一個所指，即作為“藝術(shù)品展覽”的空間和制度。這一個涵義比“文藝客廳”的所指要晚許多，它起源于1737年在羅浮宮方形大廳（the salon of carre of the Louvre）的一次藝術(shù)作品展。此后，人們便也用沙龍指稱藝術(shù)展覽。在中國語境里，“沙龍”同樣有兩個涵義，一是“文藝客廳”，知識人在此聚集交談；二是“藝術(shù)展覽”，有“展廳”之意。這兩層意義上的沙龍的引進對中國現(xiàn)代文化都做出了不可忽視的貢獻，出于研究的方便和中國的特殊情況，本書將在如下意義上使用“沙龍”一詞：現(xiàn)代中國的知識分子相聚一處，以核心主持者的住所、客廳、書店為主要活動空間，舉行的自由探討文學、藝術(shù)、哲學、政治等話題的社交活動。本書將以此文藝客廳意義上的幾個沙龍為主要研究對象，同時會涉及相關的文藝展覽意義上的沙龍活動（事實上，這兩種活動之間并不是截然可分）。

在二三十年代的中國，沙龍是個流行的文化現(xiàn)象，主要分布于上海和北平兩地。在上海，來華的西方文化人對其十分熱衷。創(chuàng)辦萬國藝術(shù)劇院的弗里茨夫人的沙龍可謂一時之盛，胡適、邵洵美等都是座上賓。中國人自己創(chuàng)辦的沙龍則要數(shù)曾樸為先，邵洵美的沙龍與之關系密切，在人員上多有交集。到了30年代初，徐仲年和孫福熙創(chuàng)辦了“文藝茶話會”，在上海、蘇州、杭州、南京等地多次舉行沙龍活動。同時期的北平，林徽因和朱光潛的沙龍也先后舉辦，影響遍及京津文壇。除此之外，上海的內(nèi)山書店、新雅茶樓及DD’S咖啡館，北平中山公園的“來今雨軒”等地也有不少文化人的自由聚集和交談活動，一則這些沙龍活動規(guī)模較小，二則缺乏核心長久的主持人，因此本書僅選取曾樸、邵洵美、朱光潛、林徽因這四個沙龍做個案分析，而在論及沙龍中國史之際也會將其他沙龍活動納入其中。

那么20世紀二三十年代興起的這個沙龍現(xiàn)象，是從怎樣的一種歷史話語里成長起來的，與20世紀中國社會轉(zhuǎn)型期的政治、思想、文化有著怎樣的關聯(lián)？同時，沙龍的引進和流行與中國傳統(tǒng)文人精神文化生活之一部分的“清談”“雅集”有什么不同，在引進這一西方已經(jīng)過時了的文化活動的同時，上海、北京這兩個城市對沙龍產(chǎn)生了怎樣的“同化”作用？這是本書要解決的一個前設性問題，在解決這個問題之后，我的關注將轉(zhuǎn)到具體的沙龍空間。

首先要問的是“誰在說”？在沙龍里，談詩論文的都是哪些人？由此形成的知識分子群體體現(xiàn)了什么樣的社會學群體特征？沙龍的成員一般畢業(yè)于高等學府，文化程度較高，在北京的沙龍成員主要來自學院知識分子，這些人大多有留學歐美的經(jīng)歷，思想上主張自由、民主，生活方式偏于西式，對純文藝有堅定的追求，所在領域也比較廣泛，不限于文藝界。上海地區(qū)的沙龍以留歐、留日學生為主，多為自由派文人，成員有文學家、畫家、雕刻家等。我的分析重點在于：為什么是這幾個群體選擇了沙龍這一形式作為交往的途徑？這些群體的內(nèi)部交往結(jié)構(gòu)是怎樣的？沙龍與沙龍之間又存在怎樣的交集和歧異？體現(xiàn)了什么樣的文化權(quán)力場域？在對這些問題分析的過程中，不可避免地要涉及沙龍與時代環(huán)境、媒體、學院、都市文化等之間的關系，在多種關系的張力之中，不同的沙龍聚合產(chǎn)生了不同的知識群體。

接下來便是“說什么”的問題。在沙龍里，人們交談的話題是什么？哪些話題是最引人興趣的，哪些又是泛泛而談，對話題的選擇體現(xiàn)了這些知識分子怎樣的關懷意識與思考？一般而言，沙龍話題比較寬泛，然而“講學復論藝”大抵是核心話題。曾樸的沙龍主要關注法國文學，邵洵美的“花廳”與英美文學緊密相連，林徽因的“太太客廳”文藝色彩濃厚，朱光潛的“讀詩會”則以詩歌理論的討論占了主角。本書將在上編的個案分析里對此做詳盡探討。

最后，這些頻繁的沙龍活動對當時的思想、文學、批評起到了什么樣的作用？本書的下編將著力于解答這個問題。在研究過程中，本書將主要采用文學社會學的研究方法，著力于對具體沙龍組織機制進行考察，詳盡分析沙龍所凝聚的知識分子群體的性質(zhì)、特征和影響。此外，比較研究將一直貫穿于論述的進程之中。其中之一是作為西方舶來品的中國沙龍與傳統(tǒng)中國文人精神文化生活方式的比較，此外是由于沙龍的分布地區(qū)不同所造成的文化差異的比較。在理論上，布迪厄的“文化場域理論”和哈貝馬斯的“公共領域理論”給我許多啟發(fā)。

關于沙龍的研究，目前所見大多為外文著作。其中最為著名的是哈貝馬斯的《公共領域的結(jié)構(gòu)轉(zhuǎn)型》，在其建立的公共領域模式中，沙龍占據(jù)了一個非常重要的位置。在哈貝馬斯的理解中，沙龍和咖啡館、宴會等機制一樣，是城市中突出的文學公共領域，是沒落的宮廷公共領域向新興的資產(chǎn)階級公共領域過渡的橋梁。他認為，公眾在17世紀的法國指的是作為文學和藝術(shù)的接受者、消費者和批評者的讀者、觀眾和聽眾，而這些公眾，或是指當時的宮廷臣仆，或是坐在巴黎劇院包廂里的城市貴族以及部分資產(chǎn)階級上流社會。在這種貴族式的社交天地里，現(xiàn)代因素開始萌芽，而后隨著許多華麗的室內(nèi)沙龍的出現(xiàn)，宮廷宴會廳逐漸被取代。這些沙龍擁有獨立的經(jīng)濟地位，也有著一定程度的獨立性。不僅是文學批評中心，也是政治批評中心，從而見證了公共領域由文學向政治的演進。

在哈貝馬斯公共領域理論的影響之下，70年代以后出現(xiàn)了一些討論婦女與公共領域關系的研究著作，蘭德斯《法國革命時期的婦女與公共領域》和古德曼的《文學界：法國啟蒙文化史》以及蘇珊·戴爾頓的《建立文學界：18世紀歐洲公共和私人領域的重新連接》等都是基于此理論的基礎上對沙龍婦女與啟蒙運動關系的研究（這些書目前還沒有中譯本）。目前國內(nèi)可見的關于沙龍研究的中譯本，有《法國沙龍女人》和《沙龍的興衰——500年歐洲社會風情追憶》以及《沙龍——失落的文化搖籃》，然而這三本書嚴格來說都不屬于學術(shù)著作，主要是對歐洲沙龍的歷時性描述。

國內(nèi)關于文藝客廳意義上的沙龍研究，大概有如下幾種：高恒文在《京派文人：學院派的風采》一書中專辟一章介紹京派的兩個沙龍，但流于平面的描述且比較簡略。許紀霖主編的《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公共交往》一書中將林徽因、朱光潛的沙龍作為現(xiàn)代中國文學公共領域的一脈做了簡要論述。其余的以單篇論文為主。我所見的主要有以下幾篇：劉曉偉的《現(xiàn)代上海（1927-1937）沙龍的文化功用》[1]，作者在文中提到了三種沙龍類型，“咖啡座談”“曾樸的真美善書店”“邵洵美的花廳”，分別對其做了概述。李蕾的《京派作家的聚合形態(tài)考究——以沙龍為論述中心》[2]對林徽因的“太太客廳”和朱光潛的“讀詩會”與京派文人的聚合之間的關系做了簡要描述。此外，沙龍活動在林徽因、李健吾、朱光潛等中國現(xiàn)代作家的傳記中被多次提及，然多流于文藝性的泛泛而談。

以上著作針對的“沙龍”指的都是文人聚集自由交談的文藝客廳，至于“文藝展覽”意義上的沙龍，研究者多為美術(shù)史學者。有人從藝術(shù)批評與沙龍的關系角度作出了研究：《西方現(xiàn)代藝術(shù)批評的起源——18世紀法國沙龍批評研究》（中國美術(shù)學院，洪瀟亭博士論文）、《法國藝術(shù)展覽與現(xiàn)代藝術(shù)批評的興起》（中國美術(shù)學院，洪瀟亭碩士論文）；有人研究沙龍與繪畫公共領域的關系：《十七、十八世紀法國繪畫公共領域研究》（中國美術(shù)學院，葛佳平博士論文）、《競爭的公共性空間——18世紀中后期的巴黎沙龍》（中央美術(shù)學院，初樞昊碩士論文）。——以上論文針對的多是歐美沙龍。關于沙龍對中國現(xiàn)代美術(shù)展覽制度和現(xiàn)代美術(shù)發(fā)展的影響，這方面的研究目前尚不多見。

沙龍在晚清民國時期是個很流行的文化現(xiàn)象。而對于這一現(xiàn)象，逸事式的描述和平面化的歷史梳理顯然不足以顯示它背后的豐富內(nèi)涵。沙龍對中國現(xiàn)代知識分子群體形成的功用，沙龍里知識分子之間的社會交往與特定文學方式及主題的關系，沙龍的實踐與中國女性文學的發(fā)展之間的關系，沙龍社交與中國傳統(tǒng)文化轉(zhuǎn)型以及時代思潮之間的關系等等話題都沒有得到很好地闡發(fā)，而這正是本書著力研究的重點，也是意義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