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近乎小說的記憶

陳丹青

海外華人寫下的閑書，多多少少，近年或許常在大陸出版，照實說，我很疑心這類閑書會有多少讀者。早先的留學生文學、晚近的移民寫作，雖則多有可寫可說者，甚或夾帶不少傳奇，然與中原產(chǎn)出的文學一比較，究竟是邊緣而零落的經(jīng)驗，不易捉拿人心。換在二三十年前，有誰去了域外，寫了什么，發(fā)回來，讀者尚有一窺留洋生活的好奇心，現(xiàn)在呢？

現(xiàn)在是連紙本書的讀者亦告零落而邊緣了。就我所知，倒是越來越多活在異域的中國人，稍有閑暇，便即忙著搜尋網(wǎng)絡(luò)，打探母國的種種八卦——“訊息”，如今比“閱歷”更能傳播生效，俘獲讀者，誰還果然在乎他人的閱歷么？曾幾何時，一個人的閱歷（不管什么閱歷）恐怕等于訊息，而訊息（不管什么訊息）將要替代人的閱歷了。

論閱歷，五〇后四〇末這茬人，可謂多矣。有如一組龐大過濾器的經(jīng)過之物，我們集體穿越了紅色年代、饑荒歲月、“文革”風云、上山下鄉(xiāng)、高考回城等等大戲，最后，若干事主居然得了機票，飛出國門……在這大抵相似而角色各異的共和國劇情中，眼下，我們無可抵賴地老了，人人肚子里一長串記憶，一大堆故事，感觸、感慨、感悟，更是說不完——謝女士，便是其中一位，不但身份典型，閱歷也典型。

謝女士是紅二代（因此她對政治運動的切膚之痛，其實有甚于平民），是下鄉(xiāng)知青（因此她對窮鄉(xiāng)與窮人的認知，或許有甚于她的革命父母），是軍區(qū)文工團演員（因此她免除了那代人普遍的自哀自苦，成為蹉跎路中的驕子），她也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新文學興起后的熱情書寫者之一（因此她發(fā)現(xiàn)自己除了表演，更熱愛表達：十多年前，我曾有幸讀到她的長篇小說的打印稿），經(jīng)她坦然而生動的自述，出國后，她也曾出入于多數(shù)留洋者曾經(jīng)出入的故事情節(jié)：做保姆、當雇員、求職、失業(yè)、創(chuàng)業(yè)……終于她漸漸地與夫婿相偕成為平心靜氣的成功者，在閑適而自尊的晚年生活中，坐下來，攪動記憶，寫出這本書。

海外華人寫作者（女性居多）大抵都有一種被海外經(jīng)歷所賦予的傾訴欲，加上無以安頓的前半生記憶，我們個個覺得仿佛做了兩世人。人生一世，可記可述者已然太多，何況兩世！這真是寫作的財富，而也是寫作的難：傾訴什么？怎樣傾訴？傾訴給誰聽？謝女士是練過長篇小說的寫手，她會觀察，而且存著太多的細節(jié)，她會將細節(jié)悄悄連接這代人多到近乎錯位的身份與記憶，然后，在她自己的種種故事背后，讀者或許能在謝女士的個人經(jīng)歷之外，讀到些別的什么。

那是什么呢？這可要讀了之后，才能感知。

而女性下筆不免有啰唆之弊，愛寫作的女性一朝出國，尤有說不完的話——往好了講，便是筆調(diào)的細膩、度人的體貼、處事的認真。我不敢說讀了此書的每一個字，但謝女士記性之好，興致之高，我是寧可當中短篇小說讀。如今我已到了讀不進小說的年齡，反而是講述真人真事的散文、隨筆、記述——我不知該怎樣定義謝女士的體裁，也不在乎她是用的什么體裁——能使我讀下去，并在謝女士親歷的異國瑣碎中，讀到些別的什么。

那是什么呢？這也要讀了之后，才能感知的。

我期待謝女士或者可以走回小說的創(chuàng)作。多年前，我曾給自己雜亂的記憶寫過數(shù)十篇短稿，題曰“多余的素材”，意思是說，我沒有使這些素材成為小說的本領(lǐng)?，F(xiàn)在，謝女士的私人故事使我無端覺得，她有可能走近，以致，幾幾乎進入小說的門檻——譬如紐約江湖的鎮(zhèn)江老板仍然惦記深埋故里的金子；譬如死于骨癌的“小曹”，早先曾經(jīng)是怎樣一個人；再譬如謝女士對我描述“文革”抄家時闖進家門的紅衛(wèi)兵同學中，有一位是如何的英俊……那是小說呀，謝女士！雖然起步已經(jīng)嫌遲，但我輩今世所能親歷或目擊的往事，想起來，寫下去，是都可以當作小說看待的。

不記得是誰的話了：“小說，是前世的記憶。”真有所謂“前世”么？當我們這些活了兩世的人寫下親歷的種種故事，擱筆復(fù)讀，常在當世與隔世之間，恍然迷失，將信而將疑。不曉得謝女士成稿之后，是否有同樣的感慨。

2016年6月30日寫在烏鎮(zhè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