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的《寒夜》及其他

巴金解放前的小說是從《滅亡》開始，以《寒夜》結束的。比較最初與最后的這兩部小說，我們可以看到兩者的文學性質大相徑庭。如果要我選擇，我會毫不猶豫地選擇《寒夜》，因為我認為《寒夜》才是巴金最優(yōu)秀的作品。在此我想略述一下自己的見解。

一般認為巴金的代表作是《家》。這部成功地描寫了現(xiàn)代中國過渡時期因循守舊的封建家庭中新舊兩代人的傾軋、沖突的小說，似乎在具有教育性這點上被看作是他的代表作。但是這部作品與其說體現(xiàn)了巴金文學的特征，不如說是中國封建家庭的普遍性構成了小說的基礎。除了《家》《春》《秋》外，巴金還寫過不少以社會最小單位——家庭為舞臺的小說。這些作品的主題雖不是描寫家庭本身，但我們可以從中看到中國封建家庭存在的一個側面?？箲?zhàn)時期寫的《火》第三部、《憩園》中也出現(xiàn)了家庭問題，尤其后者是以作者于1941年回家鄉(xiāng)時從親戚處聽說的自己叔父的遭遇為題材的，是部家庭因素很強的小說。從1943年4月至9月在桂林寫的《火》第三部中也出現(xiàn)了家庭問題，但在這部作品中出現(xiàn)的是在一定程度上理想化的家，是以一個懷有理想的人物的溫暖的家庭關系形成小說背景的。主人公基督教徒田惠世為出版宣傳抗日的雜志《北辰》四處奔走、碰上各種社會矛盾遭受挫折時，家庭就是病魔纏身的他唯一獲得安寧的地方?！痘稹返谌课逭轮袑懙溃骸叭业娜司墼谝黄鸪燥垺⒑炔?、談天的時候，整個屋子里都充滿著和平、甜蜜的愛的空氣?！?span >[1]這段描寫象征性地說明了這點?！栋徒鸬纳詈椭鳌返淖髡呙髋d禮（J.Monsterleet）引用這一段解釋道：“它告訴我們這個家庭是多么幸福?！?span >[2]就是說他把田惠世及其妻、長子世明、次子世清、長女世慈組成的田氏一家看作是被基督教的愛所包圍著的理想家庭。然而，我們究竟能從田氏一家嗅到怎樣的生活氣息呢？小說雖然描寫了田氏一家的日常生活及其互相間的感情交流，但我們無法從中看到活生生的人物形象。家庭既然是社會的最小單位，就不可能是世外桃源。這部小說中的家庭應從與當時充滿矛盾的社會狀況，以及溫健、謝質君那些利己主義的學生，張翼謀、黃文通之類的法西斯主義者對照的角度來理解。就是說，這部小說是在作為惡的社會矛盾與作為善的田氏一家這一極為概念化的圖式上形成的。因此作者越強調善，小說就越平板，生活氣息也就越淡薄。

與此相比，《憩園》對現(xiàn)實的挖掘較為深刻，是部比較成功的作品?！俄瑘@》是1944年5月至7月在貴陽、花溪、重慶等地寫的。這里姚家和楊家這兩個家庭構成了小說舞臺，“黎先生”是貫串兩個家庭的主要人物。包括這位“黎先生”在內，作品中所出現(xiàn)的幾個善良人，具有典型性的是姚國棟的后妻萬昭華。她對前妻的兒子的頑劣任性束手無策，她為丈夫對她的不理解而煩悶苦惱，然而她仍要做個絕對善良的人。她與黎先生所同情的楊三爺?shù)慕Y局在某種意義上與《家》《春》《秋》三部曲有一定連貫性。由于生活放蕩被妻子從家中逐出窮死的楊三爺不正是《激流三部曲》中高家破落的最終情形嗎？正如巴金自己在《談〈憩園〉》中所說，這部作品是高家的“冬”。[3]《憩園》中不僅有楊家的悲劇，姚家的悲劇也同時發(fā)生著，主人公黎先生身處其境，悲劇卻無法挽救。悲劇不可避免的根源在于現(xiàn)實社會中。作者將自己的愿望寄托在兩個人物身上，一個是楊家老二，另一個是姚國棟的妻子萬昭華。楊家老二對父親，萬昭華對一切人都盡力同情、幫助。“給人間多添一點溫暖，揩干每只流淚的眼睛，讓每個人歡笑?！?span >[4]作品中萬昭華說的這段話大概就是作者本人的愿望吧。

這種絕對善良的人物在1945年5月至7月間寫于重慶的《第四病室》中也可以看到。《第四病室》與《憩園》不同，作品中沒有出現(xiàn)家庭問題，作者以自身的體驗描繪了陰慘、沉郁的三等病室，社會性較強。在經(jīng)常籠罩著死亡陰影的《第四病室》里，作者描寫了悲慘世界中的救星女醫(yī)師楊木華，讓她說出作者的希望：“變得善良些、純潔些，或者對別人有用些?！?span >[5]

總之我認為，《火》第三部、《憩園》、《第四病室》是同一類型的作品群，雖然小說背景、人物各不相同，但都出現(xiàn)田惠世、萬昭華、楊木華那樣絕對善良的人作為矛盾或悲劇的救星。當然這些人物的善良并沒有發(fā)生什么作用，他們自己也在遭受困難，但他們是作者希望的化身。就是說無論作者如何描寫人類社會的矛盾、悲劇，都必定伴隨著出現(xiàn)絕對體現(xiàn)作者愿望的人物。這些善良人物的善意越絕對，他們所表現(xiàn)的人性就越空泛越概念化。這種表現(xiàn)方法與巴金初期的《滅亡》《愛情三部曲》描寫概念化的愛情和革命的文學相去并不很遠，但作品的藝術性較之初期要高得多，從中能夠感到作者力圖描寫活生生的人的真實的創(chuàng)作姿態(tài)。我認為，《寒夜》是巴金現(xiàn)實主義創(chuàng)作道路上的一個新的里程碑。

《寒夜》中沒出現(xiàn)萬昭華、楊木華那種絕對（在某種意義上是概念化的）善良人物，展現(xiàn)的是個徹頭徹尾的灰色世界。這部小說的一部分原型可以從短篇小說集《小人小事》中找到，這本由《豬與雞》《兄與弟》《夫與妻》《生與死》《女孩與貓》等五個短篇匯成的集子指示了巴金文學的新方向。在這些短篇中既沒有初期作品中所描寫的青年的愛、理想和破滅，也沒有《火》那種概念化的現(xiàn)實性，只有極其普通的小市民的糾紛和苦楚?！敦i與雞》中的馮太太與方太太、《兄與弟》中的唐二哥與唐五哥、《夫與妻》中的蔣嫂子與她丈夫，這些人物之間的糾葛構成了小說的主題。主人公“我”常常是這些糾葛紛爭的冷靜的觀察者。作者既不從觀察者的立場向前進一步，也不從那兒后退半步。在《談我的短篇小說》中關于《小人小事》時巴金這么說：“在后期的作品里我不再讓我的感情毫無節(jié)制地奔放了。我也不再象從前那樣嘮嘮叨叨地講故事了。我寫了一點生活，讓那種生活來暗示或者說明我的思想感情，請讀者自己作結論?！?span >[6]就是說，這種創(chuàng)作傾向的形成固然也有抗戰(zhàn)時期為了避免國民黨統(tǒng)治下嚴格的出版檢查等因素，但主要標志了巴金從感情過多的表現(xiàn)主觀文學到期待讀者思考力的、更有深度的文學的過渡。當然這一轉變并非容易，在寫作《豬與雞》《兄與弟》《夫與妻》的1942年，這種文學表現(xiàn)尚未成為巴金文學的特征，它要升華為巴金文學的核心，還需要與《憩園》《第四病室》中的“善意”文學融為一體，我認為小說《寒夜》的世界正是在這種基礎上形成的。

《寒夜》是從1944年初冬開始執(zhí)筆，中間幾經(jīng)周折，最后于1946年12月31日在上海完成的。小說的背景是抗戰(zhàn)后期的重慶，人物不多，汪文宣、曾樹生、汪母三人構成了小說世界，情節(jié)是以戰(zhàn)時從上海輾轉流落到重慶的汪文宣一家為主線展開的。汪文宣為人溫厚善良，為著一份微薄的薪金，抱病在一家半官半民的出版社當校對。他有一個在銀行工作的妻子曾樹生，兩人曾在一所大學念書，都有過獻身教育事業(yè)的理想。然而由于抗日戰(zhàn)爭的烽火越燃越烈，兩人只好放棄抱負在內地城市里過著灰色的日子。汪文宣年邁的母親盲目地愛著自己的兒子，在戰(zhàn)時黑暗的重慶，她在對兒子文宣的愛中找到了自己活著的意義。這三人構成了《寒夜》的世界。

這部小說如果僅從家庭生活或愛情破滅來看，那它同庸俗的情節(jié)小說并無兩樣。用這種觀點來看，主人公就成了喪失極普通的生活能力的人，作為生活者，一般老百姓也比他強一百倍吧。但是我認為上述觀點從根本上錯了。作者在這部作品中所要表現(xiàn)的不是一般的家庭生活中的傾軋或三角關系，而是對當時都是善良人的家庭也不得不破裂的社會狀況的揭露和控訴，并從中揭示出人與人的關系這一突出普遍的問題。小說的意義就在于此。正因為小說深刻地寫出了抗戰(zhàn)時期勤懇、忠厚、善良的小資產(chǎn)階級知識分子的命運，我們才得以超越時代地來深入思考人與人的關系。

《寒夜》中巴金之所以能出色地刻畫出下層知識分子的形象，也許是因為作品中的社會是巴金在抗戰(zhàn)時期親身經(jīng)歷的，物價飛漲、生活困苦、疾病肆虐、邪惡勢力橫行，這些大概都是國民黨統(tǒng)治的“大后方”的現(xiàn)實。巴金同情汪文宣、曾樹生與汪母，但并不袒護他們。這三個主要人物不得不在感情糾葛中生活，是由于各自的善意沒能與彼此相處的社會環(huán)境吻合一致。曾樹生與汪母之間糾纏不清的矛盾與憎惡根源不在于她們作為完整的人的性格，而在于她們置身其中的日常生活本身成了憎惡的起爆劑的緣故，無論文宣如何心地溫良也無法消解兩人之間的矛盾。但這并不等于否定汪文宣善良的意愿，縱使在社會上看來他是多么怯懦。

在家庭中，文宣站在糾紛的婆媳之間，自己決不參與爭吵，對妻子、對母親同樣好言相勸，極力調和她們的感情?！凹?，我有一個怎樣的家?。　?span >[7]盡管他心里如此自語，實際上卻把責任拉到自己身上以求萬事和平。這不是虛偽的感情，“你們都是好人，其實倒是我不好，我沒有用，我使你們吃苦”，他對母親這么說，感情是真摯的。懦弱、善良的他，只能這么思考，這么感覺。當然他也知道自己與母親、妻子的心并不相通，她們能給予他的只是關切與憐憫，“他跟她們中間仿佛隔著一個世界”。因而她們不能理解他的心。然而盡管如此，他還是愛著妻子和母親，自己背負苦難與她們一塊生活。為了她們，他抑制自己，要說這是怯懦也無不可，但是，這在某種意義上不正是小資產(chǎn)階級知識分子的一種共性嗎？

家庭以外，文宣同樣如此。在出版社決不與人爭吵，對周主任、吳股長那種冷酷的金錢迷、權力狂，他雖然心有反感也從不吭聲，雖然內心忿懣地叫喊：“為什么要這樣欺負我？至多我不吃你們這碗飯就是了，我哪一點不及你們！”也只是“無聲的抗議”而已，他覺得“為著生活，我只有忍受”，只能忍氣吞聲，別無他法。我們生活在今天的世界上不也或多或少地在名為“生活”的現(xiàn)實面前妥協(xié)、作出某些犧牲嗎？因此我決不能嘲笑汪文宣的生活態(tài)度，他只是憐憫這個窺伺上司顏色、遠避同僚、一味默默工作的“老好人”。汪文宣是家庭內外一致的老好人，他的善良是一貫的。在酒館遇見為戰(zhàn)時困苦的生活弄得形容憔悴、因妻子急病去世只求早歸黃泉、自暴自棄的昔日舊友唐柏青，同情他落魄潦倒的遭遇，要將他領回自己家中的文宣；送別丟下他自去蘭州的妻子曾樹生后，看見兩個蹲在街路拐角上的孩子想把他們帶入屋里的文宣；以及一邊校對寫國民黨政府如何關心人民的文章，一邊心中叫喊“謊話！謊話！為了你這些謊話，我的血快要流盡了”的文宣，都歸結到意識世界的一點上，那就是“善良”。就是說，清醒地認識抗戰(zhàn)時期國民黨統(tǒng)治區(qū)丑惡的社會現(xiàn)實的覺悟和為自己所愛的人獻出自己的一切的善良，在汪文宣身上都是從同一點上出發(fā)的。那善良大概就是《憩園》《第四病室》中描寫的絕對善良吧。然而盡管汪文宣如此溫厚善良，卻得不到好報。

想到樹生離去數(shù)月后，文宣獨自來到從前兩人一塊兒去過的國際咖啡廳要了兩份咖啡，就像樹生坐在他對面似的向著對面的空座傾訴衷腸的情景時，想到患結核病臨死之前連話都說不出聲的文宣叫喊“我要活！”那瞬間的心情時，我們的心為他得不到好報的善良而感到哀切，盡管他那善良幾乎與怯懦相差無幾。巴金所要控訴的正是那好人沒有好結果的黑暗社會。

然而，對于拋棄汪文宣的愛情自去蘭州的曾樹生，巴金并沒把她描寫成十惡不赦的壞人。作者只是告訴讀者她所以不得不這么做，有她自己的必然性，那責任的根源不只是在她個人身上。對于她來說日常生活就是：“沒有溫暖的家，善良而懦弱的患病的丈夫，極端自私而又頑固、保守的婆母，爭吵和仇視，寂寞和貧窮，在戰(zhàn)爭中消失了的青春，自己追求幸福的白白的努力，灰色的前途……”她為了擺脫這種生活，半推半就地接受了年輕上司陳主任的愛，丟下丈夫去蘭州了。當然，曾樹生并非喜歡與汪母糾紛，她們都以自己的主觀愛著文宣，她們只是通過文宣這個人才聯(lián)系在一起的。因此當連結她們的唯一紐帶文宣苦于病魔，在社會的重壓下越來越喘不過氣時，她們之間糾纏不清的糾葛也隨之愈益惡化。樹生同情丈夫文宣，但她不愿為此犧牲一切，她追求她的年輕上司陳主任，她要求自由，但是當她說“我需要幸福，我應該得到幸?！睍r，她沒有理解幸福的真正含義。她忍受不了灰色的生活，丟下丈夫離開了重慶。然而她得到了什么呢？對于她來說，束縛她自由的桎梏是生病的丈夫還是丈夫的母親呢？都不是！桎梏是當時的社會，當時她主觀追求的“自由”根本不存在。樹生原先與文宣一樣有著獻身教育的理想，在青春最后一瞬間她追求自由去蘭州時，她還沒有意識到自己背上了存在與意識的矛盾。

汪母是個出生舊社會中產(chǎn)階級的婦女，與兒子媳婦一樣也是戰(zhàn)爭的犧牲者。她的思想意識還在舊社會，因而對有著新思想的媳婦樹生抱有反感。她對文宣的愛多半是偏愛，為文宣煮飯燒菜、縫補漿洗，照料他的生活，關心他的病體，忍受著貧苦生活的煎熬。換個角度看，在那黑暗的年月對兒子的愛成了她生活中的精神食糧。因此對兒子的愛愈深她就越不能容忍樹生，這就成為日常發(fā)生矛盾的原因。她覺得樹生離開兒子只會使兒子幸福，然而她卻不知道她為著愛兒子而說樹生的壞話是多么深地刺傷了兒子文宣的心，同時文宣為著愛樹生而為她辯解又傷了母親的心。這是毫無意義的、糾纏不清的糾葛，但糾葛的原因不在于他們的人性，矛盾的根源是當時的“現(xiàn)實”。

黑暗、窒息的社會，樹生與汪母的糾葛，文宣無望治愈的病，日本侵略軍的殘暴，文宣與樹生的訣別以及文宣的死，沒有一線光明，但我絲毫沒感覺虛無，從翻開小說第一頁直至翻完最后一頁時，我的心情決不是灰暗的。盡管作品中的人物互不理解、紛爭不已，但是作者看人的目光是溫暖的，同時也是清醒的，與初期作品不同?！逗埂分凶髡邲]有描寫悲劇的救星（如萬昭華、楊木華），當街上響起抗戰(zhàn)勝利的歡呼聲時，文宣在母親與小宣的看護下與世長辭了。一個月后曾樹生回到重慶，等待她的只是文宣的死。耳聽人們在地攤前談論對抗戰(zhàn)勝利后的國民黨政府不滿，她徘徊在冰寒徹骨的重慶街頭。這個陰慘凄涼的結尾，不是把現(xiàn)實與人作為作者主觀意識的具體體現(xiàn)，而是巴金將客觀真實徹底對象化的創(chuàng)作表征。這是小說《寒夜》成功的原因之一，也是短篇小說集《小人小事》中業(yè)已出現(xiàn)的巴金文學的新傾向。

我認為在《寒夜》中，巴金一方面由衷地同情汪文宣那樣善良、懦弱、勤懇、為著不傷害別人而自我毀滅的人，另一方面還告誡我們不應選擇在沉默中與理想一塊殉情的生活道路。在抗戰(zhàn)時期死去的他的朋友盡管程度不同，也都像汪文宣一樣默默地生活在時代的一隅，最后悲慘地死去，他們所抱負的希望也隨之消失。巴金目睹了這樣的事實，他覺得無論他們的理想、善良如何美好，他們的虛弱是應該否定的。巴金發(fā)表在雜志《文藝復興》1卷6期（《紀念抗戰(zhàn)八年死難作家》1946年7月）上的《紀念我的哥哥》一文中沒有流于傷感似乎就說明了這點。就是說，小說《寒夜》對巴金來說也許是與從前的自己“訣別的歌”，且是由眼淚與極度的溫情包裹著的“訣別的歌”。

《寒夜》在日本已有三種譯本，除魯迅作品外，一部作品有三種譯本在日本是極為罕見的。同是巴金作品，一般被認為是巴金的代表作的《家》至今只有一種譯本。這并不是說譯本越多作品就越優(yōu)秀，但是通過這一事實至少可以了解日本人對《寒夜》的評價之高。我對在那場使無數(shù)無辜的中國人民喪失生命、使數(shù)之不盡的人們蒙受苦難的戰(zhàn)爭中寫出如此深刻的優(yōu)秀作品的作家巴金深感敬服，我希望中國對巴金文學的研究更加深入、廣泛。

寫于1980年，原載于《名作欣賞》第3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胡志昂譯。在此所載譯文經(jīng)作者全面修訂。

[1]巴金《火》第三部，《巴金全集》第7卷（1988年），第435頁。

[2]J·蒙斯特利特《巴金的生活和著作》（王繼文譯，文風出版社，1950年），第90頁。

[3]巴金《談〈憩園〉》，收錄于《談自己的創(chuàng)作》。此引自《巴金全集》第20卷（1993年），第472—473頁。

[4]巴金《憩園》，此引自《巴金全集》第8卷（1989年），第64頁。

[5]巴金《第四病室》，此引自《巴金全集》第8卷，第406頁。

[6]巴金《談我的短篇小說》，載于《人民文學》6月號（1958年6月），后收錄于《談自己的創(chuàng)作》。此引自《巴金全集》第20卷，第520頁。

[7]以下引用的《寒夜》里的各句話均引自《巴金全集》第8卷，但因繁多就省略頁數(shù)的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