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chuàng)作上的日趨成熟，帶動了歐陽修對散文理論的深入思考

館閣?？钡穆毷骂H為清閑，公余之暇，歐陽修便與尹洙合撰《十國志》，兩人也常常就散文創(chuàng)作的有關問題相互交流切磋。自天圣九年至今，歐陽修致力于散文寫作已是第五個年頭了，創(chuàng)作上的磨煉，也促使他深入思考散文理論。作為一名熱心政治、關懷現(xiàn)實的士大夫，歐陽修強調文章與社會教化的密切關系，他十分贊成范仲淹在天圣三年的《奏上時務書》中所提出的觀點：

國之文章，應于風化；風化厚薄，見乎文章。

主張在政治改革的同時“興復古道”，“救斯文之薄”。

文以明道、文道合一是唐代古文運動的理論基石，歐陽修對此既有繼承又有發(fā)展。韓愈論“道”，主要指儒家的禮治秩序、倫理關系，高言宏論，神圣莫犯。歐陽修卻強調“切于事實”，突出“道”的實踐性品格，大大縮短了“道”和人們的心理距離。明道二年，在寫給求教者張棐的《與張秀才第二書》中曾指出：

君子之于學也務為道，為道必求知古。知古明道，而履之以身，施之于事，而又見于文章而發(fā)之，以信后世。

又說：

孔子之后，惟孟軻最知道，然其言不過于教人樹桑麻、畜雞豚，以謂養(yǎng)生送死為王道之本?！涫履耸廊酥跻字?，蓋切于事實而已。

景祐元年所作的《與黃校書論文章書》，更進一步指出，文章應該“中于時病而不為空言”。對于當時文人空談性理或放言圣道的風氣十分厭棄，表現(xiàn)出貼近現(xiàn)實政治和實際生活的思想傾向。

對于“文”與“道”的關系，歐陽修也有自己的獨特見解。當時的古文家中有不少人漠視甚至否定文學的獨立價值，他們崇奉道統(tǒng)文學觀，僅僅著眼于從文體上恢復“古文”，宣揚充斥著功利主義色彩的文學工具論。對此歐陽修不能贊同。在景祐元年所作的《代人上王樞密求先集序書》中，他明確地闡述了自己的觀點：

某聞《傳》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本又鶎W也，言以載事，而文以飾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見于后世。

他既認識到了文與道的聯(lián)系，又認識到了文與道的區(qū)別，盡管此時還未能在理論上做更深入的探討，但這種文道并重的思想觀念，促使他在鼓吹“古道”的同時，極力追求古文的寫作技巧和審美價值，從單純文體的改革擴大到文風、文學語言等多方面的改革和創(chuàng)新。

此時，在文學觀念上，歐陽修仍與尹洙基本上一致，但與同年好友石介，則旨趣大異。石介字守道，一字公操，兗州奉符人，天圣八年與歐陽修同年進士及第。他“篤學有志尚，樂善疾惡，喜聲名，遇事奮然敢為”（元·脫脫《宋史·石介傳》），在思想上崇尚儒學正統(tǒng)，力斥佛、老虛妄；在文學上倡言古文，激烈抨擊西昆體時文的流弊，嘗作《怪說》、《中國論》，認為“去此二者，可以有為”。石介時任南京（今河南商丘）留守府推官，是當時思想文化領域的一名健將，他的這些文章影響很大。

一天，歐陽修在王拱辰家品茶，拱辰拿出石介剛寄來的書信和隨信附寄的《二像記》石刻本，請大家欣賞。歐陽修接過一看，竟是滿紙烏黑，幾不可識，反復細辨點畫，才慢慢看明白他寫的內容，心中不由暗暗吃驚。回想前年在洛陽時，他收到的石介來信，那時字跡并不如此怪異。當時在座的還有蔡襄，同輩中書法最精，遂將書信遞給他，問道：“君謨（蔡襄字），你看這字跡，是因為不懂書法才寫成這樣嗎？”

蔡襄仔細看了看說：“不是?！?/p>

“那么，是書法的規(guī)則本來應該如此？”歐陽修一臉困惑。

蔡襄搖搖頭說：“也不是?！?/p>

“或者，”歐陽修想了想：“是不是古代書法史上曾有過這么一種字體？”

蔡襄笑道：“沒有。”

“現(xiàn)代還有誰這樣寫字嗎？”

蔡襄仍是搖頭。

“那么，守道為什么非得這么寫呢？”

蔡襄回答說：“我看呀，他這是故意標新立異，顯示自己與眾不同?！?/p>

歐陽修聯(lián)想起最近讀到的石介的幾篇新作，其好古憫世之意固然令人感動，但自許太高，詆時太過，對所論述和批判的事情又沒有深入地追源溯流，在文章風格上也是求新求怪，不講究文學的審美價值，這些傾向與他習字的偏向顯然是同出一轍。本著朋友之間相期于道的想法，歐陽修決定給石介寫封信，直言規(guī)勸。他說：

修聞君子之于學，是而已，不聞為異也。好學莫如揚雄，亦曰如此。然古之人或有稱獨行而高世者，考其行，亦不過乎君子，但與世之庸人不合爾。行非異世，蓋人不及而反棄之，舉世斥以為異者歟？及其過，圣人猶欲就之于中庸。（《與石推官第一書》）

追求真理，是君子求學致道的目的所在，即使是那些在歷史上被稱為特立獨行的人，如果細考其行跡，也不會越出君子的行為規(guī)范，只是與當時那些得勢的庸俗之輩不相符合罷了。因此，求異取奇并不是君子所當為。而石介的書法，“前不師乎古，后不足以為來者法”，“天下皆非之”，卻“昂然自異，以驚世人”，對于這種做法，歐陽修覺得很不可取，而且他見微知著，敏銳地察覺到石介這種“好異以取高”的習尚，將有可能把一代青年學子引入歧途：

今足下端然居乎學舍，以教人為師，而反率然以自異，顧學者何所法哉？不幸學者皆從而效之，足下又果為獨異乎！今不急止，則懼他日有責后生之好怪者，推其事，罪以奉歸，此修所以為憂而敢告也，惟幸察之。（同上）

這些推心置腹的話語，倔強勁直、性格偏執(zhí)的石介卻聽不進去，他在回信中表示，自己本不善書，更不屑以此“特異于人以取高”。因為他所留意的是堯、舜、周、孔之道，這才是匡時濟世的根本，而書法只是用來傳播圣人之道的一種工具，“能傳圣人之道足矣”，又何必孜孜于此？更何必古有法、今有師？他說自己真正有異于眾人之處乃是排摒為害儒學正統(tǒng)的佛老思想，詆斥雕章琢句的西昆體時文，但也并非是“特為取高于人”，確實是出于衛(wèi)道的需要。他尤其不能接受的批評是，自己可能給青年學子帶來不良影響，他在信中反駁道：

國家興學校，置學官，止以教人字乎？將不以圣人之道教人乎？將不以忠孝之道教人乎？將不以仁、義、禮、智、信教人乎？永叔但責我不能書，我敢辭乎？責我以此，恐非我所急急然者。（《答歐陽永叔書》）

接讀來信，歐陽修覺得石介并沒有真正理解自己的意思。書法固然只是一種工具，好與不好無關乎國計民生，但他所憂慮的是，這一看似無足輕重的現(xiàn)象背后所隱藏的不良的思想傾向，恐怕會讓正在興起的思想、文化與文學革新走一段本可避免的彎路。是的，我們要求新求變、破除陋習，但并不意味著不分良莠，全盤否定。批判傳統(tǒng)，同時也應該尊重傳統(tǒng)，這樣才能去蕪存精，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看得更高更遠。因此，他又提起筆來，再陳其辭：

然至于書，則不可無法?！耠m隸字已變于古，而變古為隸者非圣人，不足師法，然其點畫曲直猶有準則，如毋母、彳亻之相近，易之則亂而不可讀矣。今足下以其直者為斜，以其方者為圓，而曰我第行堯、舜、周、孔之道，此甚不可也。（《與石推官第二書》）

他認為，這就好比在日常生活中，人們都是頭戴帽子，而你偏要將帽子戴在腳上，人們都用碗吃飯，而你卻偏要用酒杯盛飯。所以“書雖末事，而當從常法，不可以為怪，亦猶是矣。然足下了不省仆之意。凡仆之所陳者，非論書之善不善，但患乎近怪自異以惑后生也”（同上）。

至于石介以“疾佛、老，斥文章之雕刻”為自己異于眾人之處，歐陽修認為這正是他“自許太高，詆時太過”的表現(xiàn)，他認為：

仲尼曰：“后生可畏，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笔莿t仲尼一言，不敢遺天下之后生；足下一言，待天下以無君子。（同上）

事實上，當時已有不少士大夫投身到這一場思想文化與文學的革新運動之中，此時此刻，無論是石介還是歐陽修都不是孤軍奮戰(zhàn)，獨自前行。

這一番書來信往，唇槍舌劍，可惜誰也沒能說服誰，此后歷史發(fā)展表明，歐陽修的認識更加切合實際。不過，對于他們兩人來說，盡管意見相左，但私交仍然很好，他們在復儒衛(wèi)道、詆斥時文的大方向上，仍是攜手并進的同道諍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