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路徑與方法

本書將以《平凡的世界》為中心，展開對路遙文學創(chuàng)作的思考。在前面對路遙創(chuàng)作經歷的介紹中，我們已經談到，《平凡的世界》是路遙生命中最后一部作品，也是他創(chuàng)作思想與情感傾向的集大成者；路遙以前作品中的觀念、認識、人物形象都以不同的方式再次進入到這部小說中。但也是在這部作品與其他作品的聯系和差異中，我們可以看到路遙思想情感的發(fā)展變化，以及這種變化與時代語境之間的互動關系。而這也是為什么我們還要關注路遙其他文學作品、創(chuàng)作隨筆的原因。我們將努力從某個特定的視角切入路遙小說的藝術世界，以期發(fā)現其文學創(chuàng)作的文化意義。這個視角就是路遙小說中的空間結構。

關于空間，邁克·克朗在《文化地理學》一書中總結雷爾夫（Relph, E., Place and Placelessness）的觀點時指出，我們實際上有四種空間觀念，一是依據身體所處的位置形成的實用空間，如上下左右等；二是根據我們的意圖，我們的關注中心形成的觀察空間，它是以觀察者為中心的；三是由文化結構和我們的觀念而形成的生存空間，這是一個意義的空間；四是認知空間，即我們構筑空間關系的模式。這些空間觀念的建構必須有兩個前提：一是必須以個體對身邊事物的整體感知為基礎，因為人總是通過物質對象進行思維和行動，而所謂的意識總是關于某種事物的意識。其二是“關心”，這是典型的海德格爾意義上的“關心”，我們在世界上的存在總是要對周圍事物保持一定的態(tài)度，由事物與我們個體的切身利害的大小而使我們對之保持一定程度上的“關心”。這一切都說明，“我們總是通過身邊的事物而不是抽象的圖式來認識這個世界的。我們研究任何物體都不能不考慮它們存在的環(huán)境，因此經驗是統(tǒng)一的，或者說是整體、全面的”。

以這種空間觀念為基礎，所謂的“地區(qū)”不過是“為人們提供了一個系物樁，拴住的是這個地區(qū)的人與時間的連續(xù)體之間所共有的經歷。隨著時間的堆積，空間成了地區(qū)，它們有著過去和將來，把人們捆在它的周圍”。因此，個體一旦失去對原來疆域的控制，或者進入到一個新的地域中，就意味著個體必須面對被新的地區(qū)所同化并放棄自己原來的地域特征的生存焦慮；這種焦慮感會破壞掉人們原有的心理認同感?！叭绻f‘我’代表了個人的同一性，那么‘我們’就是靠共同的地區(qū)關系維持的集體的同一性，而‘別人’的定義就是外人（他者）。如果說地區(qū)在這個過程中的中介作用終止了，人們的同一性（特征）也就失去了穩(wěn)定性，歸屬感的喪失會令這個世界愈發(fā)朝著異化邁進，因為無所歸依的感覺會使人更加孤獨。”而隨著現代社會都市化進程的加速，整個社會的地域結構和建筑形態(tài)正為新的科學觀念所控制，打破了人們對地域性特征的幻想，并使人產生一種歸屬感喪失后的個體存在焦慮。城市空間同時還激起了人們對于未來的一種新的想象，這種想象按照杰姆遜的觀念，自然成為一種象征結構，通過各種文化文本展示出來。

雷爾夫對空間的敘述對我們來說十分具有啟發(fā)意義，尤其是第三和第四種空間觀念，即意義空間和認知空間的建構。所謂地域性，所謂個體的時空認同，必須與個體當下的生存境遇結合起來。空洞地談論所謂的時空結構是沒有意義的，意義來自于個體對自我生存空間的重復和回憶，并借助于這種方式，強化個體的地域認同（特征）。在這種空間地理景觀的展示過程中，實際上融會了敘述人自我認同過程中的復雜心理情緒。而我們對路遙小說空間結構的理解也是以此為基礎的。

我們可以看到，在路遙的小說中存在著三種空間結構：鄉(xiāng)土空間、都市空間以及城鄉(xiāng)結合部。在這三種空間結構中，鄉(xiāng)土空間意味著一種過去、一種記憶。本雅明說過：“以歷史的方式來宣告過去，并不意味著承認‘過去的真實’……而是意味著當記憶（或存在）閃現于危險之際掌握住它。”因此鄉(xiāng)土空間在路遙小說中的重復具有一種個體記憶的功能，它暗示著個體對自我身份的堅持和對個體經歷的懷舊，并試圖以此抗拒歷史對個體記憶的遺忘?？梢哉f是在這種對抗歷史遺忘的過程中，路遙產生了對鄉(xiāng)土的復雜情緒。一個必須面對的事實是，路遙的鄉(xiāng)土空間是始終處于都市空間的壓力下的。“當歷史要求我們拔腿走向新生活的彼岸時，我們對生活過的‘老土地’是珍惜地告別還是無情地斬斷？”路遙說這是俄羅斯作家拉斯普京的命題，而他“迄今為止的全部小說，也許都可以包含在這一大主題之中”。我們可以從路遙的語言中看到那種簡單的二元對立思維所帶來的判斷模式，而這也可以說是印證了城鄉(xiāng)對立的空間關系。與鄉(xiāng)土空間相對立的是路遙文本中塑造的都市空間，都市在路遙的文本中，既是敘述人欲望的對象，同時也是無法統(tǒng)治的他者形象。在欲望化的空間環(huán)境中，我們同樣可以看到敘述人復雜而矛盾的情感流露：一方面，都市是敘述人的向往，暗含著敘述人對個體和鄉(xiāng)村未來的發(fā)展遠景的想象；另一方面，都市又總具有負面價值和色彩，是對鄉(xiāng)土情感的暴力侵犯力量。第三個空間結構則是路遙最常講到的“城鄉(xiāng)結合部”。我們將在后面的分析中看到，城鄉(xiāng)結合部既是路遙筆下的主人公人生歷程開始的地方，同時也是主人公最后的歸宿；作為空間結構，它是敘述人自我心理和身份認同的外化符號，敘述人原初對都市的渴望通過這個空間結構的反復出現最后被消解了，而那種原始的美好鄉(xiāng)村理想也是在城鄉(xiāng)結合部的結構塑造中被永久地放逐了。

以這種空間關系為基礎，我們可以在路遙的文本中看到以下幾種比較固定的人物形象：農民形象、邊緣人形象（潛在的知識分子形象——不是完成了的知識分子）、女性形象、現代官員形象。

其一是農民形象。這是路遙小說中最重要的一類人物，在他們身上集中體現了路遙對中國農民的命運、中國農村未來發(fā)展前景的關注。路遙筆下的農民形象是多姿多彩的，他們是鄉(xiāng)村苦難的直接承受者，同時也是歷史發(fā)展的主要推動者。一個有趣的地方是，路遙筆下的農民很少具有絕對的負面價值，這種塑造方式十分鮮明地表達了作者的情感價值取向。但也是在路遙筆下的農民形象的塑造中，我們可以看到路遙對現實和歷史的痛苦感知，對鄉(xiāng)村價值的特殊情感。其二是具有邊緣身份特點的知識分子形象。之所以說這類人物形象的主要特點是“邊緣”，是因為在這些人物身上體現著作者對自我身份的復雜感知。從根源上講，這類人物形象的原始身份都是鄉(xiāng)村中的“能人”，他們有著不同尋常的才華，卻出身貧賤；他們接受過現代科學文化的啟蒙，接受了現代都市文明的熏陶，但由于歷史的原因，他們無法擺脫自己的“農民”身份；同時歷史的發(fā)展、個人身上特有的才華又使他們不安于現狀，努力尋求著自己新的未來，并將擺脫“農民”身份作為自己努力的目標。在路遙看來，這類人物最好的方式就是接受現代教育，進入城市，但是城市又以各種方式接納或者排斥著這些人。在精神氣質上，他們是典型的知識分子，但他們又沒有知識分子的合法性身份：他們往往沒有經過現代高等教育的權威認證，從而使他們被排斥在知識分子話語權力之外。這類人物形象實際上是作家自我的精神寫照；可以說，這類人物形象的塑造集中表現了一個鄉(xiāng)村中的農民如何演變?yōu)橐粋€知識分子的復雜經歷。其三是女性形象。這里的女性既包括鄉(xiāng)村女性，也包括都市女性。之所以把所有的女性形象歸并在一處考慮是由于以下兩個原因：其一，路遙筆下的女性形象從根本上說是沒有獨立自主的女性意識的。她們在小說中往往是男人的附屬品，并體現著男性敘述人對女性的復雜認知，尤其是一個來自于鄉(xiāng)村的作家對女性的認知。其二，路遙筆下的女性在小說中往往具有功能性的價值，而且盡管文本不同，但在小說中的表現差異不大。我們可以從路遙所塑造的女性形象身上，看到這個多重身份的作家在對女性的獨特塑造中表達出來的男權意識和欲望。

在此還需要談的一個問題是，路遙筆下還有一類人物形象，即主要活動于都市中的國家各級政府機關的官員形象。本書認為這類形象在小說文本中具有展開人物敘述歷史背景的價值功用。他們構成了我們上面所說的三類人物活動的遠景，是對歷史發(fā)展的忠實記錄。路遙試圖表現國家上層人物在歷史巨變過程中的個人遭遇、不同派系間的矛盾沖突。我們可以在路遙的小說中清楚地看到這些人物被簡單地劃分為兩個陣營：改革派和保守派，而且歷史的發(fā)展最終以前者的勝利而告終。因此在人物形象塑造的價值上，他們的性格特點、文化內涵、價值含義都十分單一。另外，上層政治人物的矛盾斗爭又直接通過小說中農民形象的命運表現了出來。我們可以看到一個有趣的結構安排特點：在小說《平凡的世界》中，敘述人往往交代了上層人物間的政治較量之后，馬上會轉入鄉(xiāng)村生活中人物行動和命運的介紹。應該說，這種結構安排進一步弱化了官員形象在小說中的獨立價值。

與我們上述論述相聯系的還有兩個重要概念，一是身份，一是形象。我們首先來關注路遙的身份問題。

應該說，路遙一個十分特殊的地方就是其身份的多元性：從根源上講，路遙來自于農民；但他又是從農民脫胎換骨的一名當代社會中的知識分子；此外，他還是文學生產體制中的文化官員。顯然，這種身份的多元性直接影響到了路遙的文學寫作。我們將試圖從身份這個角度入手，關注路遙心理世界中因身份問題而帶來的分裂的一面，并努力關注這種分裂是以什么樣的形式進入路遙的藝術文本的，從而發(fā)現敘述人由于這種分裂產生的混亂而帶來的巨大的精神痛苦。

關于身份，或者被翻譯為“認同”（Identity），這個概念的主要提出者埃里克森有過這樣兩段解釋：

這種同一感可以給個體自我心理一種連續(xù)且一致的經驗，而且個體外在的行為與這種心理經驗保持一種統(tǒng)一性。

在心理學名詞中，同一性形成應用了一種反思和觀察同時進行的過程。一種在所有心理功能作用水平上都發(fā)生的過程。個人就是利用這一過程來判斷他自己，而他所依據的方式是：他認為別人對他的判斷乃是在與他們自己，以及在與他們說來有重要意義的類型進行比較的基礎上進行的；而他斷定他們用以判斷自己的方式，則又是依據他如何與他們以及與已經變得跟自己有關的類型進行比較而認識自己的基礎上獲得的。

顯然，身份/認同是在一種比較的過程中逐漸為主體所確定的。埃里克森進而認為每個個體的身份都是一個不斷變化的過程，每個個體在成長的不同階段都面臨著不同的精神危機以及解決這些危機的心理過程，而這些危機又與外在的社會文化環(huán)境有著復雜的關系。危機在埃里克森看來不是一個貶義詞，相反，它是“有著發(fā)展的意義……它指的不過是一個轉折點，一個不斷增加易損性和不斷增強潛能的決定性時期，因而也是生殖力量和適應不良的個體的發(fā)育的根源”。

埃里克森將身份的同一性問題提高到了其是作為個體的人能夠生存下去的一個基本問題的高度。而對于每一個個體身份的塑造，從幼年到青少年的發(fā)展經歷無疑是有巨大的影響的。在此，埃里克森顯然是接受了弗洛伊德關于“童年經驗”的理論，但他同時也超越了弗洛伊德因對“性”力量的過分強調而帶來的狹隘性。埃里克森不否認社會力量的巨大作用，而且相信個人生命中的同一性危機和歷史發(fā)展的現代危機是不能分裂開的，“因為這兩方面是相互制約的，而且是真正彼此聯系的”。

埃里克森對于身份/認同的理解對于我們理解路遙及其心理特點是十分重要的。從這個角度進入問題，我們就會發(fā)現，路遙的所謂心理世界二元對立的現象，他的自卑/自傲的心理矛盾實際上都與個體的身份認同有著內在的聯系。路遙內心遙遙相對的兩個世界所表達的是作為一個驕傲的知識分子的身份和作為一個卑微的農民的身份之間的分裂狀態(tài)，并使作家產生了心理認同上的混亂。這種混亂以各種形式散播在路遙的文本中。

對于路遙文本的分析，我還將引入比較文學中形象學的研究方法，從“形象”的角度切入研究對象。當然，本書的目的不是對跨國家和文化間不同文學形象進行比較，而是運用比較文學中對形象學的界定和操作來分析文本，并將這一方法文藝學化。

就比較文學來說，所謂的形象學研究，就是“對異國形象或描述的研究”。在比較文學的研究領域中，形象學研究被認為首先是跨學科的研究，其次才是文學研究。它是諸門學科，例如人種學、人類學、社會學、歷史學等的交會，而“文學”在形象學研究中更近于一種歷史文獻資料。通過對這些資料的整理，研究者試圖發(fā)現文本中（包括文學文本）某一個國家的敘述者對另一個國家、民族的集體想象的特點是什么。從比較文學的視角來看，“文學形象就是：在文學化，同時也是社會化的運作過程中對異國看法的總和”。在研究過程中，文學作品的生產、傳播、接受等條件受到重視，同時文學形象背后的文化素材成為文學形象得以生成的基礎。而“形象把我們引向了許多或然問題的交叉處，它在這里猶如一個啟示者，特別揭示出了一個社會在其意識形態(tài)（如種族主義、異國情調等）中，當然也在其文學體系中，以及在其社會總體想象物中的某些運作”。

在巴柔看來，“一切形象都源于對‘自我’與‘他者’，‘本土’與‘異域’關系的自覺意識之中，即使這種意識是十分微弱的。因此形象即為對兩種類型文化現實間的差距所作的文學的或非文學，且能說明符指關系的表述”。比較文學中，形象學并不關注形象的真?zhèn)螁栴}，因為從一定的視角來看，一切形象都具有一定的虛構性；形象學所注意的是形形色色的形象如何構成了某一個歷史時期對“異國的特定描述”，并關注“支配了一個社會及其文學體系、社會總體想象物的動力線”。所以，比較文學的形象不是現實的復制品，“它是按照注視者文化中的模式、程序而重組、重寫的，這些模式和程式均先于形象”?！靶蜗蟮拿枋觯菍σ粋€作家、一個集體思想中的在場成分的描述。這些在場成分置換了一個缺席的原形（異國），替代了它，也置換了一種情感和思想的混合物，對這種混合物，必須了解其在感情和意識形態(tài)層面上的反映，了解其內在邏輯，也就是說想象所產生的偏離。”

言說者與被塑造的他者之間存在著復雜的關系，但在巴柔看來他者形象總是無法逃避被言說者否定的命運，“這個‘我’想說他者（最常見的是出于諸多迫切、復雜的原因），但在言說他者的同時，這個‘我’卻趨向于否定他者，從而言說了自我”。同時在一個特定的文化環(huán)境中，對他者的塑造不是任意的，而是遵循著某種規(guī)定；正是這種規(guī)定的存在使得他者形象存在著一定的“程序化”的方面，例如在語言的使用上、色彩的運用上等等。這就會使形象演變?yōu)橐粋€特定時期的文化象征，而弄清這個形象是如何成為一個社會總體想象物中的象征就成為了形象學研究的目的。

比較文學中形象學的研究方法對我們的啟發(fā)性意義在于，關注形象的發(fā)展變化與時代語境的演變之間的特殊關系。通過這種形象的梳理，我們可以理解在中國當代文學“新時期”的文化語境中具有話語權的知識分子階層是如何對喪失了話語力量的農民階層進行一種集體性的想象的；同時權力階層又是如何在想象的文本中行使自己的特權以對對象進行褒獎、勸勉、規(guī)訓，甚至是懲戒的。形象的發(fā)展因此是一個動態(tài)的過程，并在這個動態(tài)的結構中表現出想象背后運作的話語權力關系。但是，我們并不想像比較文學中的形象學研究那樣，將文學形象置于跨學科研究之下；而是相反，按照文藝學的要求，將文學形象視為研究的中心，而跨學科的交流語境則為研究提供了廣泛而開闊的背景。這樣，文學文本并不是在為文化研究、國家民族之間的想象性差異研究提供文本資料，而是反過來，是研究中的核心。我們將試圖在對文本的解讀中，運用現代敘事學的方法分析形象生成的文本語境，發(fā)現形象之間的聯系、差異，并發(fā)現這種關聯和斷裂中隱含的各種權力話語，以及時代語境對形象的生產所產生的壓力和動力。

需要補充的一點是，無論是對路遙的理解，還是對其文本的分析，我都將引入新的研究視野。具體在研究的操作層面上，我將關注文本中的分裂、不連續(xù)性、語言中的無意識裂縫、邊緣性等因素，注意這些地方所顯示出的對統(tǒng)一的、神圣的、連續(xù)性的歷史的顛覆的一面，發(fā)掘在這些言語中所蘊涵的價值和意義。我再一次重申，這種理解并不意味著前人對路遙的分析判斷是錯誤的，路遙及其作品作為一個文本應該而且可以在新的時代語境中呈現出新的意義空間，而我的理解只是眾多關于路遙話語的一個分支，我希望這種分析文本的方式會對重新界定路遙產生一定的價值和意義。

1. 邁克·克朗：《文化地理學》，楊淑華、宋慧敏譯，江蘇，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140頁。
2. 同上書，第131頁。
3. 同上書，第143頁。
4. Walter Benjamin: “These o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Illumination, edited an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Hannah Arendt, translated by Harry Zohn, Schocken Books, New York, 1983, p.255.
5. 路遙：《早晨從中午開始》，見《路遙文集》卷二，陜西，陜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6頁。
6. Erik H.Erikson: Childhood and Society, W.W.Norton＆Company Inc., New York, 1963, p.44.
7. 〔美〕埃里克森：《同一性：青少年與危機》，孫名之譯，浙江，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9頁。
8. 同上書，第84頁。
9. 同上書，第10頁。
10. 〔法〕巴柔：《形象》，參見孟華主編：《比較文學形象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152頁。
11. 同上書，第154頁。
12. 同上書，第155頁。
13. 同上。
14. 同上書，第157頁。
15. 同上。
16. 同上書，第156頁。
17. 同上書，第157頁。
18. 同上書，第15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