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雙重落差：女性主義詩學初入中國的命運

迄今為止，女性主義詩學進入中國已有四分之一世紀的歷史。它雖然自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來逐漸在中國文壇產生影響，并借1995年世界婦女大會在北京召開的東風而取得了合法化的學術身份，但其初入國門時的境遇卻是坎坷的。較之其他許多同一時期被引入中國的西方理論模式得到熱烈歡迎、迅速接納和積極實踐的情勢而言，女性主義詩學在融入本土的過程中顯然遭遇到了許多有形與無形的障礙，在引介初期尤其如此。這從女性主義詩學與其他理論模式之間存在的雙重接受落差中可以看得十分清晰。

第一節(jié)　雙重落差及其具體表現形態(tài)

如果我們將1970年美國學者凱特·米利特的博士學位論文《性政治》的問世作為西方女性主義詩學走向成熟的標志的話，其發(fā)展迄今已有三十余年。在這一過程中，如前所述，美、英、法等國的女性主義文學批評與理論在精神分析學說、馬克思主義、接受美學、結構主義與后結構主義等的影響下，已經形成了相對成熟的體系，并在各自縱向的發(fā)展過程中又經歷了橫向的交叉與滲透，在當代多元的文化背景下，發(fā)展出精神分析學派女性主義、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后殖民女性主義、生態(tài)女性主義、黑人女性主義、女同性愛女性主義、后現代女性主義等紛繁多樣的分支與流派，被喬納森·卡勒肯定為當代文學批評的三大模式之一。女性主義以其質疑、抗拒、解構父權文化的先鋒姿態(tài)，堅守著當代文化與文學研究中的人文關懷，在崇尚削平“深度模式”、消解價值、普遍碎片化的后現代景觀中，呈現出特立獨行的姿態(tài)。

在中國內地，嚴格意義上的女性主義詩學研究約開始于20世紀80年代中期，在以歐陸與北美為中心的世界范圍的女性主義研究舞臺上，此前基本處于缺席狀態(tài)。在此期間，一系列經典的女性主義詩學著作紛紛問世，并在世界范圍內產生了振聾發(fā)聵的影響，除前述米利特的《性政治》外，還有埃萊娜·肖瓦爾特《她們自己的文學：從勃朗特到萊辛的英國婦女小說家》（A Literature of Their Own: British Women Novelists from Bronte to Lessing, 1977）、桑德拉·吉爾伯特與蘇珊·格巴合著的《閣樓上的瘋女人——婦女作家和十九世紀文學想像》（The Madwoman in the Attic: The Woman Writer and the Nineteenth Century Literary Imagination, 1979）等。它們分別以對女性文學傳統(tǒng)的梳理，女性敘事作品題材、主題、結構、意象、隱喻、風格等的深入考察與父權文化下女性模式化形象與空洞能指功能的分析，確立了女性主義詩學中“婦女形象”研究與“婦女中心”研究的兩大主題。由此可見，歐美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實踐與理論建構的繁榮與中國內地滯后15年之久的沉寂狀態(tài)，構成了第一重鮮明的落差。本書作者認為，對這一落差，僅以“文革”時期意識形態(tài)的專制與僵化、中西文化交流的被阻遏為理由，并不具有相當的說服力。事實是，在中國歷史進入了撥亂反正的新時期，五四以來被中斷的中西文化交流再度恢復，并以前所未有之強勁勢頭影響了國人的視野、胸襟、思維方式與價值判斷的時候，這一落差的現實并未獲得立即改變。

新時期之初，西方數百年來伴隨著資本主義的發(fā)展呈歷時性演進的精神文明成果，從古典時期到現代乃至后現代的，均在同一時空內被引入中國，一時使人眼花繚亂、目眩神迷。在人文社會科學界，人們樂此不疲地譯介西方觀念、理論與方法，而以1985年文藝界“新方法”年的出現為其高潮。然而，耐人尋味的是，在林林總總的“新方法”熱中，女性主義同樣沒有進入人們的視野。這種對女性主義的盲視甚至有意漠視，與借他山之石以攻玉背景下的眾聲喧嘩構成了第二重鮮明的落差。于是，這雙重的落差成為今天我們需要從文化學的高度進行反思的一個重要課題。它不僅可以使我們從比較文化與文學的意義上，由一種異域文化與文學現象被傳播至中國之初的遭遇與命運考察中國受眾的選擇心理與接受的歷史語境，反觀其發(fā)生變異的文化環(huán)境，從而使我們對文化與文學現象的傳播、影響與接受的特點與規(guī)律有更客觀的認識，亦可以使我們更準確地理解中西女性主義詩學的不同特征，并為進入20世紀90年代之后女性主義詩學在中國的蓬勃發(fā)展這一與接受之初迥然不同的文化境遇的形成，提供一種文化學意義上的參照。

新時期之初，中國學術界自覺而專門的女性研究畢竟在數量上還十分有限。通過翻檢該時期無論中央還是地方的報刊（包括專門的婦女刊物），我們可以看出，關于婦女問題的報道并不鮮見，但總的來看均是有關婦女的特定社會新聞的報告，具有道德教化意味的、宣傳與勸誡性的文字居多，具備相當理論含量的專業(yè)化論述與學術分析尚屬鳳毛麟角。

具體到文學理論與批評領域，中國當代較早從事西方女性主義詩學譯介與理論形態(tài)研究的林樹明認為，“1980年到1987年這段時間里，國內女性主義批評尚未形成一定規(guī)?！?，“處于邊緣的位置”。^【1】屈雅君主編的《新時期文學批評模式研究》也指出：“至少從1985年以前的關于女性文學的研究著作及文章中，都還沒有看到西方女性主義批評的強有力的牽引?！?sup >【2】林樹明的統(tǒng)計數據表明，在1980—1983年間的全國主要報刊上，有關此方面的文章約為5篇，1986—1987年間增至11篇左右。這一統(tǒng)計數據的可靠性當然可以存疑，另一方面，各人的選擇標準與檢索范圍也未盡相同。但較之其他文學理論與批評模式，女性主義詩學譯介與研究起步之晚的事實，卻是毋庸置疑的。1986年以前，中國較有影響并得風氣之先的文論刊物，如《文學評論》、《當代文藝思潮》、《當代文藝探索》等基本未見有關西方女性主義詩學的翻譯介紹文字，更不用說具有探索性質的文本解讀實踐了。

就本書作者所見，在中國的外國文學翻譯與研究界頗有影響的《世界文學》雜志1981年第4期發(fā)表的朱虹的長文《美國當前的“婦女文學”》，由于第一次引入了具有女性主義意味的“婦女文學”概念，可以被認為是中國學術界最早介紹西方女性主義詩學的文章。

雖然朱虹的努力使中國的女性主義詩學研究在萌芽初期便有了一個較高的起點（此點后文將有專門評述），但根據對中國人大復印資料索引的檢索，我們卻不無遺憾地發(fā)現，除朱虹外，早期譯介中有分量與有影響的文字實屬寥寥。提及女權運動概念或女性主義概念的有何培忠于1982年發(fā)表于《國外社會科學》雜志第4期、摘譯自日本的《思想的科學》雜志1981年7月號的日本學者白井厚的《爭取女權運動的歷史和婦女學》一文中的文字。該文簡要回溯了日本及世界范圍內婦女地位的變遷與淪落，概括了爭取女權運動史的歷史淵源，強調了法國大革命的意義，探討了歐洲啟蒙思潮及其代表人物實際上的性別歧視，還談到了二戰(zhàn)以來的婦女解放運動。但是，由于當時美國第二次婦女解放運動的代表人物貝蒂·弗里丹在中國的影響尚不普及，其經典著作《女性的奧秘》（Female Mystique）的書名被譯者錯譯為《好像女人的神話》了。該文還概括了婦女學的一系列基本特征，如以爭取女權運動為契機而誕生、對現有學問進行全面批判、開拓新領域、打破舊的學究主義、具有跨學科的性質等。該文與本書論題直接相關的是還提到了由婦女史的研究觸發(fā)的對女性文學創(chuàng)作的發(fā)掘與重新評價問題：“隨著婦女史研究的發(fā)展，光明也照射到二流女作家的身上了，特別是深刻描寫婦女生活狀況的作品，更是大量涌現出來?！?sup >【3】

1983年第2期的《國外社會科學著作提要》中，亦出現了介紹美國學者尼娜·貝姆的著作《婦女文學1820—1870》，以及著名女性主義學者帕特里西亞·斯帕克斯主編的論文集《當代女小說家》的文字。1984年第9期的《現代外國哲學社會科學文摘》（滬）則刊登了英國學者格里高爾·麥克倫南（Gregor McLennan）1981年問世的著作《馬克思主義與歷史方法論》中的一段節(jié)譯《爭取女權運動史》，譯者為李蘊綱與徐堅。文中介紹了美、英等國爭取女權運動中的思想家、著作及基本觀點，著重說明了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學說對“爭取女權運動史”的影響關系，以及女權主義研究之于豐富、發(fā)展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學說的地位，認為“父權制的概念已經成為政治和歷史分析的戰(zhàn)爭舞臺”^【4】。

總起來說，在1986年之前，中國學術界對于西方女性主義思潮的介紹與評述是零星的、有限的，女性主義詩學的傳播受到阻遏，尚未從整體上對中國的文學創(chuàng)作、批評觀念與方法發(fā)生明顯影響。

另一方面，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思想解放運動，使中國人的視野與精神空間得到了極大的拓展。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報》發(fā)表特約評論員文章《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次日《人民日報》全文轉載。自此，全國思想理論界就真理標準問題展開了一場大討論?！?978年底到1979年初，《文藝報》、《文學評論》、《上海文藝》等報刊相繼發(fā)表一批結合文藝工作經驗，論述真理標準問題的專欄文章，標志著文藝界思想解放運動的全面興起。”^【5】而“進入80年代的文學理論批評是以開放性和建設性為主要特征的”。^【6】

“開放”的胸襟與“建設”的情懷使西方各種學術話語與理論思潮，成為中國當代文學批評理論的主要思想資源?！?0年代的文學理論批評正是在外來文學和理論的沖擊、影響和碰撞中，改變著它的觀念和形態(tài)的。”^【7】這場開始于20世紀80年代初，以文藝研究新方法的討論為先導并在80年代中期達到高潮的“方法熱”，以前所未有的規(guī)模更新著文學批評觀念和具體批評方法，存在主義、現代派、意識流小說、新小說派、結構主義等概念、流派、體系與方法紛紛亮相。

1985年，文壇集束性地出現了大量關于文藝學方法論的探索文章，如范伯群《新方法的介紹、移植和扎根》（滬版《文學報》，1985年月17日）；吳亮《新模式的興起和它的命運》（沈陽版《當代作家評論》，1985年，第3期）；何江南《方法與現實的未來：由文學研究方法的創(chuàng)新想到的》（京版《文學評論》，1985年，第3期）；吳元邁《關于文藝方法論的思考》（滬版《光明日報》，1985年6月20日）；陳遼《打開了文藝評論研究的新天地：一年來現代方法論在文藝領域內的運用述評》（哈爾濱版《文藝評論》，1985年，第5期）；陳晉、張筱強《近年來文藝學研究中六種方法的探討概述》（滬版《文藝理論研究》，1985年，第3期）等。正是這一年，比較文學成為學界熱點，并促成了中國比較文學學會于深圳成立。并稱“三論”的系統(tǒng)論、信息論與控制論使學者們趨之若鶩，有關文藝心理學與接受美學，以及模糊數學對文藝美學之影響的文章亦比比皆是。

然而，中國學者在新時期突破了傳統(tǒng)的庸俗社會學研究，對西方眾多文藝批評模式與研究方法進行推介與嘗試之后，卻依然對女性主義這一在西方已經如火如荼的學術研究模式并不敏感。這里，作者可以舉出兩例作為反證。其一，1985年第6期《外國文學報道》的“新作簡介”欄目，發(fā)表了署名為微翁的文章。該編譯者及時地跟蹤報道了由美國最具代表性的女性主義批評家桑德拉·吉爾伯特和蘇珊·格巴主編的、堪稱“婦女中心批評”集大成之作、迄今仍在學術界具有重要影響的《諾頓女作家作品選：英語傳統(tǒng)》（Norton Anthology of Women's Literature: English Tradition， 1985年4月），但又并非從發(fā)掘、梳理婦女文學傳統(tǒng)的女性主義意義上對其進行了肯定。相反，作者援引《紐約時報書評》的評論，認為選目多有偏頗：“這部選集由于編者過于強調了女權主義的意義，一意搜求以婦女經歷為題材的女作家，因而不能全面地著眼于六個世紀以來所有的女作家，并從中選擇最優(yōu)秀的作品。兩位編者把大量篇幅給予不大出名的作家的作品，或向來不為人看重的黑人、地區(qū)性、勞動階級與美洲土著民族作家的作品——只要這些作品是主張或維護女權主義的?！爆F在，即便是一般的從事文學專業(yè)的學者也一眼可以看出，這一評價體現的是菲勒斯中心的立場。因為其中被批評與否定的編選原則，正體現了女性主義學者有意矯正傳統(tǒng)在經典作家認定上的偏頗乃至質疑經典本身的努力。頗有意味的是，在1995年隨著世界婦女大會在北京的召開帶動的中國女性研究的高潮中，外國文學研究界最具權威性的雜志《外國文學評論》刊登了女學者韓敏中評價同一部著作的文章，評價與臧否標準顯示出鮮明的差異性。由《諾頓女作家作品選：英語傳統(tǒng)》在20世紀80和90年代的中國遭受的不同待遇，我們不僅看到了不同性別與持不同立場的學者在文學觀念、標準等方面的諸多差異，也具體而微地看到了女性主義詩學在進入中國之后由被誤讀、被排斥而漸漸獲得生存權的歷史進程。其二是1985年在非洲國家肯尼亞首都內羅畢開幕的世界婦女大會在國內引起的反應以及與1995年北京大會的熱烈反響形成的反差。對內羅畢會議，國內除了主要報刊有派遣官員出席盛會的報道之外，并沒有引發(fā)學術界關于婦女史、婦女學乃至女性主義詩學研究的熱潮。這與十年后“女性年”的出現以及女性文學寫作繁榮的景象判然有別。可見，當時中國的文化環(huán)境與群體心理期待尚未為女性主義思潮的進入做好充分的準備。

直到1986年之后，雙重落差的局面才開始得以改觀。鄧偉志在《中國婦女報》1986年1月17日發(fā)表的《迎接婦女學的黃金時代》一文，似乎成為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理論在中國的新機遇到來的美好祝愿與預言。1986年，西蒙娜·德·波伏瓦的《第二性》中文版問世，成為女性主義詩學進入中國的一個標志性事件，也成為其命運在中國發(fā)生變化的轉折點。正是從該年開始，介紹與研究性的論文、論著不斷增多，終至使女性主義詩學在中國的傳播在1989年左右達到了第一個高潮。這其中較有代表性的論文有王逢振發(fā)表于1986年第3期《外國文學動態(tài)》的《關于女權主義批評的思索》、黃梅在著名的《讀書》雜志1987年第6、8、10期連載的系列雜談《女人與小說》、孔海立發(fā)表于滬版《社會科學》1986年第8期的《一股極為盛行的文藝思潮在美國：女權主義文學批評》等；出版界對女性主義經典著作的翻譯也隨之跟進，除了《第二性》之外，貝蒂·弗里丹《女性的奧秘》也被翻譯過來，而且在同一年就出現了兩個譯本，它們分別是四川人民出版社于1988年出版、程錫麟翻譯的譯本，以及同年由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巫漪云翻譯的另一個譯本。1999年，位于哈爾濱的北方文藝出版社又再版了程錫麟的譯本。英國學者瑪麗·伊格爾頓主編的《女權主義文學理論》（1987年）中文版于1989年問世，成為第一部進入中國的女性主義文論選集。

上述多種論文、譯著等的問世，將女性主義詩學在中國的傳播、影響與實踐推向了第一個高潮，為20世紀90年代女性主義詩學對中國文論建設的影響，以及女性文學寫作熱點的形成，均起到了重要的鋪墊作用。

美國后殖民文化理論的代表人物愛德華·賽義德對于理論旅行的基本方式，曾作過一個著名的表述：“首先有個起點，或看上去像個起點的東西，標志某個概念的產生，或標志某個概念開始進入話語的生產過程。其次，有一段距離，一段旅程，一段概念從此至彼地移動時的必經之路。這段旅程意味著穿越各種不同語境，經受那里的各種壓力，最后面目全新地出現在一個新的時空里。第三，移植到另一時空里的理論和觀念會遇到一些限定性的條件?？煞Q這為接受條件，也可稱為拒絕條件，因為拒絕是接受行為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這些條件使人可以引進和容忍外來的理論和觀念，不論那些理論看起來多么怪異。第四，這些充分（或部分）移植進來的（或拼湊起來的）概念在某種程度上被它的新用法，以及它在新的時間和空間中的新位置所改變?！?sup >【8】那么，在20世紀已然逝去的今天，我們從歷史的角度對女性主義詩學這一異域的理論形態(tài)與批評模式進入中國之初遭逢的冷遇進行反思，其“語境”、“壓力”、“限定性條件”是什么呢？

第二節(jié)　雙重落差的文化學闡釋

本書作者認為，造成雙重落差的首要因素是中國民眾（包括知識界精英人士）長期以來對“女權主義”這一概念的偏見和抗拒，以及在其基礎上形成的、具有排斥傾向的群體心理障礙。

戴錦華后來這樣回憶女性主義／女權主義思潮進入中國之初的情形：“當時的人們對女權主義這一字樣有著某種程度的反感，或懼怕、厭惡。因為從字面上理解，女權主義僅僅關乎權力之爭，因而可能是一種極端的女性的自我張揚，甚至惡性膨脹。如果說，許多詞都有自己的形象，那么，這時候，作為一種大眾想像，女性主義／女權主義的形象是一些丑陋不堪而又張牙舞爪的女人。”^【9】其實feminism一詞在漢語中并不具備對應的表述，譯為“女權主義”只是在女性主義學說發(fā)展特定階段的一種權宜之計，它并不能涵蓋數十年來女性話語的多元發(fā)展以及通過反思父權文化，力圖使男女雙性均獲得更大程度的自由的價值趨向。但在二元對立思維方式的作用下，“女權主義”中的“權”字被敏感而偏激地理解為女性為尋求霸權而向男性發(fā)難的努力，男女兩大性別群體遂由五四以來長期的精神盟友分裂為對立的政治集團，女性主義學術話語在以男性知識分子為主體的學術圈子中引起天然的戒備甚至反感就不足為奇。這一“大眾想像”體現在不少男性作家與評論家身上。創(chuàng)作中的典型例子可見錢鐘書小說《圍城》中對所謂女權主義者的形象有意無意的歪曲與漫畫化，評論界的交鋒則可從戴錦華與另一位批評家王干的激烈辯論中獲得印證。所以戴錦華這樣感慨地寫道：“自‘五四’運動以來，這是第一次，男性知識分子的群體的多數，無視甚至反感各種有關婦女解放的提法，公開或半公開地拒絕女性主義。可能也是第一次，相當多的女性知識分子對此表示漠然、寬容；而這事實上成了一種默許?！?sup >【10】這就使女性主義的本土化歷程步履維艱。筆者認為，20世紀90年代之后女性學者紛紛以“女性主義”的表述取代“女權主義”的表述的事實，既反映了中國學術界對feminism一詞內涵與外延理解的深入，也未嘗不是出于爭取在學術圈子之內獲得生存權的一種策略上的考慮。

其次，中國知識界普遍存在著對女性主義的誤讀，以及在此基礎上產生的或斥之為“微末”或盲目樂觀的心態(tài)。

誤讀之一表現在，人們往往以為，“四人幫”被粉碎之后，中國正處在撥亂反正、百廢待舉的時刻，社會面臨的問題巨大而繁多，女性問題相較之下便顯得“微末”，倡導“女權”則更顯出一種不合時宜的“奢侈”。此外，中國沒有西方女權運動的背景，因此，許多人認為“中國的人文環(huán)境和經濟基礎使得剛剛或還在擺脫封建傳統(tǒng)的中國婦女目前還不可能提出‘女權主義’的口號，或者根本談不上女權”^【11】。女性主義因屬于“超前”的意識形態(tài)而有待于將來。戴錦華認為，正是從此意義上，中國知識女性（包括女作家群落）“與社會主流話語達成了一個危險的共謀：它使得女性、人文知識分子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忽略，或曰默許了這一歷史性的‘倒退’”，使“‘婦女解放’成了一個被懸置的命題”。^【12】我們看到，20世紀90年代之前，相當一批女作家并不愿被評價為具有性別色彩與女性風格，而更愿意被看成是涉及重大題材、體現宏大主題與具有主流價值取向的作家，以至不愿與“女”字有涉，惟恐這樣就會貶低了其作品的深度與力度，降低了其作為超越性別的精英知識分子參與社會主流話語建構的價值。這一心態(tài)與上述誤讀或許不無關系。在這一心理背景下，女性主義思潮與文學批評模式顯然會被看成是不適合中國國情與需要的異己力量而受到漠視與排斥。

誤讀之二是將女性主義學術話語簡單等同為婦女解放運動。許多人認為在中國已經不再需要這樣的運動，理由是中國婦女已經獲得了充分的解放。由于婦女解放成為官方意識形態(tài)的組成部分，而1949年以來制度與法律已經確立了婦女在經濟、政治領域與男性的平等，婦女解放儼然屬于過去完成時態(tài)，成為一個無需再加以言說的話題。事實上，這只是一個盲目樂觀的認識誤區(qū)。法律上的平等無法回避“大躍進”與“文革”期間“不愛紅妝愛武裝”、以犧牲女性的正常生理與心理特征為代價的非理性沖動，也難以掩蓋商品經濟背景下女大學生、研究生求職難，知識女性在家庭角色與事業(yè)追求之間身心俱疲的現狀，以及包括買賣婚姻在內的種種社會丑惡現象的出現。但值得慶幸的是，已有越來越多的有識之士意識到中國婦女問題的嚴峻性，也有越來越多的男性學者加入了女性主義詩學研究的行列。

第三，中國國情決定著中國的婦女解放運動與西方女權運動具有鮮明的差異。

西方女權運動的前提之一是女性群體自覺反思父權文化對自身的壓迫。在個人主義傳統(tǒng)之下，學者們傾向于將性別從社會文化處境中抽離，而將之視為足以跨文化、跨歷史、具有普泛價值的一種尺度。因此，女權運動雖然并非欲以新的霸權來取代原有的霸權形式，但兩性二元對立的基本沖突形式卻毋庸置疑。而中國傳統(tǒng)文化從不把性別作為獨立自主的論述系統(tǒng)，無論男女，自一降生便被納入龐大的人倫宗族系統(tǒng)，其身份由多元的人倫角色位置獲得界定。以關系而不是個體為本位的人觀使性別難以構成社會身份的中心。

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個人主義精神的缺乏，以及近代以來精神文化領域男性啟蒙者與女性被啟蒙者的既定關系模式（從五四期間魯迅、周作人、胡適、李大釗等新文化運動的先驅對女性解放的呼吁，直至“文革”話語通過文學與影視作品體現出來的洪常青式的男性“黨代表”與黨的忠誠女兒之間的關系，莫不如此），使中國婦女解放史呈現出明顯的兩性同盟特征，女性難以產生獨立的性別意識。

因此，如果說在西方資產階級思想啟蒙運動中，“人生而平等”的理性王國并非向女性敞開，啟蒙大師們多有歧視女性之辭的話，在五四這一以“人的解放”為標志的反封建的思想文化運動中，女性解放是先驅者們基于人道主義精神、作為“人的解放”的一部分被提出來的。而20世紀30年代以來尖銳的階級沖突與拯救民族危亡的緊迫性，更使性別壓迫問題、婦女解放問題在救亡圖存的國家事業(yè)面前被擱置、被遮蔽。人們天真地以為，上述問題可以隨著民族的獨立與階級的解放煙消云散，婦女解放運動會自動完成。正是從這個意義上，劉思謙在《關于中國女性文學》中認為：“中國有史以來從未發(fā)生過自發(fā)的、獨立的婦女解放運動。婦女的解放從來都是從屬于民族的、階級的、文化的社會革命運動?！?sup >【13】雖然此觀點不無偏激之處，卻也說到了癥結所在。

李澤厚先生在1986年寫下的《啟蒙與救亡的雙重變奏》一文中認為：從近代以來，在中國始終存在著救亡和啟蒙的雙重文化主題，啟蒙的主題、科學民主的主題與救亡、愛國的主題相互碰撞、糾纏、同步，構成了一種復雜的關系。有時是啟蒙的主題占上風，或啟蒙的主題與救亡的主題并行不悖，如五四時期；有時是救亡的主題占上風，如第一、第二次國內革命戰(zhàn)爭時期?！拔逅臅r期啟蒙與救亡并行不悖相得益彰的局面并沒有延續(xù)多久，時代的危亡局勢和劇烈的現實斗爭，迫使政治救亡的主題又一次全面壓倒了思想啟蒙的主題?！?sup >【14】在國難當頭的嚴重局勢和人民的饑餓痛苦面前，作為社會良心的知識分子對自由、平等、民主、民權和各種美妙理想的追求顯然會壓倒對個體尊嚴、個人權利的近乎奢侈的尊重?！皣要毩⒏粡?，人民吃飽穿暖，不再受外國侵略者的欺壓侮辱，這個頭號主旋律總是那樣刺激人心，縈繞人耳，使五四前后所謂‘從宇宙觀到人生觀，從個人理想到人類的未來’這種種啟蒙所特有的思索、困惑、煩惱，使所謂‘從孔教問題、婦女問題一直到勞動問題、社會改造問題；從文字上的文學問題一直到人生觀的改造問題，都在這一時期興起，縈繞著新時代的中國社會思想’，都很快地被擱置在一旁，已經沒有閑暇沒有工夫來仔細思考、研究、討論它們了?！?sup >【15】中國數代熱血沸騰的年青知識分子投身于五卅運動、北伐戰(zhàn)爭、十年內戰(zhàn)和抗日戰(zhàn)爭的革命潮流之中。嚴峻、艱苦、長期的政治軍事斗爭，所謂你死我活的階級、民族大搏斗要求的，是一切服從于反帝的革命斗爭，是鋼鐵的紀律、統(tǒng)一的意志和集體的力量。在這一情勢下，任何個人的權利、個性的自由、個體的獨立尊嚴等等都變得渺小、矯情而不切實際。在此，李先生雖然分析的是啟蒙的命運，其實也正準確道出了中國婦女解放運動的命運。

在時代的召喚下，五四以降的女作家們努力將小我融入革命斗爭的大業(yè)之中，在忘我的投入之中亦使因五四精神滋養(yǎng)而萌生的有限的性別主體意識失落殆盡。典型之例可舉丁玲。這位寫出《莎菲女士的日記》（1928年）的才華橫溢的小說家，曾是一位特立獨行的知識女性。茅盾在《女作家丁玲》一文中說：“她的莎菲女士是心靈上負著時代苦悶的創(chuàng)傷的青年女性的叛逆的絕叫者”?！吧频膶鄣淖分鹆芾毂M致地體現了20年代中國女性的率直與復雜，聰明與糊涂，狂放與悲郁……”^【16】美國學者夏志清先生在《中國現代小說史》中也認為：“丁玲開始寫作的時候是一個忠于自己的作家，而不是一個狂熱的宣傳家。在她寫作的第一個階段里（1926—1929），丁玲最感興趣的是大膽地以女性觀點及自傳的手法來探索生命的意義。她的短篇小說集《在黑暗中》（1928年）里那幾篇，如《夢珂》及《莎菲女士的日記》等，都流露著一個生活在罪惡都市中的熱情女郎的性苦悶與無可奈何的煩躁?！?sup >【17】在中國現代女性文學寫作史上，丁玲因率先勇敢呈現了知識女性的性心理和性苦悶而具有了突破性的意義。然而，20世紀30年代初，丁玲的創(chuàng)作開始發(fā)生明顯的變化。對此，楊義先生曾經生動地指出：到了《水》，她的文學旗幟上的“女”字，已“被一群悲憤不已的農民改作左翼的‘左’字了”^【18】。五四大潮曾使丁玲說過這樣有著鮮明個性色彩的話語：“一定要按照自己的理想去讀書、去生活，自己安排自己在世界上所占的位置?！钡斔呦蜓影埠?，卻“愿意做革命、做黨的一顆螺絲釘，黨要把我放在哪里，我就在哪里；黨需要我做什么，就做什么”^【19】了。毛澤東在1937年贈予丁玲的《臨江仙》詞中，是這樣贊美這位巾幗英雄的：“……纖筆一枝誰與似，三千毛瑟精兵，陣圖開向隴山東，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將軍?！彼诮o了當時的丁玲以高度評價的同時，又以對比的手法否定了那個曾經以“小姐”身份馳譽文壇的丁玲。這微妙的一褒一貶，催促著丁玲繼續(xù)發(fā)生由《莎菲女士的日記》的作者，經由《水》而向《太陽照在桑干河上》的作者身份的轉變。

因此，性別對抗意識的淡薄、宏大敘事下性別意識的弱化甚至自我消解，以及男女并肩作戰(zhàn)共赴國事的背景，均使個體與群體性別意識都較為薄弱的中國女性很難扯起鮮明的性別大旗。

第四，“文革”結束初期人們矯枉過正的拒斥與接受心態(tài)在對女性主義的選擇中也起到了重要的負面作用。

新時期伊始，從漫長的官方話語與意識形態(tài)專制中走出來的人們，對帶有政治色彩的事件與理論懷有一種本能的抗拒與疏離。表現在文藝批評模式的選擇上，人們更熱衷于那些具有科學主義背景的理論，對那些形式上有所突破的方法表現出更多的歡迎，而疏遠與冷淡那些與意識形態(tài)有相對密切關系的方法和理論。即便是對屬于人文主義傳統(tǒng)的批評模式，擇取的也常常是探究人的內在真實和張揚主體的理論，如精神分析學批評、接受美學等，表現出擺脫由于意識形態(tài)的威壓被迫帶上的虛偽人格面具，回歸與弘揚真實自我的潛在意愿。這一拒一迎的接受心理，在使庸俗社會學研究、泛政治化逐漸從文壇退出的同時，卻也付出了誤解乃至犧牲具有真正的現實情懷的文學研究模式的代價。以鮮明的意識形態(tài)性直面人生的女性主義詩學便是其中之一。由于它將性別納入了政治的范疇并審視了其中的權力運作關系，很容易使剛剛從全盤政治化的思想專制囚籠中走出來的人們因誤會而在心理上敬而遠之。因此，在中國文學界在特定語境中由注重外部轉向內部，由關注思想而關注藝術，由主題思想轉至審美表現，由人文精神轉至科學主義的背景下，女性主義之受冷落或許是一種必然的遭遇。這一冷落將隨著學術界心態(tài)的漸趨平和與理性，人文關懷重新抬頭，對政治的理解與闡釋逐漸由狹隘走向寬容與寬松之后，才會得到改變。

最后，西方女性主義詩學自身兼為現代與后現代話語的雙重特征與中國社會現實需要之間的錯位，也在新時期對女性主義詩學的接受中扮演了一種負面的角色。

如前所言，新時期伊始，西方呈歷時性發(fā)展的精神文化資源同時為人們囫圇吞棗地介紹進來。但中國主流文化的精神實質在20世紀80年代前半期卻并未因這種引進而獲得根本性的改變，中國亦并沒有一躍而在精神層面上演進到現代或后現代社會。相反，歐美18、19世紀的文化資源依然是影響社會文化的主流。關于這段時期中國社會的特點，李澤厚先生分析道：“就社會的客觀行程說，中國與西方發(fā)達國家還整整差一個歷史階段。中國要走進現代化，歐美要走出現代化。自20世紀初起，西方就有對現代社會的抗議呼喊，至少從立體主義、艾略特、卡夫卡便已開始，一直延續(xù)至今，成為這個世紀文藝和整個文化的主要潮流。中國自五四起，卻主要是以18、19世紀的啟蒙主義、理性主義為模仿和追趕目標。盡管有現代非理性主義的哲學——文藝思潮的傳入，但始終沒占主要位置。”^【20】可見，中國20世紀初的政治、經濟、文化發(fā)展的現實水平，影響甚至決定了對西方精神文化資源的接受。而這一情形在中國進入新時期之后的較長一段時間內，依然沒有獲得根本的改變。戴錦華寫道：“正是對‘文革’的權威歷史結論——‘封建法西斯專政’，對80年代中國‘啟蒙’時代的歷史定位，以及對現代中國歷史的遮蔽、對中國滯后于世界歷史進程的毫無質疑的結論，賦予了18、19世紀歐洲文化之于當代中國的充分的合法性與真理性?！?sup >【21】尤其是19世紀的啟蒙文化，在她的敘述中成為我們“無法告別的‘19世紀’”。我們應該還清晰地記得，國門開放之初，莘莘學子通宵達旦地排隊購買、苦讀狄更斯、巴爾扎克、托爾斯泰、契訶夫們的情景吧。接續(xù)五四傳統(tǒng)與西方先進文化的需要，使中國知識分子急于以啟蒙和人道主義話語來顛覆以階級論為基礎的社會構成和社會意識形態(tài)。于是，19世紀的啟蒙價值觀成為當代中國和整個知識群體的知識譜系中最基本的內在構成因素。

而在二戰(zhàn)、尤其是六七十年代之后，隨著科技文明的迅速發(fā)展，西方發(fā)達國家先后步入了后工業(yè)時代。西方文化也在經歷了一次次裂變之后，全面推進到后現代時期。法國學者弗朗索瓦·利奧塔對后現代社會狀態(tài)的描述、米歇爾·?？碌臋嗔σ辉捳Z學說、雅克·德里達的解構哲學等等，分別從不同的角度，表現出顛覆啟蒙話語和以理性為標志的現代精神的傾向。但上述學者的著述與思想，在新時期處于啟蒙氛圍中的中國知識分子眼中是陌生的，與他們的經驗是斷裂的。同時，歐洲文化內部的語言學轉型亦成為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界難于逾越的知識鴻溝。“話語斷裂，使人們必然無視／無知于在兩次世界大戰(zhàn)的重創(chuàng)后世界范圍內的對現代化進程及現代性話語反思的重要文化資源，忽略或難于接受歐美‘語言學轉型’后的文化建構?！?sup >【22】

對于女性主義詩學而言，它首先因為對歷史文化中的女性命運的深切關注而表現出強烈的現代性。道格拉斯·凱爾納和斯蒂文·貝斯特在《后現代理論》中寫道：“某些現代概念也同樣為婦女的反壓迫斗爭提供了武器。早在資本主義現代性出現之前就已存在的父權制結構與意識形態(tài)，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發(fā)揮著這樣一種獨特功能：使婦女對男子的從屬地位在新近產生的公共與私人領域內，在工廠車間以及資產階級家庭內，得到了進一步的維護和強化。而人權、平等、民主自由以及權力等現代概念則被女性主義者用來批判和反抗性別統(tǒng)治，啟蒙運動的范疇也得到了正在進行政治斗爭的婦女以及那些逐漸覺醒之群體中的婦女們的有效利用；事實上，解放話語本身就是一種現代話語。”^【23】但女性主義者也“看到了現代性、現代理論以及現代政治的可疑之處”，因為“對婦女的壓迫一直受到現代理論及其本質主義、基礎主義以及普遍主義哲學的支持和辯護。尤其是人本主義話語中的大寫的‘人’（MAN）字直接掩蓋了男女之間的差別，暗中支持了男性對女性的統(tǒng)治。人本主義話語假設了一種作為人類構成要素的普遍的本質，并將在社會歷史環(huán)境中形成的男性特征與活動（如理性、生產、權力意志等）推崇為人類的本質。在這種現代話語中，男人是人的典范，而婦女則是另外的一種東西，一種附屬的性別”^【24】。

另一方面，作為當代西方一種幾乎與后現代思潮同步崛起的文學理論與批評模式，女性主義詩學對男女二元對立等級結構的拆解，對多元性、邊緣性與異質性的強調等，又使其具有了鮮明的后現代品格。故而，后現代理論“會對后殖民主義與女性主義產生如此巨大的親和力，它們因為共同懷疑現代性、現代政治、現代哲學的傲慢與可疑的主張而一下子成為了同路人”^【25】。尤其是法國學者從事解構理論研究的背景，其對符號與話語理論的普遍關注，其突破“象征性的秩序”的形而上的玄想，均使中國知識分子可能由于語言、知識結構上的障礙以及與現實需要的疏離而感到了認同上的困難。因此，“80年代中國女性主義的傳播便必然與其精英知識分子參與構造的主流文化存在著結構性的沖突”^【26】。

綜上所述，中國的文化傳統(tǒng)、中國婦女解放運動的個性特征、特定歷史發(fā)展階段的政治環(huán)境以及知識界普遍的擇取心理、西方女性主義詩學本身包含的后現代因素與中國國情之間的錯位等等，共同構成了女性主義詩學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之前初入國門時復雜而特殊的語境，制約了中國知識分子（包括女性知識分子）對它的主動接納與本土化的積極實踐。20世紀80年代中期，尤其是20世紀90年代之后，構成這一傳播與接受語境的某些因素已隨著中西文化交流的逐漸深入、中國經濟文化的發(fā)展帶來的對婦女問題的理性化認識、中國本土個人主義精神的潛滋暗長與女性文學寫作的繁榮等而逐漸消減其影響，但依然潛在地制約、影響乃至決定著女性主義詩學在中國的基本形態(tài)和發(fā)展走向，并構成解釋中西女性主義詩學差異的重要環(huán)節(jié)。

女性主義詩學便是在這樣一種存在雙重落差的背景與態(tài)勢下進入中國的。因此，它首先就面臨著如何將異域性與本土性結合起來的問題、如何使西方的理論與中國的文學實踐相貫通的問題。部分男性批評者的不理解、抗拒，甚至蔑視，部分女作家的不合作與不認同等等，均有可能使中國的女性主義詩學實踐處在自說自話的尷尬地位。20世紀90年代以后，在商品經濟浪潮的沖擊下，主流意識形態(tài)控制的松懈、國家勞動保護法規(guī)的不夠完善、競爭法則的殘酷無情、女性由于生理等方面的因素而在參與職業(yè)競爭的過程中暴露出來的劣勢等等，都使原先在計劃經濟時代由國家話語操縱的男女平等的制約趨向松散甚至無形。女性作為弱勢群體在無情的商業(yè)競爭中，從男女平等的鏈條中被拆解開來。而隨著中國封建文化將女性視為對象物的欣賞、玩味趣味的重新抬頭，女性在脫離了國家法律與主流意識形態(tài)的虛假保護之后，甚至從無性的時代走向崇性的時代，“性”成了部分女性安身立命的惟一場域。關注女性生存的“女性主義”，因而在某些人的心目中也被有意無意地誤解為和真正的女性主義的嚴肅宗旨風馬牛不相及的一個媚俗的招牌，女性主義的嚴肅品格被降低了。因此，20世紀90年代之后的女性主義在尚未完全在學術領域站穩(wěn)腳跟的處境下，又面臨著一個消除誤解、擺脫媚俗傾向的糾纏的嚴峻考驗。

注釋

【1】　林樹明：《新時期女性主義文學批評述評》，《上海文論》，1992年，第4期。

【2】　屈雅君主編：《新時期文學批評模式研究》，西安：陜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44頁。

【3】　何培忠：《爭取女權運動的歷史和婦女學》，《國外社會科學》，1982年，第4期。

【4】　《現代外國哲學社會科學文摘》，1984年，第9期。

【5】　黃曼君主編：《中國20世紀文學理論批評史》下冊，北京：中國文聯(lián)出版社，2002年，第712—713頁。

【6】【7】　同上書，第742頁。

【8】　E. Said, The World, the Text, and the Critic,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277.

【9】　戴錦華：《猶在鏡中》，北京：知識出版社，1999年，第136頁。

【10】　同上書，第142頁。

【11】　張抗抗、劉慧英：《關于“女性文學”的對話》，《文藝評論》，1990年，第5期。

【12】　戴錦華：《新時期文化資源與女性書寫》，葉舒憲主編：《性別詩學》，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年，第30頁。

【13】　《文學評論》，1993年，第2期。

【14】　李澤厚：《中國現代思想史論》，天津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第26頁。

【15】　同上書，第27—28頁。

【16】　郜元寶、孫潔：《三八節(jié)有感——關于丁玲》，孫潔：《寫在前面》，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2000年，第2頁。

【17】　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上卷，劉紹銘等譯，香港：友聯(lián)出版社有限公司，1979年，第225—226頁。

【18】　楊義：《中國現代小說史》第2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年，第266頁。

【19】　丁玲：《我所認識的瞿秋白同志》，黃一心編：《丁玲寫作生涯》，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84年，第154頁。

【20】　李澤厚：《中國現代思想史論》，第258頁。

【21】　戴錦華：《新時期文化資源與女性書寫》，葉舒憲編：《性別詩學》，第31頁。

【22】　戴錦華：《新時期文化資源與女性書寫》，葉舒憲編：《性別詩學》，第24頁。

【23】　道格拉斯·凱爾納、斯蒂文·貝斯特：《后現代理論》，中央編譯出版社，1999年，第269—270頁。

【24】　道格拉斯·凱爾納、斯蒂文·貝斯特：《后現代理論》，第268頁。

【25】　朱立元主編：《20世紀西方美學經典文本》第4卷《后現代景觀》包亞明“前言”，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4頁。

【26】　戴錦華：《新時期文化資源與女性書寫》，葉舒憲編：《性別詩學》，第2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