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年前的1913年4月,《小說月報》第4卷第1號,發(fā)表了署名“周逴”的文言小說《懷舊》。這是后來成為偉大文學家的魯迅所作。當時的《小說月報》主編惲鐵樵對小說大為贊賞,作了10處隨文評點和一篇《焦木附志》,認為“用筆之活可作金針度人”、“轉彎處俱見筆力”、人物“寫得活現(xiàn)真繪聲繪影”、“狀物入細”,“才解握管,便講詞章,卒致滿紙饾饤,無有是處”的青年“極宜以此等文字藥之”。這些文字是中國正式出版物對魯迅作品的最早反響和評論,但還僅限于從文章學的角度評析《懷舊》的意義。

一個偉大人物的出現(xiàn),除了他個人的天才條件之外,主要還在于時代機遇和氣候環(huán)境。1918年5月,在“五四”文學革命的浪潮中,一篇格式別致、憂憤深廣、署名“魯迅”的小說《狂人日記》在《新青年》月刊4卷5號上發(fā)表了,“魯迅”這個光輝的名字第一次在中國出現(xiàn)。

8個月之后,在1919年2月1日出版的《新潮》1卷2號上,出現(xiàn)了一篇署名“記者”的《書報介紹》,向廣大讀者推薦《新青年》雜志,文中首次對《狂人日記》作出了評論,認為魯迅的“《狂人日記》用寫實筆法,達寄托的(Symboism)旨趣,誠然是中國第一篇好小說”。

這位記者是傅斯年,他的評論超出了文章學的范疇,從精神文化的視野指出了魯迅在中國思想文化史上的價值。魯迅絕不僅僅是一位單一的文學家,而是對中國近現(xiàn)代精神文化產生了全面影響的深刻的思想家,因而魯迅研究也必然是作為一種精神文化現(xiàn)象適應時代潮流而興起的,從一開始就不同于一般性的純學術研究,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百年來中國精神文化史的發(fā)展變遷。

自此對魯迅及其作品的評論與研究,層出不窮,越來越深入、系統(tǒng),大有日益強勁之勢。研究家的隊伍,也一代接著一代,如長江巨浪,奔騰不息,波瀾壯闊,形成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以至于整個人文研究的一大景觀。其中主要的關節(jié)點是茅盾的《魯迅論》,瞿秋白的《<魯迅雜感選集>序言》,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歐陽凡海的《魯迅的書》,李平心(魯座)的《思想家的魯迅》等。1949年以后又出現(xiàn)了馮雪峰的《魯迅創(chuàng)作的特色和他受俄羅斯文學的影響》,陳涌的《論魯迅小說的現(xiàn)實主義》、《為文學藝術的現(xiàn)實主義而斗爭的魯迅》,唐弢的《魯迅雜文的藝術特征》、《論魯迅的美學思想》,王瑤的《論魯迅作品與中國古典文學的歷史聯(lián)系》等。盡管在這一時期魯迅研究也受到了扭曲,尤其是“文革”中魯迅被當成政治工具,被推到了極致。然而即使在這種政治環(huán)境中,以李何林為代表的魯迅研究務實派,還是高度重視資料整理和作品注釋這種基礎性的工作,在夾縫中默默地進行著潛在的努力,因而取得了許多帶有恒久意義的成果。總之,無論是對魯迅持敬仰之情,還是存有異見,都不能無視魯迅和魯迅研究的存在。

可貴的是自20世紀80年代之后,魯迅研究沖破了長期禁錮思想的牢籠,打開了思路,從哲學、社會學、心理學、比較文學等等嶄新視野對魯迅及其生平、作品進行更為深刻、廣博的整體性、綜合性的研究與闡釋,始終站在前沿,為推動中國的思想解放運動和學術文化工作的發(fā)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歷史貢獻。同時也出現(xiàn)了一批具有勃勃生氣和新的知識結構、新的思維方式的中青年研究家。這在中國文學研究及至整個社會科學研究中都是少見的。

因此,對這批研究家的著作進行總結,對他們的成果做一番認真的檢閱,就成為非常必要的事了。安徽大學出版社擔當起這個重任,在出版學術著作往往賠錢、缺乏經濟效益的時候,毅然決然下大功夫編輯、出版了這套《中國魯迅研究名家精選集》,令人由衷感佩。我深信他們的工作不會白做,這套書在中國魯迅研究學術史上必定會有重要的價值,承前啟后,迎來中國魯迅研究的更大發(fā)展。

是為序。

2013年3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