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jié) 天命轉(zhuǎn)移與再受命

西漢后期再受命之說漸漸流行，為王莽所利用，對政治與士人心態(tài)都產(chǎn)生了不小影響，關(guān)系到當時人對王莽王朝的承認與否，以及東漢王朝是否再受命的認識，并由此而影響到班固《漢書》、荀悅《漢紀》王莽部分的寫作。

一

漢儒強調(diào)受命之說。轅固，齊人也?！耙灾卧娦⒕皶r為博士，與黃生爭論景帝前。黃生曰：‘湯武非受命，乃殺也?！@固生曰：‘不然。夫桀紂虐亂，天下之心皆歸湯武，湯武與天下之心而誅桀紂，桀紂之民不為之使而歸湯武，湯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為何？’黃生曰：‘冠雖敝必加于首，履雖新必關(guān)于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紂雖失道，然君上也；湯武雖圣，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匡過以尊天子，反因過而誅之，代立踐南面，非弒而何也？’轅固生曰：‘必若所云，是高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于是景帝曰：‘食肉不食馬肝，不為不知味也；言學者無言湯武受命，不為愚?！炝T?！?sup>湯武受命與否是一大命題，黃生信奉黃老，不相信儒家所說，故與轅固生爭執(zhí)，景帝擱置之，實因景帝對儒家受命說不感興趣。故終景帝一朝，學者亦暫時擱置這個問題。故《史記》此下又云：“是后學者莫敢明受命放殺者。”武帝與景帝學術(shù)取向不同，其策賢良制曰：“三代受命其符安在？”以策問的形式表達對受命之說的重視。董仲舒對策曰：“臣聞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為烏?！松w受命之符也?！?sup>受命之說成為漢代今文學說的要義之一，以后讖緯說起，受命之說更是大行其道。

與后世褚少孫、班彪、班固父子建立在苗裔論基礎上的歷史觀不同，在董仲舒看來，天命之授受與否主要在于德行，因此天命并不是不可轉(zhuǎn)移的，其對策曰：“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故治亂廢興在于己，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操持孛謬，失其統(tǒng)也?！?sup>甚至認為“雖有繼體守文之君，不害圣人之受命”。按照這種受命學說的理論邏輯來進行推論，《公羊》后學得出了漢家宜禪位賢人的結(jié)論，比董仲舒走得更遠?！稘h書·眭弘傳》曰：“孟推《春秋》之意，以為石、柳皆陰類，下民之象，而泰山者，岱宗之岳，王者易姓告代之處，今大石自立，僵柳復起，非人力所為，此當有從匹夫為天子者。枯木復生故廢之家，公孫氏當復興者也。孟意亦不知其所在，即說曰：‘先師董仲舒有言，雖有繼體守文之君，不害圣人之受命。漢家堯后，有傳國之運。漢帝宜誰差天下，求索賢人，禪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后，以承順天命’?！彼^“自退封百里如二王后”，亦是公羊家要義新周故宋之說。得出這樣一個結(jié)論，就有些駭人了，故“大將軍霍光秉政，惡之，下其書廷尉，奏賜、孟妄設妖言惑眾，大逆不道，皆伏誅”。

天命的轉(zhuǎn)移既然是不可避免的，但要求漢家主動禪讓又不現(xiàn)實，主張者如眭孟、蓋寬饒還送了性命，因而后起的儒家另辟蹊徑，設想出漢家再受命的方法來既滿足天命轉(zhuǎn)移的自然需要，又迎合漢帝漢祚久長的愿望。具體說來，漢儒所設想的實現(xiàn)漢家再受命的途徑有兩種，一是遷都洛陽，另一則是改元易號。

翼奉是主張遷都的代表人物?！稘h書·翼奉傳》曰：“故臣愿陛下因天變而徙都，所謂與天下更始者也。天道終而復始，窮則反本，故能延長而亡窮也。今漢道未終，陛下本而始之，于以永世延祚，不亦優(yōu)乎！”翼奉治齊學，齊學強調(diào)天道的終而復始，故始則有眭孟之“圣人復起，雖有繼體守成之君，不廢圣人受命”之說，建議漢朝禪讓。而翼奉則以遷都來完成這一窮則反本的過程。但對于天命必須時時更始都是一點也不懷疑。

甘忠可、夏賀良等則希望通過改元易號來使哀帝獲得再受命?！稘h書·李尋傳》：“初，成帝時，齊人甘忠可詐造《天官歷》、《包元太平經(jīng)》十二卷，以言 ‘漢家逢天地之大終，當更受命于天，天帝使真人赤精子，下教我此道。'”其后夏賀良說服哀帝改元易號，稱“陳圣劉太平皇帝”。所謂陳圣劉太平皇帝，蓋當時朝野上下漸漸接受“歷運中衰當再受命”之說，亦接受漢為堯后的說法，以舜承堯后觀之，則此再受命之人亦當為舜后，哀帝號以“陳圣劉太平皇帝”即出于這種考慮，以自己當舜后而再受命于天以中興劉氏。（參見第一節(jié)）

二

漢帝天命轉(zhuǎn)移與再受命之說的流行是建立在當時士人認為漢家德運中衰以及歷數(shù)之學流行的基礎上的。

成帝以后，外戚執(zhí)政，有識之士如劉向等人都因為時政而憂心忡忡。劉向上奏曰：“謹案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蝕三十六，襄公尤數(shù)，率三歲五月有奇而壹食。漢興迄竟寧，孝景尤數(shù)，率三歲一月而一食。臣向前數(shù)言日當食，今連三年比食，自建始以來二十歲間而八食，率二歲六月而一發(fā)，古今罕有。異有小大稀稠，占有舒疾緩急，而圣人所以斷疑也?！兑住吩唬骸^乎天文，以察時變?！艨鬃訉︳敯Ч⒀韵蔫钜蠹q暴虐天下，故歷失則攝提失方，孟陬無紀。此皆易姓之變也……今日食尤屢，星孛東井，攝提炎及紫宮，有識長老莫不震動，此變之大者也，其事難一二記?！?sup>《漢書·谷永傳》亦載其上疏曰：“元年九月黑龍見，其晦，日有食之。今年二月己未夜星隕，乙酉，日有食之。六月之間大異四發(fā)，二而同月，三代之末，春秋之亂，未嘗有也……漢興九世，百九十余載，繼體之主七，皆承天順道，遵先祖法度，或以中興，或以治安。至于陛下獨違道縱欲，輕身妄行，當盛壯之隆，無繼嗣之福，有危亡之憂，積失君道，不合天意，亦已多矣。為人后嗣，守人功業(yè)如此，豈不負哉?！睗h人以災異說時政，此時大異頻繁，在劉向、谷永等有識長老看來，正是改朝易姓的徵象，如果不能有所改變，則漢家天命之轉(zhuǎn)移不可避免。如何應對這種天命轉(zhuǎn)移的局面，保全漢家天下也就成為當時學者所關(guān)心的問題，故翼奉提出遷都以使?jié)h家再受命，本來只是個人設想，卻因眾人對再受命問題的關(guān)注而得到超乎尋常的反應，讖緯與符命造作者甚至專門根據(jù)翼奉此說而作了一條讖言：《玄龍石文》曰“定帝德，國洛陽”。翼奉本為漢家再受命而獻此說，讖言的出現(xiàn)遂使得凡受命者皆需定都洛陽。王莽為表明自己受天明命，亦需以洛陽為東都，王莽下書曰：“昔周二后受命，故有東都、西都之居。予之受命，蓋亦如之。其以洛陽為新室東都，常安為新室西都。邦畿連體，各有采任?！薄笆菚r，長安民聞莽欲都洛陽，不肯繕治室宅，或頗徹之。莽曰：‘《玄龍石文》曰“定帝德，國洛陽”。符命著明，敢不欽奉！以始建國八年，歲纏星紀，在洛陽之都’?！?sup>雖以宗周為言，其實是出于遵守讖言的考慮。其后劉秀定都洛陽，雖與其功臣將領(lǐng)皆山東人有關(guān)，亦受王莽定東都及讖言的影響，不如此則不足以表明自身再受命的性質(zhì)。甘忠可、夏賀良等人設想改元易號以使?jié)h家再受命，也因為這種對漢朝歷運中衰的普遍認識而引起很大反響，以至哀帝下詔躬行之?！锻趺鳌吩唬骸凹扒靶Щ实劢ㄆ蕉炅录鬃酉略t書，更為太初元將元年，案其本事，甘忠可、夏賀良讖書藏蘭臺。臣莽以為元將元年者，大將居攝改元之文也，于今信矣?！卑У蹠r事王莽又重新做一番解釋，可見當時此事流傳影響之深。

又可進一步討論。漢家天命轉(zhuǎn)移觀念的普遍被接受，一方面與時人認為漢朝德衰、大異頻仍有關(guān)，另一方面又與歷數(shù)之學有關(guān)。歷數(shù)之學當時與讖緯結(jié)合一起，很是流行，王莽、公孫述等人都很相信。此時歷數(shù)之學的一個重要內(nèi)容是強調(diào)漢朝涉三七、九世之厄。呂溫舒昭宣時人，已經(jīng)有三七概念，《漢書·呂溫舒?zhèn)鳌吩唬骸皽厥鎻淖娓甘軞v數(shù)天文，以為漢厄三七之間。上封事以預戒。成帝時，谷永亦言如此。及王莽篡位，欲章代漢之符，著其語焉。”所謂三七之厄，顏師古引張晏注曰：“三七二百一十歲也。自漢初至哀帝元年二百一年也，至平帝崩二百十一年?！币詾闈h代自高祖龍興至于平帝二百一十年將有大難。成哀以后，此類歷數(shù)概念出現(xiàn)的頻率越來越高，名目也越來越多?！胺蛉簥Z弱，遷命賢圣，天地之常經(jīng)，百王之所同也。加以功德有厚薄，期質(zhì)有修短，時世有中季，天道有盛衰。陛下承八世之功業(yè)，當陽數(shù)之標季，涉三七之節(jié)紀，遭無妄之卦運，直百六之災阨。三難異科，雜焉同會。建始元年以來二十載間，群災大異，交錯鋒起，多于《春秋》所書。”此則成哀間共識。陽數(shù)之標季，即陽九之災，以為漢家歷九世（《漢書補注·王莽傳》引何焯曰：“孝惠孝文為一世，哀平為一世。”）十二天子（呂后亦計算在內(nèi)）而天命轉(zhuǎn)移。

這些歷數(shù)概念又為政治利用，尤其是王莽，《王莽傳》：“十一月甲子，莽上奏太后曰：‘陛下至圣，遭家不造，遇漢十二世三七之阨，承天威命，詔臣莽居攝，受孺子之托，任天下之寄’?！蓖趺в衷唬骸肮市率抑d也，德祥發(fā)于漢三七、九世之后?！蓖趺б酝馄葺o政，對漢朝政治負有直接責任，不宜詆毀漢朝德政之衰敗，只能引用歷數(shù)之說諷喻天下漢朝天命已終，將歸命王氏。公孫述亦如王莽，利用歷數(shù)來做文章，《后漢書·公孫述傳》“述好為符命鬼神瑞應之事，妄引讖記，以為孔子作春秋為赤制而斷十二公，明漢至平帝十二代，歷數(shù)盡也，一姓不得再受命?！睎|漢諸帝也很注意利用歷數(shù)宣揚自己的再受命?！逗鬂h書·光武紀》：“行至鄗，光武先在長安時同舍生強華自關(guān)中奉赤伏符，曰‘劉秀發(fā)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龍斗野，四七之際火為主’?！闭聭炎⒋嗽唬骸八钠?，二十八也。自高祖至光武初起，合二百二十八年，即四七之際也。漢火德，故火為主也?！碧岢觥八钠摺眮響獙ξ鳚h末年歷數(shù)中的“三七”概念?！逗訄D》又稱“赤九會昌，十世以光，十一以興。”赤九指光武，十世指明帝，十一指章帝，天命所在，無一遺漏，以此來應對所謂陽九之厄，諷喻天下。

三

天命轉(zhuǎn)移、再受命觀念與是否承認王莽政權(quán)有關(guān)，因此而影響班固《漢書》、荀悅《漢紀》王莽部分的寫作。張衡永平中為侍中，上疏以為：“《王莽本傳》但應載篡事而已，至于編年月，紀災祥，宜為《元后本紀》。”張衡只將王莽看作一篡奪者，不滿班氏以本紀編年體寫作《王莽傳》，不知兩漢之際風會所在，對莽新王朝的看法與后世有很大的不同?？陕耘e數(shù)人為例，以明了時人對莽新的態(tài)度。

揚雄《法言·孝至篇》：“周公以來未有漢公之懿也，勤勞則過于阿衡。”又曰：“漢興二百一十載而中天，其庶矣乎。辟雍以本之，校學以教之，禮樂以容之，輿服以表之。復其井、刑，免人役，唐矣夫。”揚雄認為安漢公王莽德行直繼周公，所謂“漢興二百一十載而中天其庶矣”，并不是為漢朝唱贊歌，此時王莽執(zhí)政，夸贊漢朝德政也就是夸贊王莽。王莽銳意于制禮作樂，“莽意以為制定則天下自平，故銳思于地理，制禮作樂，講合六經(jīng)之說。公卿旦入暮出，議論連年不決，不暇省獄訟冤結(jié)民之急務?？h宰缺者，數(shù)年守兼，一切貪殘日甚”。儒家多年的禮樂理想在王莽手中都逐漸得到實現(xiàn)，王莽自然是走了極端，但也因此而為廣大儒士所歸向。故揚雄作《劇秦美新》歌頌王莽功德曰：“夫改定神祇，上儀也，欽修百祀，咸秩也，明堂雍臺，壯觀也，九廟長壽，極孝也，制成六經(jīng)，洪業(yè)也，北懷單于，廣德也。若復五爵，度三壤，經(jīng)井田，免人役，方《甫刑》，匡《馬法》?；殖珈笥範q德懿和之風，廣彼縉紳講習言諫箴誦之涂。振鷺之聲充庭，鴻鸞之黨漸階，俾前圣之緒，布濩流衍而不韞韣，郁郁乎煥哉，天人之事盛矣，鬼神之望允塞，群公先正，莫不夷儀，奸宄寇賊，罔不振威。紹少典之苗，著黃虞之裔，帝典闕者已補，王綱弛者已張，炳炳麟麟，豈不懿哉。”揚雄沉靜自守，又強調(diào)賦文的諷諫作用，所作《劇秦美新》卻正是對莽新最直白的頌揚，欣賞王莽所作所為，以王莽當天命，正是當時儒學之士普遍認識的反映。揚雄因此而招致后人的批評，以為屈節(jié)王莽，事漢不忠。洪邁《容齋隨筆》為揚雄解說，曰：“揚雄仕漢，親蹈王莽之變，退托其身于列大夫中，不與高位者同其死，抱道沒齒，與晏子同科。世儒或以《劇秦美新》貶之，是不然，此雄不得已而作也。夫誦述新莽之德，止能美于暴秦，其深意固可知矣。序所言配五帝，冠三王，開辟以來未之聞，直以戲莽爾。使雄善為諛佞，撰符命，稱功德，以邀爵位，當與國師公同列，豈固窮如是哉?！?sup>洪邁此說固是為揚雄開脫，只是不明了當時形勢，未能論世，強為解說，難以服人。

公孫述亦以莽新當天命，在五德終始之列?！逗鬂h書·公孫述傳》：“建武元年四月，遂自立為天子，號成家。色尚白。建元曰龍興元年……五德之運，黃承赤而白繼黃，金據(jù)西方為白德，而代王氏，得其正序?！薄度A陽國志》云：“述以莽尚黃，乃服色尚白，自以興西方，為金行也?！?sup>以公孫氏五德之運黃承赤而白繼黃言之，則公孫氏承認王莽政權(quán)的正統(tǒng)地位。這在當時不在少數(shù)。故郅惲勸說王莽歸位于漢曰：“智者順以成德，愚者逆以取害，神器有命，不可虛獲。上天垂戒，欲悟陛下，令就臣位，轉(zhuǎn)禍為福。劉氏享天永命，陛下順節(jié)盛衰，取之以天，還之以天，可謂知命矣。若不早圖，是不免于竊位也。且堯舜不以天顯自與，故禪天下，陛下何貪非天顯以自累也？天為陛下嚴父，臣為陛下孝子。父教不可廢，子諫不可拒，唯陛下留神。”取之以天，還之以天，認為王莽也應著天命，而不是竊位。

班固所處時代東漢王朝已經(jīng)確立，對莽新不免頗多指責，以為王莽雖亦叨擾天命，但并不是天命正統(tǒng)，班固《漢書·王莽傳》贊曰：“昔秦燔詩書以立私議，莽誦六藝以文奸言，同歸殊途，俱用滅亡，皆亢龍絕氣，非命之運，紫色糸聲，余分閏位，圣王之驅(qū)除云爾！”秦與莽新不過是紫色糸聲，余分閏位，非天統(tǒng)之正，此中分別極明。但班生熟知史實，并不諱言王莽受廣大士大夫擁護的情況?！稘h書·何武傳》贊曰：“何武之舉，王嘉之爭，師丹之議，考其禍福，乃效于后。當王莽之作，外內(nèi)咸服，董賢之愛，疑于親戚，武、嘉區(qū)區(qū)，以一蕢障江河，用沒其身?！卑嗍纤啤爱斖趺е?，外內(nèi)咸服”，則當時士大夫?qū)γ碌膽B(tài)度可想而知。所謂漢家“三七”、“陽九”之厄，王氏承運而起，這是當時士人的普遍看法。也正是有了王莽的篡奪，漢家再受天命這個命題才能成立，劉秀也才有其合法性。班固既以莽新與秦同一性質(zhì)，雖非天命正統(tǒng)，余分閏位，亦是天理當然。班氏承認王莽政權(quán)，正如司馬遷承認陳涉與項羽。故在史書的編排上，才以王莽編年，以本紀編年體寫作。張衡強作解人，實不明兩漢之際思想風會，只以王莽作篡奪者看待，自然不承認他的合法性，于是要求在史書王莽部分的寫作中體現(xiàn)這一點，取消王莽的編年體資格，代之以元后，實則未達一間也?！稘h書補注》王先謙引周壽昌曰：“后書《張衡傳》永平中為侍中，上疏以為《王莽傳》但應載篡事而已，至于編年月，紀災祥，宜為《元后本紀》，班氏立《元后傳》于諸后妃后，則當時未用其議也。蓋元后殂于莽建國五年，越十一年莽乃滅，若不于《莽傳》按年紀事，則十數(shù)年國統(tǒng)虛懸，事無所屬?！?sup>周壽昌只從修史的技術(shù)角度來考慮，也有所不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