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良大伯

他就是王良大伯

他是一個老黨員，老革命，1944年以前是游擊隊員。有一次在石家莊附近日本人占領地區(qū)給解放軍收集情報，讓敵人抓住，鬼子兵打掉他幾顆牙齒，打斷幾根肋骨，還用香煙頭在他身上燙了兩百多個疤，他也沒有招出一點事情來。四十多年前，1958年。我當上右派，被送往太行山下一個叫做羊角岙的山村。分配我去他家落戶。我有了這個事先得到的印象，還沒有見面，已經對他懷有一種崇敬感。

那天中午，我背上行李，走十幾里山路來到羊角岙，到村支部去報到。辦公室里沒有人，我便坐在門前的土臺上打盹。

我睜開眼睛時，發(fā)現身邊坐著一個人。他縮起身子，正吧唧吧唧地抽著他的旱煙鍋子。看我醒來，才跟我說話。

“醒啦。”他說。一邊在鞋幫上扣打煙鍋里的煙灰。

這時我看清，他又瘦又干又矮，嘴是癟的，門牙全沒有了。棕黑色的臉膛上滿是皺紋和塵土，腰背佝僂著，一身舊黑布衣裳，頭上是一塊發(fā)黃的白毛巾，把耳朵以上全包住。他好像是他身后那灰撲撲的太行山上的一塊石頭，一塊普普通通的石頭。

“我來接你。走！”他說，眼睛并不看我。

他背起我的行李便走向院外。我要把行李接過自己背，他把身子扭開，還反手又把我的背包也提在手上，再說一聲“走”，便邁開了步。我乖乖跟在他身后。

他就是王良大伯。

“要好好改造呢！”

他讓我和他十五的兒子大竹睡在驢圈旁的一張大炕上。他還有兩個女兒，大的叫青竹，十五歲，是個啞巴（她后來和我成了很好的朋友，我將在另一篇短文里來講）。小的叫小竹，四歲，圓圓的小臉。大娘四十歲左右，正在懷孕，行動不大方便。

大伯那時大約不到五十歲，是家里唯一的勞動力。他生活很有規(guī)律，每天天一亮，他站在院子里咳嗽一聲，這是全家的起床令。早飯是沒有的，但是我和大竹例外，每人有一碗小米粥。兩只飯碗旁放一個巴掌大的包谷面貼餅，是給大竹帶去學校當午飯的。幸虧我第一次早飯時沒有伸手拿，否則會很尷尬。大伯自己則是俯身在水桶上喝一瓢他剛剛擔來的井水，用最后一口水把臉一抹，他的早餐和漱洗便都有了，然后他就帶上我下地去。

他總是一句話也不說。不過跟我一同干活的人幾次告訴我：“王良叫你悠悠兒干，莫累著?！笨梢娝麑ξ沂顷P心的。

我在他家住下十幾天以后的一個早晨，隨他下地時，我才聽見他對我說話，他說：“好好干。這才對呢。要好好改造呢！”這時我知道，他是在有意識地關心我，幫助我改造，而且他對我的勞動態(tài)度是滿意的。

他家人口多，收入少，便給隊里代養(yǎng)兩頭驢，每年能得大約80個工分。用驢的人每天一早，在大伯喂過草料以后，把驢牽走，晚上下工再還回來。這時他總要把驢身子上上下下全摸過，看有沒有傷口，再遛幾步，看腿瘸不瘸，才讓人家走。然后用一把軟掃帚給驢子全身掃去塵土，再讓它們在門前痛痛快快打一陣滾，解掉乏氣，才栓到槽上叫它們飽餐。

驢吃的草料必須用鍘刀鍘短。我見大竹每天放學后要花許多時間蹲在鍘刀前，為大伯往刀刃下送草，我叫他去做功課，這事由我來做。大伯用不好意思的微笑向我表示謝意，但卻叫我撳刀，由他來送草。撳刀是很吃力的，好幾次我都暗暗希望他能和我交換個位置。但是自從我?guī)退蛇@個以來，他從不叫我送草，只叫我撳刀。只是又過了很長時間，我才知道村里發(fā)生過多次鍘掉送草人手指頭的事，我才醒悟到王良大伯的用心。

他家的飯食幾乎頓頓都是白水煮豆角和包谷面貼餅。大娘給餐桌上擺的餅子是定量的。大伯兩個，我和大竹每人三個，她自己和兩個女兒每人一個。煮豆角則隨便吃。因為豆角是家里自留地的出產，用來代糧的，他家是缺糧戶。但是他們卻非要我每頓都把三只餅子吃下去。大伯讓大竹對我說，要我放心吃，要吃飽才有力氣干活。有幾天他們甚至讓大竹把我沒吃的餅子放在我的枕頭邊，叫我晚上餓了吃。他愈是要我吃，我愈是心里不安。尤其是后來我知道，羊角岙有六個下放干部，其他五個落戶的人家條件都比我的王良大伯好，而他們吃得都比我差。有的人家有幾個人吃飯，每頓桌上就只擺幾只餅子，于是落戶的人就只好意思吃一個。有的人家甚至并非每頓都有糧食吃，而三十斤糧票還是要交的。

天漸漸熱了，在山坡上鋤苗曬得頭發(fā)昏，大伯托人從縣城給我買來了草帽，花了他兩塊五毛錢。山坡上沒有水喝，大伯在我每天上工時塞給我一根自留地的黃瓜，坐在地頭休息時吃它，真是美味。這些事被下放小組的領導知道了，嚴肅地批評我，說我不該接受那草帽，說一根黃瓜在縣城要賣一角錢，而我們按規(guī)定每月只給落戶人家交九塊錢。我知道自己錯了。但是草帽我已經收下，黃瓜已經吃了幾十天，補救也來不及了。

一碗白米飯

一天中午我回來，竟然發(fā)現我面前放著的是一大碗白米飯，我真是垂涎欲滴，好久沒吃大米飯了。我已經舉起筷子，幸虧這時我多了個心思，發(fā)現就是我一個人有大米飯吃，大伯、青竹、小竹都吃餅子和豆角，而且大娘沒出來吃飯。我把舉起的筷子放下問個究竟，才知道，大娘這天上午臨盆，又生個女兒，當時就被滹沱河邊一個富裕村子的人家抱走了。這家人送給他們十斤大米作回報。

這碗大米飯我如果吃了，真是犯罪。在我堅持下，大伯把那碗飯端進屋去。過一會兒，他從屋里出來，還端著那碗飯，對我這樣說：

“還是你吃吧，你在俺們這里，受苦了?！?/p>

這時我盡力忍住感動的淚水，不讓它往外流。但我還是堅持沒有吃。我把那碗飯分給了兩個妹妹，還請大伯也嘗一些。兩個女孩很高興地吃起來，大伯則低著頭不說話，也不吃飯。當時我覺得，他是在想著被人家抱走的孩子。

“它是一條命呀?！?/h2>

我們隔壁住的是生產隊會計，名叫狗不理，他和我特別要好。一天清早，他大喊大叫地來找我，說他家水桶里有一條大花蛇，有小人胳膊粗，非?？膳?，問我怎么辦才好。他的老婆嚇得抱上孩子逃到村外去了。我和狗不理商量著用什么辦法除掉這條蛇，已經決定請大娘燒一鍋開水，拿去燙死它，這時王良大伯知道了，他瞪起眼睛對我們大聲說：“不粘！”（意思是不行。）又說了兩個字：“胡鬧！”就立刻自己奔到隔壁去。

一群又害怕又好奇的大人孩子圍在那里，他撥開人群，提起那只水桶，小心翼翼地走向村邊水渠旁的草地，那蛇好像知道他要做什么，一動也不動地盤在桶底。到草地上，他把水桶傾倒，蛇便自己爬出去，他親眼看它消失在石頭縫里才回來。

回到狗不理家放下水桶時，王良大伯才又說一句話：“我也怕呢?？伤且粭l命呀！”就一聲不響，吧唧著他的煙袋鍋子帶我下地去了。那時，跟在他的身后，我想起他成天為隊里大家的事不辭辛勞地奔忙，想起他每天懷著愛心撫摩那兩頭驢，想起他在山上干活時不許隊里的年輕人去掏鵪鶉蛋，想起這條蛇，想起他怎樣待我……我覺得，他佝僂的身形真是非常地親切可愛。

半山上的紅棗

這一年夏季收成好。麥收時節(jié)，村里和家里都忙碌而有生氣。一天，大伯帶上我們十幾個人去山洼里收割一塊遠處的飛地，離村有好幾里路，而且是在山脊墚上走，回來時，他把我要挑的麥捆扎得小一些。他怕我挑不動，其實我是能行的，我不僅能挑動那200來斤的麥捆，而且還有興致一邊跟隨大家唱山歌，一邊盡情欣賞那藍天白云、青山綠樹的美景。邁步在那座山墚上，兩旁腳下是一塊塊農田和一叢叢莊稼，大河小得像是小水溝，田間的人像一只只螞蟻，當時，我感到心情十分地舒暢，真想從此永遠留在那里當一個農民，給王良大伯當兒子，比在城市里當個什么大學教師強。

半路上的山脊旁有一棵棗樹，我遠遠看見王良大伯停在樹下，他是特意等我的，他要我放下挑子歇一歇，還把他拾起的棗子在衣襟上擦干凈，叫我吃幾顆。再跟我一起往回走。他挑得比我多得多，矮小的身體整個都埋在兩捆好大好大的麥草里，腰背更顯得佝僂了，而他仍然快步向前走著，比我走得快。

沒吃到嘴的面條

他家原有五分自留地，有兩分種了小麥。我來以后，隊里劃出三分已經種上麥子的地給我“自留”，這樣，我們便有半畝屬于自家的小麥需要收割。那些天我們從早到晚一點休息時間也沒有，上工時割隊里的麥子，午休時和晚飯再去自留地里割。我和大伯、大竹三人割，大娘和青竹妹妹捆，小竹妹妹負責拾落下的麥穗。我們是一個多么快樂和睦的家庭！王良大伯計算著，半畝地上可以收到至少兩百斤，有這兩百斤定量以外的麥子，一年的缺糧問題就解決了一半。這時他心里多高興啊。那天中午我彎腰彎得一時直不起來時，大伯給我輕輕捶幾下，還說：

“明天打完場，就磨面，就叫你大娘給你搟面條，她搟得可美呢，比頭發(fā)絲子還細！”

這好像是幾個月來我聽見他說的最多的話。

然而，我沒能吃上大娘搟的面。

就在那天夜晚，全村開大會，宣布上級的命令：所有自留地種的糧食都要算口糧。也就是說，自留地里收多少，分配口糧時就扣掉多少。

當初號召大家在自留地里種麥時，明明說過多種多吃，不計口糧的。要不誰也不會在自留地里種麥子，種蔬菜不但能有吃，剩余的還準許拿去賣錢。下放干部那幾分地里的麥子也說好是歸落戶人家收的，算作是一種優(yōu)惠。而現在上邊的人說的話都不算數了。

會后叫村民分隊討論和落實。村里有三個生產隊，我們是第一隊，大家聚在我們家門前驢打滾的場子里，心里都不高興，但是誰也不開口。王良大伯是隊長，大家眼睛望著他，等他發(fā)話，都看他怎么說。

他說話了：

“我家，連老王的三分地，一共能收兩百斤，興許多點。你們各家自己報個數?！?/p>

大家都不響，他又說一句：

“多繳糧食，支援國家建設嘛?！?/p>

這明明是上邊的人不講信用，食言自肥，為了向他們的上級多報產量，邀功領賞。而王良大伯卻連一點抱怨和不滿都不讓自己有。他就是這樣一個習慣于服從的中國老百姓，而且還要帶著一個生產隊的人跟著他服從。

人群中有了嗡嗡的議論聲，但是沒有人反對。就這樣“討論落實”了。大家各自回家。

我一直在留意著大伯，想看他心里是怎么想的。而他心里想的跟他嘴里說的一個樣。他真是一點抱怨或不滿都沒有?；氐郊依?，他到驢圈來，坐在我和大竹的炕沿上，吧唧著煙袋，說：

“上邊一定是有道理的。我們少吃點，沒啥?！?/p>

他是怕我和大竹想不通，來做我們的思想工作的。

我們一家人辛苦好幾天，收割完自留地，打過場，凈收224斤麥子，他如數報給了村支部。在他的帶頭下，全隊沒有一家隱瞞的。

這件事讓我感到，王良大伯真是單純、老實、善良得就像太行山上的土石草木一樣，他是他周圍平凡的大自然的一個組成部分。難怪我第一天見他就覺得他是太行山上的一塊石頭。再加上沒有文化，加上已經成為一種慣性的生活和思維方式，他才會以為，那些在他上面發(fā)號施令的人從來都是正確的，自己則不假思索地去做他們的馴服的工具。而在我們的國家里，尤其是那個時代，這豈只是王良大伯一個人的缺點和悲哀？

不久以后，吃大鍋飯的風刮到了我們村里，王良大伯第一個停掉了家里的灶火，把全家人帶進食堂里，糧食一顆不留，全部交出。后來食堂解散，別人家都還有點吃的，惟獨他家要靠挖野菜過活。

接著是大煉鋼鐵，他又是第一個把家里的鍋砸了，送去煉鋼，后來許多日子，他家里只有一只泥沙鍋和一塊用來攤餅的洋鐵片。

縣里號召“用三天時間綠化全縣所有的荒山”，這是一個荒唐的號召。而他堅決響應。那幾天，他硬要全隊每家每戶每個人都上山去，叫食堂每天給每個人發(fā)三個大饅頭。結果白白地吃掉了幾百斤糧食，又耽誤了農活，只在山上亂撒些果核和樹種，一根樹苗也沒長出來。他為這件事受到隊里人們的許多埋怨。

大伯救了我的命

七月里一天，我突然肚子痛得不得了。村里的衛(wèi)生員說可能是盲腸炎，也可能是傷寒病，要送縣醫(yī)院。王良大伯急壞了，他把我放在牛車上，立刻趕向縣城。那十幾里路我們走了一個多鐘頭，一路上，他抽打那條牛時手臂急揮的樣子，他在幾次上坡時下車去拖住牛鼻子往前走的樣子，我永遠不會忘記。我被診斷為急性腸炎，醫(yī)生說，再晚來就會有危險。王良大伯救了我的命。

病好回來，他不許我干重活。叫我和狗不理一起統計工分，或是跟隊里的娃娃上山割驢草，還叫幾個靈活能干的娃娃照顧我。我從醫(yī)院回村時發(fā)現，我的被褥和我冬天的棉衣他都叫大娘和青竹妹妹給我拆洗了。去醫(yī)院接我回來的路上，他說：

“等你好些了，俺們吃頓大娘搟的面！”

離別

我終于沒能吃上這頓面。

不知駐當地的下放領導人當時是怎么想的。他們竟會認為，我和王良大伯一家人以及周圍的農民關系太好了，對我的改造不利。他們突然下一道命令，把我立即調到另一個叫南古月的村子去，離羊角岙有二十多里地。我從此就離開了王良大伯和他們一家人。我想回去看望他們一次，也不準假。

然而，我雖是離開了，“人一走，茶就涼”這個當代中國社會生活中人與人之間關系的規(guī)律，對王良大伯并不適用。我記得兩件事：

其一：我當時的妻子也在那個山區(qū)下放。在我調離羊角岙以后很久，她忽然染上肝炎，住在縣醫(yī)院里。王良大伯比我先知道。大伯很著急，把家里所有的雞蛋全煮熟（他家平時全靠這些雞蛋換油鹽），一共有三十幾只，給我妻子送去。但是他又不認識她，他們從未見過面。他提著籃子，滿醫(yī)院地喊：“老王女人！”終于讓他找到了……

其二：在我奉調離開太行山區(qū)時，大伯帶上他隊里的幾個老鄉(xiāng)，把一塊畫有西湖風景的玻璃鏡框（他們叫做“玻璃匾”）送到下放領導人那里，說是感謝我對他們的支援，還請領導早日給我摘掉右派帽子。臨走那天，他和大竹趕到汽車前，遞給我一個包。里面是一袋大紅棗子和十個白面饃饃。……

后來兩年間，我一直和大竹通信。1962年，當地修水庫，羊角岙村淹沒了，我們斷了聯系。我再三打聽，只知道那一批人都遷到了山西省，具體到哪里，就不知道了。

敬愛的王良大伯啊，您教我的那許多做人的道理，指導著我的一生。我想念您。您可還健在？你如果還活著，應該已經九十多歲了……大竹也已經快六十了。大竹，如果你能讀到我的這篇簡略的回憶，請務必立刻來個信！……

2001年12月，寫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