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演義》，也稱《三國志通俗演義》或《三國志演義》，是一部長篇歷史小說，流傳極廣，影響很大，為人民所熟悉。
《三國演義》取材于東漢末年和魏、蜀、吳三國的歷史，從東漢靈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黃巾起義開始，一直敘寫到晉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吳亡為止，差不多整整一個世紀。晉朝史學家陳壽把這段歷史編成史書《三國志》，南朝宋人裴松之為《三國志》作注，博引群書，注文多出本文數(shù)倍，增補了許多材料。東晉習鑿齒的《漢晉春秋》，也是一本寫三國歷史的史書。同時，有關三國的故事一直流傳不斷。南朝宋劉義慶的《世說新語》著重記載魏晉名公士族的言談軼事。據杜寶《大業(yè)拾遺錄》記載，隋煬帝時已有曹瞞譙水擊蛟、劉備檀溪躍馬等水上雜戲。唐朝李商隱的《驕兒詩》“或謔張飛胡，或笑鄧艾吃”，可以看到，當時已用三國人物作為笑謔的材料。宋、元時代，三國人物已由民間藝人帶上講臺或舞臺，據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記載，北宋“說三分”（即說三國故事）已是“說話”中的獨立科目之一，并出現(xiàn)了專說“三分”的著名藝人。我們現(xiàn)在看到的三國故事的最早講史話本，是元初至元三十一年（公元1294年）刊刻的《三分事略》，可能就是宋人說話的底本。《三分事略》共分上中下三卷，從劉秀賞春、司馬仲相陰間斷獄開篇；正文從桃園結義開始，以諸葛亮病死結束，長達八萬多字，雖然敘寫簡率，但三國故事的始末已粗具梗概。金院本、元雜劇也常常搬演三國故事，現(xiàn)今存留的劇目就有四十多種，劇本有一、二十種。元末明初的《三國演義》就是在上述史書、雜記和平話、戲曲的基礎上寫成的，寫作者是羅貫中?！皳?，采小說，證文辭，通好尚”（高儒《百川書志》）的說法，是符合羅貫中寫作《三國演義》的實際情況的。
羅貫中的生平不見史傳，僅有的一些材料記載，多有參差，其中賈仲明《錄鬼簿續(xù)編》較為可信。他說羅貫中“太原人，號湖海散人。與人寡合。樂府、隱語，極為清新。與余忘年交，遭時多故，各天一方。至正甲辰復會，別來又六十馀年，竟不知其所終?！敝琳壮绞枪蝗哪?，羅貫中生活在元末明初，大約在一三三○到一四○○年間。他所寫的小說很多，相傳有數(shù)十種，現(xiàn)在留存的，除《三國演義》外，還有《隋唐志傳》、《殘?zhí)莆宕费萘x》和《三遂平妖傳》等。他亦能詞曲。所作的雜劇，除現(xiàn)存的《趙太祖龍虎風云會》以外，尚有《忠正孝子連環(huán)諫》、《三平章死哭蜚虎子》等二種。羅貫中經歷了元末的社會大動亂，他接近社會下層，目睹當時現(xiàn)實斗爭，對人民苦難深重的生活處境有所了解，對他們的理想追求也有所認識。由于歷史條件的限制，他不可能提出取代封建地主階級政權的任何設想。從羅貫中所寫幾種小說的思想傾向看，他推崇“忠”“義”，主張用“王道”“仁政”治理天下。羅貫中一定程度上看到社會動亂的某種政治因素，但他所持的態(tài)度是錯誤的，他從根本上否定農民起義的歷史作用。他這種政治主張不僅表現(xiàn)在《三國演義》里，在《隋唐志傳》和《三遂平妖傳》里也有明顯反映。
現(xiàn)在可以見到的《三國演義》的最早本子，是明弘治甲寅（公元1494年）序、嘉靖壬午（公元1522年）刊刻的《三國志通俗演義》。全書二十四卷，分二百四十則，題“晉平陽侯陳壽史傳，后學羅本貫中編次”。至于這個刻本與羅貫中原本之間，內容上有無不同，現(xiàn)在沒有資料可供說明。在這以后，《三國演義》刊本越來越多，現(xiàn)在可見的明末刊本就有二十多種，說明流傳很廣。有的刊本除了加上總評、回評、眉批、夾批外，內容上幾乎是相同的。
清朝初年，毛綸（字聲山）、毛宗崗（字序始）父子，假托“古本”，對《三國演義》重新加以修訂，并逐回評論。他們在修訂中，進一步突出以蜀漢為正統(tǒng)，明確指出，把曹魏定為正統(tǒng)是錯誤的，而采用朱熹在《通鑒綱目》里關于蜀漢是正統(tǒng)的說法，聲稱“余故折衷于紫陽《綱目》，而特于《演義》中附正之?！保ā蹲x三國志法》）其次，是推崇關羽，認為關羽“報主之志堅”，“酬恩之義重”，“是古今來名將中第一奇人”（《讀三國志法》）。毛綸、毛宗崗如此修訂《三國演義》，使得封建正統(tǒng)思想和封建禮教觀念更加濃厚。清朝統(tǒng)治者很看重《三國演義》，曾派人同《四書》一起譯成滿文，并對作為“忠”“義”化身的關羽大加吹捧；同時，為了鼓吹封建倫理觀念以維護封建統(tǒng)治，清代統(tǒng)治者還大肆宣揚封建正統(tǒng)觀念，他們以標榜“為明復仇”為號召，修建朱明陵園，自居于繼明的“正統(tǒng)”。毛氏父子的修訂，跟清代統(tǒng)治階級的觀點是正相符合的。此外，毛綸、毛宗崗對文字情節(jié)也作了不少改動，如魯迅先生在《中國小說史略》里所說：“凡所改定，就其序例可見，約舉大端，則一曰改，……二曰增，……三曰削，……。其馀小節(jié)，則一者整頓回目，二者修正文辭，三者削除論贊，四者增刪瑣事，五者改換詩文而已。”這種修飾加工工作，改變了原本若干松散拖沓的地方，使全書更加緊湊暢達，成為《三國演義》廣泛流傳的一種本子。毛綸、毛宗崗修訂的《三國演義》刊行之后，至今又約三百年了，內容上沒有什么大變動。
《三國演義》寫作的演變過程，有值得注意的兩個特點：第一，它是在集體創(chuàng)作的長期過程中形成的。作者有民間藝人，也有封建文人，他們的政治、藝術觀點和創(chuàng)作意圖各有差別，在漫長時期的傳說和口頭、書面的藝術創(chuàng)作里，集納和熔鑄了不同時代的歷史內容，所以《三國演義》表現(xiàn)出較為復雜的思想傾向。第二，它是一部歷史小說。三國的人物故事久已流傳，為人們所熟悉，這就使創(chuàng)作活動受到某種制約，即不能完全無視原有的三國人物和故事。然而，作者雖不能全盤改變原有的人物和情節(jié)，卻可以根據自己的世界觀來決定取舍，有意識地突出或刪去某些方面，進行藝術虛構，利用各種藝術手段來宣傳自己的社會政治思想，等等。所以，《三國演義》并不是簡單地復述三國的歷史人物和歷史事實，而是一部經過藝術構思和藝術加工的文學作品。它一定程度地描寫了封建社會各階級的階級關系和生活面貌；暴露了封建統(tǒng)治者的某些罪惡；提供了認識封建社會政治、軍事斗爭的部分材料；并塑造出一些較有影響的人物形象，在藝術上頗具特色。但是，在封建社會里，地主階級的思想是占統(tǒng)治地位的思想。封建文人編修的史書，固然是為維護封建制度服務的，即使是民間的、或接近于民間的文藝，也經常受到地主階級思想不同程度的侵蝕。因此，在民間流行的平話和戲曲，有的封建意識也相當濃重，如《三分事略》、金元戲曲中的三國戲，封建意識就十分明顯?！度龂萘x》的作者從維護封建統(tǒng)治立場出發(fā)，不但承襲了“正史”和平話、戲曲中的一些封建意識，而且還根據當時封建統(tǒng)治的需要，某些方面有所強化，這應該引起注意。由此可知，《三國演義》的思想內容比較復雜，它展示了三國的歷史畫卷，描寫了封建統(tǒng)治階級內部斗爭，暴露他們兇殘陰險的種種罪惡，在封建統(tǒng)治者殘民以逞之下，不難看出廣大人民遭受蹂躪的痛苦和不幸。另外《三國演義》在鼓吹實施“王道”“仁政”的同時，歌頌封建統(tǒng)治階級和封建統(tǒng)治；反對農民革命；鼓吹“英雄”史觀、神權思想和封建迷信；提倡封建道德，特別宣揚“忠”“義”等。因此，我們一定要遵照毛澤東同志關于“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華”的教導，有批判地閱讀《三國演義》，把這部小說當作了解我國古代歷史的一種思想材料。
《三國演義》反映了公元三世紀前后黃巾起義與被鎮(zhèn)壓的過程，廣泛而具體地描寫了魏、蜀、吳等封建統(tǒng)治集團內部斗爭，反映了當時某些歷史情況。
東漢末年是個土地兼并劇烈、地主剝削殘酷、官府徭役繁重、政治腐敗不堪的黑暗時代。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有反抗。地主階級對于農民的殘酷的經濟剝削和政治壓迫，迫使農民以武裝斗爭來反對地主階級的統(tǒng)治。一場規(guī)模巨大的農民起義——黃巾起義，終于在公元一八四年像一聲霹靂，猛然地爆發(fā)了。黃巾起義有力地打擊了當時的封建統(tǒng)治，動搖了它的基礎，直接威脅著東漢王朝的生存。地主階級為了挽救覆滅的命運，對黃巾起義軍進行瘋狂屠殺。黃巾起義軍雖然在血腥鎮(zhèn)壓下失敗了，但罪惡的東漢王朝也在農民起義的沖擊下，無法再維持對全國的統(tǒng)治。地主階級內部各派武裝集團在殘酷鎮(zhèn)壓農民起義的基礎上，不擇手段地發(fā)展勢力，擴大地盤，他們之間面臨著一場為奪取全國最高統(tǒng)治權的血腥斗爭。在鎮(zhèn)壓黃巾起義過程中產生和壯大起來的大小地主武裝，為了取代東漢王朝，攫取財產和權力，進行了勾心斗角的政治斗爭和頻繁的軍事混戰(zhàn)。《三國演義》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這種情況。我們可以看到：“四方百姓，裹黃巾從張角反者四五十萬”，聲勢浩大，“官軍望風而靡”，在這種火燒眉睫的情況下，封建統(tǒng)治者一面“火速降詔，令各處備御”（第一回），負隅頑抗；一面調兵遣將，向黃巾起義軍反撲過來。各地豪強地主也紛紛搜羅了大批地主階級的地方武裝，配合“官軍”圍攻起義軍。原先相互爭斗著的統(tǒng)治階級內部各政治派別和軍事集團，在維護地主階級政權的共同目標上，又相互勾結起來，采取聯(lián)合行動，對起義軍進行瘋狂鎮(zhèn)壓。當農民革命歸于失敗后，官僚豪強間又重新進行混戰(zhàn)。漢靈帝死，少帝劉辯繼位，何進掌權，宦官殺何進，袁紹又起兵殺宦官，董卓趕走袁紹，后來又廢劉辯而立獻帝劉協(xié)。各有野心的官僚豪強，朝野呼應，反對董卓。王允設計殺死董卓，而董卓的部屬李傕、郭氾之輩又大殺王允和其他官僚。以袁紹為首的十七鎮(zhèn)諸侯，以討伐董卓為名義，先后割據一方，混戰(zhàn)互殺。從鎮(zhèn)壓黃巾起義中起家的曹操、劉備和孫堅，在多次戰(zhàn)爭中，一步步擴大勢力。曹操自“移駕幸許都”后，使用漢獻帝名義發(fā)號施令，經過十一年的長期角逐，基本上統(tǒng)一黃河流域，成了割據中原地帶的大軍閥。赤壁大戰(zhàn)以后，決定了曹操、劉備、孫權三國分立的形勢。此后，三國之間又混戰(zhàn)了七十二年，全國才得到統(tǒng)一。這些大小豪強、軍閥，正像魯迅所描繪的：“他們都是自私自利的沙，可以肥己時就肥己，而且每一粒都是皇帝，可以稱尊處就稱尊?！保ā赌锨槐闭{集·沙》）他們?yōu)榱藸帄Z統(tǒng)治權，今天這幾個集團聚集在一起，明天又破裂了；今天那幾個集團勢不兩立地互相混戰(zhàn)，明天又杯酒言歡了?！度龂萘x》有關這種情況的描寫，從不同角度反映了地主階級內部，爭權奪利的斗爭是永無休止的。這在剝削階級占統(tǒng)治地位的社會，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因此，《三國演義》的這種描寫不僅有助于我們了解封建社會的歷史，而且對認識剝削階級的實質也有所幫助。
《三國演義》在反映這些政治軍事集團爭權奪利的尖銳斗爭時，還描寫了一個個政治騙局，一幅幅勾心斗角、爾虞我詐的場景。第七十八回寫孫權勸曹操做皇帝，就是一個例子。孫權這獨霸一方的大豪強，是早在做皇帝夢的野心家。但當他殺了關羽，吳、蜀聯(lián)盟破裂，形勢不利時，就遣使上書曹操，“伏望”曹操“早正大位，遣將剿滅劉備”，自己愿意“率群下納土歸降”。孫權這種做法是圈套，企圖讓曹操和劉備之間發(fā)生戰(zhàn)爭，同時，使擁漢派進一步反對曹操，所以這正是陷害曹操的一種手段，正如曹操所說“是兒欲使吾居爐火上耶！”又如第一百六回、一百七回，司馬懿奪取曹爽兵權前，以“衰老病篤，死在旦夕”及其他種種假象麻痹曹爽，使曹爽感到“吾無憂矣！”然后發(fā)動突然襲擊，一下致曹爽于死地。諸如此類的陰謀詭計，在《三國演義》中是屢見不鮮的。其實，這些也正是剝削階級一貫使用的手法，他們不僅用來對付人民群眾，而且也用來對付本階級的政敵，這是剝削階級的反動本質所決定的。因此，《三國演義》的這些描寫，對于我們了解剝削階級的狡詐手段，識破他們的陰謀詭計，具有一定的認識作用。
這些大小豪強、軍閥，兩手都沾滿被壓迫人民的鮮血，一次次爭權奪利的混戰(zhàn)，帶給人民的是無窮無盡的災難。如寫董卓：“嘗引軍出城，行到陽城地方，時當二月，村民社賽，男女皆集。卓命軍士圍住，盡皆殺之，掠婦女財物，裝載車上，懸頭千馀顆于車下，連軫還都，揚言殺賊大勝而回?！保ǖ谒幕兀┒坑陕尻栁鬟w長安，臨行大肆燒掠，使洛陽內外“二三百里，并無雞犬人煙”。既行，“盡驅洛陽之民數(shù)百萬口，前赴長安。每百姓一隊，間軍一隊，互相拖押；死于溝壑者，不可勝數(shù)。又縱軍士淫人妻女，奪人糧食；啼哭之聲，震動天地。如有行得遲者，背后三千軍催督，軍手執(zhí)白刃，于路殺人?！保ǖ诹兀┒渴沁@樣，其他豪強、軍閥也何嘗不如此！“吾為天下計，豈惜小民哉！”（第六回）最能說明他們共同的階級立場。當時，社會生產力遭受空前破壞，人民大量被屠殺，地主和農民過著兩種截然不同的生活。人民生活在饑寒交迫、水深火熱之中，“百姓皆食棗菜，餓莩遍野”（第十三回），而以董卓之流為代表的地主階級，則過著奢侈豪華、縱欲無度的生活，“別筑郿塢”，“內蓋宮室，倉庫屯積二十年糧食；選民間少年美女八百人實其中，金玉、彩帛、珍珠堆積不知其數(shù)”（第八回），形成兩個階級鮮明的對比。這些赤裸裸地暴露了他們是以殘殺人民來建立他們的反動專制統(tǒng)治，以人民群眾的血淚和尸骨來維護他們荒淫無恥的生活的。
然而，作者描寫這一切的主要目的，并不是為了揭露封建統(tǒng)治的罪惡，在很大程度上是作者用來歌頌“王道”的一種陪襯。所以，他在批判董卓等人的同時，卻又通過其“正面”人物來贊揚、美化封建統(tǒng)治階級，大肆宣揚“王道”。
為了欺騙人民群眾，地主階級一直極力鼓吹“王道”。他們說，“王道”是封建統(tǒng)治的“正道”，實行“王道”的封建統(tǒng)治者是“寬仁愛民”的，人民對這樣的統(tǒng)治者則“心悅誠服”?！度龂萘x》把劉備美化成一個“仁慈”的、備受人民“愛戴”的統(tǒng)治者，也正是把他作為“王道”的化身來進行歌頌的。在寫劉備從新野、樊城撤退的那些章節(jié)里，這一點表現(xiàn)得尤為突出。在作者筆下，劉備對人民群眾何等關心，為了人民群眾，他竟然把自己的安危都置于度外了；至于人民群眾對于劉備，更是竭誠“愛戴”，寧可死去，也不愿離開劉備。作為封建統(tǒng)治者的劉備和廣大人民群眾之間，不但沒有絲毫的矛盾對立，而且簡直到了共命運、同休戚的地步。這種描寫，企圖使人們去憧憬劉備這樣的施行“王道”政治的封建統(tǒng)治者。但在實際生活中，封建統(tǒng)治者與人民群眾不可能會出現(xiàn)這種魚水般的融洽關系；歷史上，也沒有存在過這種情況。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三國演義》通過劉備鼓吹“王道”的同時，還把他寫成封建王朝的“正統(tǒng)”代表。在漢獻帝做皇帝的時候，劉備對漢獻帝忠心耿耿，他看到“朝廷陵替，綱紀崩摧，群雄亂國，惡黨欺君”，悲憤得“心膽俱裂”（第三十七回），決心“伸大義于天下”（第三十八回），為重整漢王朝而奮斗。當漢獻帝被廢以后，劉備在四川做了皇帝，以繼漢統(tǒng)，作者就把蜀漢作為三國的“正統(tǒng)”。而對于董卓、曹操之流，作品則一再斥責他們?yōu)檫`反“綱紀”、破壞“正統(tǒng)”的“亂臣賊子”，所謂“名雖漢相，實為漢賊”。這就是說，封建王朝的“正統(tǒng)”、封建制度（即所謂“綱紀”）的忠實維護者，就是“仁慈愛民”、實行“王道”的人，而人民的災難，則是由“亂臣賊子”破壞封建“綱紀”所造成的；所以就封建統(tǒng)治的本質來說，是保護人民、跟人民利益相一致的。從這里我們可以進一步看到，《三國演義》作者批判董卓、曹操等人物，跟他的歌頌“正統(tǒng)”、鼓吹“王道”一樣，都是為了維護封建統(tǒng)治。
也正是從這種維護封建統(tǒng)治的立場出發(fā)，《三國演義》對農民革命直接進行了誣蔑。小說所寫的黃巾軍，是漢末一次偉大的農民起義運動。毛澤東同志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中深刻指出：“在中國封建社會里，只有這種農民的階級斗爭、農民的起義和農民的戰(zhàn)爭，才是歷史發(fā)展的真正動力?！钡髡邊s一再誣蔑他們是“黃巾賊”，并通過小說中所謂“正面”人物之口，公然主張把農民起義軍斬盡殺絕，“今海內一統(tǒng)，惟黃巾造反；若容其降，無以勸善”（第二回），反對農民革命的態(tài)度，十分堅決，十分鮮明。但在這里，卻也就同時暴露了“王道”的虛偽性。正如魯迅所指出，在剝削階級統(tǒng)治的社會里，“其實是徹底的未曾有過王道”（《且介亭雜文·關于中國的兩三件事》）。封建統(tǒng)治階級吹噓的什么“仁慈愛民”、“廣布恩德”，全都不過是欺騙人民、麻痹人民革命意志的虛偽口號，在這些口號的背后，是對人民群眾極端殘酷的屠殺和迫害。大肆宣揚“王道”“仁政”的《三國演義》，同時卻又公然主張把起義人民斬盡殺絕，這也就有力地說明了作者歷史的和階級的局限。
總之，《三國演義）雖然為我們提供了若干對于封建社會的歷史具有認識意義的材料，但也宣揚了錯誤的有害的封建思想。所以，我們必須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進行分析批判，剔除它的封建性糟粕，明確認識作品所歌頌的“王道”、“仁政”完全是不真實的。封建社會真正代表地主階級和體現(xiàn)封建統(tǒng)治者意愿的，不是那一類實現(xiàn)所謂“王道”“仁政”的“仁君”，而是另一類殘民以逞的所謂“亂臣賊子”。
三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chuàng)造世界歷史的動力。”這是一條顛撲不破的馬克思主義真理。然而，剝削階級卻總是千方百計地歪曲事實，把歷史說成是少數(shù)剝削階級的“英雄”人物所創(chuàng)造的，《三國演義》的作者也同樣如此。作品所著重塑造的兩個藝術形象——劉備和曹操，是統(tǒng)治階級內部兩個對立的人物，如劉備告訴龐統(tǒng)所說：“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與操相反?！保ǖ诹兀┳髡哒詮娏业摹皳韯⒎床堋钡恼蝺A向，描寫在同一事件上曹、劉兩種截然相反的表現(xiàn)，這種描寫充滿全書。然而，無論是贊揚還是鞭答，無論是正面人物還是反面人物，作者都宣揚了“英雄”史觀。
《三國演義》把劉備描寫為一個理想化的統(tǒng)治者、施行“王道”“仁政”的代表，他的封建統(tǒng)治階級的本質，被大量虛聲美詞掩蓋著?！度龂萘x》否定黃巾起義推動歷史發(fā)展的偉大作用，而那些殘酷鎮(zhèn)壓黃巾起義、向農民進行反攻倒算的封建統(tǒng)治者，卻被當作歷史的創(chuàng)造者來吹捧。在陶謙把徐州讓給劉備而劉備固辭不受時，作者安排了這樣的情節(jié)：“次日，徐州百姓擁擠府前哭拜曰：‘劉使君若不領此郡，我等皆不能安生矣！’”（第十二回）在劉備軍隊于博望坡大破曹兵，“班師回新野”時，作者又安排了這樣的情節(jié)：“新野百姓望塵遮道而拜，曰：‘吾屬生全，皆使君得賢人之力也！’”（第三十九回）在這種顛倒歷史的描寫中，封建統(tǒng)治者劉備就成了救世主。為了表現(xiàn)劉備如何受到人民擁護，竟寫了獵人劉安殺妻獻肉這樣的情節(jié)。劉備兵敗徐州時，人民“皆爭進飲食”，獵戶劉安“欲尋野味供食，一時不能得，乃殺其妻以食之”（第十九回）。這種不真實的對地主階級的吹捧，加重了劉備形象的虛偽性。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指出：“欲顯劉備之長厚而似偽”，是最切當?shù)呐u。作為劉備對立面的曹操，卻是《三國演義》描寫相當突出的人物。
歷史上的曹操是一個著名的政治家、軍事家和詩人，在分裂混亂的三國時期，對統(tǒng)一我國北方，曾起過相當?shù)淖饔?。《三國演義》沒有肯定這些作用，把他作為破壞“正統(tǒng)”、違反“綱紀”的亂世奸雄來否定，反映了作者儒家的政治觀點，“這不是觀察曹操的真正方法”（魯迅：《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然而，《三國演義》在曹操的形象中，卻反映了封建統(tǒng)治階級殘酷、狡詐的特點，具有深刻的典型意義。
曹操也是農民起義的死敵，鎮(zhèn)壓黃巾起義軍的劊子手，他在豪強大混戰(zhàn)的過程中，一步步擴大勢力，最后取得“挾天子以令諸侯”的地位和權勢。曹操的人生哲學是“寧教我負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負我”，這是剝削階級處世哲學的集中和概括。曹操具有極端的損人利己的特性，具有無窮的貪欲和權勢欲，曹操身上，集中了封建統(tǒng)治階級全部惡劣品質。對于這個封建地主階級的代表人物，《三國演義》是通過豐富具體的細節(jié)和心理活動的描寫，把他突現(xiàn)出來的。在他身上，具有多方面的復雜的性格特征。作為一個群雄割據的強者、勝利者，在風云突變的年代，曹操能認識各個集團的長處和弱點，了解事變發(fā)展過程中的各種矛盾，善于發(fā)現(xiàn)人才、使用人才等，反面人物曹操，沒有被寫成淺顯的、一眼可以看穿的壞蛋。在他身上，狡詐和殘暴得到特別深刻的表現(xiàn)。如上所述，曹操有謀略，也有才干，但他的所謂“謀略”和“才干”是為他的極端的唯我主義服務的，因此，“謀略”使他更狡詐，“才干”使他更殘暴。曹操出于恐懼猜忌，殺了呂伯奢一家；因為要引誘呂布，卻將擄來的群眾當炮灰；為了報父仇，在攻打徐州時，軍隊所到之處“殺戮人民，發(fā)掘墳墓”（第十回），真是壞事干盡。然而，他又千方百計地把自己裝扮成好人，常常用假仁假義和小恩小惠來洗滌沾滿兩手的鮮血。他打著漢獻帝的旗幟發(fā)號施令，北討南伐，明明是發(fā)展自己政治、軍事勢力，取代劉漢王朝，卻標榜為“與國家除兇去害”、“拯救黎民”；明明是自己下令克扣軍糧，卻借倉官的頭來安定軍心；為了防范行刺，殺死侍者而佯裝不知；表示軍法嚴明，還耍出“割發(fā)權代首”的把戲。如此種種，不一而足。
很清楚，作者對曹操是持否定態(tài)度的。然而，是英雄創(chuàng)造歷史，還是人民創(chuàng)造歷史？封建地主階級思想家都認為是前者而不是后者，《三國演義》作者以為曹操既是“亂臣賊子”，但又是人類歷史和人民群眾命運的主宰者，征張繡時，命令軍士不準踐踏麥田，“百姓聞諭，無不歡喜稱頌，望塵遮道而拜?！保ǖ谑呋兀┰诓懿俑鷦湟黄鹣麥鐓尾家院?，“百姓焚香遮道，請留劉使君為牧。操曰：‘劉使君功大，且待面君封爵，回來未遲?！傩者抵x。”（第二十回）總之，在劉備面前也好，在曹操面前也好，人民群眾都只有哀求、叩拜的份兒，他們被作者歪曲成了毫無作為的“群氓”，而封建統(tǒng)治階級的代表人物——無論是“漢賊”還是“皇叔”，都被吹捧成了掌握人民命運、支配歷史進程的“英雄”。盡管作者對劉備和曹操的褒貶非常明顯，但這兩個人物的塑造，卻共同反映出作者的英雄史觀。
與此同時，《三國演義》還大肆吹噓這些封建統(tǒng)治者的天賦才能，把他們之所以能夠創(chuàng)造歷史，歸因于他們的“天賦”。如寫劉備，說他生下來注定要成為“貴人”，從小就有“大志”，與眾不同，“非常人也”（第一回）。寫曹操，則說他幼時就“有權謀，多機變”，從小就是“安天下”的“命世之才”（第一回）。并在《鄴中歌》里評論曹操說：“鄴則鄴城水漳水，定有異人從此起?！薄坝⑿畚从兴仔刂?，出沒豈隨人眼底？”“文章有神霸有氣，豈能茍爾化為群？”“安有斯人不作逆，小不為霸大不王？”（第七十八回）進一步把他寫成山川靈氣所鐘、超群出眾的“異人”。總之，在作者筆下，這些主宰歷史、驅策人民的“英雄”，都是“天生”的超人。
《三國演義》還借助“天命”來頌揚作者理想的“英雄”。據作者說，這些“英雄”人物之所以降生到世上來創(chuàng)造歷史，統(tǒng)治人民，全都是執(zhí)行上天的意旨，所謂“受命于天”。曹魏之所以破滅豪強，統(tǒng)一北方，固然是“天命”；劉備之終于做了皇帝，也是“天命有歸”（第三十五回）。因此，這些“應天而生”的封建統(tǒng)治者是受上天保護的。第三十四、五回，寫蔡瑁要害劉備，但由于“天意”、“神助”，劉備所騎的馬竟然“一躍三丈”，使他脫離了險地。第四十九、五十回，寫曹操在華容道之所以大難不死，是“天象”所定，“未合身亡”。書中還一再聲稱“順天者逸，逆天者勞”，“逆天而行，乃自取敗亡也”（第三十七回、一百二回）。因此凡成王稱帝者，總有“鳳凰來儀”“黃龍屢現(xiàn)”的征象，而每一重要將帥戰(zhàn)死，都有“帥旗忽折”“將星流墮”的預兆。作者宣揚這種“天命”思想，具有明顯的政治目的。在封建社會里，“政權、族權、神權、夫權，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縛中國人民特別是農民的四條極大的繩索?！保ā逗限r民運動考察報告》）《三國演義》的這種描寫，就正是利用神權思想為封建政權服務，要人民服服帖帖地接受這些被吹捧為“天生”“超人”的剝削階級代表人物的統(tǒng)治；并警告人們說，誰要敢于起來反抗，就是逆天行事，自取滅亡。這也就進一步暴露了，“英雄”史觀到最后總是不得不乞靈于“天命”之類的唯心主義的幽靈。
四
《三國演義》塑造了一些性格鮮明、影響深遠的藝術形象。這些屬于統(tǒng)治階級的人物形象，具有鮮明的階級烙印，并在不同程度上宣揚了作者的社會、政治思想。除上文提及的曹操等人物外，還有：郭嘉、夏侯惇、黃蓋、呂蒙、張飛、趙云、黃忠等等，其中尤以諸葛亮描繪得最為突出。
諸葛亮在作品中，是被作為杰出的政治家和軍事家來歌頌的，作者對他傾注了強烈的愛和崇敬，把他作為“忠貞”和“智慧”的化身，特別對諸葛亮的“智慧”，更是用盡筆力，大肆渲染。
馬克思主義深刻指出：認識來源于實踐。從歷史事實來看，諸葛亮在當時的地主階級統(tǒng)治集團中，是一個看問題比較敏銳、處事比較有膽識有謀略、能隨機應變的人，他具有這些長處，原因之一，是因為他重視實踐。例如，在曹操取得荊州、領兵南下時，諸葛亮曾向孫權分析當時形勢，預計到曹操必敗，就正是因為諸葛亮已經在曹操下荊州的過程中，經歷過戰(zhàn)爭的實踐，對敵我雙方的長處和弱點都已作了比較的緣故（見《三國志·先主傳》和《三國志·諸葛亮傳》）。而就《三國演義》看，在有些章節(jié)中，作者寫到諸葛亮之所以取勝，是由于他對具體情況進行了調查、分析的結果。如在有幾次戰(zhàn)爭中，諸葛亮事先實地觀察地形，調查對方兵力部署，根據地形和客觀實際情況，制定了有利的作戰(zhàn)方案，擊敗了敵人。又如諸葛亮敢于使用“空城計”，就是因為他對敵方將領的情況作了分析，知道司馬懿了解自己“生平謹慎，必不弄險”（第九十五回），從而利用司馬懿對自己長期形成的認識，采用了十分“弄險”的疑兵之計，解除了危機。從這些地方可以看到，諸葛亮的正確判斷，是在他長期實踐的基礎上形成的。然而，在更多的章節(jié)里，作者卻把諸葛亮寫成了“先知先覺”的人物，宣傳了唯心主義的先驗論。
諸葛亮一出場，他就告訴劉備：“亮夜觀天象，劉表不久人世?！保ǖ谌嘶兀┲T葛亮病重在五丈原，“自于帳中祈禳北斗。若七日之內主燈不滅，吾壽可增一紀；如燈滅，吾必死矣”。結果魏延飛步入告軍情，“竟將主燈撲滅”（第一百三回），真?zhèn)€能“知兇定吉，斷死言生”。為了突出諸葛亮，作品還一再寫他的“錦囊妙計”，每逢重要事件，他總要把裝有“妙計”的錦囊交給執(zhí)行任務的人，吩咐“到時開看”，不但根本不跟別人商量，而且也不讓執(zhí)行任務的人事先知道事情如何去做。一切都只是他那種能夠“先知”的“智慧”在起作用，其馀的人都只是被他的“智慧”所驅策的、被動的工具。至于“七星壇祭風”里，寫諸葛亮登壇作法、呼風喚雨等，更是荒誕不經的描寫。類似這樣的問題，還可以在“巧布八陣圖”、“班師祭瀘水”、“五丈原禳星”、“定軍山顯圣”中看到。魯迅批評《三國演義》“狀諸葛之多智而近妖”（《中國小說史略》），是極其確切的評價。俗語說：“三個臭皮匠，合成一個諸葛亮”，也正說明了諸葛亮不是超凡的“先知”、不可企及的“天才”。最富于斗爭實踐的是人民群眾，人民群眾具有無限的聰明才智，諸葛亮形象的塑造，概括了集體的智慧和才能。
對于諸葛亮的所謂“忠貞”方面，小說也給以多方面的描寫。諸葛亮忠于劉備，劉備死后，繼續(xù)盡忠于阿斗（劉禪），為了報答“三顧草廬”和“臨終托孤”的知遇之恩，他“親理細事，汗流終日”，以至于“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第一百三回、九十七回）。諸葛亮“忠貞”的出發(fā)點，既有封建的“正統(tǒng)”觀念，也有“士為知己者死”的“義”的思想。在三國鼎立的形勢下，小說描寫了成批的謀臣策士，諸葛亮也是其中一員。屬于知識階層的這支隊伍，盡管他們的思想、才能、性格各有不同，但都從封建統(tǒng)治階級立場出發(fā)，以個人恩怨依附于某一個政治集團，與某一個統(tǒng)治主建立君主臣屬關系；有時用兄弟、朋友等形式來表現(xiàn)這種關系，但并沒有改變階級關系的實質。因此，作為蜀國“賢相”的諸葛亮，他是矢忠于劉氏天下的。然而，諸葛亮的形象，又不是用封建主義的“愚忠”所能完全概括。作者通過刻劃他的所謂“謹慎”、“謙遜”、“嚴于責己”等個人品質，通過一系列經過美化的“清明”政治措施，來突出這一形象，把他塑造成封建社會“完人”的典型。在社會動亂、政治黑暗的年代里，作者把希望寄托于所謂杰出的政治家，盼望由他們來實施“王道”和“仁政”。
關羽也是《三國演義》著力描寫的人物，作者精心刻劃他“神威勇武”的一面，在眾多的戰(zhàn)將中，他出類拔萃的氣概最為突出?！皽鼐茢厝A雄”、“誅顏良、文丑”表現(xiàn)他萬人敵的“勇武”，“臨江會”、“單刀會”突出他凜然不可犯的“神威”，“刮骨療毒”寫他沉著的“大丈夫”氣概?？傊?，作者力圖通過許多夸張傳神的描繪，使關羽成為一個“英雄”人物。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指出的“惟于關羽，特多好語”，也是指他的“豐采”和“勇力”而言的。
《三國演義》如此美化關羽，完全是為提倡封建的“忠”“義”思想。在關羽身上，“忠”和“義”是結合在一起的。關羽之與劉備、張飛“桃園結義”，具有明確的政治企圖。他們“聞黃巾倡‘亂’，有志欲破‘賊’安民”，所以“結為兄弟”，以便“同心協(xié)力”地“上報國家，下安黎庶”；并發(fā)誓說，決不“背義忘恩”（第一回）。這就清楚說明了，他們所標榜的“義”，是以反對農民起義、維護封建統(tǒng)治作為首要內容的，階級性十分鮮明。然而，由于封建統(tǒng)治階級內部矛盾也很尖銳，劉、關、張“桃園結義”以后，不但共同鎮(zhèn)壓了黃巾起義，而且還以“誓扶漢室”為旗幟，跟地主階級內部其他派系進行了你爭我奪的斗爭。在這些斗爭中，關羽“義不負心，忠不顧死”，“披肝瀝膽”，效忠劉備，最終為劉備而“斷首捐軀”。《三國演義》的作者對此十分贊賞，稱許他為“天日心如鏡，《春秋》義薄云”（第七十七回）。由此可見，《三國演義》大肆吹捧關羽的“忠”“義”，不過是要人們效法關羽，在維護封建統(tǒng)治的前提下，為某一個封建主賣命而已。
正因如此，關羽也就為地主階級所特別重視。在陳壽的《三國志》中，關羽的地位，不過同張飛、趙云相等。宋、元的統(tǒng)治階級雖已先后尊關羽為“真君”和“武安王”，但就吹捧關羽的程度和規(guī)模來說，都遠遠不及明、清兩代。自從《三國演義》把關羽寫成“忠”“義”的化身以后，他就成為完全符合統(tǒng)治階級理想的人物，隨著《三國演義》的傳播，關羽在民間的影響就越來越廣。明、清的統(tǒng)治階級曾幾次封他為“大帝”，到處為他立廟，享受著跟孔丘同樣隆重的祭禮。這就清楚地說明，通過關羽鼓吹“忠”“義”的這種描寫，是多么適合封建統(tǒng)治者的需要。
也是為了提倡給封建主子賣命，《三國演義》還塑造了一系列所謂“忠臣”形象，如董承、王子服、吉平等等，他們?yōu)榱吮M忠漢獻帝，誅除“國賊”曹操，“雖滅九族，亦無后悔”（第二十三回）。后來因事情敗露，“全家老小”都被曹操所殺。作者對這些人極盡歌頌之能事，說他們“捐軀報圣明”，“千秋仰異名”；“忠貞千古在”，“誓死答君恩”。把這些人吹捧為流芳千古的模范人物。此外，在寫姜維等人物時，鼓吹了封建的“孝道”，在寫孫夫人等人物時，鼓吹了封建的“節(jié)烈”。由此可見，《三國演義》所塑造的人物形象，是貫穿了作者的社會、政治觀點的。通過這些形象，作者宣揚了封建的“仁政”、“英雄”史觀、唯心的先驗論和封建道德等。因此，我們對于這些藝術形象，也必須首先認清其思想實質。
五
善于描寫戰(zhàn)爭，提供封建社會戰(zhàn)爭的某些有價值的研究材料，是《三國演義》具有積極意義的又一個重要方面。
毛澤東同志在《中國革命戰(zhàn)爭的戰(zhàn)略問題》一文中說：“戰(zhàn)爭——從有私有財產和有階級以來就開始了的、用以解決階級和階級、民族和民族、國家和國家、政治集團和政治集團之間、在一定發(fā)展階段上的矛盾的一種最高的斗爭形式?！睉?zhàn)爭既然成為解決矛盾的最高的斗爭形式，那么戰(zhàn)爭的勝負對于交戰(zhàn)雙方的得失存亡就有著決定的意義；研究和總結戰(zhàn)爭規(guī)律，以便認識和掌握這些規(guī)律，運用它去指導戰(zhàn)爭，取得斗爭勝利，是軍事科學發(fā)展的迫切要求，也是階級社會矛盾和斗爭發(fā)展的必然結果。三國時期是一個戰(zhàn)爭頻繁的年代，戰(zhàn)爭迫切要求發(fā)展軍事理論，同時也為軍事理論提供豐富的原料?！度龂萘x》寫作的時代是在封建社會后期，離三國時期已一千多年，其間又經歷了許多戰(zhàn)爭的實踐，使總結戰(zhàn)爭規(guī)律的軍事著作和描寫戰(zhàn)爭的史傳文學有了新的內容，作者吸取了這些方面的成果，并根據元末明初的戰(zhàn)爭的體會，特別擅長關于戰(zhàn)爭的描寫。《三國演義》描寫戰(zhàn)爭的成就是值得注意的，許多戰(zhàn)略戰(zhàn)術的運用，大體上符合軍事科學的原則，而且還寫了具有某些樸素的辯證法因素的事例，描寫戰(zhàn)爭的藝術方法也是豐富多樣的。
例如袁曹官渡之戰(zhàn)，戰(zhàn)爭一開始，雙方的力量對比、客觀條件的優(yōu)劣差別很大。袁紹起人馬七十萬，糧食充足，且具有地理上的有利形勢；曹軍只有七萬，糧食將盡，地理上也不利。但由于曹軍這一方采取正確的戰(zhàn)略戰(zhàn)術，利用和擴大袁軍決策錯誤、軍心渙散的弱點，集中優(yōu)勢兵力，襲擊袁軍屯糧之處，火燒糧草輜重，一戰(zhàn)而勝，乘勝再下，各個擊破，取得擊潰和全殲主力的勝利。相反，袁紹主觀指導錯誤，完全喪失較好的優(yōu)勢和主動地位，遭受失敗。毛澤東同志在《論持久戰(zhàn)》中指出：“主觀指導的正確與否，影響到優(yōu)勢劣勢和主動被動的變化，觀于強大之軍打敗仗、弱小之軍打勝仗的歷史事實而益信?！惫俣芍畱?zhàn)強弱雙方的轉化，體現(xiàn)了在客觀物質基礎上必須充分發(fā)揮主觀能動性的重要意義。
《三國演義》寫吳蜀彝陵之戰(zhàn)，吳軍連敗十馀陣之后，陸遜下令不許迎戰(zhàn)，即使蜀軍在陣前“辱罵百端”，“解衣卸甲，赤身裸體，或睡或坐”，也堅守不出，采用戰(zhàn)略退卻的方針，促使蜀軍向驕傲、焦躁、疲憊、松懈、輕敵方面轉化，以至劉備“移營夾江，橫占七百里，下四十馀屯，皆依溪傍澗，林木茂盛之處”（第八十四回），造成吳軍戰(zhàn)略反攻的極好條件，結果劉備全軍覆沒。“有名的大戰(zhàn)，都是雙方強弱不同，弱者先讓一步，后發(fā)制人，因而戰(zhàn)勝的?！保ā吨袊锩鼞?zhàn)爭的戰(zhàn)略問題》）退讓一步，不是懦弱，目的是調動敵人，促使事物向有利于自己方面轉化。戰(zhàn)爭同其他一切事物一樣，都存在著相反相成的對立面，要研究攻守、進退、動靜、勞逸、利害、得失等對立面轉化的規(guī)律，認識和掌握這些規(guī)律，就能促成事物轉化，可以勝利地指揮戰(zhàn)爭。
《三國演義》的戰(zhàn)爭描寫，還注意分析矛盾的特殊性，用不同的戰(zhàn)術解決不同的戰(zhàn)役?！度龂萘x》寫戰(zhàn)爭，不是千篇一律地寫雙方對陣，在作者筆下，大大小小無數(shù)次戰(zhàn)斗都千變萬化、各有特色，反映了現(xiàn)實戰(zhàn)爭的矛盾特殊性，和解決矛盾的戰(zhàn)略戰(zhàn)術的多樣性。“火燒赤壁”、“水淹七軍”，一是火攻，一是水攻，采取兩種不同戰(zhàn)術，都是根據天時、地形和特定的具體的戰(zhàn)爭條件決定的。具體地分析具體情況，做到“知己知彼”，才能作出比較正確的判斷，解決不同的具體問題。諸葛亮“安居平五路”就是一個例子。曹丕發(fā)大兵五十萬，五路并進，攻打蜀漢，引起全國震驚。由于諸葛亮善于具體地分析實際情況，了解每一路將領的才能、特點、地形的險要，以及他們內部的矛盾關系等等，采取了不同的對策和措施，終于化險為夷。相反，如果不去研究矛盾各方面的特點，不是采用不同的方法去解決不同的矛盾，其結果總是要把事情弄壞。《三國演義》曾塑造了一個軍事教條主義者馬謖的形象。馬謖奉命去守街亭，他不是具體分析街亭的攻守形勢、敵我情況，作出切合實際情況的戰(zhàn)斗部署。卻不用腦筋地背誦古兵法上的公式：“兵法云：‘憑高視下，勢如劈竹’”，“孫子云：‘置之死地而后生’”，他照書本上的公式畫瓢，作出違反實際情況的錯誤決定，結果街亭失守，破壞了全局的戰(zhàn)略部署。
《三國演義》寫戰(zhàn)爭運用的戰(zhàn)略戰(zhàn)術是豐富多樣的，例如：從多種矛盾中找主要矛盾、戰(zhàn)役的持久與速決、判斷戰(zhàn)況的假象與真象等等，都具有一定的認識作用?！度龂萘x》描寫的戰(zhàn)爭是封建統(tǒng)治集團的戰(zhàn)爭，它不同于農民戰(zhàn)爭。戰(zhàn)爭從來就有正義和非正義的區(qū)分。兩種不同性質的戰(zhàn)爭，有著兩種不同的發(fā)展規(guī)律；某些戰(zhàn)爭規(guī)律具有普遍意義，但是不同階級應用這些規(guī)律，卻有著鮮明的階級內容?！度龂萘x》在描寫戰(zhàn)爭方面是有成就的，但是應該看到作者的鮮明傾向是：“將帥”決定戰(zhàn)爭的一切，“兵士”幾乎是虛設的，人民更是毫無地位。這種顛倒歷史的現(xiàn)象，是“英雄”史觀的一種表現(xiàn)；有些情節(jié)，則反映出作者唯心主義的先驗論觀點。另外，《三國演義》雖然描寫了某些具有辯證法因素的戰(zhàn)爭事例，但作者對于唯物辯證法的科學規(guī)律，沒有也不可能有自覺的認識；只有用毛澤東思想進行分析，這些事例內在的唯物辯證法原則才能被人們所認識。
八
取材于歷史，又不為歷史事實所限制，是《三國演義》創(chuàng)作方法的一個特點。小說取材的來源已經指出過，它包含兩方面：一類是歷史書，像陳壽《三國志》和裴松之《三國志注》等；一類是民間和文人關于三國故事的創(chuàng)作。魯迅曾經指出創(chuàng)作《三國演義》處理題材的問題：“據正史即難于抒寫，雜虛詞復易滋混淆”（《中國小說史略》）。小說卻比較妥善地解決了上述問題。在藝術創(chuàng)作的長期過程中，作者沒有完全拘泥于歷史事實，但也沒有全部摒棄它，而是依據作者生活的那個時代現(xiàn)實，對歷史題材有選擇地加以取舍；吸取前人創(chuàng)作成果，通過藝術構思進行再創(chuàng)造，塑造出具有一定認識意義和藝術價值的人物。正如魯迅所說：“藝術的真實，非即歷史上的真實，我們是聽到過的，因為后者須有其事，而創(chuàng)作則可以綴合、抒寫，只要逼真，不必實有其事也。”（《魯迅書簡》第六○五頁）以曹操的形象來說，這個人物的真實性問題，一向是爭論最多的?！度龂萘x》中的曹操不是歷史上曹操的翻版。曹操性格如此復雜、深刻，是在各個時代藝術加工過程中形成的，作者通過對現(xiàn)實的觀察、研究、分析，加深對封建社會“英雄”性格的認識，不斷深化人物的性格特征。這樣經過再創(chuàng)造的人物，已經不是歷史上的曹操所能包容，在這個形象中，同時也體現(xiàn)了歷史上其他“亂臣賊子”的某些特征。《三國演義》的這一特點，為明代其他歷史演義小說所不及?！缎≌f枝談》記述《列國志》創(chuàng)作情況，指出它是把“《左傳》、《國語》、《戰(zhàn)國策》諸書……一一取而充塞其篇幅”。明代這種依據史書記載，裝點成小說的形象，是十分普遍的，其成就和影響都遠遠不及《三國演義》。
《三國演義》展示了封建統(tǒng)治階級的人物畫廊，其中有的是栩栩如生的藝術典型，它塑造人物的藝術特點是：
在現(xiàn)實矛盾的斗爭中，用人物自己的言行，表現(xiàn)他們的性格。赤壁之戰(zhàn)是決定三國分立的決定性事件，曹、孫、劉三個集團，為發(fā)展自己的力量進行了拚死的斗爭。出現(xiàn)在這次歷史性舞臺上的人物有：諸葛亮、孫權、周瑜、魯肅、黃蓋、曹操、蔣干等十幾個人物。諸葛亮出使東吳，揭開了多種矛盾沖突的序幕。曹操大軍壓境，東吳內部“主戰(zhàn)派”和“主降派”之間，開始了激烈的斗爭。在兩派各自陳述“戰(zhàn)”“降”的利弊中，孫權動搖于兩者之間，既害怕曹操的強大兵力，不敢應戰(zhàn)；又不愿向曹操稱臣投降。作者通過孫權一再“沉吟不語”、“低頭不語”，以及數(shù)次反覆，來寫他內心矛盾。作者從東吳“主戰(zhàn)”“主降”兩派矛盾沖突中，通過孫權自己的言行和心理活動的具體描寫刻劃出他患得患失的性格特征。不僅孫權如此，諸葛亮機警、雄辯、多謀略，周瑜氣量狹窄，魯肅小心拘謹，黃蓋、闞澤勇敢沉著等，也都給讀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各個人物不同的性格特征，以人物各自不同的言行顯現(xiàn)出來，達到性格和言行的和諧一致，人物性格個性化得到異常生動的表現(xiàn)。即便如兩次短暫出場的蔣干，雖然著墨不多，卻由他自己的言談舉動，活現(xiàn)出一個愚蠢而又自作聰明的人物。這種直接描寫人物言行的白描手法，其藝術表現(xiàn)力，超過作者的側面敘述。劉禪是一個處在重要地位的人物，作者并不缺少對他性格的側面敘述，但形象不鮮明。第一百十九回，寫他做了俘虜后的“樂不思蜀”，從劉禪的言語、體態(tài)、神情中，描寫他的昏庸、低能，卻成為一段表現(xiàn)人物性格非常出色的文字。
運用生動的細節(jié)描寫，突出人物的性格特征。作者在塑造曹操這一形象時，精心選擇了細節(jié)描寫，如第十七回“借頭壓軍心”一節(jié)，寫曹操攻打袁術時，軍糧將盡，接濟不及，命令倉官王垕“以小斛分散”，不料士兵怨聲四起。“操乃密召王垕入曰：‘吾欲問汝借一物，以壓眾心，汝必勿吝?！瘓嬙唬骸┫嘤煤挝铮俊僭唬骸枞觐^以示眾耳?！瘓嫶篌@……?！弊髡咄ㄟ^這樣的細節(jié)描寫，有力地揭露了曹操的狠毒，暴露了封建統(tǒng)治者損人利己的惡劣品質，把細節(jié)描寫和人物的性格特征結合起來。細節(jié)不是使用那些偶然的、一般的、可有可無的細節(jié)，如第二十四回，寫劉備要袁紹出兵，乘虛進攻許昌，這是一次極好的出擊時機，袁紹卻為了小兒子生疥瘡而拒絕出兵。小說描寫他愁得“形容憔悴，衣冠不整”，灰心喪氣地嘆息：“吾有何心更論他事乎？”反映袁紹目光短淺、優(yōu)柔寡斷的懦夫性格。第一百三回，司馬懿在渭北打了敗仗，拒絕再出戰(zhàn)，諸葛亮送了婦女衣服，并在信中給以極大侮辱，以為挑戰(zhàn)?！八抉R懿看畢，心中大怒——乃佯笑曰：‘孔明視我為婦人耶？’即受之，令重待來使?！北憩F(xiàn)司馬懿隱而不露的陰險是很深刻的。某些細節(jié)的反覆著重描寫，使人物性格更加深化?！霸S攸問糧”寫曹操一再說謊，通過曹操裝模作樣的細節(jié)描寫，使一般的虛偽深化為奸詐，豐富和突出曹操典型形象的性格特征。
渲染環(huán)境氣氛，以加深人物性格的刻劃?！叭櫜輳]”一節(jié)，作者先后曲折地寫了司馬徽、徐庶對諸葛亮的介紹，影影綽綽地虛寫他非凡的才能，用氣氛來烘托人物形象。前二次劉備去隆中都沒有遇見，而臥龍崗靜謐秀麗的景色、蹤跡不定的“逸人隱士”、吟詩唱句的歌聲，以及劉備迫切求見的心情的描繪，達到情景交融，使氣氛更加神秘，引起人們渴望一見諸葛亮?！叭櫜輳]”氣氛的渲染，是作者為了美化劉備“求賢若渴”的封建政治家風度和神化諸葛亮的希世之才，為理想化的人物涂抹色彩。《三國演義》對曹操的幾次敗仗，寫得很生動，這就是在第六十回提到的：“濮陽攻呂布之時，宛城戰(zhàn)張繡之日；赤壁遇周郎，華容逢關羽；割須棄袍于潼關，奪船避箭于渭水。”這幾次戰(zhàn)役，曹操敗得相當慘，作者極力描寫他狼狽不堪的處境，氣氛也很悲涼，但是，處于窮途末路的曹操，有時會意想不到地連連大笑，這是用環(huán)境描寫來反襯曹操“頑強”“狡譎”的一面。環(huán)境描寫不是孤立的，只有和刻劃性格交融在一起，才能豐富藝術表現(xiàn)力。像“溫酒斬華雄”、“大戰(zhàn)長坂橋”，都是小說渲染環(huán)境、烘托氣氛極為生動的篇章。由于作者有聲有色地描繪出千軍萬馬奔騰呼嘯的氣氛，并在典型環(huán)境中刻劃性格，使關羽、趙云、張飛等的“勇武”氣概得到有力的表現(xiàn)。
在藝術結構方面，《三國演義》敘述了上百年的歷史，組織了眾多的人物和紛繁復雜的事件，正如明高儒所說：“陳敘百年，該括萬事”（《百川書志》）。小說前八十回，敘述漢末大小軍閥之間的兼并戰(zhàn)爭；小說后四十回，寫魏、蜀、吳三國之間的矛盾斗爭，直至晉統(tǒng)一全國。全文有頭有尾，前后呼應。小說以魏、蜀、吳三國的矛盾斗爭為主線，以描寫戰(zhàn)爭為主要情節(jié)，圍繞這條主線，串聯(lián)著數(shù)以百計的大小故事，參差錯落，然而前因后果都很清晰。在用筆上，有實寫、虛寫、詳寫、略寫，有時還運用插敘、倒敘，說明情節(jié)的來龍去脈；顯示了《三國演義》在結構上的成就。
間雜文言和白話是《三國演義》的語言特色。它改變正史的全部文言，這種“文不甚深，言不甚俗”（蔣大器《三國志通俗演義序》）的文詞，使具有一般閱讀能力的人都能看懂；跟平話相比，選詞用字較為精煉，抒情寫景也較細致。作者還注意用富有表現(xiàn)力的語言，表現(xiàn)人物性格，如張飛；個別地方也有生動的口語，如第五十四回，寫吳國太和孫權的對話。不過，類似這種較為成功的語言是不多的?！度龂萘x》保留了大量書面語，有些章節(jié)照抄史書原文，因此，這種間雜文言、白話的語言，比起《紅樓夢》、《水滸》等接近口語的語言來，就顯得遜色了。
《三國演義》是我國長篇歷史小說的開山之作，自它問世以后，我國歷史小說的創(chuàng)作才逐漸興盛。明清以來，上自寫盤古的《開辟演繹》，下迄記太平天國的《洪秀全演義》，包括各個歷史時代的歷史小說大量涌現(xiàn)；或以史事為主線，或以人物為中心，創(chuàng)作十分繁榮。另外，戲劇、曲藝等，也以《三國演義》的內容為題材，進行大量的創(chuàng)作和改編?！度龂萘x》以它取舍精當?shù)倪x材構思，引人入勝的故事情節(jié)，維妙維肖的人物刻劃，影響著后代文學藝術。不僅如此，即使在今天，它杰出的藝術成就，有分析有批判地加以借鑒，也應該是肯定的。
何磊
一九七三年八月
一九八二年八月修訂
校注說明
凡此一類，我們均依據明本，參酌史籍，加以改正。由于本書是普及性讀物，避繁不作校字記，此類改動，不及備列，舉例以概其馀。
毛本雖然是清初人所作的改訂本，其中依然保存著一些元明時代（來源可能更早）的用語。如“無徒”是流氓無賴的意思，“磨旗”是圓圈式地揮舞旗幟的意思，過去通行的排印本臆改為“強徒”、“麾旗”等。我社在前次整理時亦就發(fā)現(xiàn)所及，作了糾正。
再有，《三國演義》畢竟不同于一般小說作品，它是歷史小說，其中主要人物事跡絕大部分都是按照史籍記載的通俗演義。這樣，書中存在的好些人名、地名、官制名稱上的訛誤，似乎就沒有什么特別的理由要一任其繼續(xù)沿誤下去。校訂中對這一類地方，凡是比較顯著而不難考核的，也作了一些必要的改正。例如，第七回起寫到“桓階”，毛本、明本均作“桓楷”。此人《三國志·魏書》有傳，其他史籍亦同作“階”。似毋須拘執(zhí)版本，保留“楷”這個誤字，因即改為“階”。至于回末聯(lián)語中“求和桓階又遭殃”句平仄遂難再調，只好任之。又如，第十六回“表贈陳珪秩中二千石”，毛本、明本均作“表贈陳珪致中二千石”，通行的排本又改“致中”為“治中”?！爸隆弊钟迷诖颂幑倘毁M解，“治中二千石”之說既非漢制，且遠于事理，亦不可通（參看該回注釋）。因即據《三國志·魏書·呂布傳》改為“秩中二千石”。
現(xiàn)在這次，我們又就改版（橫排、簡體字）的機會，對全書再次作了核訂。除據大魁堂藏版的毛本，校改了舊排本沿襲的誤植外，又順著前次整理的途徑，作了一些補苴罅漏的工作，大致有這樣一些方面：
一、解決了過去正文中存疑的個別問題。如第八十回“極天察地”，“察”字疑“際”字之誤，今據清代寶經堂刊本正作“際”，“際”字是，從改。第八十一回“損將星于斗?！保皳p”字疑“隕”字之誤，今據同本正作“隕”，“隕”字是，從改。
二、在斷句標點上，也作了改進。糾正了舊本個別斷句失誤。如，第三十三回引袁紹的話：“吾南據河北，阻燕、代，兼沙漠之眾”，句讀是錯誤的，今改正為“吾南據河（黃河），北阻燕、代……”又如，第一百一回“（魏）延大敗，盡棄衣甲、頭盔、匹馬，引敗兵望木門道中而走”，今改正為“延大敗，盡棄衣甲、頭盔，匹馬引敗兵望木門道中而走”。另外有些地方，即使文義并無大別，但如何句逗更覺順適合宜，也盡可能地推敲斟酌，有所改進，如第一百七回“……奏永寧宮皇太后，令敕臣如奏施行?！苯窀臑椤啊嘤缹帉m；皇太后令，敕臣如奏施行。”
《三國演義》取材于東漢末年和魏、蜀、吳三國的歷史，從東漢靈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黃巾起義開始，一直敘寫到晉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吳亡為止，差不多整整一個世紀。晉朝史學家陳壽把這段歷史編成史書《三國志》，南朝宋人裴松之為《三國志》作注，博引群書，注文多出本文數(shù)倍，增補了許多材料。東晉習鑿齒的《漢晉春秋》，也是一本寫三國歷史的史書。同時，有關三國的故事一直流傳不斷。南朝宋劉義慶的《世說新語》著重記載魏晉名公士族的言談軼事。據杜寶《大業(yè)拾遺錄》記載，隋煬帝時已有曹瞞譙水擊蛟、劉備檀溪躍馬等水上雜戲。唐朝李商隱的《驕兒詩》“或謔張飛胡，或笑鄧艾吃”，可以看到，當時已用三國人物作為笑謔的材料。宋、元時代，三國人物已由民間藝人帶上講臺或舞臺，據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記載，北宋“說三分”（即說三國故事）已是“說話”中的獨立科目之一，并出現(xiàn)了專說“三分”的著名藝人。我們現(xiàn)在看到的三國故事的最早講史話本，是元初至元三十一年（公元1294年）刊刻的《三分事略》，可能就是宋人說話的底本。《三分事略》共分上中下三卷，從劉秀賞春、司馬仲相陰間斷獄開篇；正文從桃園結義開始，以諸葛亮病死結束，長達八萬多字，雖然敘寫簡率，但三國故事的始末已粗具梗概。金院本、元雜劇也常常搬演三國故事，現(xiàn)今存留的劇目就有四十多種，劇本有一、二十種。元末明初的《三國演義》就是在上述史書、雜記和平話、戲曲的基礎上寫成的，寫作者是羅貫中?！皳?，采小說，證文辭，通好尚”（高儒《百川書志》）的說法，是符合羅貫中寫作《三國演義》的實際情況的。
羅貫中的生平不見史傳，僅有的一些材料記載，多有參差，其中賈仲明《錄鬼簿續(xù)編》較為可信。他說羅貫中“太原人，號湖海散人。與人寡合。樂府、隱語，極為清新。與余忘年交，遭時多故，各天一方。至正甲辰復會，別來又六十馀年，竟不知其所終?！敝琳壮绞枪蝗哪?，羅貫中生活在元末明初，大約在一三三○到一四○○年間。他所寫的小說很多，相傳有數(shù)十種，現(xiàn)在留存的，除《三國演義》外，還有《隋唐志傳》、《殘?zhí)莆宕费萘x》和《三遂平妖傳》等。他亦能詞曲。所作的雜劇，除現(xiàn)存的《趙太祖龍虎風云會》以外，尚有《忠正孝子連環(huán)諫》、《三平章死哭蜚虎子》等二種。羅貫中經歷了元末的社會大動亂，他接近社會下層，目睹當時現(xiàn)實斗爭，對人民苦難深重的生活處境有所了解，對他們的理想追求也有所認識。由于歷史條件的限制，他不可能提出取代封建地主階級政權的任何設想。從羅貫中所寫幾種小說的思想傾向看，他推崇“忠”“義”，主張用“王道”“仁政”治理天下。羅貫中一定程度上看到社會動亂的某種政治因素，但他所持的態(tài)度是錯誤的，他從根本上否定農民起義的歷史作用。他這種政治主張不僅表現(xiàn)在《三國演義》里，在《隋唐志傳》和《三遂平妖傳》里也有明顯反映。
現(xiàn)在可以見到的《三國演義》的最早本子，是明弘治甲寅（公元1494年）序、嘉靖壬午（公元1522年）刊刻的《三國志通俗演義》。全書二十四卷，分二百四十則，題“晉平陽侯陳壽史傳，后學羅本貫中編次”。至于這個刻本與羅貫中原本之間，內容上有無不同，現(xiàn)在沒有資料可供說明。在這以后，《三國演義》刊本越來越多，現(xiàn)在可見的明末刊本就有二十多種，說明流傳很廣。有的刊本除了加上總評、回評、眉批、夾批外，內容上幾乎是相同的。
清朝初年，毛綸（字聲山）、毛宗崗（字序始）父子，假托“古本”，對《三國演義》重新加以修訂，并逐回評論。他們在修訂中，進一步突出以蜀漢為正統(tǒng)，明確指出，把曹魏定為正統(tǒng)是錯誤的，而采用朱熹在《通鑒綱目》里關于蜀漢是正統(tǒng)的說法，聲稱“余故折衷于紫陽《綱目》，而特于《演義》中附正之?！保ā蹲x三國志法》）其次，是推崇關羽，認為關羽“報主之志堅”，“酬恩之義重”，“是古今來名將中第一奇人”（《讀三國志法》）。毛綸、毛宗崗如此修訂《三國演義》，使得封建正統(tǒng)思想和封建禮教觀念更加濃厚。清朝統(tǒng)治者很看重《三國演義》，曾派人同《四書》一起譯成滿文，并對作為“忠”“義”化身的關羽大加吹捧；同時，為了鼓吹封建倫理觀念以維護封建統(tǒng)治，清代統(tǒng)治者還大肆宣揚封建正統(tǒng)觀念，他們以標榜“為明復仇”為號召，修建朱明陵園，自居于繼明的“正統(tǒng)”。毛氏父子的修訂，跟清代統(tǒng)治階級的觀點是正相符合的。此外，毛綸、毛宗崗對文字情節(jié)也作了不少改動，如魯迅先生在《中國小說史略》里所說：“凡所改定，就其序例可見，約舉大端，則一曰改，……二曰增，……三曰削，……。其馀小節(jié)，則一者整頓回目，二者修正文辭，三者削除論贊，四者增刪瑣事，五者改換詩文而已。”這種修飾加工工作，改變了原本若干松散拖沓的地方，使全書更加緊湊暢達，成為《三國演義》廣泛流傳的一種本子。毛綸、毛宗崗修訂的《三國演義》刊行之后，至今又約三百年了，內容上沒有什么大變動。
《三國演義》寫作的演變過程，有值得注意的兩個特點：第一，它是在集體創(chuàng)作的長期過程中形成的。作者有民間藝人，也有封建文人，他們的政治、藝術觀點和創(chuàng)作意圖各有差別，在漫長時期的傳說和口頭、書面的藝術創(chuàng)作里，集納和熔鑄了不同時代的歷史內容，所以《三國演義》表現(xiàn)出較為復雜的思想傾向。第二，它是一部歷史小說。三國的人物故事久已流傳，為人們所熟悉，這就使創(chuàng)作活動受到某種制約，即不能完全無視原有的三國人物和故事。然而，作者雖不能全盤改變原有的人物和情節(jié)，卻可以根據自己的世界觀來決定取舍，有意識地突出或刪去某些方面，進行藝術虛構，利用各種藝術手段來宣傳自己的社會政治思想，等等。所以，《三國演義》并不是簡單地復述三國的歷史人物和歷史事實，而是一部經過藝術構思和藝術加工的文學作品。它一定程度地描寫了封建社會各階級的階級關系和生活面貌；暴露了封建統(tǒng)治者的某些罪惡；提供了認識封建社會政治、軍事斗爭的部分材料；并塑造出一些較有影響的人物形象，在藝術上頗具特色。但是，在封建社會里，地主階級的思想是占統(tǒng)治地位的思想。封建文人編修的史書，固然是為維護封建制度服務的，即使是民間的、或接近于民間的文藝，也經常受到地主階級思想不同程度的侵蝕。因此，在民間流行的平話和戲曲，有的封建意識也相當濃重，如《三分事略》、金元戲曲中的三國戲，封建意識就十分明顯?！度龂萘x》的作者從維護封建統(tǒng)治立場出發(fā)，不但承襲了“正史”和平話、戲曲中的一些封建意識，而且還根據當時封建統(tǒng)治的需要，某些方面有所強化，這應該引起注意。由此可知，《三國演義》的思想內容比較復雜，它展示了三國的歷史畫卷，描寫了封建統(tǒng)治階級內部斗爭，暴露他們兇殘陰險的種種罪惡，在封建統(tǒng)治者殘民以逞之下，不難看出廣大人民遭受蹂躪的痛苦和不幸。另外《三國演義》在鼓吹實施“王道”“仁政”的同時，歌頌封建統(tǒng)治階級和封建統(tǒng)治；反對農民革命；鼓吹“英雄”史觀、神權思想和封建迷信；提倡封建道德，特別宣揚“忠”“義”等。因此，我們一定要遵照毛澤東同志關于“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華”的教導，有批判地閱讀《三國演義》，把這部小說當作了解我國古代歷史的一種思想材料。
《三國演義》反映了公元三世紀前后黃巾起義與被鎮(zhèn)壓的過程，廣泛而具體地描寫了魏、蜀、吳等封建統(tǒng)治集團內部斗爭，反映了當時某些歷史情況。
東漢末年是個土地兼并劇烈、地主剝削殘酷、官府徭役繁重、政治腐敗不堪的黑暗時代。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有反抗。地主階級對于農民的殘酷的經濟剝削和政治壓迫，迫使農民以武裝斗爭來反對地主階級的統(tǒng)治。一場規(guī)模巨大的農民起義——黃巾起義，終于在公元一八四年像一聲霹靂，猛然地爆發(fā)了。黃巾起義有力地打擊了當時的封建統(tǒng)治，動搖了它的基礎，直接威脅著東漢王朝的生存。地主階級為了挽救覆滅的命運，對黃巾起義軍進行瘋狂屠殺。黃巾起義軍雖然在血腥鎮(zhèn)壓下失敗了，但罪惡的東漢王朝也在農民起義的沖擊下，無法再維持對全國的統(tǒng)治。地主階級內部各派武裝集團在殘酷鎮(zhèn)壓農民起義的基礎上，不擇手段地發(fā)展勢力，擴大地盤，他們之間面臨著一場為奪取全國最高統(tǒng)治權的血腥斗爭。在鎮(zhèn)壓黃巾起義過程中產生和壯大起來的大小地主武裝，為了取代東漢王朝，攫取財產和權力，進行了勾心斗角的政治斗爭和頻繁的軍事混戰(zhàn)。《三國演義》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這種情況。我們可以看到：“四方百姓，裹黃巾從張角反者四五十萬”，聲勢浩大，“官軍望風而靡”，在這種火燒眉睫的情況下，封建統(tǒng)治者一面“火速降詔，令各處備御”（第一回），負隅頑抗；一面調兵遣將，向黃巾起義軍反撲過來。各地豪強地主也紛紛搜羅了大批地主階級的地方武裝，配合“官軍”圍攻起義軍。原先相互爭斗著的統(tǒng)治階級內部各政治派別和軍事集團，在維護地主階級政權的共同目標上，又相互勾結起來，采取聯(lián)合行動，對起義軍進行瘋狂鎮(zhèn)壓。當農民革命歸于失敗后，官僚豪強間又重新進行混戰(zhàn)。漢靈帝死，少帝劉辯繼位，何進掌權，宦官殺何進，袁紹又起兵殺宦官，董卓趕走袁紹，后來又廢劉辯而立獻帝劉協(xié)。各有野心的官僚豪強，朝野呼應，反對董卓。王允設計殺死董卓，而董卓的部屬李傕、郭氾之輩又大殺王允和其他官僚。以袁紹為首的十七鎮(zhèn)諸侯，以討伐董卓為名義，先后割據一方，混戰(zhàn)互殺。從鎮(zhèn)壓黃巾起義中起家的曹操、劉備和孫堅，在多次戰(zhàn)爭中，一步步擴大勢力。曹操自“移駕幸許都”后，使用漢獻帝名義發(fā)號施令，經過十一年的長期角逐，基本上統(tǒng)一黃河流域，成了割據中原地帶的大軍閥。赤壁大戰(zhàn)以后，決定了曹操、劉備、孫權三國分立的形勢。此后，三國之間又混戰(zhàn)了七十二年，全國才得到統(tǒng)一。這些大小豪強、軍閥，正像魯迅所描繪的：“他們都是自私自利的沙，可以肥己時就肥己，而且每一粒都是皇帝，可以稱尊處就稱尊?！保ā赌锨槐闭{集·沙》）他們?yōu)榱藸帄Z統(tǒng)治權，今天這幾個集團聚集在一起，明天又破裂了；今天那幾個集團勢不兩立地互相混戰(zhàn)，明天又杯酒言歡了?！度龂萘x》有關這種情況的描寫，從不同角度反映了地主階級內部，爭權奪利的斗爭是永無休止的。這在剝削階級占統(tǒng)治地位的社會，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因此，《三國演義》的這種描寫不僅有助于我們了解封建社會的歷史，而且對認識剝削階級的實質也有所幫助。
《三國演義》在反映這些政治軍事集團爭權奪利的尖銳斗爭時，還描寫了一個個政治騙局，一幅幅勾心斗角、爾虞我詐的場景。第七十八回寫孫權勸曹操做皇帝，就是一個例子。孫權這獨霸一方的大豪強，是早在做皇帝夢的野心家。但當他殺了關羽，吳、蜀聯(lián)盟破裂，形勢不利時，就遣使上書曹操，“伏望”曹操“早正大位，遣將剿滅劉備”，自己愿意“率群下納土歸降”。孫權這種做法是圈套，企圖讓曹操和劉備之間發(fā)生戰(zhàn)爭，同時，使擁漢派進一步反對曹操，所以這正是陷害曹操的一種手段，正如曹操所說“是兒欲使吾居爐火上耶！”又如第一百六回、一百七回，司馬懿奪取曹爽兵權前，以“衰老病篤，死在旦夕”及其他種種假象麻痹曹爽，使曹爽感到“吾無憂矣！”然后發(fā)動突然襲擊，一下致曹爽于死地。諸如此類的陰謀詭計，在《三國演義》中是屢見不鮮的。其實，這些也正是剝削階級一貫使用的手法，他們不僅用來對付人民群眾，而且也用來對付本階級的政敵，這是剝削階級的反動本質所決定的。因此，《三國演義》的這些描寫，對于我們了解剝削階級的狡詐手段，識破他們的陰謀詭計，具有一定的認識作用。
這些大小豪強、軍閥，兩手都沾滿被壓迫人民的鮮血，一次次爭權奪利的混戰(zhàn)，帶給人民的是無窮無盡的災難。如寫董卓：“嘗引軍出城，行到陽城地方，時當二月，村民社賽，男女皆集。卓命軍士圍住，盡皆殺之，掠婦女財物，裝載車上，懸頭千馀顆于車下，連軫還都，揚言殺賊大勝而回?！保ǖ谒幕兀┒坑陕尻栁鬟w長安，臨行大肆燒掠，使洛陽內外“二三百里，并無雞犬人煙”。既行，“盡驅洛陽之民數(shù)百萬口，前赴長安。每百姓一隊，間軍一隊，互相拖押；死于溝壑者，不可勝數(shù)。又縱軍士淫人妻女，奪人糧食；啼哭之聲，震動天地。如有行得遲者，背后三千軍催督，軍手執(zhí)白刃，于路殺人?！保ǖ诹兀┒渴沁@樣，其他豪強、軍閥也何嘗不如此！“吾為天下計，豈惜小民哉！”（第六回）最能說明他們共同的階級立場。當時，社會生產力遭受空前破壞，人民大量被屠殺，地主和農民過著兩種截然不同的生活。人民生活在饑寒交迫、水深火熱之中，“百姓皆食棗菜，餓莩遍野”（第十三回），而以董卓之流為代表的地主階級，則過著奢侈豪華、縱欲無度的生活，“別筑郿塢”，“內蓋宮室，倉庫屯積二十年糧食；選民間少年美女八百人實其中，金玉、彩帛、珍珠堆積不知其數(shù)”（第八回），形成兩個階級鮮明的對比。這些赤裸裸地暴露了他們是以殘殺人民來建立他們的反動專制統(tǒng)治，以人民群眾的血淚和尸骨來維護他們荒淫無恥的生活的。
然而，作者描寫這一切的主要目的，并不是為了揭露封建統(tǒng)治的罪惡，在很大程度上是作者用來歌頌“王道”的一種陪襯。所以，他在批判董卓等人的同時，卻又通過其“正面”人物來贊揚、美化封建統(tǒng)治階級，大肆宣揚“王道”。
為了欺騙人民群眾，地主階級一直極力鼓吹“王道”。他們說，“王道”是封建統(tǒng)治的“正道”，實行“王道”的封建統(tǒng)治者是“寬仁愛民”的，人民對這樣的統(tǒng)治者則“心悅誠服”?！度龂萘x》把劉備美化成一個“仁慈”的、備受人民“愛戴”的統(tǒng)治者，也正是把他作為“王道”的化身來進行歌頌的。在寫劉備從新野、樊城撤退的那些章節(jié)里，這一點表現(xiàn)得尤為突出。在作者筆下，劉備對人民群眾何等關心，為了人民群眾，他竟然把自己的安危都置于度外了；至于人民群眾對于劉備，更是竭誠“愛戴”，寧可死去，也不愿離開劉備。作為封建統(tǒng)治者的劉備和廣大人民群眾之間，不但沒有絲毫的矛盾對立，而且簡直到了共命運、同休戚的地步。這種描寫，企圖使人們去憧憬劉備這樣的施行“王道”政治的封建統(tǒng)治者。但在實際生活中，封建統(tǒng)治者與人民群眾不可能會出現(xiàn)這種魚水般的融洽關系；歷史上，也沒有存在過這種情況。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三國演義》通過劉備鼓吹“王道”的同時，還把他寫成封建王朝的“正統(tǒng)”代表。在漢獻帝做皇帝的時候，劉備對漢獻帝忠心耿耿，他看到“朝廷陵替，綱紀崩摧，群雄亂國，惡黨欺君”，悲憤得“心膽俱裂”（第三十七回），決心“伸大義于天下”（第三十八回），為重整漢王朝而奮斗。當漢獻帝被廢以后，劉備在四川做了皇帝，以繼漢統(tǒng)，作者就把蜀漢作為三國的“正統(tǒng)”。而對于董卓、曹操之流，作品則一再斥責他們?yōu)檫`反“綱紀”、破壞“正統(tǒng)”的“亂臣賊子”，所謂“名雖漢相，實為漢賊”。這就是說，封建王朝的“正統(tǒng)”、封建制度（即所謂“綱紀”）的忠實維護者，就是“仁慈愛民”、實行“王道”的人，而人民的災難，則是由“亂臣賊子”破壞封建“綱紀”所造成的；所以就封建統(tǒng)治的本質來說，是保護人民、跟人民利益相一致的。從這里我們可以進一步看到，《三國演義》作者批判董卓、曹操等人物，跟他的歌頌“正統(tǒng)”、鼓吹“王道”一樣，都是為了維護封建統(tǒng)治。
也正是從這種維護封建統(tǒng)治的立場出發(fā)，《三國演義》對農民革命直接進行了誣蔑。小說所寫的黃巾軍，是漢末一次偉大的農民起義運動。毛澤東同志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中深刻指出：“在中國封建社會里，只有這種農民的階級斗爭、農民的起義和農民的戰(zhàn)爭，才是歷史發(fā)展的真正動力?！钡髡邊s一再誣蔑他們是“黃巾賊”，并通過小說中所謂“正面”人物之口，公然主張把農民起義軍斬盡殺絕，“今海內一統(tǒng)，惟黃巾造反；若容其降，無以勸善”（第二回），反對農民革命的態(tài)度，十分堅決，十分鮮明。但在這里，卻也就同時暴露了“王道”的虛偽性。正如魯迅所指出，在剝削階級統(tǒng)治的社會里，“其實是徹底的未曾有過王道”（《且介亭雜文·關于中國的兩三件事》）。封建統(tǒng)治階級吹噓的什么“仁慈愛民”、“廣布恩德”，全都不過是欺騙人民、麻痹人民革命意志的虛偽口號，在這些口號的背后，是對人民群眾極端殘酷的屠殺和迫害。大肆宣揚“王道”“仁政”的《三國演義》，同時卻又公然主張把起義人民斬盡殺絕，這也就有力地說明了作者歷史的和階級的局限。
總之，《三國演義）雖然為我們提供了若干對于封建社會的歷史具有認識意義的材料，但也宣揚了錯誤的有害的封建思想。所以，我們必須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進行分析批判，剔除它的封建性糟粕，明確認識作品所歌頌的“王道”、“仁政”完全是不真實的。封建社會真正代表地主階級和體現(xiàn)封建統(tǒng)治者意愿的，不是那一類實現(xiàn)所謂“王道”“仁政”的“仁君”，而是另一類殘民以逞的所謂“亂臣賊子”。
三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chuàng)造世界歷史的動力。”這是一條顛撲不破的馬克思主義真理。然而，剝削階級卻總是千方百計地歪曲事實，把歷史說成是少數(shù)剝削階級的“英雄”人物所創(chuàng)造的，《三國演義》的作者也同樣如此。作品所著重塑造的兩個藝術形象——劉備和曹操，是統(tǒng)治階級內部兩個對立的人物，如劉備告訴龐統(tǒng)所說：“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與操相反?！保ǖ诹兀┳髡哒詮娏业摹皳韯⒎床堋钡恼蝺A向，描寫在同一事件上曹、劉兩種截然相反的表現(xiàn)，這種描寫充滿全書。然而，無論是贊揚還是鞭答，無論是正面人物還是反面人物，作者都宣揚了“英雄”史觀。
《三國演義》把劉備描寫為一個理想化的統(tǒng)治者、施行“王道”“仁政”的代表，他的封建統(tǒng)治階級的本質，被大量虛聲美詞掩蓋著?！度龂萘x》否定黃巾起義推動歷史發(fā)展的偉大作用，而那些殘酷鎮(zhèn)壓黃巾起義、向農民進行反攻倒算的封建統(tǒng)治者，卻被當作歷史的創(chuàng)造者來吹捧。在陶謙把徐州讓給劉備而劉備固辭不受時，作者安排了這樣的情節(jié)：“次日，徐州百姓擁擠府前哭拜曰：‘劉使君若不領此郡，我等皆不能安生矣！’”（第十二回）在劉備軍隊于博望坡大破曹兵，“班師回新野”時，作者又安排了這樣的情節(jié)：“新野百姓望塵遮道而拜，曰：‘吾屬生全，皆使君得賢人之力也！’”（第三十九回）在這種顛倒歷史的描寫中，封建統(tǒng)治者劉備就成了救世主。為了表現(xiàn)劉備如何受到人民擁護，竟寫了獵人劉安殺妻獻肉這樣的情節(jié)。劉備兵敗徐州時，人民“皆爭進飲食”，獵戶劉安“欲尋野味供食，一時不能得，乃殺其妻以食之”（第十九回）。這種不真實的對地主階級的吹捧，加重了劉備形象的虛偽性。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指出：“欲顯劉備之長厚而似偽”，是最切當?shù)呐u。作為劉備對立面的曹操，卻是《三國演義》描寫相當突出的人物。
歷史上的曹操是一個著名的政治家、軍事家和詩人，在分裂混亂的三國時期，對統(tǒng)一我國北方，曾起過相當?shù)淖饔?。《三國演義》沒有肯定這些作用，把他作為破壞“正統(tǒng)”、違反“綱紀”的亂世奸雄來否定，反映了作者儒家的政治觀點，“這不是觀察曹操的真正方法”（魯迅：《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然而，《三國演義》在曹操的形象中，卻反映了封建統(tǒng)治階級殘酷、狡詐的特點，具有深刻的典型意義。
曹操也是農民起義的死敵，鎮(zhèn)壓黃巾起義軍的劊子手，他在豪強大混戰(zhàn)的過程中，一步步擴大勢力，最后取得“挾天子以令諸侯”的地位和權勢。曹操的人生哲學是“寧教我負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負我”，這是剝削階級處世哲學的集中和概括。曹操具有極端的損人利己的特性，具有無窮的貪欲和權勢欲，曹操身上，集中了封建統(tǒng)治階級全部惡劣品質。對于這個封建地主階級的代表人物，《三國演義》是通過豐富具體的細節(jié)和心理活動的描寫，把他突現(xiàn)出來的。在他身上，具有多方面的復雜的性格特征。作為一個群雄割據的強者、勝利者，在風云突變的年代，曹操能認識各個集團的長處和弱點，了解事變發(fā)展過程中的各種矛盾，善于發(fā)現(xiàn)人才、使用人才等，反面人物曹操，沒有被寫成淺顯的、一眼可以看穿的壞蛋。在他身上，狡詐和殘暴得到特別深刻的表現(xiàn)。如上所述，曹操有謀略，也有才干，但他的所謂“謀略”和“才干”是為他的極端的唯我主義服務的，因此，“謀略”使他更狡詐，“才干”使他更殘暴。曹操出于恐懼猜忌，殺了呂伯奢一家；因為要引誘呂布，卻將擄來的群眾當炮灰；為了報父仇，在攻打徐州時，軍隊所到之處“殺戮人民，發(fā)掘墳墓”（第十回），真是壞事干盡。然而，他又千方百計地把自己裝扮成好人，常常用假仁假義和小恩小惠來洗滌沾滿兩手的鮮血。他打著漢獻帝的旗幟發(fā)號施令，北討南伐，明明是發(fā)展自己政治、軍事勢力，取代劉漢王朝，卻標榜為“與國家除兇去害”、“拯救黎民”；明明是自己下令克扣軍糧，卻借倉官的頭來安定軍心；為了防范行刺，殺死侍者而佯裝不知；表示軍法嚴明，還耍出“割發(fā)權代首”的把戲。如此種種，不一而足。
很清楚，作者對曹操是持否定態(tài)度的。然而，是英雄創(chuàng)造歷史，還是人民創(chuàng)造歷史？封建地主階級思想家都認為是前者而不是后者，《三國演義》作者以為曹操既是“亂臣賊子”，但又是人類歷史和人民群眾命運的主宰者，征張繡時，命令軍士不準踐踏麥田，“百姓聞諭，無不歡喜稱頌，望塵遮道而拜?！保ǖ谑呋兀┰诓懿俑鷦湟黄鹣麥鐓尾家院?，“百姓焚香遮道，請留劉使君為牧。操曰：‘劉使君功大，且待面君封爵，回來未遲?！傩者抵x。”（第二十回）總之，在劉備面前也好，在曹操面前也好，人民群眾都只有哀求、叩拜的份兒，他們被作者歪曲成了毫無作為的“群氓”，而封建統(tǒng)治階級的代表人物——無論是“漢賊”還是“皇叔”，都被吹捧成了掌握人民命運、支配歷史進程的“英雄”。盡管作者對劉備和曹操的褒貶非常明顯，但這兩個人物的塑造，卻共同反映出作者的英雄史觀。
與此同時，《三國演義》還大肆吹噓這些封建統(tǒng)治者的天賦才能，把他們之所以能夠創(chuàng)造歷史，歸因于他們的“天賦”。如寫劉備，說他生下來注定要成為“貴人”，從小就有“大志”，與眾不同，“非常人也”（第一回）。寫曹操，則說他幼時就“有權謀，多機變”，從小就是“安天下”的“命世之才”（第一回）。并在《鄴中歌》里評論曹操說：“鄴則鄴城水漳水，定有異人從此起?！薄坝⑿畚从兴仔刂?，出沒豈隨人眼底？”“文章有神霸有氣，豈能茍爾化為群？”“安有斯人不作逆，小不為霸大不王？”（第七十八回）進一步把他寫成山川靈氣所鐘、超群出眾的“異人”。總之，在作者筆下，這些主宰歷史、驅策人民的“英雄”，都是“天生”的超人。
《三國演義》還借助“天命”來頌揚作者理想的“英雄”。據作者說，這些“英雄”人物之所以降生到世上來創(chuàng)造歷史，統(tǒng)治人民，全都是執(zhí)行上天的意旨，所謂“受命于天”。曹魏之所以破滅豪強，統(tǒng)一北方，固然是“天命”；劉備之終于做了皇帝，也是“天命有歸”（第三十五回）。因此，這些“應天而生”的封建統(tǒng)治者是受上天保護的。第三十四、五回，寫蔡瑁要害劉備，但由于“天意”、“神助”，劉備所騎的馬竟然“一躍三丈”，使他脫離了險地。第四十九、五十回，寫曹操在華容道之所以大難不死，是“天象”所定，“未合身亡”。書中還一再聲稱“順天者逸，逆天者勞”，“逆天而行，乃自取敗亡也”（第三十七回、一百二回）。因此凡成王稱帝者，總有“鳳凰來儀”“黃龍屢現(xiàn)”的征象，而每一重要將帥戰(zhàn)死，都有“帥旗忽折”“將星流墮”的預兆。作者宣揚這種“天命”思想，具有明顯的政治目的。在封建社會里，“政權、族權、神權、夫權，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縛中國人民特別是農民的四條極大的繩索?！保ā逗限r民運動考察報告》）《三國演義》的這種描寫，就正是利用神權思想為封建政權服務，要人民服服帖帖地接受這些被吹捧為“天生”“超人”的剝削階級代表人物的統(tǒng)治；并警告人們說，誰要敢于起來反抗，就是逆天行事，自取滅亡。這也就進一步暴露了，“英雄”史觀到最后總是不得不乞靈于“天命”之類的唯心主義的幽靈。
四
《三國演義》塑造了一些性格鮮明、影響深遠的藝術形象。這些屬于統(tǒng)治階級的人物形象，具有鮮明的階級烙印，并在不同程度上宣揚了作者的社會、政治思想。除上文提及的曹操等人物外，還有：郭嘉、夏侯惇、黃蓋、呂蒙、張飛、趙云、黃忠等等，其中尤以諸葛亮描繪得最為突出。
諸葛亮在作品中，是被作為杰出的政治家和軍事家來歌頌的，作者對他傾注了強烈的愛和崇敬，把他作為“忠貞”和“智慧”的化身，特別對諸葛亮的“智慧”，更是用盡筆力，大肆渲染。
馬克思主義深刻指出：認識來源于實踐。從歷史事實來看，諸葛亮在當時的地主階級統(tǒng)治集團中，是一個看問題比較敏銳、處事比較有膽識有謀略、能隨機應變的人，他具有這些長處，原因之一，是因為他重視實踐。例如，在曹操取得荊州、領兵南下時，諸葛亮曾向孫權分析當時形勢，預計到曹操必敗，就正是因為諸葛亮已經在曹操下荊州的過程中，經歷過戰(zhàn)爭的實踐，對敵我雙方的長處和弱點都已作了比較的緣故（見《三國志·先主傳》和《三國志·諸葛亮傳》）。而就《三國演義》看，在有些章節(jié)中，作者寫到諸葛亮之所以取勝，是由于他對具體情況進行了調查、分析的結果。如在有幾次戰(zhàn)爭中，諸葛亮事先實地觀察地形，調查對方兵力部署，根據地形和客觀實際情況，制定了有利的作戰(zhàn)方案，擊敗了敵人。又如諸葛亮敢于使用“空城計”，就是因為他對敵方將領的情況作了分析，知道司馬懿了解自己“生平謹慎，必不弄險”（第九十五回），從而利用司馬懿對自己長期形成的認識，采用了十分“弄險”的疑兵之計，解除了危機。從這些地方可以看到，諸葛亮的正確判斷，是在他長期實踐的基礎上形成的。然而，在更多的章節(jié)里，作者卻把諸葛亮寫成了“先知先覺”的人物，宣傳了唯心主義的先驗論。
諸葛亮一出場，他就告訴劉備：“亮夜觀天象，劉表不久人世?！保ǖ谌嘶兀┲T葛亮病重在五丈原，“自于帳中祈禳北斗。若七日之內主燈不滅，吾壽可增一紀；如燈滅，吾必死矣”。結果魏延飛步入告軍情，“竟將主燈撲滅”（第一百三回），真?zhèn)€能“知兇定吉，斷死言生”。為了突出諸葛亮，作品還一再寫他的“錦囊妙計”，每逢重要事件，他總要把裝有“妙計”的錦囊交給執(zhí)行任務的人，吩咐“到時開看”，不但根本不跟別人商量，而且也不讓執(zhí)行任務的人事先知道事情如何去做。一切都只是他那種能夠“先知”的“智慧”在起作用，其馀的人都只是被他的“智慧”所驅策的、被動的工具。至于“七星壇祭風”里，寫諸葛亮登壇作法、呼風喚雨等，更是荒誕不經的描寫。類似這樣的問題，還可以在“巧布八陣圖”、“班師祭瀘水”、“五丈原禳星”、“定軍山顯圣”中看到。魯迅批評《三國演義》“狀諸葛之多智而近妖”（《中國小說史略》），是極其確切的評價。俗語說：“三個臭皮匠，合成一個諸葛亮”，也正說明了諸葛亮不是超凡的“先知”、不可企及的“天才”。最富于斗爭實踐的是人民群眾，人民群眾具有無限的聰明才智，諸葛亮形象的塑造，概括了集體的智慧和才能。
對于諸葛亮的所謂“忠貞”方面，小說也給以多方面的描寫。諸葛亮忠于劉備，劉備死后，繼續(xù)盡忠于阿斗（劉禪），為了報答“三顧草廬”和“臨終托孤”的知遇之恩，他“親理細事，汗流終日”，以至于“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第一百三回、九十七回）。諸葛亮“忠貞”的出發(fā)點，既有封建的“正統(tǒng)”觀念，也有“士為知己者死”的“義”的思想。在三國鼎立的形勢下，小說描寫了成批的謀臣策士，諸葛亮也是其中一員。屬于知識階層的這支隊伍，盡管他們的思想、才能、性格各有不同，但都從封建統(tǒng)治階級立場出發(fā)，以個人恩怨依附于某一個政治集團，與某一個統(tǒng)治主建立君主臣屬關系；有時用兄弟、朋友等形式來表現(xiàn)這種關系，但并沒有改變階級關系的實質。因此，作為蜀國“賢相”的諸葛亮，他是矢忠于劉氏天下的。然而，諸葛亮的形象，又不是用封建主義的“愚忠”所能完全概括。作者通過刻劃他的所謂“謹慎”、“謙遜”、“嚴于責己”等個人品質，通過一系列經過美化的“清明”政治措施，來突出這一形象，把他塑造成封建社會“完人”的典型。在社會動亂、政治黑暗的年代里，作者把希望寄托于所謂杰出的政治家，盼望由他們來實施“王道”和“仁政”。
關羽也是《三國演義》著力描寫的人物，作者精心刻劃他“神威勇武”的一面，在眾多的戰(zhàn)將中，他出類拔萃的氣概最為突出?！皽鼐茢厝A雄”、“誅顏良、文丑”表現(xiàn)他萬人敵的“勇武”，“臨江會”、“單刀會”突出他凜然不可犯的“神威”，“刮骨療毒”寫他沉著的“大丈夫”氣概?？傊?，作者力圖通過許多夸張傳神的描繪，使關羽成為一個“英雄”人物。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指出的“惟于關羽，特多好語”，也是指他的“豐采”和“勇力”而言的。
《三國演義》如此美化關羽，完全是為提倡封建的“忠”“義”思想。在關羽身上，“忠”和“義”是結合在一起的。關羽之與劉備、張飛“桃園結義”，具有明確的政治企圖。他們“聞黃巾倡‘亂’，有志欲破‘賊’安民”，所以“結為兄弟”，以便“同心協(xié)力”地“上報國家，下安黎庶”；并發(fā)誓說，決不“背義忘恩”（第一回）。這就清楚說明了，他們所標榜的“義”，是以反對農民起義、維護封建統(tǒng)治作為首要內容的，階級性十分鮮明。然而，由于封建統(tǒng)治階級內部矛盾也很尖銳，劉、關、張“桃園結義”以后，不但共同鎮(zhèn)壓了黃巾起義，而且還以“誓扶漢室”為旗幟，跟地主階級內部其他派系進行了你爭我奪的斗爭。在這些斗爭中，關羽“義不負心，忠不顧死”，“披肝瀝膽”，效忠劉備，最終為劉備而“斷首捐軀”。《三國演義》的作者對此十分贊賞，稱許他為“天日心如鏡，《春秋》義薄云”（第七十七回）。由此可見，《三國演義》大肆吹捧關羽的“忠”“義”，不過是要人們效法關羽，在維護封建統(tǒng)治的前提下，為某一個封建主賣命而已。
正因如此，關羽也就為地主階級所特別重視。在陳壽的《三國志》中，關羽的地位，不過同張飛、趙云相等。宋、元的統(tǒng)治階級雖已先后尊關羽為“真君”和“武安王”，但就吹捧關羽的程度和規(guī)模來說，都遠遠不及明、清兩代。自從《三國演義》把關羽寫成“忠”“義”的化身以后，他就成為完全符合統(tǒng)治階級理想的人物，隨著《三國演義》的傳播，關羽在民間的影響就越來越廣。明、清的統(tǒng)治階級曾幾次封他為“大帝”，到處為他立廟，享受著跟孔丘同樣隆重的祭禮。這就清楚地說明，通過關羽鼓吹“忠”“義”的這種描寫，是多么適合封建統(tǒng)治者的需要。
也是為了提倡給封建主子賣命，《三國演義》還塑造了一系列所謂“忠臣”形象，如董承、王子服、吉平等等，他們?yōu)榱吮M忠漢獻帝，誅除“國賊”曹操，“雖滅九族，亦無后悔”（第二十三回）。后來因事情敗露，“全家老小”都被曹操所殺。作者對這些人極盡歌頌之能事，說他們“捐軀報圣明”，“千秋仰異名”；“忠貞千古在”，“誓死答君恩”。把這些人吹捧為流芳千古的模范人物。此外，在寫姜維等人物時，鼓吹了封建的“孝道”，在寫孫夫人等人物時，鼓吹了封建的“節(jié)烈”。由此可見，《三國演義》所塑造的人物形象，是貫穿了作者的社會、政治觀點的。通過這些形象，作者宣揚了封建的“仁政”、“英雄”史觀、唯心的先驗論和封建道德等。因此，我們對于這些藝術形象，也必須首先認清其思想實質。
五
善于描寫戰(zhàn)爭，提供封建社會戰(zhàn)爭的某些有價值的研究材料，是《三國演義》具有積極意義的又一個重要方面。
毛澤東同志在《中國革命戰(zhàn)爭的戰(zhàn)略問題》一文中說：“戰(zhàn)爭——從有私有財產和有階級以來就開始了的、用以解決階級和階級、民族和民族、國家和國家、政治集團和政治集團之間、在一定發(fā)展階段上的矛盾的一種最高的斗爭形式?！睉?zhàn)爭既然成為解決矛盾的最高的斗爭形式，那么戰(zhàn)爭的勝負對于交戰(zhàn)雙方的得失存亡就有著決定的意義；研究和總結戰(zhàn)爭規(guī)律，以便認識和掌握這些規(guī)律，運用它去指導戰(zhàn)爭，取得斗爭勝利，是軍事科學發(fā)展的迫切要求，也是階級社會矛盾和斗爭發(fā)展的必然結果。三國時期是一個戰(zhàn)爭頻繁的年代，戰(zhàn)爭迫切要求發(fā)展軍事理論，同時也為軍事理論提供豐富的原料?！度龂萘x》寫作的時代是在封建社會后期，離三國時期已一千多年，其間又經歷了許多戰(zhàn)爭的實踐，使總結戰(zhàn)爭規(guī)律的軍事著作和描寫戰(zhàn)爭的史傳文學有了新的內容，作者吸取了這些方面的成果，并根據元末明初的戰(zhàn)爭的體會，特別擅長關于戰(zhàn)爭的描寫。《三國演義》描寫戰(zhàn)爭的成就是值得注意的，許多戰(zhàn)略戰(zhàn)術的運用，大體上符合軍事科學的原則，而且還寫了具有某些樸素的辯證法因素的事例，描寫戰(zhàn)爭的藝術方法也是豐富多樣的。
例如袁曹官渡之戰(zhàn)，戰(zhàn)爭一開始，雙方的力量對比、客觀條件的優(yōu)劣差別很大。袁紹起人馬七十萬，糧食充足，且具有地理上的有利形勢；曹軍只有七萬，糧食將盡，地理上也不利。但由于曹軍這一方采取正確的戰(zhàn)略戰(zhàn)術，利用和擴大袁軍決策錯誤、軍心渙散的弱點，集中優(yōu)勢兵力，襲擊袁軍屯糧之處，火燒糧草輜重，一戰(zhàn)而勝，乘勝再下，各個擊破，取得擊潰和全殲主力的勝利。相反，袁紹主觀指導錯誤，完全喪失較好的優(yōu)勢和主動地位，遭受失敗。毛澤東同志在《論持久戰(zhàn)》中指出：“主觀指導的正確與否，影響到優(yōu)勢劣勢和主動被動的變化，觀于強大之軍打敗仗、弱小之軍打勝仗的歷史事實而益信?！惫俣芍畱?zhàn)強弱雙方的轉化，體現(xiàn)了在客觀物質基礎上必須充分發(fā)揮主觀能動性的重要意義。
《三國演義》寫吳蜀彝陵之戰(zhàn)，吳軍連敗十馀陣之后，陸遜下令不許迎戰(zhàn)，即使蜀軍在陣前“辱罵百端”，“解衣卸甲，赤身裸體，或睡或坐”，也堅守不出，采用戰(zhàn)略退卻的方針，促使蜀軍向驕傲、焦躁、疲憊、松懈、輕敵方面轉化，以至劉備“移營夾江，橫占七百里，下四十馀屯，皆依溪傍澗，林木茂盛之處”（第八十四回），造成吳軍戰(zhàn)略反攻的極好條件，結果劉備全軍覆沒。“有名的大戰(zhàn)，都是雙方強弱不同，弱者先讓一步，后發(fā)制人，因而戰(zhàn)勝的?！保ā吨袊锩鼞?zhàn)爭的戰(zhàn)略問題》）退讓一步，不是懦弱，目的是調動敵人，促使事物向有利于自己方面轉化。戰(zhàn)爭同其他一切事物一樣，都存在著相反相成的對立面，要研究攻守、進退、動靜、勞逸、利害、得失等對立面轉化的規(guī)律，認識和掌握這些規(guī)律，就能促成事物轉化，可以勝利地指揮戰(zhàn)爭。
《三國演義》的戰(zhàn)爭描寫，還注意分析矛盾的特殊性，用不同的戰(zhàn)術解決不同的戰(zhàn)役?！度龂萘x》寫戰(zhàn)爭，不是千篇一律地寫雙方對陣，在作者筆下，大大小小無數(shù)次戰(zhàn)斗都千變萬化、各有特色，反映了現(xiàn)實戰(zhàn)爭的矛盾特殊性，和解決矛盾的戰(zhàn)略戰(zhàn)術的多樣性。“火燒赤壁”、“水淹七軍”，一是火攻，一是水攻，采取兩種不同戰(zhàn)術，都是根據天時、地形和特定的具體的戰(zhàn)爭條件決定的。具體地分析具體情況，做到“知己知彼”，才能作出比較正確的判斷，解決不同的具體問題。諸葛亮“安居平五路”就是一個例子。曹丕發(fā)大兵五十萬，五路并進，攻打蜀漢，引起全國震驚。由于諸葛亮善于具體地分析實際情況，了解每一路將領的才能、特點、地形的險要，以及他們內部的矛盾關系等等，采取了不同的對策和措施，終于化險為夷。相反，如果不去研究矛盾各方面的特點，不是采用不同的方法去解決不同的矛盾，其結果總是要把事情弄壞。《三國演義》曾塑造了一個軍事教條主義者馬謖的形象。馬謖奉命去守街亭，他不是具體分析街亭的攻守形勢、敵我情況，作出切合實際情況的戰(zhàn)斗部署。卻不用腦筋地背誦古兵法上的公式：“兵法云：‘憑高視下，勢如劈竹’”，“孫子云：‘置之死地而后生’”，他照書本上的公式畫瓢，作出違反實際情況的錯誤決定，結果街亭失守，破壞了全局的戰(zhàn)略部署。
《三國演義》寫戰(zhàn)爭運用的戰(zhàn)略戰(zhàn)術是豐富多樣的，例如：從多種矛盾中找主要矛盾、戰(zhàn)役的持久與速決、判斷戰(zhàn)況的假象與真象等等，都具有一定的認識作用?！度龂萘x》描寫的戰(zhàn)爭是封建統(tǒng)治集團的戰(zhàn)爭，它不同于農民戰(zhàn)爭。戰(zhàn)爭從來就有正義和非正義的區(qū)分。兩種不同性質的戰(zhàn)爭，有著兩種不同的發(fā)展規(guī)律；某些戰(zhàn)爭規(guī)律具有普遍意義，但是不同階級應用這些規(guī)律，卻有著鮮明的階級內容?！度龂萘x》在描寫戰(zhàn)爭方面是有成就的，但是應該看到作者的鮮明傾向是：“將帥”決定戰(zhàn)爭的一切，“兵士”幾乎是虛設的，人民更是毫無地位。這種顛倒歷史的現(xiàn)象，是“英雄”史觀的一種表現(xiàn)；有些情節(jié)，則反映出作者唯心主義的先驗論觀點。另外，《三國演義》雖然描寫了某些具有辯證法因素的戰(zhàn)爭事例，但作者對于唯物辯證法的科學規(guī)律，沒有也不可能有自覺的認識；只有用毛澤東思想進行分析，這些事例內在的唯物辯證法原則才能被人們所認識。
八
取材于歷史，又不為歷史事實所限制，是《三國演義》創(chuàng)作方法的一個特點。小說取材的來源已經指出過，它包含兩方面：一類是歷史書，像陳壽《三國志》和裴松之《三國志注》等；一類是民間和文人關于三國故事的創(chuàng)作。魯迅曾經指出創(chuàng)作《三國演義》處理題材的問題：“據正史即難于抒寫，雜虛詞復易滋混淆”（《中國小說史略》）。小說卻比較妥善地解決了上述問題。在藝術創(chuàng)作的長期過程中，作者沒有完全拘泥于歷史事實，但也沒有全部摒棄它，而是依據作者生活的那個時代現(xiàn)實，對歷史題材有選擇地加以取舍；吸取前人創(chuàng)作成果，通過藝術構思進行再創(chuàng)造，塑造出具有一定認識意義和藝術價值的人物。正如魯迅所說：“藝術的真實，非即歷史上的真實，我們是聽到過的，因為后者須有其事，而創(chuàng)作則可以綴合、抒寫，只要逼真，不必實有其事也。”（《魯迅書簡》第六○五頁）以曹操的形象來說，這個人物的真實性問題，一向是爭論最多的?！度龂萘x》中的曹操不是歷史上曹操的翻版。曹操性格如此復雜、深刻，是在各個時代藝術加工過程中形成的，作者通過對現(xiàn)實的觀察、研究、分析，加深對封建社會“英雄”性格的認識，不斷深化人物的性格特征。這樣經過再創(chuàng)造的人物，已經不是歷史上的曹操所能包容，在這個形象中，同時也體現(xiàn)了歷史上其他“亂臣賊子”的某些特征。《三國演義》的這一特點，為明代其他歷史演義小說所不及?！缎≌f枝談》記述《列國志》創(chuàng)作情況，指出它是把“《左傳》、《國語》、《戰(zhàn)國策》諸書……一一取而充塞其篇幅”。明代這種依據史書記載，裝點成小說的形象，是十分普遍的，其成就和影響都遠遠不及《三國演義》。
《三國演義》展示了封建統(tǒng)治階級的人物畫廊，其中有的是栩栩如生的藝術典型，它塑造人物的藝術特點是：
在現(xiàn)實矛盾的斗爭中，用人物自己的言行，表現(xiàn)他們的性格。赤壁之戰(zhàn)是決定三國分立的決定性事件，曹、孫、劉三個集團，為發(fā)展自己的力量進行了拚死的斗爭。出現(xiàn)在這次歷史性舞臺上的人物有：諸葛亮、孫權、周瑜、魯肅、黃蓋、曹操、蔣干等十幾個人物。諸葛亮出使東吳，揭開了多種矛盾沖突的序幕。曹操大軍壓境，東吳內部“主戰(zhàn)派”和“主降派”之間，開始了激烈的斗爭。在兩派各自陳述“戰(zhàn)”“降”的利弊中，孫權動搖于兩者之間，既害怕曹操的強大兵力，不敢應戰(zhàn)；又不愿向曹操稱臣投降。作者通過孫權一再“沉吟不語”、“低頭不語”，以及數(shù)次反覆，來寫他內心矛盾。作者從東吳“主戰(zhàn)”“主降”兩派矛盾沖突中，通過孫權自己的言行和心理活動的具體描寫刻劃出他患得患失的性格特征。不僅孫權如此，諸葛亮機警、雄辯、多謀略，周瑜氣量狹窄，魯肅小心拘謹，黃蓋、闞澤勇敢沉著等，也都給讀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各個人物不同的性格特征，以人物各自不同的言行顯現(xiàn)出來，達到性格和言行的和諧一致，人物性格個性化得到異常生動的表現(xiàn)。即便如兩次短暫出場的蔣干，雖然著墨不多，卻由他自己的言談舉動，活現(xiàn)出一個愚蠢而又自作聰明的人物。這種直接描寫人物言行的白描手法，其藝術表現(xiàn)力，超過作者的側面敘述。劉禪是一個處在重要地位的人物，作者并不缺少對他性格的側面敘述，但形象不鮮明。第一百十九回，寫他做了俘虜后的“樂不思蜀”，從劉禪的言語、體態(tài)、神情中，描寫他的昏庸、低能，卻成為一段表現(xiàn)人物性格非常出色的文字。
運用生動的細節(jié)描寫，突出人物的性格特征。作者在塑造曹操這一形象時，精心選擇了細節(jié)描寫，如第十七回“借頭壓軍心”一節(jié)，寫曹操攻打袁術時，軍糧將盡，接濟不及，命令倉官王垕“以小斛分散”，不料士兵怨聲四起。“操乃密召王垕入曰：‘吾欲問汝借一物，以壓眾心，汝必勿吝?！瘓嬙唬骸┫嘤煤挝铮俊僭唬骸枞觐^以示眾耳?！瘓嫶篌@……?！弊髡咄ㄟ^這樣的細節(jié)描寫，有力地揭露了曹操的狠毒，暴露了封建統(tǒng)治者損人利己的惡劣品質，把細節(jié)描寫和人物的性格特征結合起來。細節(jié)不是使用那些偶然的、一般的、可有可無的細節(jié)，如第二十四回，寫劉備要袁紹出兵，乘虛進攻許昌，這是一次極好的出擊時機，袁紹卻為了小兒子生疥瘡而拒絕出兵。小說描寫他愁得“形容憔悴，衣冠不整”，灰心喪氣地嘆息：“吾有何心更論他事乎？”反映袁紹目光短淺、優(yōu)柔寡斷的懦夫性格。第一百三回，司馬懿在渭北打了敗仗，拒絕再出戰(zhàn)，諸葛亮送了婦女衣服，并在信中給以極大侮辱，以為挑戰(zhàn)?！八抉R懿看畢，心中大怒——乃佯笑曰：‘孔明視我為婦人耶？’即受之，令重待來使?！北憩F(xiàn)司馬懿隱而不露的陰險是很深刻的。某些細節(jié)的反覆著重描寫，使人物性格更加深化?！霸S攸問糧”寫曹操一再說謊，通過曹操裝模作樣的細節(jié)描寫，使一般的虛偽深化為奸詐，豐富和突出曹操典型形象的性格特征。
渲染環(huán)境氣氛，以加深人物性格的刻劃?！叭櫜輳]”一節(jié)，作者先后曲折地寫了司馬徽、徐庶對諸葛亮的介紹，影影綽綽地虛寫他非凡的才能，用氣氛來烘托人物形象。前二次劉備去隆中都沒有遇見，而臥龍崗靜謐秀麗的景色、蹤跡不定的“逸人隱士”、吟詩唱句的歌聲，以及劉備迫切求見的心情的描繪，達到情景交融，使氣氛更加神秘，引起人們渴望一見諸葛亮?！叭櫜輳]”氣氛的渲染，是作者為了美化劉備“求賢若渴”的封建政治家風度和神化諸葛亮的希世之才，為理想化的人物涂抹色彩。《三國演義》對曹操的幾次敗仗，寫得很生動，這就是在第六十回提到的：“濮陽攻呂布之時，宛城戰(zhàn)張繡之日；赤壁遇周郎，華容逢關羽；割須棄袍于潼關，奪船避箭于渭水。”這幾次戰(zhàn)役，曹操敗得相當慘，作者極力描寫他狼狽不堪的處境，氣氛也很悲涼，但是，處于窮途末路的曹操，有時會意想不到地連連大笑，這是用環(huán)境描寫來反襯曹操“頑強”“狡譎”的一面。環(huán)境描寫不是孤立的，只有和刻劃性格交融在一起，才能豐富藝術表現(xiàn)力。像“溫酒斬華雄”、“大戰(zhàn)長坂橋”，都是小說渲染環(huán)境、烘托氣氛極為生動的篇章。由于作者有聲有色地描繪出千軍萬馬奔騰呼嘯的氣氛，并在典型環(huán)境中刻劃性格，使關羽、趙云、張飛等的“勇武”氣概得到有力的表現(xiàn)。
在藝術結構方面，《三國演義》敘述了上百年的歷史，組織了眾多的人物和紛繁復雜的事件，正如明高儒所說：“陳敘百年，該括萬事”（《百川書志》）。小說前八十回，敘述漢末大小軍閥之間的兼并戰(zhàn)爭；小說后四十回，寫魏、蜀、吳三國之間的矛盾斗爭，直至晉統(tǒng)一全國。全文有頭有尾，前后呼應。小說以魏、蜀、吳三國的矛盾斗爭為主線，以描寫戰(zhàn)爭為主要情節(jié)，圍繞這條主線，串聯(lián)著數(shù)以百計的大小故事，參差錯落，然而前因后果都很清晰。在用筆上，有實寫、虛寫、詳寫、略寫，有時還運用插敘、倒敘，說明情節(jié)的來龍去脈；顯示了《三國演義》在結構上的成就。
間雜文言和白話是《三國演義》的語言特色。它改變正史的全部文言，這種“文不甚深，言不甚俗”（蔣大器《三國志通俗演義序》）的文詞，使具有一般閱讀能力的人都能看懂；跟平話相比，選詞用字較為精煉，抒情寫景也較細致。作者還注意用富有表現(xiàn)力的語言，表現(xiàn)人物性格，如張飛；個別地方也有生動的口語，如第五十四回，寫吳國太和孫權的對話。不過，類似這種較為成功的語言是不多的?！度龂萘x》保留了大量書面語，有些章節(jié)照抄史書原文，因此，這種間雜文言、白話的語言，比起《紅樓夢》、《水滸》等接近口語的語言來，就顯得遜色了。
《三國演義》是我國長篇歷史小說的開山之作，自它問世以后，我國歷史小說的創(chuàng)作才逐漸興盛。明清以來，上自寫盤古的《開辟演繹》，下迄記太平天國的《洪秀全演義》，包括各個歷史時代的歷史小說大量涌現(xiàn)；或以史事為主線，或以人物為中心，創(chuàng)作十分繁榮。另外，戲劇、曲藝等，也以《三國演義》的內容為題材，進行大量的創(chuàng)作和改編?！度龂萘x》以它取舍精當?shù)倪x材構思，引人入勝的故事情節(jié)，維妙維肖的人物刻劃，影響著后代文學藝術。不僅如此，即使在今天，它杰出的藝術成就，有分析有批判地加以借鑒，也應該是肯定的。
何磊
一九七三年八月
一九八二年八月修訂
校注說明
凡此一類，我們均依據明本，參酌史籍，加以改正。由于本書是普及性讀物，避繁不作校字記，此類改動，不及備列，舉例以概其馀。
毛本雖然是清初人所作的改訂本，其中依然保存著一些元明時代（來源可能更早）的用語。如“無徒”是流氓無賴的意思，“磨旗”是圓圈式地揮舞旗幟的意思，過去通行的排印本臆改為“強徒”、“麾旗”等。我社在前次整理時亦就發(fā)現(xiàn)所及，作了糾正。
再有，《三國演義》畢竟不同于一般小說作品，它是歷史小說，其中主要人物事跡絕大部分都是按照史籍記載的通俗演義。這樣，書中存在的好些人名、地名、官制名稱上的訛誤，似乎就沒有什么特別的理由要一任其繼續(xù)沿誤下去。校訂中對這一類地方，凡是比較顯著而不難考核的，也作了一些必要的改正。例如，第七回起寫到“桓階”，毛本、明本均作“桓楷”。此人《三國志·魏書》有傳，其他史籍亦同作“階”。似毋須拘執(zhí)版本，保留“楷”這個誤字，因即改為“階”。至于回末聯(lián)語中“求和桓階又遭殃”句平仄遂難再調，只好任之。又如，第十六回“表贈陳珪秩中二千石”，毛本、明本均作“表贈陳珪致中二千石”，通行的排本又改“致中”為“治中”?！爸隆弊钟迷诖颂幑倘毁M解，“治中二千石”之說既非漢制，且遠于事理，亦不可通（參看該回注釋）。因即據《三國志·魏書·呂布傳》改為“秩中二千石”。
現(xiàn)在這次，我們又就改版（橫排、簡體字）的機會，對全書再次作了核訂。除據大魁堂藏版的毛本，校改了舊排本沿襲的誤植外，又順著前次整理的途徑，作了一些補苴罅漏的工作，大致有這樣一些方面：
一、解決了過去正文中存疑的個別問題。如第八十回“極天察地”，“察”字疑“際”字之誤，今據清代寶經堂刊本正作“際”，“際”字是，從改。第八十一回“損將星于斗?！保皳p”字疑“隕”字之誤，今據同本正作“隕”，“隕”字是，從改。
二、在斷句標點上，也作了改進。糾正了舊本個別斷句失誤。如，第三十三回引袁紹的話：“吾南據河北，阻燕、代，兼沙漠之眾”，句讀是錯誤的，今改正為“吾南據河（黃河），北阻燕、代……”又如，第一百一回“（魏）延大敗，盡棄衣甲、頭盔、匹馬，引敗兵望木門道中而走”，今改正為“延大敗，盡棄衣甲、頭盔，匹馬引敗兵望木門道中而走”。另外有些地方，即使文義并無大別，但如何句逗更覺順適合宜，也盡可能地推敲斟酌，有所改進，如第一百七回“……奏永寧宮皇太后，令敕臣如奏施行?！苯窀臑椤啊嘤缹帉m；皇太后令，敕臣如奏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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