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伊迪絲·伊頓——種族歧視污泥中的水仙花
Edith Eaton: Narcissus Rooted in the Mire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
19世紀與20世紀的一些西方文學女性為了獲得男權社會的認可，往往在作品上注上筆名以掩飾自己的性別。而在“黃禍”論氣焰囂張的20世紀初，一位美國女性作家卻公然以一個非常中國化的筆名“水仙花”來表明自己的亞裔血緣，這種舉動不能不令人欽佩她的勇氣。伊迪絲·伊頓（1865—1914）是北美第一位華裔職業(yè)作家。[56]她與那些以筆名來掩飾自己真實身份的女性作家用意不同[57]，其筆名恰恰披露了她的異族血統(tǒng)，成為“一種獲得種族真實性的手段，并用來支撐其以描繪種族主題為主的寫作生涯”[58]。自1896年起，伊頓創(chuàng)作的關于華裔或歐亞混血兒經歷的故事和文章陸續(xù)出現在美國和加拿大的雜志和報紙上。1912年，芝加哥的A.C.麥克勒格書局將她的37篇故事輯集出版，并以第一篇故事《春香夫人》（Mrs．Spring Fragrance and Other Writings）作為故事集的題目。這是伊頓發(fā)表的唯一作品?！洞合惴蛉恕烦霭鎯赡曛螅令D去世。伊頓對于美國文學的重要貢獻在于她對20世紀初美籍華人和歐亞混血人生活的真實刻畫，她是第一位涉及這一主題的華裔作家。[59]伊頓不僅是華裔美國文學當之無愧的拓荒者，也是華裔美國女性文學的創(chuàng)始人。
伊迪絲·伊頓是歐亞混血兒，父親是英國人，母親是中國人。19世紀50年代，其經商的父親到了中國，遇到一位溫柔賢淑的中國婦女，兩人結為連理。返回英國后，這對異族通婚的夫婦飽受社會歧視，于是舉家移民到加拿大的蒙特利爾。生于英國的伊頓在這個有14個子女的貧困但溫馨的大家庭里長大。她很早就出外工作，從事過速記員、排字工、記者、秘書等工作以補貼家用，于1898年搬遷到美國。伊頓家的子女都沒有學過中文，而且伊頓的相貌幾乎顯示不出來她的中國血統(tǒng)，但她逐漸對母親的民族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她公開了自己的亞裔血統(tǒng)身份，以手中之筆為亞裔社群仗義執(zhí)言，在許多報刊上發(fā)表了關于華裔美國人的故事和文章，贏得了華人的充分肯定。她在《葉子》一文中高興地指出：“一天當我讀到一位住在紐約的華人寫的文章時，我歡欣鼓舞。他在文中稱美籍華人對水仙花堅定捍衛(wèi)他們利益的義舉永遠心懷感激?！?sup >[60]為了表達這份感激之情，蒙特利爾和波士頓的華人社區(qū)在水仙花去世后，在她位于蒙特利爾的墓前立了刻有“義不忘華”字樣的碑石。
值得讀者回味的是，伊迪絲有一位妹妹也是作家，卻選擇了與她完全相反的寫作策略。溫妮弗萊德·伊頓（Winnifred Eaton）按照文學市場的游戲規(guī)則行事，充分利用白種人無法區(qū)分日本人和華人這一條件假扮日本人身份從而獲得美國社會認可。[61]為了修建鐵路而大量輸入的華人勞工在鐵路完工之后的19世紀末20世紀初涌入勞動市場，他們因對白人形成了經濟威脅而被仇恨，飽受排擠和欺壓。而日本在1895年打敗了中國，1904至1905年間又戰(zhàn)勝了俄國，令美國人刮目相看。溫妮弗萊德深知日本人在白人的眼中享有比起華人更高的地位，因此虛構了自己的生活。[62]她取了一個日本味道頗濃的筆名小野（Onoto Watanna），聲稱自己的出生地為長崎，母親為日本貴族。在1902年出版的《紫藤之戀》（The Wooing of Wistaria）一書的封面上有她一張身著和服、把頭發(fā)梳成流行日本發(fā)式的照片。與只出版了一部短篇小說集的姐姐相比，她的成功令人矚目：第一部小說就引起廣泛的注意；第二部小說極其暢銷，不僅再版好幾次，還被翻譯成好幾種外語，并改編為百老匯舞臺劇。她之后的多部作品都是由知名出版社發(fā)行的暢銷書，而她的成功還使她在1924年至1931年間獲得為好萊塢環(huán)球制片廠撰寫電影腳本的職位。兩姊妹一個表明身份、而另一位隱瞞身份的做法為我們了解當時女性的文學創(chuàng)作生態(tài)環(huán)境提供了有趣的例證。
伊頓創(chuàng)作的20世紀初，是美國社會經濟急劇發(fā)展的時期。美國人急于將領土不斷向西部推進，而華工在美國西進運動中功勞卓絕，在美國橫跨大陸的鐵路修建過程中發(fā)揮了重要作用。但1869年鐵路竣工之后，占修建鐵路勞工90%的華人涌入勞動市場，在美國社會引起恐慌。[63]華人在19世紀70和80年代中在西部各州受到令人發(fā)指的惡劣待遇。美國白人畏懼華工在勞動力市場上的競爭，不僅僅出于經濟的考慮，一個更為深層的顧慮是基于在他們眼中屬于劣等民族的華人的道德水準認識，以及華人進入美國社會后將會帶來的亞洲人與盎格魯-撒克遜人通婚的潛在種族混雜的危險。在這種前提下，美國制定了一系列排斥華人和禁止通婚的法案，以限制亞洲人口在美國的增長與繁衍。1882年出臺的歧視性排華法案使得華人移民的數量急劇減少，直到60年之后才廢除。伊頓曾經寫過一篇自傳文章《一位歐亞混血兒的回憶拾零》（1909），回憶了飽受歧視的自身經歷。正是這種作為被歧視民族的痛苦經歷，促使伊頓對于這種不平等的社會現象進行了深刻反思，開始了對種族歧視的鞭撻和種族平等的呼吁。
作為歐亞混血兒，伊頓從小就感受到自己獨特文化身份給生活帶來的沖擊。她在自傳中描述道，“每當我回憶起童年時，就想起自己四歲的那一年。我走在英國的一條林蔭小道上，聽到走在后面的保姆告訴另一個保姆我的母親是中國人。‘哦，天哪！’那個保姆驚叫起來。她轉向我，好奇地將我從頭到腳打量一番。然后兩個女人湊在一起竊竊私語起來……”[64]不僅如此，伊頓還不斷受到來自白人兒童的人身攻擊。這種對于華人的歧視和欺辱使她逐漸從情感上與母親的民族更加靠近，最終選擇將自身命運與華人族群捆綁在一起。她將自己視為其中一分子，為這一民族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而義憤填膺、搖旗吶喊。她在自傳中提到，一次聚會時，主人和其他客人在不知道她身份的情況下，以極不友好的態(tài)度談論華人。經過短暫的猶豫，她挺身而出，公開了自己的華裔身份，當面抨擊了他們的反華言論。之后不久她便離開了這個城鎮(zhèn)。
與日俱增的華人情結在伊頓作品中得到了充分體現。伊頓的文學抱負就是“為了揭示在美華人的真實面貌，排除美國人心目中根深蒂固的關于他們弱點的錯誤印象，展現他們值得夸耀的眾多優(yōu)秀與高貴品質”[65]。但要將華人的真實面目展現給美國社會不是一件輕松的事情。她1903年寫給《世紀雜志》的副主編羅伯特·安德伍德·約翰遜的信中談到，“我讀到過許多美國作家創(chuàng)作的聰明有趣的中國故事，但是我覺得這些作家都離華人很遠，在多數情況下華人僅被當作是個‘笑話’”[66]。作為華裔美國文學的拓荒者，水仙花在寫作中沒有現成的文學傳統(tǒng)可以繼承，也沒有現成的榜樣可以仿效。如評論家索爾伯格所指出的，伊頓在選擇與華人認同并創(chuàng)作關于他們的作品時，發(fā)現自己孤軍奮戰(zhàn)在尚無現成模式的領域里。[67]伊頓從傳統(tǒng)文學創(chuàng)作模式中汲取了一定的養(yǎng)分，開創(chuàng)了自己的敘事方式和故事題材，來講述她所知道的真正的美籍華人。《春香夫人》分為兩部分，前17篇故事被冠于《春香夫人》的題目，而后20篇故事被稱為《華人孩子的故事》。水仙花的觀點集中反映在為成人創(chuàng)作的故事里。應該說，伊頓的作品基本沿襲了當時流行的情感小說創(chuàng)作模式，在創(chuàng)作手段和思想深度上略顯不足，在藝術水準上與同時代的文學大師們相比的確有些遜色。但如1912年《紐約時報》的一篇書評所指出的，“伊頓小姐在美國小說史上書寫了新的篇章……這樣做是需要勇氣的。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她對于自己所創(chuàng)作主題的不同尋常的知識彌補了她藝術手段上的不足”[68]。伊頓以自己對于種族歧視和文化沖突的切身體會，開辟了一片新的疆土。她的作品在反映這一主題時，顛覆了傳統(tǒng)文學中以白人為中心的模式，把白人移到了邊緣、成為外人或他者，而把華人置于自己作品世界的中心位置，表現了她對當時文學傳統(tǒng)中所描繪的白人與華人關系的直接挑戰(zhàn)，開拓了在19世紀末主流美國意識和文學中被認為是未開化和異教徒的華人自我展現的嶄新方式。[69]伊頓的傳記作者安妮特·懷特-帕克斯也認為，伊頓的作品有兩個方面必須予以重視：一是對于傳統(tǒng)族裔文學中位置的倒置，也就是把華裔美國人、而不是白種美國人置于作品視野的中心；二是對于性別優(yōu)先權的倒置，也就是把女性、而不是男性置于被描繪的華裔美國群體的中心。[70]更準確地說，作為一個生活在文化邊緣的人，一個特定族裔的他者，伊頓自身的文化身份使她超越了東方和西方、白人和黃種人、男人和女人的狹隘定義，將筆觸延伸到對于人——無論是華人、女人還是下層人——的身份和生存狀態(tài)的探討。她曾說，“從本質上來說，所有的人都是一樣的”[71]。
伊頓筆下的華裔美國人：文化沖突與種族歧視的犧牲者
文化沖突是水仙花創(chuàng)作的最主要主題。短篇小說集《春香夫人》不僅提供了對于當時美國華人文化的現實主義描寫，也從多層面批評了世紀之交美國社會強加于這種文化的苦難和剝削。由此看來，水仙花的故事不是為了溝通不同文化，而是對整個種族主義意識形態(tài)的挑戰(zhàn)。[72]其作品不是強調華人和白人的“一致性”或相同之處，而創(chuàng)造了一種可見性、一種聲音，最終在藝術世界里為美籍華人取得了一種在現實生活中被否決了的統(tǒng)治地位。[73]
在這個故事集里，《春香夫人》是一個分量并不算太重的故事。它講述了一個華人丈夫是怎樣慢慢理解自己美國化了的華人妻子的。發(fā)人深思的是，水仙花通過故事中的對話巧妙地披露了美國這個鼓吹平等自由的社會里的殘酷現實。在春香先生與一位白人朋友的談話中，那位朋友說，所有的美國人都是王子和公主，而“一個外國人一旦踏上美國海岸，他就變成了貴族”?！澳敲次冶魂P在滯留所的兄弟呢？”春香先生反問道。春香先生的話顯然讓這位白人朋友感到尷尬。“我們真正的美國人是反對這樣做的，它違背我們的原則?！贝合阆壬S刺地說，“那么我向被迫去做違背他們原則的事情的真正美國人表示慰問”。不言而喻，這位好心的鄰居沒有把春香先生視為像他一樣的“真正”美國人，而春香先生對種族歧視的社會現實比他的鄰居有著更為深刻的認識。
在另一個故事《自由的國度》中，水仙花批判了排華法案如何使得華工長期享受不到家庭生活，而且又為他們的家庭團聚制造障礙的。麗珠帶著還沒有見過父親的幼子來到美國，與丈夫相聚。當船靠近碼頭時，她內心充滿了對于在美國這個自由國度里生活的憧憬。她告訴自己的兒子，這就是他父親發(fā)財的地方?？杀氖?，美國這個自由的國度帶給她的不是美國夢的實現，而是一場夢魘。移民官員把她在申請移民之后在中國出生的兒子作為非法移民扣押了起來，理想破滅了的麗珠在美國親身體驗了將母子分離的法律。這種不公正的法律又因為移民官員自己的私利而使移民更加無助和不幸。最大的不幸在于，在母子最終于10個月后得以團聚后，幼小的孩子已經不認得自己的母親，親情遭到了無情的踐踏。這種造成種族之間緊張關系的排華法案的出臺，為美國這個自由國度的性質劃上了一個大大的問號。
《新世界里的明智之舉》和《寶珠的美國化經歷》兩個故事再現了華人女性進入一個陌生國度后所經受的巨大壓力?！缎率澜缋锏拿髦侵e》講述了華人吳三貴與妻兒在美國的團聚。與美國化了的春香夫人不同的是，新到達美國的寶琳拒絕融入新的文化。對她來說，美國缺乏明智，因為它造成了丈夫和兒子與她的隔閡，以及丈夫的美國朋友埃達·查爾頓對她婚姻的威脅。來自一個男女授受不親的國土，寶琳對于埃達在已經美國化了的丈夫生活中的角色充滿疑惑，而丈夫對于埃達的親切態(tài)度更使寶琳百思不得其解。遺憾的是，埃達·查爾頓在文化差異方面的無知使她在與寶琳的交往中無法明白寶琳的感受。寶琳對異族文化的強烈抵制最終導致了悲劇的發(fā)生。寶琳在丈夫要把兒子送到美國學校就學前夕毒死了兒子，以阻止他也像丈夫一樣被美國化，以及最終與她的隔閡。盡管寶琳的行為令人震驚，但它表現了陷于絕境的寶琳堅持把兒子從新文化的魔掌下救出來的決心。水仙花通過這個故事說明，早期來到美國的華人的美國化使他們與自己的親人有了巨大的隔閡，這種隔閡最終也毀掉了他們的親人。同樣，在《寶珠的美國化經歷》中，寶珠的丈夫萬林福也是一位美國化了的男人，他也有一位美國白人女性朋友埃達·雷蒙德。萬林福與包辦婚姻的妻子成親之后，把她移民到了美國，還想按照埃達·雷蒙德的樣子塑造自己的妻子，甚至讓她換上美式服裝。寶珠心里十分抗拒，不懂丈夫為何不讓她使用筷子，而去操縱笨拙可怕的美國器具。寶珠同樣對于丈夫與埃達的關系心懷憂慮，而萬林福竟然還堅持在她生病時讓一個男性白人大夫為她醫(yī)病。但寶珠對于美國化的抵制沒有寶琳那么激烈。她將悲哀藏在心里，在中西文化的沖突中變成了失語者。寶珠誤認為丈夫在心里更想與埃達結為夫妻，而從丈夫身邊逃走。直到這時埃達才認識到自己為寶珠造成的情感壓力，而萬林福也試圖與妻子和解。在這兩個故事里，水仙花生動地表現了文化差異對新移民、尤其是對于從傳統(tǒng)的中國社會剛踏上美國國土的女性造成的種種壓力。先前到達美國的華人男性已經內化了美國人的自由思想和觀念，他們在美國社會中已經有了自己的事業(yè)，甚至交上了美國朋友。而對于他們在中國足不出戶的妻子來說，美國是一個充滿陷阱和危險的地帶。美國化過程帶給她們的只有難以忍受和難以言說的巨大痛苦。
在《帕特與潘》中，水仙花又一次涉及社會建構的文化身份以及強加給華人和歐亞裔人的他者身份。一位名叫安娜·哈里森的白人傳教士在華人社區(qū)里看到一個名叫帕特的白人男孩，而讓她感到驚愕的是這個男孩只能說漢語。原來，帕特的母親在病危時將兒子托付給了一對華人夫婦，他們把帕特和自己的女兒潘一起帶大。哈里森決心讓這個男孩回歸他的“自然”文化身份。水仙花在這個故事中創(chuàng)造了帕特和潘的兄妹情誼與安娜·哈里森的文化視角之間的情節(jié)張力。[74]對于還沒有被種族化觀念同化的兒童來說，他們的膚色差異并沒有給交往帶來任何障礙，帕特之前也沒有對自己的身份有任何質疑。哈里森完全無視帕特被華人社區(qū)收留并被撫養(yǎng)長大這一事實，堅持要讓帕特學會他的“母語”，執(zhí)意使他回歸美國文化身份。這一舉動揭示了她對于華人文化傳統(tǒng)的藐視態(tài)度。而收養(yǎng)帕特的華人夫婦的舉動恰恰表現了超越種族界限的親情的可能性。他們向白人孩子伸出了同情的手，將他視為己出，撫養(yǎng)成人。盡管帕特在華人家庭里享受著和潘一樣的親情，但這對華人夫婦無法阻止帕特被從自己家里領走。很快，在白人社區(qū)觀念的熏陶下，帕特開始排斥曾經養(yǎng)他疼他的華人家庭和社區(qū)。當他又一次遇到曾經情同手足的潘時，他竟然把她從身邊轟走。潘無奈地哀嘆道，可憐的帕特不再是華人了。通過這個故事，水仙花深刻地揭示了世紀末美國的社會現實。白人，即使是出自好意的白人，從來沒有把華人看作與自己同等的公民和這個國家的真正組成部分。社會建構的文化身份無法創(chuàng)建和諧的社會環(huán)境，而只能營造種族歧視的社會氛圍。
伊頓筆下的女性：文化的主體身份
如果說水仙花筆下的男性都是為了發(fā)財才來到美國的，那么許多女性則是因為遠在大洋彼岸的丈夫的需要才來到這片國土上的。[75]在這些女性之中，除了對美國文化持強烈反感態(tài)度的，也不乏深明大義、真正接受美國文化中追求自由和平等的思想的女性。
在故事《下等女人》中，白人女性是通過華人婦女春香夫人的調解才真正認識到自己的。春香夫人的朋友勞拉無法與自己相愛的男人結婚，因為她的父母已經將她許配給校長的兒子。通過春香夫人的調停，兩人才最終得以喜結連理。卡門夫人的兒子與出身卑微、自食其力的艾麗斯·溫斯洛普相愛，遭到她的強烈反對。她希望兒子能夠娶門當戶對的伊夫布魯克小姐為妻，因為伊夫布魯克小姐出身上流社會，還受過良好教育。當卡門夫人的兒子向心儀已久的艾麗斯求婚時，遭到艾麗斯的斷然拒絕。她告訴他，如果他的母親認為她配不上他的話，她是絕對不會嫁給他的。伊夫布魯克小姐對艾麗斯充滿同情和欽佩，她承認，自己雖然被稱為美國的上等女人，但比起艾麗斯來，只不過是個幼稚的女學生。在春香夫人的勸說下，卡門夫人最終接受了艾麗斯。春香夫人義正詞嚴地告訴卡門夫人：“如果你佩服我丈夫是因為他是‘一個靠自我奮斗成功的人，，那么你為什么不能接受一個靠自我奮斗而成功的下等女人呢？”[76]春香夫人的話具有雙重意義，在對傳統(tǒng)階級和性別觀念的批判中也包含著對傳統(tǒng)種族觀念的批判。雖然美國人崇拜自由精神，但在這個故事中則是一個具有開明思想的中國女人讓具有傳統(tǒng)思想的美國女人改變了觀點。讓華人女性教育傳統(tǒng)的白人女性，這是水仙花的敘事策略。她歌頌了這些新型的美籍華人，他們才是真正具有進步思想的人。《春香夫人》同樣挑戰(zhàn)了文化傳統(tǒng)，維護了女性選擇婚姻對象的權利。
《一位嫁給華人的白人婦女》和故事的續(xù)篇《她的華人丈夫》都是從一位白人女性的視角敘述的。米妮講述了自己與兩任丈夫卡爾森和劉康海的婚姻生活。與虐待她、鄙視她、最終拋棄她的第一任白人丈夫卡爾森相比，她的華人丈夫劉康海在她對生活絕望的時刻救了她。他尊重她、愛護她、對她體貼有加，展示了高尚的品質。與米妮同族裔的卡爾森沒有帶給她幸福，反而造成了她的災難，而來自異族文化的華人劉康海卻能讓米妮享受到真正的愛情。但是，在一個對華人充滿仇恨和恐懼的社會里，米妮的幸福是無法持久的。水仙花為這個故事設計了一個發(fā)人深思的結尾。劉康海一天晚上被抬回家里，子彈穿透了他的腦袋。殺人他的并非白人，而是他的華人兄弟。由此看來，不僅白人對于異族通婚不能接受，華人對此也耿耿于懷。米妮和華人丈夫的幸?；橐鲎⒍ㄒ徊鹕?。
水仙花在現實生活中目睹了如此多的對于華人男性的反面描繪，因此她在自己的創(chuàng)作中常常以理想化地塑造華人男性角色的藝術手段來為他們呼吁。作為在排華的西方文化中寫作的歐亞女性，水仙花很難采用批判的視角：如果她涉及華人文化中的性別歧視等文化陋習，她就會為西方種族主義對于華人的歧視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所以她在作品中常常通過美化華人男性來宣示對西方種族主義的抗爭。[77]這也是她作品中不得已的文化妥協(xié)策略。
水仙花筆下的歐亞裔人：文化的雙重被放逐者
由于水仙花自己的歐亞裔混血兒身份，她在作品中表現出對于這一獨特社會群體的高度關注和極大同情。在她自身的經歷中，無論在加拿大還是美國，她都逃脫不了華裔和歐裔北美人對于歐亞裔混血兒的敵意。這種缺乏歸屬感的現狀使水仙花感慨萬分，她曾說，“我終究不屬于任何一個民族群體，而且也不急于自命為哪一方”[78]。水仙花把自己的身份視為不同民族之間的邊界。如果邊境是不同文化相遇的邊緣，那么對水仙花來說，它就是一個中立地帶，一個沒有國籍的地方，一個“自我主義”的地方。最終，當她意識到自己特殊的文化身份時，她試圖通過置于東西方的中間地帶兼顧兩者，并試圖通過假定一個基本的自我來超越“悲慘的歐亞裔人”的命運。[79]
水仙花反對美國和加拿大對于華人的種族歧視政策，對歐亞混血兒受到的惡劣待遇深表同情。不幸的是，他們被白人和華人同時放逐，無論在中心還是邊緣都沒有存在的位置。這種雙重放逐使得水仙花成為華裔美國文學的一個引人注目的先驅者。水仙花認識到自己特殊的文化身份以及這種身份所帶來的文化孤立，因此她把寫作視為一種根據自身經歷建構社區(qū)以逃離被放逐命運的方式。[80]水仙花意識到華人與英國人和美國人同樣具有偏見，為自己的孤立處境設想了一種激進的解決方式：“只有當全世界都成為一家人時人類才能夠耳聰目明。我相信終有一天世界的很大一部分會是歐亞混血人。我為自己是一個開拓者而感到歡欣鼓舞。一個開拓者應該為所遭受的磨難而感到光榮。”[81]她的這種解決辦法就是根據自己的模式創(chuàng)建一種全球大“家庭”。這種解決身份分裂的方式，不是對于種族純潔的期盼，而是以自己的家庭這個微觀世界作為宏觀世界的模式。民族身份終有一天會成為懸而不決的事情，因為多數人會成為歐亞混血兒。[82]
在故事《搖擺不定的形象》中，年輕女子潘曾因為自己的種族身份而猶豫和痛苦，但是她最終做出了抉擇。淺膚色的潘在自己的白人母親去世后，跟著華人父親住在唐人街。即使她與其他華人相貌不同，但她從未為此感到與他人有何區(qū)別，一直過著寧靜的生活，直到后來遇到年輕的白人記者馬克·卡爾森?？柹ο蛩噍敯兹宋幕挠^點，而對卡爾森的朦朧愛情使她第一次對自己的文化身份產生懷疑，態(tài)度開始搖擺不定。她對這位向她表示好感的白人給予了充分信任，因為卡爾森是她的第一位白人朋友。但卡爾森的目的竟然是利用她來了解唐人街華人的生活，并且通過發(fā)表惡意中傷的文章傷害了她所熱愛的華人。在對于愛情和自己社區(qū)的忠誠之間曾經猶豫不決的潘，在事實面前看清了卡爾森的真實面目。為了得到一個故事可以出賣自己靈魂的卡爾森的所作所為就是要讓潘出賣她的靈魂，愛情的代價竟然是對自己文化的背叛。潘對于自己在此事中扮演的角色感到恥辱，也懂得了自己不能既是華人又是白人，從而堅定了自己的文化歸屬。水仙花在故事中融入了自己的經歷，描繪出歐亞裔混血兒對民族身份的追求和認同。結論是顯而易見的，在一種種族隔離的文化氛圍中，一個混血兒無法長期生活在兩種文化的交界處，她最終只能作出選擇。
在《一位嫁給華人的白人婦女》和故事的續(xù)篇《她的華人丈夫》里，米妮也對自己混血兒子的未來充滿了憂慮：“當他站在我和他父親的中間，他既像又不像我們，之后他也會這樣站在我和他父親的族人之間。如果他們之間相互沒有好感和理解，我兒子的命運又會怎樣呢？”[83]米妮的華人丈夫的回答是斬釘截鐵的，“我們要把他帶大，使他為自己的中國血統(tǒng)感到驕傲；他不會畏懼任何人，而混血的名稱也不再會被人蔑視”[84]。故事表達了對于文化和諧的良好愿望。不幸的是，水仙花在自身的經歷中得出的慘痛教訓是，華人經常也同白人一樣心胸狹隘，許多純血統(tǒng)的華人對她這樣的歐亞混血兒也是歧視的。她曾經談到過一個與白人訂婚的混血女子。她在拒絕了那個白人男性九次之后與他訂婚，但她坦言自己是華人，還需要贍養(yǎng)自己的父母。雖然這個白人一再表示自己不會介意她的種族身份，但終于委婉地向她提議在他們婚后是否可以讓別人認為她是個日本人。這位女子毅然決然與他分手，并在日記中稱自己再也不會有不忠于自己的感覺。水仙花一生未婚這一事實使得評論家認為這很可能就是發(fā)生在她自己身上的故事。[85]
評論家S.E.索爾伯格指出，“她（伊頓）不是一位偉大的作家，名下僅有一部作品，但是她的努力應該得到認可”[86]。今天看來，水仙花的作品并不具有美國文學經典作品中復雜的心理探討，精湛的創(chuàng)作風格和深刻的思想內涵。但作為敢于站出來為一個受歧視受迫害的民族呼吁的作家，水仙花勇氣可嘉、令人欽佩。著名華裔美國評論家林英美的一段話非常經典地總結了伊頓的歷史功績。她說，“水仙花可能不是流芳百世的作家，但是她的確是那個時代不同尋常的人。作為華人和婦女權利的呼吁者、作為集中描繪了華裔美國人日常生活的作家，她是一個開拓者……以其同情心和現實眼光成為在這個領域拓荒的第一人，而這個領域在湯亭亭于1976年發(fā)表《女勇士》之前一直沒有受到主流文化的重視。水仙花本人就是一個用自己手中的筆桿子反抗偏見、勢利和無知的女勇士”[87]。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伊頓就是一朵真正出自種族歧視的污泥而不染的水仙花，而華裔美國文學如今已經成為美國文學大花園里的奇葩。
水仙花的主要作品：
Mrs. Spring Fragrance and Other Writings, 1912.
鄂公網安備 42010302001612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