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　巴朗特

斯塔爾夫人關(guān)于德國的書是投向未來的一瞥，看到了德國邊界那邊發(fā)生的情況；在很多方面它可以說是對十九世紀文學性質(zhì)的預測。這種預測如果沒有輔之以對十八世紀精神生活的回顧，她所屬的那一批作家的任務就沒有完成。這一回顧是由巴朗特在他卓越的著作《十八世紀法國文學簡介》(1809)中進行的。

巴朗特于1782年出生于俄維涅一個古老顯貴的官僚家庭；他是我們說的這批作家中唯一不能說是流亡者的人；在帝國時期他曾在拉凡臺擔任行政長官。不過，他的書卻具有流亡文學的一般特點；這也是不足為奇的，因為他住得遠離巴黎，和那些流亡者、特別是斯塔爾夫人非常要好，而且由于經(jīng)常到柯貝去，政府對他很不高興。他也和斯塔爾夫人一樣，對各國文學、特別是德國文學有偏愛，這在帝國時期又是一個過錯。他翻譯了席勒的所有劇本。在王政復辟之后，他作為溫和自由黨的一名成員有一定的政治影響。

關(guān)于十八世紀法國的這部作品是巴朗特的第一部文學著作，這時他才二十七歲，這樣年輕一個作家，卻表現(xiàn)得這樣成熟和溫和是令人吃驚的，這可能部分地由于他生性不太熱情，部分地由于他的職位。我們前面簡單說到的所有那些書對十八世紀都有一些含蓄的看法；而這本書則首次對它作了連貫的介紹和估價。介紹比較簡略但很出色，對這個時期總的看法是以哲學為基礎的，寫得很清楚穩(wěn)重；但估價卻很不正確，從各個角度都受到某些局限性的影響和妨礙，流亡文學的作家們的看法都不能越過這些界限。新的一代都否認和過去這個世紀的聯(lián)系；巴朗特對這個世紀的估價也不是最后的估價，它不但筆下冷淡，而且遠不是沒有偏見的。巴朗特誠心誠意想作不偏不倚的判斷，同時還強調(diào)他比較有條件這樣做，因為他不屬于直接投身于革命來摧毀或是維護舊社會秩序的那一代人；但是他的思想并不像他所希望的那樣不帶偏見；他作為觀察家和思想家來講述這個世紀的特點，但他的整個發(fā)展卻不自覺地受到了對那個世紀的反動運動的影響。

巴朗特的觀點有很多啟發(fā)性，這在那時是少見的。他經(jīng)常聽人說，十八世紀的作家們應對那個世紀末震撼了法國基礎的革命負責，他認為這種說法是沒有根據(jù)的，這對那些作家是不公平的，因為它夸大了他們的重要性。如果大樓不是本身要垮，一陣文藝風是不足以把它吹垮的。他和諾迪埃和斯塔爾夫人同時提出并闡述了這一說法：文學是社會狀態(tài)的反映，而不是造成這種狀態(tài)的原因。在他看來，法國權(quán)力的削弱與七年戰(zhàn)爭的關(guān)系要比與百科全書派的關(guān)系大得多；老路易十四殘酷迫害新教徒和詹森派教士，他的宮廷褻瀆宗教之風盛行，這比幾個哲學家的攻擊和嘲笑對宗教信仰所起的破壞作用要更大一些。他沒有把任何特殊的是非曲直算在前一世紀文藝的賬上，他只是把它看做“總的疾病的一個病征”。他以深刻的歷史觀點尋找王朝覆滅的預兆，發(fā)現(xiàn)它們出現(xiàn)得更早得多，在馬札林和佛隆德的矛盾中已埋下種子。在黎希留鐵腕的壓制下，王公、貴族和官吏，所有大人物，都紛紛尋求群眾的支持，這樣就失去了他們的尊嚴和人們對他們的敬重。只有國王的權(quán)力完全沒有受影響。反對的浪潮卷到國王寶座的臺階前，不過也就在那里停了下來。在路易十四統(tǒng)治的前半期，國王的寶座比過去任何時期都顯得更高更突出。黎希留的任務完成了，除了國王的權(quán)力，國內(nèi)的任何權(quán)力都給摧毀了。如果剩下的這個權(quán)威也遭到破壞，社會上就沒有任何權(quán)力受到尊重，正是這種尊重構(gòu)成了他們的力量。在路易十四可悲的晚年，在蠻橫統(tǒng)治的攝政時期，和路易十五的昏庸統(tǒng)治時期，國王的權(quán)威果然被破壞得十分嚴重。

這樣，在巴朗特看來，十八世紀哲學就不是哪一個或哪一些人有意識地創(chuàng)造出來的，它代表了人民普遍的思想狀況，可以說是按照他們口授寫出來的。這并不增加它的價值；在他看來，這種哲學所起的作用不過是以一種不道德和不公正的方式推翻了一個不道德不公正的政府。但是發(fā)生了這樣的情況是有其必然性的。巴朗特這本書的核心就是堅信歷史規(guī)律。他說道，“人的頭腦似乎和日月星辰一樣，命定地要走一條規(guī)定好的道路?！彼?，在任何時候文學都和社會狀況有必然的聯(lián)系；有時候這種聯(lián)系不很清楚，需要深入觀察才能發(fā)現(xiàn)，需要仔細解釋才能清楚證明，而在我們現(xiàn)在討論的這個時期，他感到這一聯(lián)系是如此清楚，不需細心觀察就能發(fā)現(xiàn)。他發(fā)現(xiàn)產(chǎn)生這種情況的第一個原因就是作家和讀者的關(guān)系。在較早時期從事寫作的人數(shù)目很少；他們稀稀拉拉散布在歐洲各地，而且用已經(jīng)沒人說的語言寫作。那時候沒有什么社會生活，說話還沒有成為一種力量。寫作的人不是為社會而寫作，而是寫給彼此看的，社會回過來也把他們看做是沒有什么意思的書呆子。慢慢地文化和見識流傳到了社會上層，作家們就和這些上層發(fā)生了關(guān)系；他們?yōu)橥豕蟪?、為那些不需要勞動的一小批人寫作。在路易十四時期，作家們試著討好這一批人，得到他們的贊許時就受寵若驚。文化一點點地傳布開來，直到形成一批真正的讀者大眾，這些人使作者不再依靠顯要人物。普魯士的弗里德里希三世，為了給他的統(tǒng)治增添光彩，把伏爾泰召到他宮里，他不像路易十四對待莫里哀那樣，帶著屈尊下顧的態(tài)度，而是把他放在身邊，顯出平等相待的樣子。一時間這個時代最偉大的政治權(quán)威和最偉大的思想權(quán)威平等地站到一起來了，沒有人看得出這兩大權(quán)威不久即將互相宣戰(zhàn)。在這個世紀的后半葉，文人和一般社會之間不斷進行交流。

古時候哲學家是嚴肅的有條不紊的思想家，他不管別人是否贊同，專心發(fā)展一種連貫的思想體系?，F(xiàn)在這個詞的意義有了變化；哲學家不再是一個寂寞孤獨的思想家，而是一個深通世故的人，他說話的時候比寫作或教學的時候多，他們都毫無例外地想討好社會，爭取它的贊許，達到這個目的辦法就是充當他們的代言人。巴朗特看到了時代精神對作家個人產(chǎn)生強大影響的證據(jù)，像馬布里神父這樣的作家們本身是強烈反對時髦派的哲學家的，在這種情況下也不由得不照他們反對的人那樣做，以不同的辦法獲得同樣的結(jié)果。另外他發(fā)現(xiàn)，由于上層社會不愛國的古典教育，公眾走在文人之前，不理會并看不起他們自己的歷史傳統(tǒng)和本民族的過去，而去鉆研費勁地從外國搬來的理想。孩子們在學校里，還沒聽到貝亞爾或者杜·蓋斯克朗，早就在學習拼寫艾帕米儂達斯和里昂尼達斯的名字了；讓他們對特洛伊戰(zhàn)爭發(fā)生濃厚的興趣，卻沒有人想到讓他們對十字軍東征感興趣。日耳曼法律是自由人生活的產(chǎn)物，卻逐步被專制統(tǒng)治的產(chǎn)物羅馬法代替了。難怪作家們在向古代找尋題材并對希臘羅馬產(chǎn)生熱情時，發(fā)現(xiàn)法國社會的觀眾完全能夠欣然接受！難怪在文學中民族傳統(tǒng)遭到了蔑視和破壞！

巴朗特預先把十八世紀文學所造成的一切錯誤(連它的成就他也看做為錯誤)劃到社會的賬上，他這樣便有了基礎來冷靜地評價許多卓越的作家。我們認為，他的評價把散見于流亡文學中的各種見解集中了起來，仿佛集中到一個焦點上。

自從伏爾泰死后，他的名字便成了熱烈辯論的題目，就像帕特洛克勒斯的尸體一樣，巴朗特對他進行了冷淡的但并無敵意的評論。他很贊賞他的天賦，他那打動人心的一觸即發(fā)的熾烈感情，那具有不可抗拒的魅力的口才和機智，還有那天生的毫不費事就能把思想組織起來和表達出來的能力。但是他感到伏爾泰在運用他的聰明才智時受到當時輿論的影響，希望討好別人，希望成功。伏爾泰即使在晚年都喜歡作刻毒的無禮的諷刺，對此他感到遺憾。他談到的就是這些。對于伏爾泰的正義感，他終生戰(zhàn)斗的偉大之處，他卻沒有看見，也沒有談到。他聲稱對伏爾泰的評論是不帶偏見的，但是他卻巧妙地把他靈魂深處的激憤情緒(這可以說是伏爾泰生命最核心的東西)抹煞了。他說對伏爾泰的迫害是愚蠢的，卻一次也沒說它是惡劣的。他也原諒他，不是原諒他美中不足之處，他原諒的可以說是他的偉大本身——既然他原諒了，他也就顯得真正希望公平地對待他了。

在所有那個世紀的偉大作家中，巴朗特只有對孟德斯鳩表現(xiàn)了真正熱忱的崇敬情緒。這也是很自然的，因為在他身上他看到了一些他自己的品質(zhì)。孟德斯鳩不是那種信筆寫作的普通作家；他和巴朗特一樣，是一個官員、高級官員，是一個有名的律師，他不得不考慮自己的尊嚴地位和典范作用。巴朗特說道：“孟德斯鳩院長不處于文人所珍視的那種自由自在的地位，這種地位可能對文人的才能和性格是有害的。”從他對這位與皇帝對立的帝國官員的這種巧妙而又自相矛盾的話，人們可以感到他是在謹慎地為自己剖白。但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巴朗特高度評價孟德斯鳩是沒有錯的。他同期的其他作家才氣比他大，但孟德斯鳩由于準確地了解現(xiàn)實生活，了解官場和政府的情況，他有深刻的見地，這是別人所缺乏的，他比較溫和，本世紀初葉人們對這一點是很珍視的。孟德斯鳩身上他所贊賞的許多東西，要是出現(xiàn)在別人身上，他是會強烈地指責的。他請讀者把孟德斯鳩的作品《法意》和更早一些時多瑪寫的一本同一題材的書加以比較，以便看出孟德斯鳩在哲學上取得的進展。孟德斯鳩對宗教有適當?shù)淖鹁矗瑓s又認為這是一件次要的事。

他對狄德羅偏見最大；在評價他時他表現(xiàn)得心胸極端狹隘；狄德羅的急躁和粗暴使他看不見他的天才。一個天才憑沖動行事，總使人想到一種自然力的突然發(fā)作，這一點是巴朗特和他所屬的感到驚恐和幻滅的那一代的其他人都不太理解的。狄德羅看來更容易得到德國人的好感，他們在思想問題上沒有偏見，卻不太容易得到這個時期他自己的過于敏感的同胞們的好感。歌德親自翻譯了《拉摩的侄兒》，黑格爾在他的《精神現(xiàn)象學》中對此作了詳細的論述。而巴朗特卻對狄德羅不停地放肆地攻擊宗教使勁地加以譴責，對他作了這樣的概括：“他內(nèi)心深處熾熱而混亂，他的頭腦像沒有柴的一盆火，他的才能放射出一些光亮，但他從未系統(tǒng)地加以運用?！边@位對自然有極其深刻了解的十八世紀作家，受到年輕的理想主義者的輕視，也是很自然的。

在十九世紀的審判臺前被點到的最后一個十八世紀作家是盧梭，他必然是巴朗特喜歡的。他是這些作家中唯一重感情的人，而新的世紀一開始就重感情。在他們中間他也是最孤單的一個，而新的世紀正欣賞這樣一個與世隔絕的人。他和那些哲學家及百科全書派是很不相同的；他的性格是由一種奇特的不愉快的生活形成的；社會和公眾輿論對他沒有影響。他沒有家庭、朋友，也沒有地位和國家，他在世上游蕩。他在文壇上一出現(xiàn)就譴責社會，而不是去討好它；他不僅不向公眾輿論屈服，而且還設法去改變它。他的努力是獲得成功的，而在別人獲得好感的地方，他卻激起了熱情。所有這些巴朗特肯定是喜歡的。只要把巴朗特對盧梭的看法和他的朋友斯塔爾夫人二十年前發(fā)表的看法比較一下，就可以看出對前一世紀精神的反動有了怎樣的發(fā)展。他詳細地談到了盧梭生活的不純潔之處和他性格中的缺點，這本身完全是有道理的，他在這方面的批評和斯塔爾夫人的熱情辯護形成了自然的對比。他對盧梭政治學說的嚴峻看法是他的比較成熟、比較有批判力的思考的結(jié)果，而斯塔爾夫人在這方面卻婦女式地努力為這些學說辯護。但是對于盧梭宗教改革的努力，他理解得遠沒達到她的水平。他反對著名的“信仰自白”、反對所謂“自然宗教”的主要理由是，這是一種沒有公眾禮拜的宗教。他說道，“這一點也是不足奇的，因為像盧梭的那種沒有行動的道德觀，必不可免會引起沒有禮拜的宗教?！庇捎谒恼摂嗤鶅A向于維護現(xiàn)存事物，這個自由思考的評論家竟發(fā)展到為教會反對盧梭的一貫做法進行辯解。

巴朗特的這種狹隘和不公道，也和后二十年間其他自由派作家的一些謬見和曲解一樣，根子就在于正在傳入法國的精神哲學，這種哲學經(jīng)過不少抵抗，成了統(tǒng)治思想，實際上在庫桑及其學派的努力下，被抬高成了國家哲學。如果這個哲學僅僅滿足于盡可能清楚和令人信服地發(fā)展它的理論，它會像所有其他哲學一樣，會引起人反對，但不會招致敵視和厭惡。然而它的倡導者們從一開頭，在每一個它傳入的國家，都表現(xiàn)出了不科學和不吉祥的傾向。他們與其說是努力證明他們的理論，毋寧說是為這些理論的道德和宗教傾向辯護。他們不是去駁斥他們的對手，而是以多得多的力量去證明他們沒有對高尚事物的感情，沒有崇高的熱情，沒有責任感和熾熱的感情。

斯塔爾夫人對感覺論的擔心，不是擔心這一哲學本身，而是擔心它產(chǎn)生的后果。這位心胸高尚的女人，盡管熱愛真理，在哲學上不過是一個半瓶醋的愛好者，她只是天真地擔心信奉感覺論的心理會使人毫無抵抗地向拿破侖的暴政屈服；因此，出于對自由的熱愛，她起來反對它，巴朗特作為一個男人，沒有她的這些理由。但他也感覺到，笛卡兒和萊布尼茲不僅是偉大的思想家，而且是玄學中代表“善”的人，就仿佛玄學中也會談道德原則似的。他評論道：“可能有時候他們在迷濛的地帶也會迷路，但至少他們是力圖向上的；他們宣講的東西和我們深入思考自己問題時產(chǎn)生的想法是一致的；這條道路必然通向最崇高的科學，通向宗教和倫理學?！彼又枥L人們?nèi)绾萎a(chǎn)生厭煩情緒，不再跟他們走，轉(zhuǎn)而走上洛克和休謨的道路，他們的學說他不是描繪成一種自相矛盾但卻有一定道理的片面性的東西，而是描繪成人性墮落的產(chǎn)物，是糟?？茖W。他認為，人們不僅有道理地并且“憤怒”地反對斯賓諾莎(還有霍布斯)，是很自然的。

他把經(jīng)驗主義者的理論和康德的著名論斷加以比較。康德認為領會力的純概念的源泉存在于靈魂的本性之中，天生的基本的宗教觀念所有民族和任何時代都有。他說，在任何時候和任何地方都有人相信來生，尊敬死者，埋葬死者，堅信死者的生命并未就此結(jié)束，最后他們還相信，宇宙有開始的時候也有終結(jié)的時候。這些在他看來，正像貢斯當?shù)目捶ㄒ粯樱菢?gòu)成宗教堅實基礎的精神因素。他不知道，這些因素還可以分解為更簡單的和宗教感情毫無關(guān)系的因素。因為，他并未自由、獨立地進行考察，只是覺得繼承他所謂的“崇高哲學的光榮遺產(chǎn)”是榮幸的。

對于把道德置于經(jīng)驗基礎上的努力，他也以類似方式進行了抨擊。他說道：“人們不是從存在于所有人們心中的正義感和同情心出發(fā)，卻企圖把道德觀建立在自我保存的本能和功利考慮之上。”他顯然完全不能理解，是一種深刻的哲學本能促使對立派的思想家們?nèi)グ颜x感分解為最原始的因素，并說明它是怎樣起源及如何形成的。他只是用猛烈的憤怒的語言說明用這種方式不可能導致天啟教，“懷疑論早已否定了對神的證明。”就是同一個曾經(jīng)贊揚孟德斯鳩的《波斯人信札》、贊同這位作者把宗教說成是次要的事的人，盡管有著當時常見的半心半意的態(tài)度，卻對經(jīng)驗論哲學家企圖發(fā)現(xiàn)構(gòu)成正義感的因素，感到震驚。因此，我們在巴朗特身上看到愚蠢地玩弄sensualism這個名詞的雙重意義的開端，這個詞在以后整個世紀中將成為虛偽和卑鄙的人手中的一個武器——這個詞有時用來作為感覺論哲學的名稱，有時表示耽于聲色，或者用來代表人生目的就是追尋聲色之樂的那種哲學。巴朗特和庫桑一樣，為本世紀頭幾十年在法國流行的膚淺的不科學的唯靈論辯護，認為它是鼓勵品德和道德的哲學。

斯塔爾夫人為巴朗特的書在當時的報紙《法蘭西信使》上寫過一篇評論。新聞檢查官禁止發(fā)表，但晚些時候又沒作改動地刊印了。文章只有三頁，但單是這一點就足以使評論家看出作者的天才了。她開頭說了一些熱情的話，贊揚這位青年作家的成熟和罕見的穩(wěn)重態(tài)度，只是對他還沒有盡情談他的印象感到遺憾，并提醒他說克制并不永遠說明有力量。接著就仿佛一道亮光閃過，她透過這本書的偶然的個人的優(yōu)缺點看到了新世紀的思想特征。在考慮這部作品的時候，她似乎突然鮮明地看到，滿懷著愉快的改良勁頭的她，不過是前一個堅信進步的世紀的產(chǎn)物。巴朗特的書在她看來預示著過渡階段已經(jīng)結(jié)束；她在書中看到的對現(xiàn)狀的憂郁的無可奈何的態(tài)度、那種宿命論和對既成事實的尊重使她感到驚訝。她看出，這種對環(huán)境壓力的憂郁的無可奈何的態(tài)度將是新時代的特點之一；她預感到新時代的哲學將在很大程度上包含這樣一種論證，即現(xiàn)實的就是合理的。她似乎以天才的遠見看出了，“現(xiàn)實”這個詞將證明是多么模糊，這句話將會造成對于現(xiàn)實環(huán)境的多么大的盲從。她以下面帶有先知智慧的話結(jié)束了她的評論：

“十八世紀過于絕對地宣布了原則；十九世紀可能會以過于無可奈何的態(tài)度來解釋事物。十八世紀相信事物的本性，十九世紀只相信環(huán)境的力量。十八世紀希圖控制未來，十九世紀卻僅限于努力去了解人類。這本書的作者或許是第一個明顯地帶有新世紀色彩的人?！?/p>

這番話的文體和內(nèi)容都是同樣引人注目的。斯塔爾夫人熟悉的杰出人物中間，巴朗特是最年輕的一個，但沒有一個像他那樣清楚地擺脫了前一個世紀。別的人都紛紛離開十八世紀這艘正在下沉的船，登上十九世紀的船，一點點地裝上所有該帶上的貨物和糧食種子；但這艘新船仍然靠在破船旁邊，靠得緊緊的。是巴朗特割斷了纜繩，把它送進了廣闊的海洋。

1. 詹森派是天主教的一個教派；詹森(1585—1638)為荷蘭神學家。
2. 馬札林(Jules Raymond Mazarin，1602—1661)，法國大臣，后任紅衣主教，由于征稅等問題，和議會發(fā)生多次沖突。佛隆德(the Fronde)，義為“投石黨”，指1648至1653年間法國貴族和議會聯(lián)合反對馬札林的政治勢力。
3. 黎希留(Armand Jean du Plessis de Richelieu，1585—1642)，法國政界鐵腕人物，曾任紅衣主教，對貴族進行壓制，加強了王室的權(quán)力。
4. 馬布里神父(Abbé de Mably，1709—1785)，法國哲學家和歷史學家。
5. 貝亞爾(Pierre Terrail，Seigneur de Bayard，1473—1524)，法國著名軍人。杜·蓋斯克朗(Du Guesclin，1320—1380)，法國軍事領袖。
6. 艾帕米儂達斯(Epaminondas，卒于公元前362年)，希臘將軍。里昂尼達斯(Leonidas，卒于公元前480年)，斯巴達王，波斯入侵時，率三百戰(zhàn)士堅守關(guān)口，英勇戰(zhàn)死。
7. 帕特洛克勒斯為荷馬史詩《伊利亞特》中人物，希臘英勇戰(zhàn)士，在攻打特洛伊城時犧牲。
8. 庫桑(Victor Cousin，1792—1867)，法國哲學家。
9. 參閱《法國文學簡介》第213頁。(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