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jīng)學通論 清 皮錫瑞
　　《易經(jīng)》
　　論變易不易皆之大義
　　治經(jīng)者當先知此經(jīng)之大義，以易而論，變易不易比大義所在，二者當并行不相悖?！吨芤渍x》第一論易之三名曰，夫易者變化之總名，改換之殊稱，自天地開辟，陰陽運行，寒署迭來，日月更出，孚萌庶類，亭毒群品，新新不停，生生相續(xù)，莫非資變化之力，換代之功，然變化運行在陰陽二氣，故圣人初畫八卦，設(shè)剛?cè)醿僧?，象二氣也，布以三位，象三才也，謂之為易。取變化之義，既義總變化，而獨以易為名者，《易緯乾鑿度》云：易一名而含三義，所謂易也，易變也，不易也，又云，易者其德也，光明在四通，簡易立節(jié)，天以爛明，日月星辰，布設(shè)張列，通精無門，藏神無穴，不煩不擾，澹泊不失，此其易也，變易者，其氣也，也天地不變，不能通氣，五行迭終，四時更廢，君臣取象，變節(jié)相移，能消者息，必專者敗，此其變易也，不易者，其位也，天在上，地在下，君南面，臣北面，父坐，子伏，此其不易也，鄭玄依此義作易贊及易論云，易一名而含三義，易簡一也，變易二也，不易三也，故系辭云，乾坤其易之蘊邪，又云，易之門戶邪，又云，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ㄨ然示人簡矣，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此言其易簡之法則也。又云，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cè)嵯嘁?，不可為典要，只變所適此言順時變易出入移動者也，又云，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cè)釘嘁?，此言其張設(shè)布列不易者也，錫瑞案孔穎達引證說明，乾鑿度為說易最古之書，鄭君兼通今古文之學，其解易之名義，皆兼變易之說，鄭引易尤切實，是易雖有窮變通久之義，亦有不易才在，斯義也，非獨易言之，群經(jīng)亦多言之，而莫著于禮記，大傳曰，改制度，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別衣郛，此其所得與民變革者也，其不可得變革者則有矣，尊尊也，親親也，長長也，男女有別，此其不可得與民變革者也，變革即變易也，不可變革即不易也，董仲舒漢初大儒，深得斯旨，其對策曰，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變，道亦不變，又曰，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后人讀之，議其前后矛盾，不知董子對策之意，全在變法，以為舜繼堯后，大治有道，故可無為而治，漢繼秦后，大亂無道，而漢多襲秦舊，故謂當變更化，不變者道也，當變者法也，亦即易以變易為義，而有不義者在也，今之學者，不知窮變通久之義，一聞變法，群起而爭，反其說者，又不知變易之中有不易者在，舉天地君臣父子不可變者亦欲變之，又豈可訓乎。
　　論伏羲作易垂教在正君臣父子夫婦之義
　　讀易者當先知伏羲為何畫八卦，其畫八卦有何用處。正義曰，作易所以垂教者，即《乾鑿度》云，孔子曰，上古之時，人民無別，群物未殊，未有衣食器用之利，儀義乃仰觀象于天，俯觀法于地，中觀萬物之宜，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故易者，所以繼天地理人倫而明王道，是以畫八卦，建五氣，以立五常之行象，法乾坤，順陰陽，以正君臣父子夫婦之義，度時制宜，作為罔罟，以佃以漁，以贍民用，于是人民乃治，君親以尊，臣子以順，群生和洽，各安其性，此其作易垂教之本意也，又坤靈圖曰，伏羲氏立九部民易理，春秋緯文耀鉤曰，伏羲作易名官，禮緯合文嘉曰，ж者別也，戲者獻也，伏羲始別八卦以變化天下，天下法則咸伏貢獻，故曰伏羲也，鄭君六?論曰，ж羲作十言之教曰，乾坤震巽坎離艮兌消息，無文字謂之易，以厚君民之別，鄭專以厚君民之別為說，蓋本孔子云，君親以尊，臣子以順之義，陸賈新語道基篇亦云，先圣仰觀天文，俯察地理，圖畫乾坤，以定人道，民始開悟，知有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道，長幼之序，于是百官立，王道乃生，白虎通暢其說云，古之時未有三綱六紀，民人但知其母而不知其父，能覆前不能覆后，臥之讠去々，起之吁吁，饑即求食，飽即棄余，茹毛飲血而皮葦，于是伏羲仰觀象于天，俯察法于地，因夫婦，正五行，始定人道，畫八卦，以治天下，焦循謂讀陸氏之言，乃恍然悟伏羲所以設(shè)卦之故，更推闡其旨曰，學易者必先知伏羲未作八卦之前，是何世界，伏羲作八卦重為六十四，何以能治天下，神農(nóng)堯舜文王周公孔子，何奉此卦畫為萬古修已治人之道，孔子刪書始唐虞，治法至唐虞乃備也，贊易始伏羲，人道自伏羲始定也，有夫婦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伏羲設(shè)卦觀象，定嫁娶以別男女，始有夫婦，有父子，有君臣，然則君臣自伏羲始定，故伏羲為首出之君，前此無夫婦父子，即無君臣，凡緯書所載天皇地皇人皇九頭五龍攝提合雒等紀，無容議矣，莊子繕性篇云，古之人在混茫之中，與一世而得淡漠焉，當是時也，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節(jié)，萬物不傷，群生不夭，人雖有知，無所用之，此之謂至一，當是時也，莫之為，常自然，逮德下衰，及燧人伏戲始為天下，是故順而不一，按莊子不知易道，不知伏羲之功者也，飲食男女，雖禽獸蟲豸生而即知，然牝牡無定偶，故有母而無父，自伏羲畫八卦而入道定，有夫婦乃有父子，有父子乃有君臣，孔子贊易，所以極稱伏羲之功也，人道不定，天下大亂，何以得至一，故無伏羲畫卦，則無夫婦，無父子，無君臣，而以為陰陽和靜，萬物不傷，真妄論矣，阮嗣宗通論云，易者何也，乃昔之元真往古之變經(jīng)也，庖犧氏當天地一終，值人物憔悴，利用不存，法制夷昧，神明之德不通，萬物之情不類，于是始作八卦，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分陰陽，序剛?cè)?，積山澤，連水火雜而一之，變而通之，終于未濟，六十四卦，盡而不窮，嗣宗亦莊生之流，而論易則稱伏羲之功，不拾漆園唾余，然謂利用不存，法制夷味，似謂上古本有法制利用，至伏羲時晦，而伏羲氏復之，則無稽耳，錫瑞案焦氏發(fā)明伏羲畫卦之功尤暢，畫卦之功首在厚君民之別，故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而地天為泰，天地為否，似與此義相反，蓋泰之得在天地交，否之失在天地不交，履以位言，泰否以情言，所謂言豈一端而已，后世尊卑闊絕，而上下之疏，禮節(jié)繁多，而君臣之義薄。四語本蘇子瞻。昧者欲矯其弊，遂議盡去上下之分，豈知作易垂教所以理人倫而明王道之義乎。
　　論重卦之人當從史遷揚雄班固王充以為文王
　　易為群經(jīng)之首，讀易當先知作易之人，欲知作卦爻辭為何人，又必先知重卦為何人，周易正義第二論重卦之人曰，重卦之人，諸儒不同，凡有四說，王輔嗣等以為伏羲重卦，鄭玄之徒以為神農(nóng)重卦，孫盛以為夏禹重卦，史遷等以為文王重卦，其言夏禹及文王重卦者，案系辭神農(nóng)之時，已有蓋取益與噬嗑，以此論之，不攻自破，其言神農(nóng)重卦，亦未為得，今以諸文驗之，案說卦云，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贊于神明而生蓍，凡言作者創(chuàng)造之謂也，神農(nóng)以后，便是述修，不可謂之作也，則幽贊用蓍謂伏羲矣，錫瑞案解經(jīng)以最初之說為主，史記儒林傳曰，自魯商瞿受易孔子，傳六世至齊人田何字子莊，而漢與田何傳東武人王同子仲，子仲傳?川人楊何，言易者本于楊何之家，是楊何上距商瞿凡八傳，漢初易皆主楊何，太史公父談亦受易于楊何，史公言易必用楊何之說，周本紀曰，西伯蓋即位五十年，其囚?里，蓋益易之八卦為六十四卦，日者傳曰，自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正義謂史遷以為文王重卦，其說甚明，且非獨史遷之說為然也，楊子法言問神篇曰，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其益可知也，問明篇曰，文王淵懿也，重易六爻不亦淵乎，漢書藝文志曰，至于殷周之際，紂在上位，逆天暴物，文王以諸侯順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效，于是重易六爻，論衡對作篇曰，易言伏羲作八卦，前，是未有八卦，伏羲造之，故曰作也，文王圖八，自演為六十四，故曰演，正說篇曰，伏羲得八卦，非作之，文王得成六十四非演也，是以為文王重卦者，非獨史遷，更有揚雄班固王充，故正義以為史遷等，揚雄西漢末人，班固王充東漢初八，皆與史遷說同，鄭玄東漢末人，巳在諸人之后，其說以為神農(nóng)重卦，蓋以取益噬嗑為據(jù)，謂伏羲取諸離在八卦之內(nèi)，神農(nóng)益噬嗑在六十四卦之內(nèi)也，孔疏亦以神農(nóng)之時，已有蓋取益與噬嗑，為伏羲重卦之證案，此說亦太泥，朱子語類曰，十三卦所謂蓋取諸離，蓋取諸益者，言結(jié)繩而為網(wǎng)罟有離之象，非觀離而臺有此也，又去，不是先有見乎離而后為網(wǎng)罟，先有見乎益而后為耒耜，圣人亦只是見魚鱉之屬，欲有以取之，遂做一個物事去攔截他，欲得耕種，見土地硬，遂做一個物事去剔起他，欲合于離之象，合于益之意，沈寓山寓簡曰，大傳言蓋取諸益，取諸睽，凡一十三卦，蓋圣人謂耒耜得益，弧矢得睽耳，非謂先有卦名，乃作某器也，陳灃曰，案系辭所言取諸者，與考工記輪人取諸圜也，取諸易直也，取諸急也，文義正同，輪人意取諸圜，非因見圜物而取之也，意取易直與急，非因易見易直與急之物而取之也，此三說皆極通，可無疑于神農(nóng)時已益與噬嗑，而不得云文王重卦矣，后人猶有疑者，皆疑所不當疑羅泌路史余論曰，世以為文王重卦因揚雄之說而謬之也，滿招損謙受益，謙與損益，益稷之言不自后世，佃漁之離，謂之小成可也，耒耜之益，與交易之噬嗑，豈小成哉，然則不自文王重卦可識矣，顧炎武日知錄曰，考襄公九年，穆姜遷于東宮，筮之，遇艮之隨，姜曰，是于周易曰，隨元亨利貞無咎，獨言是于周易則知夏商皆有此卦，而重八卦，為六十四卦者，不始于文王也，錫瑞案羅氏不知滿招損，謙受益，出偽古文大禹謨，不足據(jù)，益與噬嗑言取諸者，朱子辨之已明，顧氏不知左氏雜取占書，唐啖助已言不可盡信，占筮書多傳會，穆姜說元亨利貞之義，全同孔子文言，以為暗合，未必穆姜之學與圣人同，以為孔子作文言，剿襲穆姜之說，尤無是理，疑占書取孔子文言，傅之穆姜而左氏載之，不當反據(jù)其文，疑重卦不始文王也丁晏孝經(jīng)徽文云。邱明博，多采孔門精語綴集成文，而后儒反疑圣剿取左氏，必不然矣，據(jù)丁氏說可為左氏傳引圣經(jīng)之證，焦循亦云，左氏生孔子贊易之后，刺取易義以飾為周史之言。
　　論連山歸藏
　　周易正義第三論三代易名曰，案周禮太卜三易云，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杜子春云連山伏羲，歸藏黃帝，鄭玄易贊及易論云，夏曰連山，殷曰歸藏，周曰周易，鄭玄又釋云，連山者，象山之出云，連連不絕，歸藏者，萬物莫不歸藏于其中，周易者，言易道周普無所不備，鄭玄雖有此釋，更無所據(jù)之文，先儒因此遂為文質(zhì)之義，皆煩而無用，今所不取，案世譜等群書，神農(nóng)一曰連山氏，亦曰列山氏，黃帝一曰歸藏氏，既連山歸藏并是代號，則周易稱周，取岐陽地名，毛詩云周原?無?無是也，又文王作易之時，正在?里，周德未與，猶是殷世也，故題擊別于殷，以此文王所演，故謂之周易，其猶周書周禮，題周以別余代，故易緯云。因代以題擊是也，先儒又兼取鄭說云，既指周代之名，亦是普遍之義，雖欲無所遐棄，亦恐未可盡通，其易題周，因代以稱周，是先儒更不別解，唯皇甫謐云，文王在?里演六十四卦，著七八九六之爻，謂之周易，以此文王安周字，其系辭之文，連山歸藏無以言也，周禮太卜疏，趙商問今當從此說以不敢問，杜子春何由知之，答云，此數(shù)者非無明文，改之無據(jù)，故著子春說而已，近師皆以為夏殷周，鄭既為此說，故易贊云，夏曰連山殷曰歸藏，又注禮運云其書存者有歸藏，如是玉兆為夏，瓦兆為殷可知，是皆從近師之說也，按今歸藏坤開筮，帝堯降二女為舜妃，又見節(jié)卦云，殷王其國常毋谷，若然依子春說，歸藏黃帝得有帝堯及殷王之事者，蓋子春之意，宓戲黃帝造其名，夏殷因其名以作易，故鄭云，改之無據(jù)，是以皇甫謐記亦云，夏人因炎帝曰連山，殷人因黃帝回歸藏，雖炎炎與子春黃帝不同，是亦相因之義也，云名曰連山，似山內(nèi)出氣也者，此連山易其卦以純艮為首，艮為山，山上山下是名連山，云氣出內(nèi)于山，故名易為連山，歸藏者，萬物莫不歸而藏于其中者，此歸藏易以純坤為首，坤為地，故萬物莫不歸而藏于中，故名為歸藏也，鄭雖不解周易，若名周易者，連山歸藏皆不言地號，以義名易，則周非地號，以周易以純乾坤為首，乾為天，天能周幣于四時，故名易為周也，錫瑞案孔賈二疏不同，孔不從鄭，以為代號賈從鄭以為以義名，當以鄭說義名為是連山歸藏若是代號，不應夏殷襲羲黃帝之舊，且連山歸藏不名易，若是代號，必下加易字，乃可通，故鄭皆以義名，與連山首艮歸藏首坤正合，鄭以周易為周普，亦以義名，蓋本系辭傳易之為書也，周流六虛，孔疏以為無據(jù)，非也，桓譚新論曰，連山八萬言，歸藏四千三百言，不應夏易數(shù)倍于殷，疑皆出于依?，連山劉炫偽作，北史明言之，歸藏雖出隋唐以前，亦非可信為古書，刪定六經(jīng)，始于孔子，孔子以前，周易與連山歸藏并稱，猶魯之春秋，與晉之乘楚之?杌并稱也，周易得孔子贊之而傳為經(jīng)，連山歸藏不得孔子贊之而遂亡，猶魯之春秋，得孔子修之而傳為經(jīng)，晉乘楚?杌，不得孔子修之而遂亡也，孔子所不贊修者，學者可不措意，況是偽書，何足辨乎，連山歸藏之辭，絕不見于古書稱引，蓋止有占法而無文辭，故周易當孔子未贊之前，疑亦止有占而無文釋也。
　　論卦辭文王作爻辭周公作皆無明據(jù)當為孔子所作
　　周易正義第四論卦辭爻辭誰作曰，其周易系辭風有二說，一說所以卦辭爻辭并是文王所作知者，案系辭云，易之興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又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文王與紂之事耶，又乾鑿度云，垂皇策者犧，卦道演德者文，成命者孔，通卦驗又云，蒼牙通靈昌之成，孔演命明道經(jīng)，準此諸文，伏羲制卦，文王系辭，孔子作十翼，易歷三圣，只謂此也，故史遷云，文王囚而演易，即是作易者其有憂患乎，鄭學之徒并依此說也，二以為驗爻辭多是文王后事，案升卦六四，王用亭于岐山，武王克殷之后，始追號文王為王，若爻辭是文王所制，不應云王用亨于岐山，又明夷六五，箕子之明夷，武王觀兵之后，箕子始被囚奴，文王不宜預言箕子明夷，又既濟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礻龠祭，說者皆云，西鄰謂文王，東鄰謂紂，文王之時，紂尚南面，豈容自言己德，受福勝殷，又欲抗君之國，遂言東西相鄰而已，又左傳韓宣子?魯見易象云，吾乃知周公之德，周公被流言之謗，亦得為憂患也，驗此諸說，以為卦辭文王，爻辭周公，馬融陸績等并同此說，今依而用之，所以只言三圣，不數(shù)周公者，以統(tǒng)子業(yè)幫故也，左傳正義曰，易系辭云，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文王與紂之事耶，鄭玄云，據(jù)此言以易是文王所作，斷可知矣，且使傳讖緯，皆言文王演易，演謂為其辭以演說之，易經(jīng)必是文王作也，但易之爻辭有箕子之明夷利貞，又云，王用亨于岐山，又云，東鄰殺牛不知西鄰之礻龠祭，文王所作，爻下之意皆斥文王，若是文王作經(jīng)，無容自伐其德，故先代大儒鄭眾賈逵或以為卦下之彖辭，文王所作，爻下之象辭，周公所作，雖復紛兌大久，無能決當是非，錫瑞案據(jù)孔疏之說，文王作卦爻辭，及文王作卦辭，周公爻辭，皆無明文可據(jù)，是非亦莫能決，今據(jù)西漢古義以斷，則二說皆非是，以卦辭為文王作者，但據(jù)系辭傳易之興也其于中古乎，下有是故履德之基也云云當文王與紂之事耶，是故其辭危云云，遂以為文王作卦辭，實則履德之其也云云，共引九卦，正是文王重卦之證，則其辭云云，當即六十四卦，非必別有卦辭，伏羲在未制文字之先，八卦止有點畫，文王在制文字之后，六十四卦必有文字，有文字即是辭，不必作卦辭而后為辭也，孔疏云，史傳讖緯皆言文王演易，今考之史傳，史記，但云文演三百八十四爻，不云作卦爻辭，讖緯云，卦道演德者文，則演易即演三百八十四爻之謂，不必為辭演說乃為演也，其云周公作爻辭者，但以箕子岐山東鄰等文，不當屬文王說，惠棟周易述，用趙寶說而小變之，以箕子為其子，又據(jù)禹貢冀州治梁及岐，爾雅梁山晉望也，因謂岐山亦冀州之望，夏都冀州，王用亨于岐山者為夏王，惠氏疏通爻辭，可以解鄭賈諸人之疑矣，然以爻辭為文王作，止是鄭學之義，以爻辭為周公作，亦始于鄭眾賈逵馬融諸人，乃東漢古文家異說，若西漢今文家說，皆不如是，史遷揚雄班固王充但云文王重卦，卦未嘗云作卦辭爻辭，當以卦爻之辭并屬孔子所作，蓋卦爻分畫于羲文，而卦爻之辭，皆出于孔子，如此則與易歷三圣之文不背，箕子岐山東鄰西鄰之類，自孔子言之，亦無妨，若以為文王作爻辭，既疑不應豫言，以為周公作爻辭，又與易歷三圣不合孔疏以為父統(tǒng)子業(yè)，殊屬強辭，韓宣?魯，單文孤證未可依據(jù)，韓宣亦未明說周公作爻辭也，或疑左氏傳引筮辭，多在孔子之前，不得以卦辭爻辭為始于孔子，案占書傳會，前已言之，困學紀聞曰，八世之后，莫之與京，其田氏篡齊之后之言乎，公侯子孫，必復其始，其三卿分晉之后之言乎，皆非左氏之舊也，姚鼐以為畢萬筮仕晉一條，吳起增竄以媚魏者，然則懿氏卜妻敬仲云，有媯之后，將育于姜，亦陳氏得政之后，人所增竄，若是當時實事，未必齊人不忌敬仲，而更任用之，晉獻公筮嫁伯姬于秦，有為嬴敗姬，侄其從姑，死于高梁之占，叔孫穆子之生，有以讒入人，其名曰牛，卒以餒死之占，應驗如神，疑皆傳會，若是當時實事，獻公未必嫁女于秦，穆子末必用堅牛為政，左氏傳此等處皆不可據(jù)，說苑泄冶引易曰，君子居其室至可不慎乎，泄冶在孔子前，不應引系辭，此等明是后人攙入，左氏引易亦猶是也。
　　論易至孔子始著于是學士大夫尊信其書
　　王制樂正崇四術(shù)，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文獻通考應氏曰，易雖用于卜筮，而精微之理，非初學所可語，春秋雖公其記載，而策書亦非民庶所得盡窺，故易象春秋，韓宣子?魯始得見之，則諸國之教，未必盡備六者，錫瑞案此亦卦辭爻不出于文王周公之一證，若卦爻子辭，為文王周公作，則當如后世欽定御纂之書，頒之學官以教士子矣，而當時造士，止有禮樂詩書，則以易但有卦爻而無文辭，故不可與禮樂詩書并立為教，當時但以為卜筮之書而已，至孔子闡明其義理，推合于人事，于是易道乃著，史記孔子世家曰，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說卦文方，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shù)年，若是我于易則彬彬矣，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馬，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蓋易與春秋，孔門惟高才弟子乃能傳之，于是學士大夫尊信其說，或論作易之大旨，或說學易之大用，或援易以明理，或引易以決事，而其教遂大明，如荀子大略篇曰，善為易者不占，此以當時之用易者，專為占卜，不知天地消長，人事得失，無不可以易理推測，故云善易不占，以挽其失，又曰，易之咸，見夫婦之道，不可不正也，君臣父子之本也，咸感也，以高下下，以男下女，柔上而剛下，聘士之義，親迎之道，重始也，此本象傳序卦之旨而引申之，非相篇曰，好其實，不恤其文，是以終身不史埤污庸俗，故易曰括囊無咎無譽，腐儒之謂也，此為當日石隱者流，如沮溺丈人，匿跡銷聲，介之推所謂身將隱，焉用文之，究非中道，大略篇又曰，復自道，何其咎，以為能變也，呂覽務本篇引而申之曰，以言本無異，則動卒有喜，荀子言變，呂覽言動，皆取復卦剛反之義，呂覽應同篇曰，平地注水水流濕，均薪施火火就燥，闡發(fā)經(jīng)義，簡明不支，慎大覽篇引易?履虎尾終吉，可證今本之誤，召類篇引史默說渙群之義曰，渙者賢也，群者眾也，元者吉之始也，渙其群元吉者，其佐多賢也，可證注疏以渙為渙散之非，元吉與大吉異，元吉以德言，大吉以時言，象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文言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故曰，元吉者，吉之始，亦可證舊解元吉為大吉之失，周末諸子引易，具有精義如此，史記載蔡澤言亢龍之義，上而不能下，信而不能決，往而不能自返，國策載春申君言狐濡其尾之義，始之易，終之難，皆引易文以決時事，其說之精亦可以補周末諸子之遺也。
　　論卦辭爻辭即是系辭十翼之說于古無徵
　　以卦辭爻辭為孔子作，疑無明文可據(jù)，然亦非盡無據(jù)也，古以系辭即為卦辭爻辭，漢儒說皆如是，而今之系辭上下篇，古以為系辭傳，釋文王肅本有傳字，蓋古本皆如是，宋吳仁杰古周易以爻為系辭，今考系辭有云，圣人設(shè)卦觀象，系辭焉，以明吉兇，又云，圣人有以見天下之物，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系辭焉，以斷其吉兇，是故謂之爻，又云，系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又云，系辭焉以盡其言，據(jù)此諸文，明是指卦爻辭謂之系辭，若謂系辭中四處所云系辭，即是今之系辭，孔子不應屢自稱其所著之書，又自言其作辭之義，且不應自稱圣人，蓋系辭即卦辭爻辭，乃孔子所作，今之系辭乃系辭之傳，孔子弟子所作，系辭中明有子曰，必非出自孔子物筆，史記自序，引系辭之義為易大傳，是其明證，凡孔子所作謂之經(jīng)，弟子所作謂之傳，所云圣人系焉以斷其吉兇，乃孔子弟作傳，稱孔子為圣人，非孔子作系辭，而稱文王周公為圣人也，鄭樵六經(jīng)奧論曰，易大傳言系辭者五，皆指爻辭曰系辭，如上系曰，系辭焉而明吉兇，系辭以斷其吉兇有二，曰系辭焉而命之，孔子專指爻辭以為系辭，今之系辭，乃孔門七十二子傳易于夫子之言，為大傳之文，則系辭者，其古傳易之大傳歟，鄭樵以系辭傳為易大傳，正本史記孔疏云，經(jīng)文王周公所作，傳孔子所作，不知孔子以前不得有經(jīng)，漢書儒林傳云，孔子晚而好易，讀之，韋編三絕，而為之，傳則已誤，以孔子所作為傳，與史記之說大異矣，歐陽修不信祥異，以系辭云，河作圖，洛出書，圣人作之為非孔子之言，不知系辭傳本非孔子之言，乃孔子弟子所作以解釋孔子之言者也，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說卦文言，史公既以今之系辭為易大傳，則不以為孔子所作，世家所謂亦必指卦辭爻辭而言。系者屬也，系辭猶云屬辭，據(jù)史記云，伏戲畫八卦，文王重卦為六十四，分為三百八十四爻而無其辭，至孔子乃屬辭以綴其下，故謂之系，此其有朋文可據(jù)而不必疑者也，惟孔子世家引說卦頗疑有誤，論衡正說篇曰，至孝宣皇帝之時，河內(nèi)女子發(fā)老屋，得逸易禮尚書各一篇，奏之皇帝，下示博士，然后易禮尚書各益一篇，所說易益一篇，蓋說卦也，隋書經(jīng)籍志曰，及秦焚書，周易獨以卜筮得存唯失說卦三篇，后河內(nèi)女子得之，所謂三篇，蓋兼序卦雜卦在內(nèi)，據(jù)王充說，說卦至宣帝時始出，非史公所得見，故疑世家說卦二字，為后人攙入者，說卦論八卦方位，與卦氣圖合，疑焦京之徒所為，程迥古易考十二篇闕序雜卦，以為非圣人之言，李邦直朱新仲傅選卿皆疑序卦，近儒朱彝尊亦然，戴震云，昔儒相傳說三篇，與今文大誓同后出，說卦分之為序卦雜卦，故三篇詞指，不類孔子之言，或經(jīng)師所記孔門余論，或別有所傳述，博士集而讀之遂一歸孔子，謂之十翼矣，據(jù)此則古今人皆疑說卦三篇，而十翼之說，于古無徵，漢書藝文志易經(jīng)十二篇又曰，孔氏為之彖象系辭文言序卦之屬十篇，是已分為十篇，尚不名為十翼，孔疏以為鄭學之徒并同此說，是十翼出東漢以后，未可信據(jù)，歐陽修謂十翼之說，不知起于何人，自秦漢以來大儒君子不論，后人以為歐陽不應疑經(jīng)，然十翼之說，實不知起于何人也。
　　論孔子作卦辭爻辭又作彖象文言是自作而自解
　　或疑卦辭爻辭為孔子作，彖象文言又孔子作，夫彖象文言，所以解卦辭爻辭也，是豈孔子自作之而自解之歟，曰，孔子正是自作之而自解之也，圣人作易，幽贊神明，廣大精微，人不易喻，孔子恐人之不能盡喻也，既作卦辭，又自作象以解卦辭，既作爻辭，又自作象以解爻辭，乾坤為易之門，居各卦之首，又特作文言以釋之，所謂言之不足，故長言之，所以開愚蒙導后學也，若疑自作自解，無此文體，獨不觀揚雄之太玄平太玄準易而作者也，漢書揚雄傳曰，為其泰曼漶而不可知，故有首沖錯測ゼ瑩數(shù)文扌?圖告十一篇，綿以解剝玄體離散其文，章句尚不存焉，據(jù)此是雄作太玄，恐人以為曼漶不可知，自作十一篇解散其文，以示后人，正猶孔子作易，有卦辭爻辭，恐人不知自作彖象文言以示后人也，司馬光說玄曰，易有彖，玄有首，彖者卦辭也，首者亦統(tǒng)論一首之義，易有爻，玄有贊，易有象，玄有測，測所以解贊也，易有文言，玄有文，文解五德并中首九贊，文言之類也，據(jù)此則太玄準易，玄之贊即易之爻，若謂自作不當自解，則揚子即作贊矣，何必又有測以解贊，復有言以解贊乎，當時客有難玄太深，雄解之，號曰解難，其辭曰，是以宓犧氏之作易也，綿絡天地經(jīng)以八卦，文王附六爻，孔子錯其象而彖其辭，然后發(fā)天地之藏，定萬物之基，揚子但以文王為附六爻，與法言所說同，文王但重卦而無辭，則卦爻辭必孔子作，雄以孔子作卦爻辭，又作彖象文言而自解之，故準易作太玄亦作首贊以法卦爻辭，又作測與文而自解之揚雄太玄自作自解，人未有疑之者，獨疑孔子不應自作自解，是知二五而不知十也，高貴鄉(xiāng)公以下，多疑彖象不當合經(jīng)，不知彖象與卦爻辭，皆孔子一人所作，既皆孔子所作，則皆當稱為經(jīng)，并無經(jīng)傳之分，惟系辭傳當稱傳耳，彖象合卦爻辭，與不合卦爻辭，似可無庸爭辨，太玄舊本分玄之贊辭為三卷，一方為上，二方為中，三方為下，次列首沖錯測ゼ瑩數(shù)文扌?告凡十一篇，范望散首測于贊辭之間，王涯因之，宋惟?依易之序，以玄首準卦辭，測準小象，文準文言，ゼ瑩扌?圖準系辭，告數(shù)準說卦，沖準序卦，錯準雜卦，吳秘因之，司馬光從范本，諸人紛紛改訂，正與改訂易文相似，其實一人所作，次序先后可以不拘，阮孝緒稱太玄經(jīng)九卷，雄自作章句，是雄且作章句以自解其太玄矣，尚何疑于自作自解之不可乎，章學誠文史通義以著書自注為最善，謂本班固漢書，不知揚雄又在班固之前，孔子更在前也。
　　論傳經(jīng)之人惟易最詳經(jīng)義之亡惟易最早
　　孔子刪定六經(jīng)傳授之人，惟易最詳，而所傳之義，惟易之亡最早，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曰，孔子傳易于商瞿，瞿傳楚人?干臂子弘，弘傳江東人矯子庸疵，疵傳燕入周子家堅，堅傳淳于人光子乘羽，羽傳齊人田子莊何，何傳東武人王子中同，同傳?川人楊何，何元朔中以治易為漢中大夫，漢書儒林傳曰，自魯商瞿子木受易孔子，以授魯橋庇子庸，子庸授江東?干臂子弓授燕周丑子家，子家授東武孫虞子乘，子乘授齊田何子裝，田何授東武王同子中，雒陽周王孫丁寬，齊服生，同授淄川楊何字叔元，寬授同郡碭田王孫，王孫授施讎孟喜梁邱賀徭，是易有施孟梁邱之學，史漢載商瞿以下，傳授名字，子弘即子弓，矯疵即橋庇，周丑即周堅，光羽即孫虞，史記以為子弘傳子庸，漢書以為子庸傳子弓，各有所據(jù)，而小異大同，孔門傳易之源流，在漢固甚明也，史記止于楊何，距商瞿八傳，漢書下及施孟梁邱，距商瞿九傳，史記儒林傳云，言詩于魯則申培公，于齊則轅固生，于燕則韓太傳，言尚書自濟南伏生，言禮自魯高堂生，言易自?川生，言春秋于齊魯自胡毋生，于趙自董仲舒，是皆言漢初傳經(jīng)諸人，而申公轅固韓嬰伏生高堂生等。皆不言其所授，蓋史公已不能明，惟于易云，自魯商瞿受易孔子，孔子卒，商瞿傳易六世至齊人田何字子莊而漢興。田何傳東武人王同子仲，子仲傳?川人楊何，史公父談受易于楊何，故于易之授受獨詳，史公能詳易家授受之人，豈不能知易經(jīng)作卦爻辭之人，而周本紀但云文王重卦，魯世家不云周公作爻辭，則文王周公無作卦爻辭之事，孔子世家云，序彖系象，即卦爻辭在其中矣，史記不及丁寬，漢書以為寬授田王孫，王孫授施孟梁邱，又云，至成帝時，劉向校書，考易說，以為諸易家說皆祖田何楊叔丁將軍，大誼略同，唯京氏為異黨，焦延壽獨得隱士之說，?之孟氏，不相與同，據(jù)漢書，則田何丁寬楊何之學，本屬一家，傳之施孟梁邱，為易之正傳，焦京之學，明陰陽術(shù)數(shù)，為易之別傳，乃至于今，不特王同周王孫丁寬服生之易傳數(shù)篇無一字存，即施孟梁邱，漢立博士授生徒以千萬計，今其書亦無有存者，轉(zhuǎn)不如伏生尚書，齊魯韓詩，猶可稍窺大旨，豈非事理之可怪，而經(jīng)學之大可惜者乎，后惟虞翻注易，自謂五世傳孟氏易，其注見李鼎祚集解稍詳，近儒張惠言為之發(fā)明，此則孟氏之學支與流裔，猶有存者，而漢儒易學，幸得存什一于千百也。
　　論漢初說易皆主義理切人事不言陰陽術(shù)數(shù)
　　西漢易學之書雖亡，而其說猶有可考者，如淮南子繆稱訓曰，故君子懼失仁義，小人懼失利，觀其所懼，知各殊矣，易曰，即鹿無虞，惟人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又曰，小人在上，如寢關(guān)暴纊，不得須臾安，故易曰，乘馬班如，泣血漣如，言小人處非其位，不可長也，又曰，故至德者言同略，事同指，上下一心，無歧道旁見者，遏障之于邪，開道之于善，而民鄉(xiāng)方矣，故易曰，同人于野，利涉大川，齊俗訓曰，故易曰，履霜堅冰至圣人之見終始微言，?論訓曰，自古及今，五帝三王，未有能全其行者也，故易曰，小道亨利貞，言人莫不有道而不欲其大也，人間訓曰，今霜降而樹?，冰泮而求獲，欲其食則難矣，故易曰潛龍勿用者，言時之不可以行也，故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終日乾乾，以陽動也，夕惕若厲，以陰息也，因日以動，因夜以息，惟有道者能行之，泰族訓曰，易曰，豐其屋，?其家，窺其戶，闃其無人者，非無眾庶也，言無圣人以統(tǒng)理之也，賈誼新書容經(jīng)曰，亢龍往而不返，故易曰有悔，悔者兇也，潛龍入而不能出，故曰勿用，勿用者不可也，龍之神也，其為蜚龍乎，春秋篇曰，故愛出者愛反，福往者福來，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其此之謂乎，董子繁露基義篇曰，易言履霜堅冰，蓋言遜也，精華篇曰，其在易曰，鼎折足，覆公饣束，夫鼎折足者，任非其人也，覆公饣束者，國家傾也，劉向說苑，無咎，有言不信，圣人所與人難言信也，又引孔子曰，困之為道，猶寒之及暖，暖之及寒也，惟賢者獨知而難言之也，易曰，困亭貞，大人吉，法誡篇曰，孔子讀易至于損益，則喟然而歡，子夏避席而問曰，夫子何為歡，孔子曰，自損者益，自益者缺，吾是以欠也，子夏曰，然則學者不可以益乎，孔子曰，否，夫道成者未嘗得久也，夫?qū)W者以虛受之，故曰得，又曰，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夫豐明而動，故能大，茍大則虧矣，吾戒之，奉使篇曰，趙簡子將襲衛(wèi)，使史黯往視之，黯曰，渙其群元吉，渙者賢也，群者眾也，元者吉之始也，渙其群元者吉之始也，渙其群元吉者，其佐多賢矣，指武篇曰，易曰，不威小，不懲大，此小人之福也，列女傳鄒孟母曰，易曰，在中饋，無攸遂，以言婦入無擅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也，劉向傳稱易有鼎卦，鼎宗廟之器，主器奉宗廟者長子也，野鳥自外來，入為宗廟器主，是繼嗣將易也，一曰，鼎三足，三公象，而以耳行，野鳥居鼎耳，小人將居公位，敗宗廟之祀，野木生朝，野鳥入廟，敗亡之異也，又曰，于易在豐之震，曰豐其沛，日中見沫，折其右肱，無咎，于詩十月之交，則著卿士司徒，下至趣馬師氏，咸非其材，同于右肱之所折，協(xié)于三務之所擇，明小人乘君子，陰侵之原也，又曰，讒邪進則眾賢退，邪枉盛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則政日亂，故為否，否者閉而亂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為泰，泰者通而治也，又曰，易渙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法，法出而不返者也，又曰，故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于朝，易曰飛龍在天，大人聚也，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易曰，拔茅茹，以其匯征吉，又易曰，有嘉折首獲匪其丑，言誅首惡之人，而諸不順者皆來從也，彭宣傳宣上書言三公鼎足承君，一足不任，則覆亂矣，宣治易事張禹，禹受易于施讎者也，劉向治易，校書，考易說，以為諸家說皆祖田何楊叔丁將軍者也，淮南王集九師說易者也，賈董漢初大儒，其說易皆明白正大，主義理，切人事，不言陰陽術(shù)數(shù)，蓋得易之正傳，田何楊叔之遺，猶可考見。
　　論陰陽災變?yōu)橐字畡e傳
　　經(jīng)學有正傳，有別傳，以易而論，別傳非獨京氏而已，如孟氏之卦氣，鄭氏之爻辰，皆別傳也，又非獨易而已如伏傳五行，齊詩五際，禮月令明堂陰陽說，春秋公羊多言災異，皆別傳也，子貢謂夫子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則孔子刪定六經(jīng)，以垂世立教，必不以陰陽五行為宗旨，漢藝文志陰陽五行分為二家，其后二家皆竄入儒家，此亦有所自來，古之王者恐已不能無失德，又恐子孫不能無過舉也，常假天變以示儆惕，禮記曰，王前巫而后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無為也，以守至正，易本卜筮之書，其掌卜筮者，必陳祥異占驗以左右王，古卜筮與史通，周官馮相保章司天文者屬太史，故國語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左氏傳采占書，雖未必皆當時本文，而所載卜筮事，皆屬史官占之，此古卜筮與史通之明證，亦古卜史借天道以儆君之明證，后世君尊臣卑，儒臣不敢正言匡君，于是亦假天道進諫，以為仁義之說，人君之所厭聞，而祥異之占，人君之所敬畏，陳言既效，遂成一代風氣，故漢世有一種天人之學，而齊學尤盛，伏傳齊詩公羊春秋，皆齊人所傳也，孟京非齊學，其言易亦主陰陽災變者，卜筮占驗，本與陰陽災變?yōu)榻?，故后世之言術(shù)數(shù)者，多?于易，漢書儒林傳曰，孟喜好自稱譽，得易家侯陰陽災變書，詐言師田生且死時枕喜?獨傳喜，諸儒以此?之，博士缺，眾人薦喜，上聞喜改師法，遂不用喜，京房受易梁入焦延壽，延壽云，嘗從孟喜問易，會喜死，房以為延壽易即孟氏學，翟牧白生不肯，皆曰非也，至成帝時，劉向校書，考易說，唯京氏為異黨，據(jù)班氏說，則易家以陰陽災變?yōu)檎f，首改師法，不出于田何楊叔丁將軍者，始于孟而成于京，班氏既謂二家不同，而藝文志又有孟氏京房十一篇災異孟氏京房六十六篇，似二家實合為一者，蓋又京氏?之孟氏，而非孟氏之本然也，孟氏得易家書，焦延壽得隱士說，則當時實有此種學，而非其所自創(chuàng)，漢志易家有雜災異三十五篇，是易家本有專言災異一說，而其傳此說者，仍是別傳而非正傳，漢儒藉此以儆其君，揆之易義，納約自牖，與神道設(shè)教之旨，皆相吻合，可見人臣進諫之苦心，亦不背圣人演易之宗旨，而究不得為正傳者，孔子說易見于論語者二條，一勉無過，一戒無恒，皆切人事而言，戰(zhàn)國諸子及漢初諸儒言易，亦皆切人事而不主陰陽災變，至孟京出而說始異，故雖各有所授，而止得為易之別傳也，困學紀聞，京氏易積算法，引夫子曰，西伯父子，研理窮通，上下囊括，推爻考象配卦，世應加乎星宿，局于六十四所，二十四氣，分天地之數(shù)，定人倫之理，驗日月之行，尋五行之端，災祥進退，莫不因茲而兆矣，王應麟曰，此占候之學，決非孔子之言，惠棟曰，如京說，則今占法所謂納甲世應游歸六親六神之說，皆始于西伯父子也，案西漢以前，無以為文王周公作卦爻辭者，況納甲世應之說乎，此不特非孔子之言，并非京氏之說，京氏易傳無之，乃后人傳會，不可信。
　　論孟氏為京氏所傳孟學亦間出道家
　　孟氏之學，以今考之，有與諸家相出入者，卦氣出于孟氏，而其書不傳，其說不詳，詳見于京氏書，漢書京房傳曰，分六十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為候，孟康曰，分卦直日之法，一爻主一日，六十四卦為三百六十日，余四卦震離兌坎，為方伯監(jiān)司之官，所以用震離兌坎者，是二至二分用事之日，其說亦見于易緯稽覽圖，所云卦氣起中孚，卦主六日七分，大誼略同，唐一行卦議引之，以為十二月卦，出于孟氏章句，漢儒以緯為孔子作，固未必然，孔疏以讖緯起自哀平，亦不甚合，緯書之出最古，亦有漢儒傳會者，稽覽圖未知與孟京孰為先后，或緯竊孟京，抑或孟京竊緯，皆不可知，漢儒稱讖緯，宋人斥讖緯而稱圖書，其實皆主陰陽五行，如邵子曰，卦氣始于中孚，蔡西山云，康節(jié)亦用六日七分，是孟京之說，不僅漢儒宗之，宋儒亦宗之矣，然其說有可疑者，六十四卦直日用事，何以震離兌坎四卦不在內(nèi)，但主二至二分，乾坤為諸卦之宗，何以與諸卦并列，似未免削趾?履，強合牽附，京氏與孟氏相出入，漢書云，焦京?之孟氏，不相與同，則卦氣之說，或并焦京所?，非孟氏本旨歟，漢書又云，孟喜得易家陰陽災變書，則卦氣之說，或孟氏得易家書本有之歟，皆疑莫能明，焦循云，六日七分，即所得陰陽災變?之田生者，藝文志章句二篇，此乃得之田王孫者，今說文釋文中所引即此志，又有孟氏京房十一篇六十六篇，則所傳卦氣六日七分之學也，孟氏今文，與費氏古文易判然不合，而許慎說文解字敘云，易孟氏皆古文也，則孟氏亦有古文矣，荀爽傳費氏易而言升降，虞翻表獻帝云，潁川荀?號為知易，臣得其注有愈，虞氏言消息旁通，與荀言升降相出入，則荀氏費易與虞氏孟易相入矣，張惠言易義別錄，首列孟氏，亦僅能舉說文釋文諸書之異字，而不能舉其義，張氏以為學者求田何之書，則惟孟氏此文，求孟氏之義，惟虞氏注說，故作虞氏義與消息，阮元稱為孤家專學，近之漢學家多宗之，而亦有不盡謂然者，王引之謂虞氏以旁通說彖象，顯與經(jīng)違，虞氏釋貞以之正，違失經(jīng)義，見經(jīng)義述聞，錢大昕論虞仲翔說易之卦，有夫其義者，有自紊其例者，見潛研堂答問，陳灃云，虞氏易注多不可通，所言卦象尤多纖巧，見東塾讀書記，焦循易圖略雖取虞義，亦?其非，張惠言云，虞氏雖傳孟學，亦斟酌其意，不必盡同，然則虞氏間有違失，而非必盡出于孟矣，虞氏引參同契日月為易，又言夢道士飲以三爻，則其學雜出于道家，故虞氏雖漢易大宗，亦有當分別觀之者。
　　論鄭荀虞三家之義鄭據(jù)禮以證易學者可以推補不必推補爻辰
　　鄭君用費氏易，其注易有爻辰之說，蓋本費氏分野一書，然鄭所長者不在此，鄭學最精者三禮，其注易，亦據(jù)禮以證易義廣大，無所不包，據(jù)禮證易，以視陰陽術(shù)數(shù)，實遠勝之，鄭注如嫁娶祭祀朝聘，皆合于禮經(jīng)，其余雖闕而不完，后儒能隅反而意補之，亦顓家之學也，鄭君自序，來至元城乃注周易，其成書在絕筆之年，晉以后，鄭易皆立學，南北朝時，河北用鄭易，江左用王弼易注，至隋鄭易漸衰，唐定正義，易主王弼，而鄭易遂亡，宋末王應麟始為?輯古書之學，輯鄭易注一卷，近儒惠棟以為未備，更補正為三卷，丁杰又以為有誤入者，復加?訂，稱為善本，是鄭君之成易注，視諸經(jīng)為最后，鄭君書多亡逸，輯易注者，視諸書為最先，張惠言亦輯鄭易，而加以發(fā)明，周易鄭荀義敘曰，昔者ж犧作十言之教曰，乾坤震巽坎離艮兌消息，鄭氏贊實述之，至其說經(jīng)，則以卦爻無變動，謂之彖辭，夫七八者彖，九六者變，經(jīng)稱用九用六，而辭皆七八，名與實不相應，非ж犧氏之旨也，爻象之區(qū)既隘，則乃求之于天，乾坤六爻，上系二十八宿，依氣應宿，謂之爻辰，若此則三百八十四爻，其象十二而止，殆猶溓焉，此又未得消息之用也，然其列貴賤之位，辨大小之序，正不易之倫，經(jīng)綸創(chuàng)制，吉兇損益，與詩書禮樂相表里，則諸儒未有能及之也，荀氏之說消息，以乾升坤降，萬物始乎泰，終乎否，夫陰陽之在天地，出入上下，故理有易有簡，位有進有退，道有經(jīng)有權(quán)，歸于正而已，而荀氏言陽常宜升而不降，陰常降而不升，則?后遁否之義，大于既濟也，然其推乾坤之本，合于一元，云行雨施，陰陽和均，而天地成位，則可謂得易之大義者也，虞氏考日月之行以正乾元，原七九之氣以定六位，運始終之紀以敘六十四卦，要變化之居以明吉兇悔吝，六爻發(fā)揮，旁通乾元，用九則天下治，以則四德，蓋與荀同源，而閎大遠矣，王弼之說，多本鄭氏，而棄其精微，后之學者習聞之，則以為費氏之義如此而已，其盈虛消息之次，周流變動之用，不詳于系辭彖象者，概以為不經(jīng)，若觀鄭荀所傳卦氣，十二辰，八方之風，六位，世應爻，互卦變，莫不彰著，劉向有言，易家皆祖田何，大義略同，豈特楊叔丁將軍哉，錫瑞案張氏舉鄭荀虞，而斟酌其得失，皆有心得，其于鄭義取其言禮，不取其言爻辰，與李鼎祚集解采鄭注，不采其言爻辰者，同一卓識，惟以卦氣十二辰之類，亦祖田何，則未必然，孟京以前，言易無有主卦氣十二辰之類者，不可以后人之說誣前人，而以易之別傳為正傳也，焦循曰，爻辰自為鄭氏一家之學，非本之乾鑿度，亦不必本于月律也，然以離九三為艮爻，位值丑，丑上值弁星，弁星似缶，坎上六爻辰在已，蛇之蟠屈似徽纟墨，臨卦斗臨丑，為殷之正月，以見周改殷正之數(shù)，謬悠非經(jīng)義，至以焚如為不孝之刑，女壯為一女當五男，尤非圣人之義也，余于爻辰無取焉爾。
　　論費氏易傳于馬鄭荀王而其說不同王弼以十篇說經(jīng)頗得費氏之旨
　　漢易立博士者四家，施孟梁邱京氏，并今文說而皆亡佚，后世所傳者，費氏古文易也，而今之易又非古文，蓋為后人變改幾盡，說文間載古文，許慎以為孟氏，釋文所載經(jīng)文異字，惟易獨多，然則漢時傳易者，尤為雜而多端，未知田何楊叔丁將軍之傳本，究如何也，漢書儒林傳曰，費直字長翁，東萊人也，治易為郎，至單父令，長于卦筮，亡章句，從以彖象系辭十篇文言，解說上下經(jīng)，瑯邪王璜平中能傳之，后漢書儒林傳曰，東萊費直能易，授瑯邪王橫為費氏學，本以古字號古文易，陳元鄭眾皆傳費氏易，其后馬融亦為其傳，融授鄭玄，玄為易注，荀爽又作易傳，自是費氏興而京氏遂衰，錫瑞案費氏之易，不知所自來，考其年當在成哀間，出孟京后，王璜即王橫，與王莽同時，為費氏一傳弟子，則必在西漢之末矣，費氏無章句，故藝文志不載，釋文有費直章句四卷，當屬后人依?，費氏專以彖象系辭文言解經(jīng)，與丁將軍訓故舉大誼略同，似屬易之正傳，而漢不立學者，漢立學皆今文，而費氏傳古文，漢人重師授，而費氏無師授，故范升曰，京氏既立，費氏怨望，則東漢初有欲立費易者，而卒不立，陳元傳費易，或即欲立費易之人，正與范升反對者也，陳元鄭眾馬融易學不傳，鄭荀二家稍傳其略，王弼亦傳費易，而其說各異，費氏亡章句，止有文字東漢人重古文，蓋但據(jù)其本文，而說解各從其意，此鄭荀王所以各異也，劉向以中古文易經(jīng)，校施孟梁邱經(jīng)，或脫去無咎悔亡，唯費氏經(jīng)，與古文同，此馬鄭所以皆用費氏，釋文，以為費易人無傳者，是不知馬鄭王之易即費易也，王弼盡掃象數(shù)，而獨標卦爻承應之義，蓋本費氏之以彖象系辭文言解經(jīng)，后儒多議其空疏，陳灃獨取之，曰，乾元亨利貞，初九潛龍勿用，王輔嗣法云，文言備矣，九二見龍在田，注云，出潛離隱，故曰見龍，處于地上，故曰在田，此真費氏家法也，元亨利貞之義，潛龍勿用之義，文言已備，故輔嗣不復為注，至見龍在田，象曰，德施普也，文言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又曰，時舍也，皆未釋見字田字，故皆為之注，而又不可，以意而說也，文言曰，潛之為言也，隱而未見，潛為未見，則見為出潛矣，潛為隱，則見為離隱矣，故輔嗣云，出潛離隱，據(jù)彼以解此也，系辭傳曰，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是五與上為天，三與四為人，初與二為地，初為地下，二為地上，故輔嗣云，處于地上也，此真以十篇解說經(jīng)文者，若全經(jīng)之法皆如是，則誠獨冠古今矣。
　　論王弼多清言而能一掃術(shù)數(shù)瑕瑜不掩是其定評
　　王弼易注，孔疏以為獨冠古今，程子謂學易先看王弼易，傳中不論象，不論卦變，皆用弼說，王應麟謂輔嗣之注，學者不可忽也，困學紀聞錄王注二十三條，何焯云，程傳中所取輔嗣之義正多，厚齋則但就其格言錄之，陳灃謂厚齋所錄非但尚易之辭，并尚輔嗣之辭矣，此孫盛所謂麗辭溢目者也，然所錄如大有六五注云，不私于物，物亦公焉，不疑于物，物亦誠焉，頤初九注云，安身莫若不競，修已莫若自保，守道則福至，求祿則辱來，造語雖精，然似自作子書，不似經(jīng)注矣，又如乾九三注云，乾三以處下卦之上，故免亢龍之悔，坤三以處下卦之上，故免龍戰(zhàn)之災，厚齋所云，乾以惕無咎，震以恐致福，頗似摹擬輔嗣語也，朱子云，漢儒解經(jīng)，依經(jīng)演釋，晉人則不然，舍經(jīng)而自作文，輔嗣所為格言，是其學有心得，然失漢儒注經(jīng)之體，乃其病也，錫瑞案程子之取王弼者，以其說多近理，朱子之不取晉人者，以其文太求工，言非一端，義各有當，陳灃謂其所為格言，學有心得，予謂弼之所學，得于老氏者深，而得于易者淺，魏晉入尚清言，常以老易并舉，見于史者，多云某人善說老易，是其時之所謂易學，不過藉為談說之助，且與老氏并為一談。王弼常注老子，世稱其善，其注易亦雜老氏之旨，雖名詞雋句，耐人尋味，實即當時所謂清言，南朝好玄理，重文詞，故弼之書盛行，北人尚樸，學易主鄭玄，不主王弼，自隋以后，北學并入南學，唐人以為獨冠古今，于是易專主王弼注，及晉韓康伯之補注矣，宋元嘉時，王鄭兩立，顏延之為祭酒，黜鄭置王，而太平御覽引顏延之庭誥曰，馬陸得其象數(shù)，而失其成理，荀王舉其正宗，而略其象數(shù)，則延之雖以王弼為正宗，亦疑其于象數(shù)太略也，孔子之易，重在明義理，切人事，漢末易道猥雜，卦氣爻辰納甲飛伏世應之說，紛然并作，弼乘其敝，掃而空之，頗有摧陷廓清之功，而以清言說經(jīng)，雜以道家之學，漢人樸實說經(jīng)之體，至此一變，宋趙師秀詩云，輔嗣易行無漢學，可為定論，范武子謂王弼何晏罪浮桀紂，則詆之太過矣，弼注之所以可取者，在不取術(shù)數(shù)而明義理，其所以可議者，在不切人事而雜玄虛，四庫提要曰，弼之說易，源出費直，直易今不可見，然荀爽易即費氏學，李鼎祚書尚頗載其遺說，大抵究爻位之上下，辨卦德之剛?cè)幔雅c弼注略近，但弼全廢象數(shù)，又變加厲耳，平心而論，闡明義理，使易不雜于術(shù)數(shù)者，弼與康伯深為有功，祖尚虛無，使易竟入于老莊者，弼與康伯亦不能無過，瑕瑜不掩，是其定評，諸儒偏好偏惡，皆門戶之見，不足據(jù)也。
　　論以傳附經(jīng)始于費直不始于王弼亦非本于鄭君
　　古本易經(jīng)與今不同，朱子記嵩山晁氏卦爻彖象說，謂古經(jīng)始變于費氏，而卒大亂于王弼，顧炎武謂此據(jù)孔氏正義謂連合經(jīng)傳始于輔嗣，不知其實本于康成也，漢書儒林傳云，費直治易無章句，徒以彖象系辭文言解說上下經(jīng)，則以傳附經(jīng)，又不自康成始，近儒姚配中說尤詳晰曰，經(jīng)傳之合，始自費直，魏志高貴鄉(xiāng)公紀帝問曰，孔子作彖象，鄭氏作注，雖圣賢不同，其所釋經(jīng)義一也，今彖象不與經(jīng)文相連，而注連之，何也，易博士淳于俊對白，鄭氏合彖象于經(jīng)，欲使學者尋省易了也，據(jù)此則經(jīng)傳之合，始自鄭矣，然案儒林傳云，費直治易，長于卦筮，亡章句，徒以彖象系辭十篇文言解說上下經(jīng)，以傳解經(jīng)，則必以傳合經(jīng)，經(jīng)傳之連，實當始自費，非始自鄭也，而高貴鄉(xiāng)公淳于俊并云鄭者，蓋費氏亡章句，徒以傳解經(jīng)，則傳即為其章句，注者因費氏之本，既注經(jīng)即遠注傳，而合傳于經(jīng)之名，遂獨歸注之者矣，且直以古字號古文蝗，劉向以中古文易校諸家，唯費氏經(jīng)與古文同，費氏經(jīng)既與中古文同，而又亡章句，非合傳于經(jīng)，則傳其書者，直云傳古文可耳，鳥得以直既無章句，又無異文，而乃獨以其學歸之費氏耶，尚書有今古文之學，此其可證者也，后漢書儒林傳云，陳元鄭眾皆傳費氏易，其后馬融亦為其傳，案馬融注周禮，尚欲省學者兩讀，其為易傳，當亦必仍費氏之舊，高貴鄉(xiāng)公不言馬融，獨言鄭連之者，時方講鄭學，據(jù)鄭言也，蓋唯費無章句，以傳解經(jīng)，傳其學者，不過用其本耳，是以注家言人人殊，而俱曰傳費氏易，極至王弼之虛言，亦稱為費氏之學，此其明驗也，錫瑞案姚氏此說，可為定論，其謂傳費氏學者不過用其本，是以注家言人人殊，尤可以見漢時傳古文者之通例，非特周易一經(jīng)，即如尚書傳古文者，衛(wèi)賈馬鄭皆用杜林本，而鄭不同于馬，馬亦未必同于衛(wèi)賈，正與鄭荀王皆傳費氏易，而言人人殊者相似，漢時傳今文者，有師授，有家法，傳古文者，無師授，無家法，其崇尚古文者，以古文之本為是，今文之本為非，如易則云諸家脫無咎悔亡，書則云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故好古者以古文經(jīng)相矜炫，而相傳為秘本，然古文但有傳本而無師說，當時儒者若但以古文正今文之誤，而師說仍用今文，博士所傳，則無鄉(xiāng)壁虛造之譏，亦無歧亡羊之患，漢之經(jīng)學，雖至今存可也，乃諸儒名為慕古，實則喜新，傳本雖用古文，而解經(jīng)各以意說，以致異議紛雜，言人人殊學，學者苦其繁而無由折衷，以致漢末一亂，而同歸于盡，不得謂非諸儒之咎矣，易經(jīng)皆孔子作，彖象文言亦當稱經(jīng)，惟今之系辭傳，可稱傳耳，據(jù)高貴鄉(xiāng)公言，則當時已誤以卦爻辭為經(jīng)，彖象文言為傳矣。
　　論宋人圖書之學亦出于漢人而不足據(jù)
　　漢人有圖書之學，宋人亦有圖書之學，宋人之圖書，亦出于漢人之圖書，公羊疏曰，六?論言六?者，圖所生也，春秋言依百二十國史何，答曰，王者依圖書行事，史官錄其行事，言出圖書，豈相妨奪，俞正燮曰，百二十國史仍是圖書，古太史書雜處，取易于河圖，則河圖余九篇，取洪范于洛書，則洛書余六篇，皆圖書也，錫瑞案漢時圖書即是讖緯，讖緯篇多以圖名，則當時書中必有圖，韓敕禮器碑云，秦項作亂，不尊圖書，此碑多引緯書，其稱圖書必是讖緯，易緯亦或以圖名篇，卦氣出稽覽圖，則所云坎離震兌為四正卦，余六十卦，每月五卦，卦六日七分，當日必有圖以明之，是讖緯即圖書之明證，宋人圖書之學，出于陳搏，搏得道家之圖，創(chuàng)為極河洛先天后天之說，宋人之言易學者多宗之周子稍變而轉(zhuǎn)易之，為太極圖說，宋人之言道家者多宗之，邵子精于□□著皇極經(jīng)世書，亦為學者所宗，程子與邵同時，又屬懿戚，不肯從受數(shù)學，其著易傳，專言理，不言數(shù)，答張閎中書云，得其義則象數(shù)在其中，故程子于易頗推王弼，然其說理非弼所及，且不雜以老氏之旨，尤為純正，顧炎武謂見易說數(shù)十家，未見有過于程傳者，以其說理為最精也，朱子作本義以補程傳，謂程言理而未言數(shù)，乃于篇首冠以九圖，又作易學啟蒙，發(fā)明圖書之義，同時袁樞薛季宣已有異論，考宋史儒林傳，易學啟蒙，朱子本屬蔡元定創(chuàng)稿，非所自撰，晦?大全集中載答劉君房書，啟蒙本欲學者且就大傳所言卦畫蓍數(shù)推尋，不須過為浮說，而自今觀之，如河圖洛書，亦不免尚有剩語，至于本義卷首九圖，王懋?白田雜著，以文集語類，鉤稽參，多相矛盾，信其為門人所依附，則九圖亦非朱子所自列也，朱子嘗疑龍圖是偽書，以康節(jié)之學為易外別傳，持論至確，特疑程子易傳不言象數(shù)，以致后來有九圖之附益，宋元明言易者，開卷即及先天后天，惟元陳應潤作爻變義蘊，始指先天諸圖，為道家借易理以為修煉之術(shù)，吳澄歸有光亦不信圖書，國朝毛奇齡作圖書原舛篇，黃宗羲作易學象數(shù)論，黃宗炎作圖書辨惑，爭之尤力，胡渭易圖明辨引據(jù)舊文，足箝依托之口，張惠言易圖條辨?詰精審，足箴先儒之失，今且不必深論，但以圖書二字詰之圖，今所謂畫也，今所謂字也，是圖但有點畫，而書必有文字，漢人以河圖為八卦，洛書為九疇，劉歆謂初一曰，五行以下，二十八字，即是洛書，其說尚為近理，宋人所傳河洛，皆黑白點字，但可云河圖洛圖，何云河圖洛書，此百喙所不能解者。
　　論先天圖不可信朱子答袁機仲書乃未定之說
　　宋人圖書之學，近儒已摧陷廓清，學者可勿道矣，而朱子之說，猶有不得不辨者，答袁機仲書曰，據(jù)邵氏說，先天者，伏羲所畫之易也，后天者，文王所演之易也，伏羲之易，初無文字，只有一圖以寓其象數(shù)，而天地萬物之理，陰陽始終之變具焉，文王之易，即今之周易，而孔子所為作傳者也，孔子既因文王之易以作傳，則其所論固當專以文王之易為主，然不推本伏羲作易畫卦之所由，則學者必將誤認文王所演之易，便為伏羲始畫之易，只從中半說起，不識向上根原矣，故十翼之中，如八卦成列，歷而重之太極兩儀四象八卦，與天地山澤雷風水火之類，皆本伏羲畫卦之意，而今新書原卦畫一篇，亦分兩儀，伏羲在前，文王在后，必欲知圣人作易之本，則當考伏羲之畫，若只欲知今易書文義，則但求之文王之經(jīng)，孔子之傳足矣，兩者初不相妨，而亦不可以相雜，來教乃謂專為邵氏解釋，而于易經(jīng)無所折衷，則恐考之有未詳也，本義圖說曰，右易之圖九，有天地自然之易，有伏羲之易，有文王周公之易，有孔子之易，自伏羲以上，皆無文字，只有圖畫，最宜深玩，可見作易本原精微，文王以下，方有文字，即今之周易，然讀者亦宣各就本文消息，不可便以孔子之易，為文王之說也，錫瑞案朱子此說與經(jīng)學大有關(guān)礙，六經(jīng)皆出孔子，故漢初人以為文王但重卦而無辭，卦辭爻辭皆孔子作，其后乃謂文王作卦爻辭，又謂文王作卦辭，周公作爻辭，孔疏遂以文王周公作者為經(jīng)，孔子作者為傳，則已昧于經(jīng)傳之別，而奪孔子之制作，以歸之文王周公矣，然易歷三圣，道原一揆，猶未始歧而二之也，自宋陳邵之圖書出，乃有伏羲之易，與文王之易，孔子之易，分而為三，朱子此說，更增以天地自然之易，判而為四，謂不可便以孔子易，為文王之說，又謂不可誤認文王所這易，為伏羲始畫之易，則是學易者，于孔子之明義理切人事者，可以姑置勿論，必先索之杳冥之際，混沌之初，即使真為上古之傳，亦無裨于圣經(jīng)之學，矧其所謂伏羲者非伏羲也，乃陳邵之書也，且非儒家之言，乃道家之旨也，夫以道家之旨解易，固不始于宋人，虞翻明引參同契，是道家之旨也，王弼以老氏注易，亦道家之旨也，然二人但以道家之旨，雜于儒家之中，宋人乃以道家之書，加乎孔子之上，以圖書之學說易，亦不始于宋人，卦氣爻辰出于讖緯，亦圖書之學也，然漢人以讖緯為孔子所作，說雖近誣，尚不失為尊圣，宋人乃以羲文列孔子之上，說尤近誣，而圣更不尊矣，學如孔子，亦云至矣，不當更求之于孔子之上，時代如孔子，亦云古矣，不當更推之于孔之前，世去孔子一二千年，圣學之僅存不過什一千百，乃于其僅存者視為未足，必遠求之荒渺無徵，飾偽欺人，迭相祖述，怪圖滿紙，迷誤后學，王鳴盛謂宋儒以虞廷十六字為三圣傳心，此風俗通所云鮑君神之類，予謂先天諸圖乃真鮑君神之類也，朱子語類曰，先天圖傳自希夷，希夷又自有所傳，蓋方士技術(shù)用以修煉，則朱子非不知先天圖不可信，答袁機仲，蓋未定之說，不可不辨。
　　論胡渭之辨甚確若知易皆孔子所作更不待辨而明
　　胡渭易圖明辨，辨本義之說曰，按本義卷首，列九圖于前，而總為之說，所謂天地自然之易，河圖洛書也，伏羲之易，先天八卦及六十四卦次序方位也，文王之易，后天八卦次序方法及六十四卦之卦變也，是皆著為圖者，伏羲有畫而無辭，文王系彖，周公系爻，孔子作十翼，皆遞相發(fā)揮以盡其義，故曰，圣人之情見乎辭，辭者所以明象數(shù)之難明者也，而朱子顧以為三圣人之易，專言義理，而象數(shù)闕焉，是何說與，且易之所謂象數(shù)，蓍卦焉而已，卦主象，蓍主數(shù)，二體六畫，剛?cè)犭s居者，象也，大衍五十四營成易者，數(shù)也，經(jīng)文粲然，不待圖而明，若朱子所列九圖，乃希夷康節(jié)劉牧之象數(shù)，非易之所謂象數(shù)也，三圣人之言，胡為而及此乎，伏羲之世，書契未興，故有畫而無辭，延及中古，情偽漸啟，憂患滋多，故文王系彖以發(fā)明伏羲未盡之意，周公又系爻，以發(fā)明文王未盡之辭，一脈相承，若合符節(jié)，至于孔，紹聞知之統(tǒng)，集群圣之大成，論者以為生民所未有，使伏羲文王周公之意，而孔子有所不知，何以為孔子，既已知之，而別自為說，以求異于伏羲文王周公，非述而不作之旨也，然則伏羲之象，得辭而益彰，縱令深玩圖書，而得其精微，亦不外乎文王周公孔子所言之理，豈百家眾技之說，所得而竄入其中哉，九圖雖妙，聽其為易外別傳，勿以冠經(jīng)首可也，錫瑞案胡氏之辨甚明，以九圖為易外別傳，尤確特猶誤沿前人之說，以為文王作卦辭，周公作爻辭，孔子作十翼，故但以為孔子之說，不異文王周公之意，不知卦爻辭亦孔子之說也，自東漢后，儒者誤疑系辭傳云，蓋取諸益與噬嗑，以為神農(nóng)時，已有重卦，則重卦當屬神農(nóng)，重卦既為神農(nóng)，則文王演易，必當有辭，遂疑卦辭爻辭為文王作，其后又疑文王作爻辭不應有岐山箕子東鄰諸文，遂又疑爻辭為周公作，重忄比貝?繆，悍然以文王周公加孔子之上，與六經(jīng)皆孔子作之旨不合矣，宋之陳邵更加伏羲，此猶許行并耕，上?神農(nóng)，老莊無為，高談皇古，乃昌黎所謂惟怪之欲聞者，宋儒之學，過求高深，非但漢唐注疏視為淺近，孔孟遺經(jīng)亦疑平易，故其解經(jīng)多推之使高，鑿之使深，有人于二氏而不覺者，其說易以孔之之易為未足，而務求之道家，亦猶其解各經(jīng)，疑孔子之言為未至，而間雜以二氏也，宋時一代風尚如此，故陳邵圖書盛行，以朱子之明，猶無定見而為所惑，元明以其書取士，學者不究本義，而先觀九圖，遂使易學沈霾數(shù)百年，國初諸儒辨之而始熄，若知易皆孔子所作，待辨而明矣。
　　論黃宗羲論易取王注與程傳漢之焦京宋之陳邵皆所不取說極平允近人復理焦京之緒又生一障
　　黃宗羲象數(shù)論序曰，夫易者，范圍天地之書也，廣大無所不備，故九流百家之學，俱可竄入焉，自九流百家借之以行其說，而于易之本意反晦矣，漢儒林傳孔子六傳至?川田河，易道大興，吾不知田知之說何如也，降而焦京，世應飛伏動爻互體五行納甲之變，無不具者，吾讀李鼎祚集解，一時諸儒之說，蕪穢康莊，使觀象玩占之理，盡入淫瞽方技之流，可不悲夫，有魏王輔嗣出而注易，得意忘象，得象忘言，日時歲月，五氣相推，悉皆擯落，多所不關(guān)，庶幾潦水盡而寒潭清矣，顧論者謂其以老莊解易，試讀其注，簡當而無浮義，何曾籠絡玄旨，故能遠歷于唐，發(fā)為正義，其廓清之功，不可泯也，然而魏伯陽之參同契，陳希夷之圖書，遠有端緒，世之好奇者，卑王注之淡薄，未嘗不以別傳私之，逮伊川作易傳，收其昆侖旁薄者，散之于六十四卦中，理到語精，易道于是而大定矣，其時康節(jié)上接種放穆修李之才之傳，而創(chuàng)為河圖先天之說，是亦不過一家之學耳，晦?作本義，加之于開卷，讀者從之，后世頒之學官，初猶兼易傳并行，久而止行本義，于是經(jīng)生學士信以為羲文周孔，其道不同，所謂象數(shù)者，又語焉而不詳，將夫子之韋編三絕者，須求之賣醬箍桶之徒，而易學之榛蕪，仍如焦京之時矣，晦翁曰，談易者譬之燭籠，添得一條骨子，則障了一路光明，若能盡去其障，使之統(tǒng)體光明，豈不甚好，斯言是也，奈何添入康節(jié)之學，使之統(tǒng)體皆障乎，世儒過視象數(shù)，以為絕學，故為所欺，余一一疏通之，知其于易本了無干涉，而后反求之程傳，或亦廓清之一端也，錫瑞案黃氏此說，但取王弼注與程傳之說理者，而尤推策程傳，漢之焦京，宋之陳邵，皆所不取，說甚平允，焦京之易，出陰陽家之占驗，雖應在事后，非學易之大義，陳邵之易，出道家之修煉，雖數(shù)近巧合，非作易之本旨，故雖自成一家之學，而于圣人之易，實是別傳而非正傳，俞琰曰，先天圖雖易道之緒余，亦君子養(yǎng)生之切務，又曰，丹家之說，非出于易，不過依仿而?之者，初非易之本義，因作易外別傳以明之，俞氏深于丹家，明言陳邵之圖，為易外別傳，乃彼道家自認不諱，吾儒家猶據(jù)以說易，斯可謂大惑矣，近世學者于陳邵之圖，辟之不遺余力，而又重理焦京之說，是去一障又去一障，曷若如黃氏言，盡去其障之尤善乎，惟焦循易圖略，遍斥納甲納音卦氣爻辰之失，曰，納甲卦氣，皆易之外道，趙宋儒者辟卦氣而用先天，近人知先天之非矣，而復理納甲卦氣之說，不亦唯之與阿哉。
　　論近人說易張惠言為顓門焦循為通學學者當先觀二家之書
　　四庫提要易類曰，圣人覺世牖民，大抵因事以寓教，詩寓于風謠，禮寓于節(jié)文，尚書春秋寓于史，而易則寓于卜筮，故易之為書，推天道以明人事者也，左傳所記諸占，蓋猶太卜之遺法，漢儒言象數(shù)，去古未遠也，一變而為京焦，入于礻幾祥，再變而為陳邵，務窮造化，易遂不切于民用，王弼盡黜象數(shù)，說以老莊，一變而胡瑗程子，始闡明儒理，再變而李光楊萬里，又參證史事，易遂日啟其論端，此兩派六宗，已互相攻駁，又易道廣大無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樂律兵法韻學算術(shù)，以逮方外之爐火，皆可援易以為說，而好異者又援以入易故易說愈繁，夫六十四卦，大象皆有君子以字，其爻象則多戒占者，圣人之情見乎詞矣，其余皆易之一端，非其本也，今參挍諸家，以因象立教為宗，而其他易外別傳者，亦兼收以盡其變，又惠棟易漢學提要曰，漢學之有孟京，亦猶宋學之有陳邵，均所謂易外別傳也，錫瑞案以孟京陳邵均為易外別傳，至明至公，孟京即所謂天文算術(shù)，陳邵即所謂方外爐火，漢之孟京，宋之陳邵，既經(jīng)辭辟，學者可以勿道，國朝二黃毛胡之辟宋學，可謂精矣，圖書之學，今已無人信之者，則亦可以勿論，惠棟為東南漢學大宗，然生當漢學初興之時，多采掇而少會通，猶未能成一家之言，其易漢學采及龍虎經(jīng)，正是方外爐火之說，說故提要謂其掇拾散佚，未能備睹專門授受之全，則惠氏書亦可從緩，近儒說易，惟焦循張惠言最善，其成書稍后，四庫未收，故提要亦未及稱許，實皆學易者所宜急治，焦氏說易，獨辟畦町，以虞氏之旁通，兼荀氏之升降，意在采漢儒之長而去其短，易通釋六通四辟皆有據(jù)，依易圖略復演之為圖，而于孟氏之卦氣，京氏之納甲，鄭氏之爻辰，皆?正之，以示后學，易章句簡明切當，亦與虞氏為近，學者先玩章句，再考之通釋圖略，則于易有從入之經(jīng)，無望洋之歡矣，張氏著周易虞氏義，復有虞氏消息虞氏易禮易事言易候，篤守家法，用功至深，漢學顓門，存此一線，治顓門者，當治張氏之書，以窺漢易之旨，若欲先明義理，當觀王注而折衷于程傳，亦不失為易之正傳。
　　論象數(shù)已具于易求象數(shù)者不當求象于易之外更不當求數(shù)于易之先
　　王注程傳，說易主理，固不失為易之正傳，而有不盡滿人意者，則以王注言理不言象，程傳言理不言數(shù)也，易本卜筮之書，伏戲畫卦，文王重卦，皆有畫而無辭，其所為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者，當時必有口說流傳，卜人筮人，世守其業(yè)，傳其大義，以用于卜筮，學士大夫，題有通其說者，但以為卜筮之書而已，至孔子乃于卦爻各系以辭，又作彖象文言以解其義，而易本為卜筮之用，不得專以空言說之，孔子欲借卜筮以教人，不能不借象數(shù)以明義，若但空言說理，孔子自可別撰一書，何必?之于周易乎，平心論之，說易不可盡埽象數(shù)，亦不可過求之象數(shù)，象數(shù)已具于易，易之言象詳于說卦，乾為馬，坤為牛，及乾為天，坤為地之類是也，易之言數(shù)，詳于系辭傳，天一地二天數(shù)五地數(shù)五之類是也，易之言象已具，則不當求象于易之外，易之言數(shù)已具，則不當求數(shù)于易之先，所謂不當求象于易之外者，顧炎武日知錄曰，夫子作傳，傳中更無別象，荀爽虞翻之徒，穿鑿附會，象外生象，以同聲相應為震巽，同氣相求為艮兌，水流淫火就燥為坎離，云從龍則曰乾為龍，風從虎則曰坤為虎，十翼之中，無語不求其象，而易之大指荒矣，案漢人于說卦言象之外，別有逸象，又有出于逸象之外者，穿鑿誠如顧氏所譏，故王弼盡埽其說，易略例曰，爻茍合順，何必坤乃為牛義茍應健，何必乾乃為馬，而或者定馬于乾，案文責卦，有馬無乾，則偽說滋蔓，難可紀矣，互體不足，遂及卦變，變又不足，推致五行，一失其原，巧愈彌甚，縱或復值，而義無所取，王氏?諸家說極明快，而其注有偏矯太過者，如渙彖曰，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據(jù)孔疏，先儒皆以此卦坎下巽上，以為乘木水上涉川之象，坎水巽木明見于易，而王注云，乘木即涉難也，并明見易象者，亦不取，故人譏其蹈虛，李鼎祚集解序曰，集虞翻荀爽三十余家，刊輔嗣之野文，補康成之逸象，李氏蓋以王不取象而多空言，故欲刊其野文，而補以逸象，然康成注易不用逸象，正是謹嚴，又何必補，是王矯漢儒之失太過，李矯王氏之失又太過也，所謂不當求數(shù)于易之先者，系辭傳曰，河出圖，洛出書，圣人則之，又曰，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作八卦，，是包羲作八卦，并非專取圖書，況圖書自古不傳，秦不焚易，無獨焚其圖書之理，何以漢儒皆不曾見，乃獨存于道家，自宋陳摶創(chuàng)說于前，邵子昌言于后，其傳之者，或以河圖為九，洛書為十，或以河圖為十，洛書為九，說又互異，而皆有圖無書，程子曰，有理而后有象，有象而后有數(shù)，易因象以知數(shù)，得其義則象在其中矣，必欲窮象之隱微，盡數(shù)之毫忽，乃尋流逐末，術(shù)家所尚，非儒者之務也，管輅郭璞之學是已，故程傳言理不言數(shù)，朱子曰，程先生易傳義理精，字數(shù)足，無一毫欠缺，只是于本義不相合，易本是卜筮之書，程先生只說得一理，朱子以程傳不合本義，故作本義以補程傳，而必兼言數(shù)，既知龍圖是偽書，又使蔡季通入蜀求真圖，既知邵子是易外別傳，又使蔡季通作啟蒙，以九圖冠本義之首，未免添蛇足而糞佛頭，且曰，有伏羲之易，是求數(shù)于作易之始也，有天地自然之易，是并求數(shù)于未作易之前也，皆未免賢知之過也。
　　論焦循易學深于王弼故論王弼得失極允
　　焦循論王弼極允，周易補疏敘曰，易之有王弼，說者以為罪浮桀紂，近之說漢易者，屏之不論不議者也，歲壬申，余撰易學三書漸有成，夏月啟書塾北窗，與一二友人看竹中紅薇白菊，因言易及趙賓解箕子為ぼ茲，或詡其說曰，非王弼輩所能知也，余笑而不答，或曰何也，余乃取王弼注示之，曰，弼之解箕子，正用趙賓說，孔穎達不能申明之也，眾唯唯退，門人進曰，正義者，奉王弼為準繩者也，乃不能申弼如是乎，余曰，非特此也，如讀彭為旁，借雍為甕，通孚為浮而訓為務躁，解斯為廝而釋為賤役，諸若此，非明乎聲音訓詁，何足以明之，東漢末，以易學名家者，稱荀劉馬鄭，荀謂慈臾爽，劉謂景升表，表之學受于王暢，暢為粲之祖父，與表皆山陽高平人，粲族兄凱，為劉表女婿，凱生業(yè)，業(yè)生二子，長宏，次弼，粲二子既誅，使業(yè)為粲嗣，然則王弼者，劉表之外曾孫，而王粲之嗣孫，即暢之嗣玄孫也，弼之學蓋淵源于劉，而實根本于暢宏，字正宗，亦撰易義，王氏兄弟，皆以易名，可知其所受者遠矣故弼之易雖參以見，而以六書通借，解經(jīng)之法，尚未遠于馬鄭諸儒，特貌為高簡，故疏者概視為空論耳，弼天資察慧，通亻雋卓出，蓋有見于說易者支離傳會思去偽以得其真，而力不能逮，故知卦變之非而用反對，知五氣之妄而用十二辟，唯之于阿，未見其勝也，解龍戰(zhàn)以坤上六為陽之地，因本爻辰之在已，解文柔文剛以乾二坤上言仍用卦變之自泰來，改換其皮毛，而本無真識也，至局促于乘承比應之中，類預于得象忘言之表，道消道長，既偏執(zhí)于扶陽，貴少貴寡，遂漫推夫卦主，較量于居陰居陽，揣摹于上卦下卦，智虛不出乎六爻，時世謬拘于一卦，洵童稚之藐，不足與言通變神化之用也，然于觀則會及全蒙，于損亦通諸剝道，聽不明之傳，似明比例之相同，觀我生之爻，頗見升降之有合，機之所觸，原有悟心，倘天假之年，或有由一隙貫通，未可知也，惜乎秀而不實，稱道者徒飫其糠秕，譏刺者探其精液，然則弼之易，未可屏之不論不議也，錫瑞案焦氏易學，深于王弼，故能考其得失，弼注箕子之明夷曰，險莫如茲，而在斯中，焦氏補疏曰，古字箕即其，子通滋，滋通茲，王氏讀箕子為其茲，以茲字解子字，以斯字解其字，焦氏易章句曰，箕古其字，與中孚其子和之同義，以其子解箕子，與王氏意略同，其以假借說易，亦與王注讀彭為旁，借雍為甕相合，故有取于王注，而特為之補疏也。
　　論焦循以假借說易本于韓詩發(fā)前人所未發(fā)
　　焦循以假借說易獨辟畦町其易話韓氏易一條，引韓詩外傳云，易曰，困于石，據(jù)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兇，此言困而不疾據(jù)賢人者，昔者秦穆公困于ゾ，疾據(jù)五?大夫蹇叔公孫支而小霸，晉文以困于驪氏，疾據(jù)各犯趙衰介子推而遂為君，越王句踐困于會稽，疾據(jù)范蠡大夫種而霸南國，齊桓公困于長勺，疾據(jù)管仲寧戚隰朋而匡天下，此皆困而知疾據(jù)賢人者也，夫困而不知疾據(jù)賢人而不亡者，未嘗有也，以疾據(jù)賢入，解據(jù)于蒺藜，則借蒺為疾，由此可悟易辭之比例，漢書儒林傳稱韓嬰亦以易授入，推易意而為之傳，于引可見其一端，余于其以疾解蒺，悟得經(jīng)文以假借為引申，如借?為底，借豚為Т，借豹為約，借鮒為附，借鶴為?，借羊為祥，借袂為?，皆韓氏有以益我也，又周易用假借論曰，近者學易十許年，悟得比例引申之妙，乃知彼此相借，全為易辭而設(shè)，假此以就彼處之辭，亦假彼以就此處之辭，如豹礻勺為同聲，與虎連類而言，則借礻勺為豹，與祭連類而言，則借豹為礻勺，沛紱為同聲，以其剛掩于困下，則借沛紱，以其成兌于豐上，則借紱為沛，各隨其文以相貫，而聲近則以借而通，蓋本無此字而假借者，作六書之法也，本有此字而假借者，用六書之法也，古者命名辨物，近其聲即通其義，如天之為顛，日之為實，春之為蠢，秋之為愁，岳之為粗，岱之為代，華之為獲，子之為滋，丑之為紐，卯之為冒，辰之為振，仁之為人，義之為我，禮之為體，富之為福，銘之為名，及之及汲，葬之為喪，栗之為栗，蜘蛛之為踟躕，ォ瀾之為芄蘭，無不以聲之通，而為字形之借，故聞其聲即知其實，用其物即思其義，欲其夷平也，則以雉名官，欲其<九勹>聚也，則以鳩名官，欲其戶止也，則以扈名官，以典文其直，以隱蘊其顯，其用本至精而至神，施諸易，辭之比例，引申尤為切要矣，是故柏人之過，警于迫人，秭歸之地，原于[A081]歸，發(fā)忽蒜而知算盡，履露卯而識陰謀，即楊之通于揚，娣之通于ㄗ也，梁間文沈約等集，有藥名將軍名邵名等詩，唐權(quán)德輿詩曰，藩宣秉戎寄，衡石崇位勢，年紀信不留，弛張良自愧，宣秉石崇紀信張良，即箕子帝乙之借也，陸龜蒙詩，佳句成來誰不伏，神丹偷去亦須防，風前莫怪攜詩藁，本是吳吟蕩槳郎，伏神防風藁本，即蒺藜莧陸之借也，溫庭筠詩，并底點燈深燭伊，共郎長行莫園棋，玲瓏骰子安紅豆，入骨相思知不知，借燭為屬，借園棋為遠期，即借蚌為邦，借鮒為附之遺也，相思為紅豆之名，長行為雙陸之名，借為男之行女之思，即高尚其事為逸民，匪躬之故為臣節(jié)，借為當位之高失道之匪也，合艮手坤母而為拇，合坎弓艮瓜而弧，即孔融之離合也，樽酒為尊卑之尊，蒺藜為遲疾之疾，即子夜之雙關(guān)也。
　　論假借說易并非穿鑿學者當援例推補
　　焦循與朱椒堂兵部書曰，易之道，大抵教人改過，即以寡天下之過，改過全在變通，能變通即能行權(quán)，所謂使民宜之，使民不倦，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圣人格致誠正，修齊治平，全于此一以貫之，則易所以名易也，論語孟子已質(zhì)言之而卦書之所之，其比例齊同，有似九數(shù)，其辭則指其所之，亦如句股割圓，用甲乙丙丁子丑等字，指其變動之跡，吉兇利害，視乎爻之所之，泥乎辭以求之，不啻泥甲乙丙丁子丑之義，以索算數(shù)也，惟其中引申發(fā)明，其辭之同有顯而明者。如密云不雨，自我西郊，小過小畜同，先甲三日，先庚三日，蠱與巽同，其冥升冥豫，敦復敦艮敦臨，同人于郊，需于郊之類，多不勝指數(shù)。又多用六書之轉(zhuǎn)注假借，轉(zhuǎn)注如冥即迷，顛即窒，喜即樂，假借如借?為需。說文，借蒺為疾，韓詩外傳。借豚為Т。黃穎說，借祀為已。虞翻。推之鶴即?，祥即牽羊之羊，祿即即鹿之鹿，衤勺即納約之約，拔即寡發(fā)之發(fā)，昧即歸妹之妹，?即德積之積，沛即朱紱之紱，彼此訓釋，實為兩漢經(jīng)師之祖，其聲音相借，亦與三代金石文字相孚，非明九數(shù)之齊同比例，不足以知卦畫之行，非明六書之假借轉(zhuǎn)注，不足以知彖辭爻辭十翼之義，錫瑞案焦氏自明說易之旨，其比例通于九數(shù)，其假借轉(zhuǎn)注本于六書，而說假者借之法尤精，可謂四通六辟，學者能推隅反之義例，為觸類之引申，凡難通者無不可通，不至如何平叔之不解易中七事矣，或疑假借說易近于傅會，不知卦名每含數(shù)義，不得專執(zhí)一義以解，專以本義解之，爻辭多不可通，如革卦之義為改革，初九鞏用黃牛之革，則借為皮地，據(jù)說文，革，獸皮治去其毛革更之，故假借為改革，是皮革為革字本義也，六五大人虎變，上六君子豹變，亦取象于虎豹之皮，而取義于皮革，禮記玉藻，君羔幦虎犋，故曰大人虎變，大夫士鹿幦豹犋，故曰君子豹變，君稱大人，大夫士稱君子，云小人革面者，蓋庶人役車，其幦以犬羊之?享為之，無虎犋豹犋，故曰革面，若以革面為改頭換面，古無此文法也，易之取象必有其物，有其事，無虛文設(shè)言者，如賁卦之義為賁飾，初九賁其趾，趾乃足趾，王注云，飾其趾，世豈有文飾其足趾者，正所謂飾粉黛臆，綴金翠于足趾矣，賁當假為僨，取僨車之義，左氏傳鄭伯之車僨于濟，賁其趾謂僨車傷其足，故舍車而徒也，六二賁其須，須乃須髯，孔疏云，似賁飾其須世豈有文飾其須髯者，殆有如湘東王子方諸踞鮑泉腹，以五色彩辮其髯矣，賁當假為班，謂須髯斑白也，凡此等皆專執(zhí)一義，必不可通者，必以假借之義通之，而后怡然理順，渙然冰釋，學者試平心靜氣以審之，當信其必非傳會矣。
　　論易說多依?不當崇信偽書
　　困學紀聞云，經(jīng)說多依?，易為甚，子夏傳，張弧作也，關(guān)子明傳，阮逸作也，麻衣正易，戴題愈作也，錫瑞案關(guān)子明傳麻衣正易，朱子答李壽翁，明言兩書皆是偽書，關(guān)子明易是阮逸偽作，陳無己集中說得分明，麻衣易乃是南康戴師愈作，今兩書已罕見稱述，惟子夏易傳見隋唐志，劉知幾辨其偽，晁以道以為唐張弧作，朱彝尊經(jīng)義考證，以陸德明李鼎祚王應麟所引，綿今本所無，不但非子夏書，并非張弧書，或以為漢杜子夏作，又或以為韓嬰丁寬，皆傳會無據(jù)，不足辨，而論易之偽?，尚不止此數(shù)書，如連山歸藏，漢志不載，歸藏或以為晉辭正所得，或以為唐長孫無忌所得，連山隋劉炫作，鄭樵信以為真，不知連山歸藏，與蝗無關(guān)，非由孔子所定，其真其偽，皆可不論，先天后天之圖，漢以來所未見，宋陳摶始創(chuàng)為龍圖，朱子以龍圖為偽，更求真圖，不知此皆道家修煉之圖，與易無關(guān)，非由孔子所定，其真其偽，更可不論高明好奇之士，不知經(jīng)皆孔子手定，凡出于孔子之后者，不得為經(jīng)，即出于孔子之前者，亦不得為經(jīng)，圣人則河圖洛書，系辭傳明言之，然圣人既則圖書而作易，學者但求之于易，不必求之圖收，猶春秋本魯之春秋，孟子亦明言之，然圣人既據(jù)魯史而作春秋，學者但求之春秋，不必求之魯史，莊子云，筌者所以得魚，得魚而忘筌，蹄者所以得兔，得兔而忘蹄，河圖洛書與魯春秋，正莊子筌蹄之類也，后儒不明此旨，惜圖書不可見，惜未修春秋不可見，不思孔子之經(jīng)且未能明，何暇求之孔子之前，求之不得，或且以偽應之，如連山歸藏河洛之圖，皆無益于經(jīng)，而反泊經(jīng)義，豈非高明好奇之過哉，漢郊祀志劉向引易大傳曰，誣神者殃及三世，今見大戴禮本命篇，而子政以為易大傳，與史記引系辭為易大傳正同，又經(jīng)解引易曰，差若毫?，繆以千里，今見易緯而引為易經(jīng)，則漢以前傳本，或與今本不同，今本以雜經(jīng)文，序卦雜卦蓋出東漢以后，十翼之說，亦出鄭學之徒，宋人訂古周易，欲復圣經(jīng)之舊，其意未始不善，然但知經(jīng)出義文，不當以孔子所作之傳雜之，而不知經(jīng)實出孔子，不當以弟子所作之傳雜之也。
　　論易為卜筮作實為義理作孔子作爻辭純以理言實即羲文本意
　　朱子曰，易為卜筮作，非為義理作，伏羲之易，有占而無文，與今人用火珠林起課者相似，文王周公之易，爻辭如簽辭，孔子之易，純以理言，已非羲文本意，某解易，只是用虛字去迎過意來便得，周漁?之曰，然則孔子當日何用三絕韋編，而所稱加年無大過者，豈終日把定一束蓍草耶，錫瑞案朱子以易為卜筮作，非為義理作，其說大誤，然其誤亦有所自來，伏羲畫卦，雖有占而無文，而亦寓有義理在內(nèi)，系辭傳謂包羲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所謂通神明類萬物者，必有義理，口授相傳，焦循曰，伏羲畫八卦，重為六十四，其旁通行動之法，當時必口授指示，久而不傳，文王周公以辭明之，即明其當日口授指示者也，學者舍其辭，但觀其卦，則此三百八十四畫，遂成一板而不靈之物，如某有車馬炮卒士相帥將，按圖排之，必求之于譜，乃知行動之法，其精微奇妙，存乎其中，若舍去譜而徒排所謂車馬炮卒士相帥將，不敢動移一步，又何用乎其為某也，六十四卦，車馬炮卒士相帥將也，文王周公孔子之辭，譜也，不于辭中求其行動之用，是知有某而不知有譜者也，焦氏之說極通，惜猶拘于舊說，以為伏羲重卦，文王周公作卦爻辭，若更定之，于重為六十四上加文王二字，文王周公以辭明之，改為孔子辭明之，文王周公孔子之辭，去文王擊公四字，則更合矣，而據(jù)其說，可知伏羲作易垂教，當時所以正人倫，盡物性者，皆在八卦之內(nèi)，意必有義說，寓于卜筮，必非專為卜筮而作，文王重卦其說加詳，卜人筮人口授相傳，以其未有文辭，故樂正不以教士，然其中必有義理，不可誣也，或疑止有畫而無辭，何得有義理在內(nèi)，既有義理，則必著為文辭，是又不然，左氏雜采占書，其占不稱周易者，當是夏殷之易，而亦嘗不具義理，若無義理，但有占法，何能使人信用，觀夏殷之易如是，可知伏羲文王之易亦如是矣，周衰而卜筮失官，蓋失其義，專言禍福，流為巫史，左氏所載，焦循嘗一一辨其得失，曰，易于春秋，淆亂于術(shù)士之口，謬悠荒誕，不足以解圣經(jīng)，孔子所以韋編三絕而翼贊之也，昭七年傳一條，以靈公名元，直，以元亨之元，為靈公之名，此與陽虎占泰之需，以帝乙為宋乙祖，同一因文生意，有如市俗神簽妖讖，去古筮法遠矣，據(jù)此是孔子見當時之人，惑于吉兇禍福，而卜筮之史，加以穿鑿傅會，故演易系辭，明義理，切人事，借卜筮以教后人，所謂以神道設(shè)教，其所發(fā)明者，實即羲文之義理，而非別有義理，亦非羲文并無義理，至孔子始言義理也，當即朱子之言而小變之曰，易為卜筮作，實為義理作，伏羲文王之易，有占而無文，與今人用火珠林起課者相似，孔子加卦爻辭如簽辭，純以理言，實即羲文本意，則其說分明無誤矣。
　　論說易之書最多可取者少
　　四庫全書經(jīng)部，惟易經(jīng)為最多，提要別擇之亦最嚴，存目之外，又別出于術(shù)數(shù)，不欲以溷經(jīng)也，易義無所不包，又本筮之書，一切術(shù)數(shù)，皆可依?，或得易之一端，而要不足以盡易，雖云密合，亦屬強附，如京房卦氣，原出歷數(shù)，唐一行言歷行孟喜卦氣。揚雄太元推木渾天，其數(shù)雖以巧合于易，實是引易以強合其數(shù)，孔子作易，當時并不知有漢歷，謂孔子據(jù)漢歷作易，斷斷乎不然也，陳摶龍圖，本是丹術(shù)，邵子衍數(shù)，亦原道家，其數(shù)雖似巧合于易，實是引易以強合其數(shù)，孔子作易，當時亦不知有道書，謂孔子據(jù)道書作易，斷斷乎不然也，此兩家準之孔子作易之旨，既皆不然，則其學雖各成一家，皆無關(guān)于大義，漢學誤于讖緯，宋學亂于圖書，當時矜為秘傳，后儒不得不加論辨，今辨之已晰，人皆知其不關(guān)大義，學者可以不必誦習，亦不必再加論辨矣，其余一切術(shù)數(shù)風角壬遁，實有徵驗，丹鼎爐火，亦足養(yǎng)生，其書亦或假易為名，要不盡符于易之理，參同契見引于虞氏，而專言坎離之旨，已與易重乾坤不同，陰陽五行蓍龜雜占，漢書?文志別出之于后，未嘗以溷于易，誠以先圣大義，非可以九流眾技參之，即蓍龜十五家，實為卜筮之書，而但言占法，不言義理，亦不得與易十三家并列于前，古人別擇之嚴如此，所以尊經(jīng)而重道也，又況后世臆造委巷不經(jīng)之書乎，漢人之書，自太玄參同契以外，今皆亡佚，所傳術(shù)數(shù)，多出唐宋以后，提要既別出于后，不入易部，學者更可不必誦習亦不必再加論辨矣，存目諸書，取資甚鮮，即收入經(jīng)部者，亦多節(jié)取其長，蓋漢儒之書不傳，自宋至今，能治專家之學如張惠言，能全經(jīng)之學如焦循者，實不多覯，故后之學易者必自此二家始。
　　論漢人古義多不傳漢碑可以引證
　　漢人易義，傳世甚鮮，惟鄭荀虞稍存崖略，而三家皆生于漢末，距魏王弼時代不遠，其前通行之本，出于施孟梁邱京氏者，皆不可考，今惟漢碑引易為當時通時之本，姑舉數(shù)條證之，博陵太守孔彪碑云，易建八卦揆{艾月}?辭，隸釋云，碑以{艾月}為爻，?即系字，案碑云，建卦揆爻乃云系辭，此以卦辭爻辭，即是系辭之證，所謂系辭非今之所謂系辭也，百石卒史碑云，建卦揆爻乃云系辭，此以卦辭爻辭，即是系辭之贊神明，碑以演易系辭，屬孔子說，則亦必以系辭為卦爻辭，非今之所謂系辭也，今系辭傳曰，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贊乎神明而生蓍，碑以幽贊神明屬孔子說，則亦必以圣人作易屬之孔子，此二碑皆漢人遺說，以卦爻辭為系辭為孔子作之明證也，若其字句與今不同，而與古說合者，如蔡邕處士溷叔則碑云，童蒙來求，與釋文一本作來求我合，足證今本之誤脫，又云，彪之用文，及司徒袁公夫人馬氏碑銘云，蒙昧以彪，胡廣徵士法高卿碑云，彪童蒙，與釋文鄭曰包當作彪，彪文也合，足證鄭義之有本，衛(wèi)尉卿衡方碑云，恩隆夳，威肅剝川，川即坤，則夳亦即泰，與說文Ａ３古文泰合，足證漢易之古文，元儒先生婁壽碑云，不可營以祿，堂邑令費鳳碑云，不營榮祿，邊韻老子銘云，祿執(zhí)弗營，與虞氏易作營合，足證營訓營惑，而孔疏訓為榮華之非，荊州刺史度尚碑云，暉光日新，與釋文鄭以日新絕句合，足證王注以渾光日新其德為句之非，博陵太守孔彪碑云，抍馬蠲害，與釋文子夏作抍合，足證唐開成后定作拯字之非，太尉橋公廟碑云，亦用齊斧，與釋文子夏傅及眾家并作齊斧合，足證今作資斧之非，安平相孫根碑云，厥先出自有殷元商之系，子湯之苗，至于東?口大{?亡}<并戈>仁。圣武定周，封干之墓，隸釋引班孟堅幽通賦云，東厸Ａ４而殲仁，注云，厸古鄰字，謂紂也，仁即三仁也，碑中之語，蓋出于此，則是以?口為厸，以<并戈>為殲，或為戕也，與坊記引易此文，鄭注曰，東鄰謂紂，孔疏易與左傳云，說者皆云東鄰謂紂合，足證王孔疏撥棄古義不解東鄰之非，李鼎祚周易集解，集子夏，孟喜，京房，馬融，荀爽，鄭康成，劉衷，何晏，宋衷，虞翻，陸績，干寶王輔嗣，姚信，王е，張?，向秀，王豈，侯果，蜀才，翟元，韓伯，劉?，何妥，崔憬，沈麟士，盧氏，崔觀，孔穎達三十余家，釋文云，張?易集解二十二家，鐘會，向秀，庾運，應貞，荀?，張輝，王宏，阮咸，阮渾，楊又，王濟，衛(wèi)?，欒肇，鄒湛，杜育，楊瓚，張軌，宣舒，刑融，裴藻，許?，楊藻，釋文所引諸家，于二集解之外，又有董遇黃穎尹濤三人，張?書今不傳，但傳釋文與李鼎祚書，漢人易說亦不多，漢碑可以補其缺也。
　　論筮易之法今人以錢代蓍亦古法之遺
　　圣人因卜筮而作易，乃神道設(shè)教之意，漢藝文志曰，秦燔書而易為筮卜之事，傳者不絕，劉歆移博士書曰，天下但有易卜，未有他書，是易以筮卜而幸存，史記漢書載漢初經(jīng)師之傳，惟易最詳，蓋以此也，乃至漢后，而漢初說易之收無一存者，易卜之法亦失，其傳圣人之經(jīng)，幸存于秦火之余，而經(jīng)義卜法，盡亡于漢代之后，此事理之不可解者，漢藝文志蓍龜十五家，龜有龜書五十二卷，夏龜二十六卷，南龜書二十八卷，巨龜三十六卷，雜龜十六卷，凡五家，蓍止有蓍書二十八卷，一家，蓋重龜而輕蓍，古大事用卜，小事用筮，左氏傳云，蓍短龜長，不如從長，史記日者列傳專言卜，云太卜之起，自漢興而有，是古重卜輕筮之證，自漢以后，鮮有用龜卜者，灼龜占墨之法，雖略見于注疏，其詳不可得聞，唐李華所以有廢龜之論也，惟筮法猶傳于世，詳見于朱子書，朱子以韓?胄專權(quán)，欲上書極諫，門人請以蓍決之，是朱子嘗用揲蓍之法，而其法亦不通行，今世通行以錢代蓍，出于火珠林，陳振孫書錄解題，卜筮類火珠林一卷，無名氏，今賣卜擲錢占卦，盡用此書，朱子語類云，火珠林猶是漢人遺法，蓋其法亦有所本，儀禮士冠禮注曰，所卦者所以畫地記爻，疏云，所卦者所以畫地記爻者，筮法依七八九六之爻而記之，但古用木畫地，今則用錢，拆錢則八也，項安世家說，今占家以三錢擲之，兩背一面為拆此即兩少一多，少陰爻也，兩面一背為單，此即兩多一少，少陽爻也，俱面者為交，交者拆之，此即三多，為老陰爻也，俱背者為重，重者單之，此即三少，為老陽爻也，蓋以錢代蓍，一錢當一揲，錢大昕曰，賈公彥疏，本于北齊黃慶隋李孟η二家，是則齊隋與唐初，皆已用錢，重交單拆之名，與今不異也，但古人先揲蓍而后以錢記之，其后術(shù)者漸趨簡易，但擲錢得數(shù)，不更揲蓍，錫瑞案據(jù)諸家之說，擲錢占卦，是由揲蓍而變，故朱子以火珠林為漢法之遺也，越人雞卜，載在史記，鼠序卜黃，列于漢志，此等小數(shù)，猶可占驗，況擲錢本古人遺法，不能得蓍草者可以此代用心誠敬，亦足以占吉兇，若心不誠敬，則雖得蓍龜而占之，亦將如漢志所，云筮瀆不告，易以為忌，龜厭不告，詩以為刺矣。
　　《書經(jīng)》
　　論尚書分今古文最先而尚書之今古文最糾紛難辨
　　雨漢經(jīng)學，有今古文之分，以沿書為最先，亦以尚書為最糾紛難辨，治尚書不先考今古文分別，必至茫無頭緒，治絲而棼，故分別今古文，為治尚書一大關(guān)鍵，非徒爭門戶也，漢時今文先出，古文后出，今文立學，古文不立學，漢立十四博士，易，施孟梁邱京氏，尚書，歐陽大小夏侯，詩，魯齊韓，禮，大小戴，春秋，嚴顏，皆今文立學者也，費氏古文易，古文尚書，毛詩，周官，左氏春秋，皆古文不立學者也，其后今文立學者皆不傳，古文不立學者反盛傳，蓋自東漢以來，異說漸起，非一朝一夕之故矣，謂今古文之分，尚書最先者，史傳儒林傳舉漢初經(jīng)師，詩自申培公轅固生韓太傳，禮自高堂生，易自田何，春秋自胡母生董仲舒，皆今文無古文，惟于尚書云，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困以起其家，是漢初已有古文尚書，與今文別出，故曰今古文之分，以尚書為最先也，謂今古文以尚書為最糾紛難辨者，太史公時，尚書立學者惟有歐陽，太史公未方受書何人，史記引書多同今文，而漢書儒林傳云，司馬遷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范微子金滕諸篇，多古文說，然則史記引書為歐陽今文乎，抑安國古文乎，此難辨者一，漢書藝文志曰，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于學官，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jīng)文，又儒林傳曰，世所傳百兩篇者，出東萊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為數(shù)十，又采左氏傳書敘為作首尾，凡百二篇，成帝時求其古文者，霸以能為百兩，徵，以中書校之非是，后漢書儒林傳曰，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林同郡賈逵為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作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于世，據(jù)此則漢時古文尚書，已有三本，一孔氏之壁書，一張霸之百兩，一杜林之漆書，此難辨者二，東晉梅頤獻古文尚書，孔安國傳，孔穎達作疏，以孔氏經(jīng)傳為真，馬鄭所注為張霸偽書，宋儒以孔安國書為偽，近儒毛奇齡以孔氏經(jīng)傳為真，馬鄭所注本于杜林漆書者為偽，閣若璩惠棟，則以孔氏經(jīng)傳偽偽，馬鄭所注本于杜林者，即孔壁真古文，劉逢祿宋翔鳳魏源，又以孔氏經(jīng)傳與馬鄭本于杜林者皆，逸十六篇亦非孔壁之真，此難辨者三，錫瑞案張霸書之偽，漢書已明辨之，孔安國書之偽，近儒已明辨之，馬鄭古文尚書出于杜林者，是否即孔壁真古文，至今猶無定論，故曰，今古文之分，以尚書為最糾紛難辨也，若唐玄詔集賢學士衛(wèi)包改古文從今文，乃以當時俗書改隸書，與漢時今文不同，文獻通考曰，漢之所謂古文者科斗書，今文者隸書也，唐之所謂古文者隸書，今文者世所通用之俗字也，宋時又有古文尚書出宋次道家，尤不足據(jù)，阮元曰，衛(wèi)包以前，未嘗無今文，衛(wèi)包以后，又別有古文也。
　　論漢時今古文之分由文字不同亦由譯語各異
　　漢時所謂今文，今謂之隸書，世所傳熹平石經(jīng)，與孔廟等處漢碑是也，漢時所謂古文，今謂之古籀，世所傳鐘鼎石鼓與說文所列古文是也，隸書時通行，故謂之今文，猶今人之于楷書，人人盡識者也，古籀漢時已不通行，故謂之古文，猶今人之視篆隸，不能人人盡識者也，史記儒林傳曰，伏生者濟南人也，故為秦博士，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后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shù)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齊魯之間，錫瑞案孔子寫定六經(jīng)皆用古文，見許氏說文自敘，伏生為秦博士，所藏壁中之書，必與壁同為古文，至漢發(fā)藏以教生徒，必易為通行之隸書，始便學者誦習，江聲尚書集注音疏始用篆文書不通行，后卒改用今體楷書，觀今人不識篆文，不能通行，即知漢人不識古文，不能通行之故，此漢時立學所以皆今文，而古文不立學也，古文尚書之名，雖出漢初，尚未別標今文之名，但云歐陽尚書夏侯尚書而已，劉歆建立古文尚書之后，始以今尚書與古尚書別異，許慎五經(jīng)異義，列古尚書說，今尚書夏侯歐陽說，是其明證，龔自珍總論漢代今文古文名實曰，伏生壁中書實古文也，歐陽夏侯之徒，以今文讀之，傳諸博士，后世因曰伏生今文家之祖，此失其名也，孔壁固古文也，孔安國以今文讀之，則與博士何以異，而曰孔安國古文家之祖，此又失其名也，今文古文，則出孔子之手，一為伏生之徒讀之，一為孔安國讀之，未讀之先，皆古文矣，既讀之后，皆今文矣，惟讀者人不同，故其說不同，源一流二，漸至源一流百，此如后世翻譯，一語言也，而兩譯之，三譯之，或至七譯之，譯主不同，則有一本至七本之異，未譯之先，皆彼方語矣，既譯之后，皆此方語矣，其所以不得不譯者，不能使此方之人，曉殊方語，故經(jīng)師之不能不讀者，不能使?jié)h博士及弟子員，悉通周古文，然而譯語者未嘗取所譯之本而毀棄之也，殊方語自在也，讀尚書者，不曰以今文讀后而毀棄古文也，故其字仍散見于群書，及許氏說文解字之中，可求索也，又譯字之人，必華夷兩通而后能之，讀古文之人，必古今字盡識而后能之，此班固所謂曉古今語者，必冠世大師，如伏生歐陽生夏侯生孔安國，庶幾當之，余子皆不能也，此今文古文家之大略也，若夫讀之之義，不專指以此校彼而言，又非謂以博士本讀壁中本而言，其如予王父段先生言，詳見段氏古文尚書撰異，案段氏解讀字甚精，龔氏通翻譯，解讀字尤確，據(jù)此可知今古文本同末異之故，學者不必震于古文之名而不敢議矣。
　　論伏生傳經(jīng)二十九篇非二十八篇當分顧命康王之誥為二不當數(shù)書與大誓
　　孔子弟子漆雕開傳尚，其后授受源流，皆不可考，漢初傳尚書者，始自伏生，伏生傳經(jīng)二十九篇，見史記儒林傳漢書?文志，儒林傳亦云，伏生求得二十九篇，無所謂二十八篇者，乃孔穎達正義云，尚書遭秦而亡，漢初不知篇數(shù)，武帝時有太常蓼侯孔臧者，安國之從兄也，與安國書云，時人惟聞尚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謂為信然，不知其有百篇也，錫瑞案，此引論衡法四七宿之說，而遺其一曰斗之文，段玉裁謂孔臧書不可信，王引之謂二十八篇之說，見于偽孔叢子，及漢書劉歆傳臣瓚注，蓋晉人始有此說，據(jù)段王說，則今文二十八篇之說非是，孔臧書即偽孔叢子所載也，惟王充論衡正說篇云，至孝宣皇帝之時，河內(nèi)女子發(fā)老屋，得逸易禮尚書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后易禮尚書各益一篇，而尚書二十九篇始定，如其說則益一篇乃有二十九，伏生所傳者，止二十八矣，所益一篇是大誓，尚書正義引二十九篇始定，如其說則益一篇乃有二十九，伏生所傳者，止二十八矣，所益一篇是大誓，尚書正義引劉向別錄曰，武帝末，民有得大誓書于壁內(nèi)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shù)月，皆起傳以教人，文選注引七略同，且曰，今太誓篇是也，論衡言宣帝時，與別錄七略言武帝末不合，王引之陳壽祺皆以論衡為傳聞之誤，則其言尚書篇數(shù)，亦不可信，而即論衡之說考之，亦自有不誤者，正說篇云，傳者或知尚書為秦所燔，而謂二十九篇，其遺脫不燒者也，審若此言，尚書二十九篇，火之余也，七十一篇為炭灰，二十九篇獨遺耶，夫伏生年老，晁錯從之學時，?得二十余篇，伏生死矣，故二十九篇獨見，七十一篇遺脫，據(jù)此則王仲任亦以為伏生傳晁錯，已有二十九篇，與馬班說不異，其以為益一篇而二十九篇始定，蓋當時傳聞之辭，仲任非必堅持其說，而其說亦有所自來，伏生所傳二十九篇，堯典一，皋陶謨二，禹貢三，甘誓四，湯誓五，般庚六，高宗肜日七，西伯戡耆八，微子九，牧誓十，鴻范十一，大誥十二。葉夢得云，伏生以大誥列金滕前。金?十三，康誥十四，酒誥十五，梓材十六，召誥十七，洛誥十八，多士十九，毋佚二十，君?二十一，多方二十二，立政二十三，顧命二十四，康王之誥二十五，鮮誓二十六，甫刑二十七，文侯之命二十八，秦誓二十九，釋文，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wèi)，馬本從此以下為康王之誥，歐陽大小夏侯同為顧命，故或謂今文二十九篇，當合顧命康王之誥為一，而以大誓當一篇者，王引之經(jīng)義述聞是也，或以書序當一篇者，陳壽祺左海經(jīng)辨是也，案以書序當一篇，經(jīng)義述聞已辨之矣，以大誓當一篇，大誓答問已辨之矣，當從大誓答問，分顧命康王之誥為二，不數(shù)大誓書序為是，惟龔氏論夏侯歐陽無增篇，無解于釋文，所云歐陽夏侯既無增篇，又并二篇為一，則仍止二十八，而無二十九矣，史記周本紀云，作顧命作康誥。康誥即康王之誥。則史公所傳伏生之書，明分二篇，其后歐陽夏侯乃合為一，疑因后得大誓，下示博士，使讀說以教人，博士乃以顧命康王之誥合為一篇，而攙入大誓，此夏侯篇數(shù)所以仍二十九，歐陽又分大誓為三，所以篇數(shù)增至三十一也，論衡所云，益一篇而尚書二十九篇始定，乃據(jù)其后言之，云伏生傳晁錯，?得二十九篇，乃據(jù)其先言之，如此解則二說皆可愛，而伏生所傳篇數(shù)，與博士所傳篇數(shù)，名同而實不同之故，亦可考而知矣，若書正義謂司馬遷在武帝之世，見太誓出而得行，入于伏生所傳內(nèi)，故為史總之，并云伏生所出，不復曲別分析，云民間所得也，史公不應謬誤至此，其說非是，漢所得大誓今殘缺，考其文體，與二十九篇不類，白魚赤鳥之瑞，頗近緯書，伏生大傳雖載之，似亦說經(jīng)之文，而非引經(jīng)之義，故董子但稱為書傳，馬融疑之是也，唐人信偽孔古文以此大誓為偽，遂致亡佚，近人以為不偽，復掇拾叢殘而補之，似亦可以不必矣。
　　論古文增多十六篇見漢志增二十四篇為十六卷孔疏篇數(shù)分合增減皆有明文
　　伏生壁藏之書，漢立學，今傳誦者也，孔氏壁藏之書，漢不立學，今已不傳者也，書既不傳，則真?zhèn)尾槐乇?，而既考今文之篇?shù)，不能不并考古文之篇數(shù)，史記儒林傳曰，逸書得十余篇，漢書?文志曰，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皆未列其篇名，書正義曰，案壁內(nèi)所得孔為傳者，凡五十八篇，為四十六卷，三十三篇與鄭注同，二十五篇增多鄭注也，其二十五篇者，大禹謨一，五子之歌二，允征三，仲虺之誥四，湯誥五，伊訓六，太甲三篇九，咸有一德十，說命三篇十三，泰誓三篇十六，武成十七，旅獒十八，微子之命十九，蔡仲之命二十，周官二十一，君陳二十二，華命二十三，君牙二十四，ぁ命二十五，但孔君所傳，值巫蠱不行以終，前漢諸儒知孔本有五十八篇，不見孔傳，遂有張霸之徒，于鄭注之外，偽造尚書，凡二十四篇，以足鄭注三十四篇，為五十八篇，其數(shù)雖與孔同，其篇有異，孔則于伏生所傳二十九篇內(nèi)，無古文泰誓，除序尚二十八篇，分出舜典益稷盤庚二篇，康王之誥為三十三增二十五篇為五十八篇，鄭玄則于伏生二十九篇之內(nèi)，分出盤庚二篇，康王之誥，又泰誓三篇為三十四篇，更增益?zhèn)螘钠獮槲迨似?，所增益二十四篇者，則鄭注書序，舜典一，汨作二，九共九篇十一，大禹謨十二，益稷十三，五子之歌十四，允征十五，湯誥十六，咸有一德十七，典寶十八，伊訓十九，肆命二十，原命二十一，武成二十二，旅獒二十三，ぁ命二十四，以此二十四為十六卷，以九共九篇共卷除八篇，故為十六，故?文志劉向別錄云五十八篇。錫瑞案孔疏以偽孔古文為真，以鄭注古文為偽，誠為顛倒之見，而所數(shù)篇目，必有所據(jù)，其引鄭注書序益稷當作棄稷，ぁ命當作畢命，云增二十五篇，據(jù)偽孔序文，寶當作二十四，蓋作偽孔書者，知伏生二十九篇，不數(shù)泰誓與序，遂誤以為二十八篇，而不知當數(shù)康王之誥也，桓譚新論云，古文尚書舊有四十五卷，為五十八篇，漢書?文志云，尚書古文經(jīng)四十六卷，為五十七篇，二說不同，桓云四十五卷蓋不數(shù)序，五十八篇兼數(shù)武成，班云四十六卷則并數(shù)序，五十七篇不數(shù)武成，武成正義引鄭云，武成逸書，建武之際亡，故比桓譚時少一篇矣，篇數(shù)分合增減，皆有明文可據(jù)，俞正燮謂?文志本注云，五十七篇者，與眾本皆不應，七是誤文，正義引劉向別錄云，五十八篇，八亦誤文，輕詆前人，殊嫌專輒，龔自珍不信大誓，極是，而必以為博士無增大誓之事，則二十九篇之數(shù)不能定，乃謂劉向龔稱五十八，班固龔稱五十七為誤，即亦未盡得也。
　　論沿書偽中作偽屢出不已其故有二一則因秦燔亡失而篇名多偽一則因秦燔亡失而文字多偽
　　孔子所定之經(jīng)，惟尚書真?zhèn)坞y分明，至偽中作偽，屢出不已者，其故有二，一為秦時燔經(jīng)，尚書獨受其害，漢書?文志曰，及秦燔書，而易為筮卜之事，傳者不絕，又曰，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據(jù)此則易詩二經(jīng)皆全，未嘗受秦害也，史記儒林傳曰，禮固自孔子時，而其經(jīng)不具，及至秦焚書，書散亡益多，十二諸侯年表曰，孔子次春秋，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為有所刺譏褒諱挹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據(jù)此則禮雖因焚書而散亡，其先本不完全，春秋本是口傳，今猶完全，亦未嘗受秦害也，獨尚書一經(jīng)，史記云，秦時焚書，亡數(shù)十篇，漢書云，書凡百篇，秦燔書禁學，漢興亡失，論衡正說篇云，蓋尚書本百篇，孔子所授也，遭秦用李斯之議燔燒五經(jīng)，濟南伏生抱百篇藏于山中，孝景皇帝時始存尚書，伏生已出山中，景帝遺晁錯往，從受尚書二十余篇，伏生老死，書殘不竟，晁錯傳于倪寬，又云，至孝景帝時，魯共王壞孔子教授堂以為殿，得百篇于墻壁中，武帝使使者取視，莫能讀者，遂秘于中，外不得見，至孝成皇帝時，徵為古文尚書學，東海張霸案百篇之序，空造百兩之篇，獻之成帝，帝出所秘百篇以較之，皆不相應，于是下霸于吏，吏白霸罪當至死，成帝高其才而不誅，亦惜其文而不滅，故百兩之篇，傳在世間者，傳見之人，則謂尚書有百兩篇矣，據(jù)此則以孔子所定本有百篇，遭燔殘缺不全，王充且以為孔壁所得，亦有百篇，因秘于中而不得見，學者既不得見，而徒聞百篇之名，遂有張霸出作偽，后之作偽孔古文者，正襲張霸之故智也，張霸民孔皆偽，究不知真古文安在，馬鄭注古文十六篇，世以為孔壁真古文，而馬融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既無師說，真?zhèn)坞y明，史漢皆不具其篇目，劉逢祿以為逸周書之類，非真古文尚書，證以劉歆引武成即逸周書世俘解，似亦有據(jù)，其書既亡，是非莫決，此因泰燔亡失而篇名多偽者也，一則今文古文，尚書分別獨早，孔壁古文藏于中秘，劉向以古文校三家，成帝以秘百篇校張霸，皆必是真古文，后遭新莽赤眉之亂，西京圖籍，未必尚存，后漢書杜林傳云，林前于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常寶愛之，雖遭難困，握持不離身，出以示衛(wèi)宏徐巡曰，林流離兵亂，?？炙菇?jīng)將絕，何意東海衛(wèi)子濟南徐生，復能傳之，是道竟不墜于地也，古文雖不合時務，然愿諸生無悔所學，宏巡益重之，于是遂行，案杜林古文，馬鄭本之以作傳注，所謂古文遂行也，此漆書或是中秘古文，遭亂佚出者，杜林作蒼頡訓纂蒼頡故，漢書云，世言小學者由杜公，杜既精于小學，得古文一卷，可以?？妆局J，故賈逵作訓，馬融作傳，鄭玄注解，皆據(jù)以為善本，許慎師賈逵，說文所列古文，當即賈逵所傳杜林漆書一卷，故其字亦無多，或以為杜林見孔壁全書，固非，或又以漆書為杜林偽作，亦非也，說文<黹分>字注引衛(wèi)宏說，隋書經(jīng)籍志古文官書一卷，后漢衛(wèi)敬仲撰史記儒林傳正義，漢書儒林傳注，皆引作衛(wèi)宏詔定古文尚書衛(wèi)宏傳杜林之學，官書一卷，蓋本杜林，東漢諸儒，多壓今文以尊古文，馬融詆為俗儒，鄭君疾其蔽冒，于是偽孔所謂隸古定，乃乘虛而入，目唐衛(wèi)包改為今文，而隸古定又非其舊，于是宋人之偽古文，又繼踵而起，而據(jù)經(jīng)典釋文敘錄曰，今齊宋舊本，及徐李等音所有古字，蓋亦無幾，穿鑿之徒，務欲立異，依傍字部，改變經(jīng)文，疑惑后生，不可承用，段玉裁謂按此則唐以前久有此偽書，蓋集說文字林魏石經(jīng)，及一切離奇之字為之傳，至郭忠恕作古文尚書釋文，此非陸德明釋文也，徐楚金，賈昌朝，夏辣，丁度，宋次道，王仲至，晁公武，宋公序，朱元晦，蔡仲默，王伯厚皆見之，公武刻石于蜀薛季宣取為書古文訓，此書偽中之偽，不足深辨，今或以為此即偽孔序，所謂隸古者亦非也，又謂按尚書自有此一種與今本絕異者，如郭氏璞說茂才茂才，賈氏公彥說三岳三海，釋元應說高宗夢尋說?水砥?丹，陸氏德明說?徽五典，孔氏穎達說壁內(nèi)之書治皆作亂。顏氏師古說湯Ａ５奴Ａ５，徐氏鍇說才生明說??殳，皆在宋次道以前也。江聲好改字，深信之，段不信，識優(yōu)于江。據(jù)此則偽中之偽，至于擅造文字，此又因秦燔亡失而文字多偽者也。
　　論伏生所傳今文不偽治尚書者不可背伏生大傳最初之義
　　篇名文字多偽，皆屬古文，古文有偽，伏生所傳今文二十九篇，固無偽也，史漢皆云，伏生得書止二十九篇，論衡則云，伏生老死，書殘不竟，則伏生所得不止此數(shù)，當以史漢為是晁錯帝時已大用，受書伏生在文帝時，兒寬受書歐陽生，孔安國非晁錯所傳授，論衡多聞之失，惟以發(fā)孔壁在景帝時，足證漢書之誤，史漢與論衡雖少異，而二十九篇之不偽，固昭昭也，史漢皆云，二十九篇之外，亡數(shù)十篇，劉歆移太常博士書，謂博士以尚書為備，臣瓚漢書注曰，當時學者謂尚書唯有二十八篇，不知本存百篇也，論衡引或說尚書二十九篇者，法斗四七宿也，四七二十八篇，其一曰斗矣，故二十九，漢時謂尚書唯有二十九篇，故以為備，尚書不止此數(shù)，而秦燔亡失所得止此，則雖不備，而不得不以為備矣，史漢與博士說少異，而二十九篇之不偽，又昭昭也，全經(jīng)幾燼，一老?遺，以九十余歲之人，傳二十九篇之經(jīng)，又有四十一篇之傳，今雖殘缺，猶存大略，其傳兼明大義，不盡釋經(jīng)，而釋經(jīng)者，確乎可據(jù)，如大麓之野，必是山林旋機之星，實為北極，西方上下六宗之義可尋，三才四時七政之文具在，禰祖歸假，知事死如事生，鳥獸咸變，見物性通人性，十二州之兆祀，是祭星辰，三千條之肉刑，難解畫象，七始七律，文猶見于唐山，五服五章，制豈同于周世，三公絀陟，在巡守之先，重華禪讓，居賓客之位，西伯受命，逮六載而稱王，元公居攝，閱七年而致政，成王抗法，為世子以迎侯，皇天動威，并金?而改葬，此皆伏生所傳古義，必不可創(chuàng)新解而背師說者，其后三家之傳，漸失初祖之義，漢書于定國傳，萬方之事，大錄于君，是用大夏侯說，背伏生大麓之說一矣，地理志周公封弟康叔，號曰孟侯，是用小夏侯說，背伏生迎侯之說二矣，白虎通以虞賓在位為不臣丹朱，亦是用夏侯說，背伏生舜為賓客之說三矣，歐陽夏侯說天子服十二章，公卿服九章，背伏生五服五章之說四矣。說詳見后。古文后出，異說尤多，馬鄭以璇機玉衡為渾天儀，背伏生旋機北極之說五矣，馬鄭又以日月五星為七政，背伏生三才四時之說六矣，劉歆以六宗為水火雷風山澤，賈馬許以為日月星河海岱，鄭以為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背伏生上下四方之說七矣，馬鄭訓肇十二州之肇為始，分置并幽營三州，背伏生兆祭分星之說七矣，鄭以?祖猶周明堂，背伏生歸假祖禰之說九矣，馬以鳥獸為┺虛，背伏生鳥獸咸變之說十矣，七始訓古文作在治忽，鄭本又作習，解為笏，背伏生七始七律之說十一矣，馬鄭古文以成王感雷雨，迎周公反國，背伏生公薨改葬之說十二矣。說詳見后。劉歆欲立古文，詆博士是末師而非往古，試問傳尚書者，有古于伏生者乎，豈伏生大傳不足信，末師之說乃足信乎，鄭君為大傳作注，可謂伏生功臣，乃于虞傳六宗，夏傳三公，周傳多士之言郊遂，皆引周禮為說，又謂虞傳儀當為義，以傳合羲仲，洪范容當為睿，而改從古文，則鄭君之于伏書，亦猶注禮箋詩，雜糅今古，而非篤守伏書者矣，近儒王鳴盛說牧誓司徒司馬空，以伏生為不可解，段玉裁說金?以今文為荒謬，彼袒護古文者，猶不足怪，孫星衍始治今文，于多方泥于鄭注踐奄在攝政時，謂大傳不出自伏生，陳喬樅專治今文，乃于文王受命，周公避居兩事，皆詆伏生老耄，記憶不全，此經(jīng)義所以不明，皆由不守師說，誠無解于孔穎達葉不歸根之誚矣。
　　論伏傳之后以史記為最早史記引書多同今文不當據(jù)為古文
　　漢武帝立博士，尚書惟有歐陽，太史公尚書學，不言受自何人，考其年代，未能親受伏生，當是歐陽生所傳者，陳壽祺曰，司馬子長時，書惟有歐陽，所據(jù)尚書，乃歐陽本也，臧琳經(jīng)義雜記，分別史記引尚書為今文，馬鄭王本為古文，已列堯典一篇，余可類推，其說甚是，今考史記一書如大麓是林麓，非錄尚書，百揆即百官，匪云宰相，堯太祖稱文祖，異于禰祖之親，允子朱是丹朱，知非允國之爵，舜年凡百歲，見徵庸三十之認，帝咨廿二臣，有彭祖一人在內(nèi)。九官十二牧，四岳，即在十二牧內(nèi)，合以彭祖，正是二十有二人。夔曰八字，本屬衍文，予乘四載，更當分列戛擊鳴球以下，記自虞史，伯夷明喜起之歌，義即舜傳，大禹般庚屬小辛時作，比于陳古刺今，微子咨樂官乃行，何與剖心胥靡，太師少師皆樂官，非箕子比千，多士文兼毋佚，意在兩義互明，君?告以勿疑，事在初崩居攝，成王開金匱，不因管蔡之言，重耳賜彤弓，乃作文侯之命，魯公就國，誓眾征戎，秦伯封ゾ，懲前悔過，皆與古文不合，而與大傳略同，惟文王囚?里之后，乃出戡耆，箕子對朝鮮之前，已先訪范，此二事與大傳年代先后稍異耳，司馬貞索隱，兇與偽孔古文不符，謂史公采雜說非本義，此其謬人皆知之矣，漢書謂遷從孔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范微子金?，多古文說，其言亦無確證，陳壽祺曰，今以此五篇考之，如五帝紀之載堯典居郁夷曰柳谷，便在伏物，黎民始饑，五品不訓，歸至于祖禰廟，五流有度，五度三居，夏本紀之載禹貢維???苦。滎播既都，周本紀之載洪范毋侮鰥寡，文字皆與今文吻合，則所謂多古方說者，特指其說義耳，段玉裁曰，按此謂諸篇有古文說耳，非謂其文字多用古文也，五經(jīng)異義每云古某說今某說，皆謂其義，非謂其文字，如說內(nèi)于大麓云，堯使舜入山林川澤，不云大錄萬機之政，說禹貢云，天子之國千里，以外甸侯綏?；模糠灏倮?，方六千里，不云甸服千里，加侯綏?；模糠灏倮?，方五千里，說洪范云，思曰睿，不云思心曰容，說微子云，大師若曰，今誠得治國，死不恨，不得治，不如去，不云微子若曰，我舊云孩子王子不出，說金?，雖用今文說，而亦云或譖周公，周公奔楚，成王發(fā)府見周公禱書，乃泣反周公皆古文說之異于今文家，約略可言者也，錫瑞案史遷從安國問故，史記所未載，不知班氏何據(jù)，若史記所引尚書多同今文，不同古文，班氏所云惟方六千里，同于賈馬古文，思曰睿與曰涕，同于馬鄭古文，若大麓不作大錄，是用歐陽說，與夏侯異，大師不作父師，是今文說，與馬鄭古文費，特不同于論衡一家之說耳，金?在周公薨后，是今文說，與馬鄭古文異，而又云或譖周公，周公奔楚，雖與論衡引古文說頗合，而以為公歸政后，與馬鄭古文避居之說不同，皆不足為史記用古文說之證，自孫星衍以后，皆誤用班氏說，以為史記一書引尚書者，盡屬古文，于是尚書今古文家法大亂，不知分別家法確有明徵，非可執(zhí)疑似之單文，扌?昭晰之耳目，孫星衍過信班氏，其解金?誤分史記以居東為東征與毛詩同者為古文說，鄭以周公居東，在成王礻覃后者為今文說，而無以處論衡明言古文家，乃曰，王氏充以為古文者，今文亦古說，豈知論衡分今古文甚明，乃欲厚誣古人，豈不謬哉。
　　論伏傳史記之后惟白虎通多引今文兩漢書及漢碑引書亦皆漢時通行之本
　　尚書有今古文之分，人皆知之，而未有一人能分別不誤者，孔壁古文罕傳于世，至東漢衛(wèi)賈馬鄭，古文之學漸盛，其原出于杜林，與孔壁古文是一是二未有明據(jù)，至東晉偽孔古文出，唐以立學，孔穎達見其篇目與馬鄭異，乃強謂馬鄭為今文，近入皆知孔疏之謬矣，而又誤執(zhí)班志遷書多古文說，遂以史記所載皆屬古文，而無以處馬鄭與史記，異者，又強謂馬鄭為今文，夫史記據(jù)歐陽尚書，明明屬今文矣，而必以為古文，馬鄭據(jù)杜林漆書，明明屬古文矣，而必以為今文，則謂未有一人能分別不誤者，非過論也，經(jīng)義最久遠難分明者，莫如尚書，經(jīng)義最有確憑據(jù)者，亦莫如尚書，尚書之確憑據(jù)，首推伏生大傳，次則司馬史記，其說已見前矣，又次則白虎通德論，多載今尚書說。陳壽祺曰，白虎通義用今文尚書。如琮璜五玉，?鹿二牲，九族親睦，兼列異聞，三考黜陟，不拘一義，放動非號，說見于郊天，伯夷不名，義彰于敬老，鳴球堂上，尤貴降神之歌，燔柴岱宗，即為封禪之禮，考績事由二伯，州牧旁立三人，五行衰王之宜，八音方位之別，受銅即位，大斂即可稱王，改朔應天，太平亦須革正，周公薨當改葬，叔封據(jù)平安，皆不背于伏書，亦無達于遷史，白虎通為今文各經(jīng)之總匯，具唐虞三代之遺文，碎璧零?，均稱環(huán)寶，雖不專為尚書舉證，而尚書之故實典禮，要皆信而有徵，治今文尚書者，于伏傳史記外，當以此書為最，他如兩漢書紀志傳之引尚書，漢碑之引尚書，以漢家四百年之通行，證伏書二十九篇之古義，雖不能備，而尚書之大旨，可以了然于心，而不為異說所惑矣，至于孔壁古文，久已不傳，其余真?zhèn)坞y明，或且偽中作偽，既無裨于經(jīng)學，學者可姑置之，與其信疑似難明之古文，而鄉(xiāng)壁虛造，不如信確實有據(jù)之今文，而抱缺守殘，尚書本出伏生，不當求書義于伏生所傳之外，兒寬受學與歐陽生，又受學于孔安國，歐陽大小夏侯之學皆出于寬，是安國古文之傳，已并入歐陽夏侯，更不當求書義于歐陽侯三家之外也。
　　論古文無師說二十九篇之古方說亦參差不合多不可據(jù)
　　古文尚書之名舊矣，今止以今文二十九篇為斷，古文置之不論，其說似乎駭俗，不知真古文之亡久矣，且真古文亦無師說，凡今文早出有師說，古文晚出無師說，各經(jīng)皆然，非獨尚書，孔安國以今文讀古文，或略綴以文字，如后之釋文?？庇?，亦未可知，要之必無章名訓義，漢書孔光傳曰，忠生武及安國，武生延年，延年生霸，霸生光焉，安國延年，皆以治尚書為武帝博士，安國至臨淮太守，霸亦治尚書，事太傅夏侯勝。昭帝末年為博士，案此孔安國古文尚書，但有經(jīng)而無傳之明證也，漢人重家法，歐陽生至歙八世，皆治歐陽尚書，霸為安國從孫，如安國有師說，霸豈得舍而事夏侯，大夏侯有孔許之學，則孔氏之家學，轉(zhuǎn)在夏侯，而非傳安國矣，蓋古文無師說，博士必以今文師說教授，故夏侯師說，有與古文尚書相出入者，班氏世習夏侯尚書，漢書引經(jīng)，與史記引歐陽說頗不同，而漢書又間用古字，其異同皆可考而知，孔氏所謂起其家者，不過守此孤本，傳為家學耳，逸十六篇本之杜林，?之孔壁，衛(wèi)賈馬鄭，遞相授受，馬融以為絕無師說，鄭亦不注逸書，觀于逸書之無師說，又安國古文尚書，有經(jīng)無傳之明證也，有經(jīng)而無師說，與無經(jīng)同，況并此真經(jīng)而亡之，乃以贗鼎亂真，奚可哉，二十九篇以外之古文，既不可信，二十九篇之有，有古文說，蓋創(chuàng)始于劉歆，歆欲建立古文，必有說義可方教授，周禮左氏傳，皆由劉歆創(chuàng)通大義，有明文可據(jù)，則古尚書說出于東漢之初者，亦由劉歆創(chuàng)立可知，如以三公為太師太傅太保，以六宗為乾坤六子，以父師為箕子，以文王為受命，九年而崩，歆說至今可考見者，皆不與今尚書說同，是其明證，劉歆為國師，王璜涂惲皆貴顯，涂惲授桑欽，則漢書禹貢引桑欽說，又在劉歆之后，漢書地理志，于禹貢引古文說，必分別言之，則其余皆今文可知。五經(jīng)異義引古尚書說，蓋出衛(wèi)宏賈逵，亦或本之于歆，衛(wèi)賈所作訓今不傳，鄭君書贊曰，衛(wèi)賈馬二三君子之業(yè)，則雅才好博，既宣之矣，是鄭注古文尚書，多本于衛(wèi)賈馬，今馬鄭注解，猶存其略，而鄭不同于馬，馬又不同于衛(wèi)賈，蓋古文本無師授，所以人自為說，其說互異，多不可據(jù)，不當以衛(wèi)賈馬鄭后起之說，違伏生最初之義也。
　　論禹貢山川當據(jù)經(jīng)文解之據(jù)漢人古義解之不得從后起之說
　　郡縣有時而更，山川終古不易，山川之名自禹始定，甫刑曰，禹平水土，主名山川，郭璞爾雅注曰，從釋地已下至九河，皆禹所名也，據(jù)此則禹奠高山大川之后，始一一為之定名，相傳至今，其支峰支注，不必皆禹所定，而大山川之名，終古不易，即或山有崩壞，水道有遷從，而準其地望，考其形勢，大致猶可推求，禹貢一書，為后世山經(jīng)水記之祖，史記河渠書漢書地理志，皆全載其文，漢志又于郡縣下，備載禹貢某山某水，在今郡縣其處，漢時去古未遠，其說必有所受，后之治禹貢者，吾惑焉，經(jīng)有明文，習而不察，其數(shù)可稽者，乃釋以<黹頁>預之辭，此大惑者一，漢人引經(jīng)有明文，誑而不信，其地可據(jù)者，反傳會不經(jīng)之說，此大惑者二，試舉數(shù)條證之，禹貢曰，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經(jīng)明言九山九川九澤，則必數(shù)實有九，注疏及以九州之山川澤解之，據(jù)史記云，道九山道九川，其為實有九數(shù)，而非泛說九州可知，今以經(jīng)文考之，岍及岐至于荊山一也，壺口雷首至于太岳二也，砥柱析城至于王屋三也，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四也，西傾朱圍鳥鼠至于太華五也，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六也，れ家至于荊山七也，內(nèi)方至于大別八也，岷山之陽至于衡山九也，蓋山之數(shù)不止于九，而脈絡相承，數(shù)山實是一山，故經(jīng)言某山至于某山，合之?得九數(shù)，史記索隱曰，?壺口砥柱太行西傾熊耳れ冢內(nèi)方岐，是九山也，其說不誤，惟專舉為首一山言之，未明言一山合數(shù)山之故，又誤?文山為岐，岷史記作汶或作?文，?文與岐相似致誤，索隱岍作?，岷作?文，與今文合，蓋出今文遺說，后人不能訂正誤字，又不能按合經(jīng)文，故索隱雖有明文，而莫之遵信矣，九川者，索隱曰，弱黑河瀁江沇淮渭洛為九川，按之經(jīng)文，其數(shù)?合，漾作瀁，亦與今合，足見其說皆出今文，九澤索隱無說，以經(jīng)考之，雷夏一，大野二，彭蠡三，震澤四，云夢五，滎波六，菏澤七，孟豬八，豬野九，其數(shù)亦?合，雷夏彭蠡震澤菏澤，經(jīng)明言澤，云夢孟豬大野以澤名，見周禮職方，滎澤見左氏傳，都野澤見水經(jīng)。即豬野，豬今文作都，或一州有二澤三澤，或一州無一澤，蓋無一定，非若職方每一州一澤也。楚人名澤中為夢中，見王逸楚辭注，是云夢即云澤，若分為二，謂云在江北，夢在江南，則有十澤，非止九澤矣，此大山川明見經(jīng)者，人且忽而不察，自來說禹貢者，無一人能確指其數(shù)，何論其他，九河當從許商，以為古說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兇在成平東鬲界中，自鬲以北至徒駭間，相去二百余里，漢志東光有胡蘇亭成平?池河，民曰徒駭河，鬲平當以為鬲津，皆與許商說同，班固許商皆習夏侯尚書者，若王橫言九河之地為海所漸，乃古文異說不可從，三江，漢志會稽郡吳縣南江在南，毗陵江在北，丹陽郡蕪湖中江出西南，據(jù)水經(jīng)過毗陵縣，北為北江，則漢志毗陵江在北，江上脫一北字，合南江北江中江為三江，九江，史記云，余登廬山，觀禹疏九江，漢志廬江郡尋陽禹貢九江在南，皆東合為大江，又豫章郡莽曰九江，有鄱水余水修水豫章水盱水蜀水南水彭水，皆入湖漢，合湖漢水為九入江，則九江在漢廬江豫章二郡之地，宋胡旦毛晃始傳會山海經(jīng)，以九江為洞庭，近治禹貢者多惑之，案古有云夢，無洞庭，至戰(zhàn)國時，吳起說魏武侯，始言昔三苗氏左洞庭，蘇秦說楚威王，言南有洞庭蒼梧，張儀說秦王，言水破荊襲郢，取洞庭五渚，屈子楚辭，屢稱洞庭，而云夢罕見稱述，至漢以巴邱湖為云夢，又言云夢，不言洞庭，蓋水道遷徒而異名，要與九江無涉，山海經(jīng)太史公所不敢言，豈可據(jù)以證禹貢乎，山海經(jīng)疑戰(zhàn)國人作，必非禹時之書。九河三江亦多異說，九河或并簡?為一，三江或并三江為一，庾仲初以后各創(chuàng)新說，反疑漢志是職方三江，非禹貢三江，又漢志大別在安豐，而或以為翼際，東陵在金蘭，而或以為巴陵，皆與古說不同，胡渭禹貢錐指有重名，亦多惑于后起之說，惟焦循禹貢鄭注釋，成蓉鏡禹貢班義述，專明古義，治禹貢者當先觀之，鄭引地記與班志微不同，蓋各有所據(jù)，鄭以九江孔殷為其孔甚多，因桓是來，桓是為隴坻之名，頗近于新巧，乃古文異說不必從。
　　論五福六極明見經(jīng)文不得以為術(shù)數(shù)五行配五事當從伏傳漢志
　　陳灃曰，洪范九疇，天帝不錫鯀而錫禹，此事奇怪，而載在尚書，反復讀之，乃解所謂我聞在昔者，箕子上距鯀與禹千年矣，天帝之錫不錫，乃在昔傳聞之語也，洪范之文，奇古奧博，千年以來，奉為秘寶，以為出自天帝，箕子告武王，述其所聞如此耳，至以為龜文，則尤當存而不論，二劉輩乃或以為龜背有三十八字，或以為惟有二十字，從為臆度，徒為辨論而已，孰從而見之乎，洪范以庶徵為五事之應，伏生五行傳以五事分配五行，又以皇極與五事為六，又以五福六極分配之，漢書五行志云，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劉向治?梁春秋，傅以洪范，與仲舒錯，至向子歆治左氏傳，其春秋意亦已乖矣，言五行傳又頗不同，灃謂此漢儒術(shù)數(shù)之學，其源雖出于洪范，然既為術(shù)數(shù)之學，則治經(jīng)者存而不論可矣，錫瑞案經(jīng)學有正傳，有別傳，洪范五行，猶齊詩五際，專言術(shù)數(shù)，皆經(jīng)學之別傳，而洪范之五行五事皇極庶徵五福六極，明見經(jīng)文，非比齊詩五際存于傳說，尤為信而有徵，不得盡以為漢儒術(shù)數(shù)矣，系辭傳曰，河出圖，洛出書，圣人則之，漢儒以河圖為八卦，洛書為九疇，古時天人本不相遠，龍官鳥紀以命氏，龍圖龜書以授人，所謂天錫當有是事，三國魏時張掖涌石有牛馬之形，及大討曹字，足見祥異之兆，有不可據(jù)理以斷有無者，安見三代以前，必無石見文字之事乎，豈真如杜鎬附會天書云，圣人以神道設(shè)教乎，陳氏以為奇怪，不應載在尚書，乃以我聞在昔為傳聞之語，殊屬非是，周公曰，君?我聞在昔，伊尹格天之類，并非奇怪之事，以箕子曰，我聞在昔，為傳聞之怪事，然則周公曰，我聞在昔，亦為傳聞之怪事乎，洪范自洪范，春秋自春秋，洪范言陰陽五行，春秋不言陰陽五行，孔子作春秋經(jīng)，但書災異，藉以示儆，未嘗云某處之災，應某處之事也，伏生作洪范傳，但言某事不修則有某災，亦未嘗引春秋事應洪范某災也，董劉牽引洪范五行，以說春秋災異，某災應在某事，正如漢志所譏，凌雜米鹽，董據(jù)公羊，劉向據(jù)?梁，歆據(jù)左氏，三傳又各不同，尤為后人所疑，隋書經(jīng)籍志云，濟南伏生之傳，唯劉向父子所著五行傳，是其本法，而又多乖戾，隋志所云乖戾指向歆之說不同，而謂伏生之傳，惟五行傳是其本法，則誤以伏生之學，僅有五行，不知尚書一經(jīng)，皆出伏生所傳，而五行特其一端，故伏生大傳四十一篇，而洪范五行傳別出于后，此以五行傳為別傳之證，伏生已明著之，隋志袒偽古文，抑今文，故不知伏生之本法何在，其言殊不足據(jù)，陳氏云，漢儒術(shù)數(shù)亦少別白，董劉強洪范合春秋，謂之術(shù)數(shù)可也，伏生以五行配五事，謂之術(shù)數(shù)不可也，以洪范傳為術(shù)數(shù)，洪范經(jīng)亦術(shù)數(shù)乎，五行配五事，見漢志，曰，視之不明其極疾，順之其福曰壽，聽之不聽其極貧，順之其福曰富，言之不從其極憂，順之其福曰康寧，貌之不恭其極惡，順之其福曰攸好德，思心之不容其極曰兇短折，順之其福曰考終命，皆本大傳為說，書正義引鄭注，惟聽聰則致富，與漢志同，余皆不同，蓋古文異說，孫星衍以為鄭說皆遜于今文是也。元胡一中定正洪范圖，穿鑿支離，與易之先后天圖，同一怪妄。
　　論古文尚書說誤以周官解唐虞之制
　　子曰，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又曰，行夏之時，乘殷之略，服周之冕，樂則韶舞，知一代有一代之制度，所謂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未有唐虞夏商周一切皆沿襲不變者，強后人以盡遵前人，固不能行，強前人而豫法后人，尤為乖謬，今文家之說尚書也，唐虞之書，即以唐虞之制解之，此其理甚易明，而至當不可易者也，古文家說尚書，務創(chuàng)新說，以別異于今文，其所謂新說者，大率本于周官一書，周官出山巖屋壁，漢人多不信為周公所作，即使真是周公手定，而唐虞夏商諸帝王，遠在千載以上，安能豫知姬周之代，有一周公其人，有一周公手定之書名曰周官，而事事效法之，此其理甚易明，而至當不可易者也，乃自劉歆以至馬鄭鮮知此義，而尚書之制度大亂，今試略舉數(shù)事言之，如堯命羲和敬授人時，又分命四子，史記天官書，歷書，漢書成帝紀，律歷志，食貨志，藝文志，百官公卿表，魏相傳，以及論衡中論，后漢書續(xù)漢志，皆以羲和專司天文，四子即是羲和，鄭注尚書乃云官名，蓋春為秩宗，夏為司馬，秋為士，冬為共工，通稷與司徒是六官之名見，又云，仲叔，羲和之子，又駐方岳之事，是為四岳，案唐虞以羲和司天文，四岳主方岳，九官治民事，各分其職，鄭乃混而一之，是本周官六卿，以亂唐虞之官制，其失一矣，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大傳云，山龍青也，華?黃也，作繪黑也，宗彝白也，藻火赤出，天子服五，諸侯服四，次國服三，大夫服二，士報一，續(xù)漢與服志孝明皇帝永平二年初，詔有司采周官禮記尚書皋陶篇，乘與服從歐陽說日月星辰十二章，公卿以下從大小夏侯氏說山龍九章，華?七章，與經(jīng)五服五章不合，當時詔以周官列首，故三家舍伏傳而從周官，鄭注又本于歐陽夏侯，是本周官十二章，以亂唐虞之服制，其失二矣，弼成五服至于五千，歐陽夏侯說中國方五千里，漢書賈捐之傳，鹽鐵論，說苑，論衡，白虎通說同，惟史記以為天子之國以外五服各五百里，似為賈馬說六千里所本，異義，古尚書說五服旁五千里，相距萬里，鄭云，五服已五千，又弼成為萬里，蓋以夏之五服，與周九服相同，是本周官九服，以亂唐虞土地之制，其失三矣，輯五瑞，白虎通瑞贄篇曰，何謂五瑞，謂?璧琮璜璋也，蓋璜以徵召，璧以聘問，璋以發(fā)兵，?以質(zhì)信，琮以起土功之事也，公羊定八年傳解詁曰，不言璋言玉者，起?璧琮璜璋五玉盡亡之也，?以朝，璧以聘，琮以發(fā)兵，璜以發(fā)眾，璋以徵召，與白虎通所施略異，而名正同，馬注云，五瑞，公侯伯子男，取執(zhí)以為瑞信也，案禮記王制鄭注，白虎通爵引禮緯含文嘉，皆云殷爵三等，則周以前不得有五等之爵，是以周官五等，亂唐虞瑞玉之制，其失四矣，他如六宗為天地四方，鄭引周官以為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同，律度量衡，同，訓齊同，鄭引周官典同，以為同是陰呂，象以典刑，流宥五刑，大傳孝經(jīng)緯公羊注白虎通風俗通，皆云唐虞象刑，馬融注云，五刑，墨劓非刂宮大辟，是以周制說虞制，大戰(zhàn)于甘，乃召六卿，異義，今尚書夏侯歐陽說天子三公九卿，古周禮說天子立三公，又立三少，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是為六卿之屬，許君謹案此周之此，是周以前不得有六卿，甘誓所云，鄭注以為六軍之將是也，又引周禮六軍將皆命卿，則三代同，與許義不合，不知一代有一代之制，非可強前人以從后人也。
　　論古文尚書說變易今文亂唐虞三代之事實
　　一代有一代之制度，未可據(jù)后王面強同之也，一代有一代之事實，尤未可憑胸而強易之也，伏生大傳太史公書所載事實，大致不異，古來口授相傳，本是如此，兩漢今文，并遵師說，東漢古文，始有異義，所改制度，多本周官，所改事實，不知何本，大率采雜說，憑臆斷，為宋明人作俑，自此等臆說出，不僅唐虞三代之制度亂，并唐虞三代之事實亦亂，今略舉數(shù)事以證之，堯典乃命羲和，專為授時，帝曰，疇咨若時登庸，別為一事，張守節(jié)史記正義云，言將登用之嗣位，張說蓋本漢人揚雄美新云，陛下以至圣之德，龍興登庸，是漢人以登庸為登帝位之證，馬鄭乃連合上文為一事，馬云，羲和為卿官，堯之11111111111111111111老死，庶績多1111闕，故求賢順四時之職，欲用以代羲和，鄭注大傳云，堯始得羲和，命為六卿，1111后稍死，?兜共工等代之，馬鄭以羲和為六卿，登庸為代羲和，以致孔疏有求賢而薦太子之疑，信偽孔以允子朱為允國子爵，而違史記嗣子丹朱之明證，此亂唐虞之事實者一也，帝曰，我其試哉，史記五帝本紀作堯曰，吾其試哉，論衡正說篇引堯曰，我其試哉，是今文有帝曰，孔疏云，馬鄭王本皆無帝曰，當時庸生之徒漏之也，是古文無帝曰，如其說當直以我其試哉為四岳語，四岳如何試舜，必不可通，古文不如今文，即此可證，此唐虞之事實者二也，四罪而天下咸服，五帝本紀云，舜攝政巡狩，見鯀治水無狀，請于堯而殛之，是殛鯀在禹治水成功之前，鄭注云，禹治水事畢，乃流四兇，王肅難云，若待治水功成，而后以鯀為無功，殛之，是舜用人子之功，而流放其父，則禹之勤勞，?足使父致殛，舜失五典克從之義，禹陷三千莫大之罪，進退無據(jù)，亦甚迂哉，如鄭說誠無以解王肅之難，此亂唐虞之事實者三也，盤庚，殷本紀帝盤庚之時，殷已都河北，盤庚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居，乃五遷無定處，帝盤庚崩，弟小辛立，殷復衰，百姓思盤庚，乃作盤庚三篇，鄭云陽甲立，盤庚為之臣，乃謀從居湯舊都，上篇盤庚為臣時事，下篇盤庚為君時事，又云，湯自商從毫，數(shù)商毫囂相耿為五，而不數(shù)所遷之殷，與經(jīng)文于今五邦今字不符，石經(jīng)盤庚三篇合為一篇，依鄭說，非一時事不當合，此亂三代之事實者四也，微子，殷本紀微子數(shù)諫不聽，乃與太師少師謀，遂去，比干強諫紂，紂殺比干，囚箕子，殷之太師少師，乃持其祭樂器奔周，宋微子世家，微子度紂終不可諫，欲死之，及去，未能自決，乃問于太師少師，古文太師作父師，鄭云，父師者，三公也，時箕子為之，少師者，太師之佐孤卿也，時比干為之，偽孔傳從鄭義，此亂三代之事實者五也，金?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魯世家周公乃奉成王命，興師東伐，作大誥，遂誅管步，殺武庚，放殷余民寧淮夷，東土，二年而畢定，是居東即東征，罪人即武庚管蔡甚明，異義引古尚書說云，武王崩時，成王年十三，后一年管蔡作亂，周公東辟之，王與大夫盡弁以開金?之書，此說當出于劉歆衛(wèi)賈諸人，始以我之弗辟為弗避，居東為東辟，不為東征，開金?為周公生前，不在薨后，鄭云，罪人，周公之屬黨與知居攝者，周公出皆奔，今二年盡為成王所得，王肅以為橫造，此亂三代之事實者六也，秋大熟未獲，天大雷電以風，大傳曰，周公死，成王欲葬之于成周，天乃雷雨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國人大恐，王與大夫開金?之書，執(zhí)書以泣，魯世家，論衡感類篇，白虎通封公侯篇，葬篇，漢書梅福傳，杜鄴傳，儒林傳，后漢書周舉傳，張奐傳，公羊何氏解詁說同，是秋大熟，不知何年秋，在周公薨后，鄭云，秋謂周公出二年之明年秋也，新逆改先時之心，更自新以迎周公于東與之歸，尊任之，此亂三代之事實者七也，多士在前，多方在后，史記所載今文書序，與馬鄭古文書序同，偽孔傳云，奄再叛再征，蓋本漢人舊說，按之經(jīng)文，其說不誤，鄭君誤合為一，多方疏引鄭云，此伐淮夷與踐奄，是攝政三年伐管蔡時事，其編篇于此未聞，蓋謂不應編于多士無逸君?之后，遂啟后人多士多方先后倒置之疑，此亂三代之事實者八也，無逸，石經(jīng)肆高宗之饗國百年，下接自時厥后，則其在祖甲，今文作昔在殷王太宗以為太甲，在周公曰鳴乎下，以后乃云其在中宗，其在高宗，古文尚書于前遺太宗，而于后增祖甲，殷本紀帝甲淫亂國語亦云帝甲亂之，則祖甲非賢主，不當在三宗之例，王肅為調(diào)停之說，以祖甲為太甲云，先中宗后祖甲先德后有過，說尤非是，此亂三代之事實者九也，君?，史記燕世家成王既幼，周公攝政，當國踐阼召公疑之，作君?，與列子楊朱篇，周公攝天子之政，召公不說相合，漢書孫寶傳王莽傳，后漢書申屠剛傳皆以為周公攝政時作，古文編列多士之后，馬鄭遂有不說周公貪寵之說，此亂三代之事實者十也。
　　論尚書義凡三變學者各有所據(jù)皆不知專主伏生
　　孔廣森載氏遺書序曰，君以梅姚售偽，孔蔡謬悠，妄云壁下之書，猥有航頭之字，乃或誤援伊訓，滋元年正月之疑，強執(zhí)周官，推五服一朝之制，譬之爭年鄭?本自兩非，議瓜驪山，良無一是，孔氏此說，最為通達，據(jù)此可以折衷一是，解釋群疑，惟戴氏非尚書專家其作尚書義考未成，未能發(fā)明今文，以津逮后學耳，經(jīng)定自孔子，傳自漢初諸儒，使后世學者能恪遵最先之義，不惑于后起之說，徑途歸一，門戶不分，不難使天下生徒皆通經(jīng)術(shù)，況尚書一經(jīng)，傳之者止伏生一老，非若詩有齊魯韓三家，春秋有公羊?梁左氏，各有所受，本不止一師也，歐陽大小夏侯既分顓門小有出入，亦未至截然不合如今古文家也，其后古文說出，初不知所自來，衛(wèi)賈馬鄭所說各異既無師授，安有據(jù)依，后世震于劉歆古文之名，壓于君盛名之下，循用注解，立于學官，古文說盛行，而今文衰歇，于是尚書之義一變，王肅學承賈馬，亦遠本于歐陽，其學兼通古文，又去漢代不遠，使其自為傳注原可與鄭并行，乃必?名于孔安國，又偽造尚書古文經(jīng)，后世見其經(jīng)既增多，孔傳又古于鄭，廢鄭行孔定于一尊，偽古文說盛行，而今文盡亡，于是尚書之義再變，宋儒不信古人，好矜創(chuàng)獲，獻疑孔傳，實為首庸，惟宋儒但知孔傳之可疑，而不知古義之可信，又專持一理字，臆斷唐虞三代之事，凡古事與其理合者，即以為是，與其理不合者，即以為非，蔡沈王柏金履祥之說盛行，編書者至改古事以從之，綱鑒輯略一書，改西伯戡黎為武王，微子奔周為武庚，以近儒臆斷之空言，改自古相傳之實事，于是尚書之義三變，經(jīng)義既已屢變，學者各有所據(jù)，蔽所不見，遂至相攻，有據(jù)孔傳以攻蔡傳者，如毛奇齡古文尚書冤詞是也，有據(jù)蔡傳以攻孔傳者，如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是也，有據(jù)馬鄭而攻孔傳與蔡傳者，如江聲尚書集注音疏，王鳴盛尚書后案是也，經(jīng)皆不知導原而上，專主伏生，故不能宗初祖以折服未師，甚且信末師以反攻初祖，其說有得有失，半昧半明，正孔廣森所云爭年鄭?，本自兩非，議瓜驪山，良無一是者，此尚書一經(jīng)，所以本極易明，反致糾紛而極不易明也。
　　論衛(wèi)賈馬鄭尊古文而抑今文其故有二一則學術(shù)久而必變一則文字久而致訛
　　嘗疑衛(wèi)賈馬鄭，皆東漢通儒，豈不知今文遠有師承，乃必尊古文抑今文，誠不解其用意，今細考之，而知其故有二，一則學術(shù)久而必變，漢初尚書惟有歐陽而已，后乃增立夏侯，夏侯學出張生，張生與歐陽生皆伏生弟子，所學當無不同，然既別于歐陽而自成一家，則同中必有異，如以大麓為大錄是，夏侯勝從子建，師事勝及歐陽高，左右采獲，又從五經(jīng)諸儒，問與尚書相出入者，牽引以次章句，具文飾說，勝非之曰，建所謂章句，小儒破碎大道，建亦非勝為學疏略，難以應敵，建卒自顓門名經(jīng)，是小夏侯又異于大夏侯，而增立博士，號為顓門，此人情好異，學術(shù)易變之證，秦恭延君守小夏侯說，又增師法至百萬言，桓譚新論秦近君，即延君，能說堯典篇目，兩字之誼，至十余萬言，但說曰若稽古三萬言，漢書藝文志云，說五字之文，至于二三萬言，即指秦恭而言，蓋小夏侯本破碎支離，恭又加以蔓衍，使人憎厭，古文家乘其敝，而別開一門徑，名雖古而實新，喜新者遂靡然從之，此其故一，一則文字久而致訛，伏生改古文為今文，以授生徒，取其通俗，古無刊板印本，專憑口授手鈔，訛以傳訛，必不能免，觀熹平石經(jīng)殘字，及孔廟等處漢碑，字多省俗，不合六書，故桓譚馬融，并詆今文家為俗儒，當時所謂通儒劉歆楊雄杜林衛(wèi)宏賈逵許慎，以及馬鄭，皆精小學，以古文正今文之訛俗，其意未始不善，惟諸儒當日，但宜校正文字，而不改改易其義訓，則三家之原于伏生者，雖至今存可也，而古文之名既立，嫉今文如仇仇，依據(jù)故書，如周禮之類，創(chuàng)為新說，古文本無者，以意補之，今文本有者，以意更之，附和末師，撥棄初祖，知拔趙幟而立漢幟，以為不如是不能別立一學，義雖新而文古，好古者又靡然從之，此其故二，有此二故，故雖歐陽夏侯三家立學數(shù)百年，從黨遍天下，為古文家掊擊，而其熱漸衰歇，重以典午永嘉之亂，而歐陽夏侯三家皆亡，至東晉而偽古文經(jīng)傳出，?之于孔安國，年代比馬鄭為更古，而篇又增多，馬鄭不注逸書，而此遍注之，故其后孔鄭并行，鄭學又漸衰歇，唐以偽孔立學，而鄭氏尚書亡，向之攻擊三家者，乃與三家同歸于盡，大有積薪之歡，甘售贗鼎之欺，豈非好古與喜新者階之厲哉，夫伏書本藏山之業(yè)，而偽孔云失其本經(jīng)，古文書序曰，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也，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多與潁川異，錯不知者，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屬讀而已，案史漢無伏生使女傳言之事，古人書皆口授，即伏生老不能口授，使女傳言，亦有藏書可憑，何至以意屬讀，其時山東大師，無不涉尚書以教，晁大夫何至不知者凡十二三，宏榮古虐今，意以伏生所傳，全不可信，偽孔以為失其本經(jīng)，口以傳授，正用衛(wèi)宏之說，而更加誣，不知史漢明言得二十九篇，則失本經(jīng)之說不可信，鄭君書贊已有科斗書之說，亦不可信，說見后。
　　論庸生所傳已有脫漏足見古文不如今文中古文之說亦不可信
　　劉歆移太常博士書云，考學官所傳，經(jīng)或脫簡，傳或間編，漢書藝文志云，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jīng)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文字異者七百有余，脫字數(shù)十，此即歆所云，經(jīng)或脫簡也，后之袒古文者每以藉口，據(jù)為今文不如古文之證，案漢書庸生傳古文，為孔安國再傳弟子，而堯典開卷已漏帝曰，般庚之心復腎腸，呂刑之劓耳刂?黥，古文與今文不同，當即在七百有余之內(nèi)，而皆不如夏侯歐陽本之善，據(jù)此可見古文不如今文，一有師承，一無師承之明證也，龔自珍說中古文曰，中古文之說，余所不信，秦燒天下儒書，漢因秦宮室，不應宮中獨藏尚書，一也，蕭何收秦圖籍，乃地圖之屬，不聞收易與書，二也，?使中秘有尚書，何必遣晁錯往優(yōu)生所，受二十九篇，三也，?使中秘有尚書，不應安國獻孔壁書，始知曾多十六篇，四也，?使中秘有尚書，以宣武之為君，諸大儒之為臣，百余年間無言之者，不應劉向始知校召誥酒誥，始知與博士本異文七百，五也，此中秘書既是古文，外廷所獻古文，遭巫蠱不立，古文亦不亡，?使朋之，則是燒書者更始之火，赤眉之火，而非秦炎矣，六也，中秘即是古文，處廷自博士以迄民間應奉為定為，?若畫一，不應聽其古文家今文家紛紛異家法，七也，中秘有書，應是孔門百篇全經(jīng)，不但舜典九共之文，終西漢世具在，而且孔安國之所無者亦在其中，孔壁之文，又何足貴，今試其情事，然邪不邪，八也，秦火后，千古儒者獨劉向歆父子見全經(jīng)，而生平不曾于二十九篇外，引用一句，表章一事，九也，亦不傳受一人，斯謂空前，斯謂絕后，此古文者跡過如掃矣，異哉，異至于此，十也，?使中秘書并無百篇，則向作七略，當載明是何等篇，其不存者亡于何時，其存者又何所受也，而皆無原委，千古但聞有中古文之名，十一也，中秘既有五經(jīng)，獨易書著，其三經(jīng)何以蔑聞，十二也，當?shù)壑畷r，以中書校百兩篇非是，予謂此中古文，亦張霸百兩之流亞，成帝不知而誤收之，或即劉歆所自序之言，?于其余，并無此事，古文書如此，古文易可知，宜其獨與絕無師承之費直易相同，而不與施孟梁邱同也，漢書劉向一傳，本非班作，歆也博而詐，固也侗而愿，案龔氏不信中古文，并疑劉向以中古文校今文，易書皆有脫簡，為劉歆所假?，可謂特見，惟漢志所云，中古文，似即孔壁古文之藏中秘者，非必別有一書，而此中秘書，不復見于東漢以后，則亦如龔氏所云，毀于更始赤眉之火矣，書既不存，可以不辨。顧炎武曰，不知中古文即安國所獻否，及王莽未遭赤眉之亂，焚燒無余。
　　論百篇全經(jīng)不可見二十九篇篇篇有義學者當講求大義不必考求逸書
　　史記云，伏生得二十九篇，亡數(shù)十篇，未言百篇全數(shù)，漢書藝文志曰，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焉，凡豐篇，論衡正說篇曰，蓋尚書本百篇，孔子所授也，始明言書有百篇，尚書璇璣鈐曰，孔子求書，定可以為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為尚書，則以為書有百二篇，乃張霸百兩所自出，或以古文尚書為百篇，今文尚書為百二篇，伏傳書緯及張霸所據(jù)皆今文，伏傳有掩誥，史記有太戊，即其多出二篇，古無明文，不必深究，漢博士以尚書為備，以二十八篇應二十八宿，則以為書止有此數(shù)，不信百篇百二篇之說，案二十九篇，篇篇有義，如堯典見為君之義，君之義莫大于求賢審官，其余巡守朝覲封山?川賞功罰罪皆大事，非大事不書，觀此可以知作史本紀之法矣，皋陶謨見為臣之義，臣之義莫大于盡忠納誨，上下交儆以致雍熙，故兩篇皆冠以曰若稽古，觀此可以知記言問封之體矣，禹貢見禹治水之功，并錫土姓，分別五服，觀此可以冠地理水道之書矣，甘誓見天子親征，申明約束之義，觀此知仁義之師，亦必兼節(jié)制矣，湯誓見禪讓變?yōu)檎髡D，吊民伐罪之義，與牧誓合觀，可知暴非桀紂，圣不及湯武，不得以放伐藉口矣，般庚見國遷詢?nèi)f民，命眾正法度之義，觀此知拓拔宏之譎眾脅遷者非矣，高宗肜日見遇災而懼，因事進規(guī)之義，觀此知漢以災異求直言，得敬天之意矣，西伯戡黎見拒諫速亡，取以垂戒之義，觀此知天命不足恃，而人事不可不勉矣，微子見殷之亡，由法度先亡，取以垂戒之義，觀此知為國當正紀綱，不可使民玩其上矣，牧誓見吊民伐罪，兼明約束之義，觀此知步伐整齊，乃古兵法而非迂論矣，洪范見天人不甚相遠，禍福足以儆君之義，觀此知人君一言一動，皆關(guān)天象而不可不慎矣，大誥見開國時基業(yè)未固，防小腆靖大艱之義，觀此知大臣當國，宜挺身犯難，而不宜退避矣，金?見人臣忠孝，足以感天，人君報功當逾常格之義，觀此知周公所以為圣而成王命魯郊非僭矣，康誥見用親賢以治亂國，宜慎用刑之義，觀此知父子兄弟罪不相及，用不似重而實輕矣，酒誥見禁酒以絕亂源，宜從重典之義，觀此知作新民必先除舊習矣，梓材見宥罪加惠以永保民之義，觀此知王者治天下，一夫一婦必無不得所矣，召誥見宅中圖大，祈天永命之義，觀此知王者宜監(jiān)前朝而疾敬德矣，洛誥見營洛復政，留公命后之義，觀此知君臣當各盡其道而不忘交儆矣，多士見開誠布公以靖反側(cè)之義，觀此知遺民不忘故君，非新主所能遽奪矣，無逸見人君當知艱難，毋以太平漸耽樂逸之義，觀此知憂盛危明，當念魏徵所云十漸不克終矣，君?見大臣當和衷共濟，閔天越民之義。君?據(jù)史記為周公居攝時作，當上列于大誥金?之間。觀此知富弼以撤簾與韓琦生意見者，其量褊矣，多方見綏靖四方，重言申明之義，觀此知開國之初，人多覬覦，當以德服其心，不當用威服矣，立政見為官擇人，尤當慎選左右之義，觀此知命官當?shù)闷淙?，不當干預其事矣，顧命見王者所以正終，當命大臣立嗣子之義，觀此知宦官宮妾擅廢立之禍，由未發(fā)大命矣，康王之誥見王者所以正始，當命大臣保王室，觀此知成康繼治，幾致刑措，有由來矣，甫刑見哀敬折獄，輕重得中之義，觀此知罰即贖刑，不可輕用其慈祥悱惻，漢人緩刑書，不足道矣，文侯之命見命方伯安遠邇之義，觀此知襄王時王靈猶赫，惜不能振作矣，費誓見諸侯專征，嚴明紀律之義，觀此知用兵不可擾民矣，秦誓見穆公悔過，卒伯西戎之義，觀此知人君不可飾非，當改變以救敗矣，知二十九篇之大義，則知論衡所引今文家說，獨為二十九篇立法者，未可據(jù)百篇之序而非之也，其余左傳國語，及諸子書，墨子引書不在百篇之內(nèi)者，蓋非孔子刪定之本，大傳史記所引逸文，雖非后世偽作，而全篇不可得見，則大義無由而明，至于逸十六篇以及后世太誓，真?zhèn)渭饶鼙?，尤不當以魚目混珠，逸周書劉向以為孔子刪書之余，其文不能閎深，亦不可以亂經(jīng)，洪邁謂與尚書辭不相類，陳振孫謂文辭與古文不類，似戰(zhàn)國后人仿效為之者，近人去偽孔古文，而以逸周書入尚書非是，昔人謂讀人間未見書，不如讀人問常見書，二十九篇皆常見者，學者當寶愛而講明之，勿從惜不見夫全經(jīng)，而反而墻于大義也。
　　論書序有今古文之異史記所引書序皆今文可據(jù)信
　　西漢馬班皆云，孔子序書，東漢馬鄭皆云，書序，孔子所作，論衡須頌篇曰，問說書者，欽明文思以下，誰所言也，曰，篇家也，篇家者誰也，孔子也，陳喬樅謂論衡以欽明文思以下，為孔子所言者，蓋指堯黃序書序，實孔子所作也，據(jù)此則書序孔子作，今古文之說同，而今古文之序，實有不同，書正義曰，安國既以同序為卷，撿此百篇，凡有六十三序，同序而別篇者三十三篇，通明居無逸等四篇，不序所由者，為三十七篇加六十三，即百篇也，錫瑞案偽孔古文尚書序，即馬鄭之書序，其稍異者見于釋文，如金?序武王有疾云，馬本作有疾不豫，康王之誥序康王既尸天子云，馬本此句上更有成王崩三字，文侯之命序云，馬本無平字，則其余皆同矣，史記不戴典謨之序，禹貢，甘誓，五子之歌，允征，帝誥，女鳩，女房，湯誓，典寶，夏社，中[B216]，作誥，湯誥，咸有一德，明居，伊訓，肆命，徂后，太甲，沃丁，咸艾，皆與馬鄭古文序說略同，惟典寶在夏社前，咸有一德在明居前，次序不同，伊陟讓作原命，與古文序作伊陟原命異，仲丁云，書闕不具，河?甲祖乙，亦必有書，史公不云作書，蓋省文，盤庚三篇，以為小辛時作，高宗夢得說，序事與古文同，不言作說命，亦省文，高宗肜日西伯戡耆微子略同，惟父師作大師為異，大誓牧誓武成略同，惟三百作三千，歸獸作歸狩為異，洪范分器略同，金?無周公作金?明文，序事至周公薨后，大誥微子之命歸禾嘉禾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毋逸略同，君?以為周公攝政當國踐阼，召公疑之，則當在大誥前后，與古文序次異，蔡仲之命雖序事同，無作命明文，其次序亦無考，書正義云，鄭以為在費誓前第九十六，則與孔本又異，成王政將蒲姑序事同，不言作書，蒲字作薄，多方立政周官賄肅慎之命同，肅之作息，毫姑序事同，不言作書，蓋即毫姑之序，孫星衍據(jù)之，疑金?秋大熟以下為毫姑文呈入，顧命康王之誥略同，康王之誥作康誥，畢命ぁ命呂刑文侯之命費秦誓略同，惟ぁ作Ａ７，呂作甫，費作?兮為異，文侯之命，以為周襄王命晉文公，秦誓以為封ゾ尸之后追作，此史記引書序，與馬鄭偽孔書序不同之大致也，段玉裁曰，按書序亦有古文今文之殊，漢志曰，尚書古文經(jīng)四十六卷，此蓋今文二十八篇為二十八卷又逸書十六卷，并書序得此數(shù)也，伏生教于齊魯之間，未知即用書序與否，而太史公臚舉十取其八九，則漢時書序盛行，非俟孔安國也，假令孔壁有之，民間絕無，則亦猶逸書十六卷，絕無師說耳，馬班安能采錄，馬鄭安能作注，以及妄人張霸安能竊以成百兩哉，孔叢子與連叢子皆偽書也，臧與安國書曰，聞尚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何圖古文乃有百篇耶，學者因此語，疑百篇序至安國乃出，然則其所云弟素以為堯典雜有舜典，今果如所論者，豈亦可信乎，其亦惑矣，惟內(nèi)外皆有之，是以史記字時有同異，如女房女方，登鼎耳升鼎耳，饑Ａ８，紂受，牧坶，行狩歸獸，異母異畝，饣鬼禾歸禾，魯天子命旅天子命，毋逸無逸，息慎肅慎，伯Ａ９伯ぁ，?誓?誓粊誓，甫刑呂刑之類，皆今文尚書古文尚書之異也。
　　論馬鄭偽孔古文書序不盡可據(jù)信致為后人所疑當以史記今文序為斷
　　朱彝尊曰，說書序者不一，謂作自孔子者，劉歆班固馬融鄭康成王肅魏徵程顥董銖諸儒是也，謂歷代史書轉(zhuǎn)相授受者，林光朝馬廷鸞也，謂齊魯諸儒次第附會而作者，金履祥也，至朱子持論，謂決非夫子之書，孔門之舊，由是九峰蔡氏作書傳，從而去之，按古者書序自為一篇，列于全書之后，故陸德明稱馬鄭之徒，百篇之序，總為一卷，至孔安國之傳出，始引小序分冠各篇之首，后人習而不察，遂謂伏生今文無序，序與孔傳并出，不知漢孝武帝時即有之，此史遷據(jù)以作夏殷周本紀，而馬氏于書小序有注，見于陸氏釋文，又鄭氏注周官引書序文以證保傅，故許謙云，鄭氏不見古文而見百篇之序，考馬鄭傳注本漆書古文，是孔傳未上之時，百篇之序，先著于漢代，初不與安國之書，同時而出也，錫瑞案宋儒疑書序與偽孔傳同出，孔傳偽，則書序亦偽，朱氏已辨之矣，戴震尚書今文古文考以序為伏書所無，王鳴盛尚書后案，以書序亦從屋壁中得，陳壽祺今文尚書有序說，列十有七證以明之，以歐陽經(jīng)三十二卷，西漢經(jīng)師不為序作訓，故歐陽章句仍止三十一卷，其證一，史記于書序臚舉十之八九，說義文字，往往與古文異，顯然兼取伏書，其證二，張霸案百篇序造百二篇，即出今文，非古文也，其證三，書正義曰，伏生二十九卷而序在外，必見石經(jīng)尚書有百篇之序，其證四，書傳云，遂踐奄三字，明出于成王政之序，其證五，書傳言葬周公事本于毫姑序，其證六，傳曰，武丁祭成湯，有雉飛升鼎耳而ず，此出高宗肜日之序，其證七，大傳曰，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此述召誥之序，其證八，大傳曰，夏刑三千條，此本甫刑之序，其證九，大傳篇目有九，共帝告Ａ７命序，又有嘉禾掩誥，在二十九篇外，非見書序，何以得此篇名，其證十，白虎通誅伐篇稱尚書序曰，武王伐紂，此大誓序及武成序之文，其證十一，漢書孫寶傳曰，周公大圣，召公大賢，尚猶有不相說，著于經(jīng)典，此引君?之序，其證十二，后漢書楊震傳曰，般庚五遷，殷民胥怨，此引般庚之序，其證十三，法言問神篇曰，書之不備過半矣，而習者不知，惜乎書序之不如易也，書不備過半，唯今文為然，其證十四，法言又曰，古之說書者序以百，而酒誥之篇俄空焉，今亡矣，夫，酒誥唯今文有脫簡，其證十五，論衡正說篇曰，按百篇之序闕遺者，七十一篇，亦據(jù)今文為說，若古文有逸篇二十四篇，不得去闕遺者七十一篇，其證十六，杜予春秋左傳后序曰，紀年與尚書說太甲事乖異，老叟之伏生或致昏忘，詳預此言，直以書序為出自伏生，其證十七，十七證深切著明，無可再翻之案，惟陳氏但知今文有序，而今文序之勝于古文者，尚未道及，史記引書序是今文，馬鄭偽孔序是古文，今文序皆可信，古文不盡可信，崔應榴謂書序可疑者有數(shù)端，舜典備載一代政事始終，序只言其歷試諸難，則義有不盡，伊訓稱成湯既歿，太甲無年，則與孟子及竹書紀年不合，泰誓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則不與今文合，畢命康王命作冊畢分居里成周郊，則句意為難通，又左傳祝?它稱魯曰，命以伯禽，稱晉曰，命以唐誥，此二篇何以序反無之，案百篇序無伯禽康誥，孫寶侗顧炎武已言之，此二篇或在百篇之外，無庸深辨，作冊畢下脫一公字，故難通，據(jù)史記有公字，十有一年武王伐殷，與偽泰誓不同，偽泰誓從劉歆古文說，十一年觀兵，十三年克殷，泰誓序從史記今文說，九年觀兵，十一年克殷，故年歲兩歧，序?不誤，若舜典序只言歷試諸雜，遂開梅姚分慎徽五典以下為舜典之妄說，伊訓序云，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中，失外丙仲壬兩朝，遂啟宋人以孟子所云二年四年為生年之謬論，又如周公東征攝王，成王不親行，古文序于成王既黜殷命，成王既伐管蔡，皆冠以成王字，后人遂誤執(zhí)為周公未攝王之證，周公作君?，史記引序在踐阼當國時，古文序列于復政后，遂有召公疑周公貪寵之言，此皆古文之不可信者，宋人一概疑之，固非，近人一概信之，亦未是，惟一以史記引今文序為斷，則得之矣。
　　論二十九篇皆完書后人割裂補亡殊為多事
　　尚書以今文為斷，經(jīng)義本自了解，即云不見全經(jīng)，二十九篇皆完書，無缺失也，而后人必自生葛藤，任意割裂，或離其篇次，或攙入偽文，使二十九篇亦無完膚，誠不可解，且其說不僅出于宋以后，并出于漢以前，今舉堯典一篇言之，堯典本屬完書，舜事即在堯典之中，故大學引作帝典，而漢傳逸書十六篇，首列舜典之名，意必別有一篇，非堯典雜有舜典也，舜典不傳，僅得其序云，虞舜側(cè)微，堯聞之聰明，即堯典之明明揚側(cè)陋，至帝曰予聞云云也，歷試諸難，即我其試哉，至納于大麓云云也，鄭君親見逸書者也，其注書序云，入麓伐木，尤即納于大麓之明證，然證逸書所謂舜典，亦即分裂堯典之文，并非別有一篇，或即從明明揚側(cè)陋分篇，亦未可知，偽孔古文從慎徽五典分篇，蓋因馬鄭之本小變之耳，其后偽中又偽，增入十二字，復增入二十八字，釋文王氏注相承云，梅頤上孔氏傳古文尚書，亡舜典一篇，時以王肅注頗類孔氏，故取王注從慎徽五典以下為舜典，以續(xù)孔傳，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xié)于帝，此十二字，是姚方興所上孔氏傳本，阮孝緒亦云然，方興本或此下更有?哲文明，溫恭允塞，元德升聞，乃命以位，此二十八字，異聊出之于王注無施也，夫堯典為二千年之古籍，開宗明義之第一篇，學者當如何寶愛信從，豈可分裂其篇，加增其字，且序事直至舜崩之年，則舜事已備載，不可再安蛇足，舜典既名曰典，必有大典禮，大政事，不可專說遜位，而遜位歷試已見堯典，不可重復再見，乃自偽孔分裂于前，方興加增于后，當時梁武帝為博士已?議曰，孔序稱伏生誤合五篇，皆文相承接，所以致誤，舜典首有曰若稽古，伏生雖昏耄，何容合之，遂不行用，隋初購求遺典，劉炫復以姚書上之，又撰?哲文明十六字，與堯典欽明文思四句相配，偽中又偽，實自東漢古文逸書啟之，此劉逢祿宋翔鳳所以不信逸書也，趙岐未見逸書者也，其注孟子曰，孟子時尚書凡百二十篇，逸書有舜典之敘，亡失其文，孟子諸所言舜事，皆堯典當作舜典，及逸書所載，自有此說，又開舜典補亡一派，閻若璩謂舜往于田，只載見瞽瞍，與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庳等語，安知非舜典之文乎，又父母使舜完廩一段，文辭古崛，不類孟子本文，史記舜本紀亦載其事，其為舜典之文無疑，毛奇齡作舜典補亡，遂斷自月正元日以下為舜典，采史記本紀之文，列于其前，又取魏高堂隆改朔議，引書粵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建皇，授政改朔，冠于篇首，以代二十八字，朱彝尊經(jīng)義考所說略同，不知高堂所引，乃中侯考河命文，見太平御覽皇天部引，史記本紀載使舜完廩一段，或即取之孟子，何以見其為舜典文，圣經(jīng)既亡，豈末學所能臆補，如以為可臆補，則偽孔古文，固應頒之學官，唐白居易補湯征，亦可用以教士子矣，四庫提要曰，司馬遷書豈可以補經(jīng)，即用遷書為補，亦何可前半遷書，后半忽接以古經(jīng)，混合為一，其?毛氏之失，深切著明，王柏書疑于舜讓于德弗嗣下，補論語堯曰以下二十四字，敬敷五教在寬下，補孟子勞之來之以下二十二字，皋陶謨，益稷，武成，洪范，多方，立政，皆更易其文之次序，蘇軾黃震皆移易洪范，蘇軾又改康誥篇首四十八字于洛誥上，金履祥亦移易洪范，疑洛誥有缺文，武成偽書不在內(nèi)，不知諸儒何仇于圣經(jīng)，并二十九篇之完書，而必欲顛倒錯亂，使無完膚也，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諸儒為此紛紛，是亦不可以已乎。
　　論偽孔經(jīng)傳前人辨之已明閻若璩毛奇齡兩家之書互有得失當分別觀之
　　歐陽大小夏侯三家既亡，其后鄭孔并行，至隋鄭氏漸微，唐作正義，專用孔傳，至宋吳?或始發(fā)其覆，朱子繼之曰，孔安國解經(jīng)最亂道，看得只是孔叢子等做出來，某嘗疑孔安國書是假書，孔書至東晉方出，前此諸儒皆不曾見，可疑之甚，錫瑞案朱子于孔傳直斥其偽，可謂卓識，而于古文經(jīng)雖疑之，未敢明斥之，猶為調(diào)停之說曰，書有二體，有極分曉者，有極難曉者，尚書諸命皆分曉，蓋如今制誥是朝廷做底文字，諸誥皆難曉，蓋是時與民下說話，后來追錄而成之，據(jù)，此是朱子以傳為偽，于經(jīng)猶有疑辭，故蔡沈作傳，仍存古文，然猶賴有朱子之疑，故蔡傳能分別今古文之有無，其后吳澄歸有光梅?愈推愈密，嘗謂偽孔古文，上于東晉之梅頤，而攻古文漸有實據(jù)者，出于晚明之梅?，同一梅氏，而關(guān)偽古文之興廢，倘亦天道之循不歟，至閻若璩惠棟考證更精，至丁晏沿書余論據(jù)家語后序定為王肅偽作，隋書經(jīng)籍志孔氏正義，皆有微辭，唐初人已疑之，不始于吳才老，朱子可謂搜得真贓實證矣，毛奇齡好與朱子立異，乃作古文尚書冤詞，其所執(zhí)為左證以鳴冤者，隋書經(jīng)籍志也，隋志作于唐初，其時方尊偽孔，作義贊，頒學官，作志者即稍有微辭，何敢顯然直斥其偽，志所云，雖歷歷可據(jù)，要皆傳為偽書者臆造不經(jīng)之說，孔書經(jīng)傳一手所作，偽則俱偽，閻若璩已明言之，毛乃巧為飾辭，以為東晉所上之書是經(jīng)非傳，專以隋志為證，使斯言出漢藝文志，乃為可信，若后漢儒林傳，則已不可信矣，以范蔚宗作書之時，偽書已出，不免為所惑也，況隋志修于唐初，在古文立學之后哉，冤詞一書，相傳為?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而作，案閻毛二家互有得失，閻證古文之偽甚確，特當明末宋學方盛，未免沾染其說，夫據(jù)古義以斥孔傳可也，據(jù)宋人以斥孔傳則不可，閻引金履祥說，以高宗肜日典祀無豐于昵，為祖庚繹于高宗之廟，其誤一也，引邵子書，以定或十年等年數(shù)，其誤二也，引程子說，謂武王無觀兵事，其誤三也，?武成篇，并以文王受命改元為妄，其誤四也，?孔傳以居東為避居，不為東征，其誤五也，信金履祥以為武王封康叔，其誤六也，信金履祥以多方為在多士前，其誤七也，知九江在尋陽，又引水經(jīng)云，九江在長沙下雋西北，未免騎墻之見，其誤八也，解三江亦以為有二，與九江同，其誤九也，信蔡氏說，以康誥屬武王，其誤十也，移易康誥大誥洛誥以就其說，其誤十一也，謂伏生時未得小序，其誤十二也，以金履祥更定洪范，為文從字順章妥句?，其誤十三也，閻氏此等處，皆據(jù)宋人以?古義，有偽孔本不誤而閻誤者，蓋孔書雖偽，而去漢未遠，臆說未興，信宋人不如信偽孔，毛不信宋人，篤守孔書之義，以為尚書可焚，尚書之事實不可焚，今溥天之下，老老大大，皆有一武王戡黎封康叔，周公留后治洛黃故，在其胸中，此千古大冤大枉事，是則毛是而閻非者，學者當分別觀之，勿專主一家之說，但以今文之說為斷，則兩家之得失明矣。
　　論焦循稱孔傳之善亦當分別觀之
　　國朝諸儒，自毛奇齡外，鮮有袒孔傳者，惟焦循頗右之，其尚書補疏序曰，曰若稽古帝堯，曰若稽古皋陶傳皆以順考古道解之，鄭以稽古為同天，同天二字，可加諸帝堯，不可施于皋陶，若亦以皋陶為同天，則是人臣可僭天子之稱頌，若以帝堯之稽古為同天，以皋陶之稽古為順考古道，則文同義異，歧出無理，此傳之善一也，四罪而天下咸服，傳以舜徵用之初，即誅四兇，是先殛鯀而后舉禹，鄭以禹治水畢，乃流四兇，故王肅斥之云，是舜用人子之功，而流放其父，則為禹之勤勞?足使父致殛，舜失五典克從之義，禹陷三千莫大之罪，此傳之善二也，堯舍丹朱，以天位授舜，朱雖不肖，不宜自歷數(shù)其不善，史記以無若丹朱傲上加帝曰，而傳則以為禹之言，自禹言之則可，自舜言之則不可，此傳之善三也，盤庚三篇，鄭以上篇乃盤庚為臣時所作，然則陽甲在上，公然以臣假君命，因而即真，此莽操師昭之事，而乃以之誣盤庚，大可怪矣，傳皆以為盤庚為王時所作，此傳之善四也，微子問父師少師，父師答之，不云少師，鄭以為少師志在必死，蓋以少師指比干，顧大臣徒志于死，遂不謀國以出一言，非可為忠，傳雖亦以少師指比干，而于此則云，比干不見明心同省文，此傳之善也，金?我之不辟，鄭讀為避，謂周公避居于東，又以罪人斯得，為成王收周公之屬官，殊屬謬悠，說者多不以為然，傳則訓辟為法，居東即東征，罪人即指祿父管蔡，此傳之善六也，明堂位以周公為天子，漢儒用以說大誥，遂啟王莽之禍，鄭氏不能辨正，且用以為尚書注，而以周公稱王，自時厥后，歷曹馬以及陳隋唐宋，無不沿莽之故事，而傳特卓然以周公不自稱王而稱成王之命以誥，勝鄭氏遠甚，此傳之善七也，為此傳者，蓋見當時曹馬所為，為之說者，有如杜預之解春秋，束?等之偽造竹書，舜可囚堯，啟可殺益，太甲可殺伊尹，上下倒置，君臣易位，邪說亂經(jīng)，故不憚改益稷造伊訓太甲諸篇，陰與竹書相齡?，又?孔氏傳，以黜鄭氏，明君臣上下之義，屏僭越抗害之譚，以觸當時之忌，故自隱其姓名，錫瑞案近儒江段孫王，皆尊鄭而黜孔，焦氏獨稱孔傳之善，可謂特見，惟未知孔傳實王肅偽作，故所說有得有失，肅之學得之父朗，朗師楊賜，楊氏世傳歐陽尚書，洪亮吉傳經(jīng)表，以肅為伏生十七傳弟子，是肅亦今文家之支流，肅又好賈馬之學，則兼退古文者，雜糅今古與鄭君同，而立意與鄭君為難，鄭注書從今文，則以古文?之，鄭從古文，則又以今文?之，肅以今文?古文，實有勝鄭注者，焦氏所舉以稽古為考古，以四罪為禹治水之前，以居東為東征，以罪人為祿父管蔡，是其明證，至信偽孔疑史記明堂位，則其說非是，史記引書最古，明有帝曰，豈可妄去，舜禹同為堯臣，禹可直斥丹朱，何以舜獨不可，周公稱王，非獨見于明堂位，荀子親見百篇尚書，其書中屢言之，伏傳史記皆云周公居攝，豈可改易古事，強為回護，焦氏乃以作傳者以觸時忌，自隱姓名，則尤求之過深，肅與司馬云昏姻，助晉篡魏，豈能明君臣屏僭越者，若偽作竹書者，言啟殺益，太甲殺伊尹，反似改古事以儆亂臣，又何必作偽古文，以與竹書相齡?乎，焦循之子廷琥，作尚書申孔篇，與其父所見同，中有數(shù)條，即補疏序所說，余瑣細不足辨，茲不具論。
　　論宋儒體會語氣勝于前人而變亂事實不可為訓
　　孔傳立學，行數(shù)百年，至宋而漸見疑，蔡傳立學，行數(shù)百年，至今又漸見廢，陳澧曰，近儒說尚書，考索古籍，罕有道及蔡仲默集傳者矣，然偽孔傳不通處，蔡傳易之，甚有精當者，江艮庭集注多與之同，大誥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yǎng)其勸弗救，偽孔傳云，以子惡故，孔疏云，民皆養(yǎng)其勸伐之心不救之，此甚不通，蔡傳云，蘇氏曰，養(yǎng)，廝養(yǎng)也，謂人之臣仆，言若父兄有友攻伐其子，為之臣仆者，其可勸其攻伐而不救乎，江氏注云，長民者其相勸止不救乎，召誥王敬德，偽孔云，敬為所不可不敬之德，蔡云，所，處所也，猶所其無逸之所，王能以敬為所，則無往而不居敬矣，江云，王其敬為之所哉，而處置之得所也，召誥我不敢知曰，偽孔云，我不敢獨知，亦王所知，蔡云，夏商歷年長短，所不敢知，我所知者惟不敬厥德，即墜其命也，江云，夏殷歷年長短，我皆不敢知，惟如其皆以不敬德，故早墜其命，君?襄我二人，偽孔云，當因我文武之道而行之，蔡云，王業(yè)之成，在我與汝而已，江云，二人，與召公也，多方，我惟時其戰(zhàn)要囚之，偽孔云，謂討其倡亂，執(zhí)其朋黨，蔡云，我惟是戒懼而要囚之，江云，戰(zhàn)，懼也，康王之誥，惟新陡王，偽孔云，惟周家新升王位，蔡云，陡，升遐也，成王初崩，未葬未謚，故曰新陡王，江云，登假也，謂崩也，成王初崩未有謚，故稱新陡王，秦誓昧昧我思之，偽孔云，惟察察便巧善為辨佞之言，使君子回心易辭，我前多有之，以我昧昧思之，不明故也，蔡云，昧昧而思者，深潛而靜思也，以昧昧我思之屬下文，江云，昧昧我思者，是穆公自道，思此一介臣，非謂前日之昧昧于思也，此文當為下文緣起，此皆蔡傳精當，而江氏與之同者，如為暗合，則于蔡傳竟不寓目，輕蔑太甚矣，如覽其書，取其說而沒其名，則尤不可也，錫瑞案陳氏取蔡傳，與焦氏取孔傳，同一特見，宋儒解經(jīng)，善于體會語氣，有勝于前人處，而其失在變易事實以就其說，尚書載唐虞三代之事，漢初諸儒，去古未遠，其說必有所受，宋儒乃以一己所見之義理，懸斷千載以前之故事，甚至憑特臆見，將古事做過一番，雖其意在維持名教，未為不善，然維持名教亦只可借古事發(fā)論，不得翻前人之成案，孔傳謂周公不稱王，伊尹將告歸，已與古說不符，而蔡傳引宋人之說又加甚焉，西伯戡黎，伏傳史記皆云文王代耆，黎即耆，西伯即文王，蔡傳獨為文王回護，以西伯為武王，其失一也，大誥王若曰，鄭注王謂攝也，周公居攝命大事，則權(quán)代王也，伏傳史記皆云周公居位踐阼，則鄭說有據(jù)，蔡傳從孔傳，以為周公稱成王以誥，其失二也，康誥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漢書王莽傳引書解之曰，此周公居攝稱王之文也，蔡傳不信周公稱王之事，從蘇氏說，移篇首四十八字于洛誥上，又無以解朕其弟之語，遂以為武王封康叔，不知史記明言康叔封冉季載皆少，未得封，是武王無封康叔事，左氏傳視?它言，周公尹天下封康叔，?它以衛(wèi)人言事，豈猶有誤，而橫造事實，擅移經(jīng)文，其失三也，洛誥王命周公后，作冊逸誥，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言周公七年致政，當歸國，成王留公，命伯禽就國為公后，蔡傳乃以為王命周公留后治洛，不知唐置節(jié)度使乃有留后，周無此官，周公老于豐，薨于于豐，并無治洛之事，其失四也，宋儒習見莽操，妄?古人，故極力回護，欲使后世不得藉口，不知古人行事，光明磊落，何待后儒回護，王莽?周公，無傷于周公，曹操?文王，無傷于文王，天位無常，惟有德者居之，圣人無ウ干非分之心，而天與人歸，則亦不得不受禪讓，易而傳子，又復易為征誅，事雖不同，其義則一，稷契同受封于舜禹，周之先本非商之臣，不?失官，公劉太王遷豳岐，商王未嘗過問，文王始率諸侯事紂，后入朝而被囚，釋歸而諸侯皆從之，受命稱王，何損至德，詩書皆言文王受命，伏傳言受命六年稱王，史記言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此漢初古說可信者，必以文王稱王為非，則湯之伐桀亦非，舜禹之受禪亦非，必若巢許而后可也，至周公居攝，尤是常是，古有攝主，見禮記問君薨而世子未生，則有上卿攝國事，稱攝主，此上卿蓋同姓子弟，世子生則避位，或生非世子，則攝主即真，觀左氏傳季孫有疾，命正常曰，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賈誼上疏有植遺腹朝委裘之文，是其明證，或世子生而幼，國有大事，亦必有人攝行，鄭注命大事權(quán)代王，并無語弊，武王薨而東諸侯皆叛，周之勢且岌岌，成王幼，不能親出，公不權(quán)代王以鎮(zhèn)服天下，大局將不可問，事定而稽首歸政，可告無罪于天下萬世矣，后世古義不明，即有親賢處周公之位者，亦多畏首畏尾，如蕭齊竟陵王子良，以此自誤，并以誤國，蓋自馬鄭訓我之弗辟為避位，已非古義，宋儒以力辨公不稱王之故，臆撰武王封康叔，周朝設(shè)留后之事，以為左證，使后世親賢當國者誤信其說，避嫌而不肯犯難，必誤國事，是尤不可不辨，古人事實不可改易，如編小說演雜劇者，借引古事做過一番以就其說，此在彈詞演劇可不拘耳，若以此解經(jīng)，則斷乎不可。
　　論偽孔書相承不廢以其言多近理然亦有大不近理者學者不可不知
　　偽孔古文尚書，自宋至今，已灼知其偽矣，而猶相承不廢，是亦有故，宋之不廢者，人心惟危四句，宋儒以為道統(tǒng)相傳，其進尚書注表，首以三圣傳心為說，而四語出偽大禹謨，故宋儒雖于偽傳獻疑，而于偽經(jīng)疑信參半，王鳴盛蛾術(shù)編戲以虞廷十六字為風俗通所言鮑君神之類，此在今日漢學家吐棄宋學，乃敢為此語，而在當日固無不尸祝俎豆者也，此其遠因一，且古文雖偽，而言多近理，非止人心惟危四句，真德秀曰，開萬世性學之源，自成湯始，敬仁誠并言始見于此，三者堯舜禹之正傳也，此皆出偽古文，為宋儒言道學所本，故宋儒不敢直斥之而且尊信之，此其遠因二，近儒不尊宋學，斥偽經(jīng)亦甚于宋儒，而至今仍不廢者，阮元曰，古文尚書孔傳出東晉，漸為世所誦習，其中名言法語，以為出自古圣賢，則聞者尊之，故宇文周主視太學，太傅于謹為三老，帝北面訪道，謹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圣，帝再拜受言，唐太宗見太子息于木下，誨之曰，木受繩則正，后從諫則圣，唐太宗自謂兼將相之事，給事中張行成上書，以為禹不矜伐，而天下莫與之爭，上甚善之，唐總章元年太子上表曰，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jīng)，伏愿逃亡之家，免其配役，從之，凡此君臣父子之間，皆得陳善納言之益，是知其偽，而欲留為納言之益，此近因一，龔自珍述莊存與之言曰，帝胄天孫，不能旁覽雜氏，惟賴幼習五經(jīng)之簡，長以通于治天下，昔者大禹謨廢，人心道心之旨，殺不辜寧失不經(jīng)之誡亡矣，太甲廢，儉德永圖之訓墜矣，仲虺之誥廢，謂人莫己若之誡亡矣，說命廢，股肱良臣啟沃之誼喪矣，旅獒廢，不寶異物賤用物之誡亡矣，ぁ命廢，左右前后皆正人之美失矣，公乃計其委曲，退直上書房日，著書曰，尚書既見如干卷，數(shù)，數(shù)稱禹謨虺誥伊訓，是書頗為承學者詬病，而古文竟獲仍學官不廢，是知其偽，而恐廢之無以垂誡，此其近因二，有此四故，故得相承不廢，然而過書舉燭，國賴以治，非郢人之意也，齊求岑鼎，魯應以贗，非柳下所許也，古文雖多格言，而偽?帝王則可惡，且其言多近理，亦多不近理者，如大禹謨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為宋人重文輕武，口不言兵所藉口，允征威克厥愛，允濟，為楊素等用兵好殺之作俑，仲虺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戰(zhàn)戰(zhàn)，罔不懼于非辜，則湯之伐桀為自全計，非為吊民，咸有一德，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則伊尹不曾相太甲，與君?所言及左氏傳伊尹放太甲而相之義違，泰誓三篇數(shù)殷紂罪，有刳剔孕婦，?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等語，宋人遂疑湯數(shù)桀之罪簡，武數(shù)紂之罪太甚，而罪人以族，非三代以前所有，時哉不可失，亦非吊民伐罪之言，旅獒太保訓王云，功虧一簣，宋人遂疑湯伐桀后，猶有慚德，武伐紂后，一事不做，君陳以爾有嘉謀嘉猷，為康王語，宋人遂謂康王失言，此皆偽古文之大不近理者，而割裂古書綴輯成文，詞意亦多牽強不相貫串，如孟子引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夾議夾敘，詞意極明，偽孔乃更之曰，勖哉夫子，罔或無胃，寧執(zhí)非故，百姓懔懔，若崩厥角，無論如何解說，必不可通，似全不識文義者所為，此等書豈可以教國胄，毛奇齡以袒偽古文之故，至謂論語引書有四，無不改其詞，篡其句，易其讀者，偽孔擅改古經(jīng)，顯違孔訓，僭妄已極，奇齡不罪偽孔，反歸罪于孔子改經(jīng)，可謂悍然無忌憚矣。
　　論偽古文多重復且敷衍不切
　　尚書與春秋，皆記事之書，所記之事必有義，在孔子之作春秋，非有關(guān)系足以明義者不載，事見于前者，不復見于后，所以省繁復也，故孔子之刪書，亦非有關(guān)系足以明義者不載，事見于前者，不復見于后，亦所以省繁復也，古書詳略互見，變化不拘，非同后世印板文字，有一定之例，堯典兼言二帝合為一篇，圣德則堯詳于舜，政事則舜詳于堯，是詳略互見之法，而作偽者不達此義，別出舜典一篇，以為不應略于舜之圣德，乃于舜典篇首，偽撰二十八字以配堯典，不顧文義，首尾橫決，由不曉古書之法也，盤庚三篇旨意不同，上篇告親近在位者，中篇告民之弗率，下篇既遷之后申告有眾，未嘗有重復之義，康誥酒誥梓材皆言封康叔，召誥洛誥皆言營洛都，旨意不同，亦未嘗有重復之義，而偽孔書太甲三篇說命三篇皆上中下文義略同，且辭多膚泛，非但上中下篇可移易，而伊尹之辭，可移為傅說，傅說之辭，可移為伊尹，伊尹傅說之辭，又可移為大禹謨之禹皋，以皆臣勉其君，而無甚區(qū)別也，泰誓三篇，皆數(shù)紂罪而無甚區(qū)別，使真如此文繁義復，古人何必分作三篇，今文尚書二十九篇，篇篇有義，初不犯復，其辭亦無復見，若偽古文不但旨意略同，其辭亦多雷同，太甲下與蔡仲之命雷同尤甚，太甲下云，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蔡仲之命云，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為善不同，同歸于治，為惡不同，同歸于亂，其文義不謂之雷同得乎，太甲下云，慎終于始，蔡仲之命云，慎厥初，惟厥終，亦雷同語，蓋其書本憑空結(jié)撰，其胸中義理又有限，止此敷衍不切之語，說來說去，層見疊出，又文多駢偶，似平正而實淺近，以比尚書之渾渾灝灝者，迥乎不同，而雜湊成篇，尤多文不合題之失，姚鼐謂古文尚書多不切，文之切者，皆不中于理，可謂知言，漢古文學創(chuàng)通于劉歆，偽古文書撰成于王肅，亂經(jīng)之人，遞相祖述，古天子諸侯皆五廟，至周始有七廟，劉歆以為周以上皆七廟，呂覽五世之廟，可以觀怪，偽古文咸有一德改云，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后世遂引為商時七廟之證，此肅本之于歆者也，異義，天子六卿周制，三公九卿商以前制，周三公在六卿中，見顧命而無三孤，偽古文周官有三公三孤，本漢書百官公卿表，表又出于莽歆之制，又肅本之于歆者也，古云相某君是虛字，不以為官名，偽古文說命爰立作相，又誤沿漢制而不覺者，左氏傳，仲虺為湯左相，亦可疑。
　　論孔傳盡釋經(jīng)文之可疑及馬鄭古文與今文?異之可疑
　　朱子語錄云，某嘗疑孔安國是假書，比毛公詩如此高簡，大段省事，漢儒訓釋文字多是如此，有疑則闕，今此?盡釋之，豈有千百年前人說底話，收拾于灰燼屋壁中，與日傳之余，更無一字訛舛，現(xiàn)會不得如此，可疑也，錫瑞案朱子之說，具有特見，漢初說易者，舉大誼如丁將軍者，是說詩者無傳疑，如魯申公者，是，毛公之傳，未知真出漢初與否，而其文亦簡略，未嘗字字解經(jīng)，惟偽孔于經(jīng)盡釋之，此偽孔傳所以可疑，蔡沈曰，今文多艱澀，而古文反平易，伏生倍文暗誦，乃偏得其所難，而安國考定于科斗古書錯亂摩滅之余，反專得其所易，則又有不可曉者，吳澄曰，伏生書雖難盡通，然詞義古奧，其為上古之書無疑，梅頤所增，體制如出一手，采輯補綴，雖無一字無所本，而平緩卑弱，殊不類先漢以前之文，夫千年古書，最晚乃出，而字畫略無脫誤，文勢略無齟齬，不亦大可疑乎，蔡氏吳氏之說，亦有特見，伏孔之書難易不同，伏生不應獨記其難，安國不應專得其易，此偽孔經(jīng)所以可疑，而由二家之說推之，尚書之可疑者非直此也，偽孔書無論矣，二十九篇今古文同，而夏侯歐陽之今文，與馬鄭王之古文，其字句又不同，今以熹平石經(jīng)及兩漢人引用尚書之文考之，其異于馬鄭古文者亦多，今文艱澀而古文平易，試舉數(shù)條以證，盤庚器非求舊，石經(jīng)求作救，求救音近得通，求字易而救字難也，洪范鯀堙洪水，石經(jīng)堙作伊，堙伊音近?借，堙字易而伊字難也，保后胥戚，石經(jīng)戚作高，戚高音近?借，戚字易而高字難也，無弱孤有幼，石經(jīng)弱作流，弱流音近?借，弱字易而流字難也，無逸乃諺，石經(jīng)作乃憲，既誕，石經(jīng)作既延諺憲誕延音近得通，諺誕易而憲延難也，無皇，石經(jīng)作毋兄，皇兄音近得通，皇字易而兄字難也，此厥不聽，石經(jīng)聽作圣，聽圣音近得通，聽字易而圣字難也，立政相時忄僉作散，忄僉散音近?借，忄僉字易而散字難也，以此推之，不但世所傳今文多艱澀，而偽孔古文反平易，即漢所傳今文亦多艱澀，而馬鄭古文反平易，不但偽孔古文可疑，即馬鄭古文亦不盡可信矣，惜經(jīng)典釋文，不列三家尚書之異同，使學者無由見，今文真本，所賴以略可考見者，惟石經(jīng)殘字十數(shù)處及孔，疏引優(yōu)賢揚歷臏宮劓割頭庶黥數(shù)處而已，豈不惜哉，竊意東漢諸儒之傳古文，蓋亦多以訓故改經(jīng)，與太史公史記相似，有字異而義相同者，如般庚器非求舊之類是也，有字異而義違失者，如般庚優(yōu)賢揚歷之類是也，然則今之偽孔增多古文，固皆撰造，而非安國之真，即偽孔同于馬鄭二十九篇之古文，亦有改，竄而非伏生之舊者，偽孔所造古文固當刪棄，即偽孔同于馬鄭之古文，后人以為真，是伏生之所親傳，孔子之所手定，亦豈可盡信哉，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觀于世所傳之尚書，益歡孟子之言為不妄也。
　　論尚書有不能解者當闕疑不必強為傅會漢儒疑辭不必引為確據(jù)
　　子曰，多聞闕疑，又曰，君子于其所不知，蓋闕如也，然則圣人生于今日，其解經(jīng)必不向壁虛造而自欺欺人也明矣，尚書最古，文義艱深，伏生易為今文，而史公著書，多以訓故改經(jīng)，馬鄭名傳古文，而與今文?異者，亦疑多以訓故改經(jīng)，其必改艱深為平易者，欲以便學者誦習也，而二十九篇傳于今者，猶未能盡索解人，周誥殷盤，詰屈聱牙，韓文公已言之，尚書之難解，以諸篇為尤甚，如大誥之今蠢今翼日，乃有友伐厥子，民養(yǎng)其勸勿救，盤庚之吊由靈，用宏茲賁等語，或由方言之莫識，或由簡策之傳訛，無論如何曲說，終難據(jù)為確解，而孔傳強為解之，近儒江王孫又強為解之，此皆未敢信為必然，當從不知蓋闕者也，北魏徐遵明解經(jīng)，史，稱其穿鑿，所據(jù)本八寸策誤作八十宗，遂強以八十宗解之，然則強不知以為知，非皆八十宗之類乎，漢儒解經(jīng)，其有明文而能自信者，即有決辭，其無明文而不能自信者，即為疑辭，如堯典之羲和疏引鄭云，高辛氏之世，命重為南正司天，黎為火正司地，堯育重黎之后，羲氏和氏子之子賢者，使掌舊職天地之官，亦紀于近命，以民事，其時官名蓋曰稷司徒，錫瑞案鄭以四子分屬四時，羲和實司天地，地官司徒猶可強附，天官為稷，并無明文，國語云，稷為大官，有誤作天官者，緯云，稷為司馬，又云，司馬主天，故鄭君以此傅會之云，初堯天官為稷，禹登用之年，舉棄為之，時天下賴后稷之功，故以官名通稱，箋詩又云，堯登用之，使居稷官，民賴其勞，后雖作司馬，天下猶以后稷稱焉，鄭之彌縫，亦云至矣，然如其說，則棄于堯時已為天官，其位最尊，若周之冢宰矣，何以堯舜祥讓，皆不及棄，且稷為天官，司馬為夏官，天官尊于夏官，后稷有功于民，何以反由天官降為司馬，舜命九官，并無司馬之名，鄭知其無明文，不能自信，故云蓋曰稷司徒，凡言蓋者，皆疑辭也，周禮疏序又引鄭云，堯既分陰陽為四時，命羲仲和仲羲叔和叔等為之官，又主方岳之事，是為四岳，掌四時者，曰仲叔，則掌天地者，其曰伯乎，案鄭以四子即四岳，又別有掌天地之官，與兩漢今文說不同，鄭知其無明文，不能自信，故云其曰伯乎，凡言乎者，皆疑辭也，其不敢為決辭，猶見先儒矜慎之意，后之主鄭義者，必強傅會以為確據(jù)，非但不知圣人闕疑之旨，并先儒矜慎之意，亦失之矣。
　　論偽古文言仁言性言誠乃偽孔學非孔學出偽書
　　王應麟曰，仲虺之誥，言仁之始也，湯誥，言性之始也，太甲，言誠之始也，說命，言學之始也，皆見于商書，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zhí)事有恪，亦見于商頌，孔子之傳有自來矣，錫瑞案商書四篇，皆出偽孔古文，惟禮記文王世子引兌命曰，念終始典于學，鄭注兌當為說，說命書篇名，殷高宗之臣傅說之所作，是王氏所舉商書四篇之語，惟學之一字，實出說命，其余皆未可據(jù)，宋儒講性理，故于古文雖知其偽，而不能不引以為證，其最尊信者危微精一十六字之傳，考人心之危，道心之微二語，出荀子引道經(jīng)，荀子親見全書，若出尚書，不當引為道經(jīng)，既稱道經(jīng)，不出尚書可知，偽孔以羼人大禹謨，宋儒乃以四語為傳心秘訣，四語惟允執(zhí)厥中，出論語堯曰篇允執(zhí)其中，實有可據(jù)，二帝相傳即此已足，中庸稱舜執(zhí)其兩端，用其中于民，正是推闡允執(zhí)其中之義，論語云，舜亦以命禹，足見二帝相傳無異，朱注云，今見于虞書大禹謨，比此加詳，如其說，則堯命舜為寥寥短章，舜命禹為洋洋大篇，由誤偽古文與論語亦字不合，大凡理愈推而愈密，辭愈衍而愈詳，性理自堯舜至孔孟而后，推衍精詳，前此或有其義而無其文，要其義亦足以盾之，如堯典云，欽明文思安安等語，史記堯本紀，譯其文，而代以其仁如天，其知如神等語，是當時已有仁之義也，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是當時已有性之義也，今文尚書文思作文塞，塞有誠實之義，是當時已有誠之義也，古文字簡略，而義已包括于其中，何必謂虺誥言仁，湯誥言性，太甲言誠，至商書始發(fā)其義乎，典以欽始，謨以欽終，二帝相傳心法，欽之一字足以括之，何必十六字乎，偽孔古文，出于魏晉孔孟之學大明之時，掇拾闕里緒言，撰成偽書文字，此乃偽孔書襲孔學，非孔學本于偽孔書，王氏不知，乃以此等書為圣學所自由，豈非顛倒之甚哉，惟商頌作于正考父，乃孔子六世祖，以為孔子之傳有自來，其說尚不誤耳，然亦本于近視有正考父，而非本于遠祖商王也。
　　論王柏書疑疑古文有見解特不應并疑今文
　　王柏書疑與詩疑，皆為人詬病，王氏失在并今文而疑之耳，疑古文不得謂其失也，其疑偽孔尚書序曰，其一曰，三墳之書言大道，五典之書言常道，所謂三墳五典八索九邱者，古人固有此書，歷代相傳，至夫子時已刪而去之，則其不足取以為后世法可知矣，序者欲夸人所不知，遂敢放言以斷之曰，此言大道，此言常道也，使其果有圣人經(jīng)世治民之道，登載于簡籍之中，正夫子之所愿幸，必為之發(fā)揮紀述，傳之方來，必不芟夷退黜，使堙沒于后世，夫天下之論，至孔子而定，帝王之書，至堯典而始，上古風氣質(zhì)樸，隨時致治，史官未必得纂紀之要，故夫子定書，所以斷自唐虞者，以其立政有綱，制事有法，可以為萬世帝王之軌范也，唐虞之下，且有存有亡，有脫有誤，唐虞之上，千百年之前，孰得其全而傳之，孰得其要而詳之，予嘗為之說曰，凡帝王之事，不出于圣人之經(jīng)者，皆妄也，學者不當信其說，反引以證圣人之經(jīng)也，其二曰，孔壁之書，皆科斗文字，予嘗求科斗之書體，茫昧恍惚，不知其法，后世所傳夏商?鬲盤?之類，舉無所謂科斗之形，或謂科斗者，顓頊之時書也，序者之言，不過欲耀孔壁所藏之古耳，謂科斗始于顓帝者，亦不過因序者之言，實以世代之遠而傅會之，且曰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又不知何以參伍點畫，考驗偏傍，而更為隸古哉，于是遂遁其詞曰，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則是古文之書，初無補于今文，反賴今文而成書，本欲尊古文，而不知實陋古文也，錫瑞案王氏辨孔序二條，皆有見解知尚書以孔子所定為斷，則鄭樵信三墳，王應麟輯三皇五帝書愛奇炫博，皆可不必，知古書科斗之無據(jù)，則非惟偽孔序不足信，即鄭君書贊曰，書初出屋壁，皆周時象形，今所謂科斗書，以形言之為科斗，指體即周之古文，亦未可信，晉王隱謂科斗文者，其字頭粗尾細，似科斗之?，故俗名之為，段玉裁據(jù)此，以科斗文，乃晉人里語，孔敘尚書乃有科斗文字之稱，其偽顯然，考鄭君書贊，已云科斗書，則段說未確。案鐘鼎文無頭粗尾細之形，王氏已明言之，說文所列古文，亦不似科斗，然則古文科斗之說，乃東漢古文家自相矜炫，鄭君信其說而著之書贊，偽孔又信鄭說而著之書序也，王氏知古文之偽，不知今文之真，其并疑今文，在誤以宋儒之義理，準古人之義理，以后世之文字，繩古人之文字，蘇軾疑顧命不當陳設(shè)吉禮，趙汝談疑洪范非箕子作，晁以道疑堯典禹貢洪范呂刑甘誓盤庚酒誥費諸篇。見容齊三等。書疑多本前人，亦非王氏獨創(chuàng)，特王氏于尚書篇篇獻疑，金履祥等從而和之，故其書在當時盛行，而受后世之掊擊最甚，平心而論，疑經(jīng)改經(jīng)，宋儒通弊，非止王氏，皆由不信經(jīng)為圣人手定，王氏詩疑，刪鄭衛(wèi)詩，竄改雅頌，僭妄太甚，書疑猶可節(jié)取。
　　論劉逢祿魏源之解尚書多臆說不可據(jù)
　　今古文之興廢，皆由公羊左氏為之轉(zhuǎn)關(guān)，前漢通行今文，劉歆議立左氏春秋，于是牽引古文尚書毛詩逸禮諸書，以為之佐，后漢雖不立學，而古文由此興，今文由此廢，以后直至國朝諸儒，昌明漢學，亦止許鄭古文，及孔廣森專主公羊，始有今文之學，陽湖莊氏，乃推今春秋公羊義并及諸經(jīng)，劉逢祿宋翔鳳龔自珍魏源繼之，而三家尚書三家詩，皆能紹承絕學，凌曙陳立師弟陳壽祺喬樅父子，各以心得，著為專書，二千余年之墜緒，得以復明，十四博士之師傳，不至中絕，其有功于圣經(jīng)甚大，實亦由治公羊春秋，漸通詩書易禮之今文義也，常州學派蔚為大宗，龔自珍詩所謂秘緯戶戶知何休者，蓋公羊之學為最精，而其說尚書則有不可據(jù)者，劉逢祿書序述聞多述莊先生說，不補舜典，不信逸書，所見甚卓，在江孫王諸家之上，而引論語國語墨子以補湯誓，以多士多方為有錯簡而互易之，自謂非取蹈宋人改經(jīng)故轍，而明明蹈其故轍矣，盤庚以咸造勿為古文Ａ１０，微子以刻子讀為亥子，洪范序以立武庚目為句，謂已當作祀，洛誥以王賓殺?為句，咸格王為句，入太室?為句，謂殺當為秉，秉?即奉璋也，顧命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為句，爰者扶掖之名，畢命序以康王命作冊為句，畢分居里成周郊為句，謂畢終也，周公成王未竟之業(yè)至康王始畢之，皆求新而近鑿，太誓序惟十有一年，為武王即位之十一年，不蒙文王受命之年數(shù)之，與今文古文皆不合，至于不信周公居攝之說，以孫卿為誣圣亂經(jīng)，不取太子孟侯之文，以伏傳為街談巷議，不用孟津觀兵之義，以馬遷為齊東野人，橫暴先儒，任意武斷，乃云，漢儒誣之于前，宋儒亂之于后，其實莊氏所自矜創(chuàng)獲，皆陰襲宋儒之余唾，而顯背漢儒之古訓者也，孫卿在焚書之前，伏生為傳經(jīng)之祖，太史公去古未遠，其說必有所受，乃以理斷之，謂皆不可信，宋儒之說，獨可信乎，宋儒已不可信，莊氏之說，又可信乎，劉逢祿雖尊信之，宋翔鳳龔自珍皆不守其說，魏源尊信劉逢祿，其作書古微痛斥馬鄭，以扶今文，實本莊劉，更參臆說，補湯誓，本莊氏，補舜典湯誥牧誓武成，則莊氏所無，周誥分年集證，將大誥至洛誥之文，盡竄易其次序，與王柏書疑無以異，以管叔為嗜酒亡國，則雖宋儒亦未敢為此無據(jù)之言，而于金?未敢訓公之下，既知必有缺文，又云后半篇不如從馬鄭說，西漢今文，千得豈無一失，東漢古文，千失豈無一得，則其解經(jīng)并無把握，何怪其是未師而非往古乎，解經(jīng)但宜依經(jīng)為訓，莊劉魏皆議論太暢，此宋儒說經(jīng)之文，非漢儒說經(jīng)之文，解經(jīng)于經(jīng)無明文者，必當闕疑，莊劉魏皆立論太果，此宋儒武斷之習，非漢儒矜慎之意也。
　　論孔子序尚書略無年月皇極經(jīng)世竹書紀年所載共和以前之年皆不足據(jù)
　　太史公三代世表曰，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紀元年，正時日月，蓋其詳哉，至于序尚書，則略無年月，或頗有，然多闕不可錄，故疑則傳疑，蓋其慎也，余讀諜記，黃帝以來，皆有年數(shù)，稽其歷譜諜終始五德之傳，古文咸不同乖異，夫子之弗論次其年月，豈虛哉，于是以五帝系諜尚書集世紀，黃帝以來?共和，為世表，十二諸侯年表，曰，于是譜十二諸侯，自共和?孔子，錫瑞案太史公于共和以前，但表其世，自黃帝始，至共和二伯行政止，共和以后，始表其年，自庚申共和元年，以宣王少大臣共和行政始，至甲子周敬王四十三年崩止，蓋史公所據(jù)載籍，于共和以前之年歲，已不可考，故史公作五帝夏商周本紀，但書某帝王崩，某帝王立，周宣王后，始紀崩年，正所謂疑則傳疑，蓋其慎也，鄭君詩譜曰，夷厲以上，歲數(shù)不明，太史年表，自共和始，歷宣幽平王而得春秋次第以立斯譜，是鄭君亦不能知共和以前也，漢書律歷志，據(jù)劉歆三統(tǒng)術(shù)曰，夏后氏繼世十七王，四百三十二歲，自伐桀至武王伐紂六百二十九歲，故傳曰，殷載祀六百，殷歷曰，當成湯方即世用事，十三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于六府首，當周公五年，則為距伐桀四百五十歲，少百七十一歲，不盈六百二十九，又以夏時乙丑為甲子，計其年，乃孟統(tǒng)后五章癸亥朔旦冬至也，以為甲子府首皆非是，凡殷世繼嗣三十一王，六百二十九歲，春秋殷歷皆以殷，魯自周昭王以下亡年數(shù)，故據(jù)周公伯禽以下為紀，案劉歆所推據(jù)殷魯歷，于周僅能舉文武成康之年，昭王以下，則不能知，魯則自伯禽至惠公崩，年皆具，蓋據(jù)歷推之，不能備，而亦不盡可信者也，今即尚書而論，堯在位七十載，雖有明文，然不知從何年數(shù)起，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亦有明文，不知從何年數(shù)起，鄭本作徵庸二十，其年又異，殷中宗七十有五年，高宗五十有九年，祖甲三十有三年，有明文，而今文祖甲作太甲不同，高宗饗國百年，其年又異，文王享國五十年，穆王享國百年，有明文，亦不知從何年數(shù)起，故孔子序書，略無年月，疑在孔子時，已不盡可考矣，皇甫謐帝王世紀，載帝王在位之年，不知從何得之，竹書紀年據(jù)束?所引云，夏年多殷，與左氏傳漢志不同，今紀年云，自禹至桀十七世，用歲四百七十一年，自成湯滅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歲四百九十六年，仍殷年多夏，而與左氏傳漢志亦異，疑皆以意為說，當從不知蓋闕者也，劉恕作通鑒外紀，起三皇五帝，止用共和，載其世次而已，起共和至威烈王二十二年丁丑，四百三十八年為一編，又作疑年譜年略譜，謂先儒敘包羲女媧，下逮三代，享國之歲，眾說不同，懼后人以疑事為信書，穿鑿滋甚，故周厲王以前三千五百一十九年為疑年譜，而共和以下至元?壬申，一千九百一十八年為年略譜，劉氏原本史記，猶不失為矜慎，自邵子作皇極經(jīng)世書，上稽唐堯受命甲辰之元為編年譜，胡宏皇王大紀，張┉經(jīng)世紀年，皆本其說，張氏云，外丙仲壬之紀，康節(jié)以數(shù)知之，乃合于尚書，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之說，成湯之后，蓋實傳孫，孟子所說，特以太丁未立而卒，方是時外丙生二年，仲壬生四年耳，又正武王伐商之年，蓋武王嗣位十一年矣，故書序稱十有一年，而復稱十三年者，字之誤也，是類皆自史遷以來傳習之謬，一旦使學者曉然得其真，萬世不可改者也，錫瑞案宋儒好武斷，而自相標榜，至此而極，二帝三代相傳之年，孔子所未言，漢儒所不曉，邵子生于數(shù)千載之后，全無依據(jù)，而以數(shù)推知之，豈可信乎，孟子云，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必是在位之年，若以年為年歲，古者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豈有二歲四歲之人不可立者，古文書序云，成湯既沒，太甲元年，遺?外丙仲壬兩朝，正可以見古文書序之偽，邵子不能辨，而據(jù)以就其所推之數(shù)，誤矣，武王伐殷，十一年十三年有二說，今文說文王受命七年而崩，武王再期觀兵為九年，又二年伐紂為十一年，古文說以文王受命九年而崩，武王再期觀兵為十一年，又二年伐紂為十三年，皆蒙文王受命之年而言，邵子不能辨，又不蒙文王受命之年，以為武王十一年，而十三年字誤，其實并非誤也，張氏所引二事，已皆非是，其余可知，金履祥通鑒前編，許謙讀書叢說紀年圖，皆用邵子之說，元明以為，尊崇宋學，臆推之年，遂成鐵案，編年之史，率沿偽說，世所傳綱鑒易知錄歷代帝王年表諸書，篇乎載帝王之年，歷歷可數(shù)，唐堯以上，或出于皇甫謐，要皆俗語不實，流為丹青，而不知其為向壁虛造也，世傳竹書紀年，如以外丙仲壬列入紀年，及所推帝王年代，又與皇極經(jīng)世所推多異，而與偽孔古文尚書全符，皆由后人依?為之，并非汲冢之舊，尤不可據(jù)。閻若璩云，邵子出而數(shù)明，上下千萬載罔或抵牾，此閻氏過信宋學之故，不知皆憑臆撰造也。
　　論尚書是經(jīng)非史史家擬尚書之非
　　劉知幾史通，論史有六體，一曰尚書家，劉氏是史才，是說作史者摹仿尚書，有此一家，非說尚書也，以此說尚書則大誤，其說曰，書之所主，本于號令，所以宣王道之正義，發(fā)話言于臣下，故其所載，皆典謨訓誥誓命之文，至于堯舜二典，直序人事，禹貢一篇，唯言地理，洪范總述災祥，命都陳喪禮，茲亦為例不純者也，錫瑞案圣人作經(jīng)，非可拘以史例，漢書藝文志曰，左史記言，言為尚書，右史記事，事為春秋，荀稅申鑒說同，鄭君六藝論曰，左史所記為春秋，右史所記為尚書，是以玉藻云，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其分左右，言協(xié)互異，不知當以何說為正，即如諸家之說，亦不過借尚書春秋作指點語，劉氏所見過泥，遂以尚書專主記言，不當記事，敢議圣經(jīng)為例不純，此與惑經(jīng)甲左諸篇，詆斥春秋，同一謬妄，由史家未通經(jīng)學也，其論孔衍漢魏尚書邵隋書義例準尚書之非，則甚明確，曰，原夫尚書之所記也，若君臣相對，詞旨可稱，則一時之言，累篇咸載，如言無足紀，語無可述，若此故事，雖有脫略，而觀者不以為非。案此足證尚書非史，不必疑其略而不備。爰逮中葉，文籍大備，必翦截今文，摸擬古法，事非改轍，理涉守株，故舒元（孔衍字）所撰漢魏等書，不行于代也，若乃帝王無紀，公卿缺傳，則年月失序，爵里難詳，斯并昔之所忽，而今之所要，如君懋（王邵字）隋書，雖欲祖述商周，憲章虞夏，觀其所述，乃似孔子家語，臨川世說，可謂董虎不成反類犬也，案史家不知尚書是經(jīng)非史，其書不名一體，非后人所敢妄議，其書自成一經(jīng)，亦非后人所能摸仿，作史者惟宜撰次當代文章，別定義例，以備觀覽，必不可以憲章虞夏祖述商周自命，蹈春秋吳楚僭王之失，王通作四范七業(yè)以擬尚書，或云偽作，朱子謂高文武宣之制豈有精一執(zhí)中之傳，漢帝固不能比古帝王，彼擬尚書者，亦何敢自比孔子乎，尚書璇璣鈐曰，孔子求書，得黃帝玄孫帝魁之書，迄于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斷遠取近，定可以為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為尚書，十八篇為中侯。案中候敕省圖，握河紀，運衡考，河命，題期，立象儀，明禮，閼郵，苗興，契握，雒予命，稷起，我應，雒師謀合符后，摘雒戒，霸免，準纖哲，凡十八篇。緯書雖難盡信，然古時書必不少，孔子但取其可為法者，余皆刪之，猶作春秋，但取其可明義者，余皆削之，圣人刪定六經(jīng)，務在簡明，便學者誦習，后人不知此旨，嫌其簡而欲求多，于是張霸書偽書書，抵隙而出，史家復從而亡續(xù)之，不知史可續(xù)，經(jīng)不可續(xù)，孔衍王邵之擬尚書，正與沈既濟孫甫之擬春秋，同一謬見也。
　　論治尚書當先看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陳喬樅今文尚書經(jīng)說考
　　孔傳至今日，人知偽作而不足信矣，蔡傳又為人輕蔑而不屑稱矣，然則治尚書者當以何書為主，陳灃曰，江王段孫四家之書善矣，既有四家之書，則可刪合為一書，取尚書大傳，及馬鄭王注偽孔傳，與史記之采尚書者，爾雅說文釋名廣雅之釋尚書文字名物者，漢人書之引尚書而說其義者，采擇會聚而為集解，孔疏蔡傳以下，至江王段孫及諸家說尚書之語，采擇融貫而為義疏，其為疏之體，先訓釋經(jīng)意于前，而詳說文字名物禮制于后，如是則盡善矣，錫瑞案陳氏說近是而未盡也，江聲尚書集注音疏，疏解全經(jīng)，在國朝為最先，有華路藍縷之功，惟今文搜輯未全，立說亦有未定。如解曰若稽古兩歧，孫星衍已辨之，又承東吳惠氏之學，好以古字改經(jīng)，頗信宋人所傳之古尚書，此某未盡善者，王鳴盛尚書后案，主鄭氏一家之學，是為專門之書，專主鄭，故不甚采今文，且間?伏生。如解司徒司馬空之類。亦未盡善，段玉裁古文尚書撰異，于今古文分別具晰，惟多說文字，鮮解經(jīng)義，且意在袒古文，而不信伏生之今文。如金?詆今文說之類。亦未盡善，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于今古說搜羅略備，分析亦明，但誤執(zhí)史記皆古文，致今古文家法大亂。如論衡明引金?古文說，孫以其與史記不合，乃曰，王氏充以為古者，今文亦古說也，豈非遁詞。亦有未盡善者，然大致完善，優(yōu)于江王，故王懿榮請以立學，其后又有劉逢祿尚書今古文集解，魏源書古微，陳喬樅今文尚書經(jīng)說考，三家之書，皆主今文，不取古文，蓋自常州學派，以西漢今文為宗主，尚書一經(jīng)亦主今文，劉氏魏氏不取馬鄭，并不信馬鄭所傳逸十六篇，其識優(yōu)于前人，惟既不取馬鄭古文，則當專宗伏生今文，而劉氏魏氏一切武斷改經(jīng)增經(jīng)。如魏氏改梓材為魯誥，且臆增以管叔為嗜酒亡國之類。皆不盡善，陳氏博采古說，有功今文，惟其書頗似長編，搜羅多而斷制少，又必引鄭君為將伯，誤執(zhí)古說為今文，以致反疑伏生，違棄初祖。如文王受命，周公避居二事，皆詆伏生老耄記憶不全。亦有未盡善者，但以捃拾宏富，今文家說多存，治尚書者，先取是書與孫氏今古文注疏，悉心研究，明通大義，篤守其說，可不惑于歧趨，今即近人所著書中酌取兩家之說，指明初學所入門徑，以免歧誤，猶易取焦張兩家之說也，若如陳灃所言，撰為集解義疏，當先具列伏傳史記之說，字字遵信，加以發(fā)明，不可誤據(jù)后起之詞，輕疑妄?，次則取白虎通及兩漢書所引經(jīng)說，加以漢碑所引之經(jīng)，此皆當日通行之今文，足備考證，又次則取馬鄭偽孔，擇其善者，以今文為折衷，合于今文者錄之，不合于今文者去之，或于疏引而加?正，至蔡傳與近儒所著，則于義疏擇取其長，兩說相同，則取先出。如取蔡不取江是。不合于今文者，概置不取，以免???葛，惟其說尢足惑人，及人所誤信者，乃加辨?，使勿迷眩，后人以此體例勒成一書，斯為盡善，否則俱收并蓄，未能別黑白定一尊，古今雜淆，漢宋兼采，覽者如入五都之市，瞀惑不知所歸，?是一部類書，無關(guān)一經(jīng)閎旨，豈得為善本乎，今人王先謙尚書孔傳參正，兼疏今古文，詳明精確，最為善為。
　　《詩經(jīng)》
　　論詩比他經(jīng)尤難明其難明者有八
　　詩為人人童而習之之經(jīng)，而詩比他經(jīng)尤難明，其所以難明者，詩本諷諭，非同質(zhì)言，前人既不質(zhì)言，后人何從推測，就詩而論，有作詩之意，有賦詩之意，鄭君云，賦者或造篇，或述古，故詩有正義，有旁義，有斷章取義，以旁義為正義則誤，以斷章取義本義尤誤，是其義雖并出于古，亦宜審擇，難盡遵從，此詩之難明者一也，漢初傳經(jīng)皆止一家，易出田何，書出伏生，惟詩在漢初，已不名一家，申公轅固生韓嬰，魯齊韓詩，并號初祖，故漢十四博士，其先止分五經(jīng)，書惟歐陽，禮后易楊，春秋公羊，其制最善，后又分出家數(shù)，易有施孟梁邱京氏，書有歐陽大小夏侯，禮大小戴，春秋嚴顏，其實皆不必分，惟詩三家同為今文，所出各異，當時必應分立，后人不可并為一談，而專家久亡，大義茫昧，此詩之難明者二也，三家亡而毛傳孤行，義亦簡略，猶申公傳詩，疑者則闕弗傳，未嘗字字解釋，后儒作疏，必欲求詳，毛所不言，多以意測，或毛義與三家不異，而強執(zhí)以為異，軌途既別，溝合無由，此詩之難明者三也，鄭君作箋，以毛為主，若有不同，便下己意，鄭改經(jīng)字，多因魯韓，所謂下己意者，或本三家，或創(chuàng)新解，鄭學雜糅今古，難盡剖析源流，此詩之難明者四也，他經(jīng)之疏，專主一家，惟詩毛鄭并行，南北同尚，唐作正義，兼主傳箋，毛無明文，而孔疏云毛以為者，大率本于王肅，名為申毛，實則申王，王好與鄭立異，或毛意與鄭不異，又強執(zhí)以為異，即分門戶未易折衷，此詩之難明者五也，歐陽修詩本義，始不專主毛鄭，宋人競立新說，至朱子集其成，元明一概尊崇，近人一概抹扌殺，案朱子集傳，間本三家，實亦有勝于毛鄭者，而漢宋強爭，今古莫辨，此詩之難明者六也，宋人疑經(jīng)，至王柏而猖狂已極，妄刪國風，進退孔子，國初崇尚古學，陳啟源等仍主毛詩，后有戴震段玉裁胡承珙馬瑞辰諸人，陳奐毛氏傳疏尤備，然毛所不言者，仍不能不補以箋疏，或且強韓同毛，乾嘉崇尚今文，齊詩久亡，孤學復振，采輯三家詩者甚夥，陳喬樅魯齊韓詩遺說考尤備，然止能搜求斷簡，未能解釋全經(jīng)，毛既簡略不詳，三家尤叢殘難拾，故于毛鄭通其故訓，于三家莫證其微言，此詩之難明者七也，三家序亡，獨存毛序，然序亦不盡出毛公，沈重云，案鄭詩譜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鄭于絲衣又云，高之子言非毛公，后人著之，后漢儒林傳衛(wèi)宏作毛詩序，后人遂謂序首句毛公作，以下衛(wèi)宏續(xù)作，或止用首句而棄其余，或并首句不用，宋王質(zhì)鄭樵朱子，皆不信毛序，近人申毛者以序傳為一人所作，然序?qū)嵱胁豢杀M信者，與馬鄭古文書序同，究竟源自西河，抑或出于東海，此詩之難明者八也。
　　論詩有正義有旁義即古文亦未盡可信
　　說經(jīng)必宗古義，義愈近古，愈可信據(jù)，故唐宋以后之說，不如漢人之說，東漢以后之說，又不如漢初之人說，至于說出春秋以前，以經(jīng)證經(jīng)，尤為顛撲不破，惟說詩則不盡然，漢書藝文志曰，漢興，魯申公為詩訓故，齊轅固燕韓生皆為之傳，或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義，與不得已，魯最為近之，案漢書敘傳，班伯少受詩于師丹，師丹傳，治詩事匡衡，是班伯習齊詩，固傳家學，亦當是習齊詩者，而以齊韓或采雜說，非本義，魯最為近，是三家雖所傳近古，而孰為正義，孰為旁義，已莫能定，以為詩人之意如是，亦莫能明，若左傳國語禮記孟子荀子諸書所引又在漢初以前，更近古而可信據(jù)矣，而左氏襄二十八年傳，明載盧蒲癸之言曰，賦詩斷章，則傳載當時君臣之賦詩，皆是斷章取義，故杜注皆云取某句，左傳與毛詩，同出河間博士，故二書每互相援引，左傳如衛(wèi)人所為賦碩人，許穆夫人賦馳，既有牽引之疑，而毛傳解詩，亦多誤執(zhí)引詩之說，如卷耳執(zhí)左傳周行官人一語，以為后妃求賢審官，四牡懷和周諏誤執(zhí)國語為說，皆未免于高叟之固，是以經(jīng)證經(jīng)雖最古，而其孰為作詩之義，孰為引詩之義，已莫能定，以為詩人之意如是，亦莫能明，朱子曰，古人之詩，如今之歌典，雖閭里童稚，皆習聞之而知其說，蓋古以詩書禮樂造士，人人皆能誦習，詩與樂相比附，人人皆能弦歌，賓客燕享，賦詩明志，不自陳說，但取諷諭，此為春秋最文明之事，亦惟其在詩義大明之日，詩人本旨，無不了然于心，故賦詩斷章，無不暗解其意，而引詩以證義者，無不如自己出，其為正義，為旁義，無有淆混而歧誤出，詩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而詩義經(jīng)燔書之后，未必盡傳，史記載三家以申培轅固韓嬰為初祖，而三家傳自河入，授受已不能詳，三家所以各成一家，異同亦無可考，況今魯故齊故韓故無存于世，存于世者，惟韓詩外傳，而外傳亦引詩之體，而非作詩之義，毛傳晚出，漢人不信，后世以其與左氏傳合，信為古義，豈知毛據(jù)左氏以斷章為本義，其可疑者正坐此乎，古義既亡，其僅存于今者，又未必皆詩之本義，說詩者雖以意逆志，亦苦無徵不信，安能起詩人于千載之上，而自言其義乎，此詩所以比他經(jīng)尤難分明，即好學深思，亦止能通其所可通而不能通其所不可通者，申公傳詩最早，疑者則闕不傳，況在后儒可不知闕疑之意乎。
　　論關(guān)雎為刺康王詩魯齊韓三家同
　　詩開卷有一大疑焉，以關(guān)雎為周康王時詩是也，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曰，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并雎作，又儒林傳序曰，周室衰而關(guān)雎作，淮南?論訓曰，王道缺而詩作，周室廢禮義壞而春秋作，詩春秋，學之美者也，皆衰世之造也，又詮言訓曰，詩之失僻，高誘注，詩者衰世之風也，漢書杜欽傳上疏曰，是以佩玉晏鳴，關(guān)雎歡之，劉向列女傳曰，周之康王夫人晏出朝，關(guān)雎豫見，思得淑女以配君子，夫雎鳩之鳥，猶未嘗見乘居而匹處也，揚雄法言孝至篇曰，周康之時，頌聲作乎下，關(guān)雎作乎上，習治也，故習治則傷始亂也，王充論衡謝短篇詩家曰，周衰而詩作，蓋康王時也，康王德缺于房，大臣刺晏，故詩作，袁宏后漢紀楊賜上書曰，昔周康王承文王之盛，一朝晏起，夫人不鳴璜，宮門不擊柝，關(guān)雎之人，見幾而作，后漢書皇后紀論曰，康王晚朝，關(guān)雎作諷，楊賜傳曰，康王一朝晏起，關(guān)雎見幾而作，應劭風俗通義曰，昔周康王一旦晏起，詩人以為深刺，天子當夜寢蚤作，身省萬機，張超誚青衣賦曰，周漸將衰，康王晏起，畢公謂然，深思古道，感彼關(guān)雎，德不雙侶，愿得周公，配以窈窕，防微消漸，諷諭君父，孔氏大之，列冠篇首，凡此諸說，后人皆以為魯詩，其解關(guān)雎，皆以為衰世之詩，康王時作，張超以為畢公所撰，說尤詳明，且非獨魯詩然也，齊韓二家亦同，后漢書明帝紀曰，應門失守，關(guān)雎刺世，注引薛君韓詩章句，詩人言雎鳩貞潔慎匹，以聲相求，必于河之洲隱蔽無人之外，故人君退朝，入于私宮，后妃御見，去留有度，應門擊柝，鼓人上堂，退反宴處，體安志明，今時大人內(nèi)傾于色，賢人見其萌，故詠關(guān)雎，說淑女，正容儀以刺時，韓詩之說同于魯而更詳，齊詩未見明文，說者疑齊詩與魯韓異，匡衡習齊詩者也，其上疏戒妃匹曰，孔子論詩，以關(guān)雎為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tǒng)，而理萬物之宜，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后可以配至尊而為宗廟主，則衡所習齊詩亦與魯韓義同，致其貞淑，不貳其操云云，即張超所云德不雙侶，劉向所云未見乘居匹處，薛君所云貞潔慎匹也，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云，即劉向所云夫人晏起，楊賜所云夫人不鳴璜也，且齊詩多同緯說，五際六情，皆出于緯，春秋緯說題辭曰，人主不正，應門失守，故歌關(guān)雎以感人，宋均曰，應門，聽政之處也，言不以政事為務，則有宣淫之心，關(guān)雎樂而不淫，思得賢人與之共化，修應門之政者也，以緯證經(jīng)，正與魯韓說合，齊詩既多同緯說，其不得有異義可知，歐陽曰，關(guān)雎，齊魯韓三家，皆以為康王政衰之詩，晁說之詩說，謂齊魯韓三家以關(guān)雎皆為康王詩，其說不誤。
　　論關(guān)雎刺康王晏朝詩人作詩之義關(guān)雎為正風之首孔子定詩之義漢人已明言之
　　齊詩魏代已亡，魯詩不過江東，韓詩雖在，無傳之者，后卒亡于北宋，僅存外傳，亦非完帙，于是三家古義盡失，言詩者率以關(guān)雎刺詩為三家詬病，謂誤以正詩為刺詩，違詩人之本旨。呂祖謙曰，關(guān)雎正風之首。三家者乃以為刺。其意蓋以關(guān)雎為正風之首，不得以刺詩當之也，錫瑞案以漢人之說考之，三家并非不知關(guān)雎為正風之首者，太史公習魯詩者也，外戚世家曰，自古受命帝王，及繼體守文之君，非獨內(nèi)德茂也，蓋亦有外戚之助焉，夏之興也以涂山，而桀之亡也以妹喜，殷之興也以有?，紂之殺也嬖妲已，周之興也以姜原及大任，而幽王之禽也淫于褒姒，故詩始關(guān)雎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劉向習魯詩者也，列女傳曰，自古圣王必正妃匹，妃匹正則興，不正則亂，夏之興也以涂山，亡也以妹喜，殷之興也以有{新女}亡也以妲已，周之興也以太姒，亡也以褒姒，周之康王夫人晏出朝，關(guān)雎豫見，思得淑女以配君子，關(guān)雎鳩之鳥，猶未嘗見乘居而匹處也，夫男女之盛，合之以禮，則父子生焉，君臣成焉，故為萬物始，據(jù)此二說，則關(guān)雎為正風之始，習魯詩者非不知也，匡衡習齊詩者也，其上疏云，臣有聞之師曰，匹配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后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guān)雎為始，荀爽習齊詩者也，其對策曰，夫婦人倫之始，王化之端，陽尊陰卑，蓋乃天性，且詩初篇，實首關(guān)雎，禮始冠婚，先正夫婦，據(jù)此二說，則關(guān)雎為正風之始，習齊詩者亦非不知也，韓詩外傳子夏問曰，關(guān)雎何以為國風始也，孔子曰，關(guān)雎至矣乎，夫關(guān)雎之人，仰則天，俯則地，幽幽冥冥，德之所藏，紛紛沸沸，道之所行，如神龍變化，斐斐文章，大哉關(guān)雎之道也，萬物之所繁，群生之所懸命也，河洛出圖書，麟鳳翔乎郊，不由關(guān)雎之道，則關(guān)雎之事，將奚由至矣哉，夫六經(jīng)之策，皆歸論汲汲，蓋取之乎關(guān)雎，關(guān)雎之事大矣哉，馮馮翊翊，自東自西，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子其勉強之，思服之，天地之間，生民之屬，王道之原，不外乎此矣，子夏喟然歡曰，大哉關(guān)雎，乃天地之基也，詩曰，鼓樂之，案韓詩論關(guān)雎義尤閎大，何以又有關(guān)雎刺時之說，豈自言之而自背之乎，必以三家為誤，豈一家誤而兩家亦從而誤乎，漢志言取春秋采雜說，非其本義，魯最近之，然則齊韓有誤，魯不應誤，何以魯詩明言關(guān)雎為衰世之詩，康王時作乎，詩有本義，有旁義，如漢志說三家容有采雜說，以旁義為正義者，而開宗明義，必不致誤，然則以為正風之始，又以為刺康王晏朝，二者必皆是正義而非旁義，刺康王晏朝，詩人作詩之義也，為正風之始，孔子定詩之義也，安見既為刺詩，遂不可以為正風而冠全詩乎，張超曰，防微消漸，諷諭君父，此作詩之義，孔氏大之，取冠篇首，此定時之義，據(jù)漢人之遺說，不難一以貫之，后人疑其所不當疑，開章第一義已不能通，又何足與言詩。
　　論四始是孔子所定儀禮亦孔子所定解此乃無疑于合樂關(guān)雎工歌鹿鳴
　　孔子刪定六經(jīng)，則定詩之四始，亦必出于孔子，自漢以后，經(jīng)義湮廢，讀孔子之書者，必不許孔子有定六經(jīng)之事，而以刪定六經(jīng)之功，歸之周公，于是六經(jīng)之旨大亂而不能理，詩之四始，以關(guān)雎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自是定論，必不可不遵者也，關(guān)雎鹿鳴文王清廟，皆歌文王之德，為后世法，亦是定論，必不可不遵者也，然考漢以前古義，惟文王清廟是言文王，且是周公稱美文王，有明文可據(jù)，而關(guān)雎鹿鳴無明文，呂氏春秋曰，周公作詩云，文王在上，于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以繩文王之德，漢書翼奉傳曰，周公作詩，深戒成王，以恐失天下曰，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世說新語荀慈明曰，公旦文王之詩，不論堯舜之德而頌文武者，親親之義也，是文王詩為周公作，古有明文，尚書大傳曰，周公升歌清廟而弦文武，王褒四子講德論曰，周公詠文王之德，而作清廟，建為頌首，劉向傳曰，文王既沒，周公思慕歌詠文王之德，其詩云，肅雍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是清廟詩為周公作，古有明文，而遍考古書，未有言周公作關(guān)雎與鹿鳴者。惟謝太傳劉夫人以關(guān)雎為周公詩，見于世說，魯齊詩晉已亡，此非雅言，亦非古義，不可據(jù)。太史公曰，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guān)雎作，仁義陵遲，鹿鳴刺焉，是關(guān)雎鹿鳴，皆出于衰周，非周公作，亦非周公之所及見，四始之義，至孔子始定，孔子以為關(guān)雎貞潔慎匹，如匡衡所謂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者，惟文王太姒，足以當之，鹿鳴四牡皇華，亦惟文王率殷之叛國，足以當之，故推關(guān)雎鹿鳴，為風與小雅之始，以配文王清廟而為四，四始之義，是孔子所定，非周初所有也，張超曰，孔氏大之，取冠篇首，此以關(guān)雎冠篇首出孔氏之明證，張超又曰，愿得周公配以窈窕，此尤關(guān)雎不出周公之明證，若出周公，周公豈得自言，若關(guān)雎明指文王太姒，更豈得為此言，窈窕淑女屬太姒，乃周公之母，而愿得周公配之，非病狂喪心之人，必無此荒謬不通之語，張子并作誚青衣賦，以誚蔡伯喈作青衣賦為志蕩辭淫，若先自居于荒謬不通，不反為伯喈所誚乎，據(jù)張超所言，則關(guān)雎必不作于周公以前，而四始必由于孔子所定矣，或難之曰，儀禮周公之書，而鄉(xiāng)飲酒合樂關(guān)雎之三，燕禮工歌鹿鳴之三，非周公時已有關(guān)雎鹿鳴之明證乎，曰，以儀禮為周公書，亦是后儒之說，古無明文，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學士喪禮于孔子，士喪禮于是乎書，則儀禮十七篇，亦孔子所定也。列女太姒傳引詩曰，大邦有子，又曰，太姒嗣歌音不引關(guān)雎，是魯詩不以關(guān)雎詩屬太姒之證。
　　論班固云關(guān)雎哀周道而不傷為哀而不傷之確解
　　子曰，關(guān)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稱關(guān)雎以哀樂并言，自來莫得其解，毛序衍其說曰，是以關(guān)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其解樂哀二字，殊非孔子之旨，自宋程大昌以后多疑之，謂與夫子之語，全不相似，當為衛(wèi)宏所續(xù)，不也毛公，鄭箋知其不可通也，乃云哀當為衷字之誤也，然衷窈窕仍不可通，且孔子明言哀而改衷，與孔子言衷不合，朱注論語，求之未，得，則宜其有寤寐反側(cè)之憂，求而得之，則宜其有琴瑟鐘之樂，孔子言哀不言憂，朱以哀字太重而改為憂，亦與孔子言哀不合，近儒劉臺拱論語駢枝，謂兼關(guān)雎之三而言之，關(guān)雎葛覃樂而不淫，卷耳哀而不傷，引卷耳詩維以不永傷為據(jù)，魏源?之曰，夫反側(cè)憂勞，豈得謂專樂無哀，既哀矣，可不纟由其所哀何事乎，文王化行二南之日，太姒歸周已數(shù)十年，而猶求之不得，寤寐綢繆何為乎，若謂后妃求賢，則以文王之圣，又得太姒之助，即未更得賢嬪，豈遂反側(cè)堪哀，且哀而恐至于傷乎，岐周國盡于渭地，不至河，而云在河之洲，明為陜以東之風，非周國所采，而謂作于宮人女史，其可通乎，關(guān)雎房中之樂，后夫人侍御于君，女史歌之以節(jié)義序，豈惟有頌美無諷諭乎，錫瑞案魏氏?劉，知關(guān)雎為諷諭，又以河洲非屬岐周，正可為關(guān)雎非指文王太姒之證，而猶必以文王太姒為說，故仍不得其解，竊嘗以意解之，關(guān)雎一詩，實為陳古刺今，樂而不淫，屬陳古言，韓詩外傳云，人君退朝，入于私宮，后妃御見，去留有度，此之謂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屬刺今言，班固離騷序，關(guān)雎哀周道而不傷，馮衍顯志賦，美關(guān)雎之識微分，愍王道之將崩，哀即哀歷道，愍王道之義，不傷謂婉而多諷，不傷激切，此之謂哀而不傷，班氏于哀而不傷中加周道二字，義極明晰，樂而不淫，關(guān)雎詩之義也，可見人君遠色之正，哀而不傷，作關(guān)雎詩之義也，可見大臣?諷之深，二義本不相蒙，后人并為一談，又必專屬文王太姒而言，以致處處窒礙，謂君子求淑女，則必以為文王求太姒，夫國君十五而生子，文王生武王，年止十四，有何汲汲至寤寐反側(cè)以求夫人，且娶妻如之何，必告父父，文王亦非可結(jié)婚自由，而自求夫人者，此說之必不可通者也，毛云后妃之德，并未明指太姒，序言憂在進賢，則已有后妃求賢女之意，鄭箋遂以為后妃寤寐求賢女，其義亦本于三家詩，列女湯妃有{新女}傳引詩云，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賢女能為君子和好眾妾，詩推度災曰，關(guān)雎有原冀得賢妃正八嬪，是魯齊詩已與鄭箋意同，乃鄭君之所本，然此亦是我而非正義，蓋不妒忌雖為后妃盛德，要不得為王化之原，未足以冠全詩，且古諸侯一娶九女，?夫人一侄一娣，是為九女，貴妾之數(shù)早定，不待后妃求之，故止可為旁義而不得為正義也，論其正義，是詩人求淑女以配君子，論其旁義，是后妃求淑女以配君子，皆不指定文王太姒，朱子知其不可通也，以為宮中之人，于其始至，見其有幽?貞靜之德，為作是詩，如其說，不知宮人為何人，以為文王之宮人，不應?夫人未至，而已先有宮妾，以為王季之宮人，尤不應知世子寤寐反側(cè)之隱，且?夫人之得不得，尤非宮人之所能求，是皆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為之辭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