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十九世紀的最後一年，敦煌莫高窟藏經(jīng)洞發(fā)現(xiàn)了四萬餘卷古代遺書，震動了世界學壇，從此産生了一門國際性的綜合學術——敦煌學。在數(shù)量浩瀚的漢文卷子中，許多人們前所未聞的俗文學作品——變文、曲子詞、白話詩等等，又是其中最具特色、最引人入勝的研究材料之一。它使研究者大開眼界，改變了對中國文學史的認識。其中尤以“變文”最先引起中外研究者的廣泛注意。早在五十年前，鄭振鐸先生就曾説過：“在燉煌所發(fā)現(xiàn)的許多重要的中國文書裏，最重要的要算是‘變文’了。在‘變文’沒有發(fā)現(xiàn)以前，我們簡直不知道：‘平話’怎麼會突然在宋代産生出來？‘諸宮調(diào)’的來歷是怎樣的？盛行於明、清二代的寶卷、彈詞及鼓詞，到底是近代的産物呢？還是‘古已有之’的？許多文學史上的重要問題，都成爲疑案而難於有確定的回答。但自從三十年前史坦因把燉煌寶庫打開了而發(fā)現(xiàn)了變文的一種文體之後，一切的疑問，我們才漸漸的可以得到解決了。我們才在古代文學與近代文學之間得到了一個連鎖。我們才知道宋、元話本和六朝小説及唐代傳奇之間並沒有什麼因果關係。我們才明白許多千餘年來支配著民間思想的寶卷、鼓詞、彈詞一類的讀物，其來歷原來是這樣的。這個發(fā)現(xiàn)使我們對於中國文學史的探討，面目爲之一新。”⁽¹⁾這段話已經(jīng)大致揭示了“變文”發(fā)現(xiàn)的偉大意義。我們還要補充一句，“變文”中的許多優(yōu)秀作品，本身就爲中國古代文學寶庫增添了一筆珍貴的財富。就在唐代的偉大作家們把詩歌和古文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峰時，就在中國文人文學發(fā)展到光輝燦爛的頂峰時，在民間也有無數(shù)不知名的作者，正在創(chuàng)造著各種通俗文學新樣式，由它們所代表的文學新趨勢，最終發(fā)展成爲中國文學史後半期的波瀾壯闊的主流。

幾十年來，中外學者對於敦煌變文從各種角度進行了細緻的研究，取得了許多重要的成果，這裏不再重複，只想就“變文”的名稱談一點意見。

敦煌遺書發(fā)現(xiàn)後不久，即流散到倫敦、巴黎、列寧格勒、北京、日本等世界各地，其中各種説唱體的俗文學作品，只是零零星星、一鱗半爪地偶有披露，因此早期的研究者對這些俗文學作品難以具有總體的認識，而有佛曲、演義、通俗小説、唱文、俗文、故事等各種名稱。直到二十年代末鄭振鐸先生用“變文”稱呼這類説唱體的俗文學作品，這個名稱遂被中外學者所普遍接受而確定了下來。王重民先生等編校的《敦煌變文集》，便是在這一認識的指導下完成的，同時也使“變文”的名稱更加普遍地深入人心。

隨著研究者對被稱爲“變文”的這些通俗説唱作品的研究進一步深入，人們逐漸發(fā)現(xiàn)這些作品其實是彼此並不相同的，有的是純韻文，有的是純散文，有的卻是韻散合用，這其間又有許多細緻的差別。總之，它們的體制是多種多樣的。因此，研究者又把它們區(qū)分爲各種不同的類型。其中有代表性的意見，如張鴻勳先生將它們區(qū)分爲詞文、故事賦、話本、變文、講經(jīng)文等五類，以及押座文附類⁽²⁾。周紹良先生則區(qū)分爲變文、講經(jīng)文、因緣（緣起）、詞文、詩話、話本、賦等七類，以及押座文、解座文附類⁽³⁾。各家分類雖然不盡相同，但都標誌著對這類俗文學作品的認識更加深入和細緻，也可以説進入了新的研究階段。在這種認識深化的基礎上，人們對“變文”作爲這類作品的總稱開始提出質(zhì)疑，如張鴻勳先生説：“過去把敦煌講唱作品統(tǒng)統(tǒng)看作‘變文’，既有以偏概全之病，又掩蓋了類與類間的差異，影響了對唐代講唱文學的深入研究，是應予糾正的。”⁽⁴⁾周紹良先生也説：“研究是不斷發(fā)展的，認識也是逐步深入的，過去籠統(tǒng)視爲‘變文’的東西，經(jīng)過仔細辨識之後，僅就形制、體裁而論，大家已看到它有各種形式之不同，是不能只以‘變文’一詞概括住的。”⁽⁵⁾目前我國大陸的許多學者已經(jīng)接受了這種看法。

但也有人堅持以“變文”作爲這類作品的總稱。其中一位是已故著名敦煌學家王重民先生，他在談到變文的發(fā)展過程時説：“在不同的階段之內(nèi)，曾采用過各種不同的名稱；在不同的題材之內(nèi)，又帶來了一些舊有的名稱。但在變文的全盛時期，則都用變文來概括這一類的文學作品，而作爲當時的公名來使用。這就是在今天我們大家爲什麼又認爲只有用‘變文’這一名詞來代表敦煌所出這一類文學作品，爲比較適宜、比較正確的主要原因?！庇终h：“從敦煌變文寫本裏，給我們帶來了許多原題；這些原題，往往前題和後題不同，甲卷和乙卷有異，經(jīng)過比較研究，我們知道有全名，有簡名，有因變文形式的命名，有因變文內(nèi)容的命名，還有一些因襲著舊名，如佛教故事稱‘緣起’，歷史故事稱‘傳文’之類。名稱這樣紛歧，也反映出只有‘變文’才是公名?！?sup>(6)另外一位是臺灣著名敦煌學家潘重規(guī)先生，他説：“變文是一時代文體的通俗名稱，它的實質(zhì)便是故事；講經(jīng)文、因緣、緣起、詞文、詩、賦、傳、記等等不過是它的外衣。譬如一位某甲，穿著中裝、西裝、和服乃至運動衫、游泳衣等等的寫真照片，我們不能以服裝的不同，而斷定這不是某甲的寫真照片。變文所以有種種的異稱，正因爲它説故事時用種種不同文體的外衣來表達的緣故。”⁽⁷⁾

以上兩種説法各有其道理。我認爲用“變文”統(tǒng)稱這類通俗文學作品是可取的，也是必要的，因此本書仍然題名爲《敦煌變文選注》。這裏需要弄清的是“變文”（也簡稱“變”）一詞有廣義的和狹義的兩種意義。

就狹義來説，“變文”專指那種有説有唱、逐段鋪陳的文體，這是普遍同意的。不過，除此以外的其他説唱文體，也可以稱爲“變文”或者“變”，如《舜子變》後題《舜子至孝變文》，以六言句式爲主，通篇押韻，並無“唱”的部分，類似論者説的“俗賦”或“故事賦”的一體，然而卻名爲“變”或“變文”。又如《前漢劉家太子傳》，後題《劉家太子變》，然而卻是通篇散文，這並不妨礙它也可名爲“變”?！夺h女緣起》結尾稱“醜變”，《頻婆娑羅王后宮綵女功德意供養(yǎng)塔生天因緣變》的題目把“因緣”和“變”連用，可見論者稱爲“緣起”或“因緣”的一體也可稱爲“變”。潘重規(guī)先生曾舉出《大唐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九提到的《報恩經(jīng)變》，認爲“應該是《報恩經(jīng)》的俗講經(jīng)文”⁽⁸⁾，然則“講經(jīng)文”也可以稱爲“變”。這些證據(jù)説明廣義“變文”的概念在當時確實是流行的。事實上在唐五代時期，各種説唱藝術在民間百花競艷，一片繁榮景象，這方面的資料還可以進一步發(fā)掘。近年來一些學者對它們的分類還不盡一致，正反映出它們紛歧差殊、變化多端的事實。這些紛繁的通俗文學樣式需要有、事實上也確實有一個總的名稱來統(tǒng)攝它們，這就是“變文”——自然是廣義的。

也許有人會説，用“説唱文學”、“講唱文學”這類通行的術語來稱呼在敦煌發(fā)現(xiàn)的這類通俗文學樣式，不是更科學嗎？何必堅持要用“變文”這個有爭議的詞呢？其實，不使用“變文”而用別的什麼名稱，也是有爭議的。誠然，“説唱文學”等等現(xiàn)代名詞揭示了變文的性質(zhì)，可是科學定義並不等於就是名稱。例如唐人傳奇，從科學的角度分析，它是唐代文人寫作的文言短篇小説，但這是它的性質(zhì)或定義，至於名稱則仍然叫作“傳奇”。變文雖然是唐五代時期民間流行的各種説唱文學，但名稱則仍然叫作“變文”，當時的人們就已如此稱呼，如果一定要用“説唱文學”這類現(xiàn)代術語去取代“變文”，那將會失去很多很多的東西。因爲“變文”這個名稱的後面包含著十分豐富的內(nèi)容，它是某一歷史時期的某些樣式、某些題材的説唱文學作品，當我們説“敦煌變文”的時候，實際上也包含了這些通俗文學作品由失傳到重新發(fā)現(xiàn)的歷史機緣在內(nèi)?！白兾摹边@一名稱所藴含的這些獨特的歷史“韻味兒”是不可替代的，是“説唱文學”這類通用名詞無論如何也無法傳達的。

也許有人會説，又是廣義的“變文”，又是狹義的“變文”，難道不會引起混淆嗎？我回答説：不會的。由於許多學者的出色研究，現(xiàn)在大家已經(jīng)明確，廣義的“變文”其實包含了若干種不同的説唱文學樣式，其中就有狹義的“變文”在內(nèi)，在這種認識的基礎上使用廣義的“變文”概念，界限是清楚的。正如“傳奇”既是唐代文言短篇小説的名稱，也可以用來稱呼宋元戲文、明清戲曲等等；“元曲”既包括了元人雜劇，也包括了元人散曲這兩種不同性質(zhì)的文學樣式在內(nèi)，但這並沒有引起混淆，因爲人們對於“傳奇”和“元曲”在不同場合的不同內(nèi)涵是清楚的。同樣，在不同場合分別使用廣義的“變文”概念和狹義的“變文”概念，並不會引起混淆，道理是一樣的。

由於變文的原卷分散在世界各地，早期的研究者所能利用的資料是有限的。一九五七年由王重民、王慶菽、向達、周一良、啓功、曾毅公等六位先生編校的《敦煌變文集》問世，根據(jù)一百八十七個寫本校定成七十八種，此書一出，極大地方便了各國學者，受到普遍推崇，很快在國際學術界確立了崇高的地位。一九八三年潘重規(guī)先生編著的《敦煌變文集新書》在臺北出版，《新書》包括了《敦煌變文集》的全部內(nèi)容，同時補充了《變文集》未收的蘇聯(lián)、日本、臺北等地所藏的變文八種，重新調(diào)整編排了篇目次序，對於《變文集》在迻録過程中産生的種種錯誤，對照原卷實物一一加以糾正。因此，《新書》可以説是第二代的變文集，“後出轉精”的贊譽當之無愧。當然，新的敦煌變文還在陸續(xù)發(fā)現(xiàn)和刊布（例如一九八四年蘇聯(lián)孟列夫教授又公布了兩種《妙法蓮華經(jīng)講經(jīng)文》），對於變文原文真貌的探討也在不斷深入之中。

當年王重民等六位先生在《敦煌變文集敘例》中説：

我們整理敦煌變文的計劃和步驟，擬從下面三個方面進行：

一、校印本　　把敦煌所出變文和與變文有關的資料，迻録校勘，排印成爲一個最完備的彙編本，供研究和閲讀古典文學的人使用。

二、選注本　　從校印本內(nèi)選出最優(yōu)秀的作品，加上簡明的注解，供一般讀者使用。

三、影印本　　將可能找到的原卷或照片，用珂羅版影印，以保存原形，供專門研究的人使用。

可惜由於當時的外界形勢，六位先生只完成了校印本（即《敦煌變文集》）一種。現(xiàn)在，他們中的王重民和向達兩位先生已歸道山，然而他們弘揚學術的不朽業(yè)績和設計藍圖，卻鼓舞著我們?nèi)ダ^續(xù)完成由他們開始的事業(yè)。這本《敦煌變文選注》，可以説就是遵照六位先生關於“選注本”的設想而寫作的。不過它的對象不限於一般的閲讀者，也包括專門的研究者。因爲“變文”畢竟是一種很特殊的古代作品，素有“難讀”之稱。今天閲讀敦煌變文，存在著三個主要的障礙：一是原卷文字錯譌滿紙，夾雜著許多俗字別字，有時達到“難以卒讀”的地步。二是其中使用了大量唐五代口語詞彙，這在當時雖然是一聽就懂，今天的讀者卻感到索解爲難。三是其中有許多描寫佛教題材和表現(xiàn)佛教思想的作品，由於時代的變遷，今天的讀者就十分隔膜了。本書的寫作，就是爲了幫助變文讀者克服上述三個障礙，希望能給研究者提供方便，並有助於更多的一般讀者接受這份珍貴的文學遺産。

下面是關於本書選注工作的幾點説明。

一、本書選入敦煌變文二十七篇，包括了變文中思想和藝術比較傑出的名篇，也兼顧了不同體裁和不同題材的各類作品，希望手此一編，精華在握。個別優(yōu)秀作品（如《唐太宗入冥記》）由於殘闕頗甚，暫時割愛。

二、本書爲了減少校記數(shù)量，以免一般讀者昏睡耳目，故不以原卷爲底本，而以《敦煌變文集》爲底本（《雙恩記》一篇《變文集》未收，則以《敦煌變文集新書》爲底本）?！蹲兾募芬延赏踔孛竦攘幌壬鷮υ磉M行了輪校，本書對他們的校勘成果盡量加以吸收，凡《變文集》（或《新書》）原?？扇≌?，徑據(jù)以改正原文，不再出校。本書只對《變文集》（或《新書》）漏校或誤校之處加以補充或改正，補充漏校之處，一般都加校記説明，改正誤校之處，則一般不再説明。?？钡闹饕栍校?/p>

缺字以□表示，不能確定字數(shù)的以表示。

缺字能夠補足時，所補之字加〔　〕號括之。

錯字和別字可以改正的，以（?。┨栕⒚髡朱对闹隆Ｄ承┩僮忠嗖捎脛e字例用（?。┨栕⒚鞅咀郑员阕x者。

衍文一般徑從原文中刪去，而在校記中説明。

《變文集》（或《新書》）分段或斷句不妥之處，徑加改正，不再出校説明。

三、本書篇目排列仍依《變文集》的次序，選自《敦煌變文集新書》的《雙恩記》則排在全書的最後。

四、《敦煌變文集》出版三十多年來，已有許多學者對該書的?？碧岢錾倘堆a正意見，專著有蔣禮鴻先生的《敦煌變文字義通釋》、潘重規(guī)先生的《敦煌變文集新書》，此外徐震堮、劉堅、陳治文、郭在貽、袁賓、張金泉、江藍生、李正宇、劉凱鳴、劉瑞明、楊雄、張涌泉、黃征等許多先生也有論文涉及，本書在寫作時曾參考他們的意見，並有選擇地吸取，文中未能一一注明，在此一併深表謝意。

作者在向出版社交稿前夕，收到潘重規(guī)先生從海峽彼岸爲本書題寫的書名，翹首遠天，遙致謝忱。

項　楚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十日

以上是一九九〇年由巴蜀書社出版的《敦煌變文選注》（本書上編）的前言。該書出版後，得到學術界的好評，海內(nèi)外著名學者呂叔湘、潘重規(guī)、入矢義高等相繼發(fā)表書評，加以推許。日本學者佐藤晴彥在書評中還期望該書繼續(xù)出版二集、三集。這些都給我以很大的鼓勵，但是我很快便轉向了別的研究課題，繼續(xù)爲變文作注的事便擱下了。直到一九九七年我獲得了國家社科基金資助項目“敦煌變文研究”，這才舊事重提，寫作了《敦煌變文選注》的二集，作爲該項目的成果之一，準備單獨出版。二〇〇一年中華書局總經(jīng)理宋一夫先生和編輯室主任顧青等幾位編輯到成都調(diào)查研究，其間曾光臨寒舍，暢談之餘，提到了這部書稿，中華書局方面樂意接受出版。此後與顧青先生及本書責任編輯俞國林先生商討，決定將原《敦煌變文選注》和這部新注書稿合併爲《敦煌變文選注（增訂本）》，原《選注》作爲上編，新稿作爲下編，一併出版。利用這個機會，我也對原《選注》作了一些修訂。下面是關於本書下編選注工作的説明。

一、下編從上編未曾收入的變文中再精選十七篇，詳加注釋。選收的標準仍然是內(nèi)容與形式的結合較爲完美、同時兼顧了不同體裁和題材的各類作品。

二、下編爲了減少校記數(shù)量，以免一般讀者昏睡耳目，故不以原卷爲底本，而以潘重規(guī)《敦煌變文集新書》爲底本，篇目排列的次序也以《新書》爲準?！缎聲钒恕抖鼗妥兾募返娜績?nèi)容，同時又糾正了《變文集》的大量錯誤，增加了許多新的內(nèi)容?！缎聲吩？扇≌?，徑據(jù)以改正原文，不再出校。本書只對《新書》漏?；蛘`校之處加以補充和改正。補充漏校之處，一般都加校記説明；改正誤校之處，則一般不再説明。?？笔褂玫姆柵c上編相同。

三、下編本來是作爲《敦煌變文選注》的二集，準備單獨出版，現(xiàn)在與《敦煌變文選注》合併爲《敦煌變文選注（增訂本）》，在成爲一個新的整體的同時，上編與下編也保持了各自相對的獨立性，這是需要請讀者見諒的。

寫到這裏，我想起了一件往事。一九八七年夏天，我參加由饒宗頤先生主持的香港國際敦煌學術會議，見到了景仰已久的潘重規(guī)先生，敬畏之餘，不敢貿(mào)然上前攀談。當晚在房間聽到敲門之聲，竟然是潘先生屈尊造訪，令我受寵若驚。促膝交談之後，潘先生送給我一抱他隨身帶來的著作，其中就有《敦煌變文集新書》的下冊，並解釋説上冊待返臺後補寄。那時我剛開始寫作《敦煌變文選注》，采用的底本是《敦煌變文集》。待到拜讀《新書》之後，我感到改用《新書》作底本更爲合適，立即寫信徵求潘老的同意。當時海峽兩岸還處於隔絶狀態(tài)，不能直接通郵。我收到潘老允諾的回信已是第二年了，《選注》已完成太半，無法改弦更張，只有《變文集》未收的《雙恩記》一篇采用《新書》作底本，內(nèi)心不免感到遺憾。因此下編全部采用《新書》作底本，是我多年的願望。在此我遙祝潘老健康長壽，同時本書的封面仍采用潘老爲《敦煌變文選注》題署的書名，以表紀念。

四、在《敦煌變文選注》的前言中，我曾寫道：“《敦煌變文集》出版三十多年來，已有許多學者對該書的?？碧岢錾倘堆a正意見，專著有蔣禮鴻先生的《敦煌變文字義通釋》、潘重規(guī)先生的《敦煌變文集新書》，此外徐震堮、劉堅、陳治文、郭在貽、袁賓、張金泉、江藍生、李正宇、劉凱鳴、劉瑞明、楊雄、張涌泉、黃征等許多先生也有論文涉及，本書在寫作時曾參考他們的意見，並有選擇地吸取，文中未能一一注明，在此一併深表謝意?！痹诒緯戮幍膶懽鬟^程中，張涌泉、黃征的《敦煌變文校注》也由中華書局出版，該書是博采百家成果的集大成著作，注釋豐贍，尤其重在?？狈矫?，與本書的側重點不盡相同，作者也曾參考，在此也表謝意。同時我還要向爲本書的出版付出許多心血的顧青先生、俞國林先生表示由衷感謝。

項　楚

二〇〇二年十二月十日

(1)　《中國俗文學史》第六章《變文》。

(2)　《敦煌講唱文學的體制及其類型初探》，載《敦煌學輯刊》第二集。

(3)　《唐代變文及其他》，載《敦煌文學作品選》卷首，中華書局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出版。

(4)　《敦煌講唱文學的體制及其類型初探》，載《敦煌學輯刊》第二集。

(5)　《唐代變文及其他》，載《敦煌文學作品選》卷首，中華書局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出版。

(6)　《敦煌變文研究》，載《中華文史論叢》一九八一年第二輯。

(7)　《敦煌變文集新書後記》，中國文化大學中文研究所一九八四年一月出版。

(8)　《敦煌變文新論》，載《幼獅月刊》四九卷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