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文學在漫長的中國古代文學史上是一個特殊的歷史階段，呈現(xiàn)出不同于其他歷史時期的獨特文學風貌。這一文學時期特殊性的形成，固然具有諸多因素的綜合影響，但最為獨特的因素就是當時出現(xiàn)的文學社群。本文將論述社會政治、時代思潮對文學社群的影響，以及社群組織對文學家的影響和對文學主張、文學流派與思潮的影響，從而展示出多層次的明末清初文學狀況，并揭示文學社群促進文學發(fā)展與繁榮這一基本規(guī)律。

明末清初是中國歷史上一個特殊階段。這一階段的特殊性不僅表現(xiàn)在明清易代所引起的悲壯慘烈的抗清運動，還表現(xiàn)在尖銳的黨爭所給予文學的深刻影響。從社會歷史批評的視角審視文學，文學創(chuàng)作和社會歷史有著必然的聯(lián)系，任何脫離具體的社會歷史語境來研究文學總是不具體的。明清之際的文學就是這樣。歷史上的黨爭并不始于明代，從東漢末年就已肇其端，唐代有文人的清流，宋代有元祐黨爭，但與明末相比，都遠不如明末黨爭之激烈，正如陳子龍所言：“嗚呼，黨禍之烈也，建寧、開成而后，孰有如我明天啟者哉？”特別是明末朝內(nèi)黨爭在朝外的延續(xù)，造成民眾對代表正義的一方的同情與支持，在民間掀起一股呼吁正義的社會思潮。文壇領袖所提出的文學主張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影響文學創(chuàng)作，并掀起轟轟烈烈的文學運動。相比其他朝代，明末清初的時代政治給予文學的影響是極為深刻的，明末清初文學與時代政治的關系較之歷代都更為密切。

理解了這一易代歷史背景下的文學特性，并不代表我們真正掌握了這一階段文學的本質特征與內(nèi)在規(guī)律。當我們真正審視這一段文學時，便會發(fā)現(xiàn)這樣一個足以令我們深思的問題：在明代末年上層建筑極端腐朽，社會經(jīng)濟日趨衰退，統(tǒng)治大廈即將傾倒的現(xiàn)狀下，文學不但沒有退居歷史的“附庸”地位，反而愈加繁榮。究竟是怎樣的一種“神奇力量”導致明末文學的繁榮景象與獨特風貌呢？個中原因不得不讓我們深入當時的歷史文獻，重解蘊藏于中的歷史真實。

如果我們進一步思考明末清初的文學歷史，就會發(fā)現(xiàn)這一階段文學運作的特殊方式——社群式文人群體運作方式。這種“社群式文人群體運作方式”的基本理念是：在文壇具有影響力的文學家出面組織社群，擔任社群領袖，制定較為嚴密的社群綱領，提出鮮明的文學創(chuàng)作主張，組織社群文人開展文學活動，參與當時的政治斗爭，實現(xiàn)社群作為派別組織的政治理念。這種“社群式文人群體運作方式”作用于文學的基本功能就是：文學社群的集體影響力對明清之際文壇格局定位。換言之，明末清初新的文學風氣的形成，文學思潮的再度興盛，文學理論的百家爭鳴，文學流派的地域分布，創(chuàng)作的繁榮與優(yōu)秀作家與作品的出現(xiàn)，皆與明末清初在各地涌起的文學社群有很大關系。由此我們不得不進一步提出這樣一些問題：明代末年，何以在全國各地冒出數(shù)以百計的文學社群；何以明末的文學家參加或者組織文學社群樂此不疲，并參與反對閹黨的政治斗爭，為此而不惜犧牲生命；何以代表晚明文學主流的“竟陵派”領袖譚元春也加入了復社群體；何以明末文人把社群作為改變世風、士風、文風的重要方式；何以文學家經(jīng)過社群的熏陶而名聲大振……也許，明末清初的文學生命也正蘊藏于論者對文學社群“何以”的追問之中；學術界對明清之際文學社群的研究能否獲得最大的學術價值，也許正在于能否找到以上問題的合理答案。

但是，當我們從紛繁復雜的歷史長河來俯觀明末清初的文學社群時，文學社群也并非明末清初專有，作為一種獨特文學現(xiàn)象的文學社群也并非自明末始。清初詩人朱彝尊就說：“詩流結社，自宋、元以來，代有之。迨明慶、歷間，白門再會，稱極盛矣。”前人早已指出文學社群并非源于明末。文人結社不僅歷代有之，而且貫穿明清兩代。因而，擺在我們面前的是這樣一個尖銳的學術問題：既然文人結社歷代有之，何以明清之際文學社群對文學的影響如此巨大呢？

其實在朱彝尊所言宋元之前的先秦時期，“社”之名早已出現(xiàn)。不過，當時之“社”還是原始先民對“土”能生“谷”的生命顯征與能“平九州”本領的宗教崇拜。其后，“社”成為以“群”劃分居住條件，后世之“社”便具有了“群體”之意。先秦無文人結社記載，至東晉出現(xiàn)的白蓮社，成為文人結社之源頭。真正具有文學性的結社始于唐之幕府詩人。唐代文人結社文學色彩加重，但在數(shù)量上極少，沒有形成風氣，對文學影響不大。宋代結社風氣開始盛行，社群組織形式漸趨定型。相比唐代，此期文學社群與文學活動聯(lián)系越來越緊密，文學流派的形成往往以社群為中介而發(fā)展壯大。一個最突出的例子便是宋代影響最大的以黃庭堅為領袖，并在江西詩社基礎上發(fā)展而成的江西詩派。但也僅此而已。即使此期文學社群多至六七十家之多，但在當時文人優(yōu)裕生活背景下，社群多為文人怡情養(yǎng)老之處，文學成就相對不高。

如果單從以上縱向發(fā)展的歷史軌跡審視文學社群及其對文學的影響，還不足以充分凸顯明末清初文學社群獨特文學風貌的話，那么回到明代，我們在綜合梳理與深入發(fā)掘文學社群在明代不同歷史時段的發(fā)展軌跡學術路徑下，明末清初文學社群不同于其他歷史時期的獨特風貌，以及社群對文學的影響將會變得更為明晰。這首先表現(xiàn)在社群觀念發(fā)生了根本變化。之所以說明末清初文學社群觀念發(fā)生了“根本”變化，就在于此期文人突破“社群領袖—社規(guī)社約—文學活動”單社群獨自運作方式，形成以社群聯(lián)盟為主體，多社群合作并存的“聯(lián)盟式”社群文人群體運作方式。這在中國古代文學社群發(fā)展史上不啻為一次創(chuàng)舉。不僅如此，此期文學社群的數(shù)量亦達到歷史高峰，社群內(nèi)外斗爭比歷史任何一個階段都要激烈。就社群與文學之間的關系而言，明末清初文學社群作用于文學的效果更為明顯，影響也更大。明末“聯(lián)盟式”多社群群體運作方式不僅使文學家的群體創(chuàng)作意識高揚，而且形成了明末以社群文學為主流文學樣態(tài)的文學史基本格局。具體而言，就是文學家組織或者參與文學社群，并在社群宗旨、組織形式、活動方式的作用下從事文學創(chuàng)作，文人創(chuàng)作受社群文學思想的影響與制約。在社群群體運作方式作用下，明末文壇形成以復社聯(lián)盟為文壇盟主，各地分社為其輔翼的文壇格局，并在各地掀起轟轟烈烈的文學運動。文學社群的聯(lián)盟性與地域性，又使得明末文學呈現(xiàn)同中有異，異中有同的獨特風貌，形成明末派別林立、思潮紛呈的百家爭鳴景象，對清初文壇產(chǎn)生重要影響。明末清初文學社群對文學的推動作用超越于以往任何一個時代。

由以上分析可知，不僅明末清初這一段文學具有重要的研究價值，而且作為這一階段獨特文學現(xiàn)象的文學社群更具研究價值。

一 文學社群研究百年巡禮

自1910年李元庚《望社姓氏考》一文的發(fā)表至今，學術界對中國古代文學社群的研究走過了一百多年的歷史。除了歐陽光的著作《宋元詩社研究叢稿》和胡懷琛的文章《月泉吟社及其它》研究宋元時期的社群外，其他學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明清時期?；仡欉@一百年間的中國古代文學社群研究史，不僅對中國文學史的撰寫具有重要的啟發(fā)借鑒意義，而且可以為學術界進一步研究中國古代文學社群明確方向。

(一)以激發(fā)愛國思想為宗旨的高潮期(1910年—1949年)

學術界首次對中國古代文社的研究，是發(fā)表于《國粹學報》上的李元庚(李為望社社員李挺秀六世孫)的文章《望社姓氏考》。該文主要為“研求國學，保存國粹”而研究文學社群，旨在“表彰遺老，深裨鄉(xiāng)邦掌故”，并不帶有時政色彩。隨著帝國主義列強的入侵，中國逐漸淪為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在中國這塊土地上掀起了反對外國入侵的轟轟烈烈的民族解放運動。這種情形和明末清初文學社群抵抗?jié)M清入侵的民族斗爭極為相似。此期學術界研究社群的目的，主要是闡揚社群的民族“氣節(jié)”，激發(fā)中國國民的愛國思想，喚起國民的民族精神。謝國楨先生在《明末清初黨社研究》(1934年由商務印書館初版)一書的自序中就說：“我寫這篇文字的宗旨：……就以黨爭和結社為背景，來敘述明、清之際的歷史，以喚起民族之精神?！?sup>《越風》雜志曾闡明它的辦刊宗旨是“期喚起讀者切愛邦國之熱念”(《越風》第六期)，編者在陳豪楚《兩浙結社考》一文的前言中就特意聲明，《越風》推出他的文章在于“士子結社之風，代有盛況”，“蓋亦民族精神所寄”。《越風》雜志還用了十期，發(fā)表了十篇研究文人結社的文章，在當時掀起了一股研究文學社群的高潮。

這一時期研究中國古代文社的學者多為歷史學家，如胡寄塵(即胡懷琛)、朱希祖、容肇祖、郭紹虞等人，謝國楨還是梁啟超先生聘請的私塾教師。他們這一輩學人深受“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影響，對文社的研究往往帶有強烈的時政色彩，具有強烈的民族意識和史學家特有的憂患意識，“文學社群”研究成為他們映射時局的宣傳工具。容肇祖在20世紀20年代就通過對復社參與政治改良的研究，指出當時政局“聯(lián)結團體組織政黨，亦是時代上所需要的”，“復社就是給我們一個很好的舉例”，并把復社看成是17世紀張溥領導的青年學子運動，具有“和而今的學生運動”，“有著同樣的政治的社會的背景”。朱倓女士也通過對閹黨余孽阮大鋮結中江社與東林、復社等進步社群為敵，并三次亡明的歷史考證，來達到“以為黨而不國者戒”的時政目的，“特于中江社考為之發(fā)其凡焉”。

此期學人多采用考證方法從事中國古代文社的研究。在這方面做出較大貢獻的有兩人：一位是歷史學家謝國楨先生，一位是朱倓女士。如謝國楨先生的著作《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以其不凡的考證實力，被魯迅先生贊為“鉤索文籍，用力甚勤”。這一輩學人把精力用在考證中國古代文社，并取得較大實績的同時，也不可避免地帶來某些不足，那就是他們把中國古代文社作為一種特殊的歷史現(xiàn)象來研究，而忽視了文社還是由一群封建士子結成的文學團體，文學活動也是文社的主要活動。陳豪楚在《兩浙結社考》一文的結尾就不無感慨地說，與當時士風關系密切的文社的“選文”活動“未能廣為論證”。當然，這也不能說這批學人缺乏文學眼光，沒有研究社群文學的強烈愿望。胡懷琛就曾認識到文人結社和文學具有緊密的聯(lián)系，他說：“我們知道：文人的結社運動，和一個時代的文學有極大的關系，是研究文學史的人所不能忽視的?！?sup>這輩學人之所以忽視社群文學研究，除了政治環(huán)境的影響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在于，他們在研究方法上多受清代乾嘉考據(jù)學派繁瑣“考證”經(jīng)學的治學方法的影響，還缺乏現(xiàn)代科學意義上的文學理念指導他們的研究，造成他們對社群文學研究不足的事實。

(二)失卻政治依托背景的低潮期(1949年—1978年)

新中國成立后，明末清初的黨社斗爭歷史已經(jīng)與現(xiàn)實不相宜，失去了學者賴以研究的現(xiàn)實政治背景。而且，學術界在建構中國古代文學學科過程中側重對文學成就較高的文學家及其代表作品的研究，并把“階級性”和“人民性”作為文學研究的標準，文學社群“無性”性的結果是被文學史撰寫邊緣化，造成對中國古代文社研究的低潮和荒涼。除了中國大陸謝國楨的《明末清初的學風》、《顧炎武和驚隱詩社》兩篇文章外，筆者在其他雜志上還未看到專門討論中國古代文社的研究文章，也沒有出版過一本專門著作。

這一時期學術界對中國古代文社的研究明顯的分為兩個派別：一派是以謝國楨和胡秋原為代表的歷史學家的“考證派”，一派是以文學史編著者為代表的“文學派”。這兩個派別研究中國古代文社在內(nèi)容和方法上表現(xiàn)出各自不同的取值方向?！翱甲C派”研究文社側重社群的歷史事實和歷史作用。如謝國楨先生《明末清初的學風》一文分析了明代末年江南的社群及其成員的政治活動，取向在文社的歷史實績和在轉變文風中的作用，其嚴謹求實的精神仍然帶有“五四”學人的治學品質。胡秋原先生也是在“五四”運動中成長起來的一代學人，后來成為我國臺灣知名政論家和著名的愛國學者，一直從事中國歷史學研究。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復社上，主要研究復社在南明時期的抗清運動，突出復社在明代末年這一改朝換代時期的特殊歷史功績和獨特的歷史地位。

“文學派”研究者對社群的研究具有和“考證派”不同的鮮明特色。新中國成立后，文學史編著者開始重視文學社群的文學功績，在文學史編著體例上把文學社群作為一個特殊的文學發(fā)展階段來安排章節(jié)，詳細考察在明末清初這一歷史階段下復社、幾社、豫章社等社群對文學發(fā)展的推動作用，分析了具有代表性的社群人物的文學創(chuàng)作思想、創(chuàng)作風格以及社群文學和政治經(jīng)濟文化之間的相互關系，如錢基博的《明代文學》第一章“文”專節(jié)討論復社領袖張溥和張采的散文創(chuàng)作，第二章“詩”討論幾社領袖陳子龍的詩歌創(chuàng)作，第四章“八股文”討論江西豫章社領袖陳際泰、艾南英、章世純、羅萬藻等人的八股文特色等；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中國文學史編寫組集體編寫的《中國文學史》專設“明末文學”章節(jié)，談到了社群成員的創(chuàng)作；李鼎彝編著的《中國文學史》專列“明將亡的時候文學之歸結”一節(jié)，專門分析了文學社群在明代末年的背景、派別，以及幾社領袖陳子龍和江西豫章社領袖艾南英的詩文創(chuàng)作；十三所高校《中國文學史》編寫組編寫的《中國文學史》專列“明末的愛國文社和作家”章節(jié)，等等，開創(chuàng)了我國真正研究社群文學性的新局面。

但是，不管是文學社群研究的“考證派”還是“文學派”，他們在那個年代對文學社群的研究都不可避免地帶有歷史的局限性，那就是受當時文藝界“政治標準第一”和“藝術標準第二”指導思想的影響，把“階級性”、“人民性”和“在歷史上有無進步作用”作為評價文學的標準，形成“一刀切”的庸俗社會學批評方法，文人結社研究不可避免地成為此種研究方法的犧牲品，如謝國楨先生就把復社金陵大會時的“畫舫笙歌”、“酒食爭逐”看成是“地主階級士大夫的頹廢作風”，十三所高?！吨袊膶W史》編寫組編寫的《中國文學史》單純地把明末文社總結為“愛國文社”，重視社群成員創(chuàng)作思想內(nèi)容的開掘，而忽視了他們文學創(chuàng)作的藝術特點，等等，從而表現(xiàn)出此期學術界對社群文學研究的片面性，這都需要加以修正和完善的。

(三)多元發(fā)展的成熟繁榮期(1978年—1999年)

這一時期對文學社群的研究可以分為兩個階段：80年代為文學社群研究的發(fā)展階段，90年代為文學社群研究的繁榮階段。

(1)80年代中國古代文學社群研究發(fā)展期

1978年5月《光明日報》特約評論員文章《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發(fā)表和1979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勝利召開，具有開創(chuàng)中國“解放思想、改革開放”新局面的劃時代意義，學術界呈現(xiàn)出一片欣欣向榮的新局面。但是，學術界對中國古代文學社群的研究一時還處于“迷茫狀態(tài)”的學術觀望期，具體表現(xiàn)在三個方面：第一，學術界對中國古代文學社群的研究主要是為整理地方文化遺產(chǎn)服務，作為對學術界提倡繼承和批判古代文學遺產(chǎn)的回應，還沒有自覺的、有意識的尋找新的切入點對社群進行全方位的研究。第二，研究的話題也僅限于重復討論復社的組織情況等“老生常談”的社群，如郭松林的文章《復社初探》別有新意，但還不能說是“初探”，關于復社的發(fā)展狀況在20世紀20年代和60年代就曾有學者介紹過。第三，學術界雖然開始轉向對文學史上有較高成就的文學家的結社研究，如馮夢龍，但在研究方法上仍然采用“考證”的方法，這在當時提倡“新方法”的熱潮下一時還不知道如何對文學社群研究進行新方法上的嘗試，對古代文學社群的研究還處于發(fā)展過程中。

(2)90年代中國古代文學社群研究成熟繁榮期

從1978年到90年代初，中國的“改革開放”思想已經(jīng)深入人心，學者們也逐漸由80年代初的學術觀望轉變到對古典文學進行大膽全面的研究，并取得了突出成績。在這種寬松的學術環(huán)境下，學術界對中國古代文學社群的研究逐漸走向成熟，并到90年代末呈現(xiàn)出一片繁榮景象。主要表現(xiàn)在：第一，選題范圍逐漸拓展。如李慶立選擇明代中葉重要的文學流派“后七子”結社為研究對象，首次考察文學流派和社群之間的關系；歐陽光則選擇了宋元文學社群為研究對象，揭橥文學社群階段史研究的序幕；袁震宇、劉明今則開創(chuàng)了對社群文學理論的研究領域，等等。第二，研究視角的新穎。90年代的學者可以說是對古典文學研究自覺進行方法論革新的一代學人，他們嘗試從文化學、心理學、哲學等角度全面解讀中國古代文學社群這一文學現(xiàn)象。如郭英德從文化批評的角度深入解析文社的文化功能，吳志達對閹黨余孽阮大鋮的傳奇創(chuàng)作給予了應有的文學史定位，避免受庸俗社會學批評研究方法的影響，章培恒、駱玉明則從“人性”的哲學角度展現(xiàn)明末文社作家創(chuàng)作的情感歷程，突出文學家的人性發(fā)展，在研究視角上顯得耳目一新。第三，形成了一批專門研究中國古代文學社群的專家隊伍，如陳寶良、王世剛，日本學者小野和子等人。中國臺灣在80年代后期還培養(yǎng)出專門研究中國古代社團的碩士和博士生，90年代成長為研究中國古代社團的骨干。第四，研究中國古代文社的成果也比較豐厚。筆者所言90年代中國古代文社的研究成果豐富不是指這段時期發(fā)表的論文數(shù)量之多，而是指專著出版數(shù)量要多于論文發(fā)表數(shù)量，論文僅4篇，而專著則達到6部，如果加上尚未出版的碩士和博士論文，那專著數(shù)量則達到9部?？梢?，學術界對中國古代文學社群的研究出現(xiàn)了繁榮局面，成果喜人。

另外，筆者所重點強調的是，20世紀80、90年代學術界對中國古代文學社群“文學性”研究意識的覺醒。雖然在20世紀30年代就有學者呼吁學術界不能忽視社群文學的研究，但在當時中國全面抗戰(zhàn)的現(xiàn)狀下，學術界重在挖掘文學社群的歷史斗爭意義為現(xiàn)實服務，這種呼聲就顯得微不足道。進入80年代后，治中國古代文學研究者呼吁學界研究社群文學的呼聲越來越響亮。如金德門把研究文學家結社作為進一步研究該文學家“一切”的最基礎工作，把文人結社看成是研究文學家繞不過去的一環(huán)，給予文人結社研究以很高的重視；進入90年代，李慶立則再一次呼吁學術界應重視對社群文學的研究，正如他所說的：“以期引起學術界對這一(后七子)社群和流派的重視和研究?！?sup>凡此皆標志者中國古代文學研究者研究中國古代文學社群“文學性”的真正覺醒。

(四)轉向社群“文學性”研究的21世紀新變期(2000年— )

1999年，《文學遺產(chǎn)》編輯部(第四期)請吳承學、曹虹、蔣寅三人對明清詩文研究日漸冷淡的研究現(xiàn)狀發(fā)表自己的觀點，他們特別指出當時的“社團文學是值得更為深入地研究的問題”。他們提倡深入研究“社團文學”的思想成為進入21世紀后學術界研究中國古代文學社群的重要指導思想。凡此皆標志著新世紀學術界對中國古代文學社群進行“文學性”研究的全面展開，并出現(xiàn)了諸多新變化。

新變之一：學術界雖然呼吁加強對社群文學的研究，但面對剛剛興起的社群文學研究新領域，學術界將如何面對社群“文學性”研究？畢竟，文學社群是一個區(qū)別于文學流派的群體組織，不同于以往學術界對文學家的個案研究，而是更需要深入思考社群和文學之間的內(nèi)在關系。就目前學術界已有的研究狀況來看，很多學者都力求從一個新的研究視角切入社群和文學之間的必然聯(lián)系，尋求能夠架起社群和文學之間關系的橋梁，并試圖開辟一個社群文學研究新領域，如廖可斌先生的著作《明代文學復古運動研究》就把明末文學社群建立在明代文學復古思潮的大背景下進行研究，拓展了文學社群研究新思路。再以劉水云的文章《明末清初文人結社與演劇活動》為例。該文是一篇而且到目前也是唯一一篇研究社群和戲劇之間關系的文章。劉文認為，在明末清初眾多的詩社、文社中萃集了大量的曲壇健將，如在金陵結社的何良俊，青溪社的張獻翼，閩中詩社的曹學佺，白榆社的屠隆，復社的吳昌時、錢彥林、吳梅村等人，他們與戲劇藝人直接的交流對話對于提升戲劇的地位、提高戲劇的藝術品位、推動戲劇的繁榮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結社與演劇的融合就為戲劇和文人的溝通起到了橋梁作用。作者從文人結社的角度研究戲劇，這在中國古代戲劇研究史上還是首次的。

新變之二：新世紀的學人可以說是勇于開創(chuàng)的一代學人，他們對散見于各種詩文集、野史筆記、正史文獻、方志家譜中的社群文獻的梳理在數(shù)量上遠遠超越了前人。20世紀40年代，郭紹虞曾整理出170余家社群，進入21世紀，李圣華在郭文的基礎上又整理到213種，其后，何宗美整理出近300余種，筆者亦整理出未見社群70余家附錄于文后。新世紀的學人對社群文獻的梳理功夫不可謂不勤。他們在具體的社群研究中往往占有充分的文獻資料，立論更為持重，分析更為深入，特別是對社群與文學之間的關系研究更為透徹。還以公安派為例。公安派在晚明文壇迅速崛起卻又驟然衰沒，是什么原因造成一個富有生機活力和革新精神的文學派別在短短十余年間衰落了呢？目前學術界有兩種觀點：一是公安派和“異端思想”有關，必然會遭到朝廷的禁止；二是性靈詩歌的“直俗淺易”也不符合“雅正端莊”的儒家詩教說，在封建社會更得不到朝廷的認可。公安派衰落是必然的。但是，李圣華在此基礎上卻提出一個既新鮮又重要的觀點，即公安派成員在京城結“葡萄社”談禪論學，導致京都攻禪事件的發(fā)生，公安派文人相繼離開京師，公安派因此解體。公安派結“葡萄社”是導致公安派衰落的最重要的原因，“這一變化可謂牽動了全局”。由此看來，學術界在新的世紀對社群文學的研究不僅深入，而且全面，體現(xiàn)出新世紀學術界對社群文學研究的新變化。

新變之三：進入21世紀，對文學社群的研究既非單純的史學考證，亦非單一的批評式“評論”，而是既“考”又“論”，體現(xiàn)出21世紀學術界轉向社群文學性研究在局部上的新變化。如歐陽光對北郭詩社的考證。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把“北郭十友”視為“十才子”，“隨為定論，后世的研究者也均無異議”；作者則從大量文獻中考證出“北郭十友”實為清人對該詩社前期主要成員的稱謂，“十才子”則是明人對該詩社后期主要成員的稱謂，二者“混為一談，顯然是不妥的”。經(jīng)歐陽光考證，問題豁然而解。但作者并未就此罷筆，而是進一步“文學評論”，即北郭詩社為文學家的心靈“世外桃源”，作品表現(xiàn)出明顯的避世傾向，他們既有共同的詩歌主張，又合而不同，明初的吳中詩派即在北郭詩社基礎上發(fā)展而來。何宗美的新著《文人結社與明代文學的演進》堪稱這一新變的力作。作者既對明代文人結社進行歷時態(tài)考證，又從文學史視角考察文人結社與文學流派、文學思潮的演進，拓展了文人結社的研究視域。著中側重文人結社歷時態(tài)挖掘與考證，考證出文學社群600余家，比之前他在《明末清初的文人結社研究》考證出的300余家社團多了近一倍，可謂用力甚勤，其著《公安派結社考論》也是這一新變的代表作品。

目前學術界對社群文學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社群文學思想的研究和社群文學創(chuàng)作的研究。對于社群文學思想的研究，雖然現(xiàn)行的幾部文學批評史著作和廖可斌的《明代文學復古運動研究》、孫立的《明末清初詩論研究》談到了復社、幾社和豫章社幾個具有明確文學主張的社群，并且何宗美在《明末清初文人結社研究》一書中還詳細分析了復社的文學思想，但對其他社群的文學理論目前還沒有論及，這在目前學術界強調社群文學研究的現(xiàn)狀下似乎是不應該出現(xiàn)的現(xiàn)象。而對社群文學創(chuàng)作的研究更是有待于進一步深入，著作僅有廖可斌的《明代文學復古運動研究》、李圣華的《晚明詩歌研究》論述了張溥、陳子龍、夏完淳、徐孚遠、張煌言、吳應箕、楊廷樞、吳易等幾社、復社文人的文學創(chuàng)作，論文僅有何宗美的《樂志林泉跌蕩文酒——驚隱詩社及其文學創(chuàng)作淺析》一文分析了驚隱詩社的詩歌創(chuàng)作主題和詩社成員編撰《天啟崇禎兩朝遺詩》、《明史記》和《廣宋遺民錄》的文學活動。另外，劉水云的文章《明末清初文人結社與演劇活動》雖然談到了社群與戲劇創(chuàng)作的關系，開辟了社群和戲劇之間關系研究的新領域，但對社群于戲劇家思想和戲劇創(chuàng)作的影響應該進一步給予關注，對社群和戲劇的關系有待于進一步深入分析。

總的來說，現(xiàn)階段對社群文學的研究雖然多有開拓，并朝著多元化方向發(fā)展，但是尚需開拓的領域還很多。因而，陳洪教授把明清之際眾多的文學社群比喻為“水面之下的冰山”，并期待學術界巨大的“冰山”能夠浮出水面。這也是筆者所熱切期待的。

二 研究內(nèi)容與方法的創(chuàng)新

(一)研究內(nèi)容的創(chuàng)新

論著主要分為兩大主題：上編主要研究明萬歷年間至清康熙初年文學社群組織形態(tài)，下編重點論述社群與文學之關系。

論著在對明前文學社群回顧的基礎上梳理明代特別是明末文學社群出現(xiàn)的新變化，又重點闡述此期社群組織與宗旨的雙重性，特別是對文學社群興盛與繁盛的原因從文學角度展開新的討論。就整個文學史而言，文學社群至明代發(fā)展到頂峰；就整個明代而言，明末文學社群堪稱這座頂峰的峰尖。對此，學術界的看法較為一致。但在揭示文學社群興盛的原因與背景上，學界同仁各有側重。我們知道，明末興盛于文壇的主要為文社，詩社反而退居次要地位。探求明末文學社群興盛的原因，我們就不能越過對科舉的考察。目前學術界認為，明代科舉考試內(nèi)容、科目、出題、八股文、科舉考試地域因素等皆對文社的興盛起到重要作用。但僅以此來論證，還不足以解釋這樣一個問題：在相同的科舉背景下，為何文社到明末才開始興盛起來，而不是在明代的其他歷史階段？如果對此問題忽略了，我們就不可能尋找到明末文社興盛的真正原因。另外，學術界在明末文社興盛與繁盛原因上主要持“經(jīng)濟繁盛說”，即經(jīng)濟的發(fā)達促進了文學社群的繁榮。這是經(jīng)濟發(fā)達促進文學繁榮的普遍規(guī)律。但我們對此也要作具體分析。張居正10年的經(jīng)濟改革，固然對晚明的經(jīng)濟復蘇起到重要作用；但也沒有阻止明末經(jīng)濟衰退的歷史命運。在這種情況下，明末文學社群“經(jīng)濟繁榮說”還是否能成立？我們必須對此作一正面回答。關于明末文學社群興盛原因的探討，還有一個更為重要的問題是，學術界大多從文學社群的外在環(huán)境尋找明末文社興盛原因，而忽略了文學社群作為一種文學現(xiàn)象興盛的文學內(nèi)因?！睹髂┪膶W社群興起與繁盛原因新論》即試圖對上述不足進行彌補。文學社群(主要為文社)之所以到明代末年而不是其他歷史時期達至極盛，主要與明代八股文的逐漸成熟定型有關。筆者在對明代不同歷史時期八股文形式發(fā)展狀況進一步考察的基礎上，得出以下結論：明初八股文形式沿宋元經(jīng)義文而來，體式尚未完全定型，文人士子缺乏在一起揣摩八股體式的文化基礎，文社在此出現(xiàn)不大可能；成化以后，八股文形式漸趨定型，但在局部仍有變化，適合初學者入門，但不易于科舉士子揣摩，此期各地雖有文社出現(xiàn)，但數(shù)量甚少。明萬歷以后，八股文成為一種可供師法模仿的形式游戲，以研討八股文為社群主要活動的文社開始在各地興起，并到明代末年達至極盛。從社會經(jīng)濟角度而言，明末全國經(jīng)濟衰退是一個不爭的事實。雖然如此，由于江南農(nóng)棉產(chǎn)業(yè)的發(fā)達，以及江南市鎮(zhèn)的繁榮，明末江南經(jīng)濟仍保持其繁盛的強勁態(tài)勢。江南地區(qū)的這種經(jīng)濟優(yōu)勢很能說明文學社群興盛之地往往為經(jīng)濟繁榮之地，對此不再詳論；筆者想重點強調的是，文學社群作為一種組織實體，必須具有組建社群的經(jīng)濟基礎，明末江南特殊的地域經(jīng)濟環(huán)境就為文學社群組織開展活動提供了堅實的經(jīng)濟后盾；而明末生員的擴大，圖書出版業(yè)的發(fā)達，水陸交通的便利等因素也為明末文社的興盛起到了促進作用，這也是學術界未曾論述之處。另外，明末科舉文社這一文學現(xiàn)象的出現(xiàn)既是科舉士子“締文”活動的結晶，又是文壇厘正文體，轉變文風的需要；而明代分門別戶的標榜風氣更促進了文社派別的林立，文社成為明末文學批評多元化的外在表現(xiàn)形態(tài)。文學因素對文社的興盛起到關鍵性作用。

目前學術界雖然對明末清初文學社群的組織形態(tài)與活動方式多有論述，但僅局限于追溯“社”之起源與“社長—社約—活動”基本社群組織形態(tài)的簡要介紹，而對“文學社群群體運作基本方式”體認欠少。所謂“文學社群群體運作基本方式”，簡言之，就是指社群的活動過程與互動狀態(tài)。目前，雖然學術界研究明清之際黨社運動的著作對此有所論及(如謝國楨的《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但作者僅把此作為歷史事件的一個必然過程，所論內(nèi)容勢必具有松散性，缺乏系統(tǒng)梳理與總結；甚至有些論述不夠深入，對社群群體運作方式的具體過程缺乏有效的論證。上編《文學社群組織與活動方式》章節(jié)就是在分析辯證已有成果的基礎上對文學社群群體運作方式作系統(tǒng)梳理總結，加深對其過程的詳細論證，以此作為后文立論的基礎。對明末清初社群文人群體運作方式的考察，思維表述側重在三個方面：(1)側重對社群走向聯(lián)盟的過程做詳細論述，主要以復社聯(lián)盟為個案。(2)側重對社群之間，以及社群成員之間的互動狀態(tài)分析，這對進一步認識社群內(nèi)外文學經(jīng)驗的交流與傳播具有重要作用。(3)側重對社群具體活動方式的總結，因為，明末清初獨特文學風貌多由此而得到表現(xiàn)。當然，以上所論主要是對社群文人群體運作基本方式的考察，我們還將在對社群影響文學的詳細考察過程中進一步展示文學社群的具體活動過程，并且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反觀社群文人群體運作是如何作用于當時文學的。

文學的研究自然是對文學作品的審美觀照，但是，忽略對創(chuàng)作主體的審視，我們的文學研究就是不具體的，其中就包括對創(chuàng)作主體思想心態(tài)的研究。由于明末清初特殊的歷史背景，此期的文人思想心態(tài)顯得相當復雜；而且隨著社群活動的歷史變遷，社群文人的思想心態(tài)也多有變化。目前學界對社群文人群體運作方式影響下的文人思想心態(tài)既缺乏相應的總結，又對社群文人的心態(tài)流變?nèi)狈ο鄳挠^照，《文學社群與文人群體思想心態(tài)》章節(jié)即選擇了社群群體運作方式視角切入明清之際文人思想心態(tài)研究，填補學界對此研究的空白。該章認為，明末清初文人以“社群”為工具，介入政治斗爭與文學論爭，表現(xiàn)出極強的“門戶觀念”。社群文人根深蒂固的門戶觀念對他們的思想與行為產(chǎn)生約束，在創(chuàng)作中不自覺地流露出趨同意識，這就很容易使他們的創(chuàng)作表現(xiàn)出過多的共性，而對他們的文學個性多所限制。從社會學的角度而言，社群本為具有宗法親緣關系的群體組織，從而在文化功能上也就具有了互助色彩。社群不僅給予文人生活救助，而且提供政治避難場所，成為他們尋求慰藉的精神家園。受社群群體運作方式的影響，明清之際文人就具有了一種“家”的歸屬感。明末文學社群隨歷史變遷而分為三個階段，文人心態(tài)因此凡三變。文社初起，文人以社群為平臺，以文會友，切磋文藝，少年詩酒風流的怡情心態(tài)與功名觀念盡顯；燕臺結盟后，社群組織文人參與政治，扶正革新的參政意識高昂，憂患意識增強；易代之后，文人或結社隱居，或結社抗清，心境走向悲苦與凄涼。該章把此期文人置于社群背景下，理清他們思想心態(tài)的流變過程。

明末文學社群的蜂起對文壇風氣也有深刻影響，這在文學史上是一個不能回避的客觀事實。明代末年，竟陵派“幽深孤峭”、“淺俗無根”的創(chuàng)作風氣把文學創(chuàng)作引向了“死胡同”，由此而屢遭后人抨擊。竟陵派衰落后，文壇走向了“師古崇雅”的復古路途，明末文社對形成第三次文學復古思潮起到重要作用，學術界對此已有論述，如廖可斌的《明代文學復古運動研究》等。但學界對此研究仍需進一步追問，即明末文人以何種社群運作方式對竟陵派進行改造？明人歷來對前后七子復古創(chuàng)作批評甚烈，明末文社諸子何以重蹈復古？而且，明末文學社群的興起是如何掀起文學復古思潮的，社群在其中起到怎樣的作用，等等。《文學社群與復古思潮的興盛》章節(jié)即為解決以上問題而設。該章節(jié)認為，明末文社諸子在復古思想上與竟陵派有相通之處，但對竟陵“末世之音”已有不滿，甚至公開批評。那如何改變竟陵派的“末世之音”呢？復社諸子對竟陵派后期領袖譚元春文集進行校評就是一種方式，他們在校評譚氏文集時充分肯定了其創(chuàng)作成就，但又對其創(chuàng)作思想進行復古“改造”，試圖把他徹底拉回到“復古”的文學路徑上來，此期文壇由此逐漸形成一種復古醇雅風氣。明末文學社群雖然倡導復古，但復古內(nèi)容與語境與前后七子多所不同，文中對此亦有辨析。

另外，學術界在討論明末文壇風氣時忽略了文社的科舉運作對文壇風氣的影響。忽略對文社科舉本質的考察，我們便難以準確深入地把握明末清初文壇創(chuàng)作傾向與特征。論者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思考：首先考察科舉和文學社群之間的關系。明代科舉取士制度導致以研討八股文為主的文社興起，社群成員自讀書起便接受科舉教育和八股文訓練，在文學創(chuàng)作上養(yǎng)成一種科舉思維，亦在明末文壇掀起一股科舉文風，這種科舉文風轉而影響到文學的風貌。第二，在社群成員的文學創(chuàng)作方面，社群給文人提供了相互交流和發(fā)表作品的場所和機會。文中重點考察了社內(nèi)成員相互交流的方式，比如，文人可以同時加入幾個社群，促進了不同社群之間的文學交流；為社友寫序討論文學思想與寫作技法，并以社群名義由社群出資為文人出版文集；在社稿上刊登社友作品，等等。第三，考察社群和文學作品的傳播關系。社群文學作品的傳播主要有兩條途徑：一是“社稿”的大量印刷，一是定期開展集會。這兩條傳播途徑很容易擴大社群文人作品的讀者群和創(chuàng)作影響力。第四，同一社群成員在創(chuàng)作題材、體裁、傾向、藝術性等方面相互影響和促進，從而形成不同的文學思潮和文學流派?？疾爝@一部分內(nèi)容需要大量閱讀社群成員文本創(chuàng)作，還要在明代文學發(fā)展的廣闊背景下，理清社內(nèi)成員創(chuàng)作的發(fā)展脈絡，以及社群文學和明代文學發(fā)展的內(nèi)在聯(lián)系。

文社初立，本為科舉。在當時士不知學的背景下，文社諸子倡導“尊經(jīng)”思想糾正科舉俗學之弊，遂在文壇形成一股尊經(jīng)科舉風氣；文社的選文活動以及科舉文人在社內(nèi)對八股文法的交流與討論，又在文壇形成重視文法的科舉風氣。尊經(jīng)重法思想對文學的影響是：社群文人創(chuàng)作古文不自覺的帶有八股文法的影子，創(chuàng)作八股文又往往借鑒古文之法；從詩歌創(chuàng)作而言，文學社群對科舉的過多介入，就對文人詩歌創(chuàng)作產(chǎn)生負面影響；至清代初年，社群介入科舉的功能削弱后，文人創(chuàng)作古文逐漸擺脫科舉風氣的負面影響，使得古文一歸于正。以上便是《文學社群科舉運動與文學創(chuàng)作》《文學社群與文壇科舉文風的盛行》《文學社群影響文學的媒介性》等章節(jié)所要闡述的問題。

地域性是明清兩代文學的顯征，并由此在學術界引起地域文學研究熱潮?！段膶W社群與地域文學流派的形成》章節(jié)即從文學社群角度切入地域文學流派研究的一次嘗試。明末清初眾多文學社群的蜂起對當?shù)匚膶W產(chǎn)生重要影響，其中最重要的一個特征就是：很多文學流派是在地域性文學社群基礎上形成，文學社群對形成地域性文學流派與文學思潮起到重要的促進作用。對于這一特征，陳文新教授已有所識，他在《中國文學流派意識的發(fā)生與發(fā)展：中國古代文學流派研究導論》一書中說：“在文學流派發(fā)生和發(fā)展的過程中，社團所起的作用是顯而易見的?！?sup>與當?shù)貐^(qū)域經(jīng)濟、地貌特征、家族因素、審美傳統(tǒng)、民俗民風等其他鄉(xiāng)邦地域文化因素相比，文學社群對明末清初地域文學流派與文學思潮發(fā)生發(fā)展的影響是巨大的。該章第一節(jié)首先闡明明末清初興起的眾多文學社群形成地域性文學流派的條件，第二節(jié)重點考察文學社群對形成地域文學流派的具體作用，最后一節(jié)在詳辨各地文學社群基礎上嘗試構建文學派別與文學思潮地域分布格局，總結文學社群構建地域文學流派與文學思潮的基本規(guī)律。

清初文學社群發(fā)展及其對文學的影響也是論著重點論述的內(nèi)容。明崇禎十四年(1641)，復社聯(lián)盟領袖張溥得急病而死，社盟聯(lián)體逐漸分解，幾社分化最為嚴重。崇禎十七年(1644)，大明王朝終于不堪重負，在李自成義軍的攻擊下瞬間崩潰，而此時興起于東北的滿清王朝攻入山海關，定都北京，明朝明亡。在明末形成的社盟組織正式解體，文壇社盟主流地位被打破，開始向四個方向發(fā)展。一部分文人仍舉文社介入科舉；一部分社盟文人不再舉文社，而是以各自的生活方式抒寫性情；遺民結社作為一種新的文學現(xiàn)象登上文壇。以上分兩章重點論述?！犊婆e文社在清初的繼續(xù)及其文壇影響》一章論述社盟文學家及其后人在清初的科舉社集活動完全是明末科舉文社的繼續(xù)，但也有本質的區(qū)別，對文學的影響也各不相同，這也是論著所重點強調的。另一章《清初社盟文人的人生取向與文學的多樣化呈現(xiàn)》論述社盟諸子在清初的人生取向及其與文學之關系，主要從五個方面展開：仕清為官與清初文學新秀的培養(yǎng)；隱居山林田間與清初文學之真性情；抗清運動與文學作品中的壯志情懷；結社活動與清初遺民情結；潛心學術與經(jīng)世致用之文的形成，等等。

(二)研究方法的創(chuàng)新

論著十分重視文學實證方法。筆者曾到江南文學家結社之地(如南京夫子廟、貢院及當年秦淮河社集地，其他還有杭州、蘇州及太湖地區(qū)、上海幾社活動地區(qū)，包括上海青浦博物館，等等)，特別是復社曾舉行社集的蘇州虎丘進行了實證考察。這樣的實證工作無疑增強了我們對文學社群研究的空間立體感。我們還十分重視研究過程中的交流與學習，訪問學界前輩，虛心向他們請教，獲得很多珍貴文獻，如葉君遠教授就把復社聯(lián)盟諸子當年會試試卷賜予我們研究。論著不僅保存了這些文獻，我們還據(jù)此研究了文學社群科舉文風的盛行及其對文學之影響等問題。這樣建立在對珍貴文獻的搜集與整理基礎上的研究，就更加貼近歷史的真實和文學的真實。這是很有意義的。

論著主要研究作為文學現(xiàn)象的文學社群發(fā)展狀況，重點考察在明末清初文學社群發(fā)展最為繁盛時期社群對文學的影響，以及社群對此期文學繁榮所起到的作用。要理清社群與文學之間的關系，必須對中國古代文學社群的歷時態(tài)發(fā)展有一個明晰的思路，還必須對社群資料文獻有一個全面的把握。這是本課題研究的基礎工作。

就目前而言，流傳于今的社群文獻較為分散，需要我們廣泛搜集整理。我們在國家圖書館及北大、人大等圖書館坐了近一年的冷板凳，爬梳出很多珍貴文獻，發(fā)現(xiàn)很多新問題，如日本學者小野和子《明季黨社考》認為“應社史實不明”，我們在國家圖書館梳理出了楊彝的《谷園集》，集中新發(fā)現(xiàn)文獻《鳳基會業(yè)序》(以往學者均未曾發(fā)現(xiàn)引用)對應社成立過程記載十分詳細，文中據(jù)此給予詳細論證，并且還據(jù)此考證出應社成立于天啟乙丑(即天啟五年)，而非如朱彝尊《靜志居詩話》、陸世儀《復社紀略》所言天啟甲子冬(即天啟四年)。

本文正因為有了大量史料文獻的支撐，故結論不僅令人信服，還澄清了很多爭議性問題與文學“懸案”，如謝國楨先生《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認為復社第三次虎丘大會是在崇禎五年，實則有誤。根據(jù)陸世儀《復社紀略》卷二記載，復社虎丘大會是在癸酉春，癸酉是崇禎六年，因而復社虎丘大會應該在崇禎六年。另據(jù)葉君遠先生《吳梅村年譜》考證，張溥于崇禎五年冬末始由京返里，不可能在崇禎五年冬末舉行虎丘大會，必在崇禎六年的春天。再比如南社成員問題。朱倓女士《明季南應社考》一文考證出南社成員16人，實為18人，朱文引計東《上吳梅村書》稱“大江以北主應社者，萬道吉、劉伯宗、沈眉生”，可知劉伯宗亦為南社中人，而朱倓在文中把此人忽略了，另據(jù)趙知希《涇川詩話》載，南社中人還包括趙維生，合計南社成員共18人。

其中應社與拂水山房社的承傳關系一直是文學史上久而未決的“懸案”，學界皆認為無從考察。計東在《上太倉吳祭酒書》中指出，應社之立本于拂水山房社，朱倓女士也持相同觀點。拂水山房社為前后兩次不同人物組織的文社。前期拂水山房社為瞿汝說、邵濂、顧云鴻、瞿純?nèi)仕Y文社，活動時間在萬歷十二年至二十五年(1584—1597)之間；其后，上海范文若與常熟許士柔、孫朝肅，華亭馮明玠、昆山王渙如等人在原社基礎上重開拂水山房社，活動時間在萬歷二十五年至三十三年(1597—1605)之間。朱倓《明季南應社考》根據(jù)應社領袖楊彝與顧麟士同在常熟而推斷二人曾加入過拂水山房社，但卻找不到確切的文獻根據(jù)，郭紹虞也對拂水山房社之間是否有連續(xù)性提出懷疑。

其實拂水山房社與應社并沒有直接聯(lián)系，萬歷三十三年(1605)后，拂水山房歸錢謙益所有，范文若等人所結拂水山房社活動已經(jīng)終止，楊、顧二人不可能入范氏所結拂水山房社。而稱楊、顧二人曾加入過拂水山房社，就只有一種可能：因楊、顧二人為錢謙益門人，很可能與錢氏另結拂水山房社，是繼瞿純?nèi)?、范文若之后的第三次拂水山房結社。我們的根據(jù)是國家圖書館新發(fā)現(xiàn)的楊彝《谷園集》所載許嘉佑《復楊敬公書》、張采《題十景詩序》兩文及顧夢麟的詩集《織簾居詩》，具體分析如下：第一，楊彝出生于萬歷十一年(1583)，至萬歷三十三年(1605)22歲，正為其跟隨錢謙益讀書時期。第二，據(jù)許嘉祐《復楊敬公書》言，“當日應社十六子初起，獨先人為拂水山房舊人”，其所言“先人”，當為應社十六子中被張采稱為老名士，并參與應社鳳基初集的許子洽。許嘉祐此言所表達的意思是說，除了他的“先人”許子洽曾入拂水山房社外，似乎其他應社中人未曾加入過拂水山房社。第三，顧夢麟《織簾居詩》中曾有一詩《社集法水山房社》敘述他與社友在拂水山房的社集活動，詩歌題目中的“法水山房社”，其實就是拂水山房社，“法”當為刊刻之誤。這就說明，楊、顧二人在拂水山房社當有結社活動。綜上分析可知，楊、顧二人未曾加入前兩次拂水山房社是確鑿無疑的，其在拂水山房舉行社集活動也是鐵證如山，應為第三次拂水山房結社(這仍有待于我們發(fā)現(xiàn)新的文獻資料)。

我們就是秉承這種坐冷板凳的“笨功夫”、“笨方法”去梳理資料，發(fā)現(xiàn)新的研究線索，解決爭議與懸疑，讓研究結果更接近歷史的“原生態(tài)”，凡此，皆為課題研究贏得了資料準備，為我們進一步研究社群與文學之間的微妙關系奠定了基礎。此種甘坐冷板凳搜集文獻的方法“雖笨尤新”，笨在方法，而新在結論。這也是治古典文學研究者所必備的科學研究態(tài)度，用北京大學張鳴教授(推薦書)所言概之曰：“作者掌握了大量的文獻材料，對研究現(xiàn)狀也有全面了解，在史料的處理和使用上都體現(xiàn)了良好的學術訓練，論文9個附錄證明作者的前期工作十分扎實而全面。論文資料非常豐富，觀點平實而有見地，考證細致，論證充分，學風嚴謹，對前人的研究給予了充分的尊重，寫作符合規(guī)范，是一篇優(yōu)秀的論文。”

論著在方法上的創(chuàng)新還表現(xiàn)在：文學研究的關系法，即把作為歷史現(xiàn)象的文學社群與文學建立一種存在關系。文中主要從文學社群作為歷史現(xiàn)象的組織活動考察，然后從“創(chuàng)作主體、文學思潮、文學風氣、創(chuàng)作技巧、文學流派、文壇格局、文學媒介”與文學社群的關系展開論述。這種方法主要表現(xiàn)在兩個方面：

一是功能作用方面，即某一文學現(xiàn)象的出現(xiàn)，文學社群是如何造成的，其推動作用如何等，如第十章《文學社群與文學復古思潮的興盛》主要研究文學社群與文學思潮的存在關系，文中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立論：第一，文社把復古作為文學宗旨，從制度上進一步確立了文壇復古方向。第二，社集活動起到重要的推動作用，比如社集主題多宣揚文學復古思想；社集成員數(shù)量眾多，文學復古思想深入其中，社集成員來自全國各地，復古思想亦在全國得到宣傳；南京社集活動十分頻繁，有效推動了復古思想的傳播。第三，編選社稿活動對文學復古思潮的盛行亦起到重要的推動作用，這主要表現(xiàn)在：文社士子往往把復古作為編選社稿的指導思想；分工分地合作編選社稿的方式有效宣傳了文學復古思想；社群編選古人古文既給社群文人提供了可供師法的復古范文，又給社群文人提供了文學復古實踐平臺；社稿作者隊伍的擴大，以及書商對社稿編選的參與，皆有效推動了文學復古思想在文壇的轉播。再如第十三章《文學社群與地域文學流派的形成》主要考察社群與文學流派之間的關系，文中第一次從文學社群角度考察文學流派地域特征形成的原因，以及文學流派的社群建構新格局，一改以往學界對文學流派的歷時態(tài)現(xiàn)象陳述，著中很多觀點對文學史撰寫頗多啟發(fā)意義。

二是影響效果方面，即社群組織活動對文學家思想及其創(chuàng)作具有哪些改變，出現(xiàn)怎樣的新特點等。如第十二章《文學社群科舉運動與文學創(chuàng)作》。該章首先論述社群倡導科舉尊經(jīng)思想運動和重法思想運動過程，然后分析科舉尊經(jīng)重法思想對文人創(chuàng)作的影響，即社群文人散文創(chuàng)作形成“楹桷榱題，指揮如意”的新特征，社群文人創(chuàng)作八股文借鑒古文法，創(chuàng)作古文借鑒時文法。再如第九章《文學社群與文人群體思想心態(tài)》主要考察社群與創(chuàng)作主體之間的關系，即文學社群的選文活動導致文學家在創(chuàng)作題材、體裁、思想內(nèi)容及藝術性等方面具有趨同傾向。這樣就把文學社群科舉運動與文學建立了一種存在關系。因此，論著既不同于學界研究文學的歷時態(tài)現(xiàn)象式陳述，也不同于對文本研究的批評式解讀，而是在歷史文化現(xiàn)象和文學之間尋求一種存在關系。這種“關系法”正是本文的最大創(chuàng)新點。

具體的研究方法是，把前人已經(jīng)梳理考證的文學社群按照時間和空間順序排列，重點梳理明萬歷中葉至清康熙初年期間的文學社群。從時間上排列可以發(fā)現(xiàn)文學社群歷時態(tài)演變歷程，從空間上排列，可以發(fā)現(xiàn)相同地域文學社群的相互存在關系。文獻資料分三個階段考察：以東林為代表的結社；以復社為代表的社群；明亡以后的遺民社群及清初新朝文人結社。把明萬歷中葉以后的社群及其社群成員作品作為考察對象，重點閱讀社群領袖的文集；明萬歷前的社群主要選擇幾個有代表性的社群及其領袖作品為考察對象；另外，那些雖沒有入社但和社群有密切關系的人物和事件也不能忽視。論文具體采取歸納法，即從具體的文本文獻中有關社群的記載予以整理歸納，發(fā)現(xiàn)合乎歷史真實的明清之際文社發(fā)展之規(guī)律。以馬克思唯物史觀為指導，采用具體分析的方法，借鑒當前社會文化批評的已有理論成果和文學批評的相關理論來展開具體研究，并在具體的論述中側重對文本的批評。

總體而言，本文在對明末清初文學社群作進一步梳理考證基礎上，側重從文學角度審視此期文學社群和文學是怎樣的一種關系，獲得怎樣的文學史地位，以及社群對文學風氣的轉變，文學派別地域特征的形成起到怎樣的作用，試圖全方位地展示明末清初文學發(fā)展客觀規(guī)律，作為新世紀學界倡導社群文學研究的一次嘗試。

“明末清初”是一個比較寬泛的時間概念，筆者論文研究的時間大致從明代萬歷末年文學社群蜂起開始，到康熙初年清政府統(tǒng)治變得穩(wěn)定結束。

原因在于，明代萬歷末年文學社群開始蜂起，各地社群也逐漸走向聯(lián)盟，天啟四年(1624)應社的成立則標志著社群文學開始成為文壇主流。從順治九年(1652)到順治十七年(1660)朝廷兩次禁止社盟后，文人結社開始呈衰落趨勢；到康熙初年，社會比較穩(wěn)定，經(jīng)濟開始發(fā)展，民族矛盾逐漸緩和，民間雖有結社行為，但已成為落日黃昏。社群既沒有了轟轟烈烈的政治斗爭，也沒有了以文學革新政治的偉大抱負。把明末清初的時間范圍限定這一階段較為合適。

論者還要說明的一個問題是，明代末年在文壇興盛的主要為以研討八股文為主，兼及詩文創(chuàng)作，并積極參與政治活動的文社，不同于此前以興趣或主張相同而結為詩社的文學社群。因而，文中所論文學社群主要為文社，但在論述中也兼及詩社。

(三)學術與理論意義

明末文人結社的數(shù)量之眾、規(guī)模之大為歷史上所僅見，這一現(xiàn)象引起了學界的研究興趣。但對此研究主要集中在這些文社自身的狀況，以及他們在政治斗爭中的地位與作用等，而對于這些文社同明末文學的關系，卻極少論及。一方面，在研究明末文學的論著中，雖然間或也提到文學社群，但基本上是對社群文學活動的現(xiàn)象描述，而忽略了社群在形成明末文學獨特風貌中的獨特作用。

特別是當前的文學史著作由于受篇幅限制，對社群文學研究論述略顯簡單，對造成此期文學獨特風貌的社群原因也多忽略不提，該項成果研究因此有助于引起學界對社群文學的重視，也為文學史撰寫提供借鑒，其中很多結論頗有價值，比如：明末文學主旋律是復古，而竟陵公安派是創(chuàng)新，二者在明末是如何轉化融合的，社群在其中充當什么角色，成果對此進行了細致考察。論著在研究過程中亦多建樹，如作者在閱讀大量文獻資料基礎上，又整理出前人未見社群70余種，并且發(fā)現(xiàn)了很多社群研究新資料，澄清了很多老問題，比如，關于復社成立時間問題，清人計東與王應奎皆認為是崇禎三年，但夏燮所訂《忠節(jié)吳次尾先生年譜》則認為是崇禎元年。復社成立時間遂成學界“公案”。筆者根據(jù)崇禎《蘇州府志》與陸世儀《復社紀略》所載文獻考證出復社成立于崇禎元年，成為全國性社群聯(lián)盟則在崇禎二年。再如應社組成成員問題。據(jù)朱彝尊《靜志居詩話》記載，應社最初之立主要有11人：張溥、張采、楊廷樞、楊彝、朱隗、顧夢麟、王啟榮、周鐘、周銓、吳昌時、錢彥林，還有一個到處征文的聯(lián)絡員——嘉興府學生孫淳，成員主要來自吳郡、金沙、欈李三地。朱彝尊所載應社成員，當為負責五經(jīng)文選的11人，并不是應社最初成立時的實際人數(shù)。據(jù)楊彝的回憶，應社最初人數(shù)當為16人，主要是“婁東二張”與楊彝商量確定的社員人選：許子洽、許德生、徐良夫、馮己蒼、周鐘、周銓、徐克勤、朱隗、楊維斗、徐汧、周立勛、陳子龍、徐孚遠、劉公旦、徐君和與錢吉士，如果加上張溥、張采、管君售、朱立古、楊彝、顧夢麟，應社最初的組成成員其實為22人。在朱彝尊所言應社11人中，王啟榮、吳昌時與錢彥林三人為后來應社成員，加上擔任文選聯(lián)絡任務的孫淳，應社最初人數(shù)當為26人。本文依靠廣泛的文獻支撐，考辨清楚了很多問題，對中國古代文學研究做出些許貢獻。

關于明末清初文學社群與文學的關系確實是一個非常有價值的課題，也是目前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亟待解決的一個現(xiàn)實問題，但迄今為止，對這一問題的研究，基本上是一個空白。對明末清初文學社群文學活動以及社群和文學之間內(nèi)在關系的深入研究，可以進一步認識社群的產(chǎn)生是如何形成明代末年獨特文學風貌并促進文學繁榮發(fā)展的，這對進一步認識文學史發(fā)展規(guī)律，促進中國古代文學研究具有重要的現(xiàn)實意義。

中國古代文人結社代有之，但只有到明代特別是明代末年，文人士大夫才開始真正把社群作為日常文學活動來經(jīng)營，文人結社成為文人士大夫從事文學活動的重要場所，并制定了明確的組織規(guī)定，提出了鮮明的文學主張，展開有組織的文學活動，積極宣傳和探討文學創(chuàng)作技法，推出優(yōu)秀社群成員的文學作品，培養(yǎng)出很多著名的文學家，形成了具有共同文學創(chuàng)作風格的文學派別。明末文學社群成為我國古代文學史上以社群文學為主流文學的文學形式，明代末年也成為我國社群文學的發(fā)軔期，具有篳路藍縷之功。

文中論及社群對文學家及其文學創(chuàng)作的影響，是當前研究較薄弱的，論著的一個重要特色在于，筆者在梳理文學社群源流變化突出其歷史地位與作用的基礎上，第一次從文學角度審視文學社群和文學是怎樣的一種存在關系，勾勒出社群文學在明末清初這一文學發(fā)展階段獲得怎樣的文學史地位，對于當時文學思潮的形成轉變，以及對文學派別的興衰發(fā)展起到怎樣的作用，并且彌補了文學史研究只對文學流派羅列敘述而忽視流派形成的內(nèi)在契機的不足，試圖全方位地展示明末清初文學發(fā)展的歷史事實，這樣的研究工作在學術界為第一次嘗試，是新世紀中國古代文社研究由社群考證向社群文學研究轉變的新發(fā)展。

另外，本文嘗試把明末清初這段文學史納入社群文學發(fā)展的框架下，構建一部以社群文學為研究對象的明清文學階段史，并借此展現(xiàn)多維度的明清兩代文學存在樣態(tài)。以上既是本文的特色所在，也是本文的創(chuàng)新之處。

(四)研究走向與問題

通過對一百年來學術界對社群研究的歷史回顧和總結，筆者以為，今后對中國古代文學社群的研究應該努力向四個方面發(fā)展：

1.進一步加強社群文獻的搜集梳理工作，加大對重要社群的考證研究。對文學社群文獻的搜集梳理仍是今后研究的一項主要工作。中國古代典籍對文人結社的記載比較零散，明清兩代更是典籍浩瀚，詩文集眾多，無形中增加了我們的工作難度。筆者以為可以從三個方面展開：(1)重點關注專門記載文人結社的文獻。(2)從文學社群“傳世文本”入手(這種“傳世文本”又被稱為“社稿”、“社刻”、“會集”、“社集”、“社規(guī)”或“社約”等)。(3)注意積累古代文獻如明清文人文集、地方志、詩話、野史筆記和社群成員的年譜等對文學社群的零星記載。很多文獻對社群發(fā)展記載并不詳細，這就有必要對社群進行考證。就目前來說，學術界對單個社群的單篇考證大致有17家之多，這對于已經(jīng)梳理出的600多家社群來說還差之甚遠。

目前亟須考證的還是那些對文學發(fā)展具有重大影響的社群，筆者試舉幾例：汪道昆在徽州結豐干社、白榆社和肇林社與當時著名的文學家王世貞、屠隆、潘之恒相唱和，對形成徽州獨特的文學風貌具有重要影響，并對形成明代中葉的文學復古思想起到重要的宣傳推動作用，這就具有了進一步考證和研究的價值；再如，福建曹學佺、謝肇淛在福州結閬風樓詩社，他們雖然與公安、竟陵兩派來往甚密，但在詩歌創(chuàng)作上并不步趨性靈，而是具有獨立性，形成具有獨特創(chuàng)作風格的閩詩一派；還有徐孚遠在臺灣結海外幾社是如何繼承和發(fā)展幾社文學精神的，又有哪些成員加入，等等，都是有必要搞清楚的。

對地域社群的考證主要集中在浙江(包括紹興、杭州、甬上等地)和廣東兩省，這和當時文學社群的地域分布明顯不相稱。歷史上有結社傳統(tǒng)，社群數(shù)量多，影響比較大的社群主要集中在南直隸。從成化十八年(1482)，到崇禎十七年(1644)，南直隸曾出現(xiàn)50多家文學社群，著名的復社就出現(xiàn)在太湖流域的太倉地區(qū)，但學術界目前還沒有對該地區(qū)的社群組織做系統(tǒng)的梳理和考證。其他結社較多的還有江西、福建等地，學術界也沒有涉及。就目前來說，對社群的考證工作任務還很重，需要一輩一輩學者不懈的努力。

2.重視對社群歷史事件的挖掘，加深對社群歷史意義的闡釋。一般意義上講，文學社群總是文人“以文會友”詩文唱和的精神家園和從事文學活動的重要場所，很難想到社群會參與政治，并成為歷史學家所青睞的研究對象。然而，事實總不以自我邏輯的事件概念來推理。明代在洪武三年就規(guī)定生員不能干預政治，但是隨著明末朝政日非，文社的宗旨也由為科舉制藝一變而為“昌明涇陽之學，振起東林之緒”，形成明代末年“朝局與社局相表里”的特殊政治景象。明亡后，各地社群文人以氣節(jié)相砥礪，積極參與反清復明的民族斗爭，對明代的歷史產(chǎn)生重大影響，這在中國古代文學發(fā)展史上也是絕無僅有的。

這些情況引起了一些歷史學家的關注。中國臺灣學者胡秋原的文章《復社與南明諸王朝之抗清運動》就是反映復社抗清運動的，日本學者小野和子的著作《明季黨社考——東林黨和復社》亦側重對復社在明末清初政治斗爭中的歷史事件的陳述。就目前來看，學術界對社群歷史學意義上的研究也僅集中在復社，這顯然不符合當時社群的實際情況，如廣東陳子壯、張家玉所結社群，在滿清攻打廣州時成為抗擊清兵的主力。由此看來，學術界僅對復社歷史事件進行研究顯然是不夠的。在文學史上社黨斗爭促成了文學思潮的轉變，對明末文學題材、體裁、風格以及士人的精神品格都產(chǎn)生了重要影響。因而，今后學術界不但有必要，而且更應該加大對社群歷史事件的研究。

3.對社群文學的研究是進入21世紀后文人結社研究的一個重要方向。文學社群的組成有兩個實體：一是社群是一個“整體性組織”，一是社群具有“個體性成員”。因而，對社群文學的研究不妨從兩個方面展開：一是對作為整體的社群文學思想和創(chuàng)作的研究，如社群的文學主張，社群成員的總體風格，社群組織的文學活動等；二是把文學家放在社群組織的整體背景下談論社群成員的個體創(chuàng)作，如文學個體加入社群前后創(chuàng)作思想和風格的變化，社群成員是如何做到和社群組織整體創(chuàng)作“合而不同”的，在哪些方面體現(xiàn)了社群成員的個性創(chuàng)作，等等。

除此之外，對社群文學的研究還有必要把社群放在整個文學史發(fā)展的視野下來研究，集中討論社群和文學思潮、文學流派、地域文學之間的關系，在中國古代文學史上社群文學究竟占有一種什么樣的文學地位，對推動文學的發(fā)展究竟起到了什么作用，等等。目前，雖然現(xiàn)行的幾部文學批評史著談到了復社和幾社兩個具有明確文學主張的社群上，但對其他社群的文學理論還沒有論及，這在目前強調社群文學研究的現(xiàn)狀下似乎是不應該出現(xiàn)的現(xiàn)象。因而，今后對社群文學的研究應該向縱深方向發(fā)展。

4.對中國古代文學社群的研究還不能忽視社群對文學家及其創(chuàng)作的影響。明代末年社群蜂起，文人脫離社群也就意味著被排斥在文壇之外，社群必然對文學家及其文學創(chuàng)作產(chǎn)生重要影響。比如，社群宗旨決定了社群成員的行為被規(guī)定在其下，對社群成員的思想和創(chuàng)作產(chǎn)生了約束力。從創(chuàng)作上來說，社群成員創(chuàng)作要實踐社群的文學主張，符合社群的創(chuàng)作風格，這就對他們的創(chuàng)作個性多有限制，創(chuàng)作往往缺乏創(chuàng)新意識，等等?？傊缛汉蛣?chuàng)作主體之間的關系十分微妙，需要結合文人的具體創(chuàng)作來談，研究的重點應該放在社群成員社會活動與文學創(chuàng)作方面。

作為獨特文學現(xiàn)象的社群的存在對文學的影響具有獨特性——即社群影響文學的媒介性。社稿社刻為社群文人從事文學活動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平臺，成為社群文人相互交流的媒介；大規(guī)模的社集活動，也使社群成為宣傳其文學思想的主要陣地，成為廣大士子結社標榜的宣傳工具。社群對文學影響的媒介性相對于其他影響文學發(fā)展的因素而言具有獨特性。就目前來看，學術界還沒有對此進行研究，而這正是當前社群文學性研究亟待解決的新問題。

總結這一百多年來的中國古代文社研究歷程，其中也發(fā)現(xiàn)了幾個值得深思的問題。

問題之一是，現(xiàn)行的文學史著作未能把文學家和文學現(xiàn)象納入社群文學的框架下來研究。明代八股取士的科考政策使文學話語權力轉到民間，文人通過結社取得文壇的獨霸地位是明代文學發(fā)展的重要特征，正如郭紹虞先生所言：“一部明代文學史，殆全是文人分門立戶標榜攻擊的歷史?！?sup>文人結社是當時文人最主要的文學活動，當時很多著名的文學家?guī)缀醵加薪Y社的經(jīng)歷，他們通過社群的紐帶作用得以形成重要的文學派別。特別是到明代末年，文學社群組織形式和類型日益多樣，結社成為文人士大夫日常文學活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很多著名的文學家都出自社群的培養(yǎng)，如復社骨干吳梅村、幾社領袖陳子龍等，并且一些著名的社群諸如復社、幾社等都提出了明確的文學主張，圍繞社團領袖形成了一批具有共同創(chuàng)作思想和風格的作家群體，并且開展有組織的文學活動，形成了明代末年以社群文學為主流文學的文學樣態(tài)。從這種意義上講，文學史的撰寫應該把文學家放在社群文學的話語背景下來討論他們的文學創(chuàng)作，這樣的文學史撰寫就顯得更為完整，也更為全面。但是，隨著古典文學學科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逐漸建立，學術界的歷代學人把研究的對象主要集中在諸如文學史和文學理論的建構、文學思潮和文學流派的考辨界定以及文學大家及其作品的研究等，對于這些研究給予了很高的文學史地位，并在文學史著作中占有一席地位。而對文人結社卻未能引起學人的注意，對文學社群是否應該歸屬文學流派來研究等問題都沒有在文學史上給予明確的界位，一直到現(xiàn)在文學社群仍然被擠到了文學的邊緣備受冷落。

問題之二是，一些研究歷史學的學人受史學研究思維的影響，僅僅把文學社群作為明清歷史發(fā)展的一個特殊階段，在研究思維上側重開掘文人結社的歷史意義，忽視了文學家結社經(jīng)歷對其文學創(chuàng)作的影響，以及文學社群和文學之間的緊密關系，從而陷入缺乏普遍聯(lián)系的形上研究教條中來。

問題之三是，未來對社群文學的研究需要在思路上有所突破，應該更多注意那些至今不易下結論或難以納入某種邏輯結構中的文學社群和社群成員的文本創(chuàng)作。如曹學佺就是一個很難“下結論”的典型例子。他在福建曾結閬風樓詩社、石倉園社、凌霄臺大社、芝社、石君社和石倉社等多家社群，在社群中和公安派、竟陵派有著密切的來往，但是仍保持其創(chuàng)作上的獨立性；清人對曹學佺等閩中詩人的獨立品性帶有不小的好感，而對公安、竟陵派普遍持有嚴厲的批評，那么應該如何對曹學佺結社及其創(chuàng)作進行文學史定位，以及為何會出現(xiàn)這樣差異等問題就是很好的研究選題。

其中最突出的問題，就是對文學社群與文學之間的關系研究。雖然學術界一再呼吁研究社群文學，研究社群對文學的影響，以及社群對文學發(fā)展所起的作用，但目前對此研究仍顯薄弱。而且，雖然目前出版了陳寶良的《中國的社與會》和王世剛的《中國社群史》兩本著作，但二人論述多從文化學與社會學角度梳理中國古代乃至當代社群歷史，論著所及包括文學社群以外的任何類型社群；對文學社群的研究也僅側重于它的歷史敘事與文化功能；而對明清之際的文學社群的文學功能幾無涉及。即使有學者曾有論述，但也受內(nèi)容、體例影響而多為圖景式敘述，如郭英德先生的論著《中國古代文人集團與文學風貌》，論者把中國古代的文人集團納入到文學研究的視野下，深入剖析了中國古代文人集團的文化功能，以及文人集團(包括文學社群)與文學風貌的關系，首開文學社群與文學風貌之間關系研究先河。但由于作者論著研究的范圍包括文學史上政黨、學術派別、侍從集團、文學流派等一切具有群體功能的文學集團，文學社群也僅為作者論述的一部分；特別是作者對文人結社與文學之間的關系也僅做了不到八頁文字的圖景式描繪，對文人結社作用于文學的過程與具體作用似乎有再作專題研究之必要。何宗美的論著《文人結社與明代文學的演進》一方面對明代不同歷史時期的文人結社進行考證，一方面對文學社群于文學之影響進行了研究，頗為可喜，堪稱力作；但論者論述點在于整個明代，似乎對明代末年社群于文學之影響有再做研究之必要，清初更未提及，略顯遺憾，特別是作者論述的重點在于歷史學意義上的社團考證，而對社團于文學的促進作用及其影響尚需進行深入性的文學意義上的理論邏輯推理，似乎有必要進行更合乎文學規(guī)律的深度研究，某些頗具價值之觀點似乎也有進一步拓展的充?？臻g。

如果我們在明末清初文學社群如此繁盛而不能清晰地認識文學社群如何對文學起作用的，以及二者之間的互動關系，那么我們也就不可能更為歷史而真實地認識這一歷史階段文學發(fā)展的獨特風貌，也就不能更好地服務于中國古代文學的學科建構。而筆者在本文所能做的，也正在于盡可能地還原明清之際文學的歷史本態(tài)，揭示明末清初文學社群文學運動的內(nèi)在規(guī)律。

1. 陳子龍《山陰署中書事》，《陳子龍文集》(上)，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
2. 朱彝尊《靜志居詩話》卷二十一“孫淳”條，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年版。
3. 杜登春《社事始末》，中華書局1991年版，第1頁。
4. 以上東晉唐宋文人結社參閱了歐陽光《宋元詩社研究叢稿》，廣東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1頁。關于“社”之含義及社群在不同歷史時期的發(fā)展，可以參閱賀次君的文章《社考》(《廣州學報》第一卷第二期)，陳寶良的文章《明代的社與會》(《歷史研究》1991第5期，后收入其著作《中國的社與會》，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歐陽光《宋元詩社研究叢稿》(廣東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謝國楨的《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商務印書館1934年版)，朱倓《明季黨社研究》(商務印書館1945年版)，郭英德《中國古代文人集團與文學風貌》(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王世剛《中國社群史》(安徽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何宗美《明末清初文人結社研究》(南開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
5. 《文學社群研究百年巡禮》作為單篇論文發(fā)表于《深圳大學學報》2006年第6期，原標題為《20世紀中國古代文人社團研究史論》，分別被《高等學校文科學術文摘》2007年第1期，《中國人民大學報刊復印資料·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2007年第4期轉載，收入本文稍加修改。
6. 《望社姓氏考》為學術界第一篇研究文人結社的文章，于1910年發(fā)表于《國粹學報》第六年第四冊第七十一期上，作者為山陽李元庚。李元庚是望社李挺秀六世孫，他的這篇文章是響應國粹學派的為學宗旨詳細考證明末望社，以“表彰遺老，深裨鄉(xiāng)邦掌故”(光緒甲午年間清河王錫祺跋)，其考證望社的深厚功力和考辨望社的學術貢獻常被后人引證，在研究中國古代文學社群史上具有開創(chuàng)之功。
7. 李元庚《望社姓氏考》，《國粹學報》，1910第6年第4冊第71期。
8. 《國學保存會簡章》，《國粹學報》，第2年第1期。
9. 李元庚《望社姓氏考》，《國粹學報》，1910第6年第4冊第71期。
10. 謝國楨《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中華書局1982年版。
11. 陳豪楚《兩浙結社考(上)》，《越風》，1936年第16期。
12. 容肇祖《明末復社領袖張溥》，《讀書與出版》，1948年第3卷第5期。
13. 朱倓《明季桐城中江社考》，《“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1940年第1本第2期。
14. 謝國楨《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重印前言)》，中華書局1982年版。
15. 陳豪楚《兩浙結社考(上)》，《越風》，1936年第16期。
16. 胡懷琛《西湖八社與廣東的詩社》，《越風》，1936年第14期。
17. 《明末清初的學風》于1963年發(fā)表于《四川大學學報》第2期，談到了文人結社對明末清初學風的轉變所起的作用，筆者把此文也歸于社群研究文章；《顧炎武和驚隱詩社》寫于1964年發(fā)表于1978年《中華文史論叢》第八輯上，兩文后來收入他的論文集《明末清初的學風》，2004年由上海書店出版。
18. 如《復社與南明諸王朝之抗清運動》(《中華雜志》，5卷10期、6卷1期)、《復社與清代學術及反清運動》(《中華雜志》，6卷3、4期)等論文。另外，胡秋原先生在《中華雜志》5卷8、9期上連續(xù)發(fā)表《復社及其人物》，并在此基礎上完成他考證復社成員的專著《復社及其人物》，1968年由臺北學術出版社出版。
19. 謝國楨《明末清初的學風》，上海書店2004年版，第9頁。
20. 如杭州西湖歷來是古代文人結社雅集的重要場所，這一現(xiàn)象引起顧志興同志的關注和研究興趣，寫成《明清兩代的西湖詩社》一文，發(fā)表在地方專業(yè)性刊物《西湖》1984年第1期上；佘德余的文章《紹興的文人結社》(《紹興師專學報》1990年第1、2、3、4期)認為紹興從于越到近代的三千多年歷史中，涌現(xiàn)出許多出類拔萃的思想家、文學家、藝術家和史學家，紹興成為“人才薈萃的文化之邦”的一個重要原因在于“文人結社之風濃厚”，文中全面梳理考證了紹興自宋代到近代的文人結社情況，對研究地方性文化遺產(chǎn)做出了重要貢獻。其他還有羅大云同志的文章《清初云南雪峰詩社敘略》也是專門研究云南地方社團的佳作(《云南教育學院學報》1987第4期)。
21. 20世紀80年代初，古典文學研究者開始反思古典文學研究的錯誤思想和錯誤傾向，1979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專門開展座談會討論有關這方面的問題，胡念貽同志的文章《研究古典文學與批判繼承遺產(chǎn)——三十年來古典文學之回顧》(《文藝百家》1979念第1期)和鄧紹基同志的文章《建國以來關于繼承文學遺產(chǎn)的一些問題》(1980年《文學遺產(chǎn)》第1期)被認為是批判繼承中國古代文學遺產(chǎn)，開創(chuàng)古典文學研究新局面的代表作品。
22. 20世紀20年代，容肇祖在《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周刊》1卷第7期和第8期(1925年)上連續(xù)發(fā)表《述復社》文章，分別從復社的起源、復社的成立及擴大、復社的宗旨，盟詞和組織、復社和東林的關系、復社的行為、反對復社的人物、復社在當日社會得影響八個方面詳細地介紹了復社的組織情況。20世紀60年代，又有胡秋原對復社及其人物給予了介紹(《復社及其人物》，《中華雜志》，5卷8期、9期)。
23. 1985年學術界先后召開了三次以“方法論”為主體的大型學術研討會，一是由《文學評論》編輯部等單位3月份在廈門組織召開的“全國文學評論方法討論會”，一是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等單位在揚州組織召開的“文藝學與方法論問題學術討論會”，一是由中國藝術研究院外國文藝研究所等單位10月份在武漢組織召開的“文藝學方法論學術討論會”。這三次學術界關于“方法論”的討論對古典文學研究產(chǎn)生了重大影響，1985年也就被后來學人稱為文學界的“方法論年”。
24. 李慶立《明“后七子”結社始末考》，《山東師范大學學報》，1996年第1期。
25. 歐陽光《宋元詩社研究叢稿》，廣東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26. 袁震宇、劉明今《明代文學批評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27. 郭英德《中國古代文人集團與文學風貌》，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
28. 吳志達《明清文學史(明代卷)》，武漢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
29. 章培恒《中國文學史》，復旦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
30. 如李京圭為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博士，1989年完成了他的博士論文《明代文人結社運動之研究——以復社為主》；許淑玲為臺北“國立臺灣師范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生，1986年完成她的碩士論文《幾社及其經(jīng)世思想》；劉莞莞為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1985年完成她的碩士論文《復社與晚明學風》，等等。
31. 金德門《馮夢龍社籍考》，《中華文史論叢》，1985年第1期。
32. 李慶立《明“后七子”結社始末考》，《山東師范大學學報》，1996年第1期。
33. 吳承學、曹紅、蔣寅《一個期待關注的學術領域——明清詩文研究三人談》，《文學遺產(chǎn)》，1999年第4期。
34. 劉水云《明末清初文人結社與演劇活動》，《南通師范學院學報》，2001年第1期。
35. 李圣華《京都攻禪事件與公安派的衰變》，《西北師大學報》，2001年第1期。
36. 歐陽光《北郭詩社考論》，《文學遺產(chǎn)》，2004年第1期。
37. 筆者以為，文人結社究竟對文學流派的形成、文學思潮的變化起到怎樣的推動作用，似乎仍有待于當代學者進一步思索和研究。而這正是筆者此項研究的重心所在，特別是對該著論述比較薄弱的明萬歷末年和沒有論及的清康熙初年文學社群與文學之關系做了詳盡的研究論述，在文學社群與文學之關系(如社群對文學的推動作用、社群對形成文學流派具備怎樣的條件、社群在明末復古思潮中的作用等)研究上做一些有益的嘗試。
38. 何宗美《明末清初文人社團研究》序言，南開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
39. 如在20世紀20年代，容肇祖在《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周刊》1卷第7期和第8期(1925年)上連續(xù)發(fā)表《述復社》文章，分別從復社的起源、復社的成立及擴大、復社的宗旨，盟詞和組織、復社和東林的關系、復社的行為、反對復社的人物、復社影響等八個方面詳細介紹了明末文社聯(lián)盟——復社的組織情況。后到90年代初，收入其論著《明代思想史》一書(齊魯書社1992年版)。20世紀60年代，又有臺灣學者胡秋原對復社及其人物給予了介紹(《復社及其人物》，《中華雜志》，5卷8期、9期)。自20世紀90年代后，郭英德的《中國古代文人集團與文學風貌》，何宗美的《明末清初的文人結社研究》，孫立的《明末清初詩論研究》等著作在論及明末文社時，皆對明末文學社群的組織形態(tài)及其活動方式有所論及。
40. 陳文新《中國文學流派意識的發(fā)生與發(fā)展：中國古代文學流派研究導論》，武漢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254頁。
41. 〔日〕小野和子《明季黨社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235頁。
42. 袁行霈所編《中國文學史》(第四冊)把明初先后出現(xiàn)的臺閣體文人的集合稱為“興趣型”，把前后七子結社稱為“主張型”，而把明末文社稱為“政治型”，明代的文人團體大致有以上三種類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8—21頁)。
43. 楊彝《鳳基會業(yè)許》，《谷園集》，清道光三年譚天成家刻本。
44. 杜登春《社事始末》，中華書局1991年版，第3頁。
45. 郭紹虞《照隅室古典文學論集》(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51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