恰同學(xué)少年

“我常想在紛擾中尋出一點閑靜來，然而委實不容易。目前是這么離奇，心里是這么蕪雜。一個人做到了只?；貞浀臅r候，生涯大概總要算是無聊了罷，但有時竟會連回憶也沒有……”

這是魯迅為他的《野草集》所作的“小引”。

文中還有一段，進一步告白他的回憶感覺：“我有一時，曾經(jīng)屢次憶起兒時在故鄉(xiāng)所吃的蔬果—— 菱角、蘿豆、茭白、香瓜。凡這些，都是極其鮮美可口的，都曾是我思鄉(xiāng)的蠱惑。后來，我在久別之后嘗到了，也不過如此；唯獨在記憶上，還有舊來的意味留存。他們也許要哄騙我一生，使我時時反顧?！?/p>

魯迅寫這“小引”時是一九二七年的五月，在廣州。

魯迅文章的遣詞，有時看似隨意，然細一品咂，卻分明是極考究的。比如形容街上的人流如織為“擾攘”；形容屏息斂氣為“悚息”；而形容隱蔽又為“伏藏”。他是不怎么用司空見慣的成語的，每自己組合某些兩字詞，使我們后人讀到，印象反比四字成語深刻多了。一九二七年的中國，居然用“離奇”二字來加以概括，這也是令我有“離奇”之感的，我咀嚼出了吊詭的意味。

近來便一再地回憶起我的幾名中學(xué)同學(xué)。在我的中學(xué)時代，和我關(guān)系親密的同學(xué)是劉樹起、王松山、王玉剛、張運河、徐彥、楊志松。我寫下的皆是他們的真實姓名。我回憶起他們時，如魯迅之回憶故鄉(xiāng)的菱角、蘿豆、茭白、香瓜，那都是養(yǎng)育百姓生命的鮮美蔬果。而我的以上幾名中學(xué)同學(xué)，除了徐彥家的日子當年好過一些，另外幾人則全是城市底層人家的兒子。用那些生長在泥塘園土中的蔬果形容之，自認為倒也恰當。與魯迅不同的是，我回憶他們與思鄉(xiāng)其實沒什么關(guān)系，更是一種思人的情緒。自然，斷不會生出“也不過如此”的平淡，而是恰恰相反，每覺如沐煦風(fēng)，體味到彌足珍貴究竟有多珍貴。

我和樹起在中學(xué)時代相處的時光更多些。我家算是離校較遠了，大約半小時的路。樹起家離校更遠，距我家也還有二十分鐘左右的路。那么，我倆幾乎天天結(jié)伴放學(xué)回家是不消說的了。走到我家所住那條小街的街口中，通?？偸且s定，第二天我倆在街口相等，一塊去上學(xué)。路上是一向有些話題可說的—— 學(xué)校里的事、班級里的事、各自家里發(fā)生的煩惱、初中畢業(yè)后的打算、誰在看一部什么小說，等等。有時什么也不說，只不過默默往前走，那是要遲到了的情況下。還有時一同背著課文或什么公式往前走，因為快考試了。樹起家在一片矮破的房屋間，比我的家還小，還不成個樣子。如今，中國的城市里絕對見不到那樣的人家了，在農(nóng)村也很少見了，一旦見了，會令富有同情心的人心里難受，潸然淚下的。那樣的家，簡直可以說成是土坯窩?；氐侥菢拥募?，差不多可形容為一頭鉆進窩里。但在當年的哈爾濱，那樣的人家千千萬萬。正因為比比皆是，所以小兒女們并不覺得自己多么可憐，并且照樣愛家、戀愛，在乎家之安全和溫暖，仿佛小動物之本能的喜歡家。樹起和他的老父母以及弟弟、妹妹住在那樣的家里。當年他的父母親都已經(jīng)快六十歲，在我們幾個同學(xué)眼中是確確實實的老人了。然而他的父親還在工作著，是拉鐵架子車的。如今在全中國乃至全世界找到那樣一種車肯定是很難的了，可在當年那是哈爾濱市特別主要的一種運載車。一般情況下不是誰有錢就容易買到的，得憑證明，屬于“勞動資產(chǎn)”。

我和樹起一起上學(xué)去，有時他會給我一個大的蒸土豆，或半塊烙餅。若是夏天，或一個大的西紅杮、一條黃瓜。那是挨餓的年代，給人任何可吃的東西都是一份慷慨，一份情義。他心里就是那么有我。記得有次他還給了我?guī)讐K很高級的軟糖，我極享受地吃著時，他告訴我他的三姐結(jié)婚了。他有四位姐姐，這著實是令我們幾個羨慕的。

樹起學(xué)習(xí)很好，數(shù)理化及俄語四科成績在班里一向名列前茅。他耿直、善良，具有天生的似的同情心，眼見不正義的事他是很難做到上前干涉的，而發(fā)現(xiàn)一位老人或孩子當街跌倒了，他是那種會趕緊跑過去扶起來的少年?！拔母铩鼻?，我們之間從沒發(fā)生過爭論。這么好的同學(xué)，我和他爭論什么呢？他對人對事的看法，我一向認為是客觀公正的。

“文革”中，他的表現(xiàn)也很“特別”。他是班里的好學(xué)生，完全置身事外不行的。他從沒親筆寫過大字報；別人寫了讓他簽名，以示支持，那他也要認認真真地看一遍，倘覺得批判的內(nèi)容不符合事實，那么他就會拒絕簽名。倘覺得其中一句話甚或一個詞對被批判的人具有顯然的侮辱性，他竟會要求對方將那句話或那個詞涂抹了。若對方不，也不簽名的。他決不會打人的，不管對方是誰。即使是一個公認的“反革命”，他也并不認為于是便有權(quán)利進行侵犯。誰做過那樣的事，他對誰是極嫌惡的。他這一種“特別”，當年深獲我的敬意。

但我們之間發(fā)生了一次激烈的爭論，因為有次在我家里，我說了一句對偉大領(lǐng)袖極不敬的話。

“文革”前我已看了不少外國小說，那些文學(xué)作品對我潛移默化的影響，在“文革”中凸顯了。樹起他當時瞪大雙眼吃驚地看著我，半晌才說出一句話是：“你再也不許這么胡說八道！”我說：“這不是在家里，只對你一個人說嘛?！彼f：“我沒聽到。什么沒聽到。你發(fā)誓，以后再也不說類似的話了，對我也不說了?！敝敝廖野l(fā)了誓，他才暗舒一口氣。當年他替我極度擔心的樣子，以后很多年，都經(jīng)常浮現(xiàn)在我眼前。然而事情并沒完，后來他又召集了張云河、王松山、王玉剛?cè)齻€再次鄭重地告誡我。云河就問：“曉聲他說什么不該說的話了？”玉剛說：“別問了呀，肯定是反動的話?。　倍缮絼t說：“這家伙，一貫反動，哎，你想哪一天被打成現(xiàn)行反革命啊？”云河又說：“也不見得就一定是反動的話呢？樹起你說來我們聽聽，一塊兒評論評論，果然反動，再一起警告他也不晚嘛！”樹起張張嘴，搖頭道：“我不重復(fù)！”

我只得自己承認：“是有點兒‘反動’。”

樹起又說：“你如果哪天打成現(xiàn)行反革命了，讓我們幾個怎么辦？跟你劃清界限？那我們難受不？揭發(fā)你，那我們能嗎？我們幾個都不會在政治上出什么事，就你會！你今天不再當著他們?nèi)齻€發(fā)出重誓，我根本不能放心你……”

他們?nèi)齻€，見樹起說得異常嚴肅，一個個也表情鄭重起來，皆點頭說對，之后就一起看著我，等待我發(fā)誓……

當年我們五個初三生，真是好像五個拜把子兄弟一樣，雖然我們不曾那樣過?！扒榱x”觀念，怎么一下子就在我們五個之間根深蒂固了，如今卻記不清楚了。似乎，起初主要是由于我們的家在上學(xué)去的同一路線上。雖說是同一路線，但上學(xué)是不可能一個找一個的，那我和樹起要多走不少路。但放學(xué)回家，則都走得從容多了，便常常一齊走。先陪云河走到家門口，依次再陪玉剛和松山走到家附近，最后是我和樹起分手。寒來暑往，一個學(xué)期又一個學(xué)期走下來，共同走了三年多，走出了深厚的感情。另外的原因便是，我們都是底層人家的孩子，家境都接近著貧寒。不管一塊兒到了誰家，沒什么可拘束的，跟回自己家了差不多隨便。而家長們，對我們也都是親熱的。當年我們的父母那樣一些底層人家的家長，對與自己兒子關(guān)系密切的同學(xué)，想不真誠都不會。而既真誠了，親熱也就必然了。

但我們之間的“情義”，主要還是在“文革”中結(jié)牢了的。云河、松山和樹起一樣，也是班級數(shù)理化及外語四科的尖子生。玉剛則和我一樣，綜合成績也就是中等生。在“文革”初期，有文件說——初、高中生們，以后或升學(xué)或分配工作，皆要看“文革”中表現(xiàn)如何。弦外音是，表現(xiàn)不好的，那時會有麻煩。

這無疑等于“頭上懸刀”。

為了不至于落個“表現(xiàn)不好”的結(jié)果，大字報起碼總得寫幾張吧？然而對于云河、松山、玉剛?cè)齻€，讓他們提起毛筆親自寫大字報，如同讓他們化了妝演街頭戲。他們平時都是訥于語言表達，即使被迫作次表態(tài)性發(fā)言，往往也會面紅耳赤，三分鐘說兩句話都會急出一頭汗來，當然也會急出別人一頭汗來。

于是寫大字報就成了我和樹起的義務(wù)，他們只管簽名。我一個人不時在他們的催促之下寫一張，我們五名學(xué)生的表現(xiàn)也就都不至于被視為不好了呀。每次都是，我起草，樹起審閱，我再抄。樹起說“沒問題”，他們就都說“完全同意”。

其實呢，我每次都將寫大字報當成寫散文詩，也當成用免費的紙墨練毛筆字的機會，從不寫針對任何具體個人的大字報。

玉剛的話說得最實在，他當年曾一邊看著我寫一邊說：“那么高層的事，咱們知道什么呀？還是曉聲這么虛著寫得好?！?/p>

而松山曾說：“‘啊’少幾個也行。你別往紙上堆那么多詞，看著華而不實?！?/p>

云河曾說：“詞多點兒可以的，蒙人。該蒙人的時候，那就蒙吧。不多用點兒詞，怎么能顯得激情飽滿呢？”

樹起則作權(quán)威表態(tài)：“那就少抄幾個詞，找一段語錄抄上，反而顯得字多。”

我們自幼從父母那兒接受的樸素的家教都有這么幾條：不隨幫唱影，不仗勢欺人，不墻倒眾人推，不落井下石。

且莫以為以上那些詞，只有文化人口中才能說出。誰這么以為，真是大錯特錯了。事實上長大在城市貧民大院里的我們，從小經(jīng)常聽到目不識丁的大人們那么評說世上人事的是非對錯。在民間，那不啻為一種衡量和裁判人品如何的尺度。我們都是“闖關(guān)東”的山東人的兒子；我們的父母，盡管都是沒文化的人，卻都知道—— 如果在做人方面失敗了，那么在生存方面便也不會有什么希望，故都自覺地恪守某些做人原則。

多少年后，我反思“文革”時悟到，我們實在是應(yīng)感恩于父母的。

據(jù)說評定一名學(xué)生在“文革”中的表現(xiàn)如何，還要看是否主動與工農(nóng)相結(jié)合過。我們五人中，樹起是團員，在政治方向上，我們都與他保持一致。

樹起認為，如果嚴格按照“學(xué)生也要學(xué)工、學(xué)農(nóng)”的“最高指示”去做，學(xué)工強調(diào)在前，我們應(yīng)該先學(xué)工。

于是我們?nèi)サ搅怂山侠瓩C廠。那完全是沒有任何報酬的義務(wù)性勞動。我們是不怕累的。因為累而多吃了家里的口糧也在所不惜。但，那廠里的工人階級分裂為勢不兩立的兩派，一派人多勢眾，叫“革命造反團”；一派人少，以老工人為主，叫“紅色造反團”。“紅色”的先是被“革命”的視為“不可救藥的保守組織”，后又干脆被宣布為“反動”的了。偏偏，我們參加勞動的那一車間里，基本全是“紅色造反團”的老工人。他們對我們很愛護，我們覺得他們都很愛廠，都很可敬。學(xué)工的學(xué)生只埋頭苦干地勞動是不行的，還要積極參加工廠里的“造反勞動”?！案锩钡脑旆?，“紅色”的也造反，究竟應(yīng)該跟隨哪一派造反，我們困惑了，為難了。

樹起倒很民主，其實也是沒了主張。他說：“聽大家的?！痹坪诱f：“我覺得曲師傅一點兒都不反動，是個好工人，使人家傷心的事我不做”—— 曲師傅是帶領(lǐng)我們勞動的老工人。松山說：“我覺得這車間里的老工人個個都是好工人?！庇駝傉f：“我的看法和他倆一樣?！睒淦鹩终f：“那，我明白你們?nèi)齻€的意思了。曉聲，你的態(tài)度呢？”我果斷地說：“咱們支持‘紅色’的，幫他們把‘反動’的帽子還給‘革命’的！”

于是我們在“革命”的和“紅色”的之間做出了堅定的選擇。若能使這個廠的一批老工人不再被視為“反動”的，我們覺得也不枉學(xué)工一場了。

我又寫起“文革散文”來，仿“九評”的風(fēng)格，一評、二評、三評連續(xù)《評這些老工人誰都不反動》……看的人居然還很多，反響還很大。曲師傅不安了，老工人們感動了；他們勸說我們沒必要卷入廠里的派性斗爭。而我們心中都充滿了政治正義感，將那種卷入視為己任，還都有股子不達目的誓不罷休的勁頭。

有天早上我們又結(jié)伴去廠里，在大門口被阻攔住了。前一天夜里“革命”的一派單方面奪權(quán)了，“紅色”的一派都被集中起來，辦所謂的“悔過學(xué)習(xí)班”了。

我們五名中學(xué)生，被一些青年工人打跑了。后來，廠里連續(xù)貼出了評我們的大字報的大字報，也仿“九評”的風(fēng)格，曰一評、二評、三評……

那個冬季，我們多次去曲師傅家看望他，最后一次才見到他。他的思想很頑固，被放出得晚。他沒寫“悔過書”?！案锩旆磮F”的頭頭是他徒弟，拿他沒奈何，沒寫也只得恢復(fù)了他的自由……

來年，也就是一九六八年的五月，黑龍江生產(chǎn)建設(shè)兵團到哈爾濱市一展開動員，我就報名下鄉(xiāng)了。一則是，家里生活太困難了，太缺錢了，我急切地要成為能掙錢養(yǎng)家的人；二則是，我對“文革”厭煩透了。因為我每天所耳聞目睹之事，非是鬧劇是悲劇。即使以鬧劇開始，到頭來也還是會以悲劇結(jié)束，于是有人搭賠上血和命。

我不但第一批響應(yīng)了“上山下鄉(xiāng)”的號召，而且此前還曾是為全班同學(xué)服務(wù)的“勤務(wù)員”，所以有了一種光榮的資格——參與為全班同學(xué)做政治鑒定，那一項工作由軍宣隊員主持。鑒定分為四等——無限熱愛偉大領(lǐng)袖毛主席，熱愛偉大領(lǐng)袖毛主席，積極參加“文化大革命”，參加了“文化大革命”……

軍宣隊員說，別看多了“無限”或少了“無限”，多了“積極”或少了“積極”，一入檔案，隨人一生，將來的用人單位，憑這一種微妙區(qū)別，一看就會心知肚明，決定這樣看待誰或那樣看待誰。

既然茲事體大，我豈能掉以輕心？

但在議到云河、松山和玉剛時，軍宣隊員說有人反應(yīng)—— 他們屬于不常到學(xué)校參加運動的同學(xué)。

我據(jù)理力爭，說他們的運動表現(xiàn)和我起碼是一樣的。我寫過的大字報上他們都屬了名的，我們是一塊兒去學(xué)工的。如果他們的鑒定中居然沒有“無限”和“積極”四個字，那我的鑒定中也寧可沒有。有了，對他們不公平。

在我的極力爭取下，他們的鑒定中也有了當年被認為舉足輕重的四個字。

我的堅持感動了一位參加做鑒定的?！案镂瘯钡睦蠋?，他提議在我的鑒定中加上了“責人寬，克己嚴”四字。

不久就要分別了，四個好同學(xué)對我依依不舍，幾乎天天都到我家去一次。沒事也去。沒什么話說也陪我一塊兒沉默。他們因為沒報名和我一塊兒下鄉(xiāng)，都挺內(nèi)疚，仿佛意味著愧對友情似的。我則安慰他們，各家的具體情況不同，沒人逼到頭上，何必非走？何況，樹起、云河、松山，他們學(xué)習(xí)都特好，考高中、考大學(xué)是手拿把掐的事。他們的家長也都有意培養(yǎng)他們，那為什么要放棄志向呢？至于玉剛，他只有姐妹，是家中獨生子，他父親長年生病，不走也有不走的原因。萬一不久能分配工作了，那不是更好嗎？

我這么勸慰，他們個個釋然了。

和我同一批下鄉(xiāng)的只有楊志松。那一批全校才走了十二名學(xué)生，我們班就走我倆。

志松也到家里來過一次，恰巧樹起他們四個在。志松家住學(xué)校附近，所以此前他與我們接觸較少。但在全班男生中，我們都覺得最與我們性情投合的，那就非他莫屬了。

樹起鄭重地說：“你來得正好，有頭等大事托付給你?！?/p>

志松愣愣地問什么事。

云河反應(yīng)快，立刻就明白什么事了，朝我翹翹下巴說：“我們把他托付給你。沒我們在身邊了，你一定要多操點兒心，別讓他哪天被打成‘現(xiàn)行反革命’……”

松山附和道：“對對，這可真是頭等大事！別的方面我們對他都沒什么不放心的，就是他這里邊太復(fù)雜了。只想不說還行，萬一不該那么想的還偏要那么想，還要忍不住說，后果嚴重了！”—— 他說時指自己太陽穴。

玉剛最后說：“我們授你權(quán)，他一胡思亂想，你就替我們敲打他。”

志松樂了，指點著我說：“你聽到?jīng)]有？聽到?jīng)]有？他們幾個把你交給我了！如果到了廣闊天地你還胡思亂想，想了還說，看我不收拾你！……”

當年的我們，本不過個個都是貧家子弟，而且又都是中學(xué)生，哪里諳知政治風(fēng)云？又怎么能參與什么國家大事？于我，實在是由于耳聞目睹人斗人的冷酷亂象，厭惡之極，也壓抑之極。每欲一逞少年之勇，以圖釋放罷了。對“文革”反動一下，卻枉有此心，并無此膽。顧及家境，于是顧及自身，學(xué)做一個隱忍之“憤青”。于樹起、云河、松山、玉剛四個，實在是怕他們的情義冊上，哪天不得不劃掉了我的姓名，痛心不已。

樹起是一心要做“革命人”的。但“革命”在他那兒，是被充分理想化了的。他想做的是完全符合人道主義甚至足成楷模的“革命人”?！案锩币槐憩F(xiàn)為兇惡，他內(nèi)心就掙扎了，郁悶了，認為是“革命”的恥辱，不屑為伍了。

而云河、松山、玉剛?cè)齻€，卻只想本本分分地做人，什么“革命”不“革命”的，都當成是“專門好那個”的人的事。何況那等樣的所謂“革命”，在他們看來是“集體演戲”，還怎么邪性怎么演。他們做“逍遙派”做得心安理得。志松也是那樣。

當年倒是他們比我和樹起都活得超然，活得明白，活得純粹。

楊志松的父親和劉樹起的父親一樣，也是拉車的，當年也快六十歲了。他上有兩個哥哥、兩個姐姐，下有一個妹妹。他當年下鄉(xiāng)的想法也和“革命熱情”無關(guān)。那一年他父親病了，看起來以后不能再干拉車運貨那么辛苦的活了；而大姐、二姐、大哥都已成家，自己小家庭的日子也都過得很拮據(jù)，二哥剛參加工作，每月僅十八元工資。僅以學(xué)習(xí)成績而言，他也是那類升高中考大學(xué)不成問題的學(xué)生。但出于對全家今后生活的考慮，他下鄉(xiāng)的決心毫不動搖。

有他這一名同班同學(xué)跟我一塊兒下鄉(xiāng)，真是我的幸運。知青專列一開，車上車下一片哭聲，我倆卻是微笑著向同學(xué)們揮手的，仿佛只不過是很短暫的離別。志松在哭聲中對我說：到了地方，咱倆都得要求分在一個連隊?。?/p>

我說：“當然。樹起他們托付你管住我的嘴嘛！”

他樂了，又說：“明白就好，那以后就得服管?！?/p>

事實上，到了北大荒以后，我并沒太使他操心過我的思想和我的嘴。遠離了城市，家愁不再是每天直接面對的了，令我嫌惡的“文革”現(xiàn)象也看不到了，便有一種心情豁然開朗的感覺。不太習(xí)慣的是每天三頓飯前必得正兒八百地“敬祝”一番。以前都是在家里吃飯，完全可以不那樣的。但一到了連隊，別人都那樣，自己不習(xí)慣也得習(xí)慣！在食堂吃飯的老戰(zhàn)士們原本并不那樣的，見知青們那樣，也只得那樣了。而這一“革命”的日常儀式，是由幾名女知青帶的頭。志松倒是很適應(yīng)。我看出他還有幾分喜歡那樣。當然，他也看出了我的不情愿。

某日，他背著人問我：“‘敬祝’時你為什么好像是被迫的？”

我告訴他：“我讀過一本法國人寫的關(guān)于宗教的書。那本書里說，一日三餐是每人每天最重要的事，三餐不保，人心發(fā)慌。而宗教規(guī)定了餐前祈禱，其實從心理學(xué)上看，是一種日復(fù)一日的暗示方法。而使人革命，不該借助宗教手段……”

他問：“你怎么能看到那么一本書？”

我說：“我家隔壁收破爛的鄰居收回來的一本殘書，沒頭沒尾。我一翻，覺得里邊在講我從不知道的知識，所以帶回家讀完了?！?/p>

他又問：“后來書呢？”

我說：“一本沒頭沒尾的書，不值得收藏起來，做飯時燒了?！?/p>

他一拍我肩：“燒了就對了！我也同意你的想法。但那你也得裝出高興‘敬?！臉幼樱€絕不許對別人說你剛才那番話！”

其實，不僅志松、樹起、云河、松山、玉剛四人，也都多次同意過我對當年現(xiàn)實的不少看法。我記得云河曾當著我面對另外三個說：“有時候我喜歡聽曉聲的一些想法?！倍綍r最為少言寡語的玉剛則說過：“難怪‘文革’一起，首先要燒書……”

志松又這么說：“忘了那本書里怎么寫的！你要把‘敬?！敵珊猛鎯旱氖?，我就是當成好玩兒的事。或者，內(nèi)心里也可以這么想，咱們真敬祝的是咱們爸媽。”

我愣了愣，問：“你內(nèi)心里這么想過？”

他說：“對！”

麥收一開始，每一名知青都領(lǐng)教了什么才叫“累”。一累，誰都沒那種堅持下去的精神頭了……

我下鄉(xiāng)前，家中被褥剛夠鋪蓋，所以我只帶走了一床舊被子，沒帶褥子。第二年的布票棉花發(fā)下來之前，一年多以來，我一直睡在志松的半邊褥子上。半夜一翻身，每每和他臉對頭上臉了。正所謂“同呼吸，共命運”。他家替他考慮得周到，他帶的東西全。而他的，基本上也可以說是我的。他的手套、襪子、鞋墊、短褲、衣服，我都穿過用過。他還多次向其他知青聲明：“我對梁曉聲負有保護的責任啊，誰欺負他就是欺負我！”盡管沒什么人欺負我，但是分明的，他真的隨時準備為我和別人打架。

一九六九年的十月末，又一大批一百多名知青于深夜被卡車送到了連隊。他們還沒全從車上下來，我和志松就聽到誰在一聲接一聲喊我倆名字。循聲找過去，車上站著云河、松山、玉剛?cè)齻€！

沉默寡言的玉剛一見我倆，樂了，大聲說：“要是你倆不在這個連了，那我們仨不下車了，肯定再坐這輛車返回團部，打聽清楚你倆在哪個連后，要求團里重新把我們分去！”

我和志松自是喜出望外，逐個擁抱之，親得流淚了。

他們?nèi)齻€是可以到離哈爾濱較近的一個團的，為了能和我倆在一起，卻報名到了離哈爾濱最遠的一團。

志松埋怨他們沒先寫信告知一下。

云河說：“要給你倆一個驚喜嘛！”

松山老誠，承認是因為臨時決定，走得急，從志松家和我家各要到一個家信信封就來了。

那時樹起已如愿以償上高中。不過僅僅一年之后，他也下鄉(xiāng)了。而且失去了來兵團的機會，去黑龍江邊的以饒河鄂倫春族為主的一個小村插隊了。我們接到他寄自那個小村的信后，一個個都嗒然若失，感到實在是我們的也是他的大遺憾。

如今回憶起來，我在兵團最覺舒心的時光，便是那以后的兩年。與四個親如兄弟的好同學(xué)朝夕相處，一概艱苦，幾乎也都同時有著快樂的色彩。友誼確如一盆炭火。

那兩年我如同有著多位家長的獨生子—— 我因家事而犯愁了，他們幾個會一起圍著我進行安慰和勸解，志松還會為我唱歌；冬天到了，云河見我的棉褲太破了，處處露棉花了，就將他自己舍不得穿的，兵團發(fā)的一條新棉褲“奉獻”給我了；玉剛和松山親自動手，為我縫做了一床新被子；我要探家了，都主動問我打算往家?guī)Ф嗌馘X，由他們來湊；我探家回來了，路上將志松家捎給他的包子吃得一個不剩，他也只不過這么抱怨：“你這家伙太不夠意思了吧？怎么也得給我們一人留一個呀！……”但那樣的時光僅僅兩年多一些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