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看兩不厭，唯有書書書

張志強

1966年生，江蘇南通人?，F(xiàn)為南京大學出版研究院常務副院長，南京大學信息管理學院出版科學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全國出版專業(yè)學位研究生教育指導委員會副主任委員、臺灣淡江大學《教育資料與圖書館學》大陸地區(qū)主編、美國Humanities Conference and Journal國際顧問等。2003—2004年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學社訪問學者、2007—2008年美國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圖書文化與管理博士后。從事出版理論與出版史、社會轉(zhuǎn)型與出版發(fā)展等方面的研究。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與江蘇省社科基金重大項目首席專家。

已出版《非法出版活動研究》《現(xiàn)代出版學》《20世紀中國的出版研究》《中國出版業(yè)發(fā)展報告：新千年來的中國出版業(yè)》《傳遞知識》《數(shù)字時代的圖書》《文化商人》等著譯十余部。獲“第三屆中國出版政府獎（優(yōu)秀出版人物獎）”、“第十二屆中國圖書獎”、“江蘇省哲學社會科學優(yōu)秀成果”一等獎、中國高校人文社科優(yōu)秀成果二等獎、寶鋼教師獎等重要獎勵二十余項。并曾獲國家百千萬人才工程國家級人選暨有突出貢獻中青年專家、國務院特殊津貼獲得者、國家新聞出版總署新聞出版領軍人才、南京大學優(yōu)秀中青年學科帶頭人等榮譽稱號。

我的書房之所以亂，是因為十二年前搬到新居時書無法全部上架，于是就堆在地上。這十多年間就越積越多。我自己有個壞毛病，不準別人動我的書，哪怕再亂也不行。理由是自己知道每本書在什么位置。別人一動，自己就會找不到。每次要整理時，又總冒出事來。就像拖拉作業(yè)的學生，越拖，欠得越多；沒人催的話，索性不交了。因此，這個書房，除我的個別學生光顧過外，外人很少知道。我也極少跟人道及。亂，不能看，自然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也是因為我沒有特別的藏書，基本是自己平常要用的書，沒有宋刻明刊之類的好版本。同時，自己做出版學的研究，知道現(xiàn)在每年新書出版量在兩十多萬種。如果你要藏書，每年就買百分之一的話，也得要二千多本。書價年年上漲，但房價上漲更快。你有財力，更要有精力。因此，除非有足夠的財力與旺盛的精力，否則你的收藏只是滄海一粟，私藏永遠比不過公藏。

■ 張志強教授的部分著作

■ 張志強教授的書柜

但自己還是藏了點書，因為要講究時間成本。有時去圖書館找書，時間花了不說，還不見得能找到。晚上寫東西，需要某個資料，也不可能去圖書館。壞了情緒，大概再無續(xù)寫的心情。自己不想多說藏書，也是怕別人來借。自己從來不忍拒絕他人。有時一本書借了出去，對方遲遲不還。臨到要用時，又想不起來在誰那里，只能坐著生氣。

我的小書《面壁齋研書錄》（秋禾、雷雨主編《讀書臺筆叢》之九，江蘇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里，我曾經(jīng)說過把書房叫做“面壁齋”的原因。既有寫實，也有寫意。因為桌子面壁，所以是寫實；對自己也有所期望，所以是寫意。二十多年前，剛剛在鐫刻界嶄露頭角的石非兄，幫我刻過一方“面壁齋”。我現(xiàn)在還用著。搬家后的書房名，在那個集子里也有預告，叫“臨水齋”，同樣是寫實和寫意。臨近江邊，是寫實；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這是寫意。1999年11月去北京時，請季羨林先生題了齋名，但一直沒有刻個章。仙林校區(qū)的房子，拖了五年了，早晚會搬過去。水雖有，但很遠。東邊的山，離我也不近。南面倒是有座山，不過怎么看都像個小土丘。所以，這個書房叫什么，也希望各位看官能給我出出點子。

■ 《面壁齋研書錄》書影與印章

■ 季羨林先生題“臨水齋”

我同樣是個教書匠。但與他人不同的是，我除了教書，還研究書；培養(yǎng)的學生呢，也大多去了做書的行業(yè)；交往最多的朋友，要么是教書的，要么也是做書的。因此，我對書也就有著與常人不一樣的感情。

我自己買書的原則是有用、有趣。

有用，自然是與自己的研究相關。我這些年做出版史、出版學學科史等方面的研究，相關的書自然要買的。有些書，買回也不見得讀，就是放在那，需要時再拿出來。跟大家一樣，總是痛恨“書到用時方恨少”。這些年課多，雜事又多，一本書，拿到手如果不讀完，大概率是不會再讀，只能等到下次要用時才會拿出來看。我寫《20世紀中國的出版研究》時，大部分依靠的就是平常買的那些書。寫的過程中，又陸續(xù)買了不少，慢慢充實了自己的出版學研究著作專藏。寫那本書時，買了不少稀見的本子。如楊家駱的《圖書年鑒》，當時國內(nèi)好像只有國家圖書館收藏，但因為該書太厚，裝訂脫線，不對外借閱。我在該書中發(fā)現(xiàn)楊家駱提出了“出版學”這一名詞，從而糾正了日本和韓國學者認為是他們最早提出“出版學”的說法。最近又有學者發(fā)現(xiàn)1925年的《南洋周刊》上也有“出版學”這一名詞?？梢哉f，這本書為出版學的學科建設做了點小小的貢獻。湖北人民出版社在1994年開始出版《中國圖書年鑒》，曾說該書是“中國第一部圖書年鑒”。我曾善意地提醒該書的責編：民國時期就有了《圖書年鑒》，貴社的書只能是新中國成立后的第一部。

■ 楊家駱《圖書年鑒》書影

有趣，是指這本書背后有故事。如果可以做文章的素材或上課用的道具，那就更妙。每本書的背后藏著作者、編者與讀者。作者為什么寫這本書、出版社為什么出這本書，讀者為什么看這本書、藏這本書，都各有道理。有些理是相似的，有些理卻很有趣。這當然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還有一些書，出版后導致該社被撤銷、當事人受處分，將來更是文化史的研究對象。

我每年給本科生開“從甲骨到因特網(wǎng)：書籍的過去、現(xiàn)在與未來”新生研討課，一直讓他們挖掘書背后的故事，追尋他自己與書的記憶，目的是幫助他們建立與書的感情。有了情感依托，他們才會對書有興趣，才會真正愛書。這要比對他們單純宣講書的重要性好多了。當然，這些有趣的故事，有些我已經(jīng)寫了，有的還在肚子里。比如說，我曾經(jīng)在舊書市場上見到過口袋本的《王云五小字匯》，扉頁上印有胡適的《筆畫號碼歌》。筆畫號碼也叫“四角號碼”。如今，隨著漢語拼音的普及，現(xiàn)在的學生已經(jīng)不知道四角號碼是什么了。圍繞胡適為什么寫《筆畫號碼歌》，再順帶考證一下“四角號碼”的前世今生，背后的故事就很有趣。

■ 《王云五小字匯》書影

買到丁玲的1949年版的《桑干河上》，又買到1953年版、1980年版的《太陽照在桑干河上》，再買到龔明德先生1984年出版的《〈太陽照在桑干河上〉修改箋評》，加上買到的龔明德為供職單位出的惹了官司的《〈圍城〉匯校本》，談談現(xiàn)代文學的版本學、匯校本應該如何出才有價值就很有意思。龔明德先生提倡中國現(xiàn)代文學版本的匯校，初始應者寥寥，現(xiàn)在快要成為顯學了。這些小文，后來都收在我的《面壁齋研書錄》中。

有些書，買的時候就想寫小文的，但一直沒能寫成。比如戈公振的《中國報學史》，是第一部研究我國新聞事業(yè)發(fā)展史的著作，現(xiàn)在已成為新聞史領域的名作。雖然現(xiàn)在翻印本甚多，但寒齋所藏的是1927年商務印書館的初版初印本，上有筆力老道的“仲實17.9.29于申”的筆跡，以及“黃元藏印”。顯然，這本書是這個名為仲實的人，1928年9月29日購于上海。因至今未能考證出原來的藏家黃元（仲實）是誰，文章也就遲遲未動筆。

■ 1949年版《桑干河上》、1953年版《太陽照在桑干河上》、1980年版《太陽照在桑干河上》、龔明德的《〈太陽照在桑干河上〉修改箋評》書影

■ 《中國報學史》1927年初版初印本書影

還有王韜的《弢園尺牘》，光緒二年的初印本，上有“弢園述從”的印章，我一直懷疑是書賈做偽，也是因為沒有時間去驗證，暫且擱著。王力先生曾說一個學者要“龍蟲并雕”，我深以為然。

■ 光緒二年《弢園尺牘》書影

寒齋也有若干的簽名本。這些簽名本的背后，大都凝結著前輩的厚愛與同輩的情誼。

寒齋收藏最多的，當是張人鳳先生的簽名本。人鳳先生是商務印書館創(chuàng)辦人之一張元濟先生的賢孫，1940年生，大我二十六歲，屬于父輩了。從1992年認識至今，人鳳先生每有新作，都會認認真真地題簽好，包好，寄給我。每次拿到，都讓我這個晚輩受寵若驚。2020年春季抗疫禁足期間，讀柳和城先生惠贈的《挑戰(zhàn)與機遇——新文化運動中的商務印書館》，寫讀書札記時，將人鳳先生題贈給我的兩部“張元濟年譜”找出來的同時，忽而生出近三十年彈指一揮間的感覺。將兩本書上的題簽拍照發(fā)給他，順帶寫了一句“一部年譜見證老少友誼”。

近年，人鳳先生饋贈我的書上，還會加蓋張元濟先生的印章，無形之中又添加了書背后的故事。寫完這篇文章時，我怕說法不妥，將初稿發(fā)給人鳳先生，請他把把關。人鳳先生卻回我說：“謝謝你的大文提到我的名字。回想1992至今已近三十年了，友誼隨時間而進。這三十年，你對張元濟研究做了許多工作，促成全集出版大事。真應該感謝你?！逼鋵?，近三十年來，我的出版史研究得到了人鳳先生的種種大力幫助，沒料到自己所做的微弱貢獻人鳳先生竟然牢記于心，只能回復一句“應該的啊，感謝一路有你們”。老輩的學者就是謙遜。2004年去芝加哥大學拜訪錢存訓先生。臨走前，錢先生題贈了一本新版的《書于竹帛》給我。字跡工整，筆力遒勁。但那句“張志強先生惠正”，卻讓我很慚愧。那年，錢先生已經(jīng)虛歲九十五了，算起來該是我的祖輩了。每每翻到這本書，就想起與錢先生以及與他的學生們的交往。2015年4月，錢先生以一百零六歲高齡遽歸道山，我在南京，無法前去吊唁，但一直想著到他墓地前憑吊一番。2018年在美時，特意在清明前的3月去了一趟芝加哥，到錢先生墓地追思了一下。錢先生的高足馬泰來先生從普林斯頓大學退休后住在芝加哥，得知消息后也同去，見面時帶了一本他新出的《采銅于山》給我。沒想到2020年1月得到噩耗，馬先生也因病去世。睹書思人，常常令人惆悵。

■ 張人鳳先生贈送的部分研究張元濟的著作

■ 張人鳳先生的兩部《張元濟年譜》簽名本

■ 張人鳳先生的簽名本《張元濟日記》，加蓋了張元濟印章

至于同輩的簽名本，那就更多。好友見面，攜一冊自己拿得出手的小書，比任何伴手禮更有價值，也更能升華彼此間的友情。2019年11月天府書展期間赴蓉城開會，回寧前多出半天時間。想想與龔明德有十幾年未見了。發(fā)條短信過去，明德兄力邀中午一起吃飯，并說福建人民出版社的房向東社長也在。席間，他給我們兩人各送了一冊剛出的《新文學舊事》。該書三十二開本，只一百零六頁，薄薄的一冊。但書薄情誼深。路上讀完，對新文學版本的重要性又多了一層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