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詩歌的目睹下

上個世紀80年代后期以來，在彌漫于詩壇和知識界的“現(xiàn)代主義熱”漸漸消散之后，一位來自前東歐的真正的大師出現(xiàn)在中國詩人面前，他就是切斯瓦夫·米沃什（Czeslaw Milosz）。

米沃什1911年生于當時屬波蘭領(lǐng)土的立陶宛，二戰(zhàn)時納粹德國占領(lǐng)波蘭期間曾參加抵抗運動，他所經(jīng)歷的一切，促使他以筆來敘述20世紀人類的噩夢（我難以忘懷他那但丁式的筆觸：“街上機關(guān)槍在掃射，子彈把路面的鵝卵石打得蹦了起來，就像豪豬身上長的箭刺”）；戰(zhàn)后，米沃什出任波蘭駐美、法外交官，但他于1951年自動離職，此后旅居巴黎，自1960年起定居美國，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教授斯拉夫文學，直到生命的晚年。米沃什的詩感情深沉、視野開闊，以質(zhì)樸、誠懇的語言形式表達深邃復(fù)雜的經(jīng)驗，有一種歷史見證人的滄桑感。1980年，這位被稱為“另一個歐洲的代言人”的詩人，因為“在自己的全部創(chuàng)作中，以毫不妥協(xié)的深刻性揭示了人在充滿著劇烈矛盾的世界上所遇到的威脅，表現(xiàn)了人道主義的態(tài)度和藝術(shù)特點”⁽¹⁾而獲得諾貝爾文學獎。

正因為這個諾貝爾文學獎，米沃什進入到中國詩人的視野。《世界文學》等雜志相繼介紹了他的詩，1986年出版的《外國詩》第5輯上刊載的他的一組詩（綠原譯）和詩歌自傳《詩的見證》（節(jié)選，馬高明譯），則進一步加深了我們對這位詩人的印象。但米沃什真正對中國詩人產(chǎn)生實質(zhì)性的影響卻是在90年代以后。為什么呢？也許正是人們的時代經(jīng)歷使他們意識到這樣一位詩人對他們的意義：

在恐懼和戰(zhàn)栗中，我想我要實現(xiàn)我的生命

就必須讓自己做一次公開的坦白，

暴露我和我的時代的虛偽……⁽²⁾

這種看似直白的詩，卻對那時的中國詩人產(chǎn)生了異乎尋常的力量。這使他們意識到那由時代和良知所賦予的艱難使命，也意識到他們自己要在寫作中去努力“實現(xiàn)”的一切。的確，在90年代初那些難忘的時日，重讀《詩的見證》，它的幾乎每一句話都對我產(chǎn)生了一種震動：

我將本文命名為《詩的見證》，并非因為我們目睹詩歌，而是因為它目睹了我們。⁽³⁾

這就使我想起了杜甫的千古名句“國破山河在”。富有力量的正是一個“在”字——那養(yǎng)育了一代代生民的祖國山河正是一種“無言的存在”：不僅是我們在眺望它，也是它在“目睹”著我們。它無言地目睹著一切，并使一個詩人一夜間白了頭。

我想，正是被置于這樣的“目睹”之下，中國90年代的詩歌重新發(fā)出了自己的聲音。同時，米沃什的這句話，經(jīng)過傳播，也直接變成了“不是我們目睹了詩歌，而是詩歌目睹了我們”，在詩人們中間流傳開來。

這里，很難對米沃什做出全面的評述。實際上，這是一位深邃復(fù)雜、難以為我們所窮盡的作家。記得多年前有一次和詩人西川談到米沃什時，西川甚至說在他那里體現(xiàn)了一種“邪惡的智慧”。這里，我只談印象最深的幾點，比如說米沃什的那種沉痛感。他的那首以宗教裁判所燒死布魯諾為題材的名詩《鮮花廣場》，就含有這種對歷史的沉痛。米沃什是1943年在華沙寫下這首詩的，他所經(jīng)歷的大屠殺和流放，他所目睹的對罪惡的歡呼或默許，使他看清了幾百年前究竟是什么發(fā)生在羅馬的那個廣場上：那帶著人類皮肉焦糊味的黑煙尚未消失，看客們“已回到他們的酒杯旁”，或是繼續(xù)同集市上的小販“討價還價”！多年之后，紀念者也許會到來，但他們在這里讀到的，不過是“在火堆熄滅前已誕生的遺忘”！

還有什么比這更能顯現(xiàn)出人類歷史可怕的真相，更能刺傷一個人的良知呢？

也許，米沃什就是從這里意識到一個作家的職責，那就是通過發(fā)出屬于人類良知的聲音，“保護我們免害于巨大的沉默”。⁽⁴⁾

因此他不能安于那種先鋒派的修辭游戲，也不能安于如他所說的“我們不曾以絕對的愛，超乎常人能力地，去愛薩克森豪森的可憐的灰燼”的“那種悔恨”。⁽⁵⁾這使他選擇了一條艱巨的、需要以火和劍來開辟的寫作道路。

當然，米沃什的力量并不僅僅在于其道德勇氣。記得前些年在中國知識界流行著另一位東歐作家的一句話“活在真實中”。但是，在這樣一個時代，誰能以“活在真實中”自詡？“活在真實中”，即意味著“活在壓力下”，或者說“活在矛盾中”、“活在問題中”。

因而經(jīng)常發(fā)生在米沃什詩中的那種自我拷問，對我來說就具有了更重要的意義。在一首題為《誘惑》的詩中，詩人寫到他來到山坡上眺望星空下的城市，并帶著他的“伙伴”——他那凄涼的靈魂。這首詩就這樣帶著一種自我對話和爭辯的性質(zhì)。詩中的詩句“如果不是我，會有另一個人來到這里，試圖理解他的時代”，也深深地感動了我。是的，我最認同的就是這里的“試圖”二字。面對一個時時超出了我們理解之外的世界，這種“試圖”，是藝術(shù)的全部難度所在，但也是一個作家的勇氣和他的全部誠實和智慧所在。

米沃什的詩，就這樣帶著歷史賦予的重量和全部復(fù)雜性，呈現(xiàn)在中國90年代詩人面前。他的出現(xiàn)，使返回歷史現(xiàn)場的中國詩人們對80年代常談及的“詩人何為”這一命題，有了一個坐標，也有了更切實的屬于他們自己時代的理解。

當然，無論是米沃什，還是一個中國當代詩人，要面對的問題遠不止這些。像米沃什這樣的飽經(jīng)滄桑的人，經(jīng)歷多了就會面對另一個比集中營更無形、也許更可怕的敵人，那就是“虛無”。在他的晚后期，他要應(yīng)對的，就是這種已深入到時代骨髓中的虛無。一次在接受采訪時他就這樣很沉痛地說：“我們這個世紀的詩人，包括我自己的作品，都有著過多的否定和虛無。想到這一點，我就感到悲哀。每當我們?nèi)祟惖臍v史經(jīng)驗和個人生存充滿著恐怖和苦難時，詩人們眼中的世界便成為黑暗的一團，刻結(jié)著各種冷漠殘暴的力量。然而，在個人的人生歷程中，我看到人性的崇高和善良，在危險時刻發(fā)揮了激濁揚清的作用。”

正因為如此，這樣一位詩人的意義，并沒有隨著“冷戰(zhàn)”的結(jié)束而結(jié)束。在他的晚年，他以那種罕見的“帕斯卡爾式的熱情”⁽⁶⁾，更為深入地探討著那些對人類存在更內(nèi)在的問題。即使他寫孤獨，即使他做“寂寞研究”（這是他一首詩的題目），也閃耀著精神的元素，“使我們免于像銀河一般的死寂”。⁽⁷⁾我想，正是這種對人類（或者說對上帝）所懷有的責任，使米沃什的詩愈來愈開闊，也愈來愈有力量，成為一位非凡的20世紀后半期碩果僅存的大師。

禮物

如此幸福的一天

霧早就散了，我在花園里勞作。

歌唱的鳥兒正落在忍冬花上。

在這世界上我不想占有任何東西。

我知道沒有一個人值得我嫉妒。

不管我曾遭受過什么樣的苦難，我都忘了。

想到我曾是那同樣的人并不使我難受。

我身體上沒感到疼。

挺起身來，我看見藍色的大海和帆。

（沈睿譯）

這首詩頗受中國讀者的喜愛。但它并不是一首一般的即景詩，對它的境界的體會，要結(jié)合到詩人的一生。正因此，這首詩才獲得它的分量和意義?！巴ζ鹕韥怼钡囊凰?，漫長而充滿苦難的歷史被超越。而這超越的一刻，正是神恩所在，是“終得以放眼遠眺神明的寧靜”（瓦雷里《海濱墓園》）的時刻。這就是詩人要用“禮物”這個題目來命名這首詩的原因。

正因為米沃什，這里我想到了另一位波蘭詩人扎加耶夫斯基（Adam Zagajewski，1945—）。扎加耶夫斯基出生于利沃夫，二戰(zhàn)后因該地劃歸蘇聯(lián)的烏克蘭，他隨父母被遣返波蘭，1972年出版詩集《公報》，成為“新浪潮”詩派的重要代表人物。1981年當局發(fā)布戒嚴令后，被迫離開“營房般陰沉”的波蘭，遷居法國。迄今，他的作品已被譯成多種文字，在歐美享有廣泛的聲譽，被公認為是繼米沃什、席姆博爾斯卡之后波蘭最杰出的詩人。

第一次接觸到這位波蘭詩人的詩，是五、六年前通過一位叫“桴夫”的譯者。聽帶譯稿來的他的學生說他是一位原籍臺灣、精通多種語言、業(yè)余時間一直愛好讀詩、譯詩的退休數(shù)學教授。他的這些譯詩中，就有扎加耶夫斯基的詩集《神秘學入門》和米沃什編選的《世界詩選》。米沃什編選的這本詩選我早就聽說過，并一直渴望讀到，而扎加耶夫斯基這個陌生的名字則是第一次為我所知。

但是，一接觸到他的詩，我就知道這是一位“精神同類”。我就有了深深的激動和認同。甚至，比起米沃什的詩，他的詩更使我感到親切，也更能觸動我自己生活中的一些難以言說的感受。在一首題為《自畫像》的詩中他寫道：“我看到音樂的三樣成分：脆弱、力量和痛苦……”而這同樣是構(gòu)成這位東歐詩人作品感人力量的因素。

荷蘭畫家們

白鸈的缽，沉甸甸地流著金屬感，

光照上圓鼓的窗。

鉛色的云層厚得可以觸到。

床單似的長袍，剛出水的牡蠣。

這些都會永垂不朽，卻對我們無用。

木拖鞋自己在散步，

地板磚從不寂寞，

有時會和月亮下棋。

一個丑姑娘讀著

無色墨水寫成的信，

是訴愛還是討錢？

桌布帶著漿和道德的味道

表面和深度連不起。

神話？這兒沒有神話，只有藍天，

浮動，殷勤，像海鷗的唳鳴。

一個婦人安祥地削著一只紅蘋果。

孩子們夢著老年。

有個人讀著一本書（有一本書被讀），

還有個人睡著了，一個溫軟的物體，

呼吸得像架手風琴。

他們喜歡留連，他們到處歇腳，

在木椅背上，

在乳色的小溪，狹如白令海峽，

門都開得寬敞，風很溫和。

掃帚做完了工歇著。

家庭景象揭示一切，這里畫的

是一個沒有秘密警察的國家。

只有在年輕雷姆卜朗特的臉上

落下了早年的陰影，為什么？

荷蘭畫家們啊，告訴我們，什么

將發(fā)生，當蘋果削完，當絲綢變舊，

當一切的顏色變冷，

告訴我們是黑暗。

（桴夫譯）

這大概是詩人在歐洲某個藝術(shù)館觀看倫勃朗等著名17世紀荷蘭畫家的作品后寫下的一首詩。詩中，詩人對繪畫藝術(shù)的獨到感受已具有足夠的吸引力了，然而他的思考和聯(lián)想還不時地把我們引向歷史和人生的更深廣的層面。比如說，在描述了藝術(shù)的持久感人的生命力后，但又說它“對我們無用”，這就暗含著對當下一個實用主義時代的嘲諷。畫中的桌布不僅帶著漿過的味道，甚至也帶著某種“道德的味道”，這也頗有意味。更出人意料的是這樣一句：“家庭景象揭示一切……”這一句來得突然，但又在驟然間拓展了我們的視野。這不僅使我們把詩人所觀看的西歐繪畫與他所經(jīng)歷的“東歐經(jīng)驗”聯(lián)系起來，而且使我們更深入地體會到詩人此時的內(nèi)心顫栗。

詩的結(jié)尾也十分感人，當所有的觀看最終觸動了內(nèi)心，詩人在最后發(fā)出了那樣的詢問。這不是一般的詢問，而是更內(nèi)在的迸發(fā)，是把這一切納入到人類的普遍命運的高度來發(fā)問，因而如此震動人心。

的確，我們很難想象一個西歐詩人會如此“觀畫”。扎加耶夫斯基的詩，就這樣帶著他的祖國給他的全部賦予，帶著他的悲劇和創(chuàng)傷，但也帶著一個詩人的全部敏感和愛。因此，不難理解這樣一位詩人為什么會很快引起中國詩人的注意。就在我讀到桴夫的譯作并把它推薦給一本雜志后不久，我又讀到詩人黃燦然和李以亮的譯作。出于對扎加耶夫斯基等波蘭詩人的珍愛，李以亮甚至自費排印了一本《波蘭詩選》。他給我寄來了兩本，另一本我送給了詩人多多。多多一接到它，眼睛一亮，馬上就把它塞進了衣兜里，生怕被人發(fā)現(xiàn)似的！我想，這還是他在“文革”那個時代養(yǎng)成的習慣啊。

是的，這又是一場精神的“秘密接頭”。我在以上引用的那句詩，其實全句應(yīng)為：“我看到音樂的三種成分：脆弱、力量和痛苦，第四種沒有名字?！庇辛诉@“音樂的三種成分”已相當不錯了，這說明肖邦的血液又秘密地流到了他的身上，而這個沒有名字的第四種更耐人尋味，而它是什么？它也許就在下面這首題為《靈魂》的詩中：

我們知道，我們不被允許使用你的名字。

我們知道你不可言說，

貧血，虛弱，像一個孩子

疑心著神秘的傷害。

我們知道，現(xiàn)在你不被允許活在

音樂或是日落時的樹上。

我們知道——或者至少被告知——

你根本不在任何地方。

但是我們依然不斷地聽到你疲倦的聲音

——在回聲里，在抱怨里，在我們接到的

安提貢來自希臘沙漠的信件里。

（李以亮譯）

靈魂存在嗎？當然存在，就在這首詩里。雖然它貧血，虛弱，像一個孩子，帶著疲倦的聲音，但它存在；雖然它不被允許活在音樂或是日落時的樹上，但它還是找到了一位詩人。扎加耶夫斯基的這首詩，就是為靈魂辯護的一首詩。為詩一辯，也就是為靈魂一辯，這樣才有更本質(zhì)的意義。斯大林模式下的蘇聯(lián)和東歐社會、西方工業(yè)技術(shù)文明、商業(yè)社會、大眾文化、物質(zhì)消費時代，都同樣漠然于靈魂的存在。扎加耶夫斯基一生經(jīng)歷了這兩個時代，所以他要帶著切身的痛感，起而為靈魂一辯。這就是我深深認同這位詩人的根本原因。

所以真正的詩歌不僅僅是審美，它更是一種進入靈魂的語言。海子在他的詩學絕筆《我所熱愛的詩人——荷爾德林》中說“詩歌是一場烈火，而不是修辭游戲”⁽⁸⁾。在某種意義上，我認同于這種詩觀。不過這種“烈火”很可能是一場“看不見的火”。像扎加耶夫斯基這樣的詩人，終生便穿行在這看不見的、但一直在燒灼著他的火中。

當然，為靈魂一辯，這并不意味著我們可以輕易地談?wù)撿`魂。還是扎加耶夫斯基說得好：“我看到音樂的三種成分……第四種沒有名字?！蔽覀冎挥斜３志次?，靈魂才有可能用它的沉默對我們講話。

現(xiàn)在我們來看扎加耶夫斯基的另一首詩《飛蛾》，它選自米沃什編選的《世界詩選》。附帶說一下，這本詩選的原題是：A Book Of Luminous Things，可譯為“明亮事物之書”。它分為“神悟一瞬間”、“萬物皆自得”、“慧眼識真諦”、“勝讀萬卷書”、“異鄉(xiāng)作異客”、“歷歷憶當時”、“結(jié)緣在塵世”、“麗質(zhì)難自棄”、“人生境遇多”、“世事從容看”、“歷史誰評說”等11輯。這些小標題，出于譯者桴夫的意譯，但又是多么動人！它們不僅透出米沃什看世界的廣闊而獨特的眼光，也透出了漢語本身的天生麗質(zhì)。

就是在這本詩選里，很多詩人我第一次知道，很多好詩我第一次讀到。不過，許多詩讀過之后也就記不起來了，但扎加耶夫斯基的這首《飛蛾》卻一直浮現(xiàn)在我的腦海里，并讓我不時地驚異于它的力量：

透過窗玻璃

飛蛾看著我們。坐在桌旁，

我們似被烤炙，以它們遠比

殘翅更硬，閃爍的眼光。

你們永遠是在外邊，

隔著玻璃板，而我們在屋內(nèi)

愈陷愈深的內(nèi)部，飛蛾透過

窗子看著我們，在八月。

（桴夫譯）

人人都知道小飛蟲的悲劇在于它的趨光性，我們在魯迅的《秋夜》中也曾聽到它“丁丁的亂撞”，一種聲音的質(zhì)感從深邃的秋夜里傳來，一種小人物粉身碎骨撲向燈火的悲劇讓我們心悸。但我們在凝視這樣一種生命存在時，是否也感到了一種注視？

扎加耶夫斯基就感到了這種注視。正因為飛蛾的注視，并由此想到更廣大的悲劇人生，詩人感到被“烤炙”，換言之，他的良心在承受一種拷打。愈陷愈深的內(nèi)部，這是一種隱喻性的寫法，但我們都知道詩人在說什么。

所以，詩中最后出現(xiàn)的不再是飛蛾，是“靈魂”出現(xiàn)了。不僅是我們在看飛蛾，也是某種痛苦的生靈在凝視我們——這首詩就這樣寫出了一種“被看”，一種內(nèi)與外的互視。它讓我們生活在一種米沃什所說的那種“目睹”之下。一個東歐詩人的“內(nèi)向性”，就這樣帶著一種特有的詩歌良知和道德內(nèi)省的力量。

我們?nèi)栽诮邮苤@種目睹。或者說，我們經(jīng)歷的生活會不時地把我們帶向這樣一種“目睹”。寫到這里，我又回到了幾年前的初冬那個開始飄雪的下午，當我在昌平鄉(xiāng)下公路上開車開到一輛卡車后面時，我不由得驟然降慢了車速，一首詩就在那樣的時刻產(chǎn)生了：

如果你在京郊的鄉(xiāng)村路上漫游

你會經(jīng)常遇見羊群

它們在田野中散開，像不化的雪

像膨脹的綻開的花朵

或是縮成一團穿過公路，被吆喝著

滾下塵土飛揚的溝渠

我從來沒有注意過它們

直到有一次我開車開到一輛卡車的后面

在一個飄雪的下午

這一次我看清了它們的眼睛

（而它們也在上面看著我）

那樣溫良，那樣安靜

像是全然不知它們將被帶到什么地方

對于我的到來甚至懷有

幾分孩子似的好奇我放慢了車速

我看著它們

消失在愈來愈大的雪花中

詩寫出后我一直被它籠罩著?！疤飯@詩”這個詩題是詩寫出來后加上去的，而這個詩題的出現(xiàn)似乎照亮了更深遠的東西。我希望有心的讀者能把該詩放在一個文學史的背景下來讀，以使它和“田園詩”這一古老的傳統(tǒng)發(fā)生一種關(guān)聯(lián)。如果這樣來讀，他們不僅會讀出一種反諷意味，可能還會讀出更多。

歷史和文明一直在演變，羊依然是羊，它們一直被用來作為“田園詩”的點綴，似乎沒有它們就不成其為“田園詩”。甚至在一幅幅消費時代的房地產(chǎn)廣告上，人們也沒有忘記通過電腦合成在“鄉(xiāng)村別墅”的周邊點綴幾只雪白的羊，以制造一種“田園詩意”的幻境。事實上呢，羊不過是在重復(fù)它們古老的悲慘命運。詩中寫到它們在大難臨頭之際依然懷著幾分孩子似的好奇。它們的注視，撕開了我們良知的創(chuàng)傷。

我甚至想問，這種注視是誰為我們這些人類準備的？

詩的最后，是一雙掩映在擋風玻璃后面的悲痛的眼睛。讀者通過這雙眼睛看到了什么呢？我希望他們看到的不僅是在飛雪中消失、模糊的運羊車，還有我們自己全部的生活和命運。在這種命運里，人與羊、大地上所有的生命已被納入了某種相似的“程序”。

用一種匈牙利猶太裔作家凱爾泰斯的方式來表述，在我寫這首詩時，“奧斯維辛神話”就在我的心底無聲地吶喊！

2006—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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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米沃什：《拆散的筆記本》（綠原譯），“詩人簡介”，漓江出版社1989年版。

(2) 米沃什：《使命》，《切·米沃什詩選》（張曙光譯），第144頁，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3) 米沃什：《詩的見證》（馬高明譯），《西方現(xiàn)代詩論》（楊匡漢、劉福春編），第595頁，花城出版社1988年版。

(4) 轉(zhuǎn)引自“諾貝爾文學獎授獎詞”，《拆散的筆記本》（綠原譯），第213頁，漓江出版社1989年版。

(5) 同上書，第214頁。薩克森豪森二戰(zhàn)期間為德國境內(nèi)納粹主要集中營之一。

(6) 轉(zhuǎn)引自“諾貝爾文學獎授獎詞”，《拆散的筆記本》（綠原譯），第213頁，漓江出版社1989年版。

(7) 米沃什在接受《舊金山紀事報》記者摩納·亨寶森訪問時的回答。

(8) 海子：《我熱愛的詩人——荷爾德林》，載《世界文學》198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