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道二年冬，西京留守府充滿著離別的氛圍

明道二年冬，西京留守府充滿著離別的氛圍。錢惟演罷西京留守之職，移鎮(zhèn)漢東（即隨州）。這一人事變動與當時朝廷政局的變化有著極為密切的關(guān)系。作為一位有著強烈權(quán)力欲望的人物，錢惟演終生處心積慮，謀取私利。明道二年（1033）春，太后病危，惟演請求以景靈宮使入京侍祠，希圖固寵。三月二十九日，劉太后辭世，仁宗親政，朝廷大政急遽變化。錢惟演因為后黨的關(guān)系，受到御史中丞范諷的彈劾，不但沒能回到汴京，反被調(diào)往落后偏僻的隨州。這是他仕宦生涯中最大的失敗。以垂暮之年，遠離政治文化中心，就任于窮鄉(xiāng)下邦，其心境之凄苦可想而知。

臘月的一天，錢惟演黯然啟程，留守府諸位僚友依依送別：

詔書走東下，丞相忽南遷。送之伊水頭，相顧淚潸潸。（《書懷感事寄梅圣俞》）

大家一直送到了離城幾十里地的彭婆鎮(zhèn)。當時細雨蒙蒙，寒風陣陣。餞別宴上，眾人照例即席賦詩。歐陽修“路識青山在，人今白首行”（《留守相公移鎮(zhèn)漢東》）兩句化用錢惟演早年詩句，切合當前情境，格外觸動傷離情懷。撫今追昔，錢惟演作長短句付歌伎演唱，其辭悲涼，其聲哀婉，令人潸然淚下，在座各位無不唏噓……

在洛陽三年，作為一府之長，錢惟演愛惜人才，與后進平等相處，共同沉浸于文酒詩會的游樂生活之中。他為文士們提供了必要的“社會閑暇”。文學的歷史表明，文學的成熟和繁榮與社會分工的發(fā)展，即一部分專門制作精神產(chǎn)品的社會階層的形成直接相關(guān)。而“社會閑暇”，是文士們進行文學創(chuàng)作、展開文化活動的前提，是促使藝術(shù)創(chuàng)作專門化和精細化的必要條件。錢惟演對歐陽修、梅堯臣等“器其材，不攖以吏事”（《四朝國史·歐陽修本傳》），使他們得以盡力于學。我們今天檢視歐陽修自訂的《居士集》和梅堯臣的詩集，都是從天圣九年開始正式著錄作品的。洛陽時期是他們創(chuàng)作的共同發(fā)軔階段。此外，錢惟演具有文學上的寬容和獎掖后進的精神。作為“西昆體”作家，他并不強制推行“西昆體”詩文，使新的文學風尚得以在寬松的環(huán)境中萌芽生長，這對宋代文學的發(fā)展無疑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他還常常告誡年輕的僚屬“當用意史學”（宋·邵伯溫《邵氏聞見錄》），以古鑒今，培養(yǎng)自己的遠見卓識，并組織大家集體撰寫了《都廳閑話》一書。這部帶有練筆性質(zhì)的同仁著作，今天已不復可見，但也可以看出他對后輩文史才能的重視、培養(yǎng)和勉勵。他在洛陽文人群體中所起的核心作用是別人無法代替的。

錢惟演走后不久，王顧、楊愈、謝絳也先后任滿離開洛陽。梅堯臣原是以叔父梅詢門蔭入仕，尚未取得進士資格，明年適逢大比，故而也于此后不久卸下河陽主簿之任前往汴京，準備參加來春的禮部省試。同行的還有王復、王尚恭、王尚喆。朋輩星散，盛事難繼，歐陽修心中無限傷感：

歲暮寒云多，野曠陰風積。征蹄踐嚴霜，別酒臨長陌。應念同時人，獨為未歸客。（《別圣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