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士釗的邏輯文

中國傳統(tǒng)讀書人貢獻于國家民族的，在具體行事之外，主要就是條陳獻策，把自己的政治主張發(fā)表出來，或直接上達人主，或讓盡可能多的人知曉，因此政論文這一體式在中國可謂“古已有之”。唐以后，科舉考試的主要內容“策論”，就是讓考生作模擬性的政論。

傳統(tǒng)政論文的特點是臣子跪在地上向君王上條陳，其地位既不自主，亦不自由。至于政治思想的資源，主要還是皇帝本人的高見，以及歷代圣賢嘉言懿行與良法美意，政論作者只是在“代圣人立言”的前提之下，小心謹慎地提出自己關于某個具體問題的意見，其意見的價值也并不由直接作用于政治運作的效果來檢驗，而系于居上者是否悅納。

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在自身腐敗和外力干涉雙重作用下，中國社會異常動蕩，無論是日薄西山的滿清政府，還是倉促建立的民國，合法性危機都日益嚴重，各種政治設施遭到的反對也特別強烈。在這種情況下，一大批知識分子紛紛站出來發(fā)表自己對于國家民族命運的思考，他們不再是“學成文武藝，貨于帝王家”的傳統(tǒng)士大夫，而是相對獨立于民族國家和團體的現代公民，大多數甚至站在了政府的對立面；他們雖然可能從屬于一定的黨派，但那些并不成熟的黨派無論是公開合法抑或處于地下，都不能對自己的成員進行壓倒性的言論管制，他們發(fā)言的渠道也不再是君主的納諫機關，而是現代民間逐漸形成的輿論界，他們的學術思想的資源也大為拓展，廣泛吸收了西方現代政治歷史的經驗與理論——凡此種種，都使現代政論文作者能夠以獨立人格來發(fā)言，從根本上區(qū)別于傳統(tǒng)的政論文寫作。

在現代白話文小說、詩歌和戲劇尚未出現之前，在翻譯和通俗小說之外，觀點引人而又文采斐然的政論文極受讀者歡迎，成為文壇矚目的中心。晚清到民初數十年間，內憂外患前所未有，人身約束卻相對松弛，因此以個人身份批評政治發(fā)表主張的風氣特別興盛，五花八門的政見和政論家層出不窮，章士釗（1881—1973）就是其中較具特色與影響力的一個。

青年章士釗就讀南京水師學堂時，就曾是學潮領袖，后結識章太炎、蔡元培、鄒容、黃興等著名反滿革命家，益趨激進，尤其擔任《蘇報》主筆期間，發(fā)表和撰寫了大量宣傳排滿革命的文章，還積極從事實際的暗殺和籌款活動，終于不免牢獄之災。出獄至日本后，反思短暫而激烈的政治生涯，深悔“依人談革命”，痛感“黨人不學，妄言革命，將來禍發(fā)不可收拾，功罪必不相償”，決心“苦學救國”，“絕口不談政治”，“當同盟會旗鼓大張之時，正鄙人閉戶自精之候”。他先學英文，悟英文文法與古漢語之異同而作《中等國文法》（1907），繼《馬氏文通》之后深入比較中西文法異同，對日后作文大有裨益。后赴英國，學習政治、邏輯、法律，旁涉文學和歷史，尤喜邏輯，并與中國墨家和惠施、公孫龍之流名辯之學相參證，深有所得，常謂“文自有邏輯獨至之境，高之則太抑，低焉則太俯，增之則太多，減之則太少，急焉則太張，緩焉則太馳，能斟酌乎俯仰多少張弛之度，恰如其分以予之者，唯柳子厚為能，可謂宇宙之至文也！”^（1）章氏是現代中國繼嚴復之后研究西方形式邏輯卓然成家的重要學者，其文也極講究邏輯的嚴密，被稱為“邏輯文”。在社會政治和道德文化方面，則深受西方19世紀自由主義和英國模式的進化論影響，力主道德穩(wěn)定、政治調和、溫和漸進、以農立國。1912年歸國后大量撰寫政論，思想基礎即奠定于四年留英生活。留學期間以“秋桐”筆名投稿《帝國日報》介紹英國政黨政治（多黨內閣制），竟被宋教仁裝訂成冊，作為研究政治的主要參考資料。辛亥革命勝利后回到國內的章氏，已經是一位視野開闊、思想獨立的成熟的政論家了。

回國之初，和在日本時一樣，他堅持不入同盟會，而以普通公民和“司佩鐵特”即旁觀者（spectator）身份，任同盟會機關報《民立報》主筆，在革命甫勝、新政初行、南北爭議的復雜環(huán)境中，堅持獨立議政，一面宣傳英國式的容納異己的多黨內閣制，一面對北方的袁世凱、南方的同盟會—國民黨和當時已經被國人普遍目為反動的立憲派的政見和舉措，進行盡可能公正而直率的評議，很快招致“黨人”一片唾罵，被指為暗藏的立憲派甚至民國的敵人。章氏不屈于眾，憤然去職，另辦《獨立周報》（英文名Independent），鑒于“黨人”給他的罪名是曾經署名“秋桐”投稿立憲派所辦《帝國日報》卻以“行嚴”之名主持《民立報》，隱晦舊惡，別有所圖，他索性在《獨立周報》上“大書‘秋桐’，以示無畏”，第一期就發(fā)表給同鄉(xiāng)好友楊懷中的公開信，通過敘述一段為“黨人”糾纏不休的往事，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場和人格取向。著名記者黃運庸謂章氏“有此文，他文皆可不作。末俗澆漓，惟此足以醫(yī)之”。其書曰：

懷中學長左右：得書知由瑞士抵柏林，此行飽看山水，得詩幾何，以為念也！公見《神州日報》，與弟抗論，頗覺不快，以為政爭生涯，如是如是，恐弟以之灰心。想公決不料新聞記者之卑劣，日甚一日，在今日望公所見《神州日報》，轉在天上也！《民立報》夙為革命黨機關，光復時，聲光最盛，南京政府既立，同盟會人執(zhí)政，南方新聞，群以立憲派嫌怨，遇事不敢論列?！稌r報》至數周不載社論，當時惟《民立報》有作諍友之資地。于右任復以言論獨立頌言于人，弟因緣入該社，與右任要約，務持獨立二字不失，冀于同盟會炙手可熱之時，以中道之論進，使有所折衷，不喪天下之望。此種設想，本不自量，至其心則無他也！自從《民立報》與同盟會提攜之道，不出于朋比，而處于扶掖，弟意有所不可，輒不妄為假借，有時持論，勢不得不與黨人所見，取義互有出入，而卒以此傷同盟會人之心，夫傷其心，宜也，弟決不以為彼等咎！蓋弟非同盟會人，彼毀弟借該會機關傾軋該會，面質右任，何事出此自殺之愚計？并何厚于章某而薄于本黨？如此之語，皆非在情理之外。故彼輩造作誣詞，百計罵弟，弟概置之不問，而獨此等語不得不聽，何也？嫌疑所在，道德上說不過去也！弟既去《民立報》，謗詞復連載十余日不休，若謂中國可亡，而章行嚴之名譽，不可使存。公當不信行嚴返國，胡乃陡增如許聲價！夫天地之大，何所不容！弟涵養(yǎng)工夫雖不如公，此等流言尚能包含下去，故彼等如何毀弟，無取為公述之。惟篤生遺書一通，近發(fā)布于《中華民報》，中詆弟語甚眾，彼等遂引為口實以中傷弟，是不得不有所質于公，冀得公一言以祛煩惑。篤生于公至親，于弟至友，在英時，三人形影相吊，自始未離一步。凡弟有負篤生，公必知之。篤生暮年感慨過多，好持無端崖之論以抹殺人，與吾二人意多不合，此當為公所能憶！弟于篤生，風義本在師友之間，有所論議，因故避其鋒，而篤生輒斫斫不已。一日，以小事哄于弟寓，頓失常度，弟婦吳弱男至為之駭走。弟以篤生忽有此意外之舉，中心痛之，而其事弟亦有失檢處，尤難為懷！譬說之余，至于雪涕！弟生平未嘗為人流淚，獨此次不能忍，此景公親見之，諒未忘也！若而事者，篤生書中俱屑屑道之，罪弟負友，頗為良證。然此尚非同盟會人發(fā)表遺書之意。彼意所在，乃欲實弟為?；庶h耳。原書有“弟疑彼不忠革命，借詞責之，而己乃徘徊梁卓如、楊皙子之間，既在《帝國日報》投稿，《國風報》上復有大作一首，又安足以服其心”云云，凡茲所言，實為篤生末日偏狹之態(tài)，造一肖像，弟實哀之不暇，安忍以其言為過！特未許他人竊之以妄罵人耳！弟與南?？凳衔粗\一面，自弟稍解政治，康之足跡，即不見于國內。且篤生書中，并未及康，以為言者，則《國風報》上曾有大作一首，遂斷其依傍梁卓如耳。所謂大作，乃論翻譯名意，見該報二十九期中，公熟知之。此事弟自始未以為當諱，在《民立報》略談邏輯，首及譯名，并屢引前論，使為佐證，又蔡君爾文至據原論，與弟弛辯，其書赫然在投函欄內，可考也。此于彼等，誠以為最脆弱可攻處，而在弟則固久矣坦然置之！以共和之邦，文網爾密，弟決不愿更爭旦夕之命也！至何以作此文者，則弟在東京，曾撰《雙秤記》小說求鬻，彭希明為攜前半至梁處，支取稿費百元，乃稿未成而弟西渡，逾年，弟狀更窘，意重鬻焉，而前半在梁處，且百元亦無虛受理，乃與梁一通書，并以大作一首寄之，此其大略也。此外與梁有關，則彼創(chuàng)政聞社時，介于徐佛蘇、黃興之，曾在東京晤談一次，特寒暄數十語耳，未及政治，以其時弟以文學自炫，放鄙政治不談，且將西行，亦未遑及之也。此種關系，較之某君（發(fā)書者）與《新民叢報》之親切，實無可言。即較之篤生自身與梁之紀念，亦無可言（楊梁關系為中國革命史上一大紀念誼當為表之）。篤生以此責弟，由于神經刺激過甚，遂乃舉社會一切事情而惡絕之；黃花崗敗后，什匿克之心理尤亢，吾輩日與之習，又是政見不合，因首承其蔽，而為彼病態(tài)動作之目的物焉，殆不足奇！涉思及此，弟固不忍為篤生過！惟弟與梁卓如并無密交，事實具在于是，一覽而知。弟為此言，決不許彼輩妄度弟意，以梁君方為民國不韙之人，而弟必望望然而去之，前此交誼，概置不顧。世風涼薄，此種隨處皆是，弟夙夕痛恨之。弟果與梁君締交彌篤，雖難結于環(huán)薄少年之口，斷不肯以夙夕痛恨者反而效之。匪惟不效，弟猶且用力表出以為翻覆小人激勵！夫梁君自丁酉以還，于舉世醉夢之中，獨為汝南晨雞，叫喚不絕，恒十余年不休，一過迷妄，為彼揚聲叫破者，豈在少量！此今日革命黨人，捫心而自知者也！雖彼未嘗躬親革命之業(yè)，以致為急激派所借口，而平心論事，彼昔年開導社會之功，自有其獨立自存之值，無取與后來功罪相提并論。且立國之業(yè)大矣，所有人才，奚必出于一途，以彼之學之才，移為本邦建樹之資，其所成就，將非余子可望。急激者必欲排而去之，諒是怠與忌之兩念驅之使為，社會之公德心，如是缺乏，此弟與公言之所為長太息者也！推彼等用心，以弟與康梁有秘密交誼，而特畏為人所發(fā)，故陽與同盟會人交歡，裨掩厥跡；今其穢史，出于與弟最昵道德最高之楊篤生，弟必無顏更在民國言說短長焉矣！見地如此淺鄙，真足令人噴飯！弟自葵卯敗后，審交接長江哥弟，非己所長，因絕口不論政事；竊不自量，欲遁而治文學以自見，此凡與弟習者，皆能言之，十年來之革命事跡，與弟無關；此自事實。弟固未圖以是示異，并向何所妄有所稱說。弟茍欲掛革命黨招牌，則昔年談革命于東京，較之上海，尤為太平；何章太炎孫少侯閉弟于室，強要入會，而弟不許？此猶得曰熱心利祿洋翰林非異人任，作黨人終未便也。今民國既建，革命已成，險阻艱難，變?yōu)闃s華，依附末光，此其時矣！胡乃以吳稚暉張博泉于右任之敦勸，而弟不入同盟會，以黃克強胡經武之推挽，而弟復不入國民黨。弟始終持此，自有其一人之見，人盡議其剛愎，盡訾其別有用心，二以明弟不借革命黨之頭銜自重，要為有余！弟被罵甚，革命黨中之知弟者，每舉弟昔年實行諸跡，以謀間執(zhí)，無論彼等可曰弟始革命而終保皇，其口仍不能間執(zhí)也。即間執(zhí)矣，而弟謂大是隔靴搔癢之事。夫民國者，民國也，非革命黨所得而私也。今人深體晚近國民權利，自有為于其國，寧有以非革命黨之故，而受人非禮之排擊者！弟固不為?；庶h，而請讓一步承之，弟固不為政聞社員，而亦讓一步應之，凡此懼不足以使弟生愧怍，退然無動，且正以革命黨貪天之功，于稍異己者，妄挾一順生逆死之見，以倒行而逆施，行見中華民國汩沒于此輩驕橫卑劣者之手而不可俅，愈不得不困心橫慮，謀有以消其焰。吾舌可斷，斯言不可毀也！嗚呼！篤生留英之年，神經亢不可階，往往小故，在他人宜決不經意者，而篤生視與地坼天崩無異；卒至親其所疏，疏其所親，顛倒誤亂，一至于是！諒公聞之，當不禁為之長嘆也！偶有所觸，書之不覺滿幅。若以此書有累篤生盛德，公責言至，亦所樂受。彼手寫遺詩，尚未付印，以正覓舊友作跋，欲并印為一冊。今謗言日至，此舉或不足傳篤生之名，而轉以敗之；故弟頗復悵怏躊躇耳！余不白。士釗頓首。^（2）

楊篤生號叔壬，改名守仁，早期排滿志士，一度任清政府留歐學生監(jiān)督處秘書，因革命屢遭挫折，抑郁譫妄，投海自殺。楊懷中，篤生叔祖，先后留學日本、英國，主修哲學、教育學、倫理學，后經章士釗舉薦執(zhí)教北京大學。三人客居英倫，形影不離，然脾性政見有異，常起爭執(zhí)。篤生死，“黨人”公布遺書，意在借刀殺人，揭發(fā)伏藏，陷士釗于不仁不義。士釗不以死者吐言而緘口，不以“黨人”洶洶而退縮，不以康梁落伍而洗刷嫌疑，一切根據事實，分明黑白，其獨立不遷、無所顧忌、直筆儻論，有如此者。

國民黨反對袁世凱擅權的“二次革命”失敗后，章氏避走日本，仍持言論自由之精神，創(chuàng)《甲寅》月刊（1914年5月），因其英文名為The Tiger，人稱“老虎雜志”，章氏本人則有“政壇文虎”之譽。該刊扉頁明示宗旨：“以條陳時弊、樸實說理為主旨。欲下論斷，先事考求。與曰主張，寧曰商榷”，目的在于“徐徐牖啟民智”，并非針對袁氏進行簡單的政治攻擊。

首期章氏自撰的《正本》，就貫徹了這一辦刊宗旨：

為政有本。本何在？曰：在有容。何謂有容？曰：不好同惡異。

欲得是說，最宜將當今時局，不安人心惶惑之象，爬羅而剔抉之，如剝蕉然。剝至終層，將有見也。

往者，清鼎既移，黨人驟起。其所以用事，束縛馳驟鹵莽滅裂之弊，隨處皆有，國人乃皇皇然憂，以謂暴民終不足言治。群相結合，肆其抵排。有力者利之，從而構煽，鬼蜮萬狀，莫可究窮。黨人不勝其憤，暴起而蹶，如黔之驢，卒為眈眈者斷喉盡肉以去。由今計之，國中不見黨人之跡，幾一年矣。此其得失功罪，自非今日所能論定。惟前之所銜于黨人，而以為暴者，至今宜無有反之。所屬望于黨人以外，而以為治者，至此宜稍稍見端倪焉，此吾人應有之覺心也。而今何如者？

一年以前，似聞人之恒言曰：“有強國之憲法，有弱國之憲法，有亡國之憲法?！彼^亡國憲法，即指臨時約法而言。當時四方之所爭執(zhí)者，在總統(tǒng)大權一點。右之者以為總統(tǒng)而有大權，國即強，否則弱且亡。愚為平情論之，謂彼以大權與強國，併作一詞，意在權朝至而國將夕治，此亦必無之理想，特曰權者為所以強國必由之道耳。然邇者國會滅，憲法草案消，約法之效力久停，今且一如政府之意，以增以削，是元首大權，全然無礙，已非一朝一夕。所謂強國，其效果何如者？雖曰元氣過傷，百端待理，期年三月，斷難有成。然君子之觀國也，不于其治而于其意。一載以還，風聲所播，大略可見。今不言效果而言希望，又何如者？且漫云強國，妄人猶病其夸矣。即自保其弱，懦夫且嫌其難。今只求其僅免于亡，止矣盡矣，則又何如者？

興言至此，最易流于悲觀，發(fā)為過激之論。愚且極力自鎮(zhèn)，除客氣務盡，而唯質之內籀歸納之方，事實既詳，然后著為概說。夫夙昔以為憂者，非外力之深入乎？而今則有加無已也。有加無已，而吾惟解所以媚之，于是媚外之道，亦與之繼長而增高，前清之外務部，宜望塵而莫之及也。夙昔以為憂者，非財力之困乏乎？而今則有加無已也。

有加無已，而吾惟知借債以彌縫之，愈彌縫而愈困乏，愈困乏而愈不得不彌縫，坐是外人益益持吾短長。國款日見押，國產日見消，路礦日見失，甚且土地日見蹙也。夙昔以為憂者，非人民生命財產之危險乎？而今則黃河以南，長江以北，數千里之地，悉蹂躪于豕狼，焚燒淫掠，無所不至。政府傾南北勁旅數萬眾以合圍之，卒莫能克，不僅不能克，時乃兵匪交通，共肆荼毒也。前者南京不毀于所謂亂黨，而毀于所謂國軍，而今則西北之元元，困于匪而又困于兵也。夙昔以為憂者，非行政不能統(tǒng)一乎？而今則內而部自為政加甚也，外而省自為政加甚也，地方財政之不可理加甚也，人民之感其痛苦又加甚也。夙昔以為憂者，非革命之子，起自田間，粗鄙近利，不解政治乎？而今則方鎮(zhèn)大員，莫或識丁，清流之士，四方屏跡。其他販夫走卒、刁生惡胥、革員廢吏之蠅集蟻附，儼然操數萬萬人之生命于其手而惟所欲割，其勢日進而未有已也。夙昔以為憂者，非天下不定，商工失所乎？而今則“兵亂日聞于郡縣，盜賊遍擾于城鄉(xiāng)，商賈不行，農機停業(yè)”。又烈于前也。而且武夫屠伯，奸紳猾吏，日借法律以為殺人之具。人不自保，何意謀生？因之企業(yè)愈停滯，利子愈下落，誠不知伊于胡底也。夙昔以為憂者，非黨禍之烈乎？而今則無京無外，暗斗彌厲；掌政權者非某派不能；掌兵權者非某系莫可；大派之中又含小派，正系之內復分旁系，派派相牽，即系系相抵，恍若國家可亡，派若系不可亂，見象之惡，又非可以言語形容也。凡此種種，隨筆所之，已至滿幅。讀者試思之，此其為說，容有未然者乎？

以是之故，社會心理，乃隨其人之賢否；心之冷熱，力之大小；位之高下，應于時勢以呈其印象。分而驗之，可得言焉。一派則不賢而得勢者也，此將充其欲心與強權之所至，以朘民膏脂而自肥。國家之危亡，彼果知之與否？乃視其不賢之限度以為衡。大凡不賢之尤者，其知之彌真切焉。是故不知者僅以經常之貪量，肆其所圖；而知者轉以猶太富人之思，堅其倒行逆施之志。一派則賢而依勢者也，茲所謂賢，亦有數等。其上自審其政略不能見容，而又不欲遽舍政權，免至時會之來，無能驟進，以故虛與委蛇，俟時而動，此自其光明面言之者也。若黑暗面，則明知天下將亂之機，終不以易其目前榮樂之計，強暴之為，以法律文之，立乎公廷，居然以之指導天下。私居論議，則又抱頭太息，痛陳其不得已，以冀收清議于無形。其在習為奸智者流，則又造作語言，抵排異己，回護亂政，矜為通識。

舉凡貪勢近賄縱欲敗度一切之計，幾無不可張皇粉飾，以號于眾，謂從政亂邦，在理宜然，相習成風，了無愧畏。一派則不賢而失勢者也，此其設心，與不賢得勢者，了無以異。今雖失之，而終日蠅營狗茍，正謀所以復之，而倏得倏失，又小人之所恒有也。又一派則賢而無勢者也，此其人一旦得勢，其行徑亦將與前所謂賢者，宜無不同。然以其失意也，所以昏其智者不烈，而夜氣之存較多，見夫政治污穢，道德淪喪，外禍環(huán)迫，武夫橫行，其不持消極之見，以為中國必亡必亡。而己得過且過者，又十無一二也。

之四派者，雖不足以盡天下人之心，而以概政治上之人倫，大抵不甚相遠。就中不肖而冥頑，全不知國家為何物者不計。只求其有猶太富人之思想以上，則無論賢愚智鈍，窮通上下，又有一共通之覺念。主于其中是何也？即莫明其故，諰諰然?？痔煜轮貌话?，以為變亂之至，無方無時。

吾人既求所以治其國而不得，其次之所當為者，亦惟全吾軀，保吾妻子，艷吾姬妾，華吾輿馬，樂吾摴蒲，縱吾酒食，并充其力之所能至，以攫其所萬不應得之財，預為亡國后之生活計而已也。

夫至全國人舉為亡國之預備，是其國有亡征，無可疑也。所謂亡征者何也？亦如前言，外患益益迫，財政益益窮，盜賊益益橫行，地方政治益益紊亂，工商業(yè)益益衰敗，官僚私斗益益急激是已。夫國之盛衰，古今時有。轉危為安，例亦不鮮。如是種種，竟釀成國亡無日之通感焉，抑又何也？此童子可得而答曰：“為國如為醫(yī)然，得其方則治，否則亡。”今茲國有亡聲，必也未得其方也。惟治道百端，覼縷莫盡。所謂方者，又何方也？自愚觀之，為政在人，人存而政即舉。政治之得失，無不視人才之得失為比例差。故政治為枝葉，而人才始為本根。今曰為政未得其方，亦以用才未得其方一語概之足矣。

愚今言用才，所謂用者，易生誤解。今請以說明之。用人曰用，自用亦曰用。天之生才，而適有相當之職分以發(fā)展之。舉曰用，用才云者，乃盡天下之才，隨其偏正高下所宜，無不各如其量以獻于國，非必一人居高臨下以黜陟之也。人恒曰：“吾國人才消乏?！笔莿t然矣。然愚謂茍悉其消乏之量，以致于用，國事斷非不可為。此本論之前提也。昔者英儒穆勒，嘗以人才譬之貨棧，必使一國之才，盡趨于棧，則棧力厚，否則貧。意謂國有一分之才，即當使之自覓其途，以入于政，而政始良也。此在人才最富之英倫，其學者猶以為言。才難之國如吾，又焉待論？夫吾國史家，最惡奸佞。而奸佞之著，首在蔽賢。反之君子登朝，其所急務，乃在進賢而退不肖。而賢才之一進一退，恒不必有時地之不同。往往今日權奸當國而群賢退，明日儒臣在位而群賢復進，人才不出此數，而一為翻覆，政之清濁形焉，是可知用才不得其方云者。易詞言之，人才不得所之謂也。

不得所有二象。一用事者失其才；一不用事者失其才。

用事者之才，其義古。不用事者之才，其義今。用事者之才，譬之于人為魄。不用事者之才，譬之于人為魂。用事者云云，意至明了，無待申說。不用事者，首推議會。議會者，以監(jiān)督行政為務。監(jiān)督行政，雖不與于行政之事，而政府以此無敢失職。其有功于政治，與用事者固無殊也。故兩部者，有若輔車，相依為命，一部喪其德，病在麻木，兩部喪其德，立得死亡。今吾人日聞呻吟之聲，其或將至死亡之候乎？然前言之矣。無才云者，乃比較之詞，非絕對之義。一國之才，不足治一國之事者，世固有之。而吾尚不欲以此自咒，惟語有之，繩之絕也，必有絕處，吾今困頓至此，其受病處究安在乎！愚嘗為彷徨而求之，得四字焉，曰“好同惡異”。

好同惡異者，披其根而尋之，獸性也。治生物學者，言鴻荒之初，萬物俱生，以同殘異，漸遺今數。故生物爭存，律曰同化。讀者亦知前此張勛縱兵南京，今者白狼橫行西北，遇物輒掠，遇屋輒焚，遇女輒淫，遇人輒創(chuàng)。千年以前，歐洲異族相殘之所不忍為者，而吾之兵若匪悍然為之。

是何故耶？此無他，好同而惡異也。惡人之財產身分，不與己同，必毀滅之，使盡同于己而后快也。此以知吾之野性，至今未除，顯之則用于兵戈，隱之則施之政治學術。而數千年治亂循環(huán)，社會機能，卒無一日可以發(fā)達如歐美今日者，皆為此野性所縛之故。讀者其勿駭吾言也。前世紀中葉，英儒梅因以研求古法有重名，曾謂印度未逾宗法社會一步，而吾國剛逾一步，遂乃永遠不進，因斷定“社會沉滯不動，本人種之通則，而奮發(fā)前邁，乃其例外”。夫通則者何？同也。例外者何？異也。社會化同以迎異則進，克異以存同則退。是故哥白尼之言天，奈端之言動，達爾文之言天演，歐人迎之，遂成為新舊世界相嬗之樞機。當時立說之不合于群眾心理，殆過于為我無君兼愛無父之說，倘歐人視若洪水猛獸，亦如吾之所以排楊墨者而排之，則歐洲之文化至今無過于吾可也。間嘗論之，吾之學術，莫盛于周末，西方幾何邏輯以及其他物質之學，為諸子發(fā)其萌芽者，不少概見。茍能適如原量，布于人寰，善用其攻乎異端斯害也已之術，不以利祿之途，迫人尊孔，則以吾東方神明之胄，推尋籀證，至于二千余年之久，而不群制高華，國力膨脹，與今日歐美諸邦，齊驅而并進焉。愚未敢信也。而不幸茍簡之思，單一之性，牢固而不可破，遂凌夷至今，莫可救藥。推原其朔，則此種茍簡之思，單一之性，乃自原始社會迤演遞嬗而來。無他，好同惡異之野性也。其在政治，尤有甚焉。專制者何？強人之同于己也。

人莫不欲人之同于己，即莫不樂專制。故專制者，獸欲也。

遏此獸欲，使不得充其量，以為害于人群，必賴有他力以抗之。其在君主獨裁之國，抗之以變，則為革命；抗之以常，則為立憲；抗之于無可抗，則為諫諍。由三代以迄前清，立憲之義，非吾所有，有之亦惟革命與諫諍已矣。歐人之言革命者，咸信革命一度，人民之政治力，必增一度。

盧梭之流，信之尤篤。而吾乃不然。吾歷史上之革命，非能有良政略，必掊其惡者而代之。非能創(chuàng)一主義，必革其無者而以行之。徒以暴政之所驅，饑寒之所迫，甚且陰謀僭志之所誘，遂出于斬木揭竿之舉，以遂其稱王稱帝之謀。

其成也，彼乃復為專制如故。不成則前之專制者，又特加甚。首難者死，余戢戢如犬羊，伏不敢動，惟所踐踏。舉數千年之政爭，不出成王敗寇一語。其中更無余地，可使心乎政治者，在國法范圍之中，從容出其所見，各各相衡，各各相抵，因取其長而致于用，以安其國，以和其人。無他，專制好同之弊中之也。各方意見，既無法自由表示，以施于政事。而于無可如何之中，微有郁而必發(fā)之象，則于諫諍見焉。諫諍者，亦隱消同勢所由生，非專制之所欲也。

于是諫諍與專制，其勢力相與消長。而吾之學者，每以君能納諫與否，卜世運之隆污。稱美重臣，每日正色立朝；指斥奸佞，則日阿諛取容。伊尹周公，諫其君者，言至深而事至迫，存之于書，以著太甲成王為賢君，而伊尹周公為良相。即漢高唐太，號稱英主，亦不能有違于張良、魏徵之言。桀、紂、幽、厲，始皇之亡，其臣之諫詞無見焉，非其史之遺，乃天下不敢言而然也。夫諫者何？不肯茍同于君之謂也。是故有時天子與宰相辨可否，天子曰“不可”，宰相曰“可”，天子曰“然”，宰相曰“不然”。有時諫官與天子爭是非，天子曰“是”，諫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諫官曰“必不可行”。甚且檻可以折，麻可以壞，簿鹵可以遮，中使可以殺。幸則受者改容而遷善，不幸則施者浴血而陳尸。皆無非一同一異之辨也。其在歐洲，則進而言立憲。立憲云者，以法律遏君之欲，使不得為同以亂政也。英倫千二百十五年之大憲章，為條六十有三，是乃民與君約。此六十三事者，有如此書，自非然者，爾不得強吾同于爾也。千六百八十九年之《人權宣言書》，兩部共為條二十五，是亦民與君約。此二十五事者，有如此書，自非然者，爾不得強吾同于爾也。英人于世界民族中，誠不愧為先覺。彼既認明王權不當絕對，即創(chuàng)為根本大法，使國中賢智，得所準據，以發(fā)抒其意氣。而若政若法之因仍變化，舉在種種意氣相劑相質之中，而極端之民政，轉得養(yǎng)成于君政之下。且為他共和國所莫能及，非偶然也。今人艷稱英之內閣政治矣，亦知此制胡自而生乎？白芝浩者，曠世寡儔之政論家也。嘗著眼于巴力門論鋒之烈，謂英倫政治，實先天下而以評政為政，其所以致此，則以內閣政治之故。愚謂白氏此言，微有倒果為因之弊。蓋必國家先容有反對者之發(fā)生，而后有內閣政治。斷非異軍蒼頭特起，創(chuàng)造一內閣政治，以期反對者潛滋暗長于其中也。要之英倫政治之成功，其因在反對者之得力，無可疑者。其政府黨，在政治用語曰“王之仆”，在野黨曰“王之反對黨”，以王為標準而反對之。是以王當天下之沖，與君主不能為惡之原則，不期而相叛。故此語初出，人頗駭之，而英人卒奉為科律，用臻上理。梅依曰：“政黨之德，首在聽反對黨之意見流行?！蹦吕赵唬骸耙粐摚卮慄h相督，而后有執(zhí)中之美?！庇衷唬骸岸h之為用也，其一之所以宜存，即以其一之有所不及。而其所以利國，即在此相攻而不相得。乃有以制用事者之威力，使之常循理而惺惺?！苯源宋锎酥疽?。

由是觀之，好同惡異之為賊于政治，可以明其故矣。

…………

這篇近萬字的長文在章氏一生政論中占據重要位置，影響極大。該文主題一以貫之，即從正面闡明為政之本在“有容”，又從反面攻擊“好同惡異之一念”如何敗壞政治，正反互濟，相得益彰?？偟乃悸?，是“將當今時局，不安人心惶惑之象，爬羅而剔抉之，如剝蕉然。剝至終層，將有見也”，具體方法，則是“內籀歸納之方”，即邏輯學的演繹與歸納二術，所以既重視概念和命題自身的分解與綜合，又十分強調“求考”事實，作者“極力自鎮(zhèn)，除客氣務盡”，務求以冷靜客觀的心態(tài)出之，力戒誅心之論，或摻雜個人好惡，自蔽蔽人。這也是現代政論和傳統(tǒng)政論的區(qū)別。

章氏13歲時偶然購得一部柳宗元文集，歡喜非常，以至嗜好一生。平素為文，極慕柳氏之風，崇尚簡潔謹嚴，詞無虛發(fā)，他在《甲寅周刊》曾揭《文論》一篇，極說柳文之美，而結穴在“潔”字——

子厚《答韋中立書》，自道文章甘苦，有曰：“參之《谷梁》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枝，參之《老》、《莊》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以著其潔?！狈蛴跉鈩t厲，于枝則暢，于趣則博，于幽則致，于潔則著，相引以窮其勝，相濟以盡其美，凡文章之能事，至此始觀止矣！就中“潔”之云者，尤為集成一貫之德，有獲于是，其余諸德自帖然按部而來，故子厚殿以為文章之終事。自來文家，美中所感不足，蓋莫逾“潔”字之道未備！韓退之《致孟東野書》，一篇之中，至連用“其”字四十條次，此科以助詞未甚中程，似不為過。蘇子瞻論文，謂“宜求物之妙，使了然于口于手”，此獨到之見，恒人所無，然東坡之文，往往泥沙俱下，氣盛誠有之，言宜每不盡然。為宜之道則奈何？曰：凡式之未慊于意者勿著于篇，凡字之未明其用者勿廁于句，力戒模糊，鞭辟入里，洞然有見于文境意境，是一是二，如觀游澗之魚，一清見底；如察當檐之蛛，絲絡分明，命意遣詞，所定腕下必遵之律令，不輕滑過，要其歸于“潔”而已矣。

所謂“潔”，并不專在用字準確儉省，還包括察事觀物之透辟明了，此即章氏一貫推崇的講究邏輯的運思。章氏“邏輯文”并不僅僅倚賴邏輯，其文之所以具有鞭辟入里而使纖毫畢露、物無遁形的邏輯力量，主要還有賴于他對所議論之問題的學理闡發(fā)，以及敢于面對實際慷慨陳辭的勇氣。比較《政本》和《與楊懷中書》，前者雖然幾乎完全依靠邏輯結構展開，關聯詞的運用尤使整篇文章環(huán)環(huán)相扣，密致無漏，但其意義也盡于邏輯本身。至于“歸納之方”的運用，在《政本》中則倚賴排比堆砌，比如談到當時社會問題，接連用了七個“夙昔以為憂者……”，牽出一系列敗象，文勢沛然而下，卻并不注明資料來源和統(tǒng)計數字，所倚賴的，顯然還是桐城派古文和賦的造勢之道（這也是章氏文章另一特點），不像《與楊懷中書》面對社會政治、道德人心和朋友交誼異常復雜的糾葛，從容不迫，侃侃而談，既分析了諸種現實的可能性，又使其相互關系及在價值上的高下誠偽井然有序，不造作文勢，以力服人，但條分縷析，直道而行，充沛的感情、復雜的心緒與耐心細致的說理融為一體，這就解消了邏輯的生硬，使其完全變成感情發(fā)露的一種自然而然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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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參見錢基博《中國現代文學史》。

(2) 《與楊懷中書》，見白吉庵主編《章士釗全集》第二冊，第506頁，文匯出版社200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