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心懷自信，在“文學家之徑”行走

文章為讀者帶來“悅懌”

當今學者發(fā)表的論文，都是正經(jīng)八百的學術(shù)研究成果報告，力求嚴謹、精密、理性。1500年前《文心雕龍》所說的“論”，相當于我們今天所說的學術(shù)論文，就有這樣的要求。其《論說》篇說：“論也者，彌綸群言，而研精一理者也?！薄把小本褪俏覀兘裉煺f的研究，英文所謂research；“理”就是道理、主題，英文所謂theme?！墩撜f》篇又說：“其義貴圓通，辭忌枝碎，必使心與理合，彌縫莫見其隙；辭共心密，敵人不知所乘?！边€說：好的論文要“師心獨見，鋒穎精密”。這里“師心獨見”就是觀點獨到，就是有創(chuàng)見、有新意。當前學報上登載的合乎要求的論文，都應(yīng)該如此。

在資訊爆炸甚至過剩的當代，為了職業(yè)、為了追上時代而大量地讀，高速地讀，匆匆地讀，囫圇吞棗地讀，讀一篇篇只有知性沒有感性、只有說理沒有表情、像撲克臉一樣的論文；學術(shù)，學術(shù)，論文，論文，讀論文讀得疲累了，趣味索然了。有沒有別的選擇？有沒有另類論文？

有的?！墩撜f》篇釋“論”這種文體，還釋“說”這另一種文體：“說者，悅也；兌為口舌，故言資悅懌?！币馑际恰罢f”的言辭要使人喜悅；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要使人“悅讀”。古羅馬的賀拉斯（Horace）以“有益又有趣”形容出色的書寫，“有趣”也就是能為人帶來“悅懌”。

如果把《論說》篇的“論”體和“說”體結(jié)合起來，則這樣的文章乃能知性與感性兼具，學術(shù)與趣味并存，實質(zhì)與文采俱勝。這樣的學術(shù)性文章，在中國早已存在，《文心雕龍》本身就是一個范例。

錢鍾書與余光中的美文旗幟

令人讀來不“悅懌”的現(xiàn)代學院式論文正當?shù)?，卻還是有另類的文章的。有“文化昆侖”美譽的錢鍾書升起一面旗幟，上面繡著“美妙”兩個字。關(guān)于文學的功能，他在《詩可以怨》中說：“同一件東西，司馬遷當作死人的防腐溶液，鐘嶸卻認為是活人的止痛藥和安神劑。”他用對仗式語句，在《宋詩選注》中描述宋代的仕宦制度：

又寬又濫的科舉制度開放了做官的門路，

既繁且復(fù)的行政機構(gòu)增添了做官的名額。

文學之為文學，他認為必須發(fā)揮想象力，應(yīng)當有“行文之美，立言之妙”；作品能美能妙，讀者才會悅?cè)粦弧?/p>

另一面旗幟，上面繡的是“以文為論”四個大字，即用散文的筆法來寫論文，扛旗人是余光中。他認為評論家也是作家，而作家是文字的藝術(shù)家，必須兼具知性與感性；評論家的文章應(yīng)該寫得佳妙，即是要“文采斐然”“情趣盎然”。余光中在其寫作文學論文之始，就“以文為論”?！断笱浪桨子駱恰钒l(fā)表于1964年，是他所稱的“正規(guī)的文學批評”。余氏論李賀的詩，認為這位唐代詩人是現(xiàn)代“超現(xiàn)實主義”的先驅(qū)。文章中余氏用了很多訴諸感官的形象語言，如“鬼舟上的僵尸群，七色斑斕的魔海，和海上盤舞的彩蛇”；他用對仗“將雕蟲小技視為雕龍大業(yè)”；“以此文紀念一位騎赤虬而赴白玉樓的青年詩人”。他自述寫作的情景：“在廈門街寓所北向的書齋里，一連五六個春夜，每次寫到全臺北都睡著，而李賀自唐朝醒來?！?/p>

中華學者之外，漢學家宇文所安（Stephen Owen）自選集《他山的石頭記》的序言表示，他要用一種“娛思”（entertain an idea）的方式來寫作學術(shù)文章：“‘論文’是學術(shù)作品，于知識有所增益；‘散文’則應(yīng)該給人樂趣——一種較高層次的樂趣：思想的樂趣?！庇謱懙溃骸拔乙詾椋袊诺湮膶W非常需要‘散文’，因為它已經(jīng)擁有很多的‘論文’了?！蔽也恢烙钗乃灿袥]有受到劉勰、錢鍾書、余光中的影響，無論如何，他的主張，與“言資悅懌”，具“行文之美，立言之妙”，應(yīng)“文采斐然”，“情趣盎然”之意，并無二致。

隨筆：隨心選題，筆下成章

我在青少年時期讀各種詩文小說，進了大學開始接觸劉勰、錢鍾書、余光中的作品，讀而喜之，且奉之為文章圭臬。從前握管現(xiàn)在敲鍵，構(gòu)思醞釀之際，揮揮灑灑敲敲打打之間，自然受到古今智賢俊杰之士的影響，當然自己也會嘗試劉勰主張的“通變”（不是“通便”），嘗試“開拓創(chuàng)新”。是志業(yè)也是職業(yè)所需，動輒一二萬字甚至長達五六萬字的學術(shù)論文，數(shù)十年來完成的數(shù)量，一時難以估算。即使是寫這些應(yīng)該板著撲克臉的學術(shù)論文，我也會偶爾讓這張臉變一變，雖不至于像川劇變臉一樣紅變藍黑變白的大變，卻總是會讓肅穆的長臉孔，閃現(xiàn)一下小笑臉、小哭臉甚至小鬼臉，讓讀者“悅懌”片刻。學術(shù)論文之外，或應(yīng)報刊編者之邀，或自己有發(fā)表的沖動，乃寫起長長短短各類文章，即使是學術(shù)性比較濃郁的，我也希望寫得有文采、有情趣、“言資悅懌”，做到“提高”與“普及”兼顧，做到“有益又有趣”。這類文章數(shù)十年來完成的數(shù)量，也是一時難以估算。

今年9月天朗氣清之際，我突然接到資深編輯譚徐鋒先生的邀請，要我出版一本文集，加入他主編的“日知文叢”學術(shù)隨筆系列。我與譚先生數(shù)年前在北京師范大學有一面之緣，如今相邀，自然欣然同意。在華南的金秋好時光，我收集、數(shù)算多年來的文字“秋收”，整理編輯，終于成書了，呈上譚先生，準備將來獻給讀者。

我所理解的“學術(shù)隨筆”，其性質(zhì)相近于劉勰、錢鍾書、余光中所看重的那類文章。名為文章，當然要講究章法和文采。除非是咳唾珠玉、三步成文七步成詩的大天才，否則的話，文章的章法和文采，都是在不同程度的構(gòu)思經(jīng)營下才出現(xiàn)的；苦吟和難產(chǎn)的例子遍布中西文學史，杜甫和莎士比亞概莫能外。我自然也不能輕心隨意下筆或敲鍵。依照這樣的認知，學術(shù)隨筆的“隨”，可解釋為“隨”作者之心意選擇題材、旨趣、體式；而隨筆，應(yīng)該也是有章法有文采的文章。

文化自信：平心看東方和西方

這本《文學家之徑》收入長短文章四十余篇，分為四輯：一為《杜甫不悲秋·莎翁對對子》，二為《讓“雕龍”化作“飛龍”》，三為《翻譯·新詩·過度西化》，四為《文學家之徑》。第一輯戲說中英兩位偉大作家杜甫和莎士比亞。第二輯力薦偉大的文學理論經(jīng)典《文心雕龍》。第三輯閑話翻譯、新詩，以及中華學術(shù)的過度西化。第四輯美言已故或仍然健在的現(xiàn)代學者作家，健在的，目前也都是超過八十歲的耆英了；已故的錢鍾書、夏志清、余光中、流沙河，以及健在的劉紹銘、王蒙、金耀基、李元洛、古遠清等耆英，都是在“文學家之徑”行走，直通大道，或曲徑通幽，留下可貴足跡的大家、名家。我還樂道過很多在“文學家之徑”行走的學者作家，可惜相關(guān)的文章本書未能收錄。至于本人，我數(shù)十年來在這“文學家之徑”漫步或健行，觀看盛放的花卉，收獲神思的果實，包括本書的文章；一直行走，以至已生華發(fā)而“不知老之將至”。

這40多篇文章都是“新作”——是21世紀的作品（只有一篇是1997年寫的，但在2014年修訂）；其中最近十年寫的文章有40篇，最近兩年的占40篇中的8篇，可說是名副其實的新作。文章自然絕不能以新舊來分優(yōu)劣，我更非貪新厭舊之輩——何況新舊都是或可自珍的“敝帚”；這里的選輯，只是為自己設(shè)限，定個階段而已。

劉勰、杜甫、錢鍾書、余光中是我從早年開始便特別推崇的中國古今文杰詩豪，從本書這些“新作”的題目、關(guān)鍵詞和內(nèi)容看來，我的情懷一直沒有改變。劉勰和杜甫的偉大，不必贅言；錢鍾書之為“文化昆侖”，學術(shù)界已有共識。余光中廣獲中華文學界高度評價，有充分憑據(jù)。我在中西文化交匯的香港長大和受教育，又曾在西方留學和教書；向來讀書做研究，意識里常常中西互相觀照。本書的第二輯中，我把杜甫和莎士比亞放在一起，也是出于一種中西并列的思維。我近來想做的一件事，是重讀享譽世界的艾略特（T.S. Eliot，曾有臺灣學者因尊崇他，把其姓氏中譯為“歐立德”）作品，然后拿他和余光中來做個比較，借以說明中華的詩豪比起英美的詩宗，其詩歌題材的多元、內(nèi)涵的豐富、技巧的精湛，猶有過之。艾略特有世界性大聲名，余光中相形見小，而且是非常小，為什么？英文是超強的全球性語言，而中文不是（雖然中文的國際地位目前因為國力增強而正在提升）。

文化自信是國人近年的一個重要理念。我的文化自信，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在我開始撰寫對劉勰、杜甫、錢鍾書、余光中等文賢詩杰的評論時，在我析論漢語新文學（包括香港文學）的成就時，已彰顯出來。我寫文章呼吁不要“過度西化”，不要舉頭仰望西方的諾貝爾文學獎，也正因為我們應(yīng)有文化自信。關(guān)于文化自信，我要強調(diào)說明的是，它不等于文化自大，不等于民族自大。近世中華民族曾處于文化自卑、民族自卑的低潮時期；現(xiàn)在中華復(fù)興，從低潮、從卑下向上揚，但我們不應(yīng)自大，也沒有理由自大。千萬不要從文化“脫貧”后，自吹自擂，成為文化的“暴發(fā)戶”。

1942年錢鍾書寫的《談藝錄》序言，有常獲引用的名句“東海西海，心理攸同”；同屬無錫錢氏家族的錢穆，1949年南下香港，創(chuàng)辦新亞書院，親撰的校歌歌詞有謂“東海西海南海北海有圣人”。是的，英國人吉卜林（Rudyard Kipling）曾說的不交集的東方和西方，其實是交集的；而且，我們的儒者發(fā)現(xiàn)：東方人西方人心同理同。東方人西方人平起平坐，不應(yīng)自卑也不應(yīng)自大；如果過去和現(xiàn)在有自卑或自大的情結(jié)，彼此應(yīng)該努力化解，努力消除。世界各國復(fù)雜的歷史文化呈現(xiàn)種種歧異，對事物常有不同的看法——錢鍾書告訴我們“物論難齊”；然而，我們只有一個地球，我們都有生老病死，都有愛有恨，都受新冠肺炎之災(zāi)，我們更共同具有基本的核心理念和價值。哪一國的人民或領(lǐng)袖，會認為中國線裝書所寫的“仁義禮智信”不是美德呢？

感謝各地編輯和讀者，希望大家會心且微笑

本書一篇篇帶有“文化自信”情懷和理念的文章，分別在各地發(fā)表，現(xiàn)在結(jié)集出書，我要向各地的編輯先生女士致謝。大名、芳名很多，早年的有如劉以鬯（已故）、何錦玲、胡菊人、丁望、林行止、董橋、高信疆（已故）、蔡文甫、痖弦、杜南發(fā)；近年的有如張瑞晏、陳義芝、宇文正、林曼叔（已故）、陶然（已故）、漢聞、馬文通、梅子、潘耀明、傅紅芬、尉瑋、周潔茹、謝天振（已故）、張嘆鳳、莊向陽、劉靜、王卓芬、吳小攀、張逸良、劉文華，等等；我無法一一列舉。我感謝他們厚愛邀約撰稿，或慷慨接受投稿。一計算，本書中有8篇是最近兩三年刊載于《北京晚報》副刊《知味》版的（包括談錢鍾書的B.Litt學位，以及對《文心雕龍》紀念館的詠嘆）；主編張逸良先生嚴謹編輯、尊重作者的敬業(yè)作風，尤可欽佩。

文章刊出后，時有相識或不相識的學界文壇中人，口頭或撰文表示鼓勵；其中黃霖、陳駿濤、鄭延國幾位特別令我感動。黃教授在研討會上稱述我對《文心雕龍》理論應(yīng)用的發(fā)揚；陳教授把我批判顧彬的戲謔之作，放在其博客推薦的首篇，且逢人說“黃”；鄭教授數(shù)度看到《羊城晚報》我的《含英咀華》專欄，馬上撰文點評，又快又好，可和一些電視時事節(jié)目的即時析評（instant analysis）媲美。劉勰嘆息“知音難逢”，而我多逢，何其幸運！

最后再向邀請出書，把本書納入“日知文叢”系列的浙江古籍出版社致謝?！叭罩膮病钡奈捏w特色，除了上面我的解釋之外，可補充形容為“輕型學術(shù)論文”，就如音樂之有“輕音樂”。我向來喜歡把比較長的文章分成若干節(jié)，每節(jié)配以小標題，以顯示文章的脈絡(luò)和重點；這次整理編輯文章，我把原來沒有分節(jié)且加小標題的較長文章，也照此處理。如此這般，當有助于讀者諸君閱讀時，對篇章內(nèi)容的認識和“會心”?！段男牡颀垺纷詈蟮囊痪湓捠恰拔墓d心，余心有寄”，意思是“如果這些文章能夠表達我的心意，我的心意就有所寄托了”。我把學術(shù)文化的心聲寄托在書中，如果諸位能夠像聽輕音樂那樣，比較輕松愉悅地閱讀本書，你們“會心”，我就微笑了。我還仿佛想象到你們在會心微笑。多謝閱讀，并請指教。

2020年11月12日完稿，于深圳福田

上面我說“近來想做的一件事”，是為文比較艾略特和余光中的文學成就；此事我終于做了，拙作長六千余字，是“初論”，今天發(fā)表在《南方周末》的《閱讀》版。

2022年4月21日黃維樑補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