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論 胡適的思想

胡適的文學思想研究的是胡適個人的文學思想。在新文學運動中，胡適的文學思想是一股不可阻擋的力量，推動著新文學的發(fā)展。胡適文學思想的理論支柱是胡適的思想。胡適的思想以自由主義為核心，因此，胡適的思想也就叫做胡適的自由思想。胡適的自由思想源于實驗主義，特別是杜威的實驗主義思想對胡適產(chǎn)生了重要的影響。胡適在吸取實驗主義的同時，也頻頻注目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所以，胡適自由思想形成的又一個根源是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因此，胡適的自由思想既有自由主義的共性，又具有胡適個人鮮明的獨創(chuàng)性。

胡適的文學思想以自由思想為基礎，具有鮮明的自由主義特征，是胡適自由思想在文學上的一種積極體現(xiàn)。胡適的文學革命思想是改變語言工具，通過語言形式的革命，徹底摧毀守舊的，承載著封建思想、傳統(tǒng)文化的文言語言工具，催生出一種承載新思想的工具，取得言說的自由，能自由地表達思想，傳播現(xiàn)代的思想觀念。胡適的白話文學思想把白話作為國語文學的工具和利器，強調(diào)白話文學源于民間，一切新文學都來自平民，所以國語的文學也一定根植民間，來自民間，具有平民的思想情懷。文學的進化論是胡適文學革命的核心思想。胡適從文學進化論的立場出發(fā)，強調(diào)白話是文言的進化，必定優(yōu)于文言；文學革命就是人力促進中國文學的加速進化，使文言文學進化為白話文學，并強調(diào)白話文學必定進化“為中國文學之正則”，從而奠定了白話文學正宗的合法地位。

第一節(jié) 胡適的自由思想

胡適的自由思想由個人主義、好政府主義、思想自由容忍這四個主要因素構(gòu)成。健全的個人主義是胡適自由思想的基礎，主張個性的自由發(fā)展，強調(diào)憑借個人的努力“救出自己”，并標榜特立獨行的個人風范。好政府主義是胡適自由思想的政治核心，主張點滴的逐漸改良，反對根本性的解決，倡導“好人”中的“人才”組成“好人政府”，逐步改良社會現(xiàn)狀。思想自由是胡適自由思想的內(nèi)核，主張個人的言論自由，針對思想專制，強調(diào)個人的獨立自主是思想自由的保證。胡適還把容忍當成自由思想的根本；認為自由的根源是容忍，唯我主義、極端主義是容忍的敵人；強調(diào)自由思想和民主政府的真正保障是容忍的精神。

一、個人主義：自由思想的基礎

個人主義是胡適自由思想的基礎和核心。胡適的個人主義以易卜生主義作為經(jīng)典話語，強調(diào)反抗家庭、社會，核心是個人的個性的充分自由發(fā)展，救出自己并把自己鑄造成器，同時強調(diào)個人的自由獨立的人格，思想獨立，特立獨行，敢于承擔責任和富于冒險精神，做最孤立的也是最強力的人，勇敢挑戰(zhàn)社會，用懷疑的眼光“重估一切價值”，敢于提出不被社會承認的個人的主張，并努力宣傳推廣為明日大多數(shù)人的主張，推動社會的文明進步，建設新社會、新國家。

胡適強調(diào)自由思想的核心是健全的個人主義，并以易卜生的個人主義作為經(jīng)典話語，鼓吹個性解放。胡適認為個人主義有兩種：“一是獨立思想，不肯把別人的耳朵當耳朵，不肯把別人的眼睛當眼睛，不肯把別人的腦力當自己的腦力。二是個人對于自己思想信仰的結(jié)果要負完全責任，不怕權(quán)威，不怕監(jiān)禁殺身，只認得真理，不認得個人的利害?！焙m特別強調(diào)“這后一種就是我們當時提倡的‘健全的個人主義’。我們當日介紹易卜生（ Ibsen）的著作，也正是因為易卜生的思想最可以代表那種健全的個人主義。”胡適認為：“我們不能不深信：一個新社會、新國家，總是一些愛自由愛真理的人造成的，決不是一班奴才造成的。”¹胡適因此要求充分發(fā)展個人的才能，把自己鑄造成器，磨煉形成自由獨立的人格，在思想信仰上獨立思想，獨立評判，不迷信權(quán)威，不崇拜教條，不固執(zhí)成見，用“存疑”的眼光“重估一切價值”；同時要敢于負責任，負責任是自由的代價。只有這樣才能鑄造偉大的人格，承擔為國為民的偉大責任。

個人主義是胡適自由思想的基礎，核心是個性解放。在胡適看來，人的個性就是個人的獨立人格、個人的自由意志、個人的自由精神、個人的社會責任等。一方面，個性是每個人的思想自由或自由的思想，既有獨立思考問題的自由精神，敢于獨立發(fā)表意見的無畏品格；另一方面，個性表現(xiàn)為社會責任感，敢于獨立做事，敢于承擔個人的責任。胡適肯定這種意義上的個性，認為這才是“真的個人主義——就是個性主義（ Individuality） 。它的特性有兩種：一是獨立思想，不肯把別人的耳朵當耳朵，不肯把別人的眼睛當眼睛，不肯把別人的腦力當自己的腦力；二是個人對于自己思想信仰的結(jié)果要負完全責任，不怕權(quán)威，不怕監(jiān)禁殺身，只認得真理，不認得個人的利害”²。為此，胡適以易卜生主義為藍本，提倡“為我主義”，要求每一個人都真實的為我。胡適借《易卜生主義》講個人主義，無情揭露中國“明明是男盜女娼的社會，我們偏說是圣賢禮儀之邦；明明是贓官污吏的政治，我們偏要歌功頌德；明明是不可救藥的大病，我們偏說一點病都沒有！”³正是社會的這種現(xiàn)狀，扼殺了人性，阻礙著社會的進步。社會要發(fā)展，就必須提倡個性解放；沒有自由，沒有人格，便和做奴隸一樣。所以，胡適強調(diào)說：

因為世間只有奴隸的生活是不能自由選擇的，是不用擔干系的。個人若沒有自由權(quán)，又不負責任，便和做奴隸一樣，所以無論怎樣好玩，無論怎樣高興，到底沒有真正樂趣，到底不能發(fā)展個人的人格。⁴

胡適揭示出了自由對于個人的重要性：“沒有自由”，“便和做奴隸一樣”。當時的中國軍閥混戰(zhàn)，封建道德禁錮，個人根本沒有自由。胡適尖銳地揭露出這一重大社會問題，揭示出當時國人奴隸般的生活。要改變這種生活，每一個人都必須起來努力，爭取充分發(fā)揮天性、充分展示個性的魅力，努力爭取自由發(fā)展的空間。由此可見，胡適的自由思想雖根植于西方的自由主義，但與西方的自由主義又有一定的出入。它首先不是政治概念，而主要是一種人格，基本上是激烈反對傳統(tǒng)思想形成的結(jié)果。胡適認為，自由的個性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能促使個人形成一種人格或能力，而這種人格或能力正是促使西方文明取得飛速進步的核心所在，中國為了御侮圖強，必須學習西方，因而也必須接受這些普世價值。

胡適的自由思想對個人主義的闡述還深入到革新社會，培養(yǎng)新人的層面，認為個人主義是獨立人格的培養(yǎng)基石。社會由一個個的個人組成，這一個個的個人的素質(zhì)如何，決定著社會及國家的前途和命運。一個國家要想有國格，一個社會要繁榮昌盛、文明進步，那么，組成這個國家的人民，構(gòu)成這個社會的每一份子，都必須有人格。人，尤其是社會的中堅分子——知識分子，必須具有健全的人格，“把自己鑄造成了自由獨立的人格，你自然會不知足，不滿意于現(xiàn)狀，敢說老實話，敢攻擊社會上的腐敗情形，做一個‘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斯鐸曼醫(yī)生”。所以，胡適堅決反對把個人的自由與國家的自由，人格與國格截然對立起來的論調(diào)。胡適這樣說：“現(xiàn)在有人對你們說：‘犧牲你們個人的自由，去求國家的自由！’我對你們說：‘爭你們個人的自由，便是為國家爭自由！爭你們自己的人格，便是為國家爭人格！自由平等的國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來的！’”⁵

沒有個性自由發(fā)展，就沒有獨立的人格。胡適認為，自文藝復興以來，世界的文化發(fā)展有兩大趨勢：一是科學工業(yè)化，二是自由民主?？茖W工業(yè)化促進生產(chǎn)力的大發(fā)展，為自由民主提供了經(jīng)濟基礎。反過來，自由民主又為科學工業(yè)化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這兩者雖然相輔相成，但相比之下自由民主更為重要。因為科學技術(shù)進步更新的目的，是為了提高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讓人得到更多的自由，實現(xiàn)人的價值，保障人的尊嚴和人格。而要保障人的尊嚴，就必須保障人的宗教信仰的自由、思想言論的自由。專制社會里的獨裁者為維護獨裁統(tǒng)治，最毒辣、最陰險、最狡猾的手法就是假借國家的名義，剝奪每個人的自由，摧殘人的個性，從而剪除異己。因此，在專制社會里，沒有人格、沒有個性的諂媚拍馬的小人、看風使舵的政客、曲意逢迎的文儈，大都會青云直上，官運亨通。反之就會被獨裁者視為眼中釘、肉中刺，置之死地而后快。所以，要建立平等、自由、民主的國家，使社會永遠生機勃勃、興旺發(fā)達，就必須清除國民的劣根性——奴性，努力培養(yǎng)人的個性，特別是“健全的個性”，使每個人做什么都能問個“為什么”，獨立思想，獨立判斷，敢作敢為，不看別人的眼色，不讓別人牽著鼻子。而要達到這一目標，則必須具備兩個條件：一是個人要有自由的意志，二是個人要能負責任。一個人沒有自由的選擇權(quán)，又不能獨立負責任，便和奴隸一樣，絕對不可能有獨立的人格，為此，胡適宣揚：“自治的社會，共和的國家，只是要個人有自由選擇之權(quán)，還要個人對于自己所行所為都負責任。若不如此，絕不能造出自己獨立的人格。社會國家沒有自由獨立的人格如同酒里少了酒曲，面包里少了酵，人身上少了腦筋，那種社會國家決沒有改良進步的希望?！?sup>6由此可知，胡適“真的個人主義”極力標榜的是特立獨行的精神，即使在強大的輿論壓力面前也絕不退縮的獨立人格和卓爾不群的自由風范。這就是胡適倡導的個性解放的理想新人。這種新人既有自由的思想意志，又敢于承擔責任，具有特立獨行的品格。個人具有自由的思想意志，就可以自由地選擇一切，充分發(fā)展其個性，同時全面負責由其選擇帶來的一切后果。這種個人自由和責任的緊密結(jié)合，意味著個人的主體地位的確立。

胡適倡導個性解放，特別注重個人的社會責任。胡適認為：社會是一個有機的組織，它是由個人（小我）構(gòu)成。個人與個人存在著密不可分的關(guān)系。從縱的方面看，人類社會的每一代人都存在著歷史的繼承性，前人總是影響著后人；從橫的方面看，人與人都生活在一定的關(guān)系之中，產(chǎn)生著交互的影響關(guān)系。一方面，社會中的個人與個人會彼此影響；另一方面，個人與社會也會相互制約。所以，不同的社會造就不同類型的人，而不同類型的社會對個人的影響也不相同?！叭魶]有這樣那樣的社會，決不會有這樣那樣的我和你；若沒有無數(shù)的我和你，社會也決不是這個樣子。”⁷其次，個人與個人之間，個人與社會之間的聯(lián)系實際上是一種因果關(guān)系。這種因果關(guān)系的無限發(fā)展過程構(gòu)成了社會（大我），個人（小我）只是這種因果鏈上的一個環(huán)，環(huán)環(huán)相遞，綿延不絕。胡適說：

這種種過去的“小我”，和種種現(xiàn)在的“小我”，和種種將來無窮的“小我”，一代傳一代，一點加一滴；一線相傳，連綿不斷；一水奔流，滔滔不絕——這便是一個“大我”。 “小我”是會消滅的，“大我”是永遠不滅的。 “小我”是有死的，“大我”是永遠不死，永垂不朽的。“小我”雖然會死，但是每一個“小我”的一切作為，一切功德罪惡，一切言語行事，無論大小，無論是非，無論善惡，一一都永遠留存在那個“大我”之中。那個“大我”，便是古往今來一切“小我”的記功碑，彰善祠，罪狀判決書，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的惡謚法。這個“大我”是永遠不朽的，故一切“小我”的事業(yè)，人格，一舉一動，一言一笑，一個念頭，一場功勞，一樁罪過，也都永遠不朽。這便是社會的不朽，“大我”的不朽。⁸

這種“大我” 、“小我”的互為因果關(guān)系，需要每個現(xiàn)在的“小我”努力向積極健康的方向發(fā)展，只有這樣才能有益于社會，有益于后人。這種“小我”、“大我”的因果鏈接，決定了要建設一個美好的社會，每個人都有一份責任，因而每一個人都必須謹言慎行，“稍一失腳，必致遺留層層罪惡種子于未來無量的人，——即未來無量的我，——永不能消除，永不能懺悔。”⁹胡適的這種自由思想，突出了個人在歷史上的重要性，強調(diào)了個人對社會所具有的不可逃避的責任。這實際上是鼓勵個人在積極參與社會革新中發(fā)現(xiàn)自己的個性，去惡揚善，實現(xiàn)自我價值。當時的中國狀況正是需要這種個性的活力來激發(fā)群體的活力，從而使國家強盛，民族富強。所以這種張揚個性的自由思想積極向上、充滿著創(chuàng)造力和戰(zhàn)斗精神。

二、思想自由：自由思想的內(nèi)核

胡適自由思想的內(nèi)核是思想的自由。所謂思想自由具體指言論自由、創(chuàng)作自由、出版自由、宗教自由。胡適認為，思想的價值在于具有自由獨立的品格。一個社會有沒有思想自由，主要看有無言論自由?！耙虼耍枷胱杂梢簿褪钦f真話的自由，即使他會傷害那些正統(tǒng)觀念，或公共道德，或社會的公共福利的衛(wèi)道士的感情。換句話說，思想自由就是一種說話的自由、主張的自由、出版的自由、宗教的自由，實行這種自由可以觸及正統(tǒng)觀念或一般公眾的福利?！?sup>10胡適堅決反對思想專制，不僅一生批判思想專制，而且與思想專制進行斗爭，更是強烈反對統(tǒng)一思想。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里，胡適多次明確批判蔣介石的思想專制主義，曾直接痛斥國民黨政府“在‘訓政’的旗幟之下，在‘維持共信’的口號之下，一切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都得受種種的箝制。異己便是反動，批評便是反革命。報紙的新聞和議論至今還受檢查。稍不如意，輕的便停止郵寄，重的便遭封閉。所以今日全國之大，無一家報紙雜志敢于有翔實的記載或善意的批評”¹¹。

20世紀20年代末，國民黨政府實行獨裁統(tǒng)治，政治環(huán)境極為惡劣，胡適認為自由不能靠恩賜，更不能束手等待。自由是爭取來的，每個人都必須挺身而出，爭取自由。所以，胡適曾公開呼吁：

我們所以要爭我們的思想言論出版的自由，第一，是要想盡我們的微薄能力，以中國國民的資格，對于國家社會的問題作善意的批評和積極的討論，盡一點指導監(jiān)督的天職；第二，是要借此提倡一點新風氣，引起國內(nèi)的學者注意國家社會的問題，大家起來做政府和政黨的指導監(jiān)督。

我們深信，不負責任的秘密傳單或匿名文字都不是爭自由的正當方法。我們所爭的不是匿名文字或秘密傳單的自由，乃是公開的，負責任的言論著述出版的自由。

我們深信，爭自由的方法在于負責任的人說負責任的話。¹²

胡適敢于挑戰(zhàn)獨裁政治，真誠地爭取思想自由，維護思想自由，反對思想專制。胡適的言論還表明，自由的思想或思想的自由，意味著每個人都可以自由地進行思想——即想什么，不想什么，信仰什么，不信仰什么，不應當按行政命令去進行，也不應當受到某種制度的限制，而應當完全由個人的意志自由決定。同樣道理，也不應當用強制的手段去統(tǒng)一人們的思想，或者說，不應當把思想統(tǒng)一作為一個政治目標。中國社會之所以落后，存在各種各樣的社會弊端，根本的根源就是沒有思想自由。

胡適認為，思想自由對于社會發(fā)展、政治進步具有極端重要性。胡適說：“我深信思想信仰的自由與言論出版的自由是社會改革與文化進步的基本條件。自從400多年前馬丁·路德發(fā)動宗教革新以來，爭取各種自由的運動漸漸成功，打開了一個學術(shù)革新，思想多元發(fā)展，社會革新，政治改造的新鮮世界?！焙m并特別強調(diào)：“如果沒有思想信仰言論出版的自由，天文物理化學生物進化的新理論當然都不會見天日，洛克、伏爾泰、盧梭、節(jié)浮生，以至馬克思，政治社會新思想也當然都不會流傳傳播?！?sup>13胡適基于對這樣的自由思想的單純依賴，面對20世紀40年代末中國的內(nèi)戰(zhàn)烽火，從實驗主義的基點出發(fā)，認為自由包含著和平漸進、政治自由與容忍精神。胡適說：

自由主義最淺顯的意思是強調(diào)的尊重自由，現(xiàn)在有些人否認自由的價值。同時又自稱是自由主義者。自由主義里沒有自由，那就好象長板坡里沒有趙子龍，空城計里沒有諸葛亮，總有點叫不順口吧！據(jù)我的拙見，自由主義就是人類歷史上那個提倡自由，崇拜自由，爭取自由，充實并推廣自由的大運動。

胡適承認爭取自由是人類歷史上的“大運動”，但同時又從中國的思想史出發(fā)，認為中國的自由運動“始終沒有抓住政治自由的特殊重要性，所以始終沒有走上建設民主政治的路子” 。所以中國沒有成為民主國家。在胡適看來，“在近代民主國家里，容忍反對黨，保障少數(shù)人權(quán)利，久已成了當然的政治作風”。他深刻地認識到只有民主的政治才能保障每個人的自由。西方自由主義的最大貢獻就在于此。胡適對此進一步這樣論述：

自由主義在歷史上有解除束縛的作用，故有時不能避免流血的革命，但自由主義的運動，在最近百年中最大成績。例如英國自從1832 年以來的政治革新，直到今日的工黨政府，都是不流血的和平革新，所以在許多人的心目中自由主義竟成了“和平改革主義”的別名，有些人反對自由主義，說它是“不革命主義”，也正是如此。我們承認現(xiàn)代的自由主義正應該有“和平改革”的含義，因為在民主政治已上了軌道的國家里，自由與容忍鋪下了和平改革的大路，自由主義者也就不覺得有暴力革命的必要了。

……

總結(jié)起來，自由主義的第一意義是自由，第二個意義是民主，第三個意義是容忍——容忍反對黨，第四個意義是和平的漸進的改革。¹⁴

胡適在這里特別強調(diào)“和平改革主義”，突出容忍。這是一種具有鮮明的實驗主義特色的自由思想，其實質(zhì)目的是想影響當時的中國現(xiàn)狀，扼制內(nèi)戰(zhàn)。而這種珍惜和平和生命的呼聲在轟轟烈烈的炮火聲中顯得很蒼白，甚至被淹沒在烽火里了。這是胡適自由思想的失敗。“之所以失敗，是因為中國那時正處于混亂之中，而自由主義所需要的是秩序。自由主義的失敗是因為，自由主義所假定應當存在的共同價值標準在中國卻不存在，而自由主義又不能提供任何可以產(chǎn)生這類價值準則的手段。它的失敗是因為中國人的生活是由武力來塑造的，而自由主義的要求是，人應靠理性來生活。簡言之，自由主義之所以會在中國失敗，乃因為中國人的生活是淹沒在暴力和革命之中的，而自由主義則不能為暴力與革命的重大問題提供什么答案?！?sup>15

胡適晚年對傳統(tǒng)文化的思考，構(gòu)成他自由思想中富有特色的另一側(cè)面。胡適從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尋找自由的文化土壤，肯定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包含有“言論自由、宗教自由、批評政府的自由”。胡適這樣說：

中國從古代以來都有信仰、思想、宗教等自由，但是坐監(jiān)牢而犧牲生命以爭取這些自由的人，可也不知有多多少少。在中國古代有一種很奇怪的制度，就是諫官制度，相當于現(xiàn)在的監(jiān)察院。這種諫官制度，成立在中國政治思想、哲學思想之前。這種諫官為的是要監(jiān)督政府，批評政府，都是冒了很大的危險，甚至坐監(jiān)，犧牲生命。古時還有人借宗教來批評君主。在《孝經(jīng)》中就有一章《諫諍章》，要人為“爭臣”、“爭子”。 《孝經(jīng)》本是教人以服從孝順，但是君王父親有錯時，作臣子的不得不力爭。古代這種諫官制度，可以說是自由主義的一種傳統(tǒng)，就是批評政治的自由。此外，在中國古代還有一種史官，就是記載君王的行動，記載君王所行所為以留給千千萬萬年后的人知道。古代齊國有一個史官，為了記載事實寫下了“崔杼軾其君”，連父母均被君主所殺，但到了晉國，事實真像依然為史官寫出，留傳后世。所以古代的史官，正如現(xiàn)在的記者，批評政治，使為政者有所畏懼，這卻充分表示言論的自由。

以上所說的一種諫官御史，與史官制度，都可以說明在中國政治思想與哲學思想尚未成立時，就非常尊重批評自由，與思想自由。¹⁶

胡適在這里把向國民黨政府爭取思想自由、言論自由的行為與古代的諫官相提并論，既符合他“整理國故”的學術(shù)思想，又宣揚了他一貫堅持的自由精神，更明確地揭示出他骨子里潛藏著的中國傳統(tǒng)思想。

胡適極力從中國數(shù)千年的封建專制中找尋自由的火花，這一方面反映出對自由思想的無限向往，希望在中國的文化傳統(tǒng)中挖掘到它，從而證明中國古而有之，現(xiàn)代更應發(fā)揚光大。另一方面，又以諫諍自許，向政府當局表露心跡，企求國民黨當局體恤他的一片苦心。胡適這種既追求自由，又想做諫臣的矛盾心態(tài)，在《寧鳴而死，不默而生》中表現(xiàn)得更為徹底：

從中國向來智識分子的最開明的傳統(tǒng)看，言論的自由，諫諍的自由，是一種“自天”的責任，所以說，“寧鳴而死，不默而生” 。

從國家與政府的立場看，言論的自由可以鼓勵人人肯說“憂于未形，恐于未熾”的正論危言，來代替小人們天天歌功頌德、鼓吹升平的濫調(diào)。¹⁷

胡適借對傳統(tǒng)諫諍制度的贊美，把自己鼓吹自由、追求思想自由擺到了諫諍的位置，非常露骨地點明了他與蔣介石間的諍友關(guān)系。胡適晚年給自己的自由精神劃上這樣的句號，使得他的自由思想不土不洋，“整個地來說，胡適之對西洋文明的吸收和對自己文化傳統(tǒng)的繼承，只可說是三七開。他自己的思想言行、立身處事和他的胡開文老店在進出口交易上所販賣的貨色，也大致是三分洋貨、七分傳統(tǒng)！”¹⁸

獨立是保障自由的基本條件。沒有獨立的思考就不可能有獨立的思想。獨立和自由的思想只能來自獨立的社會地位、社會觀察和獨立的思考。個人獨立和思想自由是胡適一生的追求，為此，胡適拒絕涉足政治、進入官場，而是掙扎在身份獨立、精神獨立中追求自由。

胡適認為，思想和文化的建設應該先于政治，中國的政治現(xiàn)狀令他失望，所以從美國回國后，就“打定二十年不談政治的決心，要想在思想文藝上替中國政治建筑一個革新的基礎”。¹⁹ 在隨后的數(shù)年內(nèi)，胡適一直致力于思想和文化的建設，在新文化運動中“暴得大名”，而對現(xiàn)實政治始終是一個旁觀者。胡適認為，民主并不僅僅是一種政治制度，自由也不僅僅是一種政治的寬容，更重要的是一種心理結(jié)構(gòu)，是人與社會的構(gòu)成心理狀態(tài)。因此，單純的政治行為，尤其是暴力的政治解決，不可能使自由深入人心而形成一種政治的合力。所以，胡適更看重思想和文化的建設，想從思想革命入手進行自由思想建設。但是，胡適的這種自由思想遇到了內(nèi)外兩種力量的沖擊：一是外部的——北洋政府的腐敗，二是內(nèi)部的——新青年社團中的主帥陳獨秀采取的激進的政治運動?！拔逅倪\動”的高潮后，新青年社團分裂成了以陳獨秀、李大釗為核心的更激進的“主義派”，以及以胡適為核心的走向溫和的“問題派”。 “主義派”主張用激進的手段根本解決中國的社會政治問題，而“問題派”則認為要漸進改造。于是引發(fā)了一場問題與主義之爭。胡適這樣論述“主義”：

第一，空談好聽的“主義”，是極容易的事，是阿貓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鸚鵡和留聲機都能做的事。

第二，空談外來進口的“主義”，是沒有什么用處的。一切主義都是某時某地的有心人，對于那時那地的社會需要的救濟方法。我們不去實地研究我們現(xiàn)在的社會需要，單會高談某某主義，好比醫(yī)生單記得許多湯頭歌訣，不去研究病人的癥候，如何能有用呢？

第三，偏向紙上的“主義”，是很危險的。這種口頭禪很容易被無恥政客利用來做種種害人的事。歐洲政客和資本家利用國家主義的流毒，都是人所共知的。現(xiàn)在中國的政客，又要利用某種某種主義來欺人了。羅蘭夫人說，“自由自由，天下多少罪惡，都是借你的名做出的！”一切好聽的主義，都有這種危險。

這三條合起來看，可以看出“主義”的性質(zhì)。凡“主義”都是應時勢而起的。某種社會，到了某時代，受了某種的影響，呈現(xiàn)某種不滿意的現(xiàn)狀。于是有一些有心人，觀察這種現(xiàn)象，想出某種救濟的法子。這是“主義”的原起。主義初起時，大都是一種救時的具體主張。后來這種主張傳播出去，傳播的人要圖簡便，便用一兩個字來代表這種具體主張，所以叫他做“某某主義”。主張成了主義，便由具體的計劃，變成一個抽象的名詞?！爸髁x”的弱點和危險就在這里。

由此可以看出，胡適之所以對“主義”這么深惡痛絕，是認為“主義”是空洞的，不切合中國的實際，而且一味強調(diào)“主義”，會被別有用心的人利用，危及社會的秩序。所以，胡適反對空談“主義”。這是胡適自由思想的自然表露。自由主義追求秩序，講究漸進改革，反對一切過激的變革。正是基于這樣的思想認識，胡適呼吁：“請你們多多研究這個問題如何解決，那個問題如何解決，不要高談這種主義如何新奇，那種主義如何奧妙?！痹谶@一基礎上，胡適從實驗主義的思想觀點出發(fā)，發(fā)出社會政治改良的呼喊：

我們不去研究人力車夫的生計，卻去高談社會主義；不去研究女子如何解放，家庭制度如何救正，卻去高談公妻主義和自由戀愛；不去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不去研究南北問題如何解決，卻去高談無政府主義；我們還要得意揚揚夸口道，我們所談的是根本“解決”。老實說罷，這是自欺欺人的夢話，這是中國思想界破產(chǎn)的鐵證，這是中國社會改良的死刑宣告！²⁰

胡適對“問題”和“主義”的這種觀點，反映了作為一個自由主義的信徒而主張漸進改革的政治文化心理。漸進改革需要有最低限度的社會、政治、經(jīng)濟與文化秩序存在，改革逐項在這種秩序之內(nèi)漸進和平地進行。但當時中國的一切秩序都受到了沖擊甚至摧殘，處于解體的混亂之中。生活在這種危機中的知識青年渴望的是整體的解決，所以胡適的這種自由思想受到了“主義派”的猛烈攻擊。此外，胡適雖然談的是政治，但不是慢悠悠就某些具體問題作詳盡的分析，而只是提請研究具體的政治問題，少鼓吹些空洞的主義，這也是急于解決問題而放棄思想原則的自由主義態(tài)度。

三、好政府主義：自由思想的政治理念

胡適在對待社會問題上反對根本的解決，主張點滴的改良，因此主張好政府主義，由好人組成好人政府，為改變中國的社會現(xiàn)狀而努力。好政府主義是胡適自由思想的政治理念。

面對軍閥混戰(zhàn)，社會政治越來越腐敗黑暗的問題，胡適按照西方的民主與自由模式，為動蕩的北洋政府設計出一個藥方——“好政府主義” 。胡適說：“現(xiàn)在的少年人把無政府主義看做一種時髦東西，這是大錯的。我們現(xiàn)在決不可亂談無政府；我們應談有政府主義，應談好政府主義?！?sup>21胡適說：

好政府主義，假定的是有政府主義。政府之為物，有的說他好，有的說他壞。有兩種說法，各走極端的：其一，以政府是天生的，神意的。如中國古代所說的“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及西方古代有些學說，都是神權(quán)的政府觀。這種政府觀底變相，西方近代，仍然有的，而變其名曰“自然”。如德國混國家與政府而一之，不承認個人之自由，把天然的需要，說得神秘莫測似的：這是一種極端的學說。其二，以政府為有害無利，退一步言之，也說為利少而害多。謂政府是用不著的，須得自由組合，自由協(xié)商，以自由動作，代替強制。從前政府的強制力，常被軍閥官吏濫用之以魚肉小民，不如爽性的把他去掉，這是無政府主義派所說的。中國的老子，主張此說，西洋希臘到現(xiàn)代也有許多人倡此說的。這兩種學說，好似南北二極；于這兩極端之中，還有許多主張。我以為今年今日的民國，不談政治則已；茍談政治，便不能適用前兩種極端的主張。極端的無政府主義，吾無以謚之，只謚之曰奢侈品；為其未完全根據(jù)于大多數(shù)人底需要故也。但需求也可分兩面說：（1）心理的需求，（2）實際的需求。根據(jù)這兩點，就可確定目標。所假定的這種目標，要是合于大眾的心理社會的實際底需要；那么要做什么便做什么；不患政治社會無改良革新的希望了。今日的中國，不但無目標，并且無希望，即由缺少一種公共的目標。這種目標是平常的簡明的有公共利益的老生常談，就是好政府主義。²²

胡適的這種“好政府主義”理論反映了自由主義的政治理想，其思想體系是實驗主義。胡適認為“實驗主義注重在具體的事實與問題，故不承認根本的解決。他只承認那一點一滴做到的進步，——步步有智慧的指導，步步有自動的實驗，——才是真進化”。²³“好政府主義”正是這種實驗主義的具體表現(xiàn)。

胡適認為，中國的政治之所以腐敗，軍閥混戰(zhàn)，國無寧日，全是因為好人自命清高，不愿參與政治，而只袖手旁觀，讓壞人當?shù)?。他說：“政治的腐敗皆由于好人不肯任事，故讓壞人無忌憚的去干。”²⁴所以，胡適提出由知識分子中的“好人”組成“好人政府”，努力改變政府腐敗的現(xiàn)實。此外，胡適的“好政府主義”還摻和了強烈的自由思想，——“真的個性主義”：個人要想有益于社會，最好的法子就是把自己這塊材料鑄造成器，并由這些人組成“好人政府”，形成社會的重心，一點一滴地改造社會，創(chuàng)造出一個完美的“大我”（社會）。這種“好政府主義”雖然不免浮泛，但已初步顯示出獨立的自由精神，體現(xiàn)了現(xiàn)代中國獨立的、自由的知識分子干涉政治的模態(tài)，預示著中國自由主義的知識分子正在向西方學習，把社會秩序的建立置于首位，圖謀在現(xiàn)有的政治秩序下進行點滴的改良，而否認政治上的根本解決。這既是胡適“第一次公開的談政治”²⁵，也是首次以獨立的身份宣揚體現(xiàn)自由思想意識的政治工具主義的政府觀。

“好政府主義”是胡適面對軍閥混戰(zhàn)的特殊格局，站在自由主義的政治立場上，訴求重建社會秩序與樹立“好人”權(quán)威的意愿，是胡適自由思想在政治上的一次具體實踐。結(jié)果是以失敗告終。面對這種結(jié)局，胡適遠離了政治，退回書齋，從事學術(shù)研究，所以，面對北伐勝利后國民黨建立的政府，胡適盡量疏遠，保持自己的獨立，努力從事思想文化的建設。但這并不表明胡適是處于一種政治的麻木狀態(tài)，而僅是一種沉默和忍讓，所以當他看到國民黨要通過《嚴厲處置反革命分子案》時，實在按捺不住，主動給國民黨政府的司法院長王寵惠寫信，指出這“在世界法制史上，不知那一世紀那一個文明民族曾經(jīng)有過這樣一種辦法，筆之于書，立為制度嗎” ？并嘲弄說，“中國國民黨有這樣的黨員，創(chuàng)此新制，大足以夸耀全世界了” 。在信的最后，胡適帶著幾分幽默說：“我今天實在忍不住了，寫這封信給先生。也許此信到時，此案早已通過三全大會了，司法院也大可以早點關(guān)門了?！?sup>26這里，胡適的獨立立場非常鮮明。他公開指責國民黨政府以黨代法，實行的是黨專政的反動政治。胡適在寄這封信的同時，也寄給了國聞通訊社，但信稿轉(zhuǎn)送各報發(fā)表時，被檢查者扣去。這使胡適更加憤怒。于是寫出《人權(quán)與約法》，批評國民黨政府，矛頭直指蔣介石，挑起了與國民黨政府關(guān)于人權(quán)問題的論爭。

胡適的《人權(quán)與約法》針對國民黨政府的命令，尖銳地提出三點反駁：第一，這道命令說“人權(quán)”包含“身體、自由、財產(chǎn)”三項，但這三項都沒有明確規(guī)定。就如“自由”是什么樣的“自由”？第二，命令所禁止的只是“個人和團體”，而并不曾提及政府。個人或團體固然有身體自由和財產(chǎn)自由，但今日的人民最大的痛苦是政府或黨部機關(guān)的侵害，而命令在這一點上沒有給人民任何保障，豈不是“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嗎？第三，命令說“違者即依法嚴行懲辦不貸”。這“依法”是依的什么法？胡適還進一步揭露當時國民黨政府的種種專制行為，說：無論什么人，只需貼上“發(fā)動分子” 、“土豪劣紳” 、“反革命” 、“共黨嫌疑”等標簽，便沒有人權(quán)保障，身體可以受侮辱，自由被完全剝奪，財產(chǎn)被任意宰割，都不是“非法行為”了。無論什么書刊，只需貼上“反動刊物”的字樣，都在禁止之列而不算侵害自由?；蚴墙?jīng)省黨部或特別市黨部書面證明為“反革命分子”者，不須經(jīng)法院審問，便要定罪處罰。胡適責問道：這難道不是根本否認法治了嗎？為此胡適呼吁：

我們今日需要一個約法，需要中山先生說的“規(guī)定人民之權(quán)利義務與革命政府之統(tǒng)治權(quán)”的一個約法。我們要一個約法來規(guī)定政府的權(quán)限：過此權(quán)限，便是“非法行為”。我們要一個約法來規(guī)定人民的“身體，自由，及財產(chǎn)”的保障：有侵犯這法定的人權(quán)的，無論是一百五十二旅的連長或國民政府的主席，人民都可以控告，都得受法律的制裁。

我們的口號是：

快快制定約法以確定法治基礎！

快快制定約法以保障人權(quán)！²⁷

胡適亮出自由主義大旗，面對國民黨一黨專政的獨裁政治，針鋒相對地提出法治主張，要求依法限制國民黨政府的政治行為，用法律約束政府及政黨的政治行為，否則自由就只能是一句空話。這種觀點鮮明地反映了胡適的獨立意識和自由思想?？谴宋牡摹缎略隆芬泊髲埪晞?，在每期里對前期或前幾期的社會反應加以渲染，形成一種自由議政的強大輿論攻勢?！缎略隆返?卷第4號就在宣傳頁上稱贊《人權(quán)與約法》 ：“痛論現(xiàn)在中國人民沒有法律的保障，不能享受應得的自由，根據(jù)事實用嚴謹?shù)膽B(tài)度，大無畏的精神，向國人進一個誠摯的忠告，在這個人權(quán)被奪幾乎沒有剩余的時候，胡先生這篇文章應是我們民眾所不可不讀的了?！?/p>

胡適站在獨立的立場上，不但對國民黨政府的現(xiàn)狀猛烈抨擊，而且矛頭直指國民黨的精神支柱，肆無忌憚地批判孫中山的“知難行易”說。胡適在分析孫中山“知難行易”說的內(nèi)在矛盾和不良后果后指出：

中山先生志在領(lǐng)導革命，故倡知難行易之說，自任知難而勉人以行易。他不曾料到這樣分別知行的結(jié)果有兩大危險：

第一，許多青年同志便只認得行易，而不覺得知難。于是有打倒智識階級的喊聲，有輕視學問的風氣。這是很自然的：既然行易，何必問知難呢？

第二，當權(quán)執(zhí)政的人也就借“行易知難”的招牌，以為知識之事已有先總理擔任做了，政治社會的精義都已包羅在《三民主義》、《建國方略》等書中，中國人民只有服從，更無疑義，更無批評辯論的余地了。于是他們掮著“訓政”的招牌，背著“共信”的名義，箝制一切言論出版的自由，不容有絲毫異己的議論。知難既有先總理任之，行易又有黨國大同志任之，輿論自然可以取消了。

胡適以大無畏的自由精神，反對國民黨把孫中山的學說當成教條，以僵化的思想指導國家的建設。因為這樣的后果不但造成輕視學問的風氣，而且必然“箝制一切言論出版的自由”。

胡適還把批評孫中山的矛頭指向國民黨政府的一班“當國的人”，向他們灌輸自由思想，施加政治的影響。胡適進一步說：

今日最大的危險是當國的人不明白他們干的事是一件絕大繁難的事。以一班沒有現(xiàn)代學術(shù)訓練的人，統(tǒng)治一個沒有現(xiàn)代物質(zhì)基礎的大國家，天下的事有比這個更繁難的嗎？要把這件大事辦得好，沒有別的法子，只有充分請教專家，充分運用科學。然而“行易”之說可以作一班不學無術(shù)的軍人政客的護身符！此說不修正，專家政治決不會實現(xiàn)。²⁸

胡適向國民黨政府宣揚“專家政治”的自由思想，實現(xiàn)批判了“知難行易”的論點，意在打掉國民黨的這一護身符，從根本上動搖支持國民黨政權(quán)的思想支柱：“孫文學說” ，使國民黨當局不但受到刺激，而且感到難堪和憤怒。胡適敢在這一問題上與國民黨較量，不但充分展示了自由思想，而且凸現(xiàn)出獨立性，是其好政府主義政治理念的自然伸延。

國民黨政府自然不能坐視胡適的這種政治攻勢，更不能容忍這種抨擊“孫文學說”，以瓦解他們精神支柱的言論，查禁刊登《知難，行亦不易》的《新月》月刊的同時，國民黨上海特別市黨部執(zhí)行委員會第四十七次常委會決議呈請國民黨中央執(zhí)委，令教育部將胡適撤職懲辦，并在報紙、廣播上發(fā)布警告胡適的消息。胡適本是因北平恐怖，不能回北京大學教書而滯留上海，如今剛開始爭人權(quán)、爭自由，而且正逐漸形成一場“人權(quán)運動”，所以不愿知難而退，而是異常冷靜，堅持斗爭，發(fā)表《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借批評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葉楚傖在《由黨的力行來挽回風氣》中盲目鼓吹舊文化、舊道德，把矛頭直接指向國民黨的統(tǒng)治。葉楚傖是南社的成員，辛亥革命前后，南社的文學創(chuàng)作風行一時，但胡適十分反感，尤其不滿他們的文化保守主義，并多次進行批評。胡適開宗明義地指出要揭穿葉楚傖“所代表的反動思想究竟在幾分可以代表國民黨”，然后評析“在近年的新文化運動史上國民黨占什么地位”，胡適這樣理直氣壯地批評國民黨：

新文化運動的一件大事業(yè)就是思想的解放。我們當日批評孔孟，彈劾程朱，反對孔教，否認上帝，為的是要打倒一尊的門戶，解放中國的思想，提倡懷疑的態(tài)度和批評的精神而已。但共產(chǎn)黨和國民黨合作的結(jié)果，造成了一個絕對專制的局面，思想言論失去了自由。上帝可以否認，而孫中山不許批評。禮拜可以不做。而總理遺囑不可不讀，紀念周不可不做。一個學者編了一部歷史教科書，里面對于三皇五帝表示了一點懷疑，便引起了國民政府諸公的義憤，便有戴季陶先生主張要罰商務印書館一百萬元！一百萬元雖然從寬豁免了，但這一部很好的歷史教科書，曹錕吳佩孚所不曾禁止的，終于不準發(fā)行了！

至于輿論呢？我們花了錢買報紙看，卻不準看一點確實的新聞，不準讀一點負責任的評論。一個負責任的學者說幾句負責任的話，討論一個中國國民應該討論的問題，便惹起了五六個省市黨部出來呈請政府通緝他，革掉他的校長，嚴辦他，剝奪他的公權(quán)！然而蔣介石先生在北平演說，葉楚傖先生在南京演說，都說：上海的各大報紙怎么沒有論說呢？

所以在思想言論自由的一點上，我們不能不說國民政府所代表的國民黨是反動的。

胡適就這樣從思想自由、輿論、文化等三個方面作了具體的分析后，義正詞嚴地宣告“至少從新文化運動的立場看來，國民黨是反動的”。同時，胡適就國民黨對新文化運動的態(tài)度刨根問底，從根本上揭示“國民黨的運動是一種極端的民族主義的運動，自始便含有保守的性質(zhì)，便含有擁護傳統(tǒng)文化的成分。因為國民黨本身含有這保守性質(zhì)，故起來了一些保守的理論。這種理論便是后來當國時種種反動行為和反動思想的根據(jù)了”。胡適緊接著敘述新文化運動中國民黨的言論思想，然后指出“今日的國民黨到處念誦‘革命尚未成功’，卻全不想促進‘思想之變化’！所以他們天天摧殘思想自由，壓迫言論自由，妄想做到思想的統(tǒng)一。殊不知統(tǒng)一的思想只是思想的僵化，不是謀思想的變化”。并進一步強調(diào)，“現(xiàn)在國民黨所以大失人心，一半固然是因為政治上的設施不能滿足人們的期望，一半?yún)s是因為思想的僵化不能吸引前進的思想界的同情。前進的思想界的同情完全失掉之日，便是國民黨油干燈草盡之時”。所以，胡適說，國民黨的忠實同志如果不愿意自居反動之名，不做反動的事，就必須做到這幾件事：

（1）廢止一切“鬼話文”的公文法令，改用國語。

（2）通令全國日報，新聞論說一律改用白話。

（3）廢止一切箝制思想言論自由的命令，制度，機關(guān)。

（4）取消統(tǒng)一思想與黨化教育的迷夢。

（5）至少至少，學學專制帝王，時時下個直言的詔令！

如果這幾件最低限度的改革還不能做到，那么，我的骨頭燒成灰，將來總有人會替國民黨上“反動”的謚號的。²⁹

胡適的這些言論，公開和國民黨政府對著干，明明白白痛揭國民黨的思想保守、行為反動，并明確向國民黨政府爭取思想、言論自由的權(quán)利，爭取思想的多元化。胡適對國民黨這種獨裁統(tǒng)治、壓迫言論自由、剝奪人權(quán)的批判，表現(xiàn)了他對建構(gòu)民主政治的向往，對好政府的憧憬。

“九·一八”事變后，面對國難，胡適認為中國無力與日本對抗，而且國家尚未統(tǒng)一，最好借助國際力量調(diào)解，以國際法律制裁日本。胡適的這種書生之見與國民黨政府不謀而合，形成“心理共同體”，使二者的矛盾趨于淡化。但當國民黨想拉胡適加入“華北政務委員會”時，他堅決不同意。胡適致信李石曾說明不愿意加入這一組織，并請李代他向國民黨政府聲明。他說：“我所希望的，只是一點思想言論自由，使我仍能夠公開的替國家想想，替人民說說話。我對于政治的興趣，不過如此而已。我從來不想?yún)⒓訉嶋H的政治?！?sup>30同時，胡適為表明自己的獨立身份和不放棄思想文化建設上的努力，特意發(fā)表《思想革命和思想自由》，認為“建設時期最根本的需要是思想革命，沒有思想革命，則一切建設皆無從談起。而要完成思想革命。第一步即須予人民以思想的自由”。胡適說：

從前的弊端既在于不思想，或沒有深的思想，那末糾正之道便是思想之，而思想自由就是鼓勵思想的最好辦法。無論古今中外，凡思想可以自由發(fā)表，言論不受限制的時候，學術(shù)就能進步，社會就能向上，反之則學術(shù)必要晦塞，社會必要退化?，F(xiàn)在中國事事有待于建設，對于思想應當竭力鼓勵之，決不可加以壓抑。因為今日沒有思想的自由，結(jié)果就沒有真正的思想。……思想如同技術(shù)，非經(jīng)過鍛煉不可，沒有思想自由，就沒有思想革命，沒有思想革命，就無從建設一切，就［即］使有了建設，也只能建在沙土之上，決無永久存在之理。³¹

由此可知，胡適對思想自由是如何高度重視。在國難當頭之際，都忘不了向國民黨政府爭取思想自由，而且把對自由思想的建設視為一切建設的根本。只有“思想可以自由”，社會才“能向上”，否則“社會必要退化”。自由思想在胡適心目中具有崇高的地位。

淞滬抗戰(zhàn)爆發(fā)后，胡適面對外敵入侵，內(nèi)戰(zhàn)紛紜，想為國家盡一份力量，于是創(chuàng)辦了《獨立評論》。胡適的“獨立”并不是指國家的政治獨立，也不是指黨派與國家的政治獨立，而是指個人與官方機構(gòu)和黨派之間關(guān)系上的“獨立”，是指與實際政治斗爭的一種特殊關(guān)系。胡適宣稱：

我們叫這刊物作《獨立評論》，因為我們都希望永遠保持一點獨立的精神。不倚傍任何黨派，不迷信任何成見。用負責任的言論來發(fā)表我們各人思考的結(jié)果；這是獨立的精神。³²

胡適追求這種“獨立的精神”，是把這種“獨立”看做是爭取思想自由的一個必要條件。胡適一直將“獨立”視作刊物的真生命與真價值。一年后，胡適進一步強調(diào)說：

我們希望提倡一點“獨立的精神” 。我們曾說過：“不依傍任何黨派，不迷信任何成見，用負責任的言論來發(fā)表我們各人思考的結(jié)果：這是獨立的精神?！蔽覀兩钌畹母杏X現(xiàn)時中國的最大需要是一些能獨立思想，肯獨立說話，敢獨立做事的人。古人說的，“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 ，這是“獨立”的最好說法?！覀儾徽f時髦話，不唱時髦的調(diào)子，只要人撇開成見，看看事實，因為我們深信只有事實能給我們真理，只有真理能使我們獨立。³³

胡適闡述了獨立是“不依傍任何黨派，不迷信任何成見”，立足事實，發(fā)表負責任的言論，表達獨立的思想，以培養(yǎng)、鍛煉“敢獨立做事的人”。因為，只有獨立思想，才能接近真理。在此，胡適還是把思想的自由放在首位，明確說明之所以提倡“一點‘獨立精神’”，目的是為了“能獨立思想”。

在胡適的思想里，辦一個刊物，職責在發(fā)表負責任的言論見解，導引輿論傳播自由的思想?？锏莫毩⒌木裼滞憩F(xiàn)為一種輿論職業(yè)上的“敬慎無所茍”的態(tài)度。胡適用這種“敬慎無所茍”的輿論態(tài)度確定他的辦刊方針：

孔子曾說：“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無所茍而已矣?！毖灾乜尚幸?，這就是“無所茍” ，這就是自己對自己的話負責任。凡立一說，建一議，必須先把此說此議萬一實行時可以發(fā)生的種種結(jié)果都一一想象出來，必須自己對這種種結(jié)果準備擔負責任。這才是立言無所茍，不能如此的，都是不負責任的廢話。

作政論的人，更不可不存在這種“無所茍”的態(tài)度。因為政論是為社會國家設想，立一說或建一議都關(guān)系幾千萬或幾萬萬人的幸福與痛苦。一言或可以興邦，一言也可以喪邦。所以作政論的人更應該處處存哀矜，敬慎的態(tài)度，更應該在立說之前先想象一切可能的結(jié)果，——必須自己的理智認清了責任而自信負得起這種責任，然后可以出之于口，筆之于書，成為“無所茍”的政論。³⁴

胡適這樣強調(diào)“獨立”和立言“無所茍”，這既是自由思想中的兩個方面，也是以實驗主義哲學為基礎的自由思想的重要體現(xiàn)。一方面，胡適竭力宣傳和爭取自由，另一方面，又極為重視秩序，反對激進，所以極為擔心不慎的言論引發(fā)激進的行為，因此在強調(diào)獨立的同時，時刻謹慎自己的言論。此外，胡適強調(diào)這種“敬慎無所茍”，也是向政府當局表明心跡：他所謂的“負責任”，就是向政府當局負責任。政府當局不能扼殺這種批評的、負責任的言論，因為“負責任”的言論是忠言，這對政府當局是有益的。胡適這樣堅守“獨立性”，是一個自由的人對思想自由的追求和珍惜，具有知識分子所特有的那種政治理想成分，雖然不切合當時的社會實際，但顯示出極為寶貴的思想價值。

胡適是個特殊的政治人物，對政治有特殊的興趣，主張民主政治，但又總是保持與“政治距離”，保持個人的獨立身份，甚至有幾次謝絕重任。胡適曾解釋說，在青年時代“除了一任四年的戰(zhàn)時中國駐美大使之外，我甚少參預實際政治。但是在我成年以后的生命里，我對政治始終采取了我自己所說的不感興趣的興趣（ Disinterestedinterest） 。我認為這種興趣是一個知識分子對社會應有的責任”。³⁵ 胡適的這種以在野身份自由議政，既是西方自由主義者參與政治的基本方式，同時也繼承了中國士大夫“清議”的歷史傳統(tǒng)。

中國知識分子與政治系統(tǒng)的關(guān)系，在歷史上經(jīng)過幾度分合，在最早的時候，士是封建政治系統(tǒng)的一部分，是古代貴族階級中最低層的集團。春秋戰(zhàn)國時期，士從封建統(tǒng)治階層中分離出來，成為獨立的“四民之首”階層。以孔子為代表的“游士”，一方面開設私學，傳播文化，另一方面奔走于各國之間，自由議論政治。漢唐之后，通過察舉、科舉制度，大一統(tǒng)政治將知識分子再度整合其間，士與大夫相結(jié)合成為“士大夫政治”。晚清以后，隨著科舉制度的廢止，現(xiàn)代職業(yè)結(jié)構(gòu)的出現(xiàn)，知識分子第二度從政治系統(tǒng)中分離出來，在社會上取得了獨立身份。這就為具有獨立身份的知識分子以學者專家的資格自由議政提供了可能性空間。胡適在這方面一以貫之的立場，為現(xiàn)代中國知識分子確立了很有影響的楷模。而且，胡適比一般人對這種參政方式有著更深切的體認，立志做一個超然的、獨立的政論家。為什么呢？胡適認為，中國不缺乏官吏而缺少獨立的思想家。胡適這樣說：

在這個本來不慣政黨政治，近來更厭惡政黨政治的中國，今日最大的需要決不在政黨的政論家，而在獨立的政論家。獨立的政論家只認是非，不論黨派；只認好人與壞人，只認好政策與壞政策，而不問這是那一黨的人與那一派的政策：他們立身在政黨之外，而影響自在政黨之中。他們不倚靠現(xiàn)成的勢力，而現(xiàn)成的勢力自不能不承認他們的督促。³⁶

從這個表白中可以看出，胡適晚年所說的對政治有一種“不感興趣的興趣”，實是指對實際的政治活動不感興趣，但是對思想自由這種政治卻有著特殊的興趣，希望站在自由主義的立場上，以獨立政治身份，發(fā)表自由的政治見解，超越各政黨之上，影響社會的進展，使各種政治勢力都“不能不承認他的督促”。這就是一個自由主義者對政治的特殊興趣。這種政治興趣的核心的東西，就是一個具有強烈的自由思想的知識分子對思想自由的追求和珍惜。應當說，這種政治興趣具有與一般政治興趣相比所特有的高尚性質(zhì)。

胡適雖始終保持自己的獨立身份，但并非以批評政府為己任，最希望充當一個“忠誠的反對派”角色，以“忠誠”維護政府的合法權(quán)威，以“反對”主持社會的正義。胡適的這種行為的依據(jù)就是“好政府主義”：對北洋政府是這種態(tài)度，對國民黨政府更是如此。胡適發(fā)動人權(quán)運動，挑戰(zhàn)國民黨政府，就是按照工具主義政府觀的引申義進行的，批判其“惡”、“壞”的一面，使之“修正”而趨于“好”。胡適在以批評手段與國民黨政府進行較量的過程中，也向國民黨政府提供了不少建設性的意見與方案，基本態(tài)度就是“修正”。胡適曾自己這樣解釋：“我們的態(tài)度是‘修正’的態(tài)度，我們不問誰在臺上，只希望做點補偏救弊的工作。補的一分是一分，救的一弊是一利?！?sup>37胡適的這種政治工具主義是自由思想在政治上的運用。

胡適盡管始終堅持以在野之身自由議政，但是其在野不僅是為了保持人格的獨立，同時也是為了更好地替“國家效力” 。 1932年，胡適在謝辭就任教育部長的信中就向時任行政院長的汪精衛(wèi)表白說：“我所以想保存這一點獨立的地位，決不是圖一點虛名，也決不是愛惜羽筆，實在是想要養(yǎng)成一個無偏無黨之身，有時當緊要的關(guān)頭上，或可為國家說幾句有力的公道話。一個國家不應該沒有這種人；……以此之故，我很盼望先生容許我留在政府之外，為國家做一個諍臣，為政府做一個諍友?！?sup>38

1947年，蔣介石竭力拉胡適“入閣”并“組閣”時，胡適寫信給傅斯年，并轉(zhuǎn)告蔣介石，更是在信中強調(diào)“我因為很愿意幫國家的政府的忙，所以不愿意加入政府。蔣先生的厚意，我十分感謝，故此信所說都是赤心的話。我在野——我們在野——是國家的、政府的一種力量，對外國，對國內(nèi)，都可以幫政府的忙，支持他，替他說公平話，給他做面子。若做國府委員，或做了一院院長，或做了一部部長，……結(jié)果是毀了我三十年養(yǎng)成的獨立地位，而完全不能有所作為。結(jié)果是連我們說公平話的地位也取消了”。³⁹ 這種并非以個人為本位，而是以國家、政府為本位的獨立，同中國歷史上的清議派士人的心態(tài)倒頗為相近——以犯顏直諫的方式替朝廷盡忠。中國的士與君主傳統(tǒng)上有二種關(guān)系，一為君臣，二為師友。胡適不愿做君之臣，但愿做君之友，“為國家做一個諍臣，為政府做一個諍友”，這正是胡適自由思想的一個精義，因為胡適所倡導的始終是在社會秩序穩(wěn)定的前提下的一點一滴的改良，為此，胡適提出“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提出“好政府主義”的主張，并與國民黨政府展開“人權(quán)論爭”。 “他努力要做的并不是要推翻這個新政權(quán)，而是要啟發(fā)這個新政權(quán)。他所尋求的僅僅是改革。他對于中國新的統(tǒng)治者的要求只是他們應該有傾聽負責的批評的勇氣和從批評中可以受益的信念?！?sup>40這是自由主義的知識分子常采用的一種直接、有效的方法，而且現(xiàn)代的民主國家也正需要這樣的知識分子。具有獨立思想的知識分子的不斷批評，能幫助政府不斷改革，從而不停地進步。

四、容忍：自由思想的根本

胡適的自由思想中容忍具有極為重要的地位。胡適認為容忍既是一種自由的精神，同時又是一種民主的精神，是自由的根本。社會只有容忍不同的思想存在，容忍有不同的聲音，才能使人人都有思想的自由。一個社會缺少容忍精神，必定會產(chǎn)生唯我主義，走向極權(quán)專制；一個社會如果缺乏容忍的雅量，自由就得不到切實的保障。胡適所說的容忍，乃是要求社會國家應當尊重人民對自己的生活有自由嘗試的權(quán)利，對真理有懷疑的探討的權(quán)利。胡適說：

各位都看到報上說美國華萊士組織第三黨競選總統(tǒng)，比較左傾，反對他的人，拿雞蛋番茄擲他，擲他的人給警察抓了送到法庭去，法官說這是不對的，華萊士有言論自由，要判他在監(jiān)里坐或者罰他抄篇寫紐約前鋒論壇報幾十年來作標語的一句名言一千篇，那個人想想還是愿意抄一千篇，這句話是：“你說的話我一個字也不相信，但我要拼命辯護你有權(quán)說這話?！边@一句話多么偉大！假使這世界是自由與非自由之爭的世界，我雖是老朽，我愿意接受有自由的世界，如果一個是容忍一個是不容忍的世界，我要選擇容忍的世界。⁴¹

胡適把“自由的世界”和“容忍的世界”等同了起來，凸出了容忍的重要地位，“為什么容忍比自由還更重要呢？因為容忍就是自由的根源，沒有容忍，就沒有自由可說了。至少在現(xiàn)代，自由的保障全靠一種互相容忍的精神，無論是東風壓了西風，是西風壓了東風，都是不容忍，都是摧殘自由。多數(shù)人若不能容忍少數(shù)人的思想信仰，少數(shù)人當然不會有思想信仰的自由，反過來說，少數(shù)人也得容忍多數(shù)人的思想信仰。”⁴²由此可見，胡適把容忍看做是思想自由的一個必要條件，是“自由的根源”，是自由的根本保證。沒有了容忍，自由也就失去了。

胡適把容忍視為自由的根源，在爭取自由中容忍，切不可過激，而要在一定的秩序內(nèi)和平漸進。胡適認為，自由是人類文明的標志，在人類爭取自由的歷史進程中，為什么常常發(fā)生摧殘自由，殺戮異都，清除異己的野蠻行為呢？這主要是由于人類喜同惡異，不喜歡與自己有不同的信仰、思想、行為的習慣造成的。社會進步的最大阻力就是冷酷、摧殘、專橫。而為了鏟除冷酷、專制，每個人都有責任并為之斗爭。所以，胡適說：

這種生活是要奮斗的。要避世的獨善主義是與人無忤，與世無爭的，故不必奮斗。這種“淑世”的新生活，到處翻出不中聽的事實，到處提出不中聽的問題，自然是很討人厭的，是一定要招起反對的。反對就是興趣的表示，就是注意的表示。我們對于反對的舊勢力。應該作正當?shù)膴^斗，不可退縮。我們的方針是：奮斗的結(jié)果，要使社會的舊勢力不能不讓我們；切不可先就偃旗息鼓退出現(xiàn)社會去，把這個社會雙手讓給舊勢力。換句話說，應該使舊社會變成新社會，使舊村變?yōu)樾麓?，使舊生活變?yōu)樾律睢?sup>43

胡適揭示出自由的新生活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為了爭取自由，過上新生活，每個人都必須奮斗，粉碎落后的舊勢力，“使舊社會變成新社會” ，“使舊生活變出新生活”。但是，胡適還強調(diào)這種奮斗必須是“正當?shù)摹?。也就是說，不能采用激烈的手段，而是和平漸進在特定的秩序里爭取。

1923年，胡適進一步發(fā)揮了這一觀點，并認為爭取自由并不是采用強迫的方式，而是一種宣傳，并且對這種“作戰(zhàn)”要有容忍的態(tài)度。胡適說：

我們?nèi)粢Ｍ祟惖娜松^逐漸做到大同小異的一致，我們應該準備替這個新人生觀做長期的奮斗。我們所謂“奮斗”，并不是像林宰平先生形容的“摩哈默得式”的武力統(tǒng)一；只是用光明磊落的態(tài)度，誠懇的言論，宣傳我們的“新信仰”，繼續(xù)不斷的宣傳，要使今日少數(shù)人的信仰逐漸變成將來大多數(shù)人的信仰。我們也可以說這是“作戰(zhàn)”，因為新信仰總免不了和舊信仰沖突的事；但我們總希望作戰(zhàn)的人都能尊重對方的人格，都能承認那些和我們信仰不同的人不一定都是笨人與壞人，都能在作戰(zhàn)之中保持一種“容忍” （ Toleration）的態(tài)度；我們總希望那些反對我們的新信仰的人，也能用“容忍”的態(tài)度來對我們，用研究的態(tài)度來考察我們的信仰。我們要認清：我們的真正敵人不是對方；我們的真正敵人是“成見”，是“不思想”。我們向舊思想和舊信仰作戰(zhàn)，其實只是很誠懇地請求舊思想和舊信仰勢力之下的朋友們起來向“成見”和“不思想”作戰(zhàn)。凡是肯用思想來考察他的成見的人，都是我們的同盟！⁴⁴

胡適在這段論述中至少給“容忍”暗示了這么兩個要素：第一，“我們的真正敵人”“不一定都是笨人與壞人”，要“尊重”他們的人格。 “我們的真正敵人是‘成見’，是‘不思想’。”這也就是強調(diào)對任何人都不要有仇恨，對任何人都不想報復。這是容忍的高度表現(xiàn)。而“凡是肯用思想來考察他的成見的人，都是我們的同盟！”這是胡適給“容忍”暗示的第二個要素。原來即使是已經(jīng)用思想考察過自己成見的人，也不見得結(jié)論相同。但他有他獨立思考、獨立判斷的權(quán)利。社會上不管什么人，都必須敬重他對這獨立思考判斷的忠誠，他所具備的獨立和抗議的精神。這是走向自由的極重要的因素。

胡適認為，產(chǎn)生不容忍的原因，除了“成見”、“不思想”以外，還有兩點：一是政治上的極權(quán)主義；二是思想上的唯我主義。極權(quán)主義發(fā)展的結(jié)果，必然由一黨專政走向個人獨裁，必然走向壓制個人發(fā)展的道路，必然阻礙人格與創(chuàng)造力，必然發(fā)生偏私、壓迫與奴役等事情，甚至于構(gòu)成知識上的欺騙，與道德上的偽善。在獨裁統(tǒng)治下，國民既當不了什么家，也做不了什么主，只不過是一種擺設，一件裝飾品而已。因此，胡適“很誠懇的指出，近代一百六七十年的歷史，很清楚的指示我們，凡主張徹底改革的人，在政治上沒有一個不走上絕對專制的路，這是很自然的，只有絕對的專制政權(quán)可以鏟除一切反對黨，消滅一切阻力，也只有絕對的專制政治可以不擇手段，不惜代價，用最殘酷的方法做到他們認為根本改革的目的。他們不承認他們的見解會有錯誤，他們也不能承認反對的人會有值得考慮的理由，所以他們絕對不能容忍異己，也絕對不能容忍自由的思想與言論”。⁴⁵ 正是基于這樣的實驗主義哲學思想認識，胡適竭力反對“徹底改革”，根本的解決，認為這樣的結(jié)果必然導致專制政治，走向思想專制。

胡適認為，不容忍的根源除了政治上的極權(quán)主義以外，思想上的唯我主義也是一個重要的原因。一個人，特別是一個有權(quán)有勢的人，如果自命不凡，自以為一貫正確，就必然容不得不同意見，尤其是容不得反對自己的意見。一個宗教團體如果只相信自己的宗教信仰是對的，就必然認為和自己不同的宗教信仰是錯的，是異端、邪教；一個政治團體如果只相信自己的政治主張是對的，就必然認為那些和自己不同的政治見解是錯的，是反動的。所以，胡適更深一層地這樣論述“容忍與自由”的相互關(guān)系：

在宗教自由史上，在思想自由史上，在政治自由史上，我們都可以看見容忍的態(tài)度是最難得、最稀有的態(tài)度。人類的習慣總是喜同而惡異的，總不喜歡和自己不同的信仰、思想、行為。這就是不容忍的根源。不容忍只是不能容忍和我自己不同的新思想和新信仰。……

一切對異端的迫害，一切對“異己”的摧殘，一切宗教自由的禁止，一切思想言論的被壓迫，都由于這一點深信自己是不會錯的心理。因為深信自己是不會錯的，所以不能容忍任何和自己不同的思想信仰了。

胡適還舉例說，在歐洲宗教革新史上，馬丁·路德和約翰·高爾文等人起來革新宗教，本來是因為他們不滿意羅馬舊教的種種不容忍，要爭取“基督教的人的自由”和“良心的自由”?？墒撬麄儎倮院螅只氐搅_馬舊教的老路上去，也不容許別人批評他們的教條。約翰·高爾文竟把一位敢獨立思想、敢批評他的學者塞維圖斯以“異端邪說”的罪名活活燒死，并宣言：“這工作是為上帝的光榮戰(zhàn)斗。”基于這種悲慘的歷史事實，胡適提出一個警示：

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沒有容忍“異己”的雅量，就不會承認“異己”的宗教信仰可以享自由。但因為不容忍的態(tài)度是基于“我的信念不會錯”的心理習慣，所以容忍“異己”是最難得，最不容易養(yǎng)成的雅量。⁴⁶

這就是說，容忍的實質(zhì)就是容忍不同的政見、思想、信仰，容忍各種不同的思想、政見、信仰，有存在和發(fā)展的自由。避開他這種自由思想在當時的針對性不說，在今天看來，它是非常有價值的。如果有權(quán)勢的人自以為正確，不讓不同的意見存在，那就根本沒有自由可談。由此可以說，自由的前提是容忍。

胡適容忍與自由的思想反響極大，各界議論極多，促使胡適更深入地思索“容忍與自由”這一問題，感到世界上的事物是千頭萬緒、錯綜復雜的，而真理又是隱藏在事物的里面，并不是輕而易舉能發(fā)現(xiàn)的。 “善未易明，理未易察?！币磺斜Ｕ献杂傻姆珊椭贫龋伎梢哉f是建立在“理未易察”這句話上面；一切獨斷、專橫、恣意妄為、黨同伐異等暴戾行為，都可以說是一種缺乏良知的幼稚的表現(xiàn)。而傳播自由思想的知識分子對事物、對真理的認識，同樣也有“善未易明，理未易察”的問題，因此，胡適再次闡述“容忍與自由”時，特別強調(diào)：

容忍的態(tài)度比自由更重要，比自由更根本。我們也可說，容忍是自由的根本。社會上沒有容忍，就不會有自由。無論古今中外都是這樣：沒有容忍，就不會有自由。人們自己往往都相信他們的想法是不錯的，他們的思想是不錯的，他們的信仰也是不錯的：這是一切不容忍的本源。如果社會上有權(quán)有勢的人都感覺到他們的信仰不會錯，他們的思想不會錯，他們就不許人家信仰自由，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所以我在那個時候提出這個問題來，一方面實在是為了對我們自己說話，一方面也是為了對政府、對社會上有力量的人說話，總希望大家懂得容忍是雙方面的事。一方面我們運用思想自由、言論自由的權(quán)利時，應該有一種容忍的態(tài)度；同時政府或社會上有勢力的人，也應該有一種容忍的態(tài)度，大家都應該覺得我們的想法不一定是對的，是難免有錯的。因為難免有錯，更應該容忍逆耳之言；這些聽不進去的話，也許有道理在里面。⁴⁷

這是胡適對容忍的一種修正，認為容忍是雙方面的事。“社會上沒有容忍，就不會自由”，而且“容忍是雙方面的事”。拿筆桿子的人在“運用思想自由、言論自由的權(quán)利時，應該有一種容忍的態(tài)度”；政府和社會上有勢力的人面對爭取自由、享受自由的權(quán)利的拿筆桿的人，“也應該有一種容忍的態(tài)度” 。只要這樣，社會才能進步。胡適還特別接受臺灣《公論報》記者的訪問，更明確地強調(diào)，“拿筆桿子寫文章的人也是有權(quán)有勢的；不過文章要寫得好，也可以不朽。我們發(fā)表思想要注意的兩點：（一）自己的信心；必須有值得講的話，才寫。 （二）正如毛子水引古人說的‘情欲信，辭欲巧’，所謂巧，就是說出的話要人聽得進——所謂‘順耳’——更須善用你的權(quán)力。我說的‘善用你的權(quán)力’，不是說有了群眾便可以隨便說話，拿勢力來壓人?！?sup>48胡適提出這一命題，就是站在諫諍的立場上，以政治工具主義的自由思想為指導，為獨立的知識分子和國民黨政府約法三章，各自遵守協(xié)定，互相容忍，共謀一點一滴的進步。

1 胡適：《個人自由與社會進步》。 《獨立評論》1935年5月22日，第150號。

2 胡適：《非個人主義的新生活》。 《時事新報》1920年1月15日。

3 胡適：《易卜生主義》。 《新青年》1918年6月15日，第4卷第6號。

4 胡適：《易卜生主義》。 《新青年》1918年6月15日，第4卷第6號。

5 胡適：《介紹我自己的思想》，《胡適文集》第5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511～512頁。

6 胡適：《易卜生主義》。 《新青年》1918年6月15日，第4卷第6號。

7 胡適：《不朽——我的宗教》。 《新青年》1919年2月15日。第6卷第2號。

8 胡適：《不朽——我的宗教》。 《新青年》1919年2月15日，第6卷第2號。

9 胡適：《不朽——我的宗教》。 《新青年》1919年2月15日，第6卷第2號。

10 胡適：《中國歷史上爭取思想自由的斗爭》，《胡適研究》第2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66頁。

11 胡適：《我要我們的自由》，《胡適文集》第11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143頁。

12 胡適：《我要我們的自由》，《胡適文集》第11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144～145頁。

13 胡適：《我們必須選擇我們的方向》，《大公報》1947年8月24日。

14 胡適：《自由主義》，《世界日報》1948年9月5日。

15 【美】格里德著、魯奇譯：《胡適與中國的文藝復興》，江蘇人民出版社1989 年版，第368頁。

16 胡適：《中國文化里的自由傳統(tǒng)》。 《新生報》1949年3月28日。

17 胡適：《寧鳴而死，不默而生》，《自由中國》1955年4月1日，第12卷第7期。

18 【美】唐德剛：《胡適雜憶》，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54頁。

19 胡適：《我的歧路》，《努力周報》1922年6月18日，第7期。

20 胡適：《問題和主義》，《每周評論》1919年8月31日。

21 胡適1921年6月18日日記。 《胡適日記全編》第3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25頁。

22 胡適：《好政府主義》。 《晨報副鐫》1921年11月17日。

23 胡適：《我的歧路》。 《努力周報》1922年6月18日第7期。

24 胡適1921年7月30日日記。 《胡適日記全編》第3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05頁。

25 胡適1921年8月5日日記。 《胡適日記全編》第3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17頁。

26 胡適：《致王寵惠》，《胡適往來書信選》上冊，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175頁。

27 胡適：《人權(quán)與約法》，《新月》1929年4月10日，第2卷第2號。

28 胡適：《知難，行亦不易》，《新月》1929年6月10日，第2卷第4號。

29 胡適：《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新月》1929年9月10日，第2卷第6、7號合刊。

30 胡適：《致李石曾》，《胡適往來書信選》上冊，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95頁。

31 胡適：《思想革命和思想自由》，《胡適文集》第11 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年版，第200頁。

32 胡適：《〈每周評論〉的一年》，《獨立評論》1932年5月22日，第1號。

33 胡適：《〈每周評論〉的一年》，《獨立評論》1933年5月21日第51號。

34 胡適：《我的意見也不過如此》，《獨立評論》1933年4月16日，第46號。

35 胡適：《胡適口述自傳》，《胡適文集》第1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210頁。

36 胡適：《政論家與政黨》。 《努力周報》1922年6月4日，第5期。

37 胡適1927年7月2日日記。 《胡適的日記》 （手稿本），遠流出版事業(yè)股份有限公司1989年版。

38 胡適：《致汪精衛(wèi)》，《胡適來往書信選》中冊，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208頁。

39 胡適：《致傅斯年》，《胡適來往書信選》中冊，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173頁。

40 【美】格里德著、魯奇譯：《胡適與中國的文藝復興》，江蘇人民出版社1989版，第237頁。

41 胡適：《當前中國文化問題》，《自由與進步》1948年10月，第1卷第10期。

42 胡適：《自由主義》，《世界日報》1948年9月5日。

43 胡適：《非個人主義的新生活》，《時事新報》1920年1月15日。

44 胡適：《〈科學與人生觀〉序》，《胡適文集》第3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163頁。

45 胡適：《自由主義》，《世界日報》1948年9月5日。

46 胡適：《容忍與自由》，《自由中國》1959年3月16日，第20卷第6期。

47 胡適：《容忍與自由》，《自由中國》1959年12月1日，第21卷第11期。

48 胡頌平：《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8冊，聯(lián)經(jīng)出版事業(yè)股份有限公司1984年版，第65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