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雜記

北窗雜記

（一〇八）

六月下旬到浙江去參加了一個學術會。我一向不習慣于開會，難得去了一趟，倒挺有收獲，這就是承蒙同濟大學的張松老師送了我兩本書，一本叫《鄉(xiāng)土建筑遺產(chǎn)的研究與保護》，陸元鼎和楊新平主編，一本是《關于城市遺產(chǎn)保護的探索與思考》，由張松和王駿主編。張松老師可害苦了我，那天長途旅行，本來很疲勞，一拿到書，我就放不下，累極了才昏昏睡倒，連鞋子都沒有脫——太不好意思了！

張、王兩位老師編的那本書，是張老師主講的“城市歷史與文化保護”課程的學生作業(yè)。張老師自己在書前寫道：這門課“主要包括中外城市遺產(chǎn)保護的發(fā)展歷程，歐美多國城市文化遺產(chǎn)保護的法規(guī)制度建設，保護規(guī)劃設計的理論與方法，歷史街區(qū)調查研究與整治技術，文化景觀保護與旅游觀光開發(fā)，世界遺產(chǎn)保護理念和發(fā)展趨勢，中國歷史文化名城保護的歷史演進，保護規(guī)劃的編制，遺產(chǎn)管理與開發(fā)利用等內容”。這是一門專業(yè)基礎課，這本書的篇章都是從學生“較為優(yōu)秀、較為獨特”的課程論文中選出來的。從論文中看，張老師這門課程講得很鮮明、很系統(tǒng)，因而也很成功。我脫離教學工作已經(jīng)很久，不知道還有沒有別的學校的建筑和城市規(guī)劃專業(yè)有這一門課。我希望有，大家都有。張老師講的內容，都是當代最新進、最重要的知識，是基礎理論，是當代建筑師和規(guī)劃師非掌握不可的思想和知識。這門課張老師已經(jīng)講了七年了，更叫我欽佩的是，張老師已經(jīng)在這個課程上組成了教學團隊，他不是單槍匹馬在唱獨角戲。這說明，同濟大學建筑設計和城市規(guī)劃的學科建設是很先進的，眼光是很寬闊的，他們不把自己的工作束縛在一個思想，一個方向、一個中心上。這是教育、學術工作者應該有的眼光和氣度。教育和學術要進步，就得搞“百花齊放”而不是搞“眾星捧月”，這樣才能保持對學科發(fā)展的敏感性，保持工作的先進性，至少是不至于落后。

如果情況允許，我會再一次細讀這兩本書，而且寫些讀書筆記?！斎?，一定要準時睡覺，而且脫掉鞋子。

今天先寫一段筆記，就從讀陸、楊二位老師主編的那本書說起。在那本書的第12頁有兩小節(jié)很有趣，前面一小節(jié)說的是：“2004年，建設部‘某領導人’在所作《歷史文化名城的發(fā)展和保護》的報告中曾指出，‘保護與發(fā)展的關系，保護不是目的，發(fā)展才是目的，當?shù)乩习傩者m應時代的良好人居環(huán)境永遠是目的’”。這句話之所以有趣，是它連彎兒都不繞，直愣愣地回歸到五十年前批判梁思成先生時的那些高論去了。保護“不是目的”，那當然就不必干，甚至不該干了，因為怎么能花人力物力去干“不是目的”的工作呢？人之所以為人，就是他有意識，干什么都有目的。不是目的，那就是毫無意義，干那種事，就是勞民傷財。不是嗎？不過，既然不必甚至不該保護，那么，建設部弄些“歷史文化名城”出來又是為什么呢？那不純粹是沒有目的的廢話嗎？我這才明白，為什么在當年的建設部主管之下的“歷史文化名城”，差不多沒有一個是“保護”得成功的了。

那么，“適應時代的良好人居環(huán)境”又是一個什么樣的環(huán)境呢？去掉了“不是目的”的古建筑保護，至少是沒有歷史文化遺跡的環(huán)境吧！真干脆！這就是所謂“一張白紙，可以畫最新最美的圖畫”吧。原來經(jīng)歷了幾千年文明時代的當今生活竟是那么簡單。但那“圖畫”，畫什么題材才是“有用”的呢？而且是“適應時代”的？

緊接在這節(jié)“某領導人”的話后面，是陸元鼎老師的一小節(jié)話，那里說：“建筑歷史遺產(chǎn)即歷史文化古跡保護的目的，是要為今天所用。它作為歷史、文化資料，供人民參觀以獲得知識，增加愛國主義思想和凝聚力，是保護的目的”。

這段話很容易懂，因為它沒有概念和邏輯的混亂。這段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又很委婉地說明，“保護”歷史文化古跡是有“目的”的，是“良好的人居環(huán)境”所必需的。

據(jù)我所知，歷史的事實是，世界上好像所有的古代人民，都曾經(jīng)用極堅硬的石料建造過一些紀念性建筑，毫無疑問，他們是希望這些石頭建筑能帶著當年的信息傳至永久的。它們有什么“用”呢？這“用”，就是陸老師說的那種文化追求，那是人類自古以來就有的愿望。在張老師主編的那本書的第130頁，有城市規(guī)劃專業(yè)學生馬玉荃的作業(yè)，那里引用了文化部孫家正部長的一段話，說的是：“構建和諧社會，經(jīng)濟是基礎，民主政治是保障，文化是靈魂”。文化是靈魂，有靈魂才有生命，這是文明人類的普遍的、共同的認識，而文化是從來不排斥歷史文物的，文物是文化的一種載體，它的“用處”不大嗎？

張松老師在書的前言《寫在前面》里記錄了一則很有意義的事情：

2007年5月14日，同濟大學百年校慶前夕，溫家寶總理在建筑與城市規(guī)劃學院鐘庭的講話中，兩次提到歐洲最古老的意大利博洛尼亞大學，他指出：“有一千年歷史的博洛尼亞大學，現(xiàn)在的墻壁四周還是斷壁殘垣，有的地方不得不用一根水泥柱頂起來，防止它倒掉。當然，它一方面保護了千年的古跡和文化，但我以為更重要的是保護了一種精神、一種美德。”

這段話說得太精彩了，不過，前面提到的那位建設部的“某領導人”，不知怎樣評價這些殘墻和這些水泥柱，“保護不是目的”呀！何況它們確實是不大“適應時代”的某些純功能“需要”呀，哪里還談得上什么精神，什么美德呢？但溫總理接著說：

“我們培養(yǎng)的人，應該是全面的、具有綜合素質的人……學習理工科的，也要學習人文科學，學習文學和藝術。同樣，學習人文科學和文學藝術的，也要學習自然科學?！?/p>

這幾句話，真正是切中時弊，搞建設工程的，不可以沒有“人文科學和文學藝術”的修養(yǎng)，否則不免就會弄不明白文化遺產(chǎn)保護的意義，弄不明白什么樣的環(huán)境才是“適應時代的良好人居環(huán)境”。所以這樣的人就會覺得文物遺產(chǎn)的保護“沒有目的”。但不管中國人怎么看，怎么想，文物遺產(chǎn)保護現(xiàn)在已經(jīng)是在世界范圍里洶涌的浪潮。這說明，人類的文明又進入了一個新時代，一個更加豐富、更加深刻的時代，而我們一個主管建設的長官居然對這個時代很不了解，真是遺憾。難怪我們的《歷史文化名城、名鎮(zhèn)、名村保護條例》就會那么叫人難以看懂。

一個多月前四川發(fā)生的那一場大災難，剛剛從救死扶傷轉向災后重建，溫家寶總理就在布置工作的時候鄭重地提到了搶救文物。他到了北川，還說：“這座老縣城可以作為地震遺址保留，變成地震博物館”。于是，文物工作者和民間人士就以充沛的感情著手研究羌族文化遺產(chǎn)的保護，都江堰和二王廟的維修和再建也很快開動了。對歷史遺產(chǎn)和文化生態(tài)空前未有的重視，都開啟了我們國家文物保護工作的新局面。這些都關系到建設“適應時代的良好人居環(huán)境”，因為人居環(huán)境的好與不好是非常復雜的，“非為有大樓之謂也”。毫無疑問，居住環(huán)境的這個“好”，是包含著文化貯存的厚度在內的，正如孫家正部長所說，構建和諧社會，“文化是靈魂”。重建后的災區(qū)也是不能沒有靈魂的。

張松老師所編的書里，可以讀到他的學生對不要靈魂的城市建設的很多批評。例如，城市規(guī)劃專業(yè)的學生何為寫道：“很多時候，我們在文化遺產(chǎn)與社會發(fā)展產(chǎn)生矛盾時，很自然就會以顧全大局為借口，舍棄寶貴的文化遺產(chǎn)。……我們國家的歷史名城有幾座是真正的歷史名城？就是這些為求發(fā)展完全不顧遺產(chǎn)的行為導致我們一個泱泱大國現(xiàn)在的世界遺產(chǎn)（數(shù)量）甚至還不如意大利、西班牙這樣國土面積勉強只抵我們一個省的國家”。

另一位規(guī)劃專業(yè)的孫婷則寫道：“盜墓者會因盜竊國家歷史文物受到嚴懲，然而，當一整片歷史街區(qū)被拆除、城市文化喪失之時卻無人受到相應懲罰，于是歷史街區(qū)保護規(guī)劃也就失去了嚴肅性。因而劃入強制性保護的歷史建筑會被開發(fā)商任意拆除，理由很簡單：‘這個歷史保護的牌子不算’。開發(fā)商追求利益的最大化，銀行可以獲得利潤，政府可看到相關指標的增長，在多方利益驅使下，歷史保護規(guī)劃輕若鴻毛，公平公正性蕩然無存，利益被吞噬的只有生活在這個城市的市民?！?/p>

規(guī)劃專業(yè)黃俊卿的作業(yè)論文的題目是《淺析中國名城保護中的若干問題》，他一開篇就寫：“歷史名城，是中華文明的集中體現(xiàn)，人類社會的歷史見證，是人類社會區(qū)別于其他物種的重要物質因素。保護歷史名城，能夠傳承、延續(xù)和發(fā)展歷史文化，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另一方面，這些歷史城市是先人留下的寶貴遺產(chǎn)，保護好這些遺產(chǎn)，是我們的神圣職責。保護歷史名城，是歷史的潮流，也是社會發(fā)展、文明進步的需要”。這段話干凈利落地說明保護歷史遺產(chǎn)是有目的的，這目的是意義深遠的，那是“社會發(fā)展和文明進步”的需要，也就是“適應時代的良好人居環(huán)境”的需要。

我在這里信手摘錄的學生作業(yè)，寫得多么好。他們中有好幾位，不約而同地引用了梁啟超前輩的名言：“不但要開民智，還要開官智”。對于我國歷史文化遺產(chǎn)保護的現(xiàn)狀來說，這個建議真正說到了關鍵點子上，看來一百年的風風雨雨，并沒有改變我們國家骨子里的痼疾。更進一步，關燁同學寫道：“其實城市歷史文化與文化保護應該是全民運動”。

張松老師36個學時的課程，不算多，但張老師為它寫出了中國第一本專業(yè)課程教材，于1999年正式出版，這可是一件不簡單的學術工作。從他的學生的論文作業(yè)中，可以很清楚看出他的課程的出色，不但給了學生思想和知識，更重要的是培養(yǎng)了他們的使命感，而使命感是做好文物建筑和歷史城市保護的最根本的保障。

張老師能夠在教學工作中培養(yǎng)了學生們對保護文物建筑和歷史城市的使命感，這是因為他自己對保護民族文化有強烈的使命感。在不到十年的時間里，他已經(jīng)寫作和編纂了好幾本這方面的書，內容扎扎實實，絕不是趨名逐利的應時之作。我這個老教書匠，多少有點兒能力判斷這幾本書的寫作和編纂要花多少時間，費多少腦筋。我也能大致估計出，如果他用這些時間和腦筋再加上學生的打工去逐利，他會發(fā)財?shù)绞裁此?，這是當今大學里建筑專業(yè)的老師們多半走得很起勁的陽關大道。但是張老師卻花功夫和精力去做了那么多對國家大有好處的學術工作。他“犯傻”，他“虧了”！

我們這個歷史悠久、文化積淀豐富的國家這些年卻成了毀滅歷史文化的大屠場?！氨Ｗo不是目的”，那就是說：不需要保護。在我們這個高度集權的國家，當權的人這么說了，還有那么一條螳臂擋得住大破壞的車流！這不是老牛拖著的吱吱呀呀的木轱轆破車，而是火力強大的坦克車。

為什么一向被認為文化保守的中國，竟會淪落到如此這般模樣？這是，我覺得，幾千年中國的落后，不是因為保守，而是因為遲鈍，沒有科學思維。關燁同學在論文里引用了《三聯(lián)生活周刊》王朔訪談錄里的一段：

“前些日子有記者問法國總理社會黨總書記‘你覺得21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嗎’他說‘不’?！疄槭裁?？’‘因為他們沒有什么價值觀念的輸出?！?/p>

這是一個叫人吃驚的判斷，雖然或許有些人聽了會不高興，甚至憤怒，但它有道理，我們再看何為同學在作業(yè)中寫的一段話：

“中國人是一個熱衷于追逐時髦、喜新厭舊的民族。從古到今，多少事例證明了中國人這一特征。古有趙武靈王的胡服騎射，而漢靈帝時，就已經(jīng)盛行胡飯胡床。中國人從那時開始就埋下了種子。佛教來了信佛教，基督教來了信基督教，連宗教也成了流行。”

這幾句話說得多么硬，多么重?。ㄏ仍试S我在這里插一句，佛教和基督教到了中國，都大大簡化了，大大功利化了，甚至混進中國的泛神崇拜里去了。）如果有一位文化史專家來幫何為同學豐富并且完整這個判斷，那將是一件很有價值的研究。我們上山下鄉(xiāng)見到，連很窮僻的鄉(xiāng)村里，小學生們都會叉開雙指作“V”字狀來表示對某項成功的慶祝。全中國，現(xiàn)在還有哪個人記得自己的生日應該叫“母難日”，一大早先給母親叩頭，全天要吃素，表示對母親生育之恩的感謝，為她祈禱祝福。相反，個個人都會吹蠟燭，吃蛋糕，唱那句洋歌。還有什么“千紙鶴”、“圣誕卡”之類的洋風洋俗。中國人“世界化”了。我絕不是一個狹隘的民粹主義者，但我對中國幾千年文明在世界上竟沒有一點競爭力，確實感到不可思議。我們見到過一些飽含著豐富而重要的歷史信息、藝術水平很高、保存狀況還不錯的村子，徹底免費地給它們寫了書、測了圖，甚至做了保護規(guī)劃，直到幫它們申請了國家級的文物保護單位，但村民和地方政府還是毫不憐惜地破壞了它們，并非有什么必需，并非為了發(fā)展，也并非遇到不可克服的困難，僅僅是因為漠不關心，懶于動一把手。如果有利可圖，那就破壞得更干脆、更徹底、更振振有詞了。村民們對先人的創(chuàng)業(yè)、開拓、發(fā)展、建設，竟連絲毫的感情都沒有。至于長官們，那大多就更不用提了。我們?yōu)閾尵纫恍氋F的鄉(xiāng)土建筑遺產(chǎn)，屢戰(zhàn)屢敗，已經(jīng)習慣了，僅僅為了對文化事業(yè)的良知，才堅持到了如今，并且還準備繼續(xù)干下去，直到只剩下“白茫茫一片真干凈”。

規(guī)劃專業(yè)的關燁同學在前引法國總理的話之后，接著寫了一句：“金錢確實托不住一個民族的尊嚴”。一個不尊重自己歷史的民族，到哪里去討尊嚴！

不妨再看一段規(guī)劃專業(yè)王朔同學的話：

“教育可以振興一個民族，但教育也能毒害幾代人。長期以來，應試教育的弊端就在于受教育者對于知識的舍棄與保留帶有很大的功利性。從現(xiàn)行的教育背景觀察，高中時代理工科的同學占了近六七成，關于歷史文化的課程急劇縮水。目前社會的中堅力量是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一代，但相應的歷史涵養(yǎng)并沒有跟上，對于中華文化并沒有多大的情誼。”

看過王朔同學的這一段話，再請回味一下溫家寶總理關于教育的那些話，我看，我們就可以理解我們教育工作的重要失誤之一了。

1952年之前，北京大學也好，清華大學也好，都是綜合性的，理、工、農、醫(yī)、文、法各學院基本都有。理工專業(yè)的學生，都必須選修一兩門文法學院的課。因為這些學院匯聚在一個大學里，課外的交流機會就很多。以我所在的清華大學來說，同方部、二教和灰樓，幾乎每個禮拜天都有文法科大教授的學術講座，記得有一次在同方部，朱自清、李廣田和陳夢家三位老師一起講新詩，各系的學生把個好大的教室都快擠炸了。在二教，我聽過一位基督教傳教士的布道，聽的人也不少。灰樓的音樂室，常常有表演和講課，誰都可以去聽，1948年冬，我在那里聽過馬思聰?shù)谋硌莺椭v解。一般情況下，總是理工科的學生聽人文學科的報告多，所以，經(jīng)常性的交叉感染使那時候理工科學生的腦袋并不干巴。

1952年，搞了一場全國性的“教改”，主要的內容是：學習蘇聯(lián)，大學專業(yè)化，工科大學、文科大學、農業(yè)大學、醫(yī)學院等等，界限分明。理工科大學還要再進一步專業(yè)化，分成了地質學院、鋼鐵學院、機械學院、航空學院、船舶學院等等，各自完全獨立，自建校園。原來的綜合性大學被批判為美國式的教育體制，是資產(chǎn)階級的，于是這教改便沒有討論的余地了。梁思成先生一向重視建筑學的人文意義，再三表達把建筑系劃歸文化部領導的愿望，當然成了批判對象，自討沒趣。這筆賬被人們記住，在文化大革命的時候還曾經(jīng)上了大字報。

于是，我們的理工科青年就被割斷了和人文教育的聯(lián)系。2004年，一位電子系的研究生和我坐一輛小轎車到航空航天大學去參加一個紀念“五四”的會，他一路上跟我抱怨，說清華大學一點人文氣息都沒有。這正是那次“學蘇”教改的后果之一。我早就脫離了學校的活動，搭不上腔，但我很高興：有這樣的抱怨，就有希望。

在張松和王駿兩位老師編的這本書上，傳達了“文化是和諧社會的靈魂”的思想，書里的論文，基本上都圍繞著這個論點，很有力量。我希望我有可能再細細讀這本書，并且做好筆記，像個學生。

“理論只要掌握了青年，就掌握了未來！”同濟大學張老師培養(yǎng)出來一批熱心于文化保護的青年，功德無量。但是，恐怕只有同濟大學一個或者三五個學校有這樣的學術眼光和歷史擔當還遠遠不夠，而且我擔心，當這些青年有能力影響社會的時候，我們的建筑遺產(chǎn)已經(jīng)沒有幾個了，或者已經(jīng)變成鋼筋混凝土的，并且全身掛上大紅燈籠了，像當今那些“歷史文化名城”那樣。

2008年7月7日

附筆：

寫完了這篇雜論，剛剛是7月7日。恰好有一位北京大學法律系2004年畢業(yè)生來訪，我問他：知道7月7日是什么日子嗎？他一臉惶惑，不知道。我再問，知道9月18日是什么日子嗎，也不知道。我簡直感到悲哀，看來保護盧溝橋和北大營絕不是沒有用處的，雖然它們不是“適應時代的良好人居環(huán)境”。

（一〇九）

奧運會的熱浪中，“更高、更快、更強”的節(jié)目間隙里，我拿起了一本不大、不厚、不重的書，翻了幾頁，便興致勃勃地看下去。它是一位認真的熱心人樸實地寫寫他三十年來保護古城古鎮(zhèn)的片段經(jīng)歷。沒有精雕細刻的描述，也沒有高昂激奮的表白，正是它輕描淡寫、出奇的簡潔所散發(fā)出來的氣息異常地親切，把我的心捕捉住了——對不起了，“鳥巢”和“水立方”中的英雄們，我關上了電視。

書的作者是阮儀三老師，同濟大學城市規(guī)劃專業(yè)的教授，書的名稱是《護城紀實》，由中國建筑工業(yè)出版社出版。怪我懶于讀書，到它出版之后五年才看到，慚愧，慚愧。

我早就聽說過阮儀三老師對我國歷史文化名城（鎮(zhèn)）保護的貢獻和獲得的成就，不過因為我在建筑文化遺產(chǎn)保護中走的是“上山下鄉(xiāng)”以農村為對象的路，所以總是“南轅北轍”，跟他沒有機會見面。這次拜讀了他寫的這本《護城紀實》，才知道我們遇到的困難和見到的世態(tài)竟是完全一樣的，不過，在執(zhí)著地克服困難上，我的干勁，也是能力，就比阮老師差遠了。我到后來被迫不得已大致只能滿足于寫寫村落的研究報告，偶然有機會才呼吁呼吁文物建筑保護而已。

阮老師早期的工作條件很差，生活很艱苦。他帶領學生們到烏鎮(zhèn)去，要在上海人民廣場乘長途汽車到桐鄉(xiāng)，再坐“二等車”（即坐在自行車后面的書包架上，行李只能抱在懷里）到烏鎮(zhèn)。這種自行車是營業(yè)性的，坐在書包架上，隨著車子的左拐右彎，人體前仰后合，車輪碾過一塊石子，便會震得一跳，以致“后臀尖”會和鐵架子硬碰硬地較量一下。十幾分鐘下來，壯漢也會弄得渾身酸痛，何況下鄉(xiāng)長途。到了工作地點也還會有難處，例如山西平遙，“由于飲食很不衛(wèi)生，我們所有的人都染上了菌痢，大家都帶病堅持工作。工作很緊，要放大照片，街上找不到一家照相館會做，我只得到太原買放大機和相紙、藥水自己放。借不到任何車子，好多時間都花在走路上”。

雖然我們的工作成績不如阮老師們，但是因為我們去的多是窮鄉(xiāng)僻壤，所以在艱苦上也還敢說上兩三句。20世紀90年代初，下鄉(xiāng)的交通還很原始，在浙江省建設廳工作的老同學勸我們不要到永嘉縣去，因為從杭州到那里，路況很壞，每天平均有死人的車禍八起。但我們還是堅持不顧一切地去了。長途車竟和市內上下班時間的公共汽車差不多，要玩命往上擠，上去了還未必有座。第二次去，因為帶了八個學生，為了安全，包了一輛“小面包”，清早五點從杭州開車，破車子一路修了又修，到永嘉已是第二天凌晨三點。洗把臉躺下，按預定計劃七點鐘開始工作，分秒不讓，學生們好樣兒的，個個精神抖擻。只有一位女學生不大高興，因為帶去的一把吉他丟在了車上。有一次，在安徽黟縣關麓村，好不容易，從一位老先生手里借來一批紙質文件，高高興興進城去復印，居然全城沒有一處可以復印的地方，不得不玩命地抄，直抄得手指捏不成拳頭，只能抄些當時匆匆忙忙判斷為有用的材料。第二年，覺得還有許多材料很有價值，再到村里去，那位老人家已經(jīng)去世，沒有人知道那些文件的下落了?！页脵C推脫一下，我們寫的研究報告常常深度不夠，資料太少是個重要原因，請大家包涵吧。

生活和工作條件的困難還算不了什么，真正的難處在于可能會遭到地方政府領導人的阻撓。阮老師在這本《護城紀實》里寫到了好幾則經(jīng)歷，有幾次遭到的阻撓十分富有故事性。這本書第一次印刷只有三千冊，讀者未必容易買到，我就多介紹一點吧，好在這幾段“故事”非常精彩，阮老師和讀者也大約不至于批評我抄文章騙稿費。

1984年，阮老師帶著學生奔波兩天，到了現(xiàn)在已經(jīng)名聲遍天下的周莊，找到鎮(zhèn)政府，表示愿意免費給周莊做一個規(guī)劃。鎮(zhèn)長不含糊，說：“你們從上海老遠跑來幫助我們，知道你們是好意，但是我們許多人認為不必要。你們同濟大學自己搞研究搞教學，我們嫌煩，你們這次做好了就不要來了”。更叫人傷心的，是昆山縣的縣委書記對人說：“同濟大學什么阮老師到周莊搞規(guī)劃，要保護古鎮(zhèn)，這是保護落后，不搞發(fā)展是錯誤的，你們不要支持他們”。保護文物建筑就是妨礙發(fā)展，就是堅持落后，這不但是20世紀80年代常有的觀念，就是到了現(xiàn)在，這種觀念也沒有改變，時時會從官員們甚至學術工作者嘴里說出來，我們也聽得多了。

更有趣的是1985年春季阮老師到了江南水鄉(xiāng)極漂亮的黎里古鎮(zhèn)，找到鎮(zhèn)上的領導干部，表示完全義務不收一分錢給古鎮(zhèn)做個規(guī)劃。不料，鎮(zhèn)上的什么長官說：“我們怎樣建設由鎮(zhèn)上說了算，不用你們來過問，老街古宅沒有必要保護，妨礙現(xiàn)代化的一律要拆除。你們這些知識分子脫離實際，到我們這里來搞什么教學，我們不歡迎”。阮老師還想說點兒道理，這位官員斬釘截鐵地說：“我們很忙，你們不要來干擾我們的工作，我們不歡迎你們，請你們離開”。不容阮老師再開口，鎮(zhèn)長先生竟用雙手把他們推出了門。并且在院子里向辦公人員喊道：“這幾個上海來的老師，食堂里不要賣飯票給他們，不留飯。”那個時候街上還沒有賣飯的，把老師和同學們氣得掉眼淚。“后來再去其他兩個鎮(zhèn)，同樣也大敗而回。”這一段故事可以當電影腳本用。

“知識分子脫離實際”，這是20個世紀偉大者留下的“思想”之一，他早就說過，對這樣的知識分子就是要“不給飯吃”。這位鎮(zhèn)長先生不愧為“好學生”。

類似的遭遇我們也經(jīng)歷過，不妨再插進幾句來說說。那是1991年，我們到浙江省的諸葛村工作，村民們待我們十分熱情，但是，幾天之后，市里接連來了幾個干部，板起臉來審問我們，終于把我們趕出了三塊錢一天的供銷社小旅店，要我們住到一間八面透風、滿地雞屎的拖拉機房里去，那已經(jīng)是11月底，寒風很硬了。幸虧一位村民見憐，叫我們到他家沒有完工的新房殼子里去住了幾天，我們才完成了調研工作。十年之后，當時的村支部副書記才告訴我們，把我們趕出小旅店的那天，市里來的那幾個人是備著銬子的，因為不慎說了一句大話，被我用一句更大的大話唬住，才沒有敢下手。這次遭遇足可以寫一篇小說。

本來是要寫阮老師的書，給我激動得竟摻了私貨，跟著附帶上了我們工作的一些情況，這倒不是為了沾光，而是為了說明，在我們這個三千年前出了一位“后無來者”的孔老先生的國度里，愚昧和驕橫依然那么普遍而有力。

再往下寫，我的私貨就摻和不進來了，因為阮老師勇于也善于跟愚昧和驕橫做斗爭，而我們卻繞開了。在這本小書里，他反復多次寫到知識分子的“責任”，我很佩服，也很慚愧。

例如，“傳來消息說”，烏鎮(zhèn)要“開膛破肚”，在茅盾故居旁邊開辟專給“首長和外賓”使用的停車場，“我知道后，很著急，第二天就趕到烏鎮(zhèn)去，鎮(zhèn)政府正開會研究如何開路（通向停車場）的事，我們沖到會場，陳述了利弊，這個會被我們攪散了”。但他還不放心，立即“專程上北京找到羅哲文、鄭孝燮兩位專家”。是“第二天”呀，是“立即”呀！是沖到會場呀！是趕幾千里路到北京呀！為了搶救古鎮(zhèn)，有幾個人能這樣行動？

大學教授，在當今中國社會里地位不高，影響不大。實際工作中，能起的作用遠遠比不上一個鄉(xiāng)鎮(zhèn)的什么書記。有幾次，我在縣里軟聲軟氣說了幾句勸阻地方官破壞文物“打造”靠不住的搖錢樹的話，立即遭到白眼，成了“什么狗屁”！可是，阮老師當真爭取到了幾位地方領導的支持。例如，1999年5月，湖州市政府聘阮老師為顧問，他就在受聘會上放炮，批評湖州市領導“把湖州這樣一個具有豐富歷史遺存的美麗水鄉(xiāng)城市變成一個沒有特色的平庸的城市?，F(xiàn)在優(yōu)美的古鎮(zhèn)南潯，送上門來的世界遺產(chǎn)，還搭足了架子不理睬，（他們不感興趣，反應很冷淡），對保護歷史文化，對合理建設城鎮(zhèn)毫無認識”。他很干脆地說，聘他做顧問，他就要過問這件事。在場的市委書記坐不住了，當面把南潯鎮(zhèn)長找來，這才達成了保護南潯古鎮(zhèn)的一致意見。

阮老師很清醒地看到，鄉(xiāng)鎮(zhèn)文物建筑群整體的保護，困難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個是干部的認識問題，“鄉(xiāng)鎮(zhèn)領導干部大多文化不高，……覺得沒有必要做什么規(guī)劃”，“有了錢就要反映社會主義新農村面貌，于是拆了老屋建新房，仿照城市中的樣式開大馬路、造大樓房”。因此對送上門來做規(guī)劃而“不收一分錢”的同濟大學師生們很不理解，“非常冷淡”。更糟糕的是地位更高，權力更大的干部，如市長，也有不理解文物保護意義的，例如1996年的遵義，做了個規(guī)劃，要把遵義會議舊址周圍的房屋全部拆光。評審的專家們“大驚失色”，要求整體保護那條老街，“但是當時的遵義市長不以為然，認為老街破舊，要舊貌換新顏，要盡快地顯示政績，很快就把老街拆光了”，改建了一批假古董。建設部和國家文物局專門發(fā)文件批評這次錯誤事件，但這位市長卻立即“得到上級的賞識和提升”。這是一出荒誕劇。市長的上級，官階可不低呀！他會有大量下級在地方掌權呀。

另一方面，就更加難辦了，那就是地方干部們和他們的上級，早已經(jīng)跟開發(fā)商達成了協(xié)議或默契，有了利害關系。最叫人傷心的就是福州“三坊七巷”的橫遭破壞。三坊七巷在福州的市中心，街巷完整，不但有大量明、清兩代的房屋，更重要的是有林則徐祠堂、陳寶琛和鄧廷禎的故居等有重大紀念意義的建筑。阮老師們很早就給這塊大有歷史文化價值的寶地做了個保護規(guī)劃，但是，福州市主管官員找港商進行城市開發(fā)，覺得名城保護會添許多麻煩，把阮老師們做的規(guī)劃廢掉了。“1993年，港商來福州大規(guī)模進行房地產(chǎn)開發(fā)，看中了三坊七巷這塊寶地”，開發(fā)商當然會看中三坊七巷，因為它正在市中心最好的地段，是黃金寶地呀！他們也做了個“規(guī)劃”，只把已經(jīng)確定要保護的幾幢明、清民居保存下來，而把周圍其他的民居都拆掉。在這塊地段“四周蓋一圈38層的高層住宅，小區(qū)中央設計了一幢巨大的中央商場”，阮老師說：“這個方案只為了滿足開發(fā)商出房率的要求”，而使保護區(qū)完全失去了意義。阮老師和一些專家一起，雖有媒體的支持，仍然“并未能阻止福州市對三坊七巷的破壞”，坊、巷拆掉了不少，幸而由于缺乏資金，周圍一圈高層建筑只造了八層就撂下了。到了2000年，福州市又打算改造三坊七巷。港商認為賺不到多少錢，境內的房地產(chǎn)開發(fā)商經(jīng)過精打細算，認為只有把三坊七巷全拆光都造成高層樓房，才可以投資。阮老師正巧在福州，聽說這件事，趕緊找到主管的副市長，打算阻止這項缺德的開發(fā)。不料，副市長一開口就堵住他的嘴，說：“這件事你不用來管，上級領導部門已經(jīng)定了，沒法改變了?！庇谑牵罾蠋煵坏貌坏街醒腚娨暸_去上“實話實說”節(jié)目。這事影響不小，一個月后建設部出頭找了福州的官員們來商量，阮老師也參加了。福州市領導說：“改建是為了改善居民的生活，……這塊地已與港商簽訂了協(xié)議，預付的款項已經(jīng)支用，不開發(fā)房地產(chǎn)無法還債，所以勢在必行?！边@叫什么道理？做錯了事不但不改，還要賴上更進一步的錯誤來“彌補”。港商卡住了福州市的喉嚨了？不把老祖業(yè)賠盡就不行了？阮老師不讓步，再次發(fā)言力爭，最后建設部長拿出了國家的文物法、城市規(guī)劃法和福州市總體規(guī)劃來，指明福州市的做法是違法又違規(guī)的。這樣，三坊七巷才僥幸暫時逃過了一劫，阮老師說：“后事如何還得拭目以待”。

這一件開發(fā)公案的幕后主角是“港商”。還有一些開發(fā)公案的主角則是“特種”關系戶，例如昆明文明街的拆除。昆明是國家級歷史文化名城，文明街是這個歷史文化名城經(jīng)過幾年破壞之后僥幸遺留下來的唯一一條老街，是這個歷史文化名城最后一點“歷史文化”痕跡。但是，1998年，“這一地區(qū)已作為房地產(chǎn)的開發(fā)項目，老房子將全部拆除，已有房地產(chǎn)公司進行了實地勘察，制定了規(guī)劃設計方案，擬定于當年年底開始實施”。這又是一件有法不依的公案，可又是碰巧了，阮老師正在昆明開全國歷史文化名城會議，于是，他去找了昆明市的規(guī)劃局長，這個局長又恰巧是阮老師的學生。他告訴老師，規(guī)劃局也不同意，“但市里不讓他們管，他們也無法管”，因為開發(fā)商是省里主要領導人的親屬，既然“開發(fā)商是通天的”，便并不需要規(guī)劃局批發(fā)用地執(zhí)照，所以“市里也無能為力”。

好一個阮儀三，他又跳出來干預這樁公案了。他當即寫了一份呼吁書，在那個有云南省長、昆明市長、建設部長和國家文物局長出席的全國歷史文化名城年會上宣讀了。機緣巧合，這個呼吁書不能不起作用，于是，昆明的文明街總算保了下來。阮老師就這件成功事件寫道：“歷史文化遺產(chǎn)的保護是政府行為，是一種維護法律、維護國家和人民長遠利益的公益性活動，而房地產(chǎn)的開發(fā)是商業(yè)行為，以獲取利益為前提，要房地產(chǎn)開發(fā)商去保護歷史遺產(chǎn)是不可能的，這是（他們的）本質所決定的，所以要政府的干預和管理?！Ｖ萑黄呦锖屠ッ魑拿鹘?，政府在處理這些問題上都有許多內情，實際上是利益的取向和對文化的認識?！?/p>

福州的三坊七巷和昆明的文明街是很典型的例子，全國許許多多城市和鄉(xiāng)鎮(zhèn)的建筑文物慘遭破壞，“內情”大多和這兩處相仿。在這種情況下，法定的“主管單位”不是無能為力，便是“身陷其境”，摻和了進去。怎么辦呢？阮老師喊出了一句：“我們這些專家有責任來督促和提醒?！闭盏览碚f，任何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都有督促和提醒之責，不過，專家們當然更應該有“責無旁貸”的自覺?！白隽诉^河卒子，便當拼命向前”，豈能袖手旁觀?？上?，在阮老師的記述里，我們多次看到，有些名聲地位都高于阮老師的“專家”甚至身當其位的官員，卻往往退縮一步，只是鼓動阮老師打前鋒，自己扮演一個“跟進”的角色。這是國情，我們也無可奈何。但是，這“退一步則海闊天空”的人生哲學耽誤了多少大事，當初“破四舊”的時候，怎么偏偏漏掉了這個誤國誤民的傳統(tǒng)“人生智慧”，沒有把它批倒批臭呢？這大概是因為另一個最高“思想”，便是人人應該當上級官員的“馴服工具”起了作用吧！

我沒有見到過阮老師，不認識他，從這本《護城紀實》看來，他是一位有擔當?shù)娜?，有責任心的人，是一位拍案而起的“行動派”。書里寫到的事情，都是他親歷的，而且是一旦知道了什么破壞歷史文物的臭事，便挺身而出，立即投入“匹夫有責”的斗爭中去，不會推推躲躲，拖拖拉拉。

阮老師的這本《護城紀實》，每篇寫一件事，每件事都是他的行動，每個行動都透露出他的責任心和實干作風以及他的“斗爭智慧”。其中，最有噱頭的是寫他為反對地方政府修建一條可能破壞周莊環(huán)境的公路的經(jīng)過。不妨摘要寫在這里，請大家看看。1998年年底，這條公路已經(jīng)定位放了線，周莊鎮(zhèn)長告訴了阮老師，他立即表示反對，“但蘇州市沒有理睬”，雖然他這時已經(jīng)是蘇州市的城市規(guī)劃顧問。1999年9月，公路已經(jīng)動工，他寫了封信給蘇州市市長和主管城市建設的副市長，希望改變線路。傳回的消息說：“照原方案施工?！?000年1月，公路開到了周莊鎮(zhèn)邊，墊好了路基，阮老師不得已給江蘇省委書記和省長寫了信，也抄送給了蘇州市長。反應是：主管副市長下令交通局、規(guī)劃局、環(huán)保局、旅游局和園林局的局長到周莊實地考察。他們回去寫了一份報告給市長，說這段公路對周莊古鎮(zhèn)沒有影響。但他們同時給阮老師打電話說：“你不要見怪，我們是奉命行事?！笔虚L接著又叫市人大常委和政協(xié)常委去考察，結論當然也是“奉命行事”式的。阮老師寫道，下級為了保護自己的地位和利益，當然不會頂撞領導關照的事。于是他給江蘇省領導接連寫了三次信，可是都沒有作用，連回話都沒有。2000年3月，阮老師在全國歷史文化名城保護專家委員會上說了這件事，并且把周莊鎮(zhèn)長請到會上說明利弊。到會的專家一致反對這段公路的選線，要求建設部和國家文物局干預。建設部隨即擬了一份文件下達江蘇省建委。省建委派了一位副廳長到蘇州調查，他提出一個折衷方案，主題是“路已經(jīng)開了，只好讓它通”，然后擬了一些靠不住的承諾。阮老師仍然堅持原意見不松口。2000年7月，蘇州市召開蘇州古城區(qū)規(guī)劃評審會，阮老師又在會上提出了這件修路的事。與會的全國歷史文化名城保護專家委員會主任周干峙院士和阮老師一起找到蘇州副市長，他承諾“將此路暫?！?。但是工程實際上一刻也沒有停，2000年9月，澆上混凝土路面。次年開春，蘇州市召開“三講評審會”，市領導嚴厲批評周莊鎮(zhèn)鎮(zhèn)長不服從上級領導，要追查責任。鎮(zhèn)長私下對阮老師說：“我們絕不能把古鎮(zhèn)環(huán)境丟失在我們手中?！?000年11月，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專家們考察了周莊，對那段公路的建造“覺得驚訝，不可思議”。接著，上海和中央的各種媒體報道了這件修路的事。其實，早在同年3月，上海《城市導報》和《建筑時報》也曾經(jīng)報道過周莊修公路的事，蘇州市副市長在報紙上批了幾個字，是“不吃這一套”，真有要當“烈士”的氣概。阮老師說：這位副市長是要“表示其權威性和霸氣”。對這次11月的輿論熱潮，蘇州市領導于12月底通過上海市宣傳部門向新聞單位“打招呼”，要求停止有關報道，不準再作追蹤。并且說：“阮教授危言聳聽，要出風頭，在周莊開路問題上大做文章?！辈⑶覝蕚涮K州要召開記者會澄清情況?？吹竭@里，我心里厭煩透了，文物建筑保護的理論并不復雜，并不深奧，官兒們個個人精似的，會聽不懂么？會想不透么？都不可能。而且我心里又很緊張，也很沉重，我深知官兒們在我們國家的權威，阮老師一介書生，能堅持下去么。但是天佑我材，他堅持了，他成功了。我們大家一起舒一口氣吧！

我同時也敬佩同濟大學建筑學院，20世紀80、90年代，阮老師滿腔熱情去搶救文化遺產(chǎn)的時候，常常要“只盡義務、分文不取”地給人家做規(guī)劃，而全部費用都由同濟大學建筑學院承擔了。好大氣。這就是學校主持人的眼光和胸襟。我羨慕企盼之至。

最后，我不能不坦白，讀這本書之前，我對阮儀三老師有點兒誤解。是什么呢？我到他工作過的村鎮(zhèn)里去，常常能見到一些不地道的東西，拆掉了些什么，假造了些什么，亂建了些什么，不免心里不高興。向當?shù)氐闹鞴苋藛枂?，他們總是簡單地回答：“阮儀三做的規(guī)劃”。看了這本書才知道，規(guī)劃雖然是他和他的學生們做的，但那些敗筆，那些違反文物建筑保護和文化城鎮(zhèn)保護原則的爛污，卻大多是在做規(guī)劃前就有了的，或者是后來違反了規(guī)劃而做的。他反對過，他防止過，都沒有成功，責任不在阮老師，他反倒承擔了“冤案”。我很慚愧我過去的粗疏。

2008年8月20日

附記：

這篇雜記剛剛寫成，2008年8月26日的《新京報》在《核心報道》版上就發(fā)表了一篇《北川重建暢想：三年產(chǎn)值翻三番》，“以大愛為重建主題，規(guī)劃建設世界級的‘愛心園’和年產(chǎn)百億的工業(yè)園”。這報道占好幾欄，很大的篇幅。

報道的主角姓陳，他的頭銜有：北京創(chuàng)意村營銷策劃公司董事長，中國策劃科學研究院院長，聯(lián)合國交流合作與協(xié)調委員會（CCC/VN）特聘策劃專家。憑這些頭銜，他在北川又弄到了“重建發(fā)展顧問”的頭銜。

陳某人“以大愛為主題，對新北川縣城進行總體品牌定位。他為北川設計出五張名片：‘大禹故里，大愛之城’、‘生態(tài)綠園’、‘未來硅谷’、‘中國首善’、‘世界愛都’”。他還說：“北川將成為一個世界性的旅游目的地?！?/p>

報紙發(fā)表了他的兩個規(guī)劃方案。第一個規(guī)劃是建設“世界級的愛心園”；第二個規(guī)劃是“愛心大道連接新舊城”。“愛心園”的規(guī)劃是陳某人從北京、天津等地“召集”了七位“點子大王”組成的“災后重建愛心創(chuàng)意專家團”策劃的。

“愛心園”設在北川老城一側，以玉皇山頂?shù)氖癁橹行?，“圣壇的建筑形式融合了羌族風格、漢式皇家祭壇形式、瑪雅金字塔形式。塔高及臺階數(shù)應與地震死難人數(shù)有關（注：我記得這數(shù)字大約是八萬）。此外，還有一座高51.2米的“大愛碉樓”和一座12層高的“愛心圣塔”。51.2米是呼應地震發(fā)生的5月12日，12層高大約也是類似的湊合，或許那個塔是五邊形的？陳某人“還想創(chuàng)作一尊女神像，高度不低于美國自由女神，取名為大愛女神”?！傲幵?010年以前把北川建設成全世界著名的大愛文化傳播圣地，羌族文化特色旅游目的地。”時間只有兩年。

第二個規(guī)劃我不再介紹了，差不多的“神”。

至于“點子大王”們的“產(chǎn)值翻三番”和“年產(chǎn)值百億”的“創(chuàng)意”則沒有具體刊出。其他的我也不介紹了。

《新京報》是很認真并且很興奮地發(fā)表了這么一篇很長的報道的。

如此創(chuàng)意、點子和打造！這些董事長、研究院院長和策劃專家，他們就是“中國式”市場經(jīng)濟必然的弄潮兒嗎？八萬人的生命，多少家庭的殘破，就是他們抓住的“機遇”嗎？不論歷史多漫長，汶川的事故還是叫人悲傷！

2008年8月27日

（一一〇）

近二十多年來，中國建筑界曾經(jīng)一波又一波地鬧騰過許多“理論”，我年老昏聵，記不全已經(jīng)有過些什么了，只好舉幾個腦子里殘存的寫出來：有社會主義現(xiàn)實主義，有禪學、語言學、符號學、形象思維、性心理學、場論、高技派、后現(xiàn)代哲學、后后現(xiàn)代哲學、解構主義、解解構主義、詩學。最近似乎又陸續(xù)出了幾個“主義”或者幾個“學”，我記不起來了，因為我已經(jīng)沒有精力和能力去拜讀了。勉強去讀，也是像幼童時期讀孔老圣人的語錄那樣，一只手指頭按著一個又一個的字，嘴里喃喃地念，念完了，腦子里沒有一句整話，只覺得頭暈。例如最近趁國學之風冒出來的那個“道可道，非常道”的“道家”建筑理論：“推動一件事情的進步，并不見得一定要在它進步的方面上實施一個推力或者是拉力，而是可以在任何方向上產(chǎn)生一個力，然后讓社會生命體產(chǎn)生它自己的內力、反應，并使它們朝著一個進步的方向走?！蔽也恢烙袔孜荒旮涣姷呐笥涯芸傅米∵@樣的折磨。

我學術底子薄，弄不清，這種現(xiàn)象究竟是建筑學擴大了理論天地，豐富而又深刻了呢，還是建筑學太貧乏，被各種“主義”乘虛而入，占領了本該屬于它的理論天地。

玄奧的高水平論文，看不懂就看不懂吧，我退休都二十年了，不礙事。那就看些淺近的文章消遣。

昨天，2008年9月4日，晚來讀《南方周末》的“民生”版，這一版的眉標是“在這里，讀懂中國”，所以我愛讀。這一份，在它的“名人談民生”專欄里，發(fā)表了著名演員濮存昕口述的《豪華劇院為誰而建？豪華為本還是觀眾為本？》編輯先生在頭前的提要里說，濮存昕批評“各大城市的劇院越建越豪華，其設計卻常不為普通觀眾考慮，只在乎‘文化地標’的外形。他認為劇院應回歸到它本身，最普通的民眾，也應有權利到劇院去觀賞藝術”。

這篇訪談錄主角不是建筑業(yè)的人士，他不講深奧的哲理，平平實實說來又滲透著哲理，這樣的文章，當今建筑界的人多數(shù)是不屑一讀的，但他打中了我的心，我倒覺得，我仿佛從《南方周末》找到了我久違了的專業(yè)園地，也找到了一位專業(yè)的同道。《南方周末》訂閱的人并不很多，所以我把它的摘要抄在這里，給建筑界的朋友們看看，濮先生大概不致反對吧：

“現(xiàn)在到新世紀，國家大劇院出來了，上海大劇院、杭州大劇院等等全國幾十個新修的大劇院都出來了，按說我們是什么好劇院都有了，可是這些外觀奇特、造型新穎的大劇院，這些城市文化地標，投資巨大，裝修豪華，卻不是演出的最佳場所。

就說說梅蘭芳大戲院吧，它的劇場分為三層，第一層觀眾得仰著頭看戲；第二層最合適觀看，還設了5個包廂；第三層高空俯視看戲。但這個劇場的設計者還能夠在兩側的墻體邊設一些座位搞了個四層。我相信，劇場有一層足夠了，我不相信二層是最佳看戲的位置。

再比如國家大劇院，那么豪華，外面停車場很大，中央大廳很大，供觀眾休息的地方太小了，早到的觀眾只能坐在臺階上。而且劇院里的空間那么大，衛(wèi)生間卻非常狹小。進劇場，舞臺空間非常大，臺下的座位距離非常緊逼，很不舒服。

而且你相信嗎?它的劇場VIP二層居然和舞臺沒有通道。我們演出結束后，首長接見我們演員，我們只好帶著妝穿著戲服，逆著觀眾去見首長，太費勁了。

再比如音樂池，在演沒有樂隊的劇種的時候，比如話劇，前排的觀眾是看不著演員腳面的。戲曲表演的演出，特別重視手眼身法步，你正面看不到腳面，要側過來才能看。如果這個舞臺能夠沉一點，讓觀眾席有最佳的角度就好了。

國家大劇院一層看戲間距還算舒服，到三層就跟壁虎一樣看戲了，看一場戲下來，累死了。

現(xiàn)在很多劇院的劇場演歌劇合適，演戲劇太大了，大了以后，一些靜態(tài)、細致的東西不太容易傳出去。真正演戲劇的劇場，我覺得觀眾應該在一千人以下。超過一千，我們就對不起坐得遠的觀眾。

觀眾是戲劇的終極。只有觀眾最終的參與，和我們一起創(chuàng)造，戲劇才完成了。觀眾怎么看這臺戲劇，觀眾坐在什么角度上看，怎么樣能夠看戲最舒服，這是很重要的?，F(xiàn)在我們的設計是只為中間、正中的觀眾服務的，邊上的觀眾就有損失，如果二層和一層間距高了，觀眾就只能俯看，感受就會損失很多。舞臺離觀眾距離太遠，就影響不了觀眾?！?/p>

“他們沒有心思做重要的內部工作，把精力都花在劇院的外形上，把劇院當作是一個標志性建筑?！边@句話顯出濮存昕對建筑的“非專業(yè)性”來了?！皹酥拘越ㄖ爆F(xiàn)在已經(jīng)簡化成了“地標”，據(jù)說這是網(wǎng)絡改造語言的成果之一。至于“地標”這個詞是不是夠明確，夠精確，那就不必細究了，迷離馬虎，這才是“時代的語言”。咱們還是接著往下看：

“我們建新的劇場或改建劇場的一個標準應該是什么?第一是專業(yè)性：一個劇場功能除了專業(yè)化、現(xiàn)代化，應該非常實用；第二應該從觀眾的角度去體會這個劇院，從專業(yè)人士的角度去體會劇院的后半部。這種體驗，是建設者和設計者必須完成的。

但從許多現(xiàn)在建成的大劇院來看，顯然業(yè)主和建設者、設計者都沒有為觀眾和演員這樣做。不管是我們的地方領導，還是負責的文化官員，他們沒有心思做重要的內部工作，把精力都花在劇院的外形上，把劇院當作是一個標志性建筑，和那些商用的高樓大廈一樣，就是個普通的城市地標?！?/p>

（瞧瞧，“地標”來了，他不外行。）……

“我很擔心，這些豪華的劇院，它是為誰建的？它們能夠有那么多的演出嗎?顯然不可能。誰是它的主人？我知道它們的命運大部分將是終日閉戶。我期待著它們的管理方能夠為觀眾著想，提供好的服務，讓它真正打開大門，讓每個普通老百姓走進去，豐富人們的精神生活?！?/p>

濮存昕說的這些情況，本來是咱建筑界最應該非常敏感地抓住的話題，不知為什么，這類話，近年來似乎聽不到也看不到了?；蛟S是我看雜志太少，交往也太少的緣故吧，問問別的吃建筑飯的朋友，也都說很少見了。這就不免有點兒不正常。建筑界不說這類話題，不外乎兩個原因，一個是大家早就全都明白，一貫認真對待，不必再多花時間和精神去啰唆；另一個是，如今大家對這些問題都已經(jīng)完全失去了興趣甚至感覺，陌生得很了。既然濮存昕指出了近日新建成的劇院，那些花了大錢建造的劇院，有這么多最起碼的功能問題，可見這第一個原因不存在，那就只好據(jù)第二個假設推斷：建筑界對建筑的功能性問題已經(jīng)很沒有感覺了。據(jù)“道家”的說法，“表皮建筑”或“表層建筑”，“在今天看來，是有著屬于它的更深層的意義的。簡單來說，現(xiàn)在許多建筑師的作品已經(jīng)擺脫它的實際功能了”。“擺脫”，多么瀟灑。

濮存昕，還有我，多么老土呀。還在說公元前1世紀書上的古老話。建筑師早已經(jīng)超越塵緣，追求更深層的意義去了。這深層的意義又是什么呢？“道可道，非常道”，咱們別再說了，待一邊去吧。什么“普通老百姓”的“精神生活”，笑掉大牙了！

不過，這位“道家”的話未免太不知道天高地厚，自以為是，其實“道家”在修煉到可以“辟谷”之前，還是要靠別人喂養(yǎng)著的。什么人養(yǎng)他們？就是那些追求造“城市文化地標”的人，那些當權派！他們是不必考慮“讓所有的觀眾都能夠欣賞到高質量的演出”的。

濮存昕上面講的是建筑的功能質量問題。如果有幾位建筑師或者建筑學學者還記得我們公家造房子的方針是“實用、經(jīng)濟、可能條件下注意美觀”的話，恐怕我們是不能回避建筑的經(jīng)濟這一個大問題的?？上В@些年似乎大家已經(jīng)忘記了那個建筑方針，或許是我不大留意時事，這個方針是不是已經(jīng)撤銷了？

造房子不能不考慮經(jīng)濟力量的大小，考慮這經(jīng)濟力量屬于誰和什么權力能掌管這些經(jīng)濟力量。這幾乎是一個不言自明的道理，從鄉(xiāng)下老農到皇帝老子都懂得。咱們“市場化”了之后，老百姓有錢的，就買別墅，買豪宅，買大戶型；錢不夠的，就買經(jīng)適房。再缺錢，就到“城鄉(xiāng)接合部”去租一間農家余屋。如果買了一套中等房子，接著就是搞裝修，一個子兒一個子兒地計算著做。什么樣的墻，什么樣的地，都根據(jù)自己有多少鈔票來定。沒有哪個人傻帽兒得把幾個月的飯錢用來買一套最牛的進口沙發(fā)。

但是，這個人人都明白的道理，一遇到“公家”出錢的事情就全不管用了。于是，凡共和國的公共工程，從來就討論不清什么樣的建筑合適。只要管事的人一表態(tài)：這錢出得起，于是建筑設計就失去了一條很重要的優(yōu)劣標準：經(jīng)濟！一個貧困縣，十來個工作人員的衙門，能造一幢十幾層的辦公樓。這樣的新聞隔三岔五就能在報紙上見到，也不知是批評還是提倡、推廣。何況工程一動，隨時可以追加預算，沒有人對這一點承擔責任?！皩嵱谩⒔?jīng)濟、可能條件下注意美觀”，這建筑方針的三條剩下了兩條，就像挺穩(wěn)的三腳架丟掉了一條腿，橫豎都站不住，搖搖晃晃，就看有權的人怎么說了。其實，那個建筑“方針”，本來便是專為社會主義制度下公家出錢造房子而定下來的。如果私人或者專制政權花錢，那么，“方針”里便不必提“經(jīng)濟”而提“堅固”就夠了，像古羅馬的維特魯威在公元前1世紀提出來的那樣。方針的這一個變化，是20世紀50年代便說清楚了的。

濮存昕說：“從國家到各省市到地市，現(xiàn)在都在建設自己的大劇院，投入資金越來越大。北京國家大劇院的投資是26億；重慶大劇院投資15億；上海東方藝術中心投資11.4億；廣州歌劇院投資10億；武漢琴臺大劇院投資10億；杭州大劇院投資9億；河南藝術中心投資9億；連地級市的寧波大劇院也投資6.19億；廣東東莞大劇院投資6億?！边@位出色的演員不會是傻瓜，但是他“想不通”?！跋氩煌ㄒ驳猛ā?，這是三四十年前的老話，現(xiàn)在說，通不通由你，干不干由他，誰也管不著。那個上梁不正下梁歪的中央電視臺大樓，有資料說糟蹋了一百多億元人民幣。這座多花錢少辦事的大樓也許砸不死人，但它砸傷了多少人的心！也砸暈了多少人的腦袋瓜！是邪，非邪，誰來評說？

現(xiàn)在許多文章里愛引艾青的一句詩：“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淚水，因為我把這土地愛得深沉?！睈弁恋貫槭裁淳蜁鰷I水？因為愛土地就意味著愛農民。愛農民就會出淚水嗎？艾青那時候會，現(xiàn)在也還會！為什么？因為農民過去苦，現(xiàn)在有很多還苦！

我?guī)W生下鄉(xiāng)進村做研究工作，一次住十幾二十天，大部分情況下是在農家住、農家吃。有一次，在福建，一位同學生了點兒小病，我?guī)酱謇镂ㄒ挥袔追N藥可買的小店里，店主拿出一些藥來，我一看，有效期已經(jīng)過了十年。十年呀！店主笑笑，說：“農村嘛，就是這樣子！”前些年，政府辦好事，推行正規(guī)化的義務教育，想不到農村里有些孩子卻因此輟學。為什么？因為一搞義務教育，就要提高教學水平，正規(guī)化，只得“撤點并校”。學校少了，有些山村的孩子要走一二十里路才能上學。小小孩子，怎么行，只好不上學。于是，政府再辦好事，學?？梢约乃蕖５切┬『⒆舆€是來不了。為什么？因為沒有自己的鋪蓋，也交不起伙食費。我們跟家長聊天，他們說，一個小鬼，養(yǎng)在家里，不用花錢，不知不覺就長大了。如果吃飯睡覺要花現(xiàn)金鈔票，那就拿不出來。我們熟悉這種情況，山村孩子，有許多就是在奶奶被窩里睡覺的，哪有自己的鋪蓋。沒有鋪蓋，怎么住校，何況還要伙食費！

我們在陜北，喝過村民的黑豆湯，很稀，一大鍋水里熬著一把砸開了花的黑豆。農閑時節(jié)，就只喝這湯過日子。在山西，煤礦區(qū)里，汽車路邊就能看到多少礦工們的“巢居”和“穴居”，跟幾千年前的大概不大會有多大差別，因為它們已經(jīng)簡陋到底了。

所以，當我看到我們的城市里一些用多少多少億的錢造的“有重大意義”的什么建筑物的時候，我很不能理解！我不在乎它們的形式如何，設計人是哪個國家的，我也多少在建筑雜志里見到過當代世界上流行一種爭奇斗怪的新潮，也就是“道家”的“表皮建筑”。以當今的結構技術，幾乎什么樣的建筑都能造得起來，但我毫無興趣。

沒有什么建筑理論或者社會思潮可以說服我接受那些用公家國庫鈔票堆砌起來的“創(chuàng)新”的建筑，造在當今我們的土地上。我為我們的土地流淚，因為它現(xiàn)在還承載著許多沒有擺脫貧困的農民，我熟悉他們。他們也是國庫的主人。我不怕我們的什么有重大意義的建筑物平常一點、樸實一點。當今有些比我們富得多的國家，在規(guī)劃設計這類建筑物時候的第一條原則便是節(jié)約，甚至其中有一些或一部分是臨時性的，時過境遷就可以拆掉。而我們的奧運會建筑連國際奧委會都覺得花錢太多了，曾經(jīng)要求我們“瘦身”。

當一些建筑師們和作為某種“喉舌”的媒體眉飛色舞地陶醉于中國建筑終于融入了世界潮流，達到了世界水平的時候，他們可曾想到，外國的那些奢侈的“新潮”建筑是私營企業(yè)花錢造的，我們的這些“世界級”建筑卻是用“國家”的錢造的，而我們國家的主人，一多半是農民。

我們?yōu)槭裁床豢匆豢词澜缃ㄖ绺毡?、更大量存在著的求真務實的一面而只看那些富得流油的國家，甚至用包括農民在內的國庫主人的錢跟他們企業(yè)主的奢華浪費“別苗頭”！即使在那些富國里，大把花錢的建筑也不是一哄而上、成群成堆的，而我們的平均國民收入只有世界平均數(shù)的1/26。拋開這個基本國情去談什么建筑的這個那個的世界意義，真是怪事一樁。我們的農民的生死完全不在建筑師的價值觀理論范圍之內了？也不在拍板者的考慮之中了？

抄一首宋初詩人鄭云叟的作品給大家欣賞：

“美人梳洗時，滿頭間珠翠，

豈知兩片云，戴卻數(shù)鄉(xiāng)稅?！?/p>

當今外國雜志上是在流行一種非理性的、純以造型之奇特為主導的建筑設計，這牽涉到建筑的“美觀（造型）”問題，是在經(jīng)濟發(fā)達到一定水平之后當然會出現(xiàn)的一種紈绔子弟的罪過。說它是罪過，因為他們浪費了應該由全人類享用的有限的不可再生的自然資源，這資源不僅是這一代人的，而且是子子孫孫的，現(xiàn)在由一些“先富起來”的人們在糟蹋，這種糟蹋便是對后代人的掠奪。我們遠遠沒有“富起來”，但祖?zhèn)鞯奶摌s心催使我們失去了理性，也投入到了子孫的掠奪者的行列。

全世界，包括我們國家，都已經(jīng)承諾，要節(jié)約有限的地球資源，要保護自然生態(tài)環(huán)境。但是，近幾年，我們見到的，在建筑工程上的表現(xiàn)，卻是在向反方面飛奔。連最起碼的、前幾年剛剛頒布的對玻璃幕墻面積的限制都沒有做到。當今是玻璃幕墻越來越多，面積越來越大，冬冷夏熱，要用多少能量來跟大自然較勁。鋼鐵呢？在設計中不是設法去節(jié)約它，而是拿它來大量揮霍，把幾十層的大樓房懸挑出七十米，要費多少鋼鐵？但是“道家”卻說它是“有功德的，對中國的進步是有里程碑意義的”。這走的是自殺性的路程，只有罪過，哪里有功德！鳥鵲搭窩，用的是斷枝殘葉，我們卻用鋼鐵！鋼鐵的冶煉要大量用煤，而我們這片國土上，煤礦事故不斷，以致冶煉鋼鐵投入的還有工人的生命和他們妻兒老小的淚水。

我不是一個犬儒主義者，說著說著就要走回原始社會去。但用消費促生產(chǎn)，用生產(chǎn)促發(fā)展，都應該有分寸、有長遠的考慮和規(guī)劃。

我一向主張建筑設計要創(chuàng)新。但創(chuàng)新不能走火入魔，不能抱著“只有想不到的，沒有做不到的”那種狂妄的態(tài)度。要尊重人民，要尊重生活，要尊重未來。

在國際性的競標中，某些中國人在文化上缺乏自信，業(yè)務上更跟不上世界潮流，成了老土，看到外國人搞的仿佛“前無古人”的設計，就失去了自我意識，草率“吹捧”，以表示自己對世界、對潮流的理解和包容，從而提高自己的“檔次”。其實，當今的世界五花八門，試看目前正在威尼斯舉行的國際建筑創(chuàng)意雙年展，主題卻是環(huán)保和節(jié)能，很有憂患意識，并不提倡一個賽過一個地花錢。

而且，那些當代燒鈔票的洋玩意兒也并非有多少嶄新的“創(chuàng)意”。早在俄國十月革命前后，整個歐洲的文化界都掀起了“左”傾的浪潮，反體制的未來派、立體派就搶占了造型藝術的舞臺。在革命的激勵之下，俄羅斯的一些左派建筑師懷著把“舊世界打它落花流水”的激情，拋棄了建筑創(chuàng)作的一切傳統(tǒng)和慣例，掀起了象征主義和構成主義之類的狂熱，伙同造型藝術一起，力圖創(chuàng)造嶄新的“無產(chǎn)階級文化”，主張所有的建筑設計，都應該使用當時最新的材料和最高的技術，所得到的建筑形象都應該是“前所未見”的。甚至還在十月革命前的1909年，極左的未來主義者提倡“工人階級的機械美學”，主張把機械的形象直接搬用到建筑上來。十月革命剛剛勝利，1919—1920年間，蘇俄建筑師塔特林設計的第三國際辦公大廈，塔身有三大塊，懸掛在一副叫做“無產(chǎn)階級的脊梁骨”的螺旋形鋼結構上，每塊都會旋轉，分別是一年、一月和一天旋轉一周，說是表現(xiàn)了最新的“四維空間”觀念。1922年勞動宮設計競賽，大部分的方案都有象征性，把建筑的整體或者局部做成無線電塔、起重機、齒輪等等樣子。同年，舉行了蘇維埃宮的非公開設計競賽，西方的“左派”建筑師柯布西耶和格羅皮烏斯都參加了?？虏嘉饕峤坏姆桨甘且蛔芸鋸埖匿摻Y構，盡力表現(xiàn)工業(yè)的力量，也就是工人階級的力量。一時間，形形色色的“主義”層出不窮，但是由于技術和經(jīng)濟的限制，都不可能實現(xiàn)，僅僅是畫了些“暢想”的形象而已。于是后來，就把它們統(tǒng)統(tǒng)叫作“未來主義”。到了20世紀之末，西方的經(jīng)濟和技術有了很大的進步，有些人便重新“發(fā)現(xiàn)”了這些蘇俄早期的建筑設計，給它們出版了精美的大開本書，剔去了它們火熱的政治內容而汲取它們無拘無束的想象力。那是一份興奮劑，在“高技派”的設計中發(fā)生了很強的影響。當然，這種合流終于只能是“精神上”的，建筑不論怎么狂放，也和雕刻、繪畫差之甚遠，不可能那樣自由。所以，蘇俄建筑的范例一度再歸于冷落。然而隨著近來歐美經(jīng)濟、技術更進一步發(fā)展，尤其是電腦似乎成了無所不能的設計工具之后，一些超級現(xiàn)代化的建筑設計中又重現(xiàn)了早年蘇式興奮劑的作用，不過洗刷掉了蘇俄當年狂想建筑的“革命”主題而只剩下了高科技崇拜罷了。這樣的“創(chuàng)意”已經(jīng)快有一百年了，比起當今嚴肅的環(huán)保和節(jié)能來，老掉牙了，什么新鮮！

建筑的形式和風格嘛，總是要適應建筑物的各項功用、適應材料和結構的限定性、適應人們的審美習慣的，當然，更要遵從節(jié)約能源和保護生態(tài)環(huán)境這兩個人類萬萬不可疏忽的原則。建筑應該充滿人文精神，它關心人的健康生活，肯定人的美好情感，撫慰人的心靈，給人以審美的享受，并且悉心保障人的長遠發(fā)展。建筑師要有歷史的、社會的責任感?！皩θ说年P懷”是建筑師職業(yè)最光輝的一面，這才是“哲理”。那座CCTV大樓，亮給人的只有炫耀、蠻橫和唯我獨尊，縱使你有生花妙筆、如簧巧舌，你也改不了千百萬人已經(jīng)給了它的“大褲衩”徽號。這叫“口碑”！不過，這個徽號還沒有反映它對一大塊地段視覺環(huán)境的破壞。

流行風總是流而且行的，早晚會過去。待這陣風過去，那些作品就只好陪著北京邊上那座“福祿壽”泥娃娃形的“天子飯店”一起見證愚昧和霸道了。建筑是社會的編年史，我們有些建筑正在書寫當今社會的破碎和缺乏責任感。

附記：

這篇雜記在抽屜里壓了很久之后，正要寄出，10月29日的《北京晚報·世界新聞版》刊出了頭條新聞，大標題叫《美媒評出世界最丑建筑》。這條新聞真夠新的，是頭天，即28日，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綜合了多個地區(qū)的民意，剛剛評選出來的。新聞的副標題點出了當選“世界最丑”的基本根據(jù)是“耗資巨大、設計怪異”。晚報刊出了九座建筑的簡介，不知道是不是全部，其中八座附出了照片，以示其丑，六座標出了造價，以示其貴。這些既貴又丑的建筑中，有一些曾經(jīng)在落成之初受到過很高的揄揚，例如倫敦巴比肯藝術中心，1982年落成的時候被伊麗莎白女王贊譽為“現(xiàn)代世界的奇跡”，蘇格蘭國會大廈曾被譽為“民主政治高飛”的典型，一時的輝煌而今都成了笑話。當年的社會主義國家羅馬尼亞，在布加勒斯特造的一幢國會大廈，招來的批評是“其壯麗的大理石與木頭材質與大部分羅馬尼亞人的貧困形成強烈對比”。而貝聿銘設計的克利夫蘭搖滾名人堂，設計人自認為是“大膽的幾何圖案”，咱中國建筑師應該都知道，簡單的幾何形確實是貝聿銘的設計標志，但“人們并不欣賞，很多人認為該建筑并不實用，而且同8400萬美元的造價毫不相稱”。

《北京晚報》的新聞里說：“這次美國有線電視新聞選出的世界最丑的建筑物中有5個與2001年福布斯選出的世界最丑陋建筑不謀而合。這些建筑的共同點都是花費巨大、試圖建立當代甚至未來風格，但卻被當?shù)鼐用?、建筑師視為‘怪物’?！痹蹅円恍├碚摷覀兪遣皇翘珢刍ㄙM巨大，并不實用的“未來風格”的怪物了呢？道理其實很簡單，用不著把話說得那么神！

2008年9月

（一一一）

兩個人，相差剛剛十歲年紀，在少年時代和青年時代，玩不到一起，進入中年，便漸漸有話可談；待到了老年，十歲的差距便抹平了，老哥們兒，彼此牽腸掛肚，是尋常的事。

1982年，我到羅馬參加國際文物建筑保護研究所的一個學習班工作，前任所長英國人費爾頓還常常在研究所出入，和我們一起活動，那時候他63歲，跟班上的小青年們不大能十分融洽，我53歲，便成了他的朋友，七八個月下來，相互覺得投契，以后三十幾年，每年五六封信的往來，贈書論學，漸漸忘記了幾萬里路的海天阻隔。再加上他好多次給我爭取了免費參加國際會議的機會，會前會后，還能促膝長談。費爾頓是于20世紀中葉成熟的文物建筑保護理論的奠基人之一，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推薦的唯一的文物建筑保護教材的作者。就是他，在教材里把以《威尼斯憲章》為代表所闡述的文物建筑保護的價值觀和方法論定義為文物建筑保護的“道德守則”。我和他的交往，就像燈芯草掉進了油缸，只一個勁地吸呀吸，我始終把他當老師。

2005年，事情開始變化，他的來信少了，年底來了一封信，訴苦健康狀況不行了，最后一句是“你也老了呀！”第二年，等呀，等呀，直到年底31日下午五點鐘的最后一個郵班，收到了他的信，一共三句話，第一句是祝愿我們的鄉(xiāng)土建筑研究在2007年能有好的課題；第二句是索要一幅中國地圖，標上我們工作過的地方；第三句說，他那只本來健康的右眼也出了毛病，已經(jīng)動過三次手術。又過了一年，2008年1月5日，收到了他的新年賀卡，只有一句話：“我坐進輪椅里了”。整整一個2008年，我照常給他寄我們出版的書，也按時節(jié)問候，但始終沒有回音。我不敢多想什么，只強迫自己把牽掛集中到他的右眼。

不料，2008年12月22日，收到費爾頓妻子蒂娜的信，告訴我，費爾頓先生已經(jīng)在11月14日去世。我心里一直嘀咕著的其實就是這件事，而不是真的嘀咕他的眼睛，但這件事終于發(fā)生了。蒂娜寫道：“我和一家人都十分悲傷，但這卻是他企盼著的，因為他去世前十分衰弱，并且已經(jīng)89歲高齡?！蔽乙呀?jīng)能夠理解，高齡而病重，真的可能是生不如死，我淚眼模糊地接著看蒂娜寫道：“我很寬慰，有那么多的人，尤其是他從前的學生，從全世界各地寫信過來吊唁。本地的報紙發(fā)表了一篇長長的訃告。……追悼會將于2009年2月7日星期六中午2時整在諾威齊主教堂舉行，是否出席，請通知?！?/p>

我怎么可能去參加這個追悼會呢，雖然滿心愿意。于是，立即請年輕朋友找出費爾頓前年寄來的照片，拿去放大，準備明年2月7日掛到工作室的墻上，再獻上一束鮮花。

在這封報喪信里，還裝了一頁寫于2008年1月11日而沒有寄出的信，信是用費爾頓的口吻寫的，但顯然是蒂娜的代筆。里面有一句話說：4月份心臟出了毛病，以致坐進了輪椅，并且咳嗽厲害。這個“4月份”，應該是2007年。蒂娜說費爾頓在去世前非常衰弱，就是這樣的情況了。

就在2008年1月的信里，費爾頓爵士說了兩段話，一段是，從我們寄去的書里看來，“浙江省的村子最美了，我希望它們不致為污染所害。我讀報獲悉，中國有一些地方污染得很厲害”。另一段是，“1982年和1984年，我到中國調研了六處世界遺產(chǎn)，它們是長城、紫禁城、周口店、莫高窟、兵馬俑和泰山。我最揪心的是紫禁城的防火措施不足。救火車要花不少時間才能到達火場。我曾建議就在紫禁城里設一個消防站，不知道現(xiàn)在設了沒有？”

這是一位畢生從事文物建筑保護的英國老人，在萬里之外，坐在輪椅里，捂著心口，強忍咳嗽，對一個中國人說的最后的話。這兩句話，既沒有表達他深刻的學理，也沒有表達他精湛的技術，但表達了一位文物保護工作者博大無邊的胸懷，“只要還有三寸氣在”，他就關懷著人類文化遺產(chǎn)的保護，不分它們屬于哪個國家。文化遺產(chǎn)保護，是全人類共同的事業(yè)，是對人類歷史負責的事業(yè)。這個事業(yè)要求一切從事的人有獻身的精神，不可以一心追名、一意逐利。短短兩段話，塑造了費爾頓崇高的形象。二十幾年來，他一直堅定地支持我們鄉(xiāng)土建筑研究和保護的工作，我知道他不為別的，就是只為了保護歷史文化遺產(chǎn)，盡管這些文物他這一生不可能見到了，哪怕瞄一眼都不可能。

他為什么在給我的信里只提中國村落的保護和紫禁城的防火？因為這兩件事都和我有關。

先說紫禁城的防火。記不清是1982年還是1984年那次他來考察，正好我被派去陪他，幫忙做翻譯。那時候，中國剛剛從文化大革命的大破壞中出來，百廢待興，各方面工作還遠遠沒有恢復，有些設施還十分落后，有些工作秩序還沒有建立，這惹他揪心。他進了太和殿上上下下看了一眼，問：太和殿若有火災靠什么發(fā)現(xiàn)？答：靠管理員眼睛看見。問：有幾位管理員？答：一位。問：管理員待在哪里？答：坐在門口。他看見門口只有一張書桌，朝東，便問：管理員幾分鐘回頭一次去看西邊有沒有火警。大家啞口無言。一位故宮的“干部”說：大約十分鐘一次吧。他問：萬一西北角起火，十分鐘能燒到什么程度？有人答：這倒不知道；還有人答：煙氣也能聞到。他緊逼一句：我要知道，等看到火、聞到煙，要燒到什么程度？大家都啞了。他卻笑了，說：看來你們要等太和殿燒成灰才能知道怎么回答我。走出太和殿，他回過頭來又問：管理員上廁所在哪里？答：在院外胡同。問：來回多少時間？答：大概十分鐘吧。問：管理員上廁所，有人來替他嗎？答：沒有！他很不高興地自言自語：管理人去上廁所這里便沒有人管了，一天幾次，每次十分鐘！下月臺走到大院里，他問：這里有防火栓嗎？一個小伙子很興奮地回答，有，有，過去就把鑄鐵井蓋打開，給他看。他站到井口，問：壓力多大？水量多大？沒有人回答。又問：從這里到屋脊有多少米？還是沒有人回答。他再問：這個院子里有幾個消火栓？回答倒有，但更惹他生氣，原來回答說只有一個。他說：這個消火栓的水噴不到屋脊上，差得遠。而且，只有一個，管什么用！他看了看周遭，問：有消防車嗎？答，有。問：在哪里？答，在外面什么什么地方。我記不得了。費爾頓又覺得好笑，再問：管理員發(fā)現(xiàn)火情，怎么向消防主管報告，請求消防車？答：打電話，再趕快跑去。問：跑多遠？答：十分鐘左右。他很不高興地對我說，有了火情，十分鐘才能發(fā)現(xiàn)，十分鐘才能報告到消防站，你們倒不著急。邊說邊走，來到太和門前，看看門里門外的高臺階，說：你們的救火車會跳高嗎？原來，不會跳高的救火車還真的是根本進不了院門，即使有消防站，有救火車，也壓根沒有用處。離開太和殿，上了宮墻，走到故宮西北角，俯首一看，一個大院子里堆著大批木料，十幾位木工正在干活，刨花和碎木片堆了一地，更糟的是還有一個三腳架吊著個瓦罐燒開水。費爾頓老先生簡直生氣了，跺著腳說：這怎么可以，這怎么可以。指著筒子河說：河這邊根本不許有明火！

那時候，一方面是文化大革命之后的撥亂反正剛剛開始，許多工作還來不及做；一方面，大概難以推托，有些管理工作也確實不夠認真。我沒有跟費爾頓說文化大革命的事，說了他也不可能聽懂，只好由他生氣。這種亂糟糟的情況給他留下的印象太深了，以致到了生命的盡端，他還念念不忘消防站。相信這幾年太和殿等等地方的防火一定大有改觀，但我已經(jīng)不可能告訴他了。我盡我的記憶寫下那天的場面，寫得很瑣碎，僅僅是為了把費爾頓認真細致的作風傳達給大家，作為一種紀念，或許，也還可以幫助我們進一步提高工作水平。提高總是沒有止境的。

費爾頓先生也以他的實干作風關懷著我們的鄉(xiāng)土建筑研究。當他收到我們最初出版的兩本研究成果之后，立即來信說了三件事：第一，他拿著我們的書到倫敦大學的亞非研究院去，請一位精通中文和中國文化的教授看，共同討論。他們的結論是，我們做的是非常有價值的工作，除了對建筑學的貢獻之外，更是建立歷史檔案、補足中國歷史學的一個方面，給回答中國歷史里的某些問題提出了一個重要的探索途徑。他們鼓勵我們務必堅持干下去。第二，費爾頓先生說，干這件工作是要花許多錢的，在歐美，都由基金會支持。他問我，是不是需要他介紹幾個基金會。第三，他準備找人把我們的成果一一都譯成英文出版。他的信給了我們很大的鼓舞，我們把鄉(xiāng)土建筑研究一直堅持下來了，沒有受到發(fā)財之風的多大干擾。盡管有幾位教授說我們不是瘋子就是傻子，或者是沒有本領干實際工作的人；甚至批評我們每年帶些學生上山下鄉(xiāng)是誤人子弟。

費爾頓先生給我們聯(lián)系了好幾個基金會，最大的是蓋蒂基金會，但我們把一大摞正規(guī)的申請表寄過去，答復卻是：本基金會只支持國家級的大項目，你們的工作團隊太小，工作規(guī)模太小，總之，一切都太小，他們照顧不了，勸我們另外找錢。費爾頓也來了一封長信，說，他是蓋蒂基金會的評審委員，討論我們的申請的會上，他說服了好幾個委員投了贊成票，但是還達不到規(guī)定的數(shù)量。他說，事先他根本沒有想到我們的工作組竟會這么小，只有三個人，他以為我們至少會有一個相當大的研究所，幾十個工作人員。他說，三個人做這么多的工作，簡直難以想象。

這以后，他私人先后給我們寄來了三筆錢，同時，給我們找到一個小小的基金會，也連續(xù)資助了三年。這個基金會的章程是每個項目至多連續(xù)資助兩次，仗著費爾頓先生再三說項，給了三次。有了這幾筆錢，我們才能一年同時做兩個課題，一個成果交給臺灣的龍虎文化基金會，報償它的預支稿費，另一個在大陸出版，我們要交一大筆出版費。工作十分緊張，干得非常辛苦，但畢竟大陸的朋友們也可以看到我們的一部分工作成果了?？上б虼粟s得太急，工作做得不夠細致深入，也只能這樣了，要做得細致深入一些，就會沒有飯吃。雖然外國朋友對我們工作的意義評價很高，但我們自己人卻看不上眼，冷嘲熱諷，甚至當眾斥責。我們毫無辦法。

大概是1996年年底吧，費爾頓來信報告喜訊，說他和國際最大、最重要的文物建筑保護機構的主持人已經(jīng)商量好了，把鄉(xiāng)土建筑保護作為世紀之末的例會的主題，在北京開，推動世界各國重視鄉(xiāng)土建筑遺產(chǎn)的保護。他們要求我們承當這次例會的主角，準備一個主題發(fā)言和一個大型展覽，并且先琢磨出一個《北京宣言》的草坯。他說，忽視鄉(xiāng)土建筑遺產(chǎn)，是世界性的失誤，他們希望借我們的工作來推動一下。他還代這個國際機構草擬了兩份分別致中國有關機構的建議，把草稿寄了來，叫我提點兒意見。這本來是促進我國文物建筑保護事業(yè)的大大好事，可惜，我們等了兩年，國內國際雙方機構都沒有絲毫音訊過來。后來，1999年，這第一個推動鄉(xiāng)土建筑保護的國際會議在墨西哥開了，會議的決議文件就叫《墨西哥宣言》。如果費爾頓的那個建議按原先的設想實現(xiàn)了，那么，國際上至今唯一的有關鄉(xiāng)土建筑遺產(chǎn)保護的文件就會以《北京宣言》為名。咱們中國是全世界鄉(xiāng)土建筑遺產(chǎn)最豐富、最有特色的國家，不知有關的決策者遇到了什么困難。這件事之后，費爾頓陪著續(xù)弦夫人到北京來做私人旅游，我們見了面，他說：“很抱歉，我沒有能幫中國一把”。我的雙眼一下子就模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