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jié) 一種傳統(tǒng)的建立

1919年36期的《每周評論》，介紹了兩種新刊物：《湘江評論》和《星期日》。從眾多的“新派報紙”中挑出這兩份來作介紹，大概是因為“這兩個周刊，形式上，精神上，都是同《每周評論》和上海的《星期評論》最接近的”。介紹者特別贊許毛澤東的《民眾的大聯(lián)合》一文和《湘江評論》“湘江大事述評”這一欄目，稱后者“記載湖南的新運動，使我們發(fā)生無限樂觀。武人統(tǒng)治之下，能產(chǎn)出我們這樣的一個好兄弟，真是我們意外的歡喜”。 至于《星期評論》，則在《湘江評論》?？螅l(fā)表玄廬的《哀湘江》，慨嘆著“湘江評論呀！寂無聲”的命運。 贊揚與惋惜，恰能說明這份地方學生刊物與它的學習對象之間的那份精神聯(lián)系。

以“好兄弟”來概括《湘江評論》和《每周評論》之間的關系，并不過分。從刊物的題名到形式，模仿的痕跡隨處可見，然而《每周評論》編者特別提到的“湘江大事述評”，卻是《湘江評論》的地方特色所在，其中介紹的多是湖南本地新文化運動大事。在這份刊物被禁前的最后一期，“湘江大事述評”的內(nèi)容是湖南學運史，主辦這一刊物的湖南學生聯(lián)合會顯然力圖為湖南學生運動建立一個獨屬于他們自己的光榮“傳統(tǒng)”，在這一傳統(tǒng)中，湖南學生運動的歷史可以上溯到晚清。在對這個“傳統(tǒng)”的敘述中，學生運動在每個歷史階段的意義被呈現(xiàn)得一清二楚。顯然，在五四期間全國范圍的學生運動熱潮面前，建構這一“傳統(tǒng)”的目的在于推動此時頗受壓抑的湖南學生運動。在名為《本會總記》（疑為毛澤東所作） 的這篇文章中，作者顯然將“本會”的成立視為一個新的歷史階段的到來，此前的歷史被歸于“本會成立前的湖南學生界”。

敘述起始于戊戌的時務學堂，“時務以短促的壽命，卻養(yǎng)成了若干勇敢有為的青年”，它與此后繼起的明德學校有類似的校旨，“大抵當時的學生，好干事，不怕死，是他們的特色。反抗官廳，不服壓制，是他們外發(fā)的表征”。從這時候至民國成立，進入這一“傳統(tǒng)”的學生運動包括：時務學堂學生參與的唐才常領導的漢口起義；禹之謨領導的公葬陳天華、姚宏業(yè)事件；宣統(tǒng)二年五月（1910）的省各校學生運動大會；鐵路國有問題的反抗運動及民國成立時的湖南學生軍。 自覺將現(xiàn)代湖南學生運動的傳統(tǒng)上溯到晚清時務學堂成立時期，并不讓人覺得意外，時務學堂在湘存在的時間雖然不長，其影響卻是無人可以忽視。時務學堂當然不會如五四時期的學校，以學潮的方式參與政治運動或文化運動，但其所招收的學生，首開反抗官廳，不服壓制的學風，確與后來的學子有共通之處。

1922年，梁啟超回到湖南，這次故地之行顯然讓他感慨良多。他下火車午餐畢，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尋訪時務學堂的舊址，“公偕二人往小東街，泰豫旅館訪時務學堂舊址，尋得其十五年前曾住之室，攝影以去”。當天下午，在第一中學的講演中，梁啟超首先便抒發(fā)自己復雜的心情：“首謂此回來湘，有一最新之感觸。因予在時務學堂時為二十五歲，今年恰五十歲，是人生之中心點適在湖南?！?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4/04/24/21422181368538.png" /> 以梁啟超與時務學堂的關系，他來總結時務學堂在湖南教育史上的影響和地位當然最為權威：“不過覺得與湖南教育界有關系，而且于全國教育界有莫大的影響的，在師弟同學間的精神，能夠結合一氣，一群人都有濃厚的興趣，聯(lián)合多方面來做事?！?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4/04/24/21422181368538.png" /> 作為維新運動的產(chǎn)物，時務學堂開設之初，早已設定自己的目標是：“培植人才為自強之計”，“用可用之士氣，開未開之民氣”。 強調(diào)“經(jīng)世”之用，顯然是時務學堂的辦學宗旨之一。從一開始，維新派人士就力圖使這里成為維新人才的培養(yǎng)基地，時務學堂也成為當時湖南思想最為激進之地。從創(chuàng)立到“失敗”，時務學堂不能擺脫的是與時政千絲萬縷的關系。而這一風氣所及，至于湘省各個學堂，“蓋自戊戌政變以后，湘人革命思想，至遍及學界全體，如明德、修業(yè)、廣益、唯一等中學及高等學堂、中路師范各校，均以提倡革命著稱”。

從1897到1898年戊戌政變短短的時間，時務學堂的影響面不大可能達到一般社會民眾，梁啟超自己也承認，當時的學生“在學堂時，未與外界親近，校外的人不知內(nèi)容，故不發(fā)生什么影響”。時務學堂的這種“先鋒性”，最終也成為它的隱患之一，因為“及至年假放假后，學生回家發(fā)狂似的宣傳起來，風氣所播，全湘人皆知道了”，于是方有“新舊大開戰(zhàn)”。 曾為時務學堂學生的石陶鈞，回憶戊戌政變之后，湘中形式大變，他為避去“這些城市的反動影響，與蔡鍔一度走武昌。既而獨自返鄉(xiāng)，極感鄉(xiāng)村與城市隔離的妙用”。這里所說鄉(xiāng)村與城市的隔離，使他得以避開政變后的政治危機，恰從另一側面顯示出維新運動影響之窄。然而時務學堂對于湘省的影響，從長遠來看，恰不在當時，如果說當時它所宣傳的維新思想波及之面多限于士紳階層，那么它在短時間內(nèi)培養(yǎng)出來的人才對于晚清后的湖南乃至全國，影響均不在小。比起時務學堂本身，自己親手帶出來的這班人才也許更能引起梁啟超的感慨：

戊戌之役，我亡命日本，時時務學堂曾辦了三班，第一班四十人吃的迷藥最多，感化最深！第二班我也教授過，第三班我全未教過。其中有十余人，要到日本來找我……過了八個月，唐拂塵先生在漢口圖謀革命，十余同學，回漢幫助，竟不幸死難者八人。余三人，一人后來病死，一是蔡艮寅，一即范靜生。

梁啟超到日本后建立了高等大同學校，從時務學堂前去就學的共有十一人，在當時（1898—1899）的日本，中國留學生人數(shù)大概是七八十人，其中大約有二十人集中在梁啟超所辦的學校中，時務學堂的舊時學生顯然占了大半。唐才常在這里找到了大批志同道合者，后來參與漢口起義的人中，包括了十五個留日學生、八個中國學生。 周錫瑞在論及這場由知識分子和秘密會黨為主題的革命時，指出它的特殊之處在于，紳士階級和流氓無產(chǎn)階級開始試圖建立一種“同盟”，雖然這種同盟之間的聯(lián)系如此之薄弱，導致了起義的最終失敗，但這種知識分子力圖與群眾建立聯(lián)系的做法“有足夠的美好前景，鼓舞人們再度嘗試”。 如果我們遵循這一解釋，將不難發(fā)現(xiàn)，這一“做法”在后來的五四運動及大革命前后，被湘省學生多次加以嘗試。從這一點上，《湘江評論》將湖南學生運動的傳統(tǒng)上溯于此，就并不奇怪了。

時務學堂的學生被五四時期的學生視為自己的“前輩”，最重要的大概就是他們與政治運動的緊密聯(lián)系。雖然時代背景已然大不相同，湘省學生的政治熱情卻一直沒有減弱。晚清到五四之間，中國政治的混亂也給學生足夠多的理由走出書齋之外：“二十世紀的學生界，對于迫臨的社會危機，經(jīng)常率先表示出強烈的關心。他們所受的高等教育，他們的‘先鋒隊’作用的自覺性，以及他們從家庭和職業(yè)的世俗義務中擺脫出來的相對的自由，使得學生們特別適宜于擔任積極批判現(xiàn)狀的主角?！?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4/04/24/21422181368538.png" /> 清末湘省新式教育的發(fā)展，培養(yǎng)出大批這樣的“先鋒隊員”，學生運動的再次興起也就勢屬必然。

1902年，清政府實行新政，改變學校制度及選派人才出洋留學是其中的重要內(nèi)容。這年4月，湖南開始創(chuàng)辦新式學堂，由于人才缺乏，湖南撫院決定“派舉貢生員，充師范生，赴東洋學校肄業(yè)”。第一批共派出十二人，赴日習速成師范半年，為湖南官費留學之始。這一年湖南巡撫俞廉三與來湘的日本高等師范校長達成學生留日協(xié)議，自此成為定例，每年都有派送。1902到1906年這段時間，湖南出現(xiàn)留日熱潮，其中1904年全國留日學生三千余人，湖南省便有四百余人，占據(jù)全國的十分之一強。 大批留學生的出現(xiàn)，自然帶來湘省風氣的改變。據(jù)沈祖燕的信件，曾在長江輪船上遇到一批放假歸鄉(xiāng)的湖南留學生，這些青年高談闊論，旁若無人，稱“我輩有志之士，遇此中國積弱之機會，斷不可以不革命，斷不可以不排滿”。事實也證明這批留學生與當時新式學堂的學生一起，成為湘省各種革命或風潮的領導者。1904年成立的華興會及隨后的長沙起義，1905年的反美華工禁約及抵制美貨運動，發(fā)起人均是學生一族。

留日學生對于湘省更重要的意義，還不在于當時的各種激進活動，他們對教育發(fā)展的作用，影響及于整個湖南近現(xiàn)代史。其中造就的大批教育界人才，如范源廉、胡元倓、朱劍凡和楊昌濟等人都是教育名家?，F(xiàn)代湖南的名校，如胡元倓創(chuàng)辦的明德學校、朱劍凡創(chuàng)立的周南女中、陳潤霖創(chuàng)辦的楚怡學校都是留日學生的成果，而他們培養(yǎng)出的大批青年學子，成為五四時期湖南學生運動的主力軍。當然，這些已是后話。而引發(fā)當時湖南最大一次學潮的，也多為這些留日學生，因感憤于國事先后自殺的陳天華和姚洪業(yè)（原名宏業(yè)，后因“慕朱洪武、洪秀全之為人，乃改名洪業(yè)”），便是這一時期留日潮中誕生的佼佼者。

《湘江評論》將禹之謨領導的公葬姚陳二烈士，稱為“驚天動地”的壯舉，并詳細描述這一運動的場面：

于光緒三十二年四月一日，長沙省城大小學生。全體發(fā)動，分從朱張渡、小西門兩處渡河。鮮明的旗子，和潔白的衣服，映著火紅的日光，高唱哀歌，接二連三的延長十里以外。軍警呆立路旁觀看，那敢張聲。這次畢竟將姚陳葬好。官府也忍氣吞聲，莫敢誰何。湖南的士氣，在這時候，幾如中狂發(fā)癲，激昂到了極點。

1927年，一位署名丘十的人，在以小說的方式來回憶晚清城南書院的學生生涯時，也記載了這一激動人心的事件：

從 灣市沿河到牌頭口轉到山上，綿延不絕的學生，一律的白毛操衣，號鼓喧天，旗幟拂地……禹之謨先生戴著拿破侖帽子，被著半尺多長的短發(fā)，墳頭高聲演說。我們路遠了，聽不清楚，只見他有時擎著帽子亂舞，有時平空一縱有數(shù)尺多高，可見他那慷慨激昂的情景。

這次事件集合了萬余名學生，因時值夏日，學生均著白色制服，“當?shù)兰班l(xiāng)紳咸為驚異，以為民氣伸張至此，殊于政府及官紳不利”。事件過后，禹之謨倡建了“湖南學生自治會”并當選會長。他在被捕后的《與同學書》中這樣闡述他對于這一學生組織的希望：

我所希望之學生自治會，幸諸君之大魄力，于大風潮大勢力興大獄之際，放大光明于黑暗世界，獄中人聞之，喜而不寐，更望諸君以百折不回之氣概，振刷精神……以自治會為政黨會新國會之基礎，其責任之重且大也如此，諸君勉之?！駥W生自治會成立矣，請再進一步，創(chuàng)立群治大會，為各省倡，亦惟諸君是賴。

禹之謨對學生自治會的期許，是借由學生組織發(fā)展成為政黨乃至民眾聯(lián)合體，從而實現(xiàn)其政治理想，而學生是充當“急先鋒”的最佳人選。在不久后爆發(fā)的萍瀏醴起義（1906年12月）中，學生確實擔當起了這一角色，禹之謨的學生魏宗銓便是這一起義的領袖之一，學生再次試圖聯(lián)合秘密會黨并發(fā)動群眾支持。自從這次起義失敗后，湖南學生運動暫時陷入低潮，周錫瑞認為自此起，學生和勞動群眾開始沿著完全不同的革命道路前行，直到二十年后，當毛澤東回到湖南并開始他的農(nóng)民運動為止。如果我們不考慮政治運動或革命的終極目的，而只將這種聯(lián)合看做一種手段或策略的話，那么學生和群眾運動的結合在五四學生運動高潮期并沒有消失，相反，在歷次學潮中為了各自利益，他們的結合屢屢再現(xiàn)，成為湘省學生運動的一大特色。

晚清湘省學生發(fā)動的多次革命，并沒有能夠建立一個廣泛的社會基礎，這一點在1910年的長沙“搶米”風潮中展現(xiàn)得十分明顯。1909年，湖南發(fā)生大水災，造成嚴重米荒。在自發(fā)性的群眾暴動中，新式學堂的學生成為另一種受害者，“饑民圍燒撫臺衙門，又要燒學堂，學堂監(jiān)學拿出元寶，學生十人一組遣散”。在《故事之一》中，丘十記敘他們逃離學堂的經(jīng)歷：

見了我們經(jīng)過，有的高聲叫道：“這就是洋學生！”有的怒目相視，好像和我們有甚么深仇大恨，滿耳都是“怕打嗎”“打得好”“還讀洋書去”“洋鬼子要保護你們的”“立正，向右轉開步走”的聲浪，我們只低著頭向前疾走，生怕惹起他們的無名業(yè)火。

沿路的咒詛和諷刺，我們從戴著學生頭銜以來，未曾如此受過。

學生在歷次運動中充當領袖角色，但在暴動面前卻成了被仇視的對象。學生和普通民眾之隔閡，于此可見一斑。然而這種隔閡所造成悲劇并不限于此，在五四后的長沙師范慘劇中，不難看出這種隔閡狀態(tài)依然存在。這種認識程度的差距，使得學生運動和民眾分分合合，在歷次學潮中，雙方都根據(jù)自己的利益作出選擇。

不管湘省官府在經(jīng)歷多次以學生為主導的革命后，怎樣加強在意識形態(tài)方面的控制，清政府的權威性卻無法再在學生群體中樹立起來。在湖南光復勝利后，革命黨人回憶起這期間清政府的作為，特意強調(diào)政府對學生的壓迫：

滿政府就把學生，當作大敵；一面減少學校里的體操鐘點，加多經(jīng)學的鐘點，并不許講倫理、音樂，不許學生操槍；一面不許學生開會演說；一面多訂些奴隸規(guī)則，把些學生，壓制得沒有一點生氣。

不僅如此，學生與群眾間的隔閡也被視為清政府所為，百姓燒學堂的暴行也被歸罪于清廷。晚清朝廷對于學生雖諸多壓制，學堂內(nèi)的反清氣氛卻越來越濃。光緒慈禧相繼去世后，湘省學堂學生的反應是：“大家從自修室跑到天井里，大叫大跳，都是喜形于色?！碑敱O(jiān)督奉命率學生哭靈之時，學生中無人肯去，最后只得推出兩位中過秀才的前往，“說他們受過皇恩，應該有這一回”。更有諷刺意味的是學生對待“孝服”的態(tài)度：

每人發(fā)竹布腰帶一條……只不好纏在操衣上面，迫得大家都預備一件長衫。藍竹布長衫，飄垂一根白色帶子，倒顯得雅致而漂亮。于是灣市牌頭口兩條路上，往來都是長衫白帶之人，服期到了，還有些人舍不得這種打扮。

學堂學生對于朝廷之反感與不屑，于這件小事中便不難看出。

民國成立，湖南緊鄰湖北，于九月初一便相應起義，此前湖南各種革命團體與聯(lián)絡機關紛紛出現(xiàn)，其中設立于學校之中的包括文明繡業(yè)女校、富訓商業(yè)學校、振楚學堂、鐵路學堂、實業(yè)學堂、優(yōu)級師范學堂、實業(yè)學堂，明德、修業(yè)、廣益、唯一等中學，此外“陸軍小學諸生，皆血氣正盛，排滿革命思想，與日俱增，粟顯揚等暗中聯(lián)絡鼓吹，另成一學生團體機構”。起義勝利之后，為了援助武漢，湘省連日招兵，青年學生再次成為積極支持者，“三日之內(nèi)，即募成學生軍一軍”。《湘江評論》的《本會總記》所連載未完的學生運動史，便中斷在此。在談到清亡前省城學生運動大會時，作者特別提到令人印象至深的，是當時學生運動曲高唱入云的場面，“至今近十年了，湖南的同學們猶念著不忘”：

大哉湖南，衡岳齊天，洞庭云夢廣，沅有芷兮醴有蘭，無限發(fā)群芬。風強俗勁，人才斗量，百戰(zhàn)聲威壯。湘軍英武安天下，我輩是豪強。聽軍歌淋漓悲壯，旌旗盡飛揚。宛然是，槍林彈雨，血戰(zhàn)沙場樣。軍國精神，湖湘子弟，文明新氣象。

而自晚清時務學堂以來，湘省學生，確實未負歌中所言，也難怪此文作者敢說：“獨夫推翻，民國建立，教育之功，學生之力，不能不謂為諸種原因中的一個原因也。”

晚清湘省學潮當然不止以上所述，但這里提到的學潮，其共有的特征是進入了《湘江評論》的學生運動史，在五四初期作這樣的歷史敘述，當然是有一以貫之的觀點在其背后支持。清末湖南的學生運動，其存在形式的多樣性，遠不止于此：1907年湘潭師范學堂反對校方腐敗罷課 ；1906年經(jīng)正學堂學生因與國文教師起沖突而退校 ；同年的湘潭中路學堂學生反對校方收費過高而退學，乃至因伙食問題，或與校外人員起沖突等小事引發(fā)的學潮，亦不在少數(shù)。然而這些都不曾進入《湘江評論》作者的視野。文中提到的學生運動，其共同特征是與政治的緊密聯(lián)系。這些學潮并不是一校之事，相反，它們涉及面之廣，已經(jīng)很難單純用學生運動來進行概括。學生作為一個社會群體，在這些運動中所起的作用，并不限于教育界，相反，這些輝煌的運動史是學生突破學校限制，將自己的影響力擴展于社會的表現(xiàn)。五四前湘省學生為自己構建出這樣一個傳統(tǒng)，顯然志不在小，而風云變換的時局也為他們的這份政治熱情提供了一個不小的舞臺。

經(jīng)歷了民初的二次革命和護法運動，自1917年開始，湖南陷入南北軍閥的混戰(zhàn)之中，“此次禍變，吾湘以當戰(zhàn)爭中樞，被災尤為慘劇。七十二屬，鮮不流亡滿目，哀鴻遍野”。被災嚴重之地如醴陵，在戰(zhàn)事結束后，竟然只遺存二十八人，兵災之烈，可想而知。湘省教育在這樣的混亂局面中，所受影響當然不小，加之從湯薌銘督湘到張敬堯占據(jù)湖南省城一帶，統(tǒng)治湖南的多是武人，所采政策多為高壓，湖南學生運動一時頗為沉寂。張敬堯統(tǒng)治期間，教育界發(fā)生大恐慌，幾至無法維持，因為不止軍隊占據(jù)學校肆意破壞，政府又將教育經(jīng)費提做軍費，再以貶值紙幣充當學校經(jīng)費，“紙幣跌落，金融恐慌，省庫空虛，支款無著。其影響及于教育界，比來省立各學校若第一師范第一女子師范，其不收學膳費者，大抵借貸俱窮，饔饗不給，余如各公校私校學膳費早已用罄”。不久即有九校長聯(lián)名辭職事，省內(nèi)許多學校無以為繼，只能停課。五四運動在此時的爆發(fā)，對于湘省的學子來說，無疑是一次大好機會；在運動后期湖南的五四運動直接轉向政治色彩更為鮮明的“驅(qū)張”運動，也就順理成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