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魯迅自編文集:二心集 作者:魯迅 著


但于我最覺得有興味的,是上節(jié)所引的梁先生的文字里,有兩處都用著一個“我們”,頗有些“多數(shù)”和“集團”氣味了。自然,作者雖然單獨執(zhí)筆,氣類則決不只一人,用“我們”來說話,是不錯的,也令人看起來較有力量,又不至于一人雙肩負責。然而,當“思想不能統(tǒng)一”時,“言論應該自由”時,正如梁先生的批評資本制度一般,也有一種“弊病”。就是,既有“我們”便有我們以外的“他們”,于是新月社的“我們”雖以為我的“死譯之風斷不可長”了,卻另有讀了并不“無所得”的讀者存在,而我的“硬譯”,就還在“他們”之間生存,和“死譯”還有一些區(qū)別。

我也就是新月社的“他們”之一,因為我的譯作和梁先生所需的條件,是全都不一樣的。

那一篇《論硬譯》的開頭論誤譯勝于死譯說:“一部書斷斷不會完全曲譯……部分的曲譯即使是錯誤,究竟也還給你一個錯誤,這個錯誤也許真是害人無窮的,而你讀的時候究竟還落個爽快。”末兩句大可以加上夾圈,但我卻從來不干這樣的勾當。我的譯作,本不在博讀者的“爽快”,卻往往給以不舒服,甚而至于使人氣悶,憎惡,憤恨。讀了會“落個爽快”的東西,自有新月社的人們的譯著在:徐志摩先生的詩,沈從文凌叔華先生的小說,陳西瀅(即陳源)先生的閑話,梁實秋先生的批評,潘光旦先生的優(yōu)生學,還有白璧德先生的人文主義。

所以,梁先生后文說:“這樣的書,就如同看地圖一般,要伸著手指來尋找句法的線索位置”這些話,在我也就覺得是廢話,雖說猶如不說了。是的,由我說來,要看“這樣的書”就如同看地圖一樣,要伸著手指來找尋“句法的線索位置”的??吹貓D雖然沒有看《楊妃出浴圖》或《歲寒三友圖》那么“爽快”,甚而至于還須伸著手指(其實這恐怕梁先生自己如此罷了,看慣地圖的人,是只用眼睛就可以的),但地圖并不是死圖;所以“硬譯”即使有同一之勞,照例子也就和“死譯”有了些“什么區(qū)別”。識得ABCD者自以為新學家,仍舊和化學方程式無關,會打算盤的自以為數(shù)學家,看起筆算的演草來還是無所得?,F(xiàn)在的世間,原不是一為學者,便與一切事都會有緣的。

然而梁先生有實例在,舉了我三段的譯文,雖然明知道“也許因為沒有上下文的緣故,意思不能十分明了”。在《文學是有階級性的嗎?》這篇文章中,也用了類似手段,舉出兩首譯詩來,總評道:“也許偉大的無產(chǎn)文學還沒有出現(xiàn),那么我愿意等著,等著,等著?!边@些方法,誠然是很“爽快”的,但我可以就在這一本《新月》月刊里的創(chuàng)作——是創(chuàng)作呀!——《搬家》第八頁上,舉出一段文字來——

“小雞有耳朵沒有?”

“我沒看見過小雞長耳朵的。”

“它怎樣聽見我叫它呢?”她想到前天四婆告訴她的耳朵是管聽東西,眼是管看東西的。

“這個蛋是白雞黑雞?”枝兒見四婆沒答她,站起來摸著蛋子又問。

“現(xiàn)在看不出來,等孵出小雞才知道?!?/p>

“婉兒姊說小雞會變大雞,這些小雞也會變大雞么?”

“好好的喂它就會長大了,像這個雞買來時還沒有這樣大吧?”

也夠了,“文字”是懂得的,也無須伸出手指來尋線索,但我不“等著”了,以為就這一段看,是既不“爽快”,而且和不創(chuàng)作是很少區(qū)別的。

臨末,梁先生還有一個詰問:“中國文和外國文是不同的,……翻譯之難即在這個地方。假如兩種文中的文法句法詞法完全一樣,那么翻譯還成為一件工作嗎?……我們不妨把句法變換一下,以使讀者能懂為第一要義,因為‘硬著頭皮’不是一件愉快的事,并且‘硬譯’也不見得能保存‘原來的精悍的語氣’。假如‘硬譯’而還能保存‘原來的精悍的語氣’,那真是一件奇跡,還能說中國文是有‘缺點’嗎?”我倒不見得如此之愚,要尋求和中國文相同的外國文,或者希望“兩種文中的文法句法詞法完全一樣”。我但以為文法繁復的國語,較易于翻譯外國文,語系相近的,也較易于翻譯,而且也是一種工作。荷蘭翻德國,俄國翻波蘭,能說這和并不工作沒有什么區(qū)別么?日本語和歐美很“不同”,但他們逐漸添加了新句法,比起古文來,更宜于翻譯而不失原來的精悍的語氣,開初自然是須“找尋句法的線索位置”,很給了一些人不“愉快”的,但經(jīng)找尋和習慣,現(xiàn)在已經(jīng)同化,成為己有了。中國的文法,比日本的古文還要不完備,然而也曾有些變遷,例如《史》《漢》不同于《書經(jīng)》,現(xiàn)在的白話文又不同于《史》《漢》;有添造,例如唐譯佛經(jīng),元譯上諭,當時很有些“文法句法詞法”是生造的,一經(jīng)習用,便不必伸出手指,就懂得了。現(xiàn)在又來了“外國文”,許多句子,即也須新造,——說得壞點,就是硬造。據(jù)我的經(jīng)驗,這樣譯來,較之化為幾句,更能保存原來的精悍的語氣,但因為有待于新造,所以原先的中國文是有缺點的。有什么“奇跡”,干什么“嗎”呢?但有待于“伸出手指”,“硬著頭皮”,于有些人自然“不是一件愉快的事”。不過我是本不想將“爽快”或“愉快”來獻給那些諸公的,只要還有若干的讀者能夠有所得,梁實秋先生“們”的苦樂以及無所得,實在“于我如浮云”。

但梁先生又有本不必求助于無產(chǎn)文學理論,而仍然很不了了的地方,例如他說,“魯迅先生前些年翻譯的文學,例如廚川白村的《苦悶的象征》,還不是令人看不懂的東西,但是最近翻譯的書似乎改變風格了?!敝灰行┏WR的人就知道:“中國文和外國文是不同的”,但同是一種外國文,因為作者各人的做法,而“風格”和“句法的線索位置”也可以很不同。句子可繁可簡,名詞可??蓪?,決不會一種外國文,易解的程度就都一式。我的譯《苦悶的象征》,也和現(xiàn)在一樣,是按板規(guī)逐句,甚而至于逐字譯的,然而梁實秋先生居然以為不能看懂者,乃是原文原是易解的緣故,也因為梁實秋先生是中國新的批評家了的緣故,也因為其中硬造的句法,是比較地看慣了的緣故。若在三家村里,專讀《古文觀止》的學者們,看起來又何嘗不比“天書”還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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