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馮夢龍、凌濛初為例

明末清初的大多數話本小說家最初的理想不是從事通俗小說的寫作，而是科舉入仕?？瓶冀洑v使其浸泡在儒學之道里，經書所傳達的“天理”影響深入骨髓。然而，他們卻屢次被排除在科第大門之外，這種痛苦的經歷讓其不斷反思現實的黑暗、反思程朱理學與陽明心學的利弊?？婆e用書常常因缺乏創(chuàng)見而被四庫館臣極力排斥，更何況小說家們的小說創(chuàng)作的影響遠遠大于經史著作的影響，他們治經史的經歷及著作也多被忽視，關于他們的經史之學的研究也就更加有限——即使治經史的活動在話本小說家的生命歷程中占有重要地位。因此，無論話本小說家在其經史著作中有無創(chuàng)見，他們的治經活動及經學著作都應當被了解、被探究，以便進一步了解其人生觀、價值觀，進而深入探究他們的小說創(chuàng)作。

第一節(jié) 馮夢龍的治經活動及理學思想

馮夢龍早年為了科舉，治《春秋》頗勤。他治《春秋》，既為科舉之用，也為治世之需。馮夢龍的小說編撰深受春秋學的影響：小說救世之精神是對春秋治世精神的繼承，各種題材的故事是對《春秋》“微言大義”的具體闡釋；征實的治經傾向不僅使他獲得了很多小說創(chuàng)作的歷史素材，而且也使其小說編撰具有史實的眼光；春秋學文法、技法及煉詞被運用到小說編撰中，影響了小說的標題、結構體式、語言和審美風格。

一、馮夢龍的春秋學

馮夢龍早年為科舉功名所驅，治《春秋》頗勤，編有《麟經指月》《春秋衡庫》《春秋定旨參新》《別本春秋大全》等。

《麟經指月》十二卷，有泰昌元年（1620）梅之煥等人作的序?！镑虢洝奔础洞呵铩?，“指月”原為佛家用語，以指譬教，以月譬法。其《發(fā)凡》十則，云“拔新汰舊，摘要芟煩，傳無微而不彰，題雖擇而不漏”。書中的重要事件被編成“便記歌訣”以便記憶。該書以《春秋》經為主，為科舉考試服務，偏重程式，其中多有馮夢龍自己的研悟?！恩虢浿冈隆吩诋敃r影響頗大。蘇州書林葉昆池說道：“猶龍先生以《春秋》負重望，其經稿久傳海內，茲書則帳中秘也。本坊懇請刊行未允，適麻城耿克勵先生至吳，遂從臾出之。在本坊如獲拱璧，愿海內共寶夜光?！?sup>《吳縣縣志》《蘇州府志》《江南通志》評價曰：“才情跌宕，詩文麗藻，尤明經學，所著春秋指月、衡庫二書為舉業(yè)家正宗?！?sup>

《春秋衡庫》三十卷，其中《附錄》二卷，《備錄》一卷。署名馮夢龍輯，張我城參，天啟五年（1625）李長庚序?！陡戒洝份d春秋以前事，《備錄》記孔子獲麟以后事?！端膸烊珪偰俊分^：“其書為科舉而作，故惟以胡傳為主。”《春秋衡庫》將《五經大全》、胡安國的《春秋傳》全部錄入，用做標準解釋，并采《左傳》《國語》《公羊傳》《谷梁傳》及其他子史之說供參考。據《發(fā)凡》，《春秋衡庫》體例取朱熹《四書集注》，收集百家之說，“采其切中情理，不涉穿鑿附會者，定為正注”。馮氏自己創(chuàng)見較少。

《春秋定旨參新》三十卷，馮夢龍編。該書與《麟經指月》觀點大致相同，但不是簡單重復，很多地方有增添，闡釋更細致具體。

《別本春秋大全》三十卷，佚。其凡例與《春秋衡庫》凡例同，懷疑是同書異名。

鄭振鐸指出，以文學名世的馮夢龍與凌濛初，他們的春秋學與《詩經》學，在最不受世人重視且流失嚴重的明代經解中得到流傳，堪為“明末的雙絕”。然而，馮夢龍的經學著述并未受到相應的重視。龔鵬程在《晚明文學思潮》第八章涉及馮氏的春秋著述、經世思想等，主要從文學解經的角度對馮夢龍的春秋學作了闡述。展菲的碩士論文《馮夢龍的經學思想對情教觀的影響》雖名為“經學思想”，但所論觀點似未從經學文本本身出發(fā)，有隔靴搔癢之感。考察馮夢龍的著作，不難發(fā)現，從《智囊》到《情史》，再到“三言”的創(chuàng)作，幾乎都與他治《春秋》同時?！洞呵铩肥墙?，也是史。他一方面潛心專研《春秋》，由經而史，治成《綱鑒》；一方面搜集、整理、編撰通俗文學。研究馮夢龍，不能忽視他傾注半生心血的經學著作。研究馮夢龍的小說編撰，不能不重視春秋學對其的影響。

二、馮夢龍春秋學特色

（一）治世的治經原則

在諸多經學中，春秋學尤其側重經世致用。司馬遷曾說《春秋》“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饞而弗見，后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事變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義者，必陷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弒之誅，死罪之名?！省洞呵铩氛?，禮義之大宗也”。《春秋》亦經亦史，極有用于世。馮夢龍“志在《春秋》”，他不畏其難，傾力治之，主要在于《春秋》能救世、用世?！恩虢浿冈隆ば颉吩疲骸敖裉煜骆€京磐石，邈禾黍之離；辮琛叩關，絕金繒之恥，似無所用其憂患憤發(fā)。然而紀綱之隳寙也，形式之單靡也，夷狄之侵陵也，則亦儒臣專以《春秋》入侍時也?！?sup>梅之煥指出，《麟經指月》不僅有助于“功令”（科舉考試），還有助于人成為“天子不倍之臣”，成就“中興太平之業(yè)”?！吧绲堋睆埼页侵赋觯趦葢n外患的情況下，“猶龍氏作《指月》以救之，弗止也，復于諸說靡所不參”，“欲使學人收旁營之力，匯于體研本旨”。在眾多經學中，《春秋》經甚難治，馮夢龍卻自童年起就致力于此，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救世。馮氏曾說，“凡讀書，須知不但為自己讀，為天下人讀；即為自己，亦不但為一身讀，為子孫讀；不但為一世讀，為生生世世讀。作如是觀，方鏟盡茍簡之意，胸次才寬，趣味才永”。

馮夢龍治《春秋》雖是服從科舉需要，但也有創(chuàng)見。據《發(fā)凡》，此著是鑒于當時“學者專精四書，故于《集注》每起疑義，而五經則斤斤不遑也”的偏狹，乃致力于《春秋》的抉微發(fā)隱，欲闡潛德之幽光。他說：“不佞童年受經，逢人問道，四方之秘策，盡得疏觀；廿載之苦心，亦多研悟。”圍繞《春秋》，馮夢龍讀書廣，歷時久，其研究成果頗受同行推許。他自己也頗為得意：“纂而成書，頗為同人許可。頃歲讀書楚黃。與同社諸兄弟掩關卒業(yè)，益加詳定，拔新汰舊，摘要芟煩，傳無微而不彰，題雖擇而不漏。非敢僭居造后學之功，庶幾不愧成先進之德云耳?！?sup>就《麟經指月》各種序言看，馮夢龍的春秋學頗受推崇：“海內言《春秋》家，必以君為祭酒?！?sup>其弟馮夢熊說道：

余兄猶龍，幼治《春秋》，胸中武庫，不減征南。居恒研精覃思，曰：“吾志在《春秋》。”墻壁戶牖皆置刀筆者，積二十余年而始愜。其解粘釋縛，則老吏破案，老僧破律；其劈肌分理，則析骨還父，析肉還母。其宛折肖傳，字句間傳神寫照，則如以燈取影，旁見側出，橫斜平直，各得自然。（《麟經指月·序》）

其友梅之煥也很推崇他的春秋學：

敝邑麻，萬山中手掌地耳，而明興獨為麟經藪?！仕姆街巍洞呵铩氛撸鶈柖捎诒忠?，而敝邑亦居然以老馬智自任。乃吾友陳無異令吳，獨津津推轂馮生猶龍也。王大可自吳歸，亦為余言吳下三馮，仲其最著云。余拊髀者久之。無何，而馮生赴田公子約，惠來敝邑。敝邑之治《春秋》者往往反問渡于馮生?！吨冈隆芬痪帲l(fā)傳得未曾有。

從馮夢熊、梅之煥對馮夢龍所治《春秋》的評價看，馮氏《春秋》有以下特點：其一，成就頗高，頗為時人推崇，其弟甚至將他與西晉著名春秋學者杜預作比；其二，明白而不晦澀（“解粘釋縛，則老吏破案，老僧破律”），條理分明（“劈肌分理，則析骨還父，析肉還母”），具有一定的文采（“宛折肖傳，字句間傳神寫照，則如以燈取影”，“橫斜平直，各得自然”），且多自己見解（“旁見側出”，“發(fā)傳得未曾有”）；其三，有所寄托（“胸中武庫，不減征南”）。

馮夢龍治《春秋》頗下功夫，但其治經并不僅僅是為科舉。馮夢熊、梅之煥等曾論及馮夢龍治《春秋》的原因。馮夢熊認為其兄有杜預一樣的胸懷與才能，頗希望能像杜預一樣建功立業(yè)，待到舉業(yè)受挫，則希望借《春秋》傳世。

《春秋》乃孔子刪定的史書，“今天下鎬京磐石，邈禾黍之離；辮琛叩關，絕金繒之恥，似無所用其憂患憤發(fā)。然而紀綱之隳寙也，形式之單靡也，夷狄之侵陵也，則亦儒臣專以《春秋》入侍時也”。龔鵬程認為馮夢龍于《春秋》情有獨鐘，用意在于經世資治。編寫《春秋》指導書，不僅為了獲利，更為了傳播治《春秋》所體會到的經世之學，以及對《春秋》文學經驗上的理解?！爸袊枷耄m有時帶有形上學的意味，但歸根到底，它是安住于現實世界，對現實世界負責；而不是安住于觀念世界，在觀念世界中觀想?！?sup>在諸多經學中，春秋學尤其側重經世致用。《春秋傳》轉引董仲舒的話，云：“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后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弒之罪?！?sup>胡安國的春秋學有幾個特點，即重視大一統，正人倫，恤民固本，尊君抑臣，誅討亂臣賊子，嚴夷夏之防等。正是以義理之學為風格，《春秋傳》才備受推崇。以此觀馮夢龍之重治《春秋》，《春秋衡庫》選胡安國之《春秋傳》，不僅是為科舉，而是治世需求。馮夢龍指出，“經志內弱外強之事，經世之慮也”。“圣人有感于內外，示治御之道焉。自圣人經世意發(fā)。上三國自謂知懼，而圣人已預為之傷?！轮袊兄^無事而圣人已早為之慮?！园矁热镣庾鞴?。”

晚明之際，由于實學思想的推動，史學的經世致用越來越受到重視?！笆穼W之在今日倍急于經，而不可以一日而去者也。”“所貴乎史者，述往以為來者師也。為史者，記載徒繁，而經世之大略不著，后人欲得其得失之樞機以效法之無由也，則惡用史為？”《春秋》在科舉考試中極為難考，而馮夢龍傾力治之，主要在于其救世、用世心理，而非僅僅“狂”之個性使然。

（二）征實的治經傾向

馮夢龍治《春秋》的具體方法，梅之煥在《麟經指月·序》中有所論及。他先批評部分時人治《春秋》的方法，指出“古嗤信傳遺經，今并傳遺之，雖吾麻亦季世耳。本根不足而蔓衍，其指亂；揣摩不足而剽竊，其指游；睹記不足而影響，其指亡”。梅之煥贊成“因《經》信《傳》，借《傳》尊《經》”，而馮氏《麟經指月》做到了這點。馮夢龍的學生周應華指出，《春秋衡庫》“主以經文，實以《左》《國》，合以《公》《谷》，參以子史，證以他經，斷以胡氏，輔以群儒，刪繁取精，針芒不失”。雖不排除二人因與馮夢龍的特殊關系而對馮氏春秋有諛美之詞，但關于馮氏治經方法的論述仍是比較客觀的。聶付生將馮夢龍治《春秋》的方法歸納為三方面：探究本源，廣泛搜羅；刻意融合，熟玩?zhèn)髦迹蛔C以實據，反對臆測。

馮夢龍治《春秋》時，廣收博覽，資料豐富，編撰靈活。對于一些史實，馮夢龍或考證比較，或以事實證明。《春秋衡庫》先錄經文，然后在經文下每年附錄某君元年，崩卒之類及此年大事，以備查閱。如桓公“十有七年”附“衛(wèi)惠公五年”事，隱公八年“無駭卒”附《左傳》“公命以字為展氏”之注，宣公十五年對“初稅畝”胡氏論稅法進行補充，宣公十六年“楚子伐陸渾之戎”引《全杜氏》解釋“戎”號之由來等?！洞呵锒ㄖ紖⑿隆吩诤鷤骰A上的增補部分，也有許多訓詁，如隱公元年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對“盟”方法的增補。這些增補，可令人更好地了解史實。

《春秋衡庫》解經，常常將胡傳與其他經傳位置互換。其中，征引《左傳》比例最大，所附的《史記》《國語》也頗多。《春秋衡庫》與《春秋定旨參新》均有《兩周事考》《列國始末》?！秲芍苁驴肌泛嗇d春秋以前的十三件大事，其中，取自《國語》者八，《朱子纂要》者二，《史記》者二，《尚書》者一。《列國始末》簡介周、魯、齊、晉、宋等二十六國之始末，包括姓氏、爵位、封地、歷代君王、王朝始末等，有利于對列國的總體把握。書后附錄“獲麟”以后哀公十四年至二十七年事，其采自《左傳》者十一，《國語》者六，《史記》者四，其他四。馮氏治《春秋》所參考的經書之作有《詩經》《左傳》《公羊傳》《谷梁傳》《禮記》《周禮》等，子書之作有《管子》《晏子》《穆天子傳》《吳越春秋》《孔子家語》《呂覽》《史記》《文獻通考》《通典》《韓詩外傳》。他指出，“《左傳》不可不熟。若熟，則融化成詞，自然出人意表，不獨人其事實已也”。

（三）文學之春秋學特色

馮夢龍既是文學家，又是經學家，其《春秋》兼具一定的文學性。“學經以傳為按，則當閱《左氏》，玩辭以義為主，則當習《公》《谷》。”馮氏追求春秋大義，故多玩《春秋》之辭。其中，既有考辨，也有訓詁，又有體例，還有對辭采的關注?！洞呵锒ㄖ紖⑿隆分洞呵锩卦E》《春秋要法》論及治《春秋》之題目、體例、方法等。在題目上，有“經題四訣”（合宜開發(fā)，比要相形，單須抉要，傳莫離根）、“題有四貴”（傳題貴員，合題貴方，擬題貴簡，看題貴精）。

馮夢龍將《春秋》體例分為十四種，分別為“斷例體”“傳心體”“公世體”“發(fā)明體”“辨疑體”“重教體”“重戒體”“征驗體”“感慨體”“屬望體”“正本體”“揄揚體”“虛實體”“結正體”；“識格”十六種，如“籠絡題意格”“枝干輕重格”“主客照應格”“回顧本體格”等。他強調“識格”，“有是格，方有是遣詞，有是遣詞，方有是詞華格之”?！白R格”領會《春秋》之法，也是作文之法?！恩虢浿冈隆分猩婕啊皶ā薄拔姆ā闭呱醵唷Ｔ凇扒舱{”中，強調《春秋》之文字重波瀾起伏，講究長短參差之“錯綜”，行文之中的“開闔”以及避免重復（“忌合掌”）。具體論述時，隨時因文而論章法和文法，或論行文結構，或論字詞在文中的作用，或論行文方法。馮氏強調文章的起、承、轉、合，常用“逆”“點”“對”“倒”“串”“應”等提起注意，其中，尤詳于文章的起與收。“惟收書法處，是推圣人之心。故書法最重，須要收得不較弱庸腐，又要收出圣人書法的意思，方是高手。”在治《春秋》歌訣中講作文新格與老套時，都講到起承轉合及謀篇布局。以八股作文之法論讀《春秋》，既具文學意味，又顧及經學風格。

馮夢龍的春秋學重視煉句、煉詞。“有是格，方有是遣詞，有是遣詞，方有是體?！薄白R格”的歸類是領會《春秋》之法，也有作文之法之意。在詞句章法上，則有“五略”，即“鋪張”“判斷”“遣詞”“詠嘆”“煉詞”。馮夢龍指出，“（經文既斷以后）若非詠嘆以取之，便覺寂寥，不見意趣。如美女不搽脂粉，不甚精采，故必詠嘆，然后意趣悠揚。起人眼目，全在于此”?！氨娚葡虃涠粺捲~，是為美而不文，非至善也，故亦不可缺?！薄盁捲~”包括“渾化”“老成”“錯綜”“雄健”“忌浮”。馮夢龍重視從詞見義，但有時卻難舍美辭?！洞呵锒ㄖ紖⑿隆ぐl(fā)凡》云其取材的經書子史，“或事詳于一時；或語詳于一事；或連篇而夸富，或片語而佐遺；或典故于焉取徵，或事實借之旁印，并收萃盤，不遺玉屑”。《春秋秘訣》又論及文字及經題，“經為文字貴渾化，……其渾化如畢松坡、趙解元者，不可多得。次貴筆力。若陶新谷窗稿，王育泉墨卷，可謂大家”?！敖涱}最重起伏”，“認傳如看風水”，“經義須要莊重嚴謹，讀之凜然，方是高手”?！洞呵锒ㄖ紖⑿隆分小盁o關事實而辭采璀璨可助筆花者”未被載入，而在《春秋衡庫》中，則“亦備錄其文”。“或誦或覽，惟資性是視，不令嗜古者有遺珠之嘆。”以八股作文之法論讀《春秋》之法，既具文學意味，又顧及經學風格。

龔鵬程曾這樣概括馮夢龍的春秋學特征：

治經學且志在經世資治的馮夢龍，畢竟又是一位文人，文人治經，自有其文學性的追求。因此馮氏之《春秋》學，其實又充滿著文學觀點，既重詞氣文章，要從詞氣文例書法文勢上看出《春秋》的大義、圣人的用心；也要讓讀《春秋》的人由此揣摩出作文之法，以便應試。在這種情況下，文學性的追求、文學式解經法，遂與其經世資治結合為一體。

三、馮夢龍春秋學之義理舉隅

馮夢龍的春秋學所探究的義理體現在以下方面：

（一）以天理約束君臣，要求君臣培德修己盡職

誠如馮夢熊所說，馮夢龍志在《春秋》，以《春秋》發(fā)憂患之思。晚明內憂外患的社會現實令人憂心。萬歷帝后期根本不理朝政，朝堂黨爭不斷，邊務廢弛，諸多的社會問題是明朝迅速滅亡的重要原因?！澳娅殭嘌嫒鐫h，黃霧四塞天下，而吳中邏尤密，士大夫飲食言笑將罹罪案”，“勢豪既吮血磨牙，虎豺遍地，而小民亦揭竿斬木，煙焰漲天”。有鑒于此，馮夢龍指出，君主只有自己正心，盡到君王之職，然后才能讓大臣盡職。他說：“‘用’字固重，‘職’字亦重，必到朝廷百官遠近，莫不一于正，方是盡職。而其所先在正心，則是元也，安可不體備于我而用之哉！……只為當時人君，但求正人而不求正己之心，把君職都廢了，……元者，天地生物之心，人君體此為心，便是正心，無缺經綸，總不外此?！?sup>他批評人君只求臣盡職而自己不盡君職的做法。他認為，人君要養(yǎng)德、修德，做到天人相和，天人一理?！啊洞呵铩穫鋾r月，而知天人之理一矣。書時，見天之四德備；書月，見人君當行此四德。德，即理也。則天人合處，分明是德合，德合而行政自與歲功合矣。”德即理，人君養(yǎng)德即循理，以德行政，以理立政，如此自會有實效。人君若自身正，又能盡君職，“法天立政”，則可君相一心?！坝^經紀時事，而知天人一理，君相一心也?！洞呵铩肥揪?，法天運而同民情也……圣人修經有欲君法天以立政，政有欲君奉天以謹禮。上德不可闕，下禮不可廢。”“君奉天以謹禮”“上德不可闕”均是對君主德行方面的要求。

在馮夢龍看來，君主是上天在人間的代表，是“天心”的落實者。“人君之心極重，乃體天地立君養(yǎng)民之心。”因此，人君要注意自己的身份，言行舉止都要與“天”的地位相符，德合于天，否則與匹夫無異：“惟以天自處，而后可系王于天。不然，則以匹夫議禮矣。稱天，不但尊之，望其合天也。”倘若君主言行違理，違禮，不僅惹人譏笑，還會危害國家，危害政治：“內君舉動違禮法，《春秋》兩譏之也?！薄斑`忠言而聽辨言，其害政一也。”君主要明察秋毫，君明，則臣有所畏懼，貴戚專權行為，更應早察早辨，“貴戚專兵，深示早辨之戒焉。不義猶然敢強，正以能辨不能辨嘗試我處。此時能辨，只須罷其兵權便使奸人喪膽矣”。貴戚有不義之行，起初乃是試探，看君王是否明辨，君主能辨，罷其兵權，能使奸人（包括貴戚及其他奸人）喪膽。

馮夢龍主張君主愛民恤物，反對人君驕奢淫逸。他認為人君應役民以時，否則，就是“無人君之心”。倘若驕奢淫逸，則非仁而敗禮，最終導致國亂：“內君棄政而遠游，《春秋》特譏之也?！蟮秩司远Y制欲則治，以欲敗禮則亂。”“逸游與淫獵，皆《春秋》所譏也?！薄熬惠p出，惟王事、民事可也。”在桓公“焚咸丘”條又說道：“圣人欲推愛物之心，而紀淫獵以寓意焉。古者昆蟲蟄而后火田，但只去其莽翳以逐禽獸，非盡焚之也。……而人君當推此心（愛物之心）以及物，不宜有淫獵之過?！薄啊洞呵铩纷I淫獵而貶殄夷，仁愛之心見矣?！?sup>

在用人上，人君要客觀公正，也要講究實效?！笆バ乃《?，不令善惡相掩也。上不以惡掩善，進退之法，圣人樂與人為善，明此可以治遠邇矣。下不以善掩惡，命討之權，圣人心無毀譽，明此可以司賞罰矣。”“不令善惡相掩”是人君用人的一個重要原則，人君自己心中無毀譽，不以惡掩善，則下級也不會以善掩惡，如此，才能賞罰公正。善惡的標準不是人君自己的喜惡或者成敗，而是“理”：“但順是逆非，自有個一定之理，以常理論之，王命自是可申，……圣人所據者理而已。理所當為則褒之，而成敗非所計也?！痹谌∪擞萌诉^程中，要依據實際，采取變通方法，不必拘泥于死理，也不必以“道德”作為固定標準：“有正倫扶弱之善者，皆不苛責其貪也?！薄坝姓齻愋艋贾φ?，皆不必計其心也?！?sup>

馮夢龍還以“感應”論勸導人君?！敖浖o天象之變，示感應之理也?！逼溽尅盁o冰”云：“經紀常燠之變，謹微意也。”又云：“重‘天人一理’一段，發(fā)人君當‘慎微’意。‘微’字，指雨雹冰雪，與‘人微事小’對看。以為陰陽寒暑之偶忒，若微而不足介意，茍察其盈虛消息之所自來，則關于治亂者不啻巨矣?！薄敖浡匀耸露氃斕熳儯淹跏乱病币痪溆钟行陆猓骸吧w天象者，人君之鏡。陰陽寒暑，一一與政事相應。而或變其常，此必有何氣消、何氣息、何氣盈、何氣虛。察其氣之所召而修其理之所虧，斯爕調事備而亂無自生也?！?sup>“特紀物異，寓愛民之心也?！?sup>馮氏還認為，《春秋》記載的種種災異，在于警示人君，希望人君借此自我反省，重新修德：“《春秋》紀天象之變，儆君心也。”“《春秋》特紀天下之異，欲人君修實德也?！薄敖泝杉o災異之變，而深責內君之不自省焉?！薄扒蔌B得氣之先，雨陽為氣之感。物異天災，總天心仁愛處，而昭不悟也。”

作為人臣，勤于王事是其本職，也是“大義”所在?！捌絿哒匀顺贾罅x，勤王者待以人臣之常職?！瘪T夢龍認為，人君行天道，大臣職責重大：“經以天道望人君，尤重相君者之責焉。”忠于職守者自有其功，而瀆職甚至悖逆臣職者自有其過。因此，考察臣職的方式之一是看其功績（《春秋》貴王事）：“近王事者序其績，戾王政者著其罪?！背悸毷嵌喾矫娴?，其要求也很高。馮夢龍從“修心”與“事功”兩方面論述，要求為人臣者加強自我的道德修養(yǎng)，不為非作歹，不貪圖高官厚祿，正己、正人：“內卿奉使以濟惡，雖賢行不足取矣。”“蔡季之賢，只在以道以禮上，而所以能‘以道去’‘以禮歸’者，則以志超于爵祿之外，而不以是縻其心也?！贝蟪紴榉亲鞔跻彩鞘?，他在“四人伐宋”篇指出，“經于列卿縱惡，而深罪其失職焉”。“經重卿職。”馮氏特意指出要看重“職”字。

馮夢龍還強調將相的職責。他解釋“桓公八年，天王使家父來聘”道：“貶王臣寵惡，專責相也?！⒕嗷ベH之文，示一心也。說君相一心，正見相之重任?！o寵惡，深明君相一心之義焉……君相一心，故人主之職在論相，君民一體，故君國之道在子民?！浿熑?，加意于任之重，人之賢者焉。……重將相之任，皆專其責焉?！?sup>君主之責在選相，相之職責重大，要通觀全局，不畏權貴，即便是王之寵臣，一旦犯過或行為有所不當，也要謹慎處理。如此，才是忠于君，也即“君相一心”。君主越重視將相，將相責任也就越大（重將相之任，皆專其責焉）。因此，論責任時，權位越重者與賢能者，往往也就越受苛責。在此，馮氏強調“一心”二字，主要指將相對君主之忠，以君主之事為己之事。他反對將相明哲保身之舉：“不貶寵惡私交者，罪有所歸焉?！?sup>

（二）重視以名分等級闡發(fā)《春秋》大義

胡安國治《春秋》，重視上下尊卑，以“理”釋“禮”，以春秋大義強調倫理綱常，在對夏夷之辨、君臣、父子、夫婦綱常的闡釋中凸顯天理。在春秋科考獨尊胡的大背景下，馮夢龍的春秋學繼承了胡安國將春秋義理化的方法與精神，注重對“微言大義”的闡發(fā)?！皻v觀《春秋》所削，皆裁以大義也。”其春秋學圍繞“大義”多方闡發(fā)，“義”“理”“心”等詞多次出現在其論述中，義理色彩比較濃厚。

《春秋》主寫天子事，“尊王”是《春秋》的主旨，在“尊王”的大旗下，君臣、父子、夫婦、夏夷之別都納入《春秋》大義中。馮夢龍治《春秋》，多次以“名分”之別倡言“尊王”?！啊洞呵铩氛齼?，而全伯主之忠，無非尊王意也?！薄啊洞呵铩芳o信好，有殊詞以明嗣君之尊者，有諱詞以全大君之尊者?！薄啊洞呵铩飞蠲啦?，以正倫之功大也?！瘪T氏認為，孔子對“尊王”的表達方式不一，正儲君名分，以殊詞、諱詞等寫嗣君、大君，都含“尊王”之意?！洞呵铩芬餐ㄟ^肯定諸侯大臣尊王之行以尊王。“《春秋》示尊王扶伯之意，道其當也?！本醭紡姇r，《春秋》抑臣尊君，“使上有常尊而下不敢抗”；夏弱夷強時，《春秋》抑夷扶伯，“使內有常治而外不敢橫”。

尊王實為尊常、尊正，使天下大事、各種關系得其正。名分為表，社會秩序、社會等級尊卑為實。其尊王有三個目的，一為攘夷，二為抑強，三為示常。馮夢龍所謂“尊?！保春芯V常之意。他說：“《春秋》正人倫之本，于亂法變常者均貶焉?！币浴洞呵铩反罅x強調綱常，等級名分不可不正。他補充“觀守常盡變之事，而見圣賢之量矣”道：“守常盡變，傳原就父子君臣兄弟上論。”并在具體論述《春秋》名分時，涉及君臣、夫婦、嫡庶等，如“《春秋》錄內女之全節(jié)，以婦道勸天下也?！浖o大夫之殉難，勵臣節(jié)也?！∨c難之臣，勸天下以事君之義也?！薄按呵镉阪?，兩因事而正其名焉?！薄啊洞呵铩芬仲F女以訓婦道，錄賢女以勸婦道。”

馮夢龍以等級名分闡釋《春秋》大義，觸及“名”與“分”二者的關系。有其名則有其分，有其應為、當為之事，如前文涉及的君職與臣職。“分”有兩個基本義項，一是身份或職守，二是原則與原理。名與分是統一的，每個職位有其應為之事，每事有其應守之理、應得之效。換用理學的術語，“分”理即是天理。馮氏常用“義”說理，主張“合義”之功，“尊常之分”，“《春秋》之法，功惟以合義者為美，分惟以常尊者為隆”，反對不行其職而文飾的做法。論“經紀大夫之殉難，勵臣節(jié)也”時，馮氏指出，“凡避死者，多托言殺身無益以自免。圣人取牧，全在‘不畏強御’，明知無益而不敢愛死”。牧民者執(zhí)國正，國君不以其私而殺之，但不得不死者，即是“義”。又說道：“義宜死，則生輕；義不宜死，則生重?！?sup>生與死的選擇，關鍵是“義”，義之所在，“雖明知無益而不敢愛死”。

“分”中有功，成功之途有異。馮夢龍認為考察職位與功績，不能只看功績結果，要考察心、力等因素?！皟刹挥嬓艋颊咧?，論理而原心也。以王靈伯業(yè)立說，重理命心力字議論?！薄疤炖怼薄靶悦笔撬巍洞呵铩烦Ｓ玫脑~?！敖涀镆岳麖蛧?，而性命之理正矣。”補充解釋曰：“理一也，在天為命，在人為性，由是而行即為義。性豈以國之得不得為加損？命豈以賂之用不用為得失？參透性命，自能安義了。若賂而可以得國，則義不為榮，利不為辱。義利無別，盡人皆顧利害而不顧是非。雖得天下，不能一朝居也?！奔幢銖蛧笫?，也需重視義利之辨、性命之理。他認為，“取滅之道，以理言；謀國之善，以事勢言”。取滅隨道義，而為國謀事則依靠形勢與事理，“功惟以合義者為美”是他評價事功的最高標準。

綱常即天理，辨名分，尊王道，是天理，也是王法。尊天理即是尊王法，違天理也就是違王法。在隱公七年“宋人取長葛”中，馮夢龍云：“大國玩法兼地，《春秋》本天理以誅之也?！?sup>“要知天理王法，原非兩截。理所不容，即是法所不赦?！?sup>胡安國在該事件中言及天理王法，馮氏也專拈天理王法言之，但與胡安國的不同之處是馮氏特意指出“天理王法原非兩截”，此論則比胡氏所言更深一層?；腹吣?，“谷伯綏來朝”，《春秋定旨參新》解云：“經于遠國修禮，誅黨惡而傷乎刑焉。名二君所以立人道，去二時所以彰天道?！?sup>

四、馮夢龍春秋學對小說編撰之影響

考察馮夢龍的著作，不難發(fā)現，從《智囊》到《情史》，再到“三言”的創(chuàng)作，幾乎都與他治《春秋》同時?！洞呵铩肥墙洠彩鞘?。馮夢龍一面潛心專研《春秋》，由經而史，治成《綱鑒》，一面搜集、整理、編撰通俗文學。長久的治《春秋》活動對其文學編撰活動影響深遠。

首先，由重《春秋》之義理到重小說之“義理”。馮夢龍春秋學治世的思想觀念直接影響到他的小說編撰。馮氏指出，“《六經》《語》《孟》，譚者紛如，歸于令人為忠臣、為孝子、為賢牧、為良友、為義夫、為節(jié)婦、為樹德之士、為積善之家、如是而已”。在論述通俗小說的治世之功后，再指出通俗小說具有經史之用，可作為經史的有效補充：“六經國史而外，凡著述皆小說也……明者，取其可以導愚也；通者，取其可以適俗也；恒則習之而不厭，傳之而可久。三刻殊名，其義一耳。……以《明言》《通言》《恒言》為六經國史之輔，不亦可乎？”“經”重視教化人心，通俗文學也可以教化人心，因此，經書之外的其他文學樣式完全可以為“六經國史之輔”。他意識到“文心”與“里耳”的區(qū)別，愈加重視發(fā)揮通俗文學“經史之輔”的功能。他編撰《情史》是為了以情化眾生；匯編《智囊》是為了益智，以便“以羊悟馬”“執(zhí)方療疾”；編輯《古今譚概》是為了“正欲后學大開眼孔，好做事業(yè)”，讓人們在笑聲中“療腐”“破煩蠲忿，夷難解惑”；編撰傳奇是為了讓人“朝夕照自家面貌”，發(fā)揮傳奇的“兗鉞”之用；編輯《太平廣記鈔》是將其視為療俗“圣藥”的大方劑，以“引學者先入廣大法門，以窮其見聞”，然后可以更加深入領會《春秋》《四書》等經典的真正旨意。

春秋筆法講究“微言大義”，馮夢龍的春秋學也注重對“微言大義”的闡發(fā)。胡安國的《春秋傳》以及《公羊傳》《谷梁傳》論其義理，又有《左傳》《國語》之史實以求圣人之旨?！洞呵锖鈳臁贰洞呵锒ㄖ紖⑿隆蜂洝洞呵铩方浖昂洞呵飩鳌啡摹！洞呵锖鈳臁吩凇洞呵铩方浳暮?，列胡之《春秋傳》以及《左傳》《公羊傳》《谷梁傳》，或分載，或合載，或附載，以發(fā)明和證實經義。

馮夢龍在小說編撰時也多用春秋之筆。《智囊》《情史》采用《春秋》“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的史家筆法?！缎铝袊尽ⅰ返兰靶≌f的鑒戒功能：“鑒于褒姒、驪姬，而知嬖不可以篡嫡；鑒于子頹、陽生，而知庶不可以奸長；鑒于無極、宰嚭，而知佞不可以參賢……”馮夢龍認為，“史官論謂：有幽、厲，必有東遷；有東遷，必有春秋、戰(zhàn)國，雖則天運使然，然歷覽往跡，總之得賢者勝，失賢者??；自強者興，自怠者亡。勝敗興亡之分，不得不歸咎于人事也”。得賢與失賢，關鍵在人君。人君正，則賢人至、百官正。

《喻世明言》第五卷指出：

太宗皇帝仁明有道，信用賢臣。文有十八學士，武有十八路總管。真?zhèn)€是鴛班濟濟，鷺序彬彬。凡天下有才有智之人，無不舉薦在位，盡其抱負。所以天下太平，萬民安樂。……三道征書絡繹催，貞觀天子惜賢才。朝廷愛士皆如此，安得英雄困草萊？

馮夢龍十分重視人君之職，他謳歌君主圣明的舉動，批判他們失職越禮的行為。以《喻世明言》為例，其中直接寫君主驕奢淫逸而導致亡國的篇目有《金海陵縱欲亡身》《隋煬帝逸游遭譴》。其他篇目也或多或少揭露了昏君的丑行。如第三十一卷中賣官鬻爵的漢靈帝，第二十二卷、第三十二卷中昏庸盲視、不明是非、任用奸險、不思進取的吳王夫差、宋高宗。

馮夢龍也刻畫了一些能臣，如堅定忠貞、不為利祿所誘惑的畿尉李勉（《醒世恒言》第三十卷）；清廉干練有吏才的江西贛州府石城縣魯廉憲（《喻世明言》第二卷）；設立義學教育人才，開義倉賑濟孤寡，每至春間親往各鄉(xiāng)勸農，將縣中治理得夜不閉戶、路不拾遺的青城薛少府（《醒世恒言》第二十六卷）。同樣，馮夢龍也描寫了很多奸臣，如仗著賈貴妃而飛黃騰達并為非作歹、禍國殃民的賈似道（《喻世明言》第二十二卷），“以柔媚得幸”而“外裝曲謹，內實猜刻”，“招權納賄，賣官鬻爵”，結黨營私、把持朝政的嚴嵩（《喻世明言》第四十卷）。這種善善惡惡的方法與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的筆法有一致之處。

馮夢龍的通俗文學普遍繼承了《春秋》的“微言大義”與善善惡惡的精神。其社弟梅之熉甚至認為《古今譚概》“羅古今于掌上，寄《春秋》于舌端”，顯然是看到了馮氏笑話所集中體現的善善惡惡的春秋精神。馮夢龍認為張鳳翼《灌園記》“未足垂世”，便大加改編，使“忠孝志節(jié)種種具備，庶幾有關風化而奇可傳也”。他在《太平廣記鈔·老子》眉批中說：“字字有意，莫但作奇事看過?！痹诳傇u中說：“閱《神仙傳》等書，須知借文垂訓，若認作實事，失之千里?！?sup>這也說明他十分注重微言大義?！叭浴睂⑷寮业挠^念或直接或間接地植入其中。贊節(jié)孝兼全的有《李秀卿義結黃貞女》《劉小官雌雄兄弟》；贊孝的有《任孝子烈性為神》；贊孝悌的有《三孝廉讓產立高名》；贊義夫節(jié)婦的有《范鰍兒雙鏡重圓》《宋小官團圓破氈笠》《陳多壽生死夫妻》《白玉娘忍苦成夫》；贊忠誠的有《徐老仆義憤成家》；贊朋友有信的有《羊角哀舍命全交》《吳保安棄家贖友》《范巨卿雞黍生死交》；譴責忘恩負義的有《金玉奴棒打薄情郎》《王嬌鸞百年長恨》等。“三言”之“喻世”“醒世”“警世”，“明”“恒”“通”所體現的用世精神與馮夢龍治《春秋》以救世的精神完全一致。

其次，由征實的治經傾向到重小說的史實性。馮夢龍治《春秋》的經歷使其熟知歷史史實與故事，這為他編撰小說提供了不少素材。他認為余氏《列國志傳》有許多疏漏之處，如人物顛倒、制度考失等?！斗怖分兄赋觯骸芭f志事多疏漏，全不貫串，兼以率意杜撰，不顧是非?！睂Υ?，他極為不滿，重新修訂。重新增刪《新列國志》的標準是“本諸《左》《史》，旁及諸書，考核甚詳，搜羅極富，雖敷演不無增添，形容不無潤色，而大要不敢盡違其實”?！耙浴蹲蟆贰秶贰妒酚洝窞橹鳎瑓⒁浴犊鬃蛹艺Z》《公羊》《谷梁》《晉乘》《楚梼杌》《管子》《晏子》《韓非子》《孫武子》《燕丹子》《越絕書》《吳越春秋》《呂氏春秋》《韓詩外傳》、劉向《說苑》、賈太傅《新書》等。”為了讓小說符合歷史，馮夢龍廣泛參考古代史書，重新考證了人物姓名、時間、事件、地名等，對錯誤的史料進行糾正。如第五回齊景公同晏子前去恭賀晉平公即位，根據《左傳》，馮夢龍改“晉平公”為“晉昭公”；再如弦高退秦之事，《新列國志》所敘述與史載更一致；第五十九回關于殺屠岸賈之事，馮夢龍有一段注，該注引《史記》，考《左傳》《國語》，辨明誅殺屠岸賈者非晉武公，而是晉悼公。與余劭魚《列國志傳》相比，《新列國志》篇幅由二十八萬字擴展至七十六萬字，根據史料增添了很多回數或敷演。根據歷史實事增添的有《衛(wèi)宣公筑臺納媳》（第十二回），《宋國納賄誅長萬》（第十七回），《管夷吾病榻論相》（第二十九回），《誅斗椒絕纓大會》（第五十一回），《敗長平白起坑趙卒》（第九十八回），《俊甘羅童年爭高位》（第一百四回），《茅焦解衣諫秦王》（第一百五回），《田光刎頸薦荊柯》（第一百六回）等。

因為熟知先秦史跡，馮夢龍還鑒定過一些上古史小說。如《按鑒演義帝王御世盤古至唐虞傳》，正文首題“景陵鐘惺伯敬父編輯”“古吳馮夢龍猶龍父鑒定”；《按鑒演義帝王御世有商志傳》題“景陵鐘惺伯敬父編輯”“古吳馮夢龍猶龍父鑒定”。馮夢龍重視史實的精神在其他通俗小說的編撰與評點中也得到體現。“三言”取自春秋戰(zhàn)國故事者如《羊角哀舍命全交》《晏平仲二桃殺三士》（《喻世明言》第七、二十五卷），《俞伯牙摔琴謝知音》（《警世通言》第一卷）等。除了歷史小說外，他還編撰了其他文言小說或通俗短篇小說，其中不少是從六經或史傳中摘取題材。如《智囊》以智為主題，所輯的先秦智慧人物有孔子、子貢、箕子、周公、管仲、晏子、子產、孫臏、田單、范蠡等，取自于《戰(zhàn)國策》的有17條，《史記》的有45條，還有取自《太平御覽》《資治通鑒》的。《術智部》之“武王”條，作者明白指出出自《管子》?！肚槭贰贰罢髑螽愓f，采摭群言”，從史書中取材者也不少。《太平廣記鈔》“仙部”《老子》篇談及老子出關時，馮夢龍加眉批道：“按，出關在昭王二十四年。一云騎青羊，故眉州有青羊橋?！?sup>他加工、增補《忠義水滸全傳》征田虎、王慶二十回部分，將一些地名與上古尤其是春秋時期的事件聯系起來。如第九十四回增補田、王故事之“大伾山”：“原來這座山叫做大伾山，上古大禹圣人導河，曾到此處。《書》經上說到：‘至于大伾?！闶沁@個證見?！钡诰攀嘶亟榻B“綿上”：“那綿上，即春秋時晉文公求介之推不獲，以綿上為之田，就是這個綿上。”《智囊》之“諸葛亮惜赦”條后，編者引證《左傳》子產與太叔議論治政的史料以闡述寬猛相濟的治政方針；又在“明智部”之“智過絺疵”條補曰：“按《綱目》：智果更姓，在智宣子立瑤為后之時，謂瑤多才而不仁，必滅智宗，其知最早?！?sup>增補、評點小說重視史實的習慣，乃是馮夢龍春秋學家和歷史學家的身份使然。

再次，對春秋文學性的追求直接影響到他的小說編撰。馮夢龍從“經義題目，最重冠冕”出發(fā)，擴展到重小說標題的“冠冕”。“三言”注重關鍵詞以強調小說之要義，如《裴晉公義還原配》突出“義”，《楊八老越國奇逢》《陳御史巧勘金釵鈿》強調“奇”與“巧”，《張道陵七試趙升》突出次數多等。這種標題講究煉字既加強題目本身的圓和精要，又介紹了題材，展示了整個故事的前后聯系，頗能激起讀者的興趣。他又由重《春秋》的八股體式擴展到重小說的結構與體式?！叭浴贝蠖喔木幾运卧挶荆泻芏鄤?chuàng)新，其中之一就是話本小說的體式?！叭浴闭酱_定了話本小說的入話（包括頭回和入話詩詞）、正話與結尾三部分，這種體式與八股文關系密切，顯示了八股文對擬話本小說文體的影響。有論者以《七十二朝人物演義》為例指出，小說的布局與八股文固定結構存在著對應：每卷的題目后都有一首詩或一首詞，是為破題，然后解釋這首詩詞，這部分相當于承題。解釋過后照例安排一個小故事或一番議論，主旨與正文故事相映或相對比，這是起講。針對這個主旨，會有一首詩加以總結，相當于八股文的繳結。緊接著的正文故事有散有韻，散文部分敘述主體故事即主體部分，類似八股正文。最后有一篇詩歌作為總束，相當于八股文的大結。這段論述，也適合“三言”?！吨悄摇贰豆沤褡T概》每一類前有總論，一些故事后有結論，這種結構與體式也與八股文相關。馮氏認為“經文既斷之后，正意已完，若非詠嘆以取之，便覺寂寥，不見意趣。如美女不搽脂粉，不甚精彩，故必詠嘆，然后意趣悠揚。起人眼目，全在于此”，他言及《春秋》的“詠嘆”之法有五：一曰《詩》，二曰《左傳》，三曰其他經書或圣人之言，四曰典故，五曰以己意發(fā)詞的“平語”。他所編撰的小說中有不少地方插入詩詞或議論以渲染氣氛，或點染主人公心態(tài)，或點明說書人（或作者）的情感態(tài)度，或點明創(chuàng)作主旨，這也極類似于馮氏所說的“詠嘆”。

馮夢龍重《春秋》之辭，由此擴展到重通俗小說之煉詞?！队魇烂餮浴返谑怼侗娒Т猴L吊柳七》改編自《清平山堂話本》中的《柳耆卿詩酒玩江樓記》。在《古今小說·敘》里馮夢龍指出《柳耆卿詩酒玩江樓記》“又皆鄙俚淺薄，齒牙弗馨焉”?！侗娒Т猴L吊柳七》將《柳耆卿詩酒玩江樓記》中描述柳永與京師三個行首相好時的詩詞改為《西江月》，既考慮到聲律，又點明了柳永對官名的態(tài)度和對閑雅生活的追求。描寫柳永與三個行首惜別時，增加了《西江月》與《如夢令》二首詞以突出柳永的文學才華?！妒Y興哥重會珍珠衫》中以“光陰似箭，不覺殘年將盡”寫時間流逝，以“臘盡愁難盡，春歸人未歸。朝來慎寂寞，不肯試新衣”寫王三巧的孤寂，顯得極雅；又將市井俗語引入小說中，如“常言道：做買賣不著，只一時，討老婆不著，是一世”“常言道：一品官，二品客”，顯得極俗。孫楷第道：“猶龍子以一代逸才，多藏宋元話本，識其源流，習其口語，故所造作摹繪聲色，得其神似，足以摩宋人之壘而與之抗衡，不僅才子操斛染翰，足為通俗文生色而已?！?sup>

五、馮夢龍的四書學

崇禎三年（1630），馮夢龍任丹徒訓導時編纂了敷衍四書大義的《四書指月》一書，其中《大學》《中庸》部分已佚。《四書指月》針對科舉八股而作，對四書的每章字詞句都有講解，重點多指其生發(fā)處。他任壽寧知縣時又“立月課，且頒《四書指月》親為講解”。馮夢龍的四書學廣泛參尋時人之作并參證己意，會合朱王，闡釋心性，時及考證，雖為廣大學子指點科考門徑之作，卻活潑靈動。陳仁錫說：“猶龍氏靈心慧解，以鏡花水月之趣指點道妙。”

因服務于科考，馮夢龍的四書學以講章形式為主，字詞句講解較多。對一句話中的重點詞語，常一一指明，對全文關鍵句也不厭其煩地分解，并在題目下面申述章旨，然后分節(jié)串講大義，迎合章旨。如《子路問君子章》中，既有對關鍵語句的分析，又有對重點詞語的點撥，也有對章句主旨的闡發(fā)，對解讀文義多有幫助。他還重視名物介紹、考證，字詞訓詁?！蹲釉粸檎缘抡隆分?，對“北辰”及“眾星拱之”進行了詳細注釋：“天圓而動，包乎地外。半覆地上，半繞地下，而左旋不息。其樞紐不動處，則在南北之端焉。南極低入地三十六度，常隱。北極高出地三十六度，常見。北極有五星，在紫薇中，其正中為太乙。居所，如天之磨心，然其旁則經星隨天左旋，日月五緯右轉，更迭隱見。天形運轉，晝夜不息，而此為之樞，自然不動?！?sup>此外，馮氏在《子曰禘自既灌章》中，就禘前、禘日相關禮儀作了考究；在《孟子尊賢章》中，考證“里布”；在《滕文公問為國章》中探析井田制；在《佛肸召章》中引袁黃、焦從吾、蘇紫溪的成果辨析匏瓠等。

馮夢龍對四書的闡釋綜合朱王，不盲目否定程朱，也不以程朱之是非為是非?！端臅冈隆范啻我弥祆湔Z以證己意。如《子曰加我章》《子曰茍有用我章》《子夏曰博學章》《孟子曰牛山章》等，《四書指月》還多處引《注》（即朱熹的《四書集注》），對其精當之處大加贊同。如《子曰攻乎異端章》云：“《注》：‘專治而欲精之’句，重看。蓋不窮極其異中之趣，則人之蠱惑，猶未甚也?！庇秩纭都臼下糜谔┥秸隆吩疲骸爸熳釉唬禾熳蛹捞斓?，諸侯祭國內山川，只緣他屬我，故我祭得他。若不屬我，則氣便不與之相感，如何祭得他？此論甚精?！?/p>

對程朱之說不當之處，馮夢龍則直言之。《林放問禮章》評朱熹《注》“儉戚，則不及而質”曰：“亦欠分曉?！痹蛟谟诙Y本于人心也。“人心未雕未琢，真實自然處，乃禮之所自起?！薄蹲釉粸檎缘抡隆吩u朱熹《注》“天下歸之”句“似蛇足”。以“欠分曉”“似蛇足”評價朱熹對《論語》的解釋，在程朱理學成為官方話語的情況下，馮夢龍此論調足見其大膽質疑的精神。再如放鄭聲，他認為鄭聲乃聲調而非歌詞，反對朱熹認為鄭聲為淫奔之詞而改鄭風之序：

雅與鄭聲，皆其聲調，非指其詞。朱子認作男女淫奔，而輕改鄭風之序，冤哉。王圣俞說“淫”，只論其聲蕩，殆只指佞人心術危險，未說到淫人心志、殆人國家，似不必拘。（《顏淵問為邦章》）

此外，還有《子曰道千乘章》引《注》“云未及為政”，評曰：“謬?！痹u《子曰吾十有五章》之《注》“守之固，便無所事志”云：“謬矣?！?/p>

對于心學思想家的部分觀點，馮夢龍也不盲從。在論孟子《盡其心節(jié)》中，他認為舊說謂盡心由于知性，新說謂盡心處即為知性都是“未融”，“性之神明處即是心，心之萬理畢備處即是性，心性一也?！烀^性，知性便是知天，有何先后？”認為要將心、性、天“說成一事”。

《四書指月》對理學諸多問題進行了探究，時有一己之得。

（一）心、性、氣、情

心、性、氣、情是理學核心問題，也是《四書指月》探討的重點。

馮夢龍認為心、性、天、命四字相通，“人具之為心，心之靈處為性，性之自出為天，天之一定為命”。他認為《孟子曰盡其心章》是談論以人合天之學，其要緊處在于提醒人“知性”。他說，仁義禮智四端只有“知”后才能擴而充之，不然，只是一個端而已。知性即是知天，心性之所在，即是天之所在。存養(yǎng)心性，即是事天。因此，要把“知”與“事”打成一片，見得透徹，則做得透徹?！懊币砸欢ㄑ?，“天”以不測言，天即命所自出。馮氏認為理與天、命相互關聯，在《齊宣王問曰交鄰章》中指出，天即上天之天，而其主宰，乃是理。又說道：“以理言之曰天，自人言之曰命，非有二也?！忻?，是已定了。‘在天’，言不在我?！保ā端抉R牛憂章》）

在心性關系上，馮夢龍繼承了“心統性情”之說。他指出，仁義禮智信都是性，性即心，“非心不顯性之妙耳，……不可說仁、義、禮、智之性又根于心也……根須有裁培灌溉工夫”。其本體論多從陽明心學，以心為本體，認為天理本在心中，生而有之，“天命”是天理，曰命，乃是“指賦與之初言”。（《子曰君子有三畏章》）又指出，“生同具良知，何分上次”（《子曰生而章》），親親、敬長等在孩提時就已有之，乃不學而能、不學而知者。真心可達之天下，將此良知良能為仁義，則“大人仍是赤子”，由此而為學為慮，則“工夫仍是本體耳”（《孟子曰人之所不學章》）。人都有善性，“必有邪說糊涂了理義，然后暴行始作”。即便是亂臣賊子之懼與不懼，也不是因為《春秋》書其惡，而是邪說迷了良心。但由于有“真心”，一旦有人指明其罪，指點是非，“中其骨髓，則不覺回心”（《公都子曰外人章》）。馮夢龍還指出，人原本有誠，誠乃天賦，至誠要從心上論，而非從物上論。所謂“思誠”，要落實在事親、取友、治民上，否則就是空思（《孟子居下章》）。

在《子曰君子無所爭章》《子曰加我章》《孟子曰伯夷章》《林放問禮章》《顏淵季路侍章》中，馮氏指出心體、性體清凈，明亮，真實自然，不著情識，不落意見，毫不遮蔽，圓融無礙，活潑自然。性體具有如上特征，則“恭”“慎”“勇”“直”當然而然，皆生心之所不能已，不須強求。馮氏認為這些都是“吾心之天則”?！皯?zhàn)”“兢”“臨”“履”乃“性體流行”。至于禮，只是天則恰到好處而已。性體流行處，則不會有些許放松（《子曰恭而章》《曾子有疾召章》）。至于禮，本于人心，是天則恰到好處，“人心未雕未琢，真實自然處，乃禮之所自起?！残幸欢Y，必有一段真心實意”。

倘若性體無遮蔽，則靈光自顯。事實上，因為氣、情等因素，性體的靈光被遮蔽了。馮夢龍指出良知生來就有，其本身并未有上次之分。然因稟氣不同，便有了蔽與不蔽之分，蔽又有輕重。只有通過學，通過聞見功夫才能恢復未遮蔽的狀態(tài)。氣、情等是諸多遮蔽天真本性的重要因素，在《公都子曰告子曰章》中，他又指出，情動性靜，情是檢驗性的方式?！按苏轮匾蚯橐则炐陨??！圆豢梢?，故以情徵之。情者，性之動，如形影相似，若分體用寂感，便似兩層。此情，是無意發(fā)出者。情即是性，才有作為，便不是乍見孺子的光景，便是私情了?！?sup>情性本不分離，情即性，性即情，性憑借情來體現。“德本諸性，惑生于情?！鼻榛贸鰺o端變化，性則至誠無妄。馮夢龍認為，可以用“崇”還其所固有之性，“辨”在究其所本無，都是治心功夫（《子張問崇德章》）。

馮氏也看到了性與心氣的相互關系，他說《孟子曰牛山章》乃是“在氣上論心”，“氣之清濁，乃心存亡之侯。而心之動靜，又氣清濁之侯”。氣之清濁影響心，“氣聽命于心”則“操而存”，而“心聽命于氣”則“舍而亡”?！笆沟冎畾獬Ｈ缫?，則心為政，使夜氣常如旦晝，則氣為政。心為政，則氣化為心，而氣之所動即是才情。氣為政，則心化為氣，而心之所動皆為斧斤?！贝艘饧凑f，倘若使旦晝因為繁華喧囂而起的濁氣如靜夜沉寂之清明之氣，則是“以心為政”，若夜氣變成旦晝之氣，清明之氣為濁氣所占，渾濁之氣盛，則是“以氣為政”。以心為政，只是表象為情，而以氣為政，則若斧斤，危害極大。因此，養(yǎng)心當養(yǎng)氣，氣又當養(yǎng)靜，不能使氣奪心之權，血氣即人身，是性之所憑。闡釋“三戒”時，他說道：“天性，即在血氣中。”少、壯、老三個階段常為不同的外物所遮蔽，如少愛美色（色），壯好在人上（斗），老好功名利祿（得）。戒色、戒斗、戒得，都是定性功夫。

在理、氣關系上，馮夢龍受王陽明“禮字即是理字?！s禮只是要此心純是一個天理”的影響，以禮釋理，又以氣釋理。他說，理便是禮，理從禮見?！安辉焕恚欢Y者，理不可見，故借可見之節(jié)文，影出自心之條理。”“禮”是心中“天理”的外顯，即本于“內心之條理”。接著，又從氣的角度對此做了進一步的補充：“如人一身，自頂至踵皆一團元氣充周，是‘仁’，其間肢節(jié)筋骨，處處有個脈絡，是‘禮’。若脈絡壅塞，則元氣便不能貫通矣，故克即復，復即歸。如不合條理，自心亦必不安，即就言一端看?！?sup>氣充塞于身，其中有“仁”、有“禮”。人之所以“口中囁嚅，臉上發(fā)赤”，是因身中本有條理，沒有氣充實，故條理不貫通。氣充，則條理順，進而化為天理。氣無條理則不能充之于身，身無氣則條理不通，從這點意義而言，理氣一體，理是氣之理，氣是理之氣，理氣不相離。

（二）理與欲

受晚明思想的影響，馮氏并不認為天理與人欲對立。其《子曰富與貴章》云：

仁者人也，使人之所欲而不欲，人之所惡而不惡，是遠人為道矣。從來無人情外之天理，……若以道而得富貴，何妨于處……若以道而得貧賤，何可勿去，……君子之欲惡猶人，而獨于不當處者，決不處，與不當去者，決不去。由道理一爛熟，毫無粘帶，此便是人情中之天理，此便是仁。

“從來無人情外之天理”，即是天理寓于人情。關鍵在于，天理與人情之間，究竟以什么樣的方式讓二者契合。如富貴等，若得之以道，則天理就是人情?！爱敗迸c“不當”才是天理與人欲的分界線。凡當，人欲即是天理；凡不當，則去人欲。富貴只要合理，可以理所當然地接受。“圣人自有大中至正之理，理茍當，雖堯、舜以天下相授受，可也。否則一介不輕取與，……弟于師有服勤之誼，粟原不必與。君于臣有養(yǎng)廉之典，祿原不必辭?！保ā蹲尤A使于齊章》）富貴，無論其程度如何，凡所當，雖大不辭，凡不當，雖小不取。但這不意味著應有一個求利的心思，而是當臨利時，關鍵是察其當與不當、義與不義：“利非必不取，危非必定死，也須徐察其當取當死與否。只是一見利時，便想著義上，而不為利所動，一見危時，便把命舍著，而不為危所怵?！保ā蹲勇穯柍扇苏隆罚?/p>

仁義禮智信等乃上天賦予的“性”，“欲”是七情中之一端，有性便有情，雖上智也不能無欲，更不可絕欲。但欲不能多，否則，就桎梏了心?！笆ト藷o欲，非無欲也，即欲即理，不可言欲也。學者不能使欲化為理，權且提理為主，使欲不得以勝之。如此，則念頭日漸淡泊，靈明日漸清爽，此心不為欲所打攪，豈有不存？”（《孟子曰養(yǎng)心莫善章》）欲人人都有，圣人也不例外。不同之處，在于圣人之欲合理，故即欲即理。為學者若不能化欲為理，則應當以理為主。心統性情，“仁，性也；心，管性情者也。性其情，便不違仁，情其性，便違仁”（《子曰回也其心章》），若不違仁，在情與性二者間，應以性化情，“性其情”，而不是由情做主，“情其性”。在《子貢問為仁章》中，他直接指出情欲不善，需要與仁賢相處以除去，從而顯現本心。“人之情欲，譬如瑕類一般，瑕類非利器不去，情欲非仁賢不銷。人只捺下這心，終日與仁賢相處，只就這副心腸，還容得別念夾帶否？自不覺情刊欲化，本心現前矣?！彼J為本心本性也許會被遮蔽，但不會缺失，物質需求不但不妨礙本心，反而可以使此心恒久，“生養(yǎng)既足，民自不失其本心。所謂有恒產者有恒心也”（《孟子曰易其田疇章》）。

（三）本體與功夫

功夫即本體，本體即功夫是晚明普遍流行的觀點。這個本體，即是心本體。陸王心學認為，心即理，心為主體的精神，兼具良知、良能、良心。馮氏此說，主張心上用功，如“舉念才向天理路上去，惡自然參不入來。非理欲消長之說，亦不可分心與事看”（《子曰茍志章》），“工夫仍是本體耳”（《孟子曰人之所不學章》）（敏行慎言、忠信篤敬），“都在心上做工夫”（《子張學干祿章》）（養(yǎng)氣、知言），“總在心上做工夫。一得于心，則氣不期養(yǎng)而自養(yǎng)，言不期知而自知矣”（《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章》）（恭、寬、信、敏、惠），“須實實落落在心里做”（《子張問仁章》）。有時，他也以其他方式言說心上用功，如“工夫須勿忘勿助，到養(yǎng)盛后，自然滾滾不離，常在目前?！摇拧V’‘敬’總是個理，理不離心，只此心常惺惺，‘忠’‘信’‘篤’‘敬’便都在了”（《子張問行章》）。

馮夢龍?zhí)刂厝粘９Ψ?。《子曰興于詩章》中，馮氏指出，對學者而言，“經學之重”不是《詩》《禮》《樂》本身，“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的重點在“興”“立”“成”，這三者都是“心學”?！芭d”“立”“成”“三者得手有深淺，但工夫無先后”?！肮し驘o先后”，要求隨時隨處體認天理?！笆ラT論學，原只在人倫日用上做功夫，非另一種聞見之學?！痹诰唧w的綱常堅守中即可見到真正的功夫?！熬V常之外無名理，實踐之外無講究?！保ā蹲酉脑毁t賢章》）他極為贊同隨處體認天理之說：“良知本體，萬理一貫，似不消日日求知。湛甘泉云：此隨處體認天理，極好。蓋本體隨事物為觸發(fā)，如觸于親則知孝，觸于長則知弟，不專屬聞見，而聞見亦在其中。……‘好學’在日月上看出心體無間，方與他處好學有別，此便是時習工夫。”（《子夏曰日知章》）良知在心，本體功夫無二，故而只消隨事物觸發(fā)，孝悌禮儀自在其中。圣人教人，也是“從各人身上日用事物間，逐一理會也，隨理會到心體上來”（《顏淵喟然章》）?！叭省薄傲x”“智”“禮”“樂”，并不是至大而不可及，而是“不外此家庭日用之理”。他解釋道：“順親而天下化，徐行而堯舜足，道理實落如此。若孝弟上稍為玷缺，雖日馳騖于‘仁’‘義’‘智’‘禮’‘樂’，不過名而已矣?！币源?，“在尋常日用處指點著，落與人看，要人認真一路探討”（《孟子曰仁之實章》）。他批判那種高談性命，而忽略于庸言庸行者“其病不淺”（《子罕言章》）。

馮夢龍還很重視“磨煉”功夫。（但就處貧富一事）“不知從前費多少磨煉工夫得來”（《子貢曰貧而無章》），“吾人實地學問，必須從世味磨煉過來，方有得力處。處貧處富，只是一個道理”（《子曰貧而無怨章》）。他對格物致知、慎獨也有所論述：“凡致知格物，躬行實踐，皆是‘學’?！肌此计渌鶎W之理也?！肌c‘學’原是一塊工夫，開做不得?！保ā蹲釉粚W而不思章》）“饒雙峰曰：事君不欺甚難，須平日于慎獨上實下工夫，表里如一，方能如此。”（《子路問事君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