詞以樂府代興，在當時應有“新詩”的資格

詞是近古（中唐以后）的樂章，雖已“六義附庸，蔚成大國”^[1]了，實際上還是詩國中的一個小邦。它的確已發(fā)展了，到了相當大的地位，但按其本質(zhì)來講，并不曾得到它應有的發(fā)展，并不夠大。如以好而論，當然很好了，也未必夠好?；仡櫼酝蠹s如此。

從詩的體裁看，歷史上原有“齊言”“雜言”的區(qū)別，且這兩體一直在斗爭著。中唐以前，無論詩或樂府，“齊言”一直占著優(yōu)勢，不妨簡單地回溯一下。三百篇雖說有一言至九言的句法，實際上多是四言。楚辭是雜言，但自《離騷》以降，句度亦相當?shù)恼R。漢郊祀樂章為三言，即從楚辭變化，漢初樂府本是楚聲。漢魏以來，民間的樂府，雜言頗盛，大體上也還是五言。那時的五言詩自更不用說了。六朝迄隋，七言代興，至少與五言有分庭抗禮的趨勢。到了初、盛唐，“詩”與“樂”已成為五、七言的天下了。一言以蔽之，四言→五言→七言，是先秦至唐，中國詩型變化的主要方向；雜言也在發(fā)展，卻不曾得到主要的位置。

像這樣熟悉的事情，自無須多說。假如這和事實不差什么，那么，詞的勃興，即從最表面的形式來看，也是一樁有意義的事情；因為形式和內(nèi)容是互相影響著的。詞亦有齊言^[2]，卻以雜言為主，故一名“長短句”。它打破了歷代詩與樂的傳統(tǒng)形式，從整齊的句法中解放出來，從此五、七言不能“獨霸”了。這變革絕非偶然，大約有三種因由：

第一，隨著語言的發(fā)展而不得不變。即以詩的正格“齊言”而論，從上列的式子看，由四而五而七，已逐漸地延長；這顯明地為了適應語言（包括詞匯）的變化，而不得不如此。詩的長度，似乎七言便到了一個極限。如八言便容易分為四言兩句；九言則分為“四、五”，或“五、四”，“四、五”逗句更普通一些。但這樣的長度，在一般用文言的情況下，雖差不多了，如多用近代口語當然不夠，即參雜用之，恐怕也還是不夠的。長短句的特點，不僅參差；以長度而論，也沖破了七言的限制，有了很自然的八、九、十言及以上的句子^[3]。這個延長的傾向當然并沒有停止，到了元曲便有像《西廂記·秋暮離懷·叨叨令》那樣十七字的有名長句了^[4]。

第二，隨著音樂的發(fā)展而不得不變。長短參差的句法本不限于詞，古代的雜言亦是長短句；但詞中的長短句，它的本性是樂句，是配合旋律的，并非任意從心的自由詩。這就和詩中的雜言有些不同。當然，樂府古已有之，從發(fā)展來看，至少有下列兩種情形：一、音樂本身漸趨復雜；古代樂簡，近世樂繁。二、將“辭”（文詞）來配聲（工譜）也有疏密的不同，古代較疏，近世較密。這里不能詳敘了。鄭振鐸先生說：

詞和詩并不是子母的關(guān)系。詞是唐代可歌的新聲的總稱。這新聲中，也有可以五七言詩體來歌唱的；但五七言的固定的句法，萬難控御一切的新聲，故嶄新的長短句便不得不應運而生。長短句的產(chǎn)生是自然的進展，是追逐于新聲之后的必然的現(xiàn)象^[5]。

他在下面并引了清成肇麐《唐五代詞選自序》^[6]中的話。我想這些都符合事實，不再申說了。

第三，就詩體本身來說，是否也有“窮則變”的情形呢？當然，唐詩以后還有宋、元、明、清以至近代的詩，決不能說“詩道窮矣”?！姼璧搅颂拼瑓s有極盛難繼之勢。如陸游說：

唐自大中后，詩家日趣（通“趨”）淺薄，其間杰出者亦不復有前輩閎妙渾厚之作，久而自厭，然梏于俗尚不能拔出。會有倚聲作詞者，本欲酒間易曉，頗擺落故態(tài)，適與六朝跌宕意氣差近，此集所載是也。故歷唐季、五代，詩愈卑而倚聲輒簡古可愛。蓋天寶以后詩人常恨文不迨（似缺一“意”字），大中以后詩衰而倚聲作。使諸人以其所長格力，施于所短，則后世孰得而議。筆墨馳騁則一，能此而不能彼，未易以理推也^[7]。

他雖說“未能以理推”，實際上對于形式與內(nèi)容的關(guān)系和推陳出新的重要也已經(jīng)約略看到了。詞的初起，確有一種明朗清爽的氣息，為詩國別開生面。陸游的話只就《花間》一集說，還不夠全面，然亦可見一斑。

這樣說來，詞的興起，自非偶然，而且就它的發(fā)展可能性來看，可以有更廣闊的前途，還應當有比它事實上的發(fā)展更加深長的意義。它不僅是“新聲”，而且應當是“新詩”。唐代一些詩文大家已有變古創(chuàng)新的企圖，且相當?shù)貙崿F(xiàn)了。詞出詩外，源頭雖若“濫觴”，本亦有發(fā)展為長江大河的可能，像詩一樣的浩瀚，而自《花間》以后，大都類似清溪曲澗，雖未嘗沒有曲折幽雅的小景動人流連，而壯闊的波濤終感其不足。在文學史上，詞便成為詩之馀，不管為五七言之馀也罷，三百篇之馀也罷，反正只是“馀”。但它為什么是“馀”呢？并沒有什么理由可言。這一點，前人早已說過^[8]，我卻認為他們估計得似乎還不大夠。以下從詞體的特點來談它應有的和已有的發(fā)展。

[1] 《文心雕龍·詮賦》語。

[2] 《碧雞漫志》卷一：“唐時古意亦未全喪，《竹枝》、《浪淘沙》、《拋毬樂》、《楊柳枝》，乃詩中絕句而定為歌曲，故李太白《清平調(diào)》詞三章皆絕句，元白諸詩亦為知音協(xié)律者作歌。”

[3] 如《洞仙歌》末為八字一句，九字一句；《喝火令》末為九字一句，十一字一句等等。

[4] 《叨叨令》：“（見）安排（著）車（兒）馬（兒不由人）熬（熬）煎（煎的）氣”，本為七字句法，加襯成十七字句。加括弧者為襯字。

[5] 見鄭振鐸著《插圖本中國文學史》第三十一章。

[6] 鄭書原作《七家詞選序》。戈載《宋七家詞選》中并無成序，蓋鄭誤記。承友人見告，今改正。

[7] 明汲古閣覆宋本《花間集》陸游跋之二。

[8] 見王易《詞曲史》“明義”第一、甲“詩馀”一條引諸家；又見鄭振鐸《插圖本中國文學史》第三十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