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書大傳曰，周公攝政，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成王，又曰，周公將作禮樂，優(yōu)游之，三年不能作，君子恥其言而不見從，恥其行而不見隨，將大作，恐天下莫我知也，將小作，恐不能揚父祖功業(yè)德澤，然后營洛以觀天下之心，于是四方諸侯率其群黨，各攻位于其庭，周公曰，示之以力役且猶至，況導(dǎo)之以禮樂乎，然后敢作禮樂，白虎通禮樂篇曰，太平乃制禮作樂何，夫禮樂所以防奢淫，天下人民饑寒，何樂之乎，功成作樂，治定制禮，王者始起，何用正民，以為且用先代之禮樂，天下太平，乃更制作焉，書曰，肇修稱殷禮，祀新邑，此言太平去殷禮，必復(fù)更制者，示不相襲也，書洛誥疏引鄭注云，王者未制禮樂，恒用先王之禮樂，伐紂以來，皆用殷之禮樂，非始成王用之也，周公制禮樂既成，不使成王即用周禮，仍令用殷禮者，欲待明年即政告神受職，然后班行周禮，班訖，始得用周禮，故告神且用殷禮也，錫瑞案據(jù)此則周公制禮，極其慎重，既已優(yōu)游三年，乃敢制作，又待營洛之后，乃始班行，所以不能不慎重者，觀后世如漢賈誼董仲舒王吉劉向，皆請制禮而未能定，曹褒定禮而未能行，唐顯慶開元禮，宋政和禮，其書具在，迄未行用，周公蓋慮及此，故必慎之于始，其始既如此慎重，其后必實見施行，今之周官，與周時制度多不符，則是當時并未實行，其非周公之書可知，孔子所謂吾學(xué)周禮，亦非周官之書，北宮?問周室班爵祿，周官言班爵祿極詳，孟子乃云其詳不可得聞，而所謂嘗聞其略者，又不同周官而同王制，若周官為周公手定，必?zé)o孔孟皆未見之理，其書蓋出孔孟后也，后人知周官與周時制度不合，乃以為未成之書，又以為未行之書，困學(xué)紀聞引九峰蔡氏云，周公方條治事之官，而未及師保之職，冬官亦闕，首尾未備，周公未成之書也，黃氏日鈔引孫處之說曰，周禮之作，周公居攝之后，書成歸豐，而實未嘗行，惟其未行，故建都之制，不與召誥洛誥合，封國之制，不與武成孟子合，設(shè)官之制，不與周官合，武成周官皆偽書，可不引。九畿之制不與禹貢合，凡此皆豫為之也，而未嘗行也，許宗彥本其說，謂武王既有天下，其命官或由商舊或仍周初侯國之制，其時未有周禮，而官名職掌固已皆定，及夫周禮之成，周公蓋將舉其不合者，徐徐更之，以為有周一代之定制，然而周公則已老矣，傳尚書者謂周公居攝，六年制禮，七年致政成王，其間才一年耳，周禮之不能遂行，時則然也，故謂周禮為周代未行之書可矣，必以一二事疑之，謂非周公所作，不亦過乎，案，此欲以周官強歸周公，乃以后世茍簡之法例周公，伏傳云，制禮方致政，正是制禮必行之證，何得反據(jù)伏傳以為不能遂行，顯慶開元作禮書，飾太平，而不能實行，后世茍簡之法則然，豈有周公制禮亦如是者，孫處引顯慶開元為比，見鄭樵周禮辨引，故?之，雖欲強為傅會，要無解于孔孟未見也，若考工記本別為一書，河間獻王，以周官闕冬官一篇，購以千金不得，取考工記合成六篇奏之，宋俞廷椿作復(fù)古篇，謂司空之屬，分寄于五官，王與之又作周官補遺，邱葵本俞王之說，取五官，所屬歸于冬官，六屬各得六十，著為周禮定本，吳澄禮敘錄，以尚書周官考之，冬官司空掌邦土，而雜于地官司徒掌邦教之中，今取其掌邦土之官，列于司空之后，庶乎冬官不亡，而考工記別為一卷附之經(jīng)后，又與俞王稍異，要皆宋元人竄易經(jīng)文之陋習(xí)，不足辨，吳氏不信偽古文，此又執(zhí)偽周官為說，更不可解。
　　論禮記始撰于叔孫通
　　周禮出于出巖屋壁，五家之儒莫見，其授受不明，故為眾儒所排，儀禮傳自高堂生，有五傳弟子，其授受最明，故得立于學(xué)官，禮記刪定，由于二戴，其前授受，亦莫能詳，魏張揖以為叔孫通撰輯，揖去漢不遠，其說當有所受，陳壽祺曰，漢書藝文志禮家記百三十一篇，班固本注，七十子后學(xué)者所記，景十三王傳曰，河間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記孟子老子之屬，皆經(jīng)傳說記，七十子之徒所論，又曰，魯恭王壤孔子宅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jīng)，凡數(shù)十篇，皆古字也，經(jīng)典釋文序錄引鄭君六藝論云，后得孔氏壁中河間獻王古文禮五十六篇，記百三十一篇，周禮六篇，又引劉向別錄云，古文記二百四篇，壽祺案孔壁所得書，魯恭王傳僅言數(shù)十篇，知非全書，藝文志依七略著錄記百三十一篇，蓋河間獻王所得者，故六藝論兼舉之，百三十一篇之記，合明堂陰陽三十三篇，王史氏二十一篇，樂記二十三篇，孔子三朝記七篇，凡二百十五篇，并見藝文志，而別錄言二百四篇，未知所除何篇，疑樂記二十三篇，其十一篇已具百三十一篇記中除之，故為二百四篇，孔子三朝記亦重出，不除者，篇名不同故也，大戴禮記所載七篇，為千乘四代虞戴德誥志小辨用兵少間，不著孔子三朝記之名。隋志言劉向考校經(jīng)籍，檢得一百三十篇，向因第而敘之，又得明堂陰陽記，孔子三朝記，王氏史氏記，樂記五種，合二百十四篇，減少一篇，與別錄藝文志不符，失之，然百三十一篇之記，第之者劉向，得之者獻王，而輯之者蓋叔孫通也，魏張揖上廣雅表曰，周公著爾雅一篇，爰暨帝劉，魯人叔孫通撰置禮記，文不違古，通撰輯禮記，此其顯證，稚讓之言，必有所據(jù)，爾雅為通所采，當在大戴禮中，武進臧庸曰，白虎通三網(wǎng)六紀篇，引禮親屬記，見爾雅釋親，孟子帝館甥于貳室，趙岐注引禮記，亦釋親文，風(fēng)俗通聲音引禮樂記，乃釋樂文，公羊宣十二年注，引禮乃釋水文，則禮記中有爾雅之文矣。通本秦博士，親見古籍，嘗作法儀十二篇及漢禮器制度，而禮記乃先秦舊書，圣人及七十子微言大義，賴通以不墜，功亞河間，漢志禮家闕其書，且沒其名，何也，錫瑞案禮記為叔孫通所撰，說始見于張揖，揖以前無此說，近始發(fā)明于陳壽祺，壽祺以前，亦無此說，壽祺引臧庸說以證禮記中有爾雅，尤為精確，鄭以孔氏壁中河間獻王兩事并舉者，孔壁所得書無周禮，許氏說文序曰，壁中書者，魯恭王壤孔子宅，而得禮記尚書春秋論語孝經(jīng)，不云有周禮，獻五得周官，見漢書本傳，鄭君不析言之，故并舉之。
　　論王制月令樂記非秦漢之書
　　陳壽祺曰，儒者每言王制漢博士作，月令呂不韋作，或又疑樂記出河間獻王，皆非事實也，禮記王制正義引盧植云，漢孝文皇帝令博士諸生作此書，經(jīng)典釋文引同，考盧氏說出史記封禪書，封禪書曰，文帝召魯人公孫臣拜為博士，與諸生草改歷服色事，明年使博士諸生刺六經(jīng)，作王制，謀議巡守封禪事，然令王制無一語及封禪，言巡守者，特一端耳，司馬貞史記索隱引劉向別錄云，文帝所造書，有本制兵制服制篇，以今王制參檢，絕不相合，鄭君三禮目錄云，名曰王制者，以其記先王班爵授祿祭祀養(yǎng)老之法度。此則博士所作王制，或在藝文志禮家古封禪群祀二十二篇中，非禮記之王制也，月令正義引鄭目錄云，月令者，本呂氏春秋十二月紀之首章，以禮家好事鈔合之，后人因題之名曰禮記，言周公所作，壽祺案正義云，賈逵馬融之徒，皆云月令周公所作，故王肅用焉，后漢書魯恭傳，恭議曰，月令周世所作，而所據(jù)皆夏之時也，蔡邕明堂月令論曰，周書七十一篇，而月令第五十三，秦相呂不韋著書，取月令為紀號，淮南王安亦取以為第四篇，改名曰時則，故偏見之徒，或云月令呂不韋作，或云淮南，皆非也，隋書牛宏傳，今明堂月令者，蔡邕王肅云，周公所作，周書內(nèi)有月令第五十三即此，魏鄭公諫錄月令起于上古，呂不韋止是修古月令，未必始起秦代也，此則禮記月令，非呂不韋著審矣，唐書大衍歷議云，七十二侯，原于周公，時訓(xùn)，月令，雖頗有增益，然先后之次則同，僧一行親見周書月令有七十二候，則與禮記月令無異，益信蔡邕之言不妄也，鄭君以為禮家抄合，殆失之，又鄭君謂三王官無太尉，秦官則有，以此斷月令為呂氏書，案月令命太尉，呂覽尉作封，然則禮記亦當作命大封，即易通卦驗所謂夏至景風(fēng)至，拜大將，封有功之義，見太平御覽引，其作太尉者，淮南時則依法制改，而禮家從之，非其舊也，樂記者，藝文志云，河間獻王，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以作樂記，其內(nèi)史丞王定傳之，以授常山王禹，禹成帝時為謁者，獻二十四卷，記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與禹不同，而班志兩載其書曰，樂記二十三篇，王禹記二十四篇，案漢書食貨志，王莽下詔曰，樂語有五均，鄧展注曰，樂記樂元語，河間獻王所傳道五均事，臣瓚曰，其文云，天子取諸侯之土以立五均，則市無二價而民常均，強者不得困弱，富者不得要貧，則公家有余恩及小民矣，白虎通禮樂篇，亦屢引樂無語，此即獻王所傳樂記二十四篇之一篇也，三禮目錄于禮記樂記云，此于別錄屬樂記，謂屬二十三篇之樂記也，禮記正義云，蓋十一篇合為一篇，謂有樂本，有樂論，有樂施，有樂言，有樂禮，有樂情，有樂化，有樂象，有賓牟賈，有師乙，有魏文侯，劉向所校二十三篇，著于別錄，今樂記斷取十一篇，余有十二篇，其名猶在，案別錄十一篇，余次奏樂第十二，樂器第十三，樂作第十四，章始第十五，樂穆第十六，說律第十七，季札第十八，樂道第十九，樂義第二十，昭本第二十一，昭頌第二十二，竇公第二十三是也，按別錄禮記四十九篇，樂記第十九，則樂記十一篇入禮記，在劉向前矣，正義言如此，則今禮記中之樂記，非王禹樂記其審，史記正義云，樂記者，公孫尼子次撰也，此言必本之別錄七略，樂記出公孫尼子，而有竇公篇者，竇公本魏文侯樂人，年百八十歲，至漢文帝時猶存，此篇或載其在文侯時論樂事也，別錄于二百四篇，稱為古文記，漢書河間獻王傳，魯恭王傳，兩稱禮記，皆統(tǒng)以古文，魯恭王傳又特明之曰，皆古字也，河間獻王傳，且明言七十子徒所論，是惡得有秦漢作者之文，廁其間邪，后儒動訾禮記雜出漢儒，不考甚矣。
　　論王制為今文大宗即春秋素王之制
　　禮記非雜出漢儒，陳氏之辨晰矣，而王制為今文大宗，與周禮為古文大宗，兩相對峙，朱子曰，周禮王制是制度之書，已以兩書對舉，一是周時舊法，一是孔子春秋所立新法，后人于周禮尊之太過，以為周公手定，于王制抑之太過，以為漢博士作，于是兩漢今古文家法大亂，此在東漢已不甚晰，至近日而始明者也，鄭君?異義曰，王制是孔子之后，大賢所記先王之事，又答臨碩曰，孟子在赧王之際，王制之作，復(fù)在共后，推鄭君意，似以王制為孟子之徒所作，以開卷說班爵祿，略同孟子文也，王制非特合于孟子，亦多合于公羊，姑舉數(shù)事明之，公羊桓十一年傳，鄭忽出奔衛(wèi)，忽何以名，春秋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解詁云，春秋改周之文，從殷之質(zhì)，合伯子男為一，王制曰，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鄭注云，此地殷所因夏爵三等之制也，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zhì)，合伯子男以為一，則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正義曰，何休之意，合伯子男為一，皆稱從子，鄭意合伯子男為一，皆稱伯也，鄭何說雖稍異，而春秋三等，王制亦三等，其相合者一，公羊桓四年傳，春公狩于郎，狩者何，田狩也，春曰苗，秋曰?，冬曰狩，?梁傳則春曰田，夏曰苗，秋曰?，冬曰狩，何休廢疾引運斗樞曰，夏不田，?梁在夏田，于義為短，鄭釋之云，孔子雖有圣德，不敢顯然改先王之法，以教授于世，若其所欲改，其陰書于緯藏之，以傳后王，?梁四時田者，近孔子故也，公羊正當六國之亡，讖緯見讀而傳為三時田，據(jù)鄭說則三時田，乃孔子春秋制，王制曰，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其相合者二，其他建國之制曰，凡四海之內(nèi)九州，州方千里，又曰，二百一十國以為州，州有伯，立學(xué)之制曰，小學(xué)在公宮南之左，大學(xué)在郊，取民之制曰，古者公田藉而不稅，鄭注皆以殷制改之，正與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zhì)相合，特鄭君未知即素王之制，故見其與周禮不合，而疑為夏殷禮，孔疏申鄭，雖極詳晰，亦未能釋此疑，同異紛紜，莫衷一是，其王制第五篇題下疏曰，案鄭目錄云，名曰王制者，以其記先生班爵授祿祭祀養(yǎng)老之法度，此于別錄屬制度，王制之作，蓋在秦漢之際，知者案下文云，有正聽之，鄭云漢有正平，承秦所置，又有古者以周尺之言，今以周尺之語，則知是周亡之后也，秦昭王亡周，故鄭答臨碩云，孟子當赧王之際，王制之際，王制之作，復(fù)在其后，盧植云，漢孝文皇帝令博士諸生，作此王制之書，錫瑞案盧氏說近人已?正，孔與鄭說并引而不能辨，以正為秦漢官制，亦未必然，正長義同，尚書ぁ命序已有周太仆正，周禮有宮正，左氏傳有隨正鄉(xiāng)正校正工正，又云師不陵正，注云，正軍將命卿，安知古刑官無正，周尺之語，或出周秦之間耳，治經(jīng)者當先看禮記注疏，禮記中先看王制法疏，注疏中糾纏周禮者，可姑置之，但以今文家說解經(jīng)，則經(jīng)義了然矣，王制一書，體大物博，非漢博士所能作，必出孔門無疑，近人俞樾說王制者，孔氏之遺書，七十子后學(xué)者所記也，王者孰謂，謂素王也，孔子將作春秋，先?王法，斟酌損益，具有規(guī)條，門弟子與聞緒論，私相纂輯而成此篇，后儒見其與周制不合而疑之，不知此固素王之法也，俞氏以王制為素王之制，發(fā)前人所未發(fā)，雖無漢儒明文可據(jù)，證以公羊?梁二傳，及尚書大傳，春秋繁露，說苑，白虎通，諸書所說，制度多相符合，似是圣門學(xué)者原本圣人之說，定為一代之制，其制損益殷周，而不盡同殷周，故與春秋說頗相同，而于周禮反不相合，必知此為素王改制禮與春秋二經(jīng)，始有可通之機，王制與周官二書，亦無糾紛之患，治經(jīng)者能得此要訣，可事半功倍也，王制據(jù)鄭君說，出在赧王之后，周官據(jù)何劭公說，亦出戰(zhàn)國之時，是其出書先后略同，而為說不同，皆由圣門各據(jù)所聞，著為成書，以待后世之施行者，王制簡便易行，不比周官繁重難舉，學(xué)者誠能考定其法，仿用其意，以治今之天下，不必井田封建，已可以甄殷陶周矣，孔疏解制三公一命卷去，制謂王者制度，又云，此篇之作，皆是王者之制，則孔穎達已知王制名篇之義，特未知為素王之制，故仍說為夏殷。
　　論禮記所說之義古今可以通行
　　朱子曰，儀禮是經(jīng)，禮記是解儀禮，且如儀禮有冠禮，禮記便有冠義，儀禮有昏禮，禮記便有昏義，以至燕射之禮，莫不皆然，此朱子所以分別儀禮為經(jīng)，禮記為傳，而有儀禮經(jīng)傳通解之作也，郊牲冠義一節(jié)孔疏云，以儀禮有士冠禮正篇，此說其義，下篇有燕義昏義，與此同，鄉(xiāng)飲酒義孔疏云，儀禮有其事，此記釋其義，聘禮孔疏云，此篇總明聘義，各顯聘禮之經(jīng)于上，以義釋之于下，據(jù)此則孔穎達已明言諸義是解儀禮，非始于朱子矣，冠義自為一篇，郊特牲復(fù)有冠義一節(jié)，蓋由解此義者，不止一家，天地合而后萬物生焉一節(jié)，又是昏義，此二節(jié)之間有一節(jié)云，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shù)，祝史之事也，故其數(shù)可陳也，其義難知也，知其義而敬守之，天子之所以治天下者也，此記者明言禮以義為重，乃冠昏飲射燕聘祭義之發(fā)凡，治禮經(jīng)者，雖重禮之節(jié)文，而義理亦不可少，圣人所定之禮，非有記者發(fā)明其義，則精意閎旨，未必人人能解，且節(jié)文時有變通，而義理古今不易，十七篇雖圣人所定，后世不盡可行，得其義而通之，酌古準今，期不失乎禮意，則古禮猶可以稍復(fù)，后世用禮記取士，而不用儀禮，誠不免棄經(jīng)任傳之失，而禮記網(wǎng)羅浩博，與十七篇亦當并行，焦循禮記鄭注祉疏序曰，周官儀禮，一代之書也，禮記曰，禮時為大，此一言也，以蔽萬世制禮之法可矣，夫周官儀禮，固作于圣人，乃亦惟周之時用之，設(shè)令周公生字文周，斷不為蘇綽盧辨之建官設(shè)令，周公生趙宋，必不為王安石之理財，何也，時為大也，且夫所謂詩者豈一代為一時哉開國之君，審其時之所宜，而損之益之，以成一代之典章度數(shù)，而所以維持此典章度數(shù)者，猶必時時變化之，以掖民之偏，而息民之詐，夫上古之世，民苦于不知，其害在愚，中古以來，民不患不知，而其害轉(zhuǎn)在智，伏羲之時，道在折民之患，故通其神明，使知夫婦父子君臣之倫，開其謀慮，使知樹藝貿(mào)易之事，生羲農(nóng)之后者，知識既啟，詐偽百出，其黠者往往窺長上之好惡，以行其奸，假軍國之禁令，以濟其賊，惟聰明睿智，有以鼓舞而消息之，故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吾于禮運禮器中庸大學(xué)等篇，得其微焉，錫瑞案焦氏于三禮軒輊太過，謂民患在智，近于老氏之旨，與世界進化之理不符，惟發(fā)明禮時為大之義甚通，言禮者必知此，乃不至于拘礙難行，抱樸子省煩篇云，冠昏飲射，何煩碎之甚耶，好古官長，時或?之，至乃講試累月，猶有過誤，而欲以此為生民之常事，至難行也，余以為可命精學(xué)洽聞之士，使刪定三禮，割棄不要，次其源流，總合其事，類集以相從，務(wù)令約儉，無令小碎，條牒各別，令易案用，朱子語錄云，古禮于仿，實是難行，后世有大圣人者作，與他整理一過，令人蘇醒，必不一一如古人之繁，但放古人大意，簡而易行耳，此正得其義而通之，期不失乎禮意之說也。毛奇齡謂禮記舊謂孔子詔七十子，共撰所聞以為記，儀禮，則顯然戰(zhàn)國人所為，儀禮遜禮記遠矣，務(wù)反朱子之說，亦軒輊太過。
　　論記記文多不次若以類從尤便學(xué)者惜孫炎魏徵之書不傳
　　禮記四十九篇，眾手撰集，本非出自一人，一篇之中，雜采成書，亦非專言一事，即如曲禮曰，若夫坐如尸，立如齊，鄭注云，若夫言欲為丈夫也，春秋傳是謂我非夫，其說似近迂曲，劉敞七經(jīng)小傳曰，案曾子曰，孝子唯巧變，故父母安之，若夫坐如尸，立如齊，弗訊不言，言必齊色，此成人之善者也，未得為人子之道也，此兩若夫之文同，疑曲禮本取曾子之言，而誤留若夫，不然，則全脫一簡失弗訊以下十五字，朱子答潘恭叔曰，曲禮雜取諸書精要之語，集以成編，雖大意相似，而文不連屬，如首章四句，乃曲禮古經(jīng)之言，敖不可長以下四句，不知是何書語，又自為一節(jié)，皆禁戒之辭也，賢者以下六句，又當別是一書，臨財毋茍得以下六句，又是一書，亦禁戒之辭，若夫坐如尸，立如齊，劉原父以為此乃大戴記曾子事父母篇之辭，若夫二句失于刪去，鄭氏謂此二句為丈夫之事，其說誤矣，此說得之，禮從宜，使從俗，當又是一書，錫瑞案劉氏與朱子之說是也，禮記他篇，亦多類此，故鄭君門人孫炎已有類鈔，而書不傳，魏徵因之以作類禮，而書亦不傳，王應(yīng)麟因困學(xué)紀聞云，魏徵傳曰，以小戴禮綜匯不倫，更作類禮二十篇，數(shù)年而成，太宗美其書，錄?內(nèi)罕，藝文志云，次禮記二十卷，舊史謂采先儒訓(xùn)注，擇善從之，諫錄載詔曰，以類相從，別為篇第，并更注解，文義粲然，會要云，為五十篇合二十卷，元行沖傳，開元中魏光乘請用類禮列于經(jīng)，命行沖與諸儒集義作疏，將立之學(xué)，乃采獲刊綴為五十篇，張說言戴圣所錄，向已千載，與經(jīng)并立，不可罷，魏孫炎始因舊書レ類相比，有如鈔掇，諸儒共非之，至徵更加整次，乃為訓(xùn)注，恐不可用，帝然之，書留中不出，行沖著釋疑曰，鄭學(xué)有孫炎，雖扶鄭義，乃易前編，條例支分，箴石間起，馬?增革，向逾百篇，葉遵刪修，僅全十二，魏氏采眾說之精簡，刊正芟礱，朱文公惜徵書之不復(fù)見，此張說文人不通經(jīng)之過也，行沖謂章句之士，疑于知新，果于仍故，比及百年，當有明哲君子，恨不與吾同世者，觀文公之書，則行沖之論信矣，錫瑞案戴記不廢，張說有存古之功，類禮不傳，說亦有泥古之失，當時若新舊并行，未為不可，朱子惜類禮不復(fù)見，是以有儀禮經(jīng)傳通解之作，吳澄作禮記纂言，更易次序，各以類從，近人懲于宋儒之割裂圣經(jīng)，痛詆吳澄，并疑能解之雜合經(jīng)傳，平心而論，禮記非圣人手定，與易書詩春秋不同，且禮經(jīng)十七篇，已有附記，禮記文多不次，初學(xué)苦其難通，曲禮一篇，即其明證，若加分別部居，自可事半功倍，據(jù)隋志禮記三十卷，魏孫炎注，則其書唐初尚存，炎學(xué)出鄭門，必有依據(jù)，魏徵因之，更加整比，若書尚在，當遠勝于經(jīng)傳通解禮記纂言，而大有益于初學(xué)矣，陳澧云，孔疏每篇引鄭目錄云，此于別錄屬某某，禮記之分類，不始于孫炎魏徵矣，今讀禮記當略仿別錄之法，分類讀之，則用志不紛，易得其門徑。
　　論鄭注引漢書引讖緯皆不得不然習(xí)禮記者當熟玩注疏其余可緩
　　馬端臨文獻通考曰，三代之禮亡于秦，繼秦者漢，漢之禮書，則前有叔孫通，后有曹褒，然通之禮雜秦儀，褒之禮雜讖緯，先儒所以議其不純也，然自古禮既亡，今傳于世者，惟周官儀禮戴記，而其說未備，鄭康成于三書皆有注，后世之欲明禮者，每稽之鄭注以求經(jīng)之意，而鄭注亦多雜讖緯及秦漢之禮以為說，則亦必本于通褒之書矣，此二書者，漢隋唐三史藝文志，俱無其卷帙，則其書久亡，故后世無述焉，然魏晉而后所用之禮必祖述此者，錫瑞案馬氏之說甚通，自孔子時而經(jīng)不具，后世所謂三禮由孔子及七十子后學(xué)者撰集，雖未必與古禮盡合，而欲考古禮者舍三書無徵焉，通為秦博士，習(xí)秦儀，秦之與古異者，惟尊君卑臣為太過，其他去古未遠，必有所受，觀秦二世時議廟制，引古七廟之文，可見通所定禮，不見于漢藝文志，蓋猶蕭何之律，韓信之軍法，其書各有主者，不在向歆所校古秘書內(nèi)，許氏異義間引通說，則鄭君注禮，亦必采用之矣，褒本習(xí)慶氏禮，乃高堂生后倉所授，其引讖緯，東漢風(fēng)氣實然，緯書多先儒說經(jīng)之文，觀禮緯含文嘉可見，鄭注禮間引讖緯，如耀魄寶靈威仰之類，或亦本之于褒，古禮失亡，通定禮采秦儀，鄭注禮用漢事，褒與鄭又引及讖緯，皆不得不然者，后人習(xí)用鄭說，而于通雜秦儀褒雜讖緯則議之，是知二五而不知十也，或且并詆鄭君，如陳傅良謂鄭注周禮之誤有三，漢官制皆襲秦，今以比周官，王應(yīng)麟引徐筠微言，亦同此說，歐陽修請刪注疏中所引讖緯，張璁且以引讖緯為鄭君罪案而罷其從祀，如其說則漢以后之說禮者，不亡于秦火，而亡于宋明諸人矣，朱子曰，禮記有說宗廟朝廷說得遠，復(fù)雜亂不切于日用，若欲觀禮，須將禮記節(jié)出切于日用常行者，如玉藻內(nèi)則曲禮少儀看，又曰，鄭康成考禮名數(shù)大有功，又或問禮記古注外，無以加否，曰，鄭注自好看，看注看疏自可了，朱子推重禮記注疏，此至當之論也，孔穎達于三禮，惟疏禮記實貫串三禮及諸經(jīng)，有因記一二語，而作疏至數(shù)千言者，如王制制三公一命卷云云，疏四千余字，比年一小聘云云，疏二千余字，月令郊特牲篇題疏，皆三千余字，其余一千余字者尤多，元元本本，殫見洽聞，又非好為繁博也，既于此一經(jīng)下詳說此事，以后此事再見，則不復(fù)說，亦猶鄭注似繁而不繁也，學(xué)者熟玩禮記注疏，非止能通禮記，且可兼通群經(jīng)，若衛(wèi)?禮記集說一百六十卷，空衍義理者多，杭世駿續(xù)禮記一百卷，亦未免于炫博，陸元輔陳氏集說補正，足匡陳澔之失，王夫之禮記章句朱彬禮記訓(xùn)纂，孫希旦禮記集解，雖有可采，皆不及孔疏之詳博，亦不盡合古義，此等書皆可緩，鄭注禮記因盧馬之本而加校正，其所改字必有精意，宋陸佃方愨馬唏孟等，以鄭改讀為非，而強如本字讀之，解多迂曲，又或以后世之見疑古禮之不近人情，不但疑注疏，而并至疑經(jīng)，足以迷誤后學(xué)，陳澔集說尤陋，學(xué)者仍求之注疏可也。
　　論宋明人疑經(jīng)之失明人又甚于宋人
　　宋明人疑注疏而并疑經(jīng)，今故，略引其說辨之，宋鄭樵曰，三禮之學(xué)其所以訛異者，大端有四，有出于前人之所行，而后人更之者，如墨始于晉，ヮ始于魯，廟有二主始于齊桓，朝服以縞始于季康，以至古者麻冕，今也純，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同為一代，而異制如此，幸而遺說尚存，得以推考因革之故，設(shè)其不存，則或則或異，無乃滋后人疑乎，有出于圣人之門，而傳之各異者，如曾子襲裘而吊，子游裼裘而吊，小斂之奠，曾子曰于東方，子游曰于西方，異父之服，子游曰為之大功，子夏曰為之齊衰，同師而異說如此，況復(fù)傳子君弟子之門人，則其失又遠也，從而信之，則矛盾可疑，從而疑之，則其說有師承，此文義不能無乖異也，有后世諸儒，損益前代，而自為一代之典者，如呂不韋作月令，蓋欲為秦典，故祭祀官名不純于周，漢博士欲為漢制，故封爵不純于古，案二說皆非是，前已引陳壽祺說?之，后世明知二書出于秦漢，猶且曰，月令為周制，王制為商制，況三禮之書所成者非一人，所作者非一時，又烏能使之無乖異也，有專門之學(xué)，欲自名家，而妄以臆見為先代之訓(xùn)者，如春秋之末執(zhí)羔雁，魯人已不自知，則禮之所存，蓋無幾也，案此孔子時經(jīng)不具之證，延乎秦世，灰滅殆盡，漢世不愛高爵以延儒生，寧棄黃金以酬斷簡，諸儒各述所聞，雜以臆見，而實未見古人全書，故其說以霍山為南岳，案此說甚是，以太尉為堯官，案此見緯書，禮無明文，以商之諸侯為千八百國，以周之封域為千里者四十九，案此見王制，乃春秋素王之法，非必商周，以分陜處內(nèi)為三公，案此公羊說，古制當是如此，乃無一國三公之弊，以太宰太宗太卜太士等為六官，案此見曲禮，鄭以為殷制，當時信共為古魯而無疑，后世以其傳久遠而不敢辨，又焉能使之無乖異乎，禮學(xué)之訛以此，后世議明堂，或以為五室，或以為九室，或以為十二室。案焦循陳澧辨之以明。議太學(xué)或以為五學(xué)，或以為當如辟?，或以為當如膠庠，或以為當如成均瞽宗。案太學(xué)即辟?，而膠庠成均瞽宗，又其異名，五學(xué)本同一處，夫明堂一也，而制有三，太學(xué)一也，而名有六，此何以使后世無疑哉，明郝敬曰，凡禮不可常行者，非禮之經(jīng)，用于古不宜于今，而猶著之于篇者，非圣人立經(jīng)之意，即四十九篇中所載，如俎豆席地袒衣行禮，書名用方策，人死三日僉?之類，古人用之，今未宜，案此等古今異宜，可以通變，父在為母期，出母無服，師喪無服，此等雖古近薄，父母為子斬衰，妻與母同服，此等失倫。案古圣制服，各有精意，俗情膚淺，豈可妄譏古人。官士不得廟事祖，支子不祭，此等非人情。案廟制祭禮分尊卑，辨?庶，亦不可妄議。杖不杖視尊卑貴賤，哭死為位于外，熬?與魚臘置柩旁。案杖不杖非止視尊卑，為位于外所以別嫌疑，熬則小節(jié)可變通，國君饗賓，夫人出交爵，命婦入公宮養(yǎng)子，國君夫人入臣子家吊喪，此等犯嫌疑，案古人避嫌，未若后人之甚，交爵則因陽侯事已廢矣，祭祀用子弟為尸，使父兄羅拜，若?祭則諸孫濟濟一堂為鬼，此等近戲謔，案立尸是事死如事生，且古人行禮，與今不同，非有尸答拜，不能成禮，人死含珠玉以海盜，壙中藏甕С筲衡等器，歲久腐敗，陷為坑谷，此等無益有害，案此小事可變通，古人每事不忘本，酒尚玄冠服用皮，食則祭，至于宗族姓氏，則隨便改易，如司徒司空韓氏趙氏，惟官惟地，數(shù)世之后，迷其祖姓，又何其無重本之思也，案古氏族改，姓不改，男子稱氏，女子稱姓，安有改姓迷姓之事，廟制天子至士庶有定數(shù)，皆有堂，有室，有寢，有門，大邑巨家，父子世官，兄弟同朝，不多于民居乎，如云皆設(shè)于宗子家，則宗子家無地可容，如父為大夫，如父為大夫，子為士庶，則廟又當改毀，條興條廢，祖考席不暇暖，案古惟宗子有廟，無父子兄弟分立之禮，廟在居室之左，何患無地可居，天子諸侯亦有祧遷。何獨士庶不可興廢。?子繼體，分固當尊，至于抑庶之法，亦似太偏，喪服有等，不得不殺，至于三殤之辨，亦覺太瑣，衰麻有數(shù)，不得不異，至于麻葛之易，亦覺太煩，案古重宗法，故嚴?庶，重本源，故分別喪服，不嫌煩瑣，天子選士觀德用射，射中得為諸侯，不中不得為諸侯，案此猶后世以文字取士，如此之類雖古禮乎，烏可用也，故凡禮非一世一端可盡，古帝王不相沿襲，圣人言禮不及器數(shù)，惟曰義以為質(zhì)，有以也，此四十九篇，大都先賢傳聞，后儒補輯，非盡先圣之舊，而鄭康成信以為仲尼手澤，案鄭無以禮記為孔子所作之語，遇文義難通，則稱竹簡爛脫，顛倒其序，根據(jù)無實，則推殷夏異世，逃遁其說，蓋鄭以記為經(jīng)，既不敢矯記之非，世儒又以鄭為知禮，不敢議鄭之失，千余年來所以卒貿(mào)耳，錫瑞案鄭樵郝敬，皆勇于疑經(jīng)者，鄭猶以為訛異，郝乃直攻經(jīng)傳，足見明人之悍而不學(xué)，又甚于宋，茲遂條辨之，以釋后儒之疑。
　　論古宮室衣冠飲食不與今同習(xí)禮者宜先考其大略焦循習(xí)禮格最善
　　古之宮室，不與今同也，古之衣服飲食，不與今同也，惟其不與今同，故俗儒多疑古禮不近人情，即有志于古者，亦苦共?格不相入，考古禮者，宜先于古之宮室衣服飲食等類，考其大略，乃有從入之處，古宮室皆南向，外為大門，門側(cè)左右皆有堂室，謂之塾，內(nèi)為寢門，中為庭，再上為階，有東階即阼階，西階，升堂為東西堂，有東西榮，即檐，有東西序，即墻，有兩楹，即柱，有棟，有楣，上為戶牖間，其后為室，兩旁為東西房，古之室即今之房，有壁，古之房，今過路屋，無壁，東房后有北堂，宮室之左為廟，有闈門相通，廟制與宮室略同，觀李如圭儀禮釋宮，江永釋宮注，張惠言儀禮圖，得大略矣，古祭服用絲，朝服用布，祭服用冕，朝服用弁或玄冠，古冠小，如今道士之冠，非若后世之帽，冕服朝服玄端，皆上衣下裳，惟深衣連上下無裳，似今之長衫，惟方領(lǐng)對襟，緣以繢，或青或素為異，用細白布為之，喪服用布則粗，又各以輕重分精粗，觀任大椿弁服釋例，得大略矣，古食用黍稷，加則有稻梁，黍稷稻梁為四簋，常食有羹?蔥洎醯醬脯羞，飲有酒有漿，齊則用糟，醴亦有糟，薦用脯醢，脯以乾牛肉，加姜桂鍛治者為?，細М脯加鹽酒為醢，皆生物，酒新釀冷飲，豕魚臘為三鼎，加羊與腸胃為五鼎，臘士用兔，大夫用麋，腸胃用牛羊，不用豕，加牛與膚豕肉，鮮魚鮮臘為九鼎，加?鄉(xiāng)?熏?堯牛羊豕肉，為十二鼎，籩盛乾物，豆盛濡物，俎以骨為主，若今之排骨，骨分前足為肩臂?共六，長脅代脅短脅共六，正脊挺橫脊共三，后足髀肫胳共六，二十一體，髀近竅賤不升，鄉(xiāng)飲燕射，則牲用狗，燕食有蜩，即蟬，范即蜂，?氏醢，蟻子，今人所不食者，考飲食無專書，亦可得大略也，得其大略，再取張惠言儀禮圖，如阮元說畫地以習(xí)之，不患古禮不明，若用焦循習(xí)禮格，尤為事半功倍，焦氏自序曰，取儀禮十七篇，去喪服士喪禮既夕士虞禮四篇，余十三篇為格以習(xí)之，紙方尺五寸，如奕枰作朝廟圖一，庠圖一，大夫朝廟圖一，若門，若曲，若階，若堂，若房，若夾室，若東西堂，若東西榮，若坫，若墻墉屏寧戶牖，無不備，削木或石為棋，若主人，若賓，若介，若亻巽，若主婦，若宰夫司馬樂工之屬，刻之，或以丹墨書，削木或石為棋，小于前，于諸器物，若聘之圭璋皮馬錦幣，若祭之?簋鼎俎，燕之爵洗，食之羹醬，樂工之瑟笙，射之弓矢??乏旌中侯正豐觶，冠昏之冠服，刻之，或以丹墨書，削木或石為棋，前以圓，此以橢，書若揖，若拜，若再拜，若興，若坐，若立，若飲，若祭之類于上，或用刻，以十三篇為之譜，習(xí)時各任一人或兼之，按譜而行之，若東西左右升降之度，不容紊也，一揖一讓，不容遺也，否則為負，負者罰，子弟門人或用心于博奕，思有以易之，為此格，演之者必先讀經(jīng)，經(jīng)熟其文熟其節(jié)，可多人演之，可少人演之，可一人演之，格有定，不容爭也，不容詐也，雖戲也而不詭于正，后之學(xué)禮者或有好焉。
　　論禮記義之精者本可單行王制與禮運亦可分篇別出
　　禮記非一人所撰，義之精者可以單行，漢藝文志，于禮記百三十篇外，已別出中庸二篇，梁武帝作禮記大義十卷，又作中庸講疏一卷，宋仁宗以大學(xué)賜及第者，表章中庸大學(xué)，不始朱子，蔡邕作月令章句及問答，宋太宗以儒行篇刻于版，印賜近臣及新第舉人，司馬光書儀云，學(xué)記大學(xué)中庸樂記，為禮記之精要，黃道周作月令明義，表記緇衣儒行集傳，黃宗羲作深衣考，江永作深衣考誤，邵泰衢作檀弓疑問，焦循謂于禮運禮器中庸大學(xué)得其微，是皆于四十九篇之中，分篇別出者，錫瑞謂王制為今文大宗，用其說可以治天下，其書應(yīng)分篇別出，禮運說禮極精，應(yīng)亦分篇別出，黃氏日鈔云，禮運記五帝三五相變易陰陽轉(zhuǎn)移之道，故以運名，雖思太古而悲后世，其主意微近于老子，而終篇混混為一，極多精語，如論造化，謂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竅于山川，如論治，謂圣人耐以天子為一家，中國為一人，如論人，則謂人者天地之心，謂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如論禮，則謂禮者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皆千萬世名言，困學(xué)紀聞云，禮運，致堂胡氏云，子游作，呂成公謂蠟賓之歡，前輩疑之，以為非孔子語，不獨親其親，子其子，而以堯舜禹湯為小康，是老聃墨氏之論，朱文公謂程子論堯舜事業(yè)，非圣人不能，三王之事，大賢可為，恐亦微有此意，但記中分裂太甚，幾以帝王為有二道則有病，邵懿辰曰，禮運一篇先儒每歡其言之精，而不甚表章者，以不知首章有錯簡，而疑其發(fā)端近乎老氏之意也，今以禹湯文武成王周公，此由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于禮者也二十六字，移置不必為己之下，是故謀閉而不興之上，則文順而意亦無病矣，就本篇有六證焉，先儒泥一與字，以大道之行屬大同，三代之英屬小康，不知大道之行，概指治功之盛，三代之英，切指其治世之人，與字止一意，無兩意，而下句有志未逮，正謂徒想望焉，而莫能躬逢其盛也，否則有志未逮當作何解，證一也，今大道既隱，以周為今猶可，以夏商為今，可乎，既曰未逮又曰今，自相矛盾，證二也，禮為忠信之薄，則之游宜舉大道為問，而曰，如此乎禮之急也，不承大同而偏重小康，則文義不屬，證三也，講信修睦后文三見，皆指圣人先王而非遠古，果有重五帝薄三王之意，后文何無一言相應(yīng)乎，證四也，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本戰(zhàn)國時道家之說，而漢人重黃老者述之，實則五帝不皆與賢，堯舜以前，皆與子也，天下為公，即后文所謂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者，不獨親其親，子其子，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老有所終以下六句，皆人情之所欲，即人情以為田，而大同即大順也，天下為家，則指東遷以后，政教號令不行于天下，國異政而家殊俗，并無與子與賢之意，選賢與能，對世及而言，世及者，若春秋譏世卿，雖有圣人，無自進身，異于周初建官惟賢，位事惟能耳，證五也，我欲觀夏道，我欲觀殷道，我觀周道，三道字正承大道而言，果大道既隱，又何觀焉，后文大柄大端大竇，即大道也，證六也，錫瑞案移易經(jīng)文，動言錯簡，乃宋明人習(xí)氣，不可為訓(xùn)，而邵氏說極有理，證據(jù)亦明，明乎此可以釋前人之疑，知禮運一篇皆無疵，而其精義著，故備舉其說，以為禮運可以單行之證。
　　論六經(jīng)之義禮為尤重其所關(guān)系為尤切要
　　六經(jīng)之文，皆有禮在其中，六經(jīng)之義，亦以禮為尤重，于何徵之，于經(jīng)解一篇徵之，經(jīng)解首節(jié)泛言六經(jīng)，其后乃專歸重于禮，鄭目錄云，名曰經(jīng)解者，以其記六義政教之得失也，此于別錄屬通論，孔疏曰，經(jīng)解一篇，總是孔子之言，記者錄之以為經(jīng)解者，皇氏云，解者分析之名，此篇分析六經(jīng)禮教不同，故名曰經(jīng)解也，六經(jīng)其教雖異，總以禮為本，故記者錄入于禮，陳澧曰，記文引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禮，此篇當錄入于禮，其義已明矣，錫瑞案陳氏之說未盡，此篇自禮之于正國也，至引孔子曰安上治民云云，皆是說禮，孔疏曰，從篇首孔子曰入其國基教可知也，至此長幼有序事相連接，皆是孔子之辭，記者錄之而為記，其理既盡，記者乃引孔子所作孝經(jīng)之辭以結(jié)之，故云此之謂也，言孔子所云者，正此經(jīng)之謂，據(jù)此則孔子說六經(jīng)畢，已特舉禮之重以教人矣，孔疏又曰，此之謂也以后，則是記者廣明安上治民之義，非復(fù)孔子之言也，案記者之文亦極精，能發(fā)明禮經(jīng)十七篇之義，曰，故朝覲之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聘問之禮，所以使諸侯相尊敬也，喪祭之禮，所以明臣子之恩也，鄉(xiāng)飲酒之禮，所以明長幼之序也，昏姻之禮，所以明男女之別也，夫禮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故以舊坊為無所用而壤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為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故昏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鄉(xiāng)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斗之獄繁矣，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據(jù)漢書作先，者眾矣，聘覲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倍畔侵陵之敗起矣，故禮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于未形，使人日徒善遠罪而不自知也，是以先王隆之也，先王隆之，承上孔子所云隆由禮言之，朝覲聘問，承上以入朝廷，則貴賤有位言之，喪祭之禮，承上以奉宗廟則敬言之，鄉(xiāng)飲酒之禮，承上以處鄉(xiāng)里則長幼有序言之，昏姻之禮，承上以處室家則父子親，兄弟和言之，而皆不出禮經(jīng)十七篇外，鄉(xiāng)飲以飲該射，昏姻以昏統(tǒng)冠，觀此乃知圣人制禮，非故為是繁文縟節(jié)，實所以禁亂止邪，謂禮猶坊，與坊記之義相通，坊記曰，君子之道，辟則坊與，坊民之所不足者也，大為之坊，民猶逾之，故君子禮以坊德，禮者因人之情而為之節(jié)文，以為民坊者也，使民貧而好樂，富而好禮，觴酒豆肉讓而受惡，而斗辨之獄息矣，則鄉(xiāng)飲酒之禮明也，夫禮者章疑別微，以為民坊者也，故貴賤有等，朝廷有位，示民有君臣之別，而弒獄不作矣，則聘覲之禮明也，教民追孝，示民不爭不貳不疑，以有上下，而不孝之獄罕矣，則喪祭之禮明也，夫禮坊民所淫，章民之別，使民無嫌，以為民紀者也，教民無以色厚于德，而淫亂之獄絕矣，則昏姻之禮明也，大戴禮盛德篇亦云，凡不孝生于不仁愛，不仁愛生于喪祭之禮不明，喪祭之禮，所以教仁愛也，致愛故能致喪祭，死且思慕饋食，況于生而存乎，故喪祭之禮明，則民孝矣，故有不孝之獄，則飾喪祭之禮，凡弒上生于義不明，義者，所以等貴賤，明尊卑，貴賤有序，民尊上敬長，而弒者未有也，朝聘之禮，所以明義也，故有弒獄則飾朝聘之禮，凡斗辨生于相侵陵，相侵陵生于長幼無序，鄉(xiāng)教以敬讓也，故有斗辨之獄，則飾鄉(xiāng)飲酒之禮，凡淫亂生于男女無別，夫婦無義，昏禮所以別男女，明夫婦之義也，故有淫亂之獄，則飾昏禮，其說與經(jīng)解正合，喪祭朝聘鄉(xiāng)飲昏禮，亦不出十七篇外，觀此諸篇，乃知古禮所存，大有關(guān)系，較之各經(jīng)，尤為切要，若必蕩棄禮法，潰決?是防，正所謂壤國喪家亡人，必先去其禮，與孟子所謂上無禮，下無學(xué)，賊民興，喪無日矣，可不儆懼乎。
　　論大戴禮記
　　鄭君六藝論曰，戴德傳記八十五篇，則大戴禮是也，鄭注小戴，不注大戴，故小戴禮合周禮儀禮，至今稱為三禮，而大戴禮漸至亡佚，八十五篇，隋志所錄，已佚其四十七篇，盧辨亦僅存八卷，四庫提要司馬貞曰，大戴禮合八十五篇，其四十七篇亡，存三十八篇，蓋夏小正一篇多別行，隋唐間錄大戴禮者，或闕其篇，是以司馬貞云然，原書不別出夏小正篇，實闕四十六篇，存者宜為三十九篇，中興書目乃言存四十篇，則竄入明堂篇題，自宋人始矣，書中夏小正篇最古，其諸侯遷廟，諸侯畔廟，投?公冠，皆禮古經(jīng)遺文，又藝文志曾子十八篇久逸，是書猶存其十篇，自立事至天圓篇題中，悉冠以曾子者是也，阮元揅經(jīng)室集，王實齋大戴禮記解詁序曰，南城王君實齋聘珍，著大戴禮記解詁十三卷，目錄一卷，其言曰，大戴與小戴，同受業(yè)于后倉，各取孔壁古文記，非小戴刪大戴，馬融足小戴也，禮察保傅語，及秦亡，乃孔襄等所合藏，是賈誼有取于古記，非古記采及新書也，三朝記曾子乃劉氏分屬九流，非大戴所裒集也，其校經(jīng)文也，專守古本為家法，有懲于近日諸儒，妄據(jù)他書徑改經(jīng)文之失，其為解詁也，義精語潔，恪守漢法，多所發(fā)明，為孔據(jù)約諸家所未及，能使二千年孔壁古文無隱滯之義，無虛造之文，用力勤而為功鉅矣，又孔檢討廣森大戴禮記補注序曰，今學(xué)者皆治十三經(jīng)，至兼舉十四經(jīng)之目，則大戴禮記，宜急治矣，夏小正為夏時書，禹貢惟言地理，茲則言天象與堯典合，公冠諸侯遷廟畔廟朝事等篇，足補儀禮十七篇之遺，盛德明堂之制，為考工記所未備，孔子三朝記，論語之外，茲為極重，曾子十篇，儒言純粹，在孟子之上，投?儀節(jié)，較小戴為詳，哀公問字句，較小戴為確，然則此經(jīng)宜急治審矣，顧自漢至今，惟北周盧仆射為之注，且未能精備，自是以來，章句溷淆，古字更舛，良可慨歡，近時戴東原庶常盧紹弓學(xué)士，相繼校訂，蹊徑漸辟，曲阜孔編修■軒，乃博稽群書，參會眾說，為注十三卷，使二千年古經(jīng)傳，復(fù)明于世，用力勤而為功鉅矣，錫瑞案大戴禮記合十三經(jīng)為十四經(jīng)，見于史繩祖學(xué)齋占畢是宋時常立學(xué)，以注者為北周盧辨，見王應(yīng)麟困學(xué)紀聞，近人注此書者，乃有孔廣森王聘珍二家，阮文達皆以用力勤為功鉅許之，序王聘珍書，以為孔?約所未及，共稱許又在孔書之上，而皇清經(jīng)解有孔書而無王書，或王書之出差后，續(xù)經(jīng)解亦未收，或王書之傳未歟，凡考據(jù)之書，后出者勝，王書之勝孔書宜也，大戴書與三禮多相出入，不可不知其義，故略言之。
　　論經(jīng)學(xué)糾纏不明由專據(jù)左傳周禮二書輕疑妄?
　　經(jīng)學(xué)之糾纏不明者，其故有二，一則古之事實不明，左氏一書所載事實，與公羊?梁國語史記新序說苑列女傳多不合，公羊?梁今文說，與左氏古方不同，國語與左氏皆古文而不盡同，史記新序說苑列女傳皆從今文，故亦不同，后人謂左氏親見國史，于其不同者，以為諸家事實皆誤，惟左氏不誤，案左氏不可盡信，如君氏卒暨齊平衛(wèi)宣?夷姜之類，皆失實，說已見前，其余劉敞春秋權(quán)衡，辨之尤詳，太史公劉子政博極群書，未必不見左傳，而其書多與左傳不合，史記又多前后不符，非故為是參差也，古人信則傳信，疑則傳疑，漢初古書尚多傳聞不同，各據(jù)所聞記之，意以扶微廣異，后人不明此義，又不曉今古文之別，專據(jù)左氏以?群書，于是事實不備，且多淆亂，此事實不明者一也，二則古之典禮不明，周官一書，與孟子王制全異，與儀禮禮記大戴禮春秋三傳，及漢人說禮，亦多不合，后人謂周官為周公手定，于基償合者，以為諸家曲禮皆誤，惟周官不誤，鄭君注三禮，于禮與周官有異者，或以為夏殷禮，或以為晉文之制，似惟周官為周制可信矣，而鄭注職方其浸波溠，其浸盧維，亦?其誤，豈有周公作書而有誤者，是鄭亦未敢深信也，故自漢及唐宋，多疑非周公作，或謂又王治岐之政，或謂成周理財之書，或謂戰(zhàn)國陰謀之書，或謂漢儒附會之說，鄭樵為之解曰，周禮一書有闕文，軍司馬輿司馬之類，有省文，遂人匠人之類，有兼官，三公三孤不必備，教官無府史胥徒皆兼官，有豫設(shè)，凡千里封公四，封侯六，伯十一之類，有不常制，夏采方相氏之類，有舉其大綱者，四兩為卒之類，有副相副貳者。自卿至下土，各隨才高才，而同治此事司馬上下爵祿事食，有常行者，六官分職，各率其屬，正月之吉，垂法象魏之類是也，有不常行者，二至祀方澤，大裘祀上帝，合民詢國遷，珠盤盟諸侯之類是也，注云，圜丘服大裘方澤之祀，經(jīng)無其服周無遷國事，至平王東遷，盟詛不及三王以上事，皆豫為之，而未經(jīng)行也，今觀諸經(jīng)，其措置規(guī)模，不徒于弼亮天地，和洽人神，而盟詛讎伐，凡所以待衰世者，無不及也，鄭氏所說前數(shù)條猶可通，惟以盟詛讎伐為待衰世，則其說殊謬，孔子作春秋，欲由撥亂升平，馴致太平，周公作書曰，子孫永保，曰萬邦咸休，惟欲至千萬年為長治久安之計，豈有圣人作書以待衰世，不期世之盛，而期世之衰者，盟詛不及三王，而周官有盟諸侯之文，故漢人以為末世瀆亂不驗之書，又以為戰(zhàn)國人作，正指此類而言，鄭氏強為之辭，猶杜預(yù)以春秋凡例為出周公，而有滅人圍取之例，為柳宗元陸淳所?，此皆傅會無理，必不可通也，漢立十四博士，皆今文說，雖有小異，無害大同，其時經(jīng)義分明，無所用其彌縫牽合，及古文說出，漸至淆雜，后人又偏執(zhí)其說，如莊子所謂暖暖姝姝，守一先王之言，李斯所用別黑白，以定一尊之法，以左氏為親見國史，周官為真出周公，舉一廢百，輕疑妄?，以致春秋事實，周時典禮，皆不分明，學(xué)者遂以治經(jīng)為極難之事，竊謂春秋事實，當兼采三傳及國語史記新序說苑列女傳諸書，不必專據(jù)左氏，周時典禮，當兼采儀禮禮記大戴禮春秋三傳及漢人遺說，不必專據(jù)周官，能折衷者，加以折衷，不能折衷者，任其各自為說，斯可以省枝節(jié)而去葛藤矣。
　　論禮經(jīng)止于十七篇并及群經(jīng)當求簡明有用不當繁雜無用
　　邵懿辰曰，人之心量無窮，而記誦限于其氣質(zhì)，約而易操，則立心尤固，是故春秋萬七千言，易二萬四千余言，書二萬五千余言，詩三萬九千余言，十七篇之禮經(jīng)，五萬六千余言，合十六萬余言，勢不可以再多，多則不能常存而不滅也，故禮在當時，道器尚不相離，至于后世，文字存焉耳，然則獨其道存焉耳，有所以為冠昏喪祭射鄉(xiāng)朝聘，而道豈有遺焉者乎，而尚存乎見少乎，此圣人定十七篇為禮經(jīng)之意也，若夫周官太宰宗伯之所掌，太史小史之所執(zhí)所讀，小行人之所籍，方策之多，可想而知，雖秉禮之宗國，有不能備，司鐸火，子服景伯命出禮書，而哀公使孺悲學(xué)士喪禮于孔子，則魯初無士喪禮，執(zhí)羔執(zhí)雁，尚不能知，則魯無士相見禮，孔子周流列國，就老聃萇宏識大訓(xùn)小之徒，而訪求焉者，但得其大者而已，勢不能傳而致之，盡以教以教及門之士，與其失之繁多，而終歸于廢墜，不如擇其簡要，而可垂諸永久也，此禮經(jīng)在孔子時，不止十七篇，亦不止五十六篇，而定為十七篇，舉要推類而盡其余者，非至當不易之理歟，錫瑞案邵氏不尊周官，不信逸禮，專據(jù)十七篇為孔子手定，故謂繁多不如簡要，此禮經(jīng)之定論，實亦諸經(jīng)之通論也，孔子定六經(jīng)以教萬世，必使萬世可以通行，上智少而中材多，古今之所同然，若書過于繁多，則惟上智之人能通，而中材之人不能通，不受教者多，而受教者少矣，古無紙墨{?木}印，漆書竹簡，尤不能繁，即如邵氏所推合六經(jīng)十六萬余言，傳誦已苦不易，凡學(xué)務(wù)精不務(wù)博，務(wù)實不務(wù)古，務(wù)簡明有用，不務(wù)繁雜無用，孔子定六經(jīng)之旨，曰刪正，曰筆削，皆變繁雜為簡明之意也，漢人治經(jīng)，能得此旨，其后乃漸失之，藝文志曰，古之學(xué)者耕且養(yǎng)，三年而通一藝，存其大體，玩經(jīng)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經(jīng)立也，后世經(jīng)傳，既已乖離，博學(xué)者又不思多聞闕疑之義，而務(wù)碎義逃難，便辭巧說，破壞形體，說五字之文，至于二三萬言，后進彌以馳逐，故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后能言，安其所習(xí)，毀所不見，終以自蔽，此學(xué)者之大患也，班氏此言，能括漢一代經(jīng)學(xué)之盛衰，而為萬世治經(jīng)之龜鑒，經(jīng)學(xué)莫盛于西漢，如禹貢治河，洪范察變，春秋決獄，詩當諫書，皆簡明而有用，至西漢末，此風(fēng)遂變，乃有若秦恭之三萬言說若稽古者，章句破碎，繁雜無用，于是古文家起而抵其隙，師說太多，莫知所從，于是鄭君出而集其成，及漢亡而經(jīng)學(xué)遂衰，皆由貪多務(wù)博者貽之咎也，今科學(xué)尤繁，課程太密，即上智之士，亦不能專力治經(jīng)，是以大義不明，好新奇者詆毀舊學(xué)，至有燒經(jīng)之說，故作通論，粗發(fā)大綱，俾學(xué)者有從入之途，而無多歧之患，條舉群經(jīng)之旨，冀存一線之遺，觀者當諒其苦衷，而恕其僭妄，以教初學(xué)，或有裨益，若贍學(xué)淵聞之士，固無取乎此也。
　　《春秋》
　　論春秋大義在誅討亂賊微言在改立制孟子之言與公羊合朱子之注深得孟子之旨
　　春秋有大義，有微言。所謂大義者，誅討亂賊以戒后世是也，所謂微言者，改立法制以致太平是也，此在孟子已明言之，曰，世衰道微，邪說暴行又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趙注，設(shè)素王之法，謂天子之事也，朱注引胡氏曰，罪孔子者，以謂無其位，而?二百四十年南面之權(quán)，朱注又曰，仲尼作春秋以討亂賊，則治世之法，垂于萬世，是亦一治也，孟子又曰，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后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趙注竊取之以為素王也，朱注，此文承上章歷敘群圣，因以孔子之事繼之，而孔子之事，莫大于春秋，故特言之，錫瑞案孟子說春秋，義極閎遠，據(jù)其說，可見孔子空言垂世，所以為萬世師表者，首在春秋一書，孟子推孔子作春秋之功，可謂天下一治，比之禹抑洪水，周公兼夷狄，驅(qū)猛獸，又徒舜明于庶物，說到孔子作春秋，以為其事可繼舜禹湯文武周公，且置孔子刪詩書訂禮樂贊周易，皆不言，而獨舉其作春秋，可見春秋有大義微言，足以治萬世之天下，故推尊如此之至，兩引子之言，尤可據(jù)信，是孔子作春秋之旨，孔子作春秋之功，孟子又明著之，孔子懼弒君弒父而作春秋，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是春秋大義，天子之事，知我罪我，其義竊取，是春秋微言，大義顯而易見，微言隱而難明，孔子恐人不知，故不得不自明其旨，其事則齊桓晉文一節(jié)，亦見于公羊昭十二年傳，大同小異，足見孟子春秋之學(xué)，與公羊同一師承，故其表章微言，深得公羊之旨，趙岐注孟子兩處皆用公羊素王之說，朱子注引胡傳，亦與公羊素王說合，素，空也，謂空設(shè)一王之法也，即孟子云有王者起必來取法之意，本非孔子自王，亦非稱魯為王，后人誤以此疑公羊，公羊說實不誤，胡傳曰，無其位而?南面之權(quán)，此與素王之說，有以異乎，無以異乎，趙岐漢人，其時公羊通行，岐引以注孟子，固無足怪，若朱子宋人，其時公羊久成絕學(xué)，朱子非墨守公羊者，胡安國春秋傳，朱子亦不深信，而于此注，不能不引胡傳為說，誠以孟子義本如是，不如是非則解孟子不能通也，后人于公羊素王之說，群怪聚罵，并趙岐注亦多詬病，而朱注引胡傳，則尊信不敢議，豈非知二五而不知十乎，朱子云，孔子之事，莫大乎春秋，深得孟子公羊之旨，云治世之法，垂于萬世，是亦一治，亦與公羊撥亂功成太平瑞應(yīng)相合，人多忽之而不察耳。
　　論春秋是作不是鈔錄是作經(jīng)不是作史杜預(yù)以為周公作凡例陸淳?之甚明
　　說春秋者，須知春秋是孔子作，作是做成一書，不是鈔錄一過，又須知孔子所作者，是為萬世作經(jīng)，不是為一代作史，經(jīng)史體例所以異者，史是據(jù)事直書，不立褒貶，是非自見，經(jīng)是必借褒貶是非，以定制立法，為百王不易之常經(jīng)，春秋是經(jīng)，左氏是史，后人不知經(jīng)史之分，以左氏之說為春秋，而春秋之旨晦，又以杜預(yù)之說誣左氏，而春秋之旨愈晦，杜預(yù)曰，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諸侯亦各有國史，大事書之于策，小事簡牘而已，孟子曰，楚謂之?杌，晉謂之乘，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韓宣子?魯易見象與魯春秋，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韓子所見，蓋周之舊典禮經(jīng)也，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書，諸所記注，多違舊章，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真?zhèn)?，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以示勸戒，其余則皆即用舊史，鎮(zhèn)瑞案杜預(yù)引周禮孟子，皆不足據(jù)，孟子言魯之春秋，止有其事其文而無其義，其義是孔子創(chuàng)立，非魯春秋所有，亦非出自周公，若周公時已有義例，孔子豈得不稱周公，而攘為已作乎，杜引孟子之文不全，蓋以其引孔子云云，不便于己說，故諱而不言也，周禮雖有史官，未言史有凡例，杜預(yù)云，其發(fā)凡以言例，皆經(jīng)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正義曰，今案周禮竟無凡例，是孔穎達已疑其說，特以疏不?注，不得不強為傅會耳，正義又曰，先儒之說春秋者多矣，皆云邱明以意作傳，說仲尼之經(jīng)，凡與不凡，無新舊之例，據(jù)孔說，則杜預(yù)以前，如賈逵服虔諸儒說左氏者，亦未嘗以凡例為周公作，蓋謂邱明既作傳，又作凡例，本是一人所作，故無新例舊例之別也，至杜預(yù)乃專據(jù)韓宣疑似之文，蓋翻前人成案，以左氏傳發(fā)凡五十，為周公舊例，周衰史亂，多違周公之舊，仲尼稍加刊正，余皆仍舊不改，其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乃為孔子新例，此杜預(yù)自謂創(chuàng)獲，茍異先儒，而實大謬不然者也，自孟子至兩漢諸儒，皆云孔子作春秋，無攙入周公者，及杜預(yù)之說出，乃有周公之春秋，有孔子之春秋，周公之凡例多，孔子之變例少，若此則周公之功大，孔子之功小，以故唐時學(xué)校，尊周公為先圣，抑孔子為先師，以生民未有之圣人，不得專享太牢之祭，上可降居配享之列，春秋之旨晦，而孔子之道不尊，正由此等謬說啟之，據(jù)孟子說，孔子作春秋，是一件絕大事業(yè)，大有關(guān)系文字，若如杜預(yù)經(jīng)承舊史史承赴告之說，止是鈔錄一過，并無褒貶義例，則略識文字之鈔胥，皆能為之，何必孔子，即曰據(jù)事直書，不虛美不隱惡，則古來良史如司馬遷班固等，亦優(yōu)為之，何必孔子，孔子何以有知我罪我，其義竊取之言，孟子何以推尊孔子作春秋之功，配古帝王，說得如此驚天動地，與其信杜預(yù)之說，奪孔子制作之功，以歸之周公，曷若信孟子之言，尊孔子制作之功，以上繼周公乎，陸淳春秋纂例，?杜預(yù)之說曰，杜預(yù)云，凡例皆周公之舊典禮經(jīng)，按其傳例云，弒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然則周公先設(shè)弒君之義乎，又曰，大用師曰滅，弗地曰入，又周公先設(shè)相滅之義乎，又云諸侯同盟，薨則赴以名，又是周公令稱先君之名以告鄰國乎，雖夷狄之人，不應(yīng)至此也，案陸淳所引后一條，即左氏所謂禮經(jīng)，杜預(yù)所謂常例，陸?詰明快，不知杜預(yù)何以解之，袒杜預(yù)者又何以解之，柳宗元亦曰，杜預(yù)謂例為周公之常法，曾不知侵伐入滅之例，周之盛時，不應(yīng)預(yù)立其法，與陸氏第二條說同。
　　論董子之學(xué)最醇微言大義存于董子之書不必驚為非常異義
　　孟子之后，董子之學(xué)最醇。朱子稱仲舒為醇儒，然則春秋之學(xué)，孟子之后，亦當以董子之學(xué)為最醇矣，史記儒林列傳曰，言春秋齊魯自胡毋生，于趙自董仲舒，董仲舒廣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漢興至于五世之間，惟董仲舒名為明于春秋，其傳公羊氏也，胡毋生，齊人也，孝景時為博士，齊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毋生，公孫宏亦頗受焉，錫瑞案太史公未言董子受學(xué)何人，而與胡毋同為孝景博士，則年輩必相若，胡毋師公羊壽，董子或亦師公羊壽，何休解詁序謂略依胡毋生條例，疏云，胡毋生以公羊經(jīng)傳傳授董氏，猶自別作條例，太史公但云公孫宏受胡毋，不云董子亦受胡毋，漢書儒林傳于胡毋生云，與董仲舒同業(yè)，仲舒著書稱其德，云同業(yè)，則必非受業(yè)，戴宏序鄭君六?論，皆無傳授之說，未可為據(jù)，何氏云，依胡毋而不及董，解詁與董書義多同，則胡毋董生之學(xué)，本屬一家，胡毋書不傳，而董子春秋繁露十七卷尚存，國朝儒臣復(fù)以永樂大典所存樓鑰本，詳為勘訂，凡補一千一百二十一字，刪一百二十一字，改定一千八百二十九字，前之訛缺不可讀者，今粗得通，圣人之微言大義，得以復(fù)明于世，漢人之解說春秋者，無有古于是書，而廣大精微，比伏生大傳韓詩外傳，尤為切要，未可疑為非常異義而不信也，太史公自序，余聞董生曰，周道衰廢，孔子為魯司冠，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敞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撥亂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數(shù)萬，其指數(shù)千萬物之聚散，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shù)，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己，故易曰，朱之毫厘，差以千里，故曰，臣弒君，子弒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后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jīng)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quán)，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弒不誅，死罪之名，其實皆以為善，為之不知其義，被人空言而不敢辭，夫不通禮義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弗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為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為禁者難知，案太史公述所聞于董生者，微言大義，兼而有之，以禮說春秋尤為人所未發(fā)，春秋撥亂反正，道在別嫌明微，學(xué)者知春秋近于法家，不知春秋通于禮家，知春秋之法，可以治已然之亂臣賊子，不知春秋之禮，足以禁未然之亂臣賊子，自漢以后，有用春秋之法，如誅意，如無將，而引經(jīng)義以斷獄者矣，未有用春秋之禮，別嫌疑，明是非，而明經(jīng)義以撥亂者也，若宋孫復(fù)尊王發(fā)微，狹隘酷烈，至謂春秋有貶無褒，是以春秋為司空城旦書，豈知春秋者乎，董子嘗作春作決事，弟子呂步舒等以春秋顓斷于外，而其言禮之精如是，是董子之學(xué)，當時見之施行者，特其粗粗，而其精者并未嘗見之施行也，然則世但知漢世公羊盛行，究之其盛行者，特酷吏藉以濟其酷，致后人為公羊詬病，董子所謂禮義之大宗，漢時已以為迂而不之用矣，董子之學(xué)不行，后人并疑其書而不信，試觀太史公所述，有一奇辭險語否，何必驚為非常異義乎。
　　論存三統(tǒng)明見董子書并不始于何休據(jù)其說足知古時二帝三王本無一定
　　何氏文謚例，春秋有五始三科九旨七等六輔二類之義，三乎九旨，尤為閎大，文謚例，三科九旨者，新周故宋，以春秋當新王，此一科三旨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二科六旨也，內(nèi)其國而外諸夏，內(nèi)諸夏而外夷狄，是三科九旨也，宋氏之注春秋說三科者，一曰張三世，二曰存三統(tǒng)，三曰異外內(nèi)，是三科也，九旨者，一曰時，二曰月，三曰日，四曰王，五曰天王，六曰天子，七曰譏，八曰貶，九曰絕，何氏九旨在三科之內(nèi)宋氏九旨在三科之外，其說亦無大異，而三科之義，已見董子之書，楚莊王篇曰，春秋分十二世以為三等，有見，有聞，有傳聞，有見三世，有聞四世，有傳聞五世，故哀定昭，君子之所見也，襄成宣文，君子之所聞也，僖閔莊桓隱，君子之所傳聞也，所見六十一年，所聞八十五年，所傳聞九十六年，此張三世之義，王道篇曰，內(nèi)其國而外諸夏，內(nèi)諸夏而外夷狄，言自近者始也，此異外內(nèi)之義，三代改制質(zhì)文篇曰，春秋應(yīng)天作新王之事，時正黑統(tǒng)，王魯尚黑，絀夏新周故宋，又曰，春秋上絀夏，下存周，以春秋當新王，春秋當新王者奈何，曰王者之法，必正號絀王謂之帝，封其后以小國，使奉祀之，下存二王之后以大國，使服其服，行其禮樂，稱客而朝，故同時稱帝者五，稱王者三，所以昭五端，通三統(tǒng)也，是故周人之王，尚推神農(nóng)為九皇，而改號軒轅謂之黃帝，因存帝顓頊帝嚳帝堯之帝號，絀虞而號舜曰帝舜，錄五這以小國，下存禹之后于杞，存湯之于后宋，以方百里，爵號公，皆使服其服，行其禮樂，稱先王客而朝，春秋作新王之事，變周之制，當正黑統(tǒng)，而殷周為王者之后，絀夏改號禹，謂之帝禹，錄其后以小國，故曰絀夏存周，以春秋當新王，此存三統(tǒng)之義，錫瑞案存三統(tǒng)尤為世所駭怪，不知此是古時通禮，并非春秋創(chuàng)舉，以董子書推之，古王者興，當封前二代子孫以大國，為二王后，并當代之王為三王，又推其前五代為五帝，封其后以小國，又推其前為九皇，封其后為附庸，又其前則為民，殷周以上皆然，然則有繼周而王者，當封殷周為二王后，改號夏禹為帝，春秋?王于魯，為繼周者立法，當封夏之后以小國，故曰絀夏，封周之后為二王后，故曰絀周，此本推遷之次應(yīng)然，春秋存三統(tǒng)，實原于古制，逮漢以后，不更循此推遷之次，人但習(xí)見周一代之制，遂以五帝三王為一定之號，于是尚書不傳舜乃稱王，解者不得其說，周禮先后鄭注引九皇六十四民，疏家不能證明，蓋古義之湮晦久矣，晉王接，宋蘇軾陳振孫，皆疑黜周王魯，公羊無明文，以何休為公羊罪人，不知存三統(tǒng)明見董子書，并不始于何休，公羊傳雖無明文，董子與胡毋生同時，其著書在公羊初著竹帛之時，必是先師口傳大義，據(jù)其書可知古時五帝三王，并無一定，猶親廟之祧遷，后世古制不行，人遂不得其說，學(xué)者試取董書三代改制質(zhì)文篇，深思而熟讀之，乃知春秋損益四代，立一王之法，其制度纖悉具備，誠非空言義理者所能解也。
　　論異外內(nèi)之義與張三世相通當競爭之時尤當講明春秋之旨
　　三科惟張三世之義，明見于公羊傳，隱元年公子益師卒，何以不日，遠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解詁曰，所見者謂昭定哀，己與父時事也，所聞?wù)咧^文宣成襄，王父時事也，所傳聞?wù)咧^隱桓莊閔僖，高祖曾祖時事也，所以三世者，禮為父母三年，為祖父母期，為曾祖父母齊衰三月，立愛自親始，故春秋據(jù)哀錄隱，上治祖禰，與董子書略同，皆以三世為孔子之三世，據(jù)此是知春秋是孔子之書，張三世之義，雖比存三統(tǒng)異外內(nèi)為易解，然非灼知春秋是孔子作，必不信張三世之義，而春秋書法詳略遠近，皆不得其解矣，張三世有二說，顏安樂以為從襄二十一年之后，孔子生?，即為所見之世，演孔圖云，文宣成襄，所聞之世也，顏氏分張二公而使兩屬，何劭公以為任意，二說小異，而以三世為孔子三世則同，異外內(nèi)之義，與張三世相通，隱元羊解詁曰，于所傳聞之世，見治起于衰亂之中，用心尚粗粗，故內(nèi)其國而外諸夏，先詳內(nèi)而后治外，于所聞之世，見治升平，內(nèi)諸夏而外夷狄，至所見之世，著治太平，夷狄進至于爵，天下遠近小大若一錫瑞案春秋有攘夷之義，有不攘夷之義，以攘夷為春秋義者，但見宣十一年，晉侯會狄于攢函，解詁有殊夷狄之文，成十五年，叔孫僑如等會吳于鐘離，傳有曷為殊會吳外吳也之文，不知宣成皆所聞世，治近升平，故殊夷狄，若所見世，著治太平，哀四年晉侯執(zhí)戎曼子赤歸于楚，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夷狄進至于爵，與諸夏同，無外內(nèi)之異矣，外內(nèi)無異，是不必攘，遠近小大若一，且不忍攘，圣人心同天地，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必?zé)o因其種族不同，而有歧視之意，而升平世不能不外夷狄者，其時世界程度，尚未進于太平，夷狄亦未進化，引而內(nèi)之，恐其侵擾，故夫子稱齊桓管仲之功，有被發(fā)左衽之懼，以其能攘夷狄，救中國，而特筆褒予之，然則以春秋為攘夷，圣人非無此意，特是升平主義，而非太平主義，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撥亂之世，內(nèi)其國而外諸夏，諸夏非可攘者，而亦必異外內(nèi)，故董子明言自近者始，王化自近及遠，由其國而諸夏而夷狄，以漸進于大同，正如由修身而齊家而治國，以漸至平天下，進化有先后，書法有詳略，其理本極平常，且春秋時夷狄，非真夷狄也，吳，仲雍之后，越，夏少康之后，楚，文王師鬻熊之后，而姜戎是四兵裔胄，白狄鮮虞是姬姓，皆非異種異族，特以某先未與會盟，中國擯之比于戎狄，故春秋有七等進退之義，公羊莊十三年傳曰，州不若國，國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人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子，疏云，言荊不如言楚，言楚不如言潞氏甲氏，言潞氏不如言楚人，言楚人不如言介葛盧，言介葛盧不如言邾婁儀父，言邾婁儀父不如言楚子吳子，春秋設(shè)此七等，以進退當時之諸侯，韓文公曰，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于中國，則中國之，是中國夷狄之稱，初無一定，宣十二年傳曰，不與晉而與楚子為禮也，繁露竹林篇曰，春秋之常辭也，不予夷狄而與中國為禮，至必阝之戰(zhàn)，偏然反之，晉變而為夷狄，楚變而為君子，故移其辭以從其事，是進退無常，可見春秋立辭之變，定四年傳曰，吳何以稱子，夷狄也而憂中國，吳入楚，傳曰，吳何以不稱子，反夷狄，是進退甚速，可見春秋立義之精，皆以今之所謂文明野蠻，為褒貶予奪之義，后人不明此旨，徒嚴種族之辨，于是同異競爭之禍烈矣，蓋?于春秋義，而實與春秋義不甚合也。
　　論春秋素王不必說是孔子素王春秋為后王立法即云為漢制法亦無不可
　　公羊有春秋素王之義，董何皆明言之，而后世疑之者，因誤以素王屬孔子，杜預(yù)左傳集解序曰，說者以仲尼自衛(wèi)反魯，修春秋，立素王，邱明為素臣，子路欲使門人為臣，孔子以為欺天，而云仲尼素王，邱明素臣，又非通論也，正義曰，麟是帝王之瑞，故有素王之說，言孔子自以身為素王，故作春秋立素王之法，邱明自以身為素臣，故為素王作左氏之傳，漢魏諸儒，皆為此說，董仲舒封策云，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系以萬事，見素王之文焉，賈逵春秋序云，孔子覽史記，就是非之說，立素王之法，鄭玄六?論云，孔子既西狩獲麟，自號素王，為后世受命之君，制明王之法，盧欽公羊序云，孔子自因魯史記而修春秋，制素王之道，是先儒皆言孔子立素王也，孔子家語稱齊太史子余歡美孔子，言天其素王之乎，素，空也，言無位而空王之也，彼子余美孔子之深，原上天之意，故為此言耳，非是孔子自號為素王，先儒蓋因此而謬，遂言春秋立素王之法，左邱明述仲尼之道，故復(fù)以為素臣，其言邱明為素臣，未知誰所說也，錫瑞案據(jù)杜孔之說，則，春秋素王，非獨公羊家言之，左氏家之賈逵亦言之，至杜預(yù)始疑非通論，杜所疑者是仲尼素王，以為孔子自王，此本說者之誤，若但云春秋素王，便無語弊，孔疏所引云，素王之文，素王之法，素王之道，皆不得謂非通論，試以孔疏解素為空解之，何不可通，杜預(yù)序云，會成五羲，垂法將來，其與素王立法之說，有以異乎，無以異乎，惟六?論之自號素王，頗有可疑，鄭君語質(zhì)，不加別白，不必以辭害意，孔子作春秋以討亂賊，必不自蹈僭妄，此固不待辨者，釋文于左傳序素王字云，至于況反，下王魯素王同，然則素王之王，古讀為王天下之王，并不解為王號之王，孔子非自稱素王，即此可證，若邱明自稱素臣，尤為無理，邱明尊孔子，稱弟子可矣，何必稱臣示敬，孔疏亦不知其說所自出，蓋左傳家竊取公羊素王之說，張大肫明以配孔子，乃造為此言耳，漢人又多言春秋為漢制法，公羊疏引春秋說云，伏羲作八卦，丘后而演其文，瀆而出其神，作春秋以改亂制，又云，邱水精治法為赤制功，又云，黑龍生為赤必告之象，使知命，又云，經(jīng)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赤受命，倉失權(quán)，周滅火起，薪采得麟，以此數(shù)文言之，春秋為漢制明矣，據(jù)此則春秋為漢制法，說出緯書，何氏解詁于哀十四年云，木絕火王，制作道備，血書端門，明引春秋緯演孔圖，史晨韓敕諸碑，亦多引之，東平王蒼曰，孔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為漢制法，王充論衡曰，夫五經(jīng)亦漢家之所立，儒生善政大義皆出其中，董仲舒表春秋之義，稽合于律，無乖異者，然則春秋漢之經(jīng)，孔子制作垂遺于漢，孔了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文王之文，傳在孔子，孔子為漢制文，傳在漢也，仲任發(fā)明春秋義甚暢，而史公董子書，未有春秋為漢制法之說，故后人不信，歐陽修譏漢儒為狹陋云，孔子作春秋，豈區(qū)區(qū)為漢而已哉，不知春秋為后王立法，雖不專為漢，而漢繼周后，即謂為漢制法，有何不可，且在漢言漢，推崇當代，不得不然，即如歐陽修生于宋，宋尊孔教，即謂春秋為宋制法，亦無不可，今人生于大清，大清尊孔教，即謂春秋為清制法，亦無不可，歐陽所見，何拘閡之甚乎，漢尊讖緯，稱為內(nèi)學(xué)，鄭康成何劭公生于其時，不能不從時尚，后人議何氏解詁，不應(yīng)引演孔圖之文，試觀左氏文十三年傳，其處者為劉氏，孔疏明云左氏不顯于世，先儒無以自申，劉氏從秦從魏，其源本出劉累，插注此辭，將以媚世，明帝時賈逵上疏云，五經(jīng)皆無證圖讖明劉氏為堯后者，而左氏獨有明文，竊謂前世藉此以求道通，故后引之以為證耳，據(jù)孔疏足見漢時見氣，不引讖緯不足以尊經(jīng)，而左氏家擅增傳文，公羊冢但存其說于注，而未敢增傳，相提并論，可氏之罪，不比賈逵等猶可末滅乎。
　　論春秋改制猶今人言變法損益四代孔子以告顏淵其作春秋亦即此意
　　史記孔子世家，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歿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于后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年公據(jù)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約其辭文而指博，故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于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后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于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又自序引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錫瑞案此二條史公未明引董生，不知亦董生所傳否，而其言皆明白正大，云據(jù)魯親周故殷，則知公羊家存三統(tǒng)之義古矣，云有貶損，有筆削，則知左氏家經(jīng)承舊史之義非矣，云垂空文，當一王之法，則知素王改制之義不必疑矣，春秋有素王之義，本為改法而設(shè)，后人疑孔子不應(yīng)稱王，不知素王本屬春秋，淮南子以春秋當一代，而不屬孔子，疑孔子不應(yīng)改制，不知孔子無改制之權(quán)，而不妨為改制之言，所謂改制者，猶令人之言變法耳，法積久而必變，有志之士，世不見用，莫不著書立說，思以其所欲變之法，傳于后世，望其實行，自周秦諸子，以及近之船山亭林梨洲桴亭諸公皆然，亭林日知錄明云，立言不為一時，船山黃書噩夢，讀者未嘗疑其僭妄，何獨于孔子春秋，反以僭妄疑之，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zhì)，或疑孔子自言從周，何得變周從殷，不知孔子周人，平日行事，必從時王之制，至于著書立說，不妨損益前代顏子問為邦，子兼取虞夏殷周以答之，此損益四代之明證，鄭君解王制與周禮不合者，率以殷法解之，證以爵三等歲三田，皆與公羊義合，此春秋從殷之明證，正如今人生于大清，衣冠禮節(jié)，必遵時制，若著書言法政，則不妨出入，或謂宜從古制，或謂宜采西法，圣人制法，雖非后學(xué)所敢妄擬，然自來著書者莫不知是，特讀者習(xí)而不察耳，春秋所以必改制者，周末文勝，當救之以質(zhì)，當時老子墨子子桑伯子棘子成，皆已見及之，春秋從殷之質(zhì)，亦是此意，檀弓一篇，三言邾婁，與公羊齊學(xué)同，而言禮多從殷，中庸疏引趙商問孔子稱吾學(xué)周禮，今用之，吾從周，檀弓云，今丘也，殷人也，兩楹奠殯哭師之處，皆所法于殷禮，未必由周而云吾從周者，何也，答曰，今用之者，魯與諸侯皆用周之禮法，非專自施于己，在宋冠章甫之冠，在魯衣逢掖之衣，何必純用之，儒行疏案曲禮云，去國三世，唯興之日從新國之法，防叔奔魯，至孔子五世，應(yīng)用魯冠，而猶著殷章甫冠者，以丘為制法之主，故有異于人，所行之事，多用殷禮，不與尋常同也，且曲禮從新國之法，?謂禮儀法用，未必衣服盡從也，案鄭孔所言，足解從殷之惑，惟衣冠禮法是一類，冠章甫本周制，故公西華可以相禮，兩楹奠殯哭師于寢，蓋當時可通行，惟作春秋立法以待后王，可自為制法之主耳，謂春秋皆本魯史舊文，孔子何必作春秋，謂春秋皆用周時舊法，孔子亦何必作春秋。
　　論春秋為后世立法惟公羊能發(fā)明斯義惟漢人能實行斯義
　　孔子手定六經(jīng)，以教后世，非徒欲使后世學(xué)者，誦習(xí)其義，以治一身，并欲后世王者，實行其義，以治天下春秋立一王之法，其義尤為顯著，而惟公羊知春秋是素王改制，為能發(fā)明斯義，惟漢人知春秋為漢定道，為能實行斯義，姑舉數(shù)事證之，公羊之義大一統(tǒng)，路溫舒曰，臣聞春秋正即位大一統(tǒng)而慎始也，公羊之義，立子以貴不以長，光武詔曰，春秋立子以貴不以長，東海王，陽，皇后之子，宜承大統(tǒng)，公羊之義，子以母貴，公孫瓚罪狀袁紹曰，春秋之義，子以母貴，紹母親為傅婢，無虛退之心，公羊之義大居正，袁盎曰，方今漢家法周，周之道不得立弟，當立子，故春秋所以非宋公，死不立子而與弟，弟受國死，復(fù)反之，與兄之子，弟之子爭之，以為我當代父，后即刺殺兄子，以故國亂禍不絕，故春秋曰，君子大居正，公羊之義，天子嘗娶于紀，故封之百里，恩澤侯表，其余后父據(jù)春秋褒紀之義，應(yīng)劭曰，春秋天子將納后于紀，紀本子爵也，故先褒為侯，言王者不娶于小國，公羊之義，子尊不加于父母，鄭玄伏后議帝皇后父屯騎校尉不其亭侯，伏完公庭，完拜如臣禮，及皇后在離宮，拜如子禮，公羊之義，昏禮不稱主人，不稱母，母不通也，杜鄴曰，禮明三從之義，雖有文母之德，必系于子，春秋不書紀侯之母，陰義殺也，公羊之義，褒儀父，貶無駭，李固曰，春秋褒儀父以開義路，貶無駭以閉利門，公羊之義，三公之職號，尊名也，翟方進曰，春秋之義尊上公謂之宰，海內(nèi)無不統(tǒng)焉，公羊之義，昭公出奔，國當絕，匡衡曰，春秋之義，諸侯不能守其社稷者絕，公羊之義，善善及子孫，成帝封丙吉孫詔曰，夫善善及子孫，古今之通義也，公羊之義，臣有大喪，則君三年不呼其門，陳忠曰，先圣人緣人情以著其節(jié)，制報二十五月，是以春秋臣有大喪，三年不呼其門，公羊之義，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專之可也，御史大夫張湯劾徐偃矯制大害法至死，偃以為春秋之義，大夫以疆，有可以安社稷存萬民，顓之可也，公羊之義譏世卿，樂恢曰，世卿持祿，春秋所戒，公羊之義，原情定罪，霍?曰，春秋之義，原情定過，赦事誅意，故許止雖弒君而不罪，趙盾以縱賊而見書，公羊之義，入臣無將，膠西王曰，淮南王安，廢法行邪，春秋曰，臣無將，將而誅，安罪重于將，公羊之義，三年一?，五年一?，張純曰，春秋傳曰，大?者何，合祭也，毀廟及未毀廟之主，皆登合食太祖，五年而再殷，漢舊制三年一?，毀廟主合食高廟，存廟主未嘗合祭，元始五年諸王公列侯朝會，始為?祭，公羊之義，未逾年君不書葬，周舉曰，北鄉(xiāng)立，未逾載，年號未改，孔子作春秋，王子猛不稱崩，魯子野不書葬，公羊之義，譏逆祀，質(zhì)帝詔曰，昔定公追正順祀，春秋善之，其令恭陵次康陵，憲陵次恭陵，公羊之義，不書閏班，固以閏九月為后九月，公羊之義，懷藏以養(yǎng)微，是月不殺，章帝詔曰，春秋于春每月書王者，重三正，慎三微也，律十二月立春，不以報囚，公羊之義通三統(tǒng)，劉向曰，王者必通三統(tǒng)，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此皆見于兩漢書者，更以漢碑考之，巴郡太守張納碑云，正始順元用公羊五始之義，處士嚴發(fā)殘碑云，蓋孔子作春秋，褒儀甫目，中缺，塞利欲之?，成陽令唐扶頌云，通天三統(tǒng)，楊孟文石門頌云，春秋記異，安平相孫根碑云，仲伯撥亂，蔡即祭字，足譎權(quán)，衛(wèi)尉卿方碑云，存亡繼絕，樊毅修華岳碑云，世室不修，春秋作譏，郎中郭君碑云，為人后者為之子，皆本公羊，足見漢時公羊通行，故能知孔子作春秋為后世立法之義，非止用之以決獄也，胡安國曰，武宣之世，時君信重其書，學(xué)士大夫誦說，用以斷獄決事，雖萬目未張，而大綱克正，過于春秋之時，其效亦可見矣。
　　論?梁在春秋之后曾見公羊之書所謂一傳即公羊傳
　　鄭君釋廢疾曰，孔子雖有圣德，不敢顯然改先王之法以教授于世，若其所欲改，其陰書于緯藏之，以傳后王，?梁四時田者，近孔子故也，公羊正當六國之亡，讖諱見讀，而傳為三時田，作傳有先后雖異，不足以斷?梁也，鄭君言春秋改制之義極精，故鄭云，公羊善于讖，而以公羊之出在?梁后，則未知所據(jù)，釋文序錄云，公羊高受之于子夏，?梁赤乃后代傳聞，陳澧曰，釋文序錄之言是也，莊二年公子慶父帥帥伐于余邱，公羊云，邾婁之邑也，曷為不系乎邾婁，國之也，曷為國之，君存焉爾，?梁云，公子貴矣，師重矣，而敵人之邑，公子病矣，其一曰，君在而重之也，劉原父權(quán)衡云，此似晚見公羊之說而附益之，隱二年無駭帥師入極，八年無駭卒，?梁傳皆兩說，劉氏亦以為?梁見公羊之書，而竊附益之，澧案更有可證者，交十二年子叔姬卒，公羊云，此未?入，何以卒，許嫁矣，?梁云，其曰子叔姬，貴也，公之母姊妹也，其一傳曰，許嫁以卒之也，此所謂其一傳，明是公羊傳矣，宣十五年初稅畝，冬?彖生，?梁云，?彖非災(zāi)也，其曰?彖，非稅畝之災(zāi)也，此?梁?公羊之說也，公羊以為宣公稅畝，應(yīng)是而有天災(zāi)，?梁以為不然，古曰，非災(zāi)也，?其以為天災(zāi)也，又云，其曰?彖，非稅畝之災(zāi)也，?其以為應(yīng)稅畝而有此災(zāi)，其在公羊之后，更無疑矣，公羊?梁二傳同者，隱公不書即位，公羊云成公意，?梁云成公志，鄭伯克段于鄢，皆云殺之，如此者不可枚舉矣，僖十七年夏滅項，公羊云，孰滅之，齊滅之，曷為不言齊滅之，春秋為賢者諱，此滅人之國，何賢爾，君子惡惡也疾始，善善也樂終，桓公嘗有繼絕存亡之功，故君子為之諱也，?梁云，孰滅之，桓公也，何以不言桓公也，為賢者諱也，既滅人之國矣，何賢乎，君子惡惡疾其始，善善樂其終，桓公嘗有存亡繼絕之功，故君子為之諱也，此更句句相同，蓋?梁以公羊之說是，而錄取之也，?梁在公羊之后，研究公羊之說，或取之，或不取，或?之，或與己說兼存之，其傳較公羊為平正者以此也，錫瑞案以?梁晚出，曾見公羊之書，劉原父已言之，陳氏推衍尤晰，治?梁者必謂?梁早出，觀此可以悟矣，晁說之曰，?梁晚出于漢，因得監(jiān)省左氏公羊之違畔而正之，至其精深遠大者，真得子夏之所傳，范氏又因諸儒而博辨之，申?梁之志也，其于是非，亦少公矣，非若征南一切申傳，汲汲然不敢異同也，晁氏以為?梁監(jiān)省左氏公羊，與陳氏所見同，不知陳氏見晁說否，晁以范氏是非為公，則宋重通學(xué)，不守專門之見也。
　　論公羊?梁二傳當為傳其學(xué)者所作左氏傳亦當以此解之
　　子夏傳公羊高，至四世孫壽，乃著竹帛，戴宏所言當?shù)闷鋵崳?梁則有數(shù)說，且有四名，桓譚新論云，左氏傳世后百余年，魯人?梁赤為春秋殘亡，多所遺失，應(yīng)劭風(fēng)俗通云，?梁子名赤，子夏弟子，麋信則以為秦孝公同時人，阮孝緒則以為名ㄈ，字元始，漢書?文志顏注云，名喜，而論衡案書篇，又云?梁?，豈一人有四名乎，抑如公羊之祖孫父子相傳，非一人乎，名赤見新論為最先，故后人多從之，而據(jù)新論，后左氏百余年，年代不能與子夏相接，而與秦孝公同時頗合，四庫提要曰，其傳則士勛疏稱?梁子名ㄈ，字元始，一名赤，受經(jīng)于子夏，為經(jīng)作傳，則當為?梁子所自作，徐彥公羊傳疏，又稱公羊高五世相授，至胡毋生乃著竹帛，題其親師，故曰公羊傳，?梁亦是著竹帛者，題其親師，故曰?梁傳，則當為傳其學(xué)者所作，案公羊傳定公即位一條，引子沈子曰，何休解詁以為后師，此傳定公即位一條，亦稱沈子曰，公羊?梁即同師子夏，不應(yīng)及見后師，又初獻六羽一條，稱?梁子曰，傳既?梁自作，不應(yīng)自引己說，且此條又引尸子曰，尸佼為商鞅之師，鞅既誅，佼逃于蜀，其人亦在?梁后，不應(yīng)預(yù)為引據(jù)，疑徐彥之言，為得其實，但誰者著于竹帛，則不可考耳，錫瑞案楊疏云，?梁傳孫卿去子夏甚遠，?梁如受經(jīng)于子夏，不得親傳孫卿，以傳為傳其學(xué)者所作，極是，非獨公?二傳，即左氏傳亦當以此解之，故其傳有后人附益，且及左氏后事，若必以為左氏自作，反為后人所疑，趙匡鄭樵遂以為左氏非邱明，是六國時有矣，朱子亦云，左氏不必解是邱明，公?傳大概皆同，所以林黃中說只是一人，只是看他文字，疑若非一手者，羅璧識遺云，公羊?梁，自高赤作傳外，更不見有此姓，萬見春謂皆姜字切韻腳，疑為姜姓假?，案邾婁為鄒勃?為披之類，兩音雖可合為一字，越絕書云，以口為姓，承之以天，朱子注楚詞自署鄒?，古人著書，亦有自隱其姓名者，而二子為經(jīng)作傳，要不應(yīng)自隱其姓，至謂公羊?梁，高赤外不見有此姓，則尤不然，禮記檀弓明云鑿巾以飯，公羊賈為之也，何得謂公羊高外，不見公羊姓乎，疑公羊賈即論語之公明賈，公羊高即孟子之公明高，高，曾子弟子，亦可從子夏受經(jīng)，古讀明如芒，詩以我齊明，與我犧羊為韻，明羊音近，或亦可通，是說雖未見其必然，而據(jù)禮記明明有姓公羊者矣，漢書古今人表，有公羊?梁列四等，必實有其人可知，近人又疑公羊?梁，皆卜商轉(zhuǎn)音，更無所據(jù)。
　　論?梁廢興及三傳分別
　　史記儒林傳曰，瑕邱江生為?梁春秋，自公孫宏得用，嘗集比其義，卒用董仲舒，漢書儒林傳曰，瑕邱江公，受?梁春秋及詩于魯申公，傳子至孫為博士，武帝時，江公與董仲舒并，仲舒通五經(jīng)，能持論，善屬文，江公訥于口，上使與仲舒議，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孫宏本為公羊?qū)W，此輯其議，卒用董生，于是上因尊公羊家，詔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興，太子既通，復(fù)私問?梁而善之，其后浸微，宣帝即位，聞衛(wèi)太子好?梁春秋，以問丞相韋賢，長信少府夏侯勝，及侍中樂陵侯史高，皆魯人也，言?梁子本魯學(xué)，公羊氏乃齊學(xué)也，宜興?梁，由是?梁之學(xué)大盛，故范寧論之曰，廢興由于好惡，盛衰繼于辨訥，是漢時不獨左氏與公羊爭勝，?梁亦嘗與公羊爭勝，武帝好公羊，而公羊之學(xué)大興，宣帝好?梁，而?梁之學(xué)大盛，非奉朝廷之意旨乎，公孫宏齊人，而袒齊學(xué)之公羊，韋賢魯人，而袒魯學(xué)之?梁，非出鄉(xiāng)曲之私見乎，據(jù)漢書江公傳子至孫為博士，周慶丁姓皆為博士，申章昌亦為博士，贊曰，孝宣世復(fù)立?梁春秋，則?梁在前漢嘗立學(xué)官，有博士，而后漢十四博士，止有公羊嚴顏二家而無?梁，則?梁雖暫立于宣帝時，至后漢仍不立，猶左氏雖暫立于平帝與光武時，至其后仍不立也，后漢賈逵傳云，后漢賈逵傳云，建初八年，乃詔諸儒各選高才生，受左氏?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由是四經(jīng)遂行于世，此四經(jīng)雖行于世，而不立學(xué)，觀左氏毛詩古文尚書，終漢世不立學(xué)，?梁春秋可知。熹平石經(jīng)止有公羊無?梁，然則?梁雖暫盛于宣帝之時，而漢以前盛行公羊，漢以后盛行左氏，蓋?梁之義，不及公羊之大，事不及左氏之詳，故雖監(jiān)省左氏公羊立說，較二家為平正，卒不能與二家鼎立，鄭樵曰，儒林傳學(xué)公羊者凡九家，而以?梁名家，獨無其人，此所謂師說久微也，無論瑕邱江公，即尹胡申章房氏之學(xué)，今亦無有存者，僅存者惟范氏集解，而集解所引，亦惟同時江徐及兄弟子侄諸人，古義淪亡，無可探索，求如公羊大師董子猶傳繁露一書，胡毋生條例猶存于解詁者，渺不可得，今其條理略可尋者，明月日例而已，綜而論之，春秋有大義，有微言，大義在誅亂臣賊子，微言在為后王立法，惟公羊兼?zhèn)鞔罅x微言，?梁不傳微言，但傳大義，左氏并不傳義，特以記事詳贍，有可以證春秋之義者，故三傳并行大廢，特為斟酌分別，學(xué)者可審所擇從矣。
　　論春秋兼采三傳不主一家始于范寧而實始于鄭君
　　何休解詁，專主公羊，杜預(yù)集解，獨宗左氏，雖義有拘窒，必曲為解說，蓋專門之學(xué)如是，惟范寧范字武子其名當為寧武子之寧，?梁集解，于三傳皆加貶辭，曰，左氏以鬻拳兵諫為愛君，文公納幣為用禮，?梁以衛(wèi)輒拒父為尊祖，不納子糾為內(nèi)惡，公羊為祭仲廢君為行權(quán)，妾母稱夫人為合正，以兵諫為愛君，是人主可得而脅也，以納幣為用禮，是居喪可得而婚也，以拒父為尊祖，是為子可得而叛也，以不納子糾為內(nèi)惡，是仇仇可得而容也，以廢君為行權(quán)，是神器可得而?也，以妾母為夫人，是嫡庶可得而齊也，若此之類，傷教害義，不可強通者也，又曰，左氏艷而富，其失也巫，?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辨而裁，其失也俗，錫瑞案范氏兼采三傳，不主一家，開唐啖趙陸之先聲，，異漢儒專門之學(xué)派，蓋經(jīng)學(xué)至此一變，而其變非自范氏始，鄭君從第五元先習(xí)公羊，其解禮多主公羊說，而針膏起廢，兼主左氏?梁，嘗云，左氏善于禮，公羊善于讖，?梁善于經(jīng)，己為兼采三傳之嚆矢，蓋解禮兼采三祿，始于鄭君，解春秋兼采三傳，亦始于鄭君矣，晉荀崧曰，孔子作春秋，左邱明子夏造滕親受，此用劉歆之說，無不精究，邱明撰所聞為傳，其書善禮，多膏腴美辭，張本繼末，以發(fā)明經(jīng)意，信多奇?zhèn)ィ逭叻Q公羊高親受子夏，立于漢朝，辭義清俊，斷決明審，多可采用，董仲舒之所善也，?梁赤師徒相傳，暫立于漢，以為暫立最是，時劉向父子，猶執(zhí)一家，莫肯相從，其書文清義約，諸所發(fā)明，或左氏公羊所不載，亦足訂正，是以三傳并行，荀崧在東晉初，請立公羊?梁博士，觀其持論，三傳并重，亦在范氏之前，范氏并詆三傳乖違，惟左氏兵諫喪娶二條，何氏膏肓，己先斥之，誠為傷教害義，不可強通，若?梁以衛(wèi)輒拒父為尊祖，是尊無二上之義，以不納子糾為內(nèi)惡，是敵怨不在后嗣之義，皆非不可通者，范解?梁，不以為是，故序先及之，公羊以祭仲廢君為行權(quán)，乃春秋借事明義之旨，祭仲夫必知權(quán)，而借以為行權(quán)之義，仲廢君由迫脅，并非謀篡，范以為?神器，水免深文，妾母稱夫人為合正，春秋質(zhì)家本有母以子貴之義，董子繁三代改制文篇，言之甚明，范氏主?梁，妾母不得稱夫人，義雖正大，然是文家義，不合于春秋質(zhì)家，劉逢祿治公羊，乃于此條必從?梁，以汨公羊之義，是猶未曙于質(zhì)家文家之別也。
　　論春秋借事明義之旨止是借當時之事做一樣子其事之合與不合備與不備本所不計
　　借事明義，是一部春秋大旨，非止祭仲一事，不明此旨，春秋必不能解，董子曰，孔子知時之不用，造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己矣，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深切著明也，錫瑞案董子引孔子之言，與孟子引孔子之方言，皆春秋之要旨，極可信據(jù)，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后人亦多稱述，而未必人人能解，春秋一書，亦止是載之空言，如何說是見之行事，即后世能實行春秋之法，見之行事，亦非孔子所及見，何以見其深切著明，此二語看似尋常之言，有令人百思而不得其解者，必明于公羊借事明義之旨，方能解之，蓋所謂見之行事，謂?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以明褒貶之義也，孔子知道不行而作春秋，斟酌損益，立一王之法以待后世，然不能實指其用法之處，則其意不可見，即專著一書，說明立法之意如何，變法之意如何，仍是?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使人易曉，猶今之大清律，必引舊案以為比例，然后辦案乃有把握，故不得不借當時之事，以明褒貶之義，即褒貶之義，以為后來之法，如魯隱非真能讓國也，而春秋借魯隱之事，以明讓國之義，祭仲非真能知權(quán)也，而春秋借祭仲之事，以明知權(quán)之義，齊襄非真能復(fù)仇也，而春秋借齊襄之事，以明復(fù)仇之義，宋襄非真能仁義行師也，而春秋借宋襄之事，以明仁義行師之義，所謂見之行事，深切著明，孔子之意，蓋是如此，故其所?之義，與其本事不必盡合，孔子特欲借之以明其作春秋之義，使后之讀春秋者，曉然知其大義所存，較之徒?空言而未能徵實者，不益深切而著明乎，三傳惟公羊家能明此旨，昧者乃執(zhí)左氏之事，以?公羊之義，謂其所稱祭仲齊襄之類，如何與事不合，不知孔子并非不見國史，其所以特筆褒之者，止是借當時之事，做一樣子，其事之合與不合，備與不備，本所不計，孔子是為萬世作經(jīng)，而立法以垂教，非為一代作史，而紀實以徵信也，董子曰，春秋文成數(shù)萬，其旨數(shù)千，張晏曰，春秋萬八千字，李仁甫曰，細數(shù)之，尚減一千四百二十八字，與王氏學(xué)林云萬六千五百余字合，夫以二百四十二年之事，止一萬六千余字，計當時列國赴告，魯史著錄，必十倍于春秋所書，孔子筆削，不過十取其一，蓋惟取其事之足以明義者，筆之于書，以為后世立法，其余皆削去不錄，或事見于前者，即不錄于后，或事見于此者，即不錄于彼，以故一年之中，寥寥數(shù)事，或大事而不載，或細事而詳書，學(xué)者多以為疑，但知借事明義之旨，斯可以無疑矣。
　　論三統(tǒng)三世是借事明義黜周王魯亦是借事明義
　　春秋借事明義，且非獨祭仲數(shù)事而已也，存三統(tǒng)，張三世，亦當以借事明義解之，然后可通，隱公非受命王，而春秋于隱公?始，即借之以為受命王，哀公非太平世，而春秋于哀公告終，即借之以為太平世，故論春秋時世之漸衰，春秋初年，王跡猶存，及其中葉，已不逮春秋之初，至于定哀，??乎流入戰(zhàn)國矣，而論春秋三世之大義，春秋始于撥亂，即借隱桓莊閔僖為撥亂世，中于升平，即借文宣成襄為升平世，終于太平，即借昭定哀為太平世，世愈亂而春秋之文愈治，其義與時事正相反，蓋春秋本據(jù)亂而作，孔子欲明馴致太平之義，故借十二公之行事，為進化之程度，以示后人治撥亂之世應(yīng)如何，治升平之世應(yīng)如何，太平之世應(yīng)如何，義本假借，與事不相比附，公羊疏注，至所見之世者治太平，云當爾之時，實非太平，但春秋之義，若治之太平于昭定哀也，猶如文宣成襄之世，實非升平，但春秋之義，而見治之升平，然疏之解此，亦甚明矣，昧者乃引當時之事，譏其不合，不知孔子生于昭定哀世，豈不知其為治為亂，公羊家明云世愈亂，而春秋之文愈治，亦非不知其為治為亂也，蓋子以春秋成為天下一治，黜周王魯，亦是假借，公羊疏引問曰，公羊以魯隱公為受命王，黜周為二王后，案長義云，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今隱公人臣，而虛稱以王，周天子見在上，而黜公侯，是非正名而言順也，答曰，春秋藉位于魯，以?王義，隱公之爵，不進稱王，周王之號，不退為公，何以為不正名，何以為不順言乎，賈逵所疑疏已解之，左傳疏引劉炫難何氏云，新王受命，正朔必改，是魯?shù)梅Q元，亦應(yīng)改其正朔，仍用周正，何也，即?王于魯，則是不事文王，仍奉王正，何也，諸侯改元，自是常法，而云?王改元，是妄說也，錫瑞案劉炫習(xí)見后世諸侯改元之事，不知何氏明言惟王者改元立號，春秋王魯，故得改元，?王非真，故雖得改元，不得改正朔，此等疑義，皆甚易解，后之疑公羊與董何者，大率皆如賈逵劉炫之說，不知義本假?，而誤執(zhí)為實事，是以所見拘滯，劉逢祿釋三科例曰，且春秋之?王至廣，稱號名義，仍系于周，挫強扶弱，常系于二伯，何嘗真黜周哉，郊?之事，春秋可以垂法，而魯之僭，則大惡也，就十二公論之，桓宣之弒君宜誅，昭之出奔宜絕，定之盜國宜絕，隱之獲歸宜絕，莊之通讎外淫宜絕，閔之見弒宜絕，僖之僭王禮，縱季姬，禍鄶子，文之逆祀，喪娶，不奉逆，成襄之盜天牲，哀之獲諸侯，虛中國以事強吳，雖非誅絕，不免于春秋之貶黜者，多矣，何嘗真王魯哉，劉氏謂黜周王魯，非真，正明其為假借之義，陳澧乃詆之曰，言黜周王魯非真，然則春秋作偽歟，不知為假借，而疑為作偽，蓋春秋是專門之學(xué)，陳氏于春秋非專門，不足以知圣人微言也。
　　論春秋有現(xiàn)世主義有未來主義在尊王攘夷而不盡在尊王攘夷
　　董子曰，其旨數(shù)千，即孟子所引其義則丘竊取者，以春秋萬六千余字，而其旨以千數(shù)，則必有兩義并行而不相悖，二意兼用而?相成者，自非專門之學(xué)，則但其顯而不見其隱，知其淺而不知其深，圣人之書，廣大精微，仁者見仁，知得其一解，已足立義，亦無背于圣人之旨也，特患習(xí)于所見，而蔽所不見，但見其義之顯而淺者，而于其義之隱而深者，素所不解，遂誑而不信，或?目扼腕以爭之，則所得者少，而所失者多矣，春秋之義旨，既如此之多，必非據(jù)事直，書而論者，以為止于據(jù)事直書，且必非止懲惡勸善，而論者，以為止于懲惡勸善，微言大義，既已ウ而不章，宋儒孫復(fù)胡安國之徒，其解春秋又專言尊王攘夷，不知春秋有尊王之義，而義不止于尊王，有攘夷之義，而義不止于攘夷，既言尊王，又有黜周王魯之義，似相反矣，而春秋為后王立法，必不專崇當代之王，似相反，實非相反也，既言攘夷矣，又有夷狄進至于爵之義，似相反矣，而圣人欲天下大同，必漸推漸廣，遠近若一，似相反，亦非相反也，成元年王師敗績于貿(mào)戎，公羊傳曰，王者無敵，莫敢當也，疏云，春秋之義，?魯為王，而使舊王無敵者，見任為王，寧可會奪，正可時時內(nèi)魯見義而已，陳澧遂據(jù)此傳，謂既以周為王者無敵，必?zé)o黜周王魯之說，此疏正可以?黜周之說，不知疏明言春秋王魯，不奪舊王，是春秋尊王之義，與王魯之義，本可并行不悖也，僖四年楚屈完來盟于師，孟子召陵，公羊傳曰，南夷與北狄交，中國不絕若線，桓公救中國而攘夷狄，卒貼荊，以此為王者之事，解詁曰，言桓公先治其國以及諸夏，治諸夏以及夷狄，如王者為之，故云爾，后人多據(jù)此傳，以為春秋攘夷之證，不知解詁明言桓公先治其國以及諸夏，治諸夏以及夷狄，僖公當所傳聞世，而漸近于所聞，故有合于春秋，內(nèi)其國而外諸夏，內(nèi)諸夏而外夷狄之義，若至所見世，夷無可據(jù)，是春秋攘夷之義，與夷狄進至于爵之義，本是兩意相成也，綜而言之，有現(xiàn)世主義，有未來主義，圣人作春秋，因王靈不振，夷狄交橫，尊王攘夷，是現(xiàn)世主義，不得不然者也，而王靈不振，不得不為后王立法，夷狄交橫，不能不思用夏變夷，為后王立法，非可?之子虛烏有，故?王于魯以見義，思用夏變夷，非可限以種族不同，故進至于爵而后止，此未來主義，亦不得不然者也，春秋兼此二義，惟公羊董何能發(fā)明，今為一語道破，亦實尋常易解，并無非常異義可怪之論，而不治公羊，則但知其一，不知其二，即尋常之義，亦駭怪以為非常矣。
　　論孔子成春秋不能使后世無亂臣賊子而能使亂臣賊子不能無懼
　　或曰，孟子言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何以春秋之后，亂臣賊子不絕于世，然則孔子作春秋之功安在，孟子之言，殆不足信乎，曰，孔子成春秋，不能使后世無亂賊子，而能使亂臣賊子，不能全無所懼，自春秋大義昭著，人人有一春秋之義，在其胸中，皆知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雖極兇悖之徒，亦有魂夢不安之隱，雖極巧辭飾說，以為涂人耳目之計，而耳目仍不能涂，邪說雖橫，不足以蔽春秋之義，亂賊既懼當時義士，聲罪致討，又懼后世史官，據(jù)事直書，如王莽者，多方掩飾，窮極詐偽，以蓋其篡弒者也，如曹丕司馬炎者，妄?禪讓，褒封先代，篡而未敢弒者也，如蕭衍者，已行篡弒，旋知愧憾，深悔為人所誤者也，如朱溫者，公行篡弒，猶畏人言，歸罪于人以自解者也，他如王敦桓溫謀篡多年，而至死不敢，曹操司馬懿及身不篡，而留待子孫，凡此等固由人有天良，未盡泯滅，亦由春秋之義，深入人心，故或遲之久而后發(fā)，或遲之又久而卒不敢發(fā)，即或冒然一逞，犯天下之不韙，終不能坦懷而自安，如蕭衍見吳均作史，書其助蕭道成篡逆，遂怒而擯吳均，燕王棣使方孝孺草詔，孝孺大書燕賊篡位，遂怒而族滅孝孺，其怒也，即其懼也，蓋雖不懼國法，而不能不懼公論也，或曰，桓溫嘗言不能流芳百世，亦當貽臭萬年，彼自甘貽臭者，又豈能懼清議，曰，桓溫雖有此言，亦止敢行廢立，而未敢行篡弒，正由懼清議之故，且彼自知貽臭，，則已有清議在其心矣，安能晏然不一動乎，是非曲直，世之公理，獨臣子于君父，不得計是非曲直，所謂天下無不是的父母，春秋弒君三十六，而弒父者三，文二年楚世子商臣弒其君κ，襄三十年蔡世子般弒其君固，昭十九年許世子止弒其君賈，被弒三人，皆兼君父，許止進藥而殺，非真弒者，而春秋以弒書，蔡侯淫而不父，禍由自取，楚子輕于廢立，機泄致禍，春秋亦以弒書，蓋君父雖有過愆，臣子無可解免，以此推之，臣子之于君父，不當論是非曲直，亦不當分別有道無道，臣子既犯弒逆之罪，即人倫之大變，天理所不容，雖其人有恩惠于民，有功勞于國，亦不當稱道其小善，而縱舍其大惡，春秋時如齊之陳氏，未嘗無恩惠于民，晉之趙盾，亦未嘗無功勞于國，而經(jīng)一概書弒，不使亂臣賊子，有所藉口，正如后世曹操劉?之類，有功于國，有德于民，而論者不為末減也，至于但書弒君，而不書弒君為何人，蓋由所據(jù)舊史，未有明文，圣人以為既無主名，自難擅自人罪，雖有傳聞，未可據(jù)以增加，不若闕之為愈，此正罪疑惟輕，與不知蓋闕之義，若弒君稱君君無道之例，與春秋大義反對，必非圣人作經(jīng)之旨，杜預(yù)奸言誣圣，先儒已加?正，學(xué)者不當更揚其波，使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
　　論春秋一字褒貶之義宅心恕而立法嚴
　　春秋大義，在討亂賊，則春秋必褒忠義，經(jīng)曰，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宋萬弒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晉里克弒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三大夫皆書及，褒其皆殉君難，公羊傳曰，何賢乎孔父，孔父可謂義形于色矣，何賢乎仇牧，仇牧可謂不畏強御矣，何賢乎荀息，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春秋同一書法，公羊同一褒辭，足以發(fā)明大義，左氏序事之書，本不傳義，故不加褒，亦不加貶，惟荀息引君子曰，斯言之玷，語今譏刺，此林黃中所以謂左傳君子曰，是劉歆增入也，杜預(yù)乃有書名罪之之例，釋例曰，孔父為國政，則取怨于民，治其家，則無閨闈之教，身先見殺，禍遂及君，既無所善，仇牧不警而遇賊，又死無忠事，晉之荀息期欲復(fù)言，本無大節(jié)，先儒皆隨加善例，又為不安，孔疏曰，公羊?梁及先儒，皆以善孔父而書字，知不然者，案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傳稱握節(jié)以死，故書其官，又宋人殺其大夫，傳以為無罪不書名，今孔父之死，傳無善事，故杜氏之意，以父為名，言若齊侯祿父宋公茲父之等，錫瑞案大夫書名罪之之例，本不可信，且左氏明云孔父嘉為司馬，是其名嘉甚明，古人名嘉字孔，鄭公子嘉字子孔可證，父通甫，漢碑稱孔甫宋甫可證，甫者，男子之美稱，豈有以父與甫為名者乎，祿父茲父，非單名父，不稱齊侯父宋公父也，穎達曲徇杜預(yù)，而毒詈其遠祖，豈自忘其為孔氏子孫乎，杜孔之解春秋，如此等處，不謂之邪說不可也，陳澧謂孔疏?縷數(shù)百言，尤所謂鍛煉深文，不知孔穎達何以惡其先世孔父，至于如此，錫瑞案圣人之作春秋，其善善也長，其惡惡也短，有一定之褒貶，三大夫之書及，所謂一字之褒，弒君之臣，一概書弒，所謂一字之貶，圣人以為其人甘于殉君，即是大忠，雖有小過，如左氏所書孔父荀息之事，可不必究，其人忍于弒君，即是大惡，雖有小功，如左氏所書趙盾之事，亦不足道，蓋宅心甚恕，而立法甚嚴也，春秋之法，弒君者于經(jīng)不復(fù)見，以為其人本應(yīng)伏誅，雖未伏誅，而削其名不再見經(jīng)，即與已伏誅等，趙盾弒君所以復(fù)見者，以其罪在不討賊，與親弒者稍有分別，春秋之法，弒君賊不討不書葬，以為君父之仇未報，不瞑目于地下，雖葬與不葬等，許止弒君未討而君書葬，以其罪在誤用藥，與親弒者稍有分別，是亦立法嚴而宅心恕也，歐陽修謂趙盾弒君，必不止不討賊，許止弒君，必不止不嘗藥，以三傳為皆不足信，不知如三傳之說，于趙盾見忠臣之至，于許止見孝子之至，未嘗不情真罪當，臣弒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弒父，凡在宮者殺無赦，未嘗不詞嚴義正，而歐陽修等必不信傳，孫復(fù)曰，稱國以弒者，國之人皆不赦也，然則有王者作，將比一國之人而誅之乎，雖欲嚴春秋誅亂賊之防，而未免過當矣。
　　論春秋書災(zāi)異不書祥瑞左氏公羊好言占驗皆非大義所關(guān)
　　胡安國進春秋傳表曰，仲尼制春秋之義，見諸行事，垂訓(xùn)方來，雖祖述憲章，上循堯舜文武之道，而改法創(chuàng)治，不襲虞夏商周之跡，蓋洪水滔天，下民昏墊，與簫韶九成，百獸率舞，并載于虞書，大木斯拔，與嘉禾合穎，鄙我周邦，與六服承德，同垂乎周史，此上世帝王紀事之例，至春秋則凡慶瑞符，禮文常事，皆削而不書，而災(zāi)異之變，政事闕失，則悉書之以示后世，使鑒觀天人之理，有恐懼?肅之意，乃史傳心之要典，于以反身，日加修省，及其既久，積善成德，上下與天地同流，自家刑國，措之天下，則麟鳳在郊，龜龍游沼，其道亦可馴致之也，故始于隱公，終于獲麟，而以天道終焉，比于關(guān)雎之應(yīng)，而能事畢矣，錫瑞案胡氏此論，深得春秋改制馴致太平之義，春秋書災(zāi)異，不書祥瑞，圣人蓋有深意存焉，絕筆獲麟，公羊以為受命制作，有反袂拭面，稱吾道窮之事，則是災(zāi)異，并非祥瑞，若以麟至為太平瑞應(yīng)，比于麟趾之應(yīng)關(guān)雎，則又別是一義，胡氏引此以責(zé)難于君，非前后矛盾也，困學(xué)紀聞曰，春秋三書孛，文十四年昭十七年，哀十三年，而昭十七年有星孛于大辰，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史記天官書劉更生封事云，春秋彗星三見，則彗孛一也，晏子春秋齊景公睹彗星，使伯常騫禳之，晏子曰，孛又將出，彗星之出，庸何懼乎，則孛之為變，甚于彗矣，星孛東方，哀十三年冬，在于越入?yún)侵?，十三年夏，彗見西方，在衛(wèi)鞅入秦之前，天之示人著矣，齊桓之將興也，恒星不見，星?如雨，晉文之將興也，沙鹿崩，自是諸侯無王矣，晉三大夫之命為侯也，九鼎震，自是大夫無君矣，故董子曰，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又曰，八世之后，莊二十二年，其田氏篡齊之后之言乎，公侯子孫必復(fù)其始，閡元年，其三卿分晉之后之言乎，其處者為劉氏，文十三年，其漢儒欲立左氏者所附益乎，皆非左氏之舊也，新都之篡，以沙鹿崩為祥，釋氏之熾，以恒星不見為證，蓋有俑者矣，案此亦得春秋書災(zāi)異不書祥瑞之旨，書災(zāi)異，所以示人儆懼，不書祥瑞，所以杜人覬覦，困學(xué)紀聞前說以為天人相應(yīng)，此示人儆懼之意也，后說以為后人附益，此杜人覬覦之意也，左氏好言祥異占驗，故范寧以為其失也巫，而如懿氏卜妻敬仲，畢筮仕于晉之類，又或出于附益，而非左氏之舊，公羊家與左氏異趣，而亦好言祥異占驗，漢儒言占驗者，齊學(xué)為盛，伏傳五行，齊詩五際，皆齊學(xué)，公羊氏亦齊學(xué)，故董子書多說陰陽五行，何氏解詁說占驗亦詳，要，皆春秋之別傳，與大義無關(guān)，猶洪范五行傳與齊詩，非詩書大義所關(guān)也。
　　論獲麟公羊與左氏說不同而皆可通鄭君已疏通之
　　臧琳曰，杜元凱春秋左氏傳序，春秋之作，左傳及?梁無明文，正義曰，據(jù)杜云左傳及?梁無明文，則指公羊有其顯說，今驗何注公羊，亦無作春秋事，案孔舒元公羊傳本云，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何以書，記異也，以上何本同，今麟非常之獸，其為非常之獸奈何，二句何本無，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二句何本同，然則孰為而至，為孔子之作春秋，二句何本無，是有成文也，左傳及?梁，則無明文，案孔舒元未詳何時人，儒林傳及六?論皆無之，隋志有公羊春秋傳十四卷，孔衍集解，未知是否，杜氏作序既所據(jù)用，則為古本可知矣，錫瑞案臧氏據(jù)孔疏以證公羊逸文，能發(fā)人所未發(fā)，疑舒元即孔衍而未能決，不知舒元即孔衍之字，晉書儒林傳孔衍字舒元，孔子二十二世孫，中興初補中書郎，出為廣陵郡，亦見劉知幾史通，見書論，衍雖晉人，其年輩在杜預(yù)后，杜所據(jù)用非必衍書，或杜所見公羊與衍所據(jù)本同，漢時公羊有嚴顏二家，何劭公據(jù)顏氏，故少數(shù)語，杜預(yù)孔衍蓋據(jù)嚴氏，故多數(shù)語，鄭君注禮箋詩，引公羊與何本不同，如?作放，登來作登戾，野留作鄙留，祠兵作治兵，大瘠作大漬，已蹙作已戚，使之將作使之將兵，群公稟作群公慊，為周公主作為周公后，仡然從乎趙盾作疑然從于趙盾，考工記注引子家駒曰，天子僭天，何本無之，皆嚴氏春秋也，獲麟有數(shù)說，異義，公羊說哀十四年獲麟，此受命之瑞，周亡失天下之異，左氏說麟是中央軒轅大角獸，孔子備備當為作字之誤，春秋，禮修以致其子，故麟來為孔子瑞，陳欽說麟西方毛?，孔子作春秋，有立言西方兌，兌為口，故麟來，許慎謹案云，議郎尹更始劉更生等議，以為吉兇不并，瑞災(zāi)不兼，今麟為周亡天下之異，則不得為瑞以應(yīng)孔子，至玄之聞也，以下鄭?，洪范五事，二曰言，言作從，從作又，又治也，言于五行屬金，孔子時周道衰亡，已有圣德無所施用，作春秋以見志，其言少從以為天下法，故應(yīng)以金獸性仁之瑞，賤者獲之，則知將有庶人受命而得之，受命之徵已見，則于周將亡，事勢然也，興者為瑞，亡者為災(zāi)，其道則然，何吉兇不并，瑞災(zāi)不兼之有乎，如此修母致子，不若立言之說密也，案如鄭君之義，則公羊左氏可通，興者為瑞，亡者為災(zāi)，所見明通，并無拘閡，據(jù)孔舒元引公羊傳，麟至為孔子作春秋，與左氏家賈逵服虔潁容為孔子修春秋，文成致麟，麟感而至，見左傳正義引，本無異義，惟杜預(yù)茍異先儒，以為感麟而作，則與左氏義違，又不取稱吾道窮之文，則與公羊又異，杜預(yù)以為孔子春秋鈔錄舊文，全無關(guān)系，故為瑞為災(zāi)之說，皆彼所不取也。
　　論春秋本魯史舊名墨子云百國春秋即百二十四寶書
　　孔穎達曰，春秋之名，經(jīng)無所見，惟傳記有之，昭二年韓起聘魯，稱見魯春秋外傳，晉語司馬侯封晉悼公云，羊舌?習(xí)春秋，楚語申叔時論傅太子之法云，教之以春秋，禮坊記云，魯春秋記晉喪曰，殺其君之子奚齊，又經(jīng)解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凡此諸文所說，皆在孔子之前，則知未修之時，舊有春秋之目，其名起遠，亦難得而詳，鄭樵曰，今汲冢瑣語，亦有魯春秋記魯獻公十七年事，諸如此類，皆夫子未生之前，未經(jīng)筆削之春秋也，西東周六百年事，孟子云，詩亡然后春秋作，又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諸如此類，皆魯史記東遷已后事，已經(jīng)夫子筆削之春秋也，自平王四十九年始，或謂春秋之名，取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或謂一褒一貶，若春若秋，或謂春獲麟，秋成書，公羊正義解獲麟云，謂之春秋，皆非也，惟杜預(yù)所謂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此說得之，汲冢瑣語記太丁時事，目為夏殷春秋，見史通，墨子曰，吾見百國春秋，以至晏子虞卿呂不韋陸賈著書，皆曰春秋，蓋當時時述作之流，于正史外，各記其書，皆取春秋以名之，然觀其篇第，本無年月，與錯舉春秋以為所記之名則異矣，錫瑞案鄭氏之說，多本劉知幾史通，六家篇，劉氏云，春秋家者其先出于三代，亦引國語左傳之文，則春秋自是舊名，非夫子始創(chuàng)，或謂春獲麟，秋成書，雖出公羊家說，而與傳引不?春秋之文不合，或謂賞刑褒貶，說亦近鑿，當以杜預(yù)云錯舉四時為是，晏呂之書，非錯舉四時，而亦名春秋，當時百國春秋具存，其體例或亦有所本，百國春秋，即百二十四寶書，公羊疏案閔因敘云，昔孔子受端門之命，制春秋之義，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九月經(jīng)立，感精符考異郵說題辭，具有其文，問曰，若然，公羊之義，據(jù)百二十國寶書以作春秋，今經(jīng)止有五十余國，通戎夷宿潞之屬，僅有六十，何言百二十國乎，答曰，其初求也，實得百二十國寶書，但有極美可以訓(xùn)世，有極惡可以戎俗者取之，若不可為法者，則棄而不錄，是故止得六十國也，蘇軾春秋列國圖說曰，春秋之國，見于經(jīng)傳者，總一百二十四國，魯，晉，楚，齊，秦，吳，越，宋，衛(wèi)，鄭，陳，蔡，邾，曹，許，莒，杞，滕，薛，小邾，息，隨虞，北燕，紀，巴，鄧，成阝，徐，鄶，芮，胡，南燕，州，梁，荀，賈，凡，祭，宿，禹阝，原，夔，舒，鳩，滑，郯，黃，羅，邢，魏，霍，郜，叟阝，瞞，向，Τ，陽，韓，舒，庸，焦，楊，夷，申，密，耿，麇，萊，弦，頓，沈，?，譚，舒，云阝，白狄，賴，肥，鼓，戎，唐，潞，江，鄖，權(quán)，道，柏，貳，軫，絞，蓼，六，遂，崇，戴，冀，蠻，溫，厲，項，項氏，介，巢，盧，根，牟，無終，郝，姒，蓐，狄，房，鮮，盧，陸渾，桐，若阝，于，余邱，須句，顓臾，任，葛，蕭，牟，專阝，極，章阝，蠻夷戎狄，不在其間，蘇氏云，百二十四國，正合百二十國寶書之數(shù)，公羊疏但據(jù)經(jīng)言，止得其半，蘇氏兼據(jù)左氏傳，乃得其全，于余邱章阝之類，公羊以為邑，左氏以為國故知蘇擾左氏，惟蘇氏計數(shù)，亦有疏失，云百二十四國，今數(shù)之止百二十一國，二虢及齊所遷之陽，楚所滅之庸，皆失數(shù)，傳言毛聃雍邗應(yīng)蔣茅胙，亦不列入，沈姒蓐黃在北，沈胡江黃在南，當有二沈二黃，止列其一，云蠻夷戎狄不在其間，又有叟阝瞞白狄肥鼓戎蠻潞狄無終鮮虞陸渾諸國，此皆夷蠻戎狄，未必有寶書，當去諸國，而以所漏列者補之，數(shù)雖稍贏，計其整數(shù)，亦與百二十國合也。
　　論漢志春秋古經(jīng)即左氏經(jīng)左氏經(jīng)長于二傳亦有當分別觀之者
　　漢志春秋古經(jīng)十二篇，班氏無注，錢大昕曰，謂左氏經(jīng)也，漢儒傳春秋者以左氏為古文，公羊?梁為今文，稱古經(jīng)則共知其為左氏矣，左氏經(jīng)傳本各單行，故別有左氏傳，漢志經(jīng)十一卷班氏注云，公羊?梁二家，沈欽韓曰，二家合閔公于莊公，故十一卷，彼師當緣閔公事短，不足成卷，并合之耳，何休乃云系閔公篇于莊公下者，子未三年，無改于父之道，錫瑞案何氏說是也，沈?qū)Ｖ髯笫?，故不以何為然，漢志左氏傳三十卷，班氏注云，左邱明魯太史，案說文敘曰，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論衡曰，左傳三十篇，出恭王壁中，二說不同，班氏無明文，似不信此二說，漢志公羊傳十一卷注云，公羊齊人，漢志?梁傳十一卷注云，?梁子魯人，不別出公?二家之經(jīng)，馬端臨云，公羊?梁傳，直以其所作傳文，攙入正經(jīng)，不曾別出，而左氏則經(jīng)自經(jīng)而傳自傳，又杜元凱經(jīng)傳集解序文，以為分經(jīng)之年，與傳之年相附，則是左氏作傳之時，經(jīng)文本自為一書，至元凱始以左氏傳附之經(jīng)文各年之后，是左氏傳中之經(jīng)文，可以言古經(jīng)矣，案漢熹平石經(jīng)，公羊隱公一段，直載傳文而無經(jīng)文是公羊經(jīng)傳亦自別行，不如馬氏之言，孔疏云，邱明作傳與經(jīng)別行，公羊?梁莫不皆然，是公羊?梁左氏之經(jīng)傳，皆自別行，左氏經(jīng)傳，至杜預(yù)始合之，公?經(jīng)傳，不知何人始合之也，漢志所列古經(jīng)，即是左氏之經(jīng)，馬氏不知，乃云春秋古經(jīng)，雖漢?文志有之，然夫子所修之春秋，其本文世所不見，而漢以來，所編古經(jīng)，則俱自三傳中取出經(jīng)文，名之曰正經(jīng)耳，又云，春秋有三傳，亦本與經(jīng)文為二，而治三傳者合之，先儒務(wù)欲存古，于是取其已合者復(fù)析之，命之曰古經(jīng)，案三傳與經(jīng)皆別行，而后人合之，馬氏乃以為漢人于三傳中，取出經(jīng)文，不知何據(jù)，馬氏所云先儒，似指朱子所刻春秋經(jīng)，李燾所定春秋古經(jīng)而言，然不得謂之漢以來，其立說不分明，皆由不知漢志之古經(jīng)即是左氏經(jīng)也，四庫提要曰，徐彥公羊傳疏曰，左氏先著竹帛，故漢儒謂之古學(xué)，則所謂古經(jīng)十二篇，即左傳之經(jīng)，故謂之古，刻漢書者，誤連二條為一耳，今以左傳經(jīng)文與二傳校勘，皆左氏義長，知手錄之本，確于口授之經(jīng)也，謹案左氏經(jīng)長于二傳，詳見侯康春秋古經(jīng)說，然則春秋經(jīng)文，三傳不同，如蔑昧眉阝微之類，專據(jù)左氏可也，而君氏尹氏之類，仍當分別觀之。
　　論左氏不在七十子之列不得口受傳指左傳疏引嚴氏春秋不可信引劉向別錄亦不可信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曰，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于魯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浹，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為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邱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漢書劉歆傳曰，初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xué)者傳訓(xùn)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傳文以解經(jīng)，轉(zhuǎn)相發(fā)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錫瑞案史公生于劉歆未出之前，其說最為近古，班氏生于左氏盛行之后，其說信而有徵，史公以邱明為魯君子，別出于七十子之外，則左氏不在弟子之例，不傳春秋可知，云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而左氏特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則左氏未得口授可知，班氏云，漢初學(xué)左氏者，惟傳訓(xùn)故，則其初不傳微言大義可知，云歆治左氏，引傳文以解經(jīng)，由是備章句義理，則劉歆以前，未嘗引傳解經(jīng)，亦無章句義理可知，據(jù)馬班兩家之說，則漢博士謂左邱明不傳春秋，范升謂左氏不祖孔子而出于邱明，師徒相傳，又無其人，必是實事而非誣妄，左傳疏據(jù)沈氏云，嚴氏春秋引觀周篇云，孔子將修春秋，與左邱明乘如周，觀書于周史，歸而修春秋之經(jīng)，邱明為之傳，共為表里，案沈氏謂陳沈文阿，嚴氏春秋久成絕學(xué)，未必陳時尚存，漢博士治春秋者，惟嚴顏兩家，嚴氏若有明文，博士無緣不知，如左氏傳與春秋經(jīng)相表里，何以有邱明不傳春秋之言，劉歆博極群書，又何不引嚴氏春秋以?博士，則沈引嚴氏春秋必偽，其不可信者一也，左傳疏引劉向別錄云，左邱明授曾申，申授吳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人鐸椒，鐸椒作鈔撮八卷授虞卿，虞卿作鈔撮九卷授荀卿，荀卿授張蒼，陸德明經(jīng)典釋文略同，蓋皆本于別錄，案左氏傳授，史漢皆無明文，漢書儒林傳云，漢興北平侯張蒼，及梁太傅賈誼，京兆尹張敞，太中大夫劉公子，皆修春秋左氏傳，而張蒼賈誼張敞傳，皆不云傳左氏春秋，故范升以為師徒相傳無其人，若如別錄傳授源流，若此彰灼，范升何得以此抵左氏，陳元又何不引以轉(zhuǎn)抵范升，蓋如釋妄，謂此乃近世之儒，欲尊崇左氏，妄為此記，向若傳授分明如此，漢書張蒼賈誼及儒林傳何故不書，則其偽可知也，是唐人已知之而明辨之矣。
　　論趙匡鄭樵辨左氏非邱明左氏傳文實有后人附益
　　劉歆以為左邱明好惡與圣人同，親見夫子，始以作傳之左氏，為論語之邱明，漢博士惟爭左邱明不傳春秋，而作傳之邱明，與論語之邱明，是一是二，未嘗深辨，其后桓譚班固以至啖助，皆同劉歆說，無異議，趙匡始辨之曰，啖氏依舊說，以左氏為邱明，受經(jīng)于仲尼，今觀左氏解經(jīng)，淺于公?，誣謬實繁，若邱明才實過人，豈宜若此，推類而言，皆孔門后之門人，但公?守經(jīng)，左氏通史，故其體異耳，邱明者，蓋夫子以前賢人，如史佚遲任之流，見稱于當時耳，王安石左氏解，疑左氏為六國時人者十一事，其書不傳，葉夢得疑傳及韓魏知伯趙襄子之事，鄭樵六經(jīng)奧論辨之尤力，曰，左氏終紀韓魏知伯之事，又舉趙襄子之謚，若以為邱明，自獲麟至襄子卒，已八十年矣，使邱明與孔子同時，不應(yīng)孔子既沒七十有八年之后，邱明猶能著書，此左氏為六國人明驗一也，左氏戰(zhàn)于麻隧，秦師敗績，獲不更女父，又云，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及晉師戰(zhàn)于櫟，秦至孝公時立賞級之爵乃有不更庶長之號，明驗二也，左氏云，虞不臘矣，秦至惠王十二年初臘，明驗三也，左氏師承鄒衍之說而稱帝王子孫，案齊威王，時鄒衍推五德終之運，明驗四也，左氏言分星皆準堪輿，案韓魏分晉之后，而堪輿十二次，始于趙分曰大梁之語，明驗五也，左氏云，左師殿將以公乘馬而歸，案三代時有車戰(zhàn)，無騎兵，惟蘇秦合從六國，始有車千乘騎萬匹之語，明驗六也，左氏序呂相絕秦，聲子說齊，當作楚，此誤，其為雄辨狙詐，真游說之士，捭闔之辭，明驗七也，左氏之書，序晉楚事最詳，如楚師??猶拾瀋等語，則左氏為楚人，明驗八也，據(jù)此八節(jié)，可以知左氏非邱明，是為六國時人無可疑者，或問伊川曰，左氏是邱明否，曰，傳無邱明字，不可考，真知言歟，朱子亦謂左傳有縱橫意思，不臘是秦時文字二條，蓋本鄭樵，錫瑞寧史記張守節(jié)正義云，秦惠文王始效中國為之，明古有臘祭，秦至是始用，非至是始創(chuàng)，則以不臘為秦時文字，固未可據(jù)，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即子家子謂公以一乘入于魯師之意，一乘仍是車乘，亦未可據(jù)為乘馬之證，傳及知伯或后人續(xù)增，不更庶長子類，或亦后人改竄，左氏一書，實有增竄之處，文十三年傳，其處者為劉氏，劉炫孔穎達已明言先儒插此媚世，僖十五年傳，上天降災(zāi)至唯君裁之四十一字，服杜及唐定本皆無，林黃中謂左傳君子曰，是劉歆之辭，王應(yīng)麟曰，八世之后，其田氏篡齊之后之言乎，公侯子孫必復(fù)其始，其三卿分晉之后之言乎，其處者為劉氏，其漢儒欲立左氏者所附益乎，皆非左氏之舊也，近儒姚鼐以公侯子孫必復(fù)其始，及季札聞歌，魏曰，以德輔此則明主也，傳中盛稱魏絳魏舒之類，為吳起附益以媚魏者，陳澧以左傳凡例，與所記之事有違反者，可見凡例未必盡是，而傳文亦有后人所附益，劉逢祿以左氏凡例書法皆出劉歆，雖未見其必然，而左氏有后人附益之辭，唐宋人已有此疑矣。
　　論賈逵奏左氏義長于公羊以已所附益之義為左氏義言多誣妄
　　然漢書賈逵傳，帝善逵說，使出左氏傳大義長于二傳者，逵于是具條奏之曰，臣謹レ出左氏三十事尤著明，斯皆君臣之正義，父子之紀綱，其余同公羊者，什有八九，或文簡小異，無害大體，至如祭仲紀季伍子胥叔術(shù)之屬，左氏義深于君父，公羊多任于權(quán)變，李賢注，左傳宋人執(zhí)鄭祭仲曰，不立突將死，祭仲許之，遂出昭公而立厲公，杜預(yù)注云，祭仲之如宋，非會非聘，見誘被拘，廢長立少，故書名罪之，公羊傳曰，祭仲者何，鄭之相也，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祭仲，以為知權(quán)也，其知權(quán)奈何，宋人執(zhí)之，謂之曰，為我出忽而立突，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從其言，則君可以生易死，國可以存易亡，古之有權(quán)者，祭仲之權(quán)是也，左傳紀季以?阝入于齊，紀侯大去其國，賈逵以為紀季不能兄弟同心以存國，乃背兄歸讎，書以譏之，公羊傳曰，紀委者何，紀侯之弟也，何以不名，何賢乎，服罪也，其服罪奈何，請后立廟以存姑姊妹，左傳楚平王將殺伍奢，召伍奢子伍尚伍員曰，來，吾免而父，尚謂員曰，聞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親戚為戮，不可以莫之報，父不可棄，名不可廢，子胥奔吳，遂以吳師入郢，卒復(fù)父讎，公羊傳曰，父受誅，子復(fù)讎，推刃之道也，公羊不許子胥復(fù)仇，是不深父也，左傳曰，冬邾黑肱以濫來奔，賤而書名，重地故也，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慎，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為不義，不可滅已，是以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公羊傳冬黑肱以濫來奔，文何以無邾婁，通濫也，曷為通濫，賢者子孫宜有地，賢者孰謂，謂叔術(shù)也，何賢乎叔術(shù)，讓國也，錫瑞案春秋大義在誅亂臣賊子，賈逵以義深君父為重，自是正論，而所舉數(shù)事，則無一合者，公羊釋經(jīng)者也，經(jīng)書祭仲紀季字而不名，故以為賢，書黑肱不加邾婁，故以為通濫，左氏紀事不釋經(jīng)者也，序祭仲事，與公羊略同，而未加斷語，杜預(yù)乃執(zhí)大夫書名之例，以祭仲書名為有罪，左氏明云祭封人仲足，又屢舉鄭祭足，是名足字仲甚明，豈有以伯仲叔季為名者乎，左氏曰，紀侯不能下齊以與紀季，則紀季入齊，是受兄命，亦與公羊略同，賈責(zé)以背兄歸讎，左氏有此說乎，左氏序予胥亦未加斷語，而斗辛有君討臣誰敢讎之之言，忠孝不能兩全，二人各行其是，若如賈逵之說，正可以左氏載斗辛語為不深父矣，公羊借子胥明復(fù)仇之義，謂父不受誅，子復(fù)仇可也，父受誅，子復(fù)仇，此推刃之道，是泛言人子應(yīng)復(fù)仇不應(yīng)復(fù)仇之通義，子胥之父，以忠獲罪，正不受誅應(yīng)復(fù)仇者，公羊未嘗不許子胥復(fù)仇，賈逵乃不引其上句舉事合者，而引其下句不與事合者，妄斷為不深父，不猶胥吏之舞文乎，叔術(shù)事左氏不載，可不必論，何休解詁序謂賈逵緣隙奮筆，以為公羊可奪，左氏可興，賈逵春秋左氏長義二十卷，見于隋書經(jīng)籍志者，今佚不存，其所レ三十事，亦不可考，而如所引祭仲紀季伍子胥事，皆不足為左氏深君父，公羊任權(quán)變之證，公羊于祭仲之外，未嘗言權(quán)，逵乃以緣隙奮筆之私心，逞舞文弄法之謬論，欲抑公羊而莫能抑，欲伸左氏而莫能伸，乃必以為左氏義長，而此三事左氏止紀實，而未嘗發(fā)義，不知其長者安在，逵以已所附益之義為左氏義，以難公羊，上欺其君，而下欺后世，東漢之治古學(xué)貴文章者，大率類此，惜李育何休，未能一一?之。
　　論左氏傳不解經(jīng)杜孔已明言之劉逢祿考證尤詳晰
　　晉王接謂左氏自是一家書，不主為經(jīng)發(fā)，此確論也，袒左氏者，或不謂然，試以春秋經(jīng)及左氏傳證之，莊公二十六年傳，秋虢人侵晉，冬虢人又侵晉，杜預(yù)集解云，此年經(jīng)傳，各自言其事者，或經(jīng)是直文，或策書雖存，而簡牘散落，不究其本末，故傳不復(fù)申解，但言傳事而已，孔疏曰，此年傳不解經(jīng)，經(jīng)傳各自言事，伐戎日食，體例已舉，或可經(jīng)是直文，不須傳說，曹殺大夫，宋齊伐徐，或須說其所以，此去邱明已遠，或是簡牘散落，不復(fù)能知故耳，上二十年亦傳不解經(jīng)，彼經(jīng)皆是直文，故就此一說，言下以明上，劉逢祿左氏春秋考證曰，左氏后于圣人，未能盡見列國寶書，又未聞口授微言大義，惟取所見載籍，如晉乘楚?杌等相錯編年為之，本不必比附夫子之經(jīng)，故往往比年闕事，劉歆強以為傳春秋，或緣經(jīng)飾說，或緣左氏本文前后事，或兼采他書以實其年，如此年之文，或即用左氏文，而增春夏秋冬之時，遂不暇比附經(jīng)文，更綴數(shù)語，要之皆出點竄，文采便陋，不足亂真也，然歆雖略解經(jīng)文，顛倒左氏，二書猶不相合，漢志所列春秋古經(jīng)十二篇，經(jīng)十一卷左氏傳三十卷是也，自賈逵以后，分經(jīng)附傳，又非劉歆之舊，而附益改竄之跡益明矣，錫瑞案劉氏以為劉歆改竄傳文，雖未見其必然，而左氏傳不解經(jīng)，則杜孔極袒左氏者，亦不能為之辨，杜序明言分經(jīng)之年與傳之年相附，孔疏云，邱明作傳，不敢與圣言相亂，經(jīng)傳異處，于省覽為煩，故杜分年相附，是分年附傳，實始于杜，非始賈逵，劉氏說猶未?，劉氏考證，又舉隱二年紀子帛莒子盟于密證曰，如此年左氏本文全闕，所書皆附益也，十年六月戊申證曰，十年左氏文闕，桓公元年證曰，是年左氏文闕，七年冬曲沃伯誘晉小子侯殺之證曰，即有此事，亦不必在此年，是年左氏文闕，九年冬曹太子來朝證曰，是年左氏文闕，巴子篇年月無考，十年冬齊衛(wèi)鄭來戰(zhàn)于郎我有辭也證曰，是年左氏文闕，虞叔篇年月無考，十一年證曰，楚屈瑕篇年月無考，十二年證曰，是年左氏文闕，楚伐絞篇當與屈瑕篇相接，年月亦無考，十三年證曰，是年亦闕，伐羅篇亦與上相接，不必蒙此年也，十四年證曰，是年文亦闕，十六年證曰，是年亦闕，十七年證曰，是年亦闕，十七年證曰，是年文蓋闕，莊元年證曰，此以下七年文闕，楚荊尸篇伐申篇年月亦無考，十三年十五年十七年證曰，文闕，二十七年證曰，比年左氏文闕，每于年終分析晉事，附益之跡甚明，蓋左氏舊文之體，如春秋前則云惠之二十四度，獲麟，以后則云悼之四年，本不必拘比附春秋年月，二十九年證曰，文闕，三十年證曰，是年亦闕，三十一年證曰，文闕，僖元年證曰，是年文闕，錫瑞案自幼讀左氏傳書不書之類，獨詳于隱公前數(shù)年，而其后甚略，疑其不應(yīng)如此草草，及觀劉氏考證左氏釋經(jīng)之文，闕于隱桓莊閔為尤甚，多取晉楚之事敷衍，似晉出晉乘楚?杌，尤可疑者，杜孔皆謂經(jīng)傳各自言事，是雖經(jīng)劉歆賈逵諸人，極力比附，終不能彌縫其跡，王接謂傳不主為經(jīng)發(fā)，確有所不見，以劉氏考證為左驗，學(xué)者可以悄然無疑，劉逢祿曰，左氏以良史之材，博聞多識，本未嘗求附于春秋之義，后人增設(shè)條例，推衍事跡，強以為傳春秋，冀以奪公羊博士之師法，名為尊之，實則誣之，左氏不任咎也，余欲以春秋還之春秋，左氏還之左氏，而刪其書法凡例，及論斷之謬于大義，孤章絕句之依附經(jīng)文者，冀以存左氏之本真。近人有?劉氏者，皆強說不足據(jù)。
　　論左氏傳止可云載記之傳劉安世已有經(jīng)自為經(jīng)傳自為傳不可合一之說
　　張杓曰，傳有二義，有訓(xùn)詁之傳，有載記之傳，訓(xùn)詁之傳，主于紀事，昔之傳春秋者五家，鄒氏無師，夾氏無書，今所傳惟左公?，公?依經(jīng)立傳，經(jīng)所不書，更不發(fā)義，故康成謂?梁善于經(jīng)，王接亦曰，公羊于文為儉，通經(jīng)為長，此而例之訓(xùn)詁之傳，猶或可也，若左氏之書，據(jù)太史公十二諸侯年表，則曰左氏春秋而言傳，據(jù)嚴彭祖引觀周篇之文，則言為傳與春秋相表里，而不言是釋經(jīng)，據(jù)盧氏植王氏接，則謂囊括古今，成一家之言，不主為經(jīng)發(fā)，據(jù)高氏?賀氏循，則并目之為史，是漢晉諸儒言左氏者，莫不以為紀事之書，所謂載記之傳是也，故漢左氏傳與春秋分行，至杜元凱作集傳，始割傳附經(jīng)，妄生義例，謂傳或先經(jīng)以紀事，或后經(jīng)以終義，或依經(jīng)以辨理，或錯經(jīng)以合異，一似左氏此書，專為解?經(jīng)義者，獨不思經(jīng)止哀十六年，而傳則終于二十七年，如依杜說，此十有一年之傳，為先后何經(jīng)，依錯何經(jīng)耶，甚矣其惑也，后儒不察，乃反依據(jù)杜本妄議左氏之書，唐權(quán)德與謂左氏有無經(jīng)之傳，失其根本，宋王?謂左氏貪惑異說，于圣人微旨疏略明，何異孫謂左氏疏于義理，理不勝文，凡此狂言，皆杜氏以傳附經(jīng)，謂左氏專為釋經(jīng)而作，有以啟之也，昔人謂三傳作而春秋微，余亦謂杜注行而左傳隱，錫瑞案史記云，左氏春秋，漢志云，左氏傳，近人據(jù)博士說，左邱明不傳春秋，以漢志稱傳為沿劉歆之誤，此獨分別有訓(xùn)詁之傳，有載記之傳，以左傳為載記之傳，其說亦通，南齊書陸澄傳曰，泰元取服虔而兼取賈逵經(jīng)，服傳無經(jīng)，雖在注中，而傳又有無經(jīng)者故也，今留服而去賈，則經(jīng)有所闕，據(jù)此則服子慎知經(jīng)傳有別，故但釋傳而不釋經(jīng)，賈景伯則經(jīng)傳并釋，杜從賈，不從服，故集解序不及服虔，其后服杜并行，卒主杜而廢服，蓋以杜解不經(jīng)，服解無經(jīng)之故，不知經(jīng)傳分行，實古法也，劉安世曰，公?皆解正春秋，春秋所無者，公?未嘗言之，若左傳則春秋所有者或不解，春秋所無者或自為傳，故先儒以謂左氏或先經(jīng)以起事，或后經(jīng)以終義，或依經(jīng)以辨理，或錯經(jīng)以合異，然其說亦有時牽合，要之讀左氏者，當經(jīng)自為經(jīng)，傳自為傳，不可合而為一也，然后通矣，據(jù)此，則左氏經(jīng)傳，當各自為書，宋人已見及之，可為劉逢祿先路之導(dǎo)。
　　論杜預(yù)解左氏始別異先儒盡棄二傳不得以杜預(yù)之說為孔子春秋之義
　　杜預(yù)春秋序曰，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今其遺文可見者十數(shù)家大體轉(zhuǎn)相祖述，進不成為錯綜經(jīng)文以盡其變，退不守邱明之傳，于邱明之傳有所不通，皆沒而不說，而更膚引公羊?梁，?足自亂，預(yù)今所以為異，專修邱明之傳以釋經(jīng)，經(jīng)之條貫，必出于傳，傳之義例，總歸諸凡，推變例以正褒貶，簡二傳以去異端，蓋邱明之志也，然劉子駿創(chuàng)通大義，賈景伯父子許惠卿，皆先儒之美者也，末有穎子嚴者，雖淺近，亦復(fù)名家，故特舉劉賈許穎之違，以見同異，分經(jīng)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比其義類，各隨而解之，名曰經(jīng)傳集解，疏曰，邱明作傳，不敢與圣言相亂，故與經(jīng)別行，何止邱明，公關(guān)?梁，及毛公韓嬰之為作傳，莫不皆爾，經(jīng)傳異外，于省覽為煩，故杜分年相附，別其經(jīng)傳，聚集而解之，杜言集解，謂聚集經(jīng)傳為之作解，錫瑞案據(jù)杜孔之說，杜之集解，異于先儒者有數(shù)事，古者經(jīng)自經(jīng)，傳自傳，漢熹平石經(jīng)，公羊有傳無經(jīng)是其證，杜乃分經(jīng)附傳，取便學(xué)者覽，此異于先儒者一也，左氏本不解經(jīng)，先儒多引公?二傳以釋經(jīng)義，漢儒家法，尚無臆說，杜乃盡棄二傳，專以己意解傳，并以己意解經(jīng)，如以周公為舊例，孔子為新例是，此異于先儒者二也，鄭注周禮，先引杜鄭，韋注國語，明徵賈唐，言必稱先，不敢掠美，杜乃空舉劉賈許潁，而集解中不著其名，此異于先儒者三也，杜解不舉所出，劉與許潁之說盡亡，賈服二家，尚存崖略，杜舉四家而不及服，孔疏遂云服虔之徒，劣于此輩，其說非是，南北分立時代，江南左傳則杜元凱，河洛則服子慎當時有寧道孔孟誤，諱言鄭服非之語，則服注盛行可知，據(jù)世說新語云，鄭君作左氏傳注未成，以與子慎，則鄭服之學(xué)，本是一家，北方諸儒徐明傳服注，傳其業(yè)者，有張買奴馬敬德邢峙諸人，衛(wèi)冀隆申報難杜，劉炫作春秋述義，攻昧規(guī)過，以規(guī)杜氏，惟姚文安排斥服注，南方則崔靈恩申服難杜，虞僧誕又申杜難服以?靈恩，秦道靜亦申杜以?衛(wèi)冀隆，杜預(yù)玄孫坦與弟驥為青州刺史，故齊地多習(xí)杜義，蓋服杜之爭二百余年，至唐始專宗杜，杜作集解別異先儒，自成一家之學(xué)，唐作正義掃棄異說，如?劉炫以申杜是，又專用杜氏一家之學(xué)，自是之后，治春秋者既非孔子之學(xué)，亦非左氏之學(xué)，又非賈服諸儒之學(xué)，止是杜預(yù)一家，正如元明以來，治春秋者止是胡安國一家，當時所謂經(jīng)義實安國之傳義，蓋舍經(jīng)求傳，而春秋之義晦，舍傳求注，而春秋之義更晦矣。
　　論孔子作春秋以辟邪說不當信劉歆杜預(yù)反以邪說誣春秋
　　春秋大義，炳如日星，而討亂臣賊子之明文，仍茫昧不明者，邪說蔽之也，據(jù)孟子所言邪說暴行又作，孔子懼，作春秋，是孔子時已有邪說，邪說與暴行相表里，暴行即謂弒君弒父，邪說謂為弒君父者多方掩飾，解免其罪，大率以為君父無道，應(yīng)遭弒逆之禍，而弒逆者罪可未滅，凡人欲弒君父，不能無所顧忌，有人倡為邪說，以為有辭可執(zhí)，乃橫行而全無所畏，更有人張大邪說，設(shè)為淫辭助攻，益肆行而相率郊尤，后世史書，于被弒之君，皆甚言其惡，如秦苻生史稱好殺，劉裕滅后秦，得一老人親見苻秦之事，云苻生并不好殺，苻堅纂國，史書誣之，劉知幾史通云，秦人不死，驗苻生之厚誣是也，金完顏亮史稱淫惡，幾非人類，由世宗得國后，令人以海陵惡事進呈者有賞，史稱宋齊之主，亦極丑穢不堪，船山史論力辨其不足信，可見亂世無信史，而多助亂之邪說也，此等邪說，春秋時已有之，左氏一書，是其明據(jù)，傳載韓厥稱趙盾之忠，士鞅稱欒書之德，弒君之賊，極口贊美，史墨云，君臣無常位，逐君之賊極力解免，而反罪其君，可見當時邪說誣民，故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中，致有弒君三十六之事，孔子于此[B242]然傷之，以為欲治亂賊，必先關(guān)邪說，欲關(guān)邪說，不得不作春秋，此孟子所以極推作春秋之功也，左氏原本國史，據(jù)事直書，當時邪說不得不載，正賴左氏載之，孟子方春秋時有邪說，益信孔子作春秋辟邪說之功益彰，此左氏所以有功于春秋也，至于左氏凡例，未審出自何人，杜預(yù)以為周以，陸淳柳宗元已?之，或以為孔子，更無所據(jù)，據(jù)孔疏云，先儒以為并出邱明，劉逢祿以為劉歆竄入，例與傳文不合，實有可疑，凡弒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一條，尤與春秋大義反對，杜預(yù)釋例曲暢其說，以為君無道則應(yīng)弒，而弒君者無罪，不知君實有道，何至被弒，君而被弒，無道可知，惟無道亦有分別，使如桀紂殘賊，民欲與之借亡，湯武伐罪吊民，自不當罪其弒，若但童昏兒戲，非有桀紂之暴，如晉靈公鄭靈公之類，權(quán)臣素有無君之心，因小隙而弒之，與湯武之伐罪吊民，全然不同，豈得藉口于君無道而弒者無罪乎，杜預(yù)于鄭祝聃射王中肩一事，曲為鄭伯回護，謂鄭志在茍免王討之非，焦循作左傳補疏序曰，預(yù)為司馬懿女婿，目見成濟之事，射王中肩，即成濟抽戈犯蹕也，將有以為昭飾，且有以為懿師飾，即用以為己飾，此左氏春秋集解所以作也，錫瑞案預(yù)父恕與司馬懿不合，幽死，預(yù)忘父仇而娶懿女，助司馬氏篡魏，正與劉歆父向言劉氏王氏不并立，而歆助王莽篡漢相似，二人不忠不孝，正春秋所討之亂賊，而左氏創(chuàng)通于劉歆，昌明于杜預(yù)，則左氏一書，必有為二人所亂者，故林黃中以君子曰為劉歆之言，劉逢祿以為歆竄入凡例，焦循以為預(yù)作集解，將為司馬氏飾，孔子作春秋以辟邪說，后人乃反以邪說誣春秋，蓋不特孔子之經(jīng)，為所誣罔，即左氏之傳，亦為所汨亂，致使學(xué)者以左氏為詬病，若歆與預(yù)乃左氏之罪人，豈得為左氏之功臣哉，讀左工者于此等當分別觀之，一以孔子之春秋大義斷之可也。
　　論左氏采各國之史以成書讀者宜加別白斷以春秋之義
　　左氏采各國之史以成書，作者意在兼收，讀者宜加別白，或古今異事各有隱衷，或借儆其君，自有深意，或阿附權(quán)臣，實為邪說，未可一概論也，所謂古今異事，各自隱衷者，古者諸侯世爵，大夫世卿，卿命于天子，與諸侯同守社稷，故臣皆以社稷為重，如崔子弒齊君，晏子曰，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己死而為己亡，非其私昵，誰敢任之，與孟子社稷為重君為輕之義，若合符節(jié)，孟子言諸侯社稷，則君屬諸侯，說春秋義國君死社稷，國君亦屬諸侯，或疑孟子之言為過，又疑晏子不死為無勇，皆未晚古義也，又如晉范文子魯叔孫昭子，皆使祝宗祈死而卒，杜預(yù)以為因禱自裁，夫二子不惜一死自明，文子何不以死衛(wèi)君，昭子何以死討季氏而復(fù)君，而二子不為者，彼自祖宗以來，世有祿位，外雖憂國，內(nèi)亦顧家，故寧亡其身，而不肯亡其家，文子之祈死也，恐與三?同夷族也，昭子之祈死也，以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觀于宋公孫壽辭司城，使其子意諸為之，謂去官則族無所庇，雖亡子，猶不亡族，可知春秋世卿，以族為重，非如后世大臣起自田間，其位既非受之祖宗，其死亦無關(guān)于家族，忠義奮發(fā)，可無內(nèi)顧，此則古今異事，而古人之隱衷，不盡白于后世者也，所謂借儆其君，自有深意者，如衛(wèi)侯出奔齊，師曠侍于晉侯，晉侯曰，衛(wèi)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又曰，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縱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危言激論，令人悚然，借儆其君不嫌過當，孟子有土芥寇讎之言，有殘賊一夫之戒，皆封齊王言之，或疑孟子之言未純，蓋不知為?諷，師曠之意，猶孟子之意也，所謂阿附權(quán)臣，實為邪說者，如魯昭公薨于乾侯，趙簡子問于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之，君死于外，而莫之或罪也，封曰，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雖死于外，其誰矜之，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故詩曰，高岸為谷，深谷為陵，三后之姓，于今為庶，主所知也，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壯天之道也，夫簡子晉之權(quán)臣，正猶魯之季氏，為史墨者當斥季氏之無君，戒簡子之效尤，乃盛稱季氏而反咎魯君，且以君臣無常位為言，則真助亂之邪說矣，君尊臣卑，比于上天下澤，何得以雷乘乾與陵谷之變，為君臣無常位之比哉，師曠與史墨兩說相似而實不同，一封君言，則不失為納約自牖，一封臣言，則?足以推波助瀾，國史并記之，左氏兼存之，讀者當分別觀之，而是非自見，不當不分黑白，而概執(zhí)為春秋之義也。
　　論左氏所謂禮多當時通行之禮非古禮杜預(yù)短喪之說實則左氏有以啟之
　　朱大韶左氏短喪說曰，晉書杜預(yù)傳議曰，周景王有后世之子喪，既葬，除喪而宴，叔向不譏其除喪，而譏其宴樂，則是既葬應(yīng)除，而違諒ウ之節(jié)，按杜預(yù)短喪之說，固為名教罪人，實則左氏有以啟之，諸傳所載文元年晉襄公既祥，朝王于溫，襄十五年十二月，晉悼公卒，十六年春，平公即位，改服修官，?于曲沃，會于溴梁，晉侯與諸侯宴，使諸大夫舞，歌詩必類，傳載其事，而無貶刺之文，昭十二年晉侯享諸侯，子產(chǎn)相鄭伯，請免喪而后聽命，晉人許之，禮也，六月葬鄭簡公，未葬而請免喪，則既葬即除喪矣，以此為禮，此杜預(yù)所藉口以誣世者也，襄九年五月穆姜薨，冬十二月同盟于咸，晉侯以公宴，問公年，曰，可以冠矣，季武子對曰，君冠，必以?享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jié)之，以先君之祧處之，今寡君在行，請及兄弟之國而假備焉，公還及衛(wèi)，冠于成公之廟，假鐘磬焉，禮也，按雜記曰，以喪冠者，雖三年之喪可也，既冠于次，哭踴者三，乃出，此謂孤子當冠之年，因喪而冠，故曾子問曰，除喪不改冠乎，明不備禮，穆姜襄公?祖母，承重三年，公年十二，未及冠，又因喪冠而用吉冠，此何禮也，文元年穆伯如齊，始聘焉，禮也，凡君即位，卿也并聘，踐修舊好，要結(jié)外援，好事鄰國，以衛(wèi)社稷，忠信卑讓之道也，襄元年邾子來朝，冬衛(wèi)侯使公孫剽來聘，左氏并曰禮也，凡君即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以繼好結(jié)信，謀事補闕，禮之大者也，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昭十一年五月齊歸薨，大?于比蒲，非禮也，孟僖子會邾莊公，盟于?祥，禮也，按聘禮，于聘君曰，宰入告具于君，朝服出門左南鄉(xiāng)，于所聘之君曰，公皮弁迎賓于大門內(nèi)，始即位必相聘，則兩國之孤，并須釋服即吉禮，經(jīng)又曰，聘遭喪，入境則遂，不郊勞，不筵幾，不禮賓，遭大夫世子之喪，君不受使，大夫受于廟，其他如遭君喪，此已入竟而遭所聘君之喪，非因即位而聘，又曰，聘，句君若薨于后，入竟則遂，赴者未至，則哭于巷，衰于館，赴者至則衰而出，云入竟則遂，若未入竟，則反奔喪矣，豈有君喪未期，而使大夫朝服出聘乎，喪三年不祭，不以純兇接純吉也，?嘗之禮尚不行而要結(jié)外援，舍其本而末是圖，此何禮也，昭十年晉平公既葬，諸侯之大夫送葬者，欲因見新君，叔向辭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吊也，大夫?qū)⑷糁?，皆無辭以封，引彼證此，自相乖刺，而鄭箴膏肓曰，周禮邦交世相朝，左氏合古禮，按父子相繼曰世，非謂三年之中必相朝，依禮，三年喪畢，當先朝天子，不得誣，周官喪服斬衰章一曰，君天王崩末葬，而諸侯自相朝，此何禮也，君母之喪服斬，盟禮非皮弁即朝服，以大?為非禮，而以盟為禮，此何禮也，文二年襄仲如齊納幣，禮也，凡君即位，好甥舅修婚姻，取元妃以奉粢盛孝也，孝，禮之始也，按公羊曰，三年之內(nèi)不圖昏，董子曰，納幣之月在喪分，故謂之喪取，而箴膏肓曰，僖公母成風(fēng)主昏，得權(quán)宜之禮，按禮為長子三年，無論成風(fēng)，不當主昏，即主昏亦須礻覃后，凡事可以權(quán)，三年之重，無所謂權(quán)，鄭此說所謂又從而為之辭，左氏習(xí)于衰世之故，以非禮為禮，不知春秋所書，皆直書其事，不待貶絕，而其惡自見者也，錫瑞案鄭君云，左氏善于禮，實則左氏之所謂禮多春秋衰世之禮，不盡與古禮合，故左氏亦自有矛盾之處，以如大?為非禮，載叔向辭諸大夫欲見新君，非不知吉兇不可并行，而于他處又以為禮，此矛盾之甚者，朱子曰，左氏說禮皆是周末衰亂不經(jīng)之禮，無足取者，陳傅良謂禮也者，蓋魯史舊文，未必皆合于春秋，其說是也，鄭?異義謂諸侯歲聘間朝之屬，說無所出，或以為文襄之制，則鄭君亦知左氏之禮，不可盡據(jù)，而箴膏肓又強為飾說，至以喪娶為合權(quán)宜不亦謬乎，朱大韶?左氏，可謂辭嚴義正，三年之喪，在春秋時已不通行，故滕人有魯先君亦莫之行等語，左氏序事之書，據(jù)事直書，不加褒貶，自是史家通例，其所云禮，為當時通行之禮，亦不必為左氏深咎，惟文元年穆伯如齊始聘，文二年襄仲如齊納幣，襄元年邾子來朝之類，乃左氏自發(fā)之凡，杜預(yù)且以凡例皆出周公，是周公已制短喪之禮，且制喪娶之禮矣，此則萬無可解，即袒左氏者，如沈欽韓等，亦無以申其說，必如劉逢祿以凡例為劉歆增竄，乃可以為左氏解也。文公喪娶，在三年外，惟納采問名，猶在三年之中，故左氏不以為非，公羊受經(jīng)子夏，子夏作喪服傳，講喪禮最嚴，故公羊云，三年之內(nèi)不圖昏，此公羊有師授，左氏無師授之一證，杜孔乃曲為左氏解，以為文公納采，在為太子之時，此所謂又從為之辭，亦非左氏意也。
　　論春秋是經(jīng)左氏是史必欲強合為一反致信傳疑經(jīng)
　　左氏敘事之工，文采之富，即以史論，亦當在司馬遷班固之上，不必依傍圣經(jīng)，可以獨有千古，史記漢書，后世不廢，豈得廢左氏乎，且其書比史漢近古，三代故實，名臣言行，多賴以存，如納鼎有諫，觀社有諫，申?名子之對，御孫別男女之贄，管仲辭上卿之饗，魏絳之述夏訓(xùn)虞箴，郯子之言紀官，子革之誦祈招，且有齊虞人之守官，魯宗人之守禮，劉子所云天地之中，子產(chǎn)所云天地之經(jīng)，胥臣敬德之聚，晏子禮之善物，王應(yīng)麟漢制考序，嘗歷舉之，顧棟高陳澧皆引之，以為左氏之善矣，然左氏記載誠善，而于春秋之微言大義，實少發(fā)明，則陸淳春秋纂例，嘗言之矣，或間無經(jīng)之傳，有仁義誠節(jié)，知謀功業(yè)，政理禮樂，讜言善訓(xùn)多矣，頓皆除之，不亦惜乎，?曰，此經(jīng)，春秋也，此傳，春秋傳也，非傳春秋之旨，理自不得錄耳，非謂其不善也，且歷代史籍善言多矣，豈可盡入春秋乎，其當示于后代者，自可載于史書爾，今左氏之傳見存，必欲耽玩文彩，記事跡者，覽之可也，若欲通春秋者，即請觀此傳焉，錫瑞案陸氏自言其所作集傳，不取左氏無經(jīng)之傳之義，治春秋者皆當知此義，分別春秋是經(jīng)，左氏是傳，離之雙美，合之兩傷，經(jīng)本不待傳而明，故漢代春秋立學(xué)者，止有公羊，并無左氏，而春秋經(jīng)未嘗不明，其后左氏盛行，又專用杜預(yù)集解，學(xué)者遂執(zhí)左氏之說，為春秋之義，且據(jù)杜氏之說，為左氏之義，而春秋可廢矣，分別春秋左氏最明者，惟唐大中時工部尚書陳商，立春秋左傳學(xué)議，以孔子修經(jīng)，褒貶善惡，類例分明，法家流也，左邱明為魯史載述時政，惜忠賢之泯滅，恐善惡之失墜，以日系月，修其職官，本非扶助圣言，緣飾經(jīng)旨，蓋太史氏之流也，舉其春秋，則明白而有識，合之左氏，則叢雜而無徵，杜元凱曾不思夫子所以為經(jīng)，當與詩書周易等列，邱明所以為史，當與司馬遷班固等列，取二義乖刺不侔之語，參而貫之，故微旨有所不周，宛章有所未一，此議載令狐澄大中遺事，孫光憲北夢瑣言，陳商在唐代不以經(jīng)學(xué)名，乃能分別夫子修經(jīng)與詩書周易等列，邱明使史與史記漢書等列，以杜預(yù)參貫經(jīng)傳為非，是可謂卓識，其謂左傳非扶助圣言，即漢博士云，邱明不傳春秋之說也，非緣飾經(jīng)旨，即晉王接云，左氏自是一家言，不主為經(jīng)發(fā)之說也，經(jīng)史體例，判然不同，經(jīng)所以垂世立教，有一字褒貶之文，史止是據(jù)事直書，無特立褒貶之義，杜預(yù)孔穎達不知此意，必欲混合為一，又無解于經(jīng)傳參差之故，故不能據(jù)經(jīng)以正傳，反信傳而疑經(jīng)矣。
　　論公羊左氏相攻最甚何鄭二家分左右袒皆未盡得二傳之旨
　　公羊疏云，左氏先著竹帛，故漢時謂之古學(xué)，公羊漢世乃興，故謂之今學(xué)，是以許慎作五經(jīng)異義云，古者春秋左氏說，今者春秋公羊說是也，又引戴宏序云，子夏傳與公羊高，高傳與其子平，平傳與其子地，地傳與其子敢，敢傳與其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共弟子齊人胡毋子都著于竹帛，錫瑞案戴宏漢人，其言當可信據(jù)，左氏書先出，而不傳口授之義，公羊書后出，而實得口授之傳，此漢所以立公羊，而不立左氏也，漢今古文家相攻擊，始于左氏公羊，而今古文家相攻若仇，惟左氏公羊為甚，四家易之于費氏易，三家尚書之于古文尚書，三家詩之于毛詩，雖不并行，未聞其相攻擊，漢博士惟以尚書為備，亦未嘗攻古文，惟劉歆請立左氏，則博士以左邱明不傳春秋抵之，韓歆請立左氏，則范升以左氏不祖孔子抵之，鄭眾作長義十九條十七事，論公羊之短，左氏之長，賈逵作長義四十條云，公羊理短，左氏理長，李育讀左氏傳，雖樂文采，然謂不得圣人深意，作難左氏四十一事，何休與其師羊弼，追述李育意以難二傳，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梁廢疾，鄭康成針膏肓發(fā)墨守起廢疾，隗禧謂左氏為相斫書，不足學(xué)，鐘繇謂左氏為大官，公羊為賣餅家，各經(jīng)皆有今古文之分，未有相攻若此之甚者，蓋他經(jīng)雖義說不同，尚未大相反對，惟左氏與公羊，不止義例不合，即事實亦多不符，左氏以文宣為父子，昭定為兄弟，公羊以文宣為兄弟，昭定為父子，魯十二公倫序，已大不同，左氏經(jīng)作君氏卒，以為魯之聲子，公羊經(jīng)作尹氏卒，以為周之世卿，所傳之經(jīng)，一字不同，而一以為婦人，一以為男子，乖異至此，豈可并立，平心而論，以左氏為相斫書則詆之大過，亦由治左氏者，專取莫敖采樵欒枝泄柴之類，有此致之，以左氏為大官，公羊為賣餅家，專以繁簡詳略言之，不關(guān)大義，鄭眾賈逵長義不傳，賈所舉左氏深于君父不可據(jù)，已見前，李育羊弼書亦不傳，何休墨守，僅存一二，廢疾得失互見，膏肓以左氏所載之文，為左氏之罪，未知國史據(jù)事直書之例，且?論多瑣細，惟兵諫娶數(shù)條，于大義有關(guān)，鄭發(fā)墨守，亦僅存一二，起廢疾，亦得失互見，針膏肓，多強說，以文公喪娶為權(quán)制，豈有喪娶可以從權(quán)者乎，后漢書于鄭康成針膏肓下云，自是左氏大興，蓋鄭君雖先習(xí)公羊，而意重古學(xué)，常軒左氏而輊公羊，重其學(xué)者意有偏重，遂至左氏孤行，自漢以后，治公羊者，如晉之王接王愆期，已不多見，北史儒林傳云，何休公羊傳，大行于河北，而其傳載習(xí)公羊者，止有梁祚一人，且傳又云，公羊?梁多不措意，則以為河北行公羊，似非實錄，唐志公羊疏無撰人名氏，崇文總目或云徐彥，郡齊讀書志，引李獻民說同，董?廣川藏書志，亦稱世傳，徐彥，不知時代，意其在貞元長慶之后，王應(yīng)麟小學(xué)紺珠，謂公羊疏徐彥撰，宋志直云，徐彥公羊疏三十卷，嚴可均曰，不知何據(jù)，即徐彥亦不知何代人，東晉有徐彥與徐眾同時，見通典九十五，又九十九有武昌太守徐彥，與征西桓溫箋，而疏中引及劉宋庾蔚之，則非東晉人，今世皆云唐徐彥，尤無所據(jù)，蓋涉徐彥伯而訛耳，疏先設(shè)問答，，與蔡邕月令章句相似，唐疏無比體例，所引書百二十許種，最晚者，郭璞庾蔚之，余皆先秦漢魏，開卷疏司空掾云，若今三府掾是也，齊梁陳隋唐，無此官制，惟北齊有之，則此疏北齊人撰也，洪頤煊姚范之說略同，王鳴盛以為即北史徐遵明，考其年代，似亦相近，惟據(jù)北史所載，遵明傳鄭易尚書三禮服氏春秋，未聞傳何氏公羊，其弟子亦無治公羊?qū)W者，則謂彥即遵明，尚在疑似之間，若以葬桓王一條，同于楊士勛?梁疏，謂徐襲楊疏，當在楊后，又安知楊士勛非襲徐疏乎。
　　論春秋必有例劉逢祿許桂林釋例大有功于公羊?梁杜預(yù)釋例亦有功于左氏特不當以凡例為周公所作
　　禮記經(jīng)解引孔子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又曰，春秋之失亂，經(jīng)解引此為夫子自道，是猶孟子兩引孔子之語，皆圣人自發(fā)其作春秋之旨，最可憑信，古無例字，屬辭比事即比例，漢書刑法志師古曰，比，以例相比況也，后漢書陳寵傳注，比，例也，夫子以春秋口授弟子，必有比例之說，故自言屬辭比事為春秋教，春秋文簡義繁，若無比例以通貫之，必至人各異說，而大亂不能理，故曰，春秋之失亂，亂由于無比例，是后世說經(jīng)之弊，夫子已預(yù)防之矣，何休公羊解詁序曰，往者略依胡毋生條例，多得其正，是胡毋生以公羊傳著于竹帛，已為之作條例，董仲舒曰，春秋無達例，則董子時公羊春秋已有例可知，胡毋生條例，散見解詁，未有專書，何休文謚例，僅見于疏所引，公羊傳條例，見于七錄，今佚，劉逢祿作公羊何氏釋例以發(fā)明之，其釋時月日例，引子思贊春秋上律天時，以為春秋不待褒譏貶絕，以月日相示，而學(xué)之者湛思省悟，推闡甚精，?梁時月日例更密于公羊，許桂林作?梁釋例以發(fā)明之，其有功于?梁，與劉逢祿有功于公羊相等，范寧解?梁亦有例，四庫提要曰，自序有商略名例之句，疏稱寧別有略例百余條，此本不載，然注中時有傳例曰字，或士勛割裂其文，散入注疏中歟，陳澧曰，楊疏有稱范氏略例者，有稱范例者，有稱范氏別例者，皆即略例也，范氏注中已有例，又別為略例，故可稱別例，楊疏所引二十余條，王仁圃漢魏遺書鈔已鈔出，據(jù)此則公羊?梁二家說春秋者，皆有例矣，左氏之例，始于鄭興賈徽，其子鄭眾賈逵，各傳家學(xué)，亦有條例，潁容已有釋例在杜預(yù)之前，左氏傳本無日月例，孔疏曰，春秋諸事皆不以日月為例，例其以日月為義例者，唯卿卒日食二事而已，陳澧曰，此說可疑，豈有一書內(nèi)唯二條有例者乎，且日食不書日，為官失之，其說通，大夫卒，公不與小斂，不書日，則不可通，孔巽軒云，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公豈得與小斂乎，此無可置辨矣，蓋左傳無日月例，后人附益者以公?有之，故亦仿效而為此二條耳，錫瑞案二條為后人附益，固無可疑，即五十凡，亦未知出自何人，然鄭賈潁已言例在前，則非杜預(yù)所創(chuàng)，特不當以舊例為周公所定耳。
　　論日月時正變例
　　胡安國曰，春秋之文，有事同而辭同者，后人因謂之例，有事同而辭異，則其例變矣，是故正例非圣人莫能立，變例非圣人莫能裁，正例天地之常經(jīng)，變例古今之通誼，惟窮理精義，于例中見法，例外通類者，斯得之矣，案春秋正變例以日月時為最著明，正例日則變例時，正例時則變例日，而月在時日之間，公羊?梁說已詳晰，而后人猶疑之者，以解者繁雜，未有簡明之說以括之也，今據(jù)春秋之例，討賊侵伐常事與不以日月為例，春秋記事，大事記之詳，如君夫人葬，薨，大夫卒，天王崩，外諸侯卒，大異宗朝災(zāi)祭事盟戰(zhàn)，所關(guān)者大，重錄之則詳，故記其日，小事則從略，如來往如致朝聘會遇外盟外戰(zhàn)，一切小事，皆例時，大事日，小事時，一定之例也，亦記事之體，應(yīng)如是也，至于輕事而重之，則變時而日月焉，重事而輕之，則變?nèi)斩聲r焉，事以大小為準，例以時日為正，一望而知者也，而月在時日之中，為消息焉，凡月皆變例，大事例日，如盟例日，而桓盟皆不日而月，變也，柯之盟時者，變之至也，此日為正，月為變，時為尤變之例也，小事例時，如外諸侯葬例時，月為變，日為變之甚，此時為正，月為變，日為尤變之例也，又如朝時也，變之則月，尤變則日，用幣時也，謹之則日，因其事之小，知其日月之為變，外諸侯卒例日，變之則月，尤變則時，因其事之大，知其月時之為變，凡變則有二等，以差功過淺深，故月皆變例，從時而日，從日而時，皆變之尤甚者，有條不紊，網(wǎng)目明白，先儒因有記時分早暮二例，遂遍推之，則正例有三等，無以進退，而于二主之間，又添一主，則正變不明，端委朦混，治絲而棼，故使人疑之也，淺人以為經(jīng)承舊史，或時或月或日，皆無義例，則斷爛朝報，可為確論矣。
　　論三傳以后說春秋者亦多言例以為本無例者非是
　　洪興祖曰，春秋本無例，學(xué)者因行事之跡以為例，猶天本無度，治歷者因周天之數(shù)以為度，錫瑞案洪氏此說，比例正合，圣人作春秋，當時嘗自定例與否，誠未可知，而學(xué)者觀圣人之書，譬如觀天，仁者見仁，知者見知，各成義例，皆有可通，治歷者因周天之數(shù)以為度，不得以為非天之度，學(xué)者因行事之跡以為例，豈得以為非春秋之例乎，朱彝尊經(jīng)義考論崔子方本例云，以例說春秋，自漢儒始，曰牒例，鄭眾劉實也，曰謚例，何休也，曰釋例，潁容杜預(yù)也，曰條例，荀爽劉陶崔恩也，曰經(jīng)例，方范也，曰傳例，范寧也，曰詭例，吳略也，曰略例，劉獻之也，曰通例，韓?陸希聲胡安國畢良史也，曰統(tǒng)例，啖助丁副朱臨也，曰纂例，陸淳李應(yīng)龍戚崇增也，曰總例，韋表微成元孫明復(fù)周希孟葉夢得吳?也，曰凡例，李瑾曾元生也，曰說例，劉敞也，曰忘例，馮正符也，曰演例，劉熙也，曰義例，趙瞻陳知柔也，曰刊例，張思伯也，曰明例，王?王日休敬鉉也，曰新例，陳德寧也，曰門例，王?王炫也，曰地例，余嘉也，曰會例，胡箕也，曰斷例，范氏也，曰異同例，李氏也，曰顯微例，程迥也，曰類例，石公孺周敬孫也，曰序例，家鉉翁也，曰括例，林堯叟也，曰義例，吳迂也，而梁簡文帝齊晉安王子懋皆有例苑，孫立節(jié)有例論，張大亨有例宗，劉淵有例義，刁氏有例序，繩之以例而義益紛綸矣，彥直崔子方字，謂圣人之書，總年以為體，舉時以為名，著日月以為例，春秋固有例也，而日月之例蓋其本，乃列一十六門，而皆以日月時例之，亦一家之言云爾，案諸家書多不傳，未能考其得失，惟陸淳纂例，兼采三傳，崔子方本例，多本公?，能成一家之言，其后趙汸春秋屬辭為最著，孔廣森公羊通義本之，謂知春秋者惟趙汸一人，或謂趙汸崔子無三科九旨以統(tǒng)貫之，故其例此通而彼窒，左支而右絀，是二家之書，亦未盡善，蓋日月例公?已極詳密，崔子方等更求詳于公?之外，又不盡用公?之義，未免過于穿鑿，然例雖未盡善，猶愈于全不言例者，全無例則必失亂矣，后人矯言例者支離破碎之過，謂春秋本無例，出后儒傳會，鄭樵謂例非春秋之法，為此說者，非獨不明春秋之義，并不知著書作文之體例矣，凡修史皆有例，史記漢書自序，即其義例所在，后世修史，先定凡例，詳略增損，分別合并，或著錄，或不著錄，必有一定之法，修州郡志亦然，即自著一部書，或注古人之書，其引用書傳，編次子目，亦必有凡例，或自列于簡端，即為人撰碑志墓銘，其述祖考子小官爵事實，亦有例，故有墓銘舉例金石三例等書，惟日錄筆記，隨手紀紀載，乃無義例，再下則胥吏之檔案，市井之簿錄耳，圣人作經(jīng)以教萬世，乃謂其全先例義，則于檔案簿錄，比后儒之著書作文者，猶不逮焉，誠不知何說也。
　　論啖助說左氏具有特識說公?得失參半公?大義散配經(jīng)文以傳考之確有可徵
　　春秋雜采三傳，自啖助始，三傳得失議曰，古之解說，悉是口傳，自漢以來，乃為章句，如本草皆后漢時郡國，而題以神農(nóng)，山海經(jīng)廣說殷時，而云夏禹所記，自余書籍，比比甚多，是知三傳之義，本皆口傳，后之學(xué)者，乃著竹帛，而以祖師之目題之，予觀左氏傳，自周晉齊宋楚鄭等國之事最詳，晉則每一出師，具列將佐，宋則每因興廢備舉六卿，故知史策之文，每國各異，左氏得此數(shù)國之史，以授門人，義則口傳，未形竹帛，后代學(xué)者乃演而通之，總而合之，編次年月以為傳記，又廣采當時文籍，故兼與子產(chǎn)晏子及諸國卿佐家傳，并卜書夢書，及雜占書縱橫家小說諷諫等，雜在其中，故敘事雖多，釋意殊少，是非交錯，混然難證，其大略皆是左氏舊意，故比余傳，其功最高，博采諸家，敘事尤備，能令百代之下，頗見本末，因以求意經(jīng)文可知，又況論大義得其本源，解三數(shù)條大義，不以原情為說，欲令人推此以及余事，而作傳之人不達此意，妄有附益，故多迂誕，又左氏本未釋者，抑為之說，遂令邪正紛糅，學(xué)者迷宗也，公羊?梁，初亦口授，后人據(jù)其大義，散配經(jīng)文，原注，傳中猶稱?梁子曰，是其證也。故多乖謬，失其綱統(tǒng)，然其大指，亦是子夏所傳，故二傳傳經(jīng)密于左氏，?梁意深，公羊辭辨，隨文解釋，往往鉤深，但以守文堅滯，泥難不通，比附日月，曲生條例，義有不合，亦復(fù)強通，?春?不倫，或至矛盾，不近圣人夷曠之體也，夫春秋之文，一字以為褒貶，誠則然矣，其文亦有文異而義不異者，原注，詳內(nèi)以略外，因舊史之文之類是也。二傳穿鑿，悉以褒貶言之，是故繁碎甚于左氏，公羊?梁，又不知有不告則不書之義，凡不書者皆以義說之，且列國至多，若盟會征伐喪紀，不告亦書，則一年之中，可盈數(shù)卷，況他國之事，不憑告命，從何得書，但書所告之事，定其善惡，以文褒貶耳，左氏言褒貶者又不過十數(shù)條，其余事同文異者，亦無他解，舊解皆言從告及舊史之文，若如此論，乃是夫子寫魯史，何名修春秋乎，予故謂二者之說俱不得中，錫瑞案啖氏春秋之學(xué)非專家，故所說有得有失，其說左氏具有特見，說公?則得失參半，謂三傳皆后學(xué)著竹帛，而以祖師之目題之，與公羊徐疏同，徐疏惟言公羊?梁，啖氏并言左氏，亦以為門人乃著竹帛，且有附益，故啖氏兼取三傳，而不盡信三傳也，啖氏不云左氏非邱明，但云傳非邱明自作，比趙匡之論，為更平允，謂公?得子夏口授，后人據(jù)其大義，散配經(jīng)文，所見尤精，既云二傳傳經(jīng)，密于左氏，不得疑其繁碎，春秋之旨數(shù)千，圣人詳示后人，無所謂不夷曠，若其矛盾穿鑿，正由散配經(jīng)文時致誤，與左氏之徒，附益迂誕，正相等耳，公?釋經(jīng)雖密，亦或有經(jīng)無傳，經(jīng)所書者間無其說，不書者以義說之，實所罕見，啖氏知不告則不書，不知春秋即告者亦多不書，圣人筆削，大率筆者一而削者十，若從舊史赴告全錄，則一年之中，亦可盈卷矣，以夫子寫魯史，何名修春秋，?左氏家經(jīng)承舊史，尤為明快，知啖氏云公?大義散配經(jīng)文之說是者，如君子大居正一條，公羊以之說宋宣，?梁以之說魯隱，是二家據(jù)春秋大居正之大義，散配經(jīng)文，而參差不同之明證也，公羊傳春秋有譏父老子代從政者，未知其為齊與曹與，是公羊家據(jù)春秋譏世子之大義，散配經(jīng)文，而未知其屬齊世子，屬曹世子，游移莫決之明證也，明乎此，而于傳義之可疑者，不必強通，啖氏見及此，可謂卓識矣。
　　論啖趙陸不守家法未嘗無扶微學(xué)之功宋儒治春秋者皆此一派
　　三傳專門之學(xué)，本不相通，而何休解詁序云，援引他經(jīng)，失其句讀，疏云，三傳之理，不同多矣，群經(jīng)之義，隨經(jīng)自合，而顏氏之徒，既解公羊，乃取他經(jīng)為義，猶賊黨入門，主人錯亂，故曰，失其句讀，據(jù)此則漢之治公羊者，未嘗不兼采三傳也，杜預(yù)集解序云，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膚引公羊?梁，?足自亂，孔疏云，公羊?梁口相傳授，因事起問，意于左氏不同，故引之以解左氏?足以自錯亂也，疏序又云，鄭眾賈逵服虔許惠卿之等各為詁訓(xùn)，然雜取公羊?梁以釋左氏，據(jù)此則漢之治左氏者，未嘗不兼采三傳也，范武子?梁集解序，兼及左氏公羊，尤為顯著，惟諸人兼采三傳，仍是專主一家，間取二家之說，裨補其義，晉劉兆作春秋調(diào)人三萬言，又為左氏傳解，名曰全綜，作公羊?梁解詁，皆納經(jīng)傳中，朱書以別之，似已合三傳為一書，而其書不傳，今世所傳，合三傳為一書者，自唐陸淳春秋纂例始，淳本啖助趙匡之說，雜采三傳，以意去取，合為一書，變專門為通學(xué)，是春秋經(jīng)學(xué)一大變，宋儒治春秋者，皆此一派，如孫復(fù)，孫覺，劉敞，崔子方，葉夢得，呂本中，胡安國，高閌，呂祖謙，張洽，程公說，呂大圭，家鉉翁，皆其著者，以劉敞為最優(yōu)，胡安國為最顯，劉敞春秋傳，本啖趙陸之法，刪改三傳合為一傳，陳澧糾其刪改不當，如鄭伯克段于鄢，錄左傳而改之云，大叔出奔，公追而殺諸鄢，既信公?梁段之說，乃錄左傳而刪改之，此孔沖遠所謂方鑿圓枘者，胡安國春秋傳雜采三傳，參以己意，朱子已?其王不稱天，以宰?亙?yōu)橼Ｔ?，桓公不書秋冬，貶滕稱子之類，其說有本于公?者，有胡氏自為說，出公?之外者，蓋宋人說春秋，本啖趙陸一派，而不如啖趙陸之平允，邵子曰，春秋三傳之外，陸淳啖助可以兼治，程子稱其絕出諸家，有攘異端開正途之功，朱子曰，趙啖陸淳皆說得好，吳澄曰，唐啖助趙匡陸淳三子，始能信經(jīng)?傳，以圣人書法纂而為例，得其義者十七八，自漢以來，未聞或之先也，案吳氏極推三子得圣人之義，勝于漢儒之不合不公，蓋自唐宋以后，春秋無復(fù)專門之學(xué)，故不知專門之善，而反以為非，后儒多歸咎于昌黎三傳束閣之言，見昌黎贈玉川子盧仝詩。詆啖趙陸不守家法，而據(jù)啖子，曰，今公羊?梁二傳殆絕，習(xí)左氏者皆遺經(jīng)存?zhèn)鳎瑒t其時春秋之學(xué)不講可知，唐開元八年，國子司業(yè)李元璀上言，公羊?梁殆絕，十六年楊?為國子祭酒，奏言今明經(jīng)習(xí)左氏者，十無二三，公羊?梁殆將絕廢，啖氏正當其時，于經(jīng)學(xué)廢墜之余，為舉世不為之事，使公?二傳復(fù)明于世，雖不守家法，不得謂其無扶微學(xué)之功也。
　　論公?傳義左氏傳事其事亦有不可據(jù)者不得以親見國史而盡信之
　　自啖助斟酌三傳，各取其長，云左氏敘事尤備，能令百代之下，頗見本末，因以求意，經(jīng)文可知，二傳傳經(jīng)，密于左氏，?梁意深，公羊辭辨，宋人推衍其說，胡安國曰，事莫備于左氏，例莫明于公羊，義莫精于?梁，葉夢得曰，左氏傳事不傳義，是以詳于史而事未必實，公羊?梁傳義不傳事，是以詳于經(jīng)而義未必當，朱子曰，左氏是史學(xué)，公?是經(jīng)學(xué)，史學(xué)者記得事?詳，于道理上便差，經(jīng)學(xué)者于義理上有功，然記事多誤，又曰，左氏曾見國史考事頗精，只是不知大義，專去小處理會，往往不會講學(xué)，公?考事甚疏，然義理?精，二人乃是經(jīng)生，傳得許多說話，往往不會見國史，呂大圭曰，左氏熟于事，公?深于理，蓋左氏曾見國史，而公?乃經(jīng)生也，吳澄曰，載事則左氏詳于公?，釋經(jīng)則公?精于左氏，錫瑞案諸說皆有所見，朱子之說尤晰，惟兼采三傳，亦必有啖趙諸人之學(xué)識，方能別擇，初學(xué)不守家法，必至茫無把握，而陷于春秋之失亂，公?精于義，左氏詳于事，誠如諸儒之說，春秋重義不重事，治春秋者當先求公?之義，而以左氏之事證之，乃可互相發(fā)明，不至妄生疑難，即啖助云，因以求意，經(jīng)文可知之說，若但考左氏之事，不明春秋之義，將并傳之不可信者而亦信之，必至如杜預(yù)孔穎達諸人從傳?經(jīng)，非圣無法，正猶齊人知有孟嘗君，而不知有王，秦人知有穰侯，而不知有王矣，引左氏之事，以證春秋之義可也，據(jù)左氏之義，以為春秋之義不可也，左氏不傳春秋，本無義例，劉歆治左氏，引傳文以解經(jīng)，始有章句義理，杜預(yù)排斥二傳，始專發(fā)左氏義，劉歆杜預(yù)之義明，而孔子春秋之義隱，左氏凡例書法君子曰，前人已多疑之，陸淳已?弒君滅國薨赴以名之例矣，朱子曰，左傳君子曰，最無意思，因舉芟夷蘊崇之一段，是關(guān)上文甚事，左傳是一個審利害之幾，善避就底人，所以其書有貶死節(jié)等事，指孔父荀息諸人，左氏亦無貶諸人明文，惟論荀息有君子曰，其間議論有極不是處，如周鄭交質(zhì)之類，是何議論，此是實事，史官據(jù)事直書，?不礙，其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命以義夫，只知有利害，不知有義理，此段不如公羊說君子大居正，?是儒者議論，案朱子說是也，且殤公立而被弒，所謂其子饗之安在，非但不明義理，并不合事實，左氏于敘事中攙入書法，或首尾橫決，文理難通，如伯克段于鄢傳文，太叔出奔共下，接書曰鄭伯克段于鄢，至不言出奔難之也云云，乃曰，遂置姜氏于城潁，遂字上無所承，文理鶻突，若刪去書曰十句，但云太叔出奔共，遂置姜氏于城潁，則一氣相承矣，其他書曰，君子曰，亦多類此，為后人攙入無疑也，諸儒多云左氏親見國史，事必不誤，亦未盡然，姑舉一二證之，如昭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杜解曰，暨與也，燕與齊平，前年冬齊伐燕間無異事，故不重言燕從可知，孔疏曰，此直言暨齊平，不知誰與齊平，?梁傳云，以外及內(nèi)曰暨，謂此為魯與齊平，賈逵何休亦以為魯與齊平，許惠卿以為燕與齊平，服虔云，襄二十四年仲孫羯侵齊，二十五年崔杼伐我，自爾以來，齊魯不相侵伐，且齊是大國，無為求與魯平，此六年冬齊侯伐北燕，將納簡公，齊侯貪賄而與之平，故傳言齊求之也，齊次于虢，燕人行成，其文相比，許君近之，案經(jīng)例即燕與齊平，當書燕，魯與諸侯平，皆言暨，下三月公如楚，叔孫?如齊蒞盟，公不在國，故齊無來者，據(jù)經(jīng)言之，賈君為得，杜則從許說也，案疏舉經(jīng)例甚明，當從公?，而左氏本年傳，明云齊燕平之月，則左實以為燕與齊平，賈解左氏乃從公?，孔疏云，賈逵雜采公?，此其一證，許服杜則以左解左，然左實與書法不合，親見圣人親見國史者，何以有此誤乎，左氏傳衛(wèi)宣公?于夷姜，生急子，為之妻于齊而美，公妻之，生壽及朔，夫宣公?庶母，必在即位之后，生子能妻，必十六七年，公妻之，生壽及朔，朔能譖兄，壽能代死，必又十六七年，而衛(wèi)人立晉在隱四年，宣公卒在桓十三年，共止二十年，如何能及，若謂?夷姜在即位前，桓公不應(yīng)容其弟濁亂宮闈，石?昔未必立此穢德彰間之公子，史記云，愛夫人夷姜，不云?淫，則左氏未可信，洪邁謂十九年之間如何消破，此最為難曉也。晉獻公?齊姜，近人亦有疑之者，蘧伯玉延陵季子皆年近百，而服官帥師，事亦可疑，是左氏之事，亦不盡可信也，朱子曰，左氏所傳春秋事，恐八九分，是亦不盡信左氏，公羊傳惟季姬使鄶子請己單伯淫子叔姬，叔術(shù)妻嫂，事有可疑，董子繁露于此數(shù)事皆無說，或以不關(guān)大義，或亦疑而不信，學(xué)者于此等處闕疑可也，解詁是章句，不得不解傳，繁露說大義，故于此數(shù)條皆無說，學(xué)者亦不必強說。
　　論劉知幾詆毀春秋并及孔子由誤信杜預(yù)孔穎達不知從公?以求圣經(jīng)
　　說春秋者，唐劉知幾為最謬，其作史通有惑經(jīng)申左二篇，詆毀春秋，并詆孔子，曰，善惡必書，斯為實錄，觀夫子修春秋也，多為賢者諱，狄實滅衛(wèi)，因桓恥而不書，河陽召王，成文美而稱狩，斯則情兼向背，志懷彼我，哀八年及十三年，公再與吳盟而皆不書，桓二年公及戎盟則書之，戎實豺狼，非我族類，夫非所諱而仍諱，謂當恥而不恥，求之折衷，未見其宜，如魯之隱桓戕弒，昭哀放逐，姜氏淫奔，子般夭酷，斯則邦之孔丑，諱之可也，如公送晉葬，公與吳盟，為齊所止，為邾所敗，盟而不至，會而后期，并諱而不書，豈非煩碎之甚，錫瑞案劉氏但曉史法，不通經(jīng)義，專據(jù)左氏，不讀公?，故不知春秋為尊親諱，其書不書，皆有義例，非可以史法善惡必書繩之，左氏傳云，孫寧出君，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寧殖出其君，夫子以為臣出君，不可訓(xùn)，故更之曰，衛(wèi)侯ぅ出奔齊，以君自出為文，天王狩于河陽，其義亦然，左氏引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xùn)，是隱諱之義，左氏亦知之，而續(xù)經(jīng)云，齊陳恒執(zhí)其君，?于舒州，則與春秋不書孫寧出君之義相背，是左氏于春秋隱諱之旨，半明半昧，劉氏則全不知，夫吳為伯主，故恥不書，公及戎盟，本無庸諱，且及戎盟，隱桓二年凡兩見，劉舉桓而失隱，知其讀春秋不熟矣，劉氏又曰，齊鄭及楚國有弒君，各以疾赴，遂皆書卒，反不討賊，藥不親嘗，遂皆被以惡名，播諸來葉，案劉氏此說，亦由不解隱諱之義，鄭伯髡原如會，卒于操，公羊傳明以為隱，以為弒，以為為中國諱，楚子卷齊侯陽生卒，公羊無說，左氏亦但于鄭伯之卒云，以瘧疾赴于諸侯，楚郟敖齊悼公，左氏以為弒，而不云以疾赴，劉云各以疾赴，不知何據(jù)，反不討賊，本晉史之舊文，藥不親嘗，由君子之聽止，是二君之弒，初非夫子所加，夫子特因舊文書之，以著忠臣孝子之義，若齊鄭楚三君，其國無董狐之直筆，國史本不書弒，夫子豈得信傳聞之說，遽加人以弒逆之罪乎，至鄭伯隱諱，又是一義，劉氏不明其義，而并為一談，斯惑矣，魯桓弒隱，但書公薨，劉氏以為董狐南史各懷直筆，孟子言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無乃烏有之談，不知南董非崔趙之臣，故可直書，孔子是魯臣，于其先君篡弒，不可直書，劉氏在唐，曾為史官，試問其于唐代之事，能直書無隱否，乃以此惑圣經(jīng)，并疑孟子之言為烏有，固由讀書粗書疏，持論獷悍，亦由誤信杜預(yù)孔穎達，不知從公?以求圣經(jīng)也。
　　論劉知幾據(jù)竹書以詆圣經(jīng)其惑始于杜預(yù)唐之陸淳劉貺已?正其失
　　且劉氏受惑之處非直此也，曰，案汲冢竹書晉春秋及紀年之載事也，如重耳出奔，惠公見獲，書其本國皆無所隱，唯魯春秋之紀其國也，則不然，何者，國家事無大小，茍涉嫌疑，動稱恥諱，又案晉自魯閔公以前，未通于上國，至僖二年滅下陽已降，漸見于春秋，蓋始命行人，自達于魯也，而瑣語春秋載魯國閔公時事，言之甚詳，斯則聞見必書，無假相赴者也，蓋當時國史，他皆仿此，至于夫子所修也，則不然，凡書異國，皆取來告，茍有所告，雖小必書，如無其告，雖大必闕，尋茲例之作也，蓋因周禮舊法，魯策成文，夫子既撰不刊之書，為后王之則，豈可仍其過失而不中規(guī)矩乎，又案古者國有史官，具列時事，觀汲墳出記，皆與魯史符同，至于周之東遷，其說稍備，隱桓已上，難得而辭，此之煩省，皆與春秋不別，又獲君曰止，誅臣曰刺，殺其大夫曰殺，執(zhí)我行人，鄭棄其師，隕石于宋五，諸如此句，多是古史全文，則知夫子之所修者，但因其成事，就加雕飾，仍舊而已，有何力哉，錫瑞案劉氏據(jù)左傳而疑經(jīng)，謂經(jīng)全因舊史，已是大惑，又據(jù)竹書而疑經(jīng)，謂經(jīng)何以不改舊史，更滋其惑，而其惑實始于杜預(yù)，杜預(yù)春秋集解后序論汲冢書云，其著書文意，大似春秋經(jīng)，推此足見古者策書之常也，文稱魯隱公及邾莊公盟于姑蔑，即春秋所書邾儀父未王后，故不書爵，曰儀父，貴之也，又稱晉獻公會虞師伐虢，滅下陽，即春秋所書虞師晉師滅下陽，先書虞賄故也，又稱周襄王會諸侯于河陽，即春秋所書天王狩于河陽，以臣召君，不可以訓(xùn)也，諸若此輩甚多，略舉數(shù)條，以明國史皆承告據(jù)實而書時事，仲尼修春秋，以義而制異文也，胡渭曰，竹書紀年文意簡質(zhì)，雖頗似春秋經(jīng)，然此書乃戰(zhàn)國魏哀王時人所作，往往稱謚以記當時之事，如魯隱公及邾莊公盟于姑蔑，晉獻公會虞師伐虢滅下陽，周襄王會諸侯于河陽，明系春秋后人約左傳之文，仿經(jīng)例而為之，與身為國史，承告據(jù)實書者不同，杜氏后序則謂推此足見古者國史策書之常，不亦過乎，案胡氏此說足解杜氏之惑，即足解劉氏之惑，春秋傳于子夏，子夏退老西河，為魏文侯師，魏人必有從之受春秋者，紀年作于魏哀王時，距孔子作春秋已百年，其書法明是仿春秋，杜氏乃疑古史書法本然，孔子春秋，是依仿此等書為之，而益堅其經(jīng)承舊史史承赴告之說，不思著書年代先后，具有明徵，但有后人襲前人，未有前人襲后人者，孔子作春秋，在百年前，魏人作紀年，在百年后，猶之史記在漢書前，三國志在后漢書前，若有謂史公襲班書，陳壽襲范書，人未有不啞然笑者，杜氏之惑，何異于是，陸淳春秋纂例嘗言之矣，或曰，若左氏非受經(jīng)于仲尼，則其書多與汲冢紀年符同，何也，答曰，彭城劉惠卿名貺，著書云，紀年序諸侯列會，皆舉其謚，知是后人追修，非當世正史也，至于齊人殲于遂，鄭棄其師，皆夫子褒貶之意，而竹書之文亦然，其書鄭殺其君某，因釋曰，是子?，楚囊瓦奔鄭，因曰，是子常，率多此類，別有春秋一卷，全錄左氏傳卜筮事，無一字之異，故知此書按春秋經(jīng)傳而為之也，劉之此論當矣，且經(jīng)書紀子伯莒子盟于密，左氏經(jīng)改為紀子帛，傳釋云，魯故也，以為是紀大夫裂?之字，緣為魯結(jié)好，故褒而書字，同之內(nèi)大夫，序在莒子上，此則魯國褒貶之意，而竹書自是晉史，亦依此文而書，何哉，此是明驗，其中有鄭莊公殺公子圣，春秋作段，魯桓公紀侯莒子盟于區(qū)蛇，如此等數(shù)事，又與公羊同，其稱今王者，魏惠成王也，此則魏惠成王時，史官約諸家書，追修此紀，理甚明矣，觀其所記，多詭異鄙淺，殊無條例，不足憑據(jù)而定邪正也，案劉貺陸淳皆唐人，曾見紀年全書，其說可憑，陸年輩后于劉知幾，其說正可?劉，以齊人殲于遂，鄭棄其師，為夫子褒貶之特筆，遠勝劉說以為出瑣語晉春秋矣，陸通經(jīng)學(xué)，劉不通經(jīng)，故優(yōu)劣判然也。
　　論春秋家左傳家當分為二如劉知幾說
　　劉知幾說春秋雖謬，猶知春秋左傳之分，共論史體六家，一曰尚書家，二曰春秋家，三曰左傳家，四曰國語家，五曰史記家，六曰漢書家。前二家經(jīng)也，后二家史也，中二家左傳國語，則在經(jīng)史之間，是劉知幾猶知春秋家與左傳家，體例不同，當分為二，不當合為一也，古經(jīng)傳皆別行，據(jù)漢書藝文志與左傳序孔疏具有明證，熹平石經(jīng)公羊春秋，有傳無經(jīng)，漢時專主公羊，故直以公羊為春秋，后世孤行左傳，又直以左傳為春秋，公羊字字解經(jīng)，經(jīng)傳相附，以公羊為春秋可也，左氏本不解經(jīng)，經(jīng)傳不相附，或有經(jīng)無傳，或有傳無經(jīng)，以左氏為春秋不可也，唐人作五經(jīng)正義，春秋主左氏傳，公羊?梁雖在中經(jīng)小經(jīng)之列，而習(xí)此二經(jīng)者殆絕，唐時如啖趙陸兼通三傳者甚少，如陳商能分別春秋是經(jīng)，左氏是史者，更別無其人矣，宋人刊十三經(jīng)注疏，公?稱公羊?梁，左氏稱春秋左傳，明以春秋專屬左氏，而屏公?于春秋之外，夫以公?之字字解經(jīng)者，不以春秋屬之，左氏之本不解經(jīng)者，獨以春秋屬之，宜乎學(xué)者止知有左氏傳，不知有春秋經(jīng)，圣人之作經(jīng)為萬世法者，付之若存若亡之列，洪邁容齊續(xù)筆，有紹圣廢春秋一條云，五聲本于五行，而徵音廢，四瀆源于四方，而濟水絕，周官六黃所以布治，而司空之書亡，是固出于無可奈何，非人力所能為也，乃若六經(jīng)載道，而王安石欲廢春秋，紹圣中章子厚作相，蔡卡執(zhí)政，遂明下詔罷此經(jīng)，誠萬世之罪人也，如洪氏說，彼悍然廢春秋者，罪誠大矣，然亦豈非唐宋以來不尊春秋，有以階之厲乎，宋人以春秋專屬左傳，由于唐作正義但取左傳，漢人以禮經(jīng)專屬儀禮，而唐作正義但取禮記，故后世以禮記取士，論者譏其舍經(jīng)用傳，禮記體大物博，雖有解儀禮數(shù)篇之義，而非盡解儀禮，不得全謂之傳，若左氏明春秋之傳，傳又不與經(jīng)合，而后世左氏孤行，舍經(jīng)用傳，較之舍儀禮而用禮記者，蓋有甚焉，王應(yīng)麟困學(xué)紀聞，先列春秋，繼以左傳公羊?梁，分別尚晰，學(xué)者當知如此分別，則經(jīng)傳部居不紊，不得以春秋專屬左氏，而竟以左氏冒春秋，后之治左氏者，能詮擇經(jīng)義，解說凡例，可附于春秋家，若專考長歷地名人名事實，或參以議論者，止可入左氏家，以與圣經(jīng)大義無關(guān)，止可謂之史學(xué)，不得謂之經(jīng)學(xué)也。
　　論孔子作春秋增損改易之跡可尋非徒因仍舊史
　　陳壽祺曰，竊觀孟子方孔子作春秋，作之云者，雖據(jù)舊史之文，必有增損改易之跡，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fù)，君子修之曰，星隕如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寧殖出其君，孔子書之曰，衛(wèi)侯ぅ出奔齊，晉文公召王而朝之，孔之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xùn)，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魯春秋去夫人之姓曰吳，其卒曰孟子卒，孔子書孟子卒，而不書夫人吳，此其增損改易之驗，見于經(jīng)典者也，華督得罪于宋殤公，名在諸侯之策，晉董狐書曰，趙盾弒其君，齊太史書曰，崔杼弒其君，魯春秋記晉喪曰，弒其君之子奚齊及其君卓，孔子于春秋皆無異辭，此循舊而不改之驗也，太子獨記子同生，而不及子赤子野襄公，則知此為春秋特筆，以起不能防閑，文姜之失，妾母獨錄惠公仲子僖公成風(fēng)，而略于敬嬴定姒齊歸，則知此亦春秋特筆，以著公妾立廟，稱夫人之始，有年大有年，惟見桓三年及宣十六年，蓋承屢?之后，書以示宰，王臣書氏，惟見隱三年及昭二十三年二十六年，蓋兆世卿之亂王室，書以示譏，則其他之刪削者夥矣，外大夫奔書字，惟見文十四年宋子哀，蓋褒其不失職，外大夫見殺書字，惟見桓二年孔父，蓋美其死節(jié)，公子季友公弟叔?稱字，季子高子稱子，所以嘉其賢，齊豹曰盜，三叛人名，所以斥其惡，公薨以不地見弒，夫人以尸歸見殺，師以戰(zhàn)見敗，公夫人奔曰孫，內(nèi)殺大夫曰刺，天王不言出，凡伯不言執(zhí)，與王人盟不言公，皆春秋特筆也，是知圣人修改之跡，不可勝數(shù)，善善惡惡，義逾哀鉞，然后是非由此明，功罪由此定，勸懲由此生，治亂由此正，故曰，春秋天子之事，茍徒因仍舊史，不立褒貶，則諸侯之策，當時未始亡也，孔子何為作春秋，且使春秋直寫魯史之文，則孟子何以謂之作，則知我罪我安所徵，亂臣賊子安所懼，錫瑞案陳氏引春秋書法，兼采三傳，求其增損改易之跡，可謂深切著明，即此足見左氏家經(jīng)承舊史史承赴告，其說近是而實不是，孔子作春秋非可憑空結(jié)撰，其承舊史是應(yīng)有之事，魯史亦非能憑臆捏造，其承赴告亦是應(yīng)有之事，左氏家說本非全然無理，特后人視之過泥，持之太堅，謂春秋止是鈔錄舊文，尚不如漢書之本史記，后漢書之襲三國志，新五代史唐書之因舊五代史唐書，猶有增損改易之功，則春秋一書，于魯史為重臺，于左傳為疣贅，宋人廢之，誠不過矣，而春秋經(jīng)豈若是乎。
　　論宋五子說春秋有特見與孟子公羊合足正杜預(yù)后以后之陋見謬解
　　宋五子于春秋無專書，而說春秋皆有特見，周子曰，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為后世王者而修也，亂臣賊子誅死者于前，所以懼生者于后，邵子曰，春秋者孔子之刑書也，功過不相掩，圣人先褒其功而貶其罪，故罪人有功，亦必錄之，程子曰，夫子作春秋，為百王不易之大法，斯道也，惟顏子嘗聞之矣，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其準的也，后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至于經(jīng)世之大法，則不知也，春秋大義，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共微辭隱義，時措咸宜者，為難知也，或抑或縱，或予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zhì)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quán)衡，揆道之模范也，張子曰，春秋之書，在古無有，乃仲尼所自制，惟孟子為能知之，朱子曰，孔子作春秋，當時亦須與門人講說，所以公?左氏，得一個源流，只是漸漸訛舛，當初若是全無傳授，如何鑿空撰得，又曰，三家皆非視見孔子，左氏不必解是邱明，又曰，杜預(yù)每到不通處，不云傳誤云經(jīng)誤可怪，是何識見，錫瑞案春秋始誤于杜預(yù)，而極謬于劉知幾，當以宋五子之說正之，其說與孟子公羊之旨合，周子曰，春秋正王道，明大法，非即素王改制之旨乎，曰，孔子為后世王者而修，非即為漢定道之旨乎，邵子曰，春秋者孔子之刑書，非即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之旨乎，曰功過不相掩，非即善善從長之旨乎，程子曰，作春秋為百王不易之大法，非即作春秋垂空言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之旨乎，引行夏之時四語為證，非即損益四代，變周之文，從殷之質(zhì)之旨乎，張子曰，春秋之書，在古無有，豈得如杜預(yù)云周公已有春秋凡例乎，曰，乃仲尼所自作，豈得如杜預(yù)云孔子多鈔魯史舊文乎，朱子曰，孔子作春秋，與門人講說，即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旨之意，而史記以魯君子左邱明，列七十子口受傳旨之外，則邱明不得口受，不當如劉歆輕口說而重傳記矣，曰，三家皆非親見孔子，公?皆子夏弟子，未必親見孔子，而作傳之邱明，與論語之邱明，是一是二，古無明文，不必如劉歆云邱明親見圣人，荀崧云邱明造膝親受矣，程子云，后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至于經(jīng)世之大法，則不知也，尤道盡杜預(yù)以后諸儒之陋見謬解，春秋經(jīng)世，莊子嘗言之矣，其義在孟子云，天子之事，公羊云，素王改制，其大者在三科九旨，杜預(yù)以后，不明此義，其高者以為懲惡勸善，僅同良史直書，其下者以為錄舊增新，不過鈔胥校對，其失由于專據(jù)左氏，不治公?，于孔子所以為后王立法，以馴致太平者，全未夢見，孟子所稱為天下一治，功可繼群圣者，亦不致思，宋五子非春秋專門，未心深求公?二傳，乃獨能知微言大義，不惑于杜預(yù)諸人淺陋之見，由其學(xué)識超卓，亦由此心此理之同，與古人不謀而合也，程子曰，大義炳如日星，朱子已引成宋亂宋災(zāi)故之類以證之，至于微辭奧義，時措咸宜，程朱以為難知者，學(xué)者能研求公?二傳，當知之矣。
　　論斷爛朝報之說不必專罪王安石朱子疑胡傳燕疑公?故于春秋不能自信于心
　　因?qū)W紀聞引王介甫答韓求仁問春秋曰，此經(jīng)比他經(jīng)尤難，蓋三傳不足信也，尹和靖云，介甫不解春秋，以其難之也，廢春秋非其意，又林希逸曰，尹和靖言介甫未嘗廢春秋，廢春秋以為斷爛朝報，皆后來無忌憚?wù)撸?介甫之言也，錫瑞案此諸說可為安石平反，然春秋之義，具在三傳，安石過為高論，以三傳不足信，則春秋不廢而廢矣，以春秋經(jīng)為難知，何不深求三傳，至于斷爛朝報，則非特宋人有是言，自左氏孤行，杜預(yù)謬解，人之視春秋者，莫不如是，專信左氏家經(jīng)承舊史之說，一年之中，寥寥數(shù)事，信手抄錄，并無義例，則是朝報而已，不信公?家一字褒貶之義，日月名氏爵號有不具者，皆為闕文，萬六千余字，而闕文百數(shù)十條，則是朝服之斷爛者而已，如杜預(yù)孔穎達之說春秋，實是斷爛朝報，并不為誣，若不謂然，則當罪杜孔，不當罪宋人矣，困學(xué)紀聞又引朱文公亦曰，春秋義例，時亦窺其一二大者，而終不能自信于心，故未嘗敢措一辭，王應(yīng)麟引王介甫尹和靖二條，繼引朱文公說，蓋謂朱子亦以春秋為難知，與王介甫意同，案朱子所謂春秋義例，窺其一二大者，如成宋亂宋災(zāi)故，既引以證程子所云大義，又云知如書會盟侵伐，不過見諸侯擅興自肆耳，書郊?，不過見魯僭禮耳，至于三卜四卜牛傷牛死，是失禮之中又失禮也，如不郊猶三望，是不必望而猶望也，如書仲遂卒猶繹，是不必繹而猶繹也，如此等義，?自分明，此朱子所云窺其一二者，朱子學(xué)最篤實，故于春秋之義，但言其分明可據(jù)者，若其義稍隱，或不見經(jīng)而但見傳，則皆不敢信據(jù)，當時盛行胡傳，朱子語錄曰，胡文定春秋非不好，?不合，這件事圣人意是如何下字，那件事，圣人意又如何下字，要知圣人只是直筆，據(jù)見在而書，豈有許多忉怛，案胡傳議論苛碎，多出公?之外朱子懲胡傳之苛碎，遂并不信公?一字褒貶之義，以為必于一字一辭之間，求褒貶所在，竊恐不然，圣人只是直筆據(jù)見在而書，則仍惑于杜預(yù)孔穎達，而與孟子程子之說不合矣，朱子謂春秋自難理會，足見朱子矜慎，遠勝強不知為知者，但亦有矜慎太過處，胡傳不可盡信，而公?近古則可信，能深考公羊之微言大義，參以?梁之例，又參以左氏所載事實，亦不以得十之七八，朱子謂須是己之心，果與圣人之心，神交心契，始可斷他所書之旨，則圣人往矣，安得復(fù)有圣人，以朱子之賢，猶不敢自信，安得復(fù)有自信，與圣人神交心契者，春秋一經(jīng)，將沈霾終古矣，公羊疏引閔因敘云，昔孔子制春秋之義，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莊七年傳云，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fù)，君子修之曰，星?如雨，朱子病二書之不傳，不得深探圣人筆削之意，夫二書不得見，學(xué)者無如何也，三傳猶幸存，學(xué)者所當信也，亦何必矜慎太過，而不措一辭乎。
　　論據(jù)朱子之說足證春秋是經(jīng)非史學(xué)春秋者當重義不重事
　　朱子曰，前輩做春秋義，言辭雖粗率，?說得圣人大意出，如二程未出時，便有胡安定孫泰山石徂徠，他們說經(jīng)，雖是甚有疏略處，觀其推明治道，直是懔懔可畏，春秋本是嚴底文字，圣人此書之作，遏人欲于橫流，遂以二百十二年行事，寓其褒貶，一字不敢胡亂下，又林問先生論春秋一經(jīng)，本是正誼明道，權(quán)衡萬世典刑之書，如朝聘會盟侵伐等事，皆是因人心之敬肆，為之詳略，或書字，或書名，皆就其事而為之義理，最是斟酌，毫忽不差，后之學(xué)春秋，多是較量齊魯短長，自此以后，如宋襄晉悼等事，皆是論霸事業(yè)，不知當時為王道作耶，為霸者作耶，若是為霸者作，則此書豈足為義理之書，曰，大率本為王道正其紀綱，看以前春秋文字雖粗，尚知有圣人明道正誼道理，尚可看，近來止說得伯業(yè)權(quán)譎底意思，更開眼不得，此義不可不知，錫瑞案，據(jù)朱子之說，可知學(xué)者當以春秋為經(jīng)，不當以春秋為史，當重春秋之義，不當重春秋之事，謂以二百四十二年行事，寓其褒貶，即借事明義也，謂一字不敢胡亂下，即一字褒貶也，謂書字書名，皆就其事而為之義理，亦即一字褒貶之旨，正誼明道，權(quán)衡萬世，惟在春秋一經(jīng)，若置經(jīng)而求傳，舍義而論事，則不過較量齊魯之短長，宋襄晉悼之霸事而已，孟子曰，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后春秋作，是春秋所以承王者之跡，故孟子斷之曰，天子之事，若夫魯之舊史，止有其事，則齊桓晉文，而無其義，故孔子裁之以義曰，共義則丘竊取之矣，春秋是經(jīng)不是史，重義不重事，媽孔子孟子之言，足以證之，左氏敘事詳而釋義略，仍如魯史其事共文之舊，非但侈陳桓文，春秋雖褒桓文，實與而文不與，孟子深于春秋，謂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蓋裁之以義，不當侈陳其事，并晉悼之霸，亦侈陳之，何劭公不許晉悼之霸，鄭君以為鄉(xiāng)曲之學(xué)，深可忿疾，不知桓文之事，猶無足道，何論晉悼，以鄭君之學(xué)而所見如此，何怪后之學(xué)者遺經(jīng)存?zhèn)?，談其事跡，用啖助語，或且樂道陰謀詭計，如魏禧作左傳經(jīng)世，又纂左氏兵謀兵法，以張其，與春秋無義戰(zhàn)之旨，全然相反，正朱子所謂止說得伯業(yè)權(quán)譎，更開眼不得者，試思春秋為王道作，豈專論伯事者哉，朱子云，以前文字雖粗，即指胡安定孫泰山諸人，胡書不傳，孫氏尊王發(fā)微論雖近苛，尚能比附春秋之義，以共重義不重要，是經(jīng)不是史，故文字雖粗，而與圣人之旨猶近也，后來止說伯業(yè)權(quán)譎，雖由其人識見卑陋，亦由專主左氏，不知有春秋經(jīng)，而其流弊遂至于此，以其重事不重義，是史不是經(jīng)，故議論猥多，而與圣人之旨愈遠也，學(xué)春秋者，觀朱子之論，可以審所去取矣。
　　論杜預(yù)專主左氏似乎春秋全無關(guān)系無用處不如啖趙陸胡說春秋尚有見解
　　凡書必有關(guān)系，有用處，然后人人尊信誦經(jīng)，若無關(guān)系，無用處，雖間存于一二好古之士，而尊信誦習(xí)者鮮矣，漢人之尊春秋，在易詩書之上，一則以為諸經(jīng)，止是孔子贊修，不如春秋為孔子手作，二則孔子贊修諸經(jīng)之旨，未甚著明，不如孔子所作之春秋，微言大義，顯然可見，三則諸經(jīng)雖為后世立法，亦不如春秋素王改制之顯，故為漢定道，多專屬之春秋，且多引春秋以決時事，是漢人以春秋為有關(guān)系，有用處，人人尊信誦習(xí)，由專主公羊之故也，及左氏傳出而一變，左氏自成一家之書，亦未嘗與公羊抵牾，而偏護古文者，務(wù)張大其說，以?異今文，自劉歆韓歆欲以左氏立學(xué)，為今文博士所排，仇隙愈深，反對愈甚，賈逵已將臆造之說，為左氏之說，以斥公羊，而解左氏，猶采公?，至杜預(yù)出，乃盡棄二傳，專執(zhí)韓宣周禮在魯一語，以左氏傳五十凡例，盡屬周公，孔子止是鈔錄成文，并非褒貶筆削，又安得有微言大義，與立法改制之旨，故如杜預(yù)所說，春秋一經(jīng)，全無關(guān)系，亦無用處，由于力反先儒之說，不信漢儒之論，不顧孟子之文，以致圣人所作之經(jīng)，沈廢擱棄，良可浩歡，啖助在唐時，已云習(xí)左氏者，皆遺經(jīng)存?zhèn)?，談其事跡，玩其文采，如覽史籍，不復(fù)知有春秋微旨，蓋左氏傳本是史籍，并無春秋微旨在內(nèi)，止有事實文采可玩，自漢以后，六朝及唐皆好尚文辭，不重經(jīng)術(shù)，故左氏傳專行于世，春秋經(jīng)義，委之榛蕪，啖趙陸始兼采三傳，不專主左氏，推明孔子褒貶之例，不以凡例屬周公，雖未能上窺微言，而視杜預(yù)孔穎達，以春秋為錄成文而無關(guān)系者，所見固已卓矣，宋儒通學(xué)啖趙遺風(fēng)，至程子出，乃于孔子作春秋為后王立法之意，有所窺見，其春秋傳自序曰，夫子當周之末，以圣人不復(fù)作也，順天應(yīng)時之治不復(fù)有也，于是作春秋，為百王不易之大法，后王知春秋之義，則雖德非禹湯，尚可以法三代之治，自秦而下，其學(xué)不傳，予悼夫圣人之后，論春秋者鮮知此義，惜其傳作于晚年，略舉大義，襄昭以后尤略書，止二卷，胡安國師程子，其作傳大綱本孟子，而微旨多以程子之說為據(jù)，本晁陳二氏之說，其序曰，孟氏發(fā)明宗旨目為天子之事者，周道衰微，乾綱解紐，亂臣賊子接跡當世，人欲肆而天理滅矣，仲尼天理之所在，不以為己任而誰可，五典弗?，己所當敘，五禮弗庸，己所當秩，五服弗章，已所當命，五刑弗用，己所當討，故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空言獨能載其理，行事然后見其用，是故假魯史以寓王法，撥亂世反之正，其大要皆天子之事也，錫瑞案胡氏以?典庸禮命德討罪，為天子之事，又云仲尼以為己任，足以發(fā)明春秋素王之義，空言獨能載其理，行事然后見其用，尤足證明春秋借事明義之旨，假魯史以寓王法，即?王于魯也，撥亂世反之正，亦公羊之文也，胡氏尊孟子，故能信公羊，惜其傳不能篤守公羊，故雖窺見微言，未盡原本古義，間涉穿鑿，不愜人心，而視前儒以春秋為?空言而無用處者，其見為更卓矣，近漢學(xué)家不取通學(xué)，啖趙陸胡皆致不滿，竊謂諸家雖非專門，然猶知春秋有關(guān)系，有用處故其所著之書，體例雖雜，猶于春秋有關(guān)系，有用處，若專主左氏者，專執(zhí)杜孔之說，并不知春秋有關(guān)系，有用處，則其所Ａ１５之書，考證雖詳，亦于春秋無關(guān)系，無用處也。
　　論春秋一字褒貶不得指為闕文
　　鄭樵曰，諸儒之說春秋，有以一字為褒貶者，有以為有貶無褒者，有以為褒貶俱無者，謂春秋以一字為褒貶者，意在于推尊圣人，其說出于太史公，曰，夫子修春秋，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故學(xué)者因而得是說也，謂春秋有貶無褒者，意在于列國之君臣也，其說出于孟子，曰，春秋無義戰(zhàn)，彼善于此則有之矣，故學(xué)者因而得是說出，謂春秋無褒貶者，意在于矯漢儒，其說出于竹書紀年所書，案此即劉知幾之說，前已辨之，載鄭棄其師齊人殲于遂之類，皆孔子未修之前，故學(xué)者因而得是說也，雖其意各有所主，然亦不可以泥，泥一字褒貶之說，則是春秋二字，皆挾劍戟風(fēng)霜，圣人之意，不如是之勞頓也，泥于有貶無褒之說，則是春秋乃司空城旦之書，圣人不如是之慘刻也，泥于無褒貶之說，則是春秋為瑣語小說，圣人又未嘗無故而作經(jīng)也，顧棟高曰，鄭氏之言極是，圣人之心，正大平易，何嘗無褒貶，但不可于一字上求褒貶耳。案此正同朱子之說。孟子明言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如以為無褒貶，則是有文事而無義也，如此則但有魯之春秋足矣，孔子更何用作春秋乎，近日有厭支離之說，而竟將春秋之褒貶抹去者，矯枉過正，亦非圣人之意，有以春秋為有筆無削者，是即無褒貶之說也，夫未修之春秋，即不可得見，而左氏之書具在，于襄公親送葬楚子，昭公昏于吳，豈有不遣卿大夫往會吳楚葬之理，而終春秋吳楚之葬不書，此削之以示義也，襄公葬楚子不書，而于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見之，昭公昏于吳不書，而于哀十二年書孟子卒見之，此削之以示諱也，又如十二公之納幣逆夫人，魯史皆書，而春秋于僖公襄公不書，此所謂合禮不書也，世子生皆書，而春秋止書子同生，此所謂常事不書也，此皆其顯然可見者，如以為有筆無削，則春秋竟是一部鈔胥，何足以為經(jīng)世大典乎，錫瑞案以春秋為一字褒貶，公?之古義也，以為有貶無褒，孫復(fù)之新說也，以為褒貶俱無，后世習(xí)左氏者之{衛(wèi)足}言也，鄭樵并三傳皆不信，故于三說皆不取，其不取后二說是也，不取前一說非也，春秋一字之褒，一字之貶，兩漢諸儒及晉范寧皆明言之，左氏孤行，學(xué)者不信公?，于是春秋或日或不日，四時或具或不具，或州或國或氏或人或名或字或子之類，人皆不得其解，圣人豈故為是參差以貽后世疑惑乎，春秋文成數(shù)萬，其旨數(shù)千，非字字有褒貶之義，安得有數(shù)千之旨，若如杜預(yù)孔穎達說，其不具者，概為闕文，則斷爛朝報之譏，誠不免矣，顧氏于春秋用功深，大事表一書，實出宋章沖程公說之上，惟其春秋之學(xué)，專主左氏，惑于杜孔之說，故以鄭氏為是，其春秋闕文表于一字褒貶之處，皆以為偶闕，且謂此皆公?倡之，而后來諸儒，如孔氏穎達啖氏助趙氏匡陸氏淳孫氏復(fù)劉氏敞，亦既辨之矣，而復(fù)大熾于宋之中葉者，蓋亦有故焉，自諸儒攻擊三傳，王介甫遂目春秋為斷爛朝報，不立學(xué)官，文定反之，矯枉過正，遂舉圣經(jīng)之斷闕不全者，皆以為精義所存，復(fù)理公?之故說，而呂氏東萊葉氏少蘊張氏無德諸儒，俱從之，由是春秋稍明于唐以后者，復(fù)晦昧于宋之南渡，豈非勢之相激使然哉，夫蔑棄圣人之經(jīng)，與過崇圣人之經(jīng)，其用心不同，而其未得乎圣人垂世立教之心，則一也，案顧氏之說非是，斷爛朝報之說起而春秋廢，正由說春秋者闕文太多之故，南宋諸儒力反其說，如胡文定者，其穿鑿或出公?之外，誠未免求之過深，然文定之深文不可信，而公?之故說則可信，文定反斷爛朝報之說，顧氏以為矯枉過正，顧氏反文定一字褒貶之說，以圣經(jīng)為斷闕不全，則仍是斷爛朝報之說矣，獨不為矯枉過正乎，春秋經(jīng)惟夏五伯于陽，實是闕文，其余后世以為闕者，皆有說以處之，并非斷闕不全，如文定之說，猶不失為過崇圣經(jīng)，如顧氏之說，已不免于蔑棄圣經(jīng)矣。黃澤曰，屈經(jīng)申傳者，杜預(yù)輩是也，屈傳申經(jīng)者，若胡文定諸公是也。
　　論經(jīng)史分別甚明讀經(jīng)者不得以史法繩春秋修史者亦不當以春秋書法為史法
　　劉敞曰，傳曰，公出復(fù)入，不書，諱之也，諱國惡，禮也，杜氏曰，掩惡揚善，義存君親，皆當時臣子率意而隱，故無淺深之準，非也，傳所云者，似言仲尼作春秋，改舊史，有所不書之意也，非當時史官以諱為禮也，何以知之邪，按御孫謂莊公曰，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后嗣何觀。此曹?之言，以為御孫，誤，以御孫之說論之，君之不法，無所不書也，既無所不書，則是諱國惡者，非史官之事，春秋之意也，為之臣子，率意為君父諱，非也，臣子意莫不欲尊其君，子之意莫不欲美其親，如此，國史為無有實事，皆虛美也，謂之史可乎，故春秋一也，魯人記之則為史，仲尼修之則為經(jīng)，經(jīng)出于史，而史非經(jīng)也，史可以為經(jīng)，而經(jīng)非史也，譬如攻石取玉，玉之產(chǎn)于石必也，而石不可謂之玉，披沙取金，金之取于沙必也，而沙不可謂之金，魯國之史，賢人之記，沙之與石也，春秋之法，仲尼之筆，金之與玉也，金石必待揀擇追琢而后見，春秋亦待筆削改易而后成也，謂春秋之文，皆舊史所記，無用仲尼者，是謂金石不待揀擇追琢而得，非春類矣，錫瑞案劉氏分別經(jīng)史，義極精確，即以左氏傳義，?杜預(yù)經(jīng)出舊史之非，尤足以關(guān)其口，春秋是為萬世作經(jīng)，為后人立法，圣人待筆，空前絕后，不可無一不能有二之書，前古未見，本張橫渠說，則不得謂前有所承，后莫能繼，則不得云后人可續(xù)，乃后之讀經(jīng)者，既不知圣人所作是經(jīng)，而誤以史法繩之，于是經(jīng)義亂，如劉知幾惑經(jīng)申左之類。后之修史者，又不知非圣人不能作經(jīng)，而誤以史書擬之，于是史法亦亂，如沈既濟之類，司馬遷班固，世稱良史，所著史記漢書，多得春秋之義，然其書不敢學(xué)一字褒貶，只是據(jù)事直書，揚雄準易作太玄，仿論語作法言，而不敢擬春秋，王通始擬春秋作元經(jīng)，論者以為宋阮逸偽作，蓋隋以前猶知古義，唐宋以下，議論始繁，唐沈既濟書中宗曰，帝在房陵，孫甫范祖禹用其說，以春秋公在乾侯為比，程迥?之曰，春秋書王在畿內(nèi)，曰居于狄泉，出王畿，曰出居于鄭，諸侯在境內(nèi)，曰公居于鄆，出境，曰公在乾侯，唐鑒用春秋書法，中宗則宜曰帝居房陵，不宜曰在，案程氏之?是矣，而未盡也，敬王與王子朝，雖有東王西王之稱，士伯問介眾而辭王子朝，則當時皆推戴敬王，襄王之出居鄭，諸侯推戴，更無異說，是春秋書天王據(jù)實直書也，昭公出奔在外，魯國未別立君，平子每歲賈馬，具從者之衣屨，而歸之于乾侯，士鞅以為季孫事君如在國，齊晉諸國亦皆以君禮待之，景公曰，孰君而無稱，是春秋書公，亦據(jù)實直書也，若唐中宗已廢為廬陵王，武后自稱則天皇帝，今書廬陵王曰帝，則唐有兩帝矣，若奪則天之帝以與廬陵，則不據(jù)實直書，而變亂當時之事實，雖圣人有所不敢矣，乾侯晉地，故書在，與公在楚同義，房陵唐地，不當引以為比，唐鑒書帝在東宮，尤不可通，非止劉知幾貌同心異之誚，錢大昕已辨之，歐陽修五代史朱子綱目，亦有此失，綱目書莽大夫揚雄死，錢大昕亦已辨之，王鳴盛論五代史曰，歐公手筆誠高，學(xué)春秋?正是一病，春秋出圣人手筆，義例精深，后人去圣久遠，莫能窺測，豈可妄效，引薛應(yīng)?宋元通鑒義例云，春秋諸侯而或書其名，大夫而或書其字，或生而書其爵，或卒而去其官，論者以為夫子之褒貶，于是焉在也，夫春秋大義，炳如日星，而其微詞變例，美惡不嫌同辭，有非淺近之所能推測者，后人修史，輒從而擬之，不失之迂妄，則失之鄙陋，又論孫甫唐史論斷云，觀其自序欲效春秋書法，以褒貶予奪示勸戒，幸其書亡若存，徒汨亂學(xué)者耳目，大抵作史者宜直敘其事，不必弄文法，寓予奪，讀史者宜詳考其事實，不必憑意見，發(fā)議論，宋人略通文義，便想著作傳世，一涉史事，便欲法圣人筆削，此一時習(xí)氣，王氏此說，切中作史者妄擬春秋之弊，皆由不知春秋是經(jīng)不是史，經(jīng)非可僭擬者也。黃澤曰，作史惟當直書為得體，夫子春秋，只借二百四十二年，以示大經(jīng)大法于天下，故不可以史法觀之。
　　論春秋權(quán)衡?左氏及杜解多精確?公?則未得其旨
　　劉敞曰，前漢諸儒，不肯為左氏學(xué)者，為其是非謬于圣人也，故曰左氏不傳春秋，此無疑矣，然為左氏者皆恥之，因共護曰，邱明受經(jīng)于仲尼，此欲以自解免耳，其實非也，何以言之邪，仲尼之時，魯國賢者無不從之游，獨邱明不在弟子之籍，若邱明真受經(jīng)作傳者，豈得不在弟子之籍哉，豈有受經(jīng)傳道而非弟子者哉，以是觀之，仲尼未嘗授經(jīng)于邱明，邱明未嘗受經(jīng)于仲尼也，然邱明所以作傳者，乃若自用其意說經(jīng)，?以舊章凡例，通之于史策，可以見成敗耳，其褒貶之意，非邱明所盡也，以其不受經(jīng)也，學(xué)者可勿思之哉，杜氏序曰，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真?zhèn)?，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以示勸戒，其余皆即用舊史，史有文質(zhì)，辭有詳略，不必改也，此未盡也，茍唯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其余皆因而不改，則何貴于圣人之作春秋也，而傳又何以云非圣人莫能修之乎，大凡左氏本不能盡得圣人春秋之意，故春秋所有義同文異者，皆沒而不說，而杜氏患苦左傳有不傳春秋之名，因為作說云，此乃圣人即用舊史爾，觀邱明之意，又不必然，按隱公之初，始入春秋，邱明解經(jīng)，頗亦殷勤，故克段于鄢傳曰，不言出奔，難之也，不書城郎，非公命也，不書之例，一年之中凡七發(fā)，明是仲尼作經(jīng)，大有所刪改也，豈專用舊史者乎，又曰，大率左氏解經(jīng)之蔽有三，從赴告，一也，用舊史，二也，經(jīng)闕文，三也，按史雖待赴告而錄，然其文非赴告之詞也，春秋雖據(jù)舊史而作，然其義非舊史之文也，簡牘雖有闕失，其史非圣人所遺出，如謂史之記從赴告而已，則亂臣賊子何由而懼，如謂春秋用舊史而已，則何貴于圣人之筆削也，且春秋書良霄入于鄭，鄭人殺良霄，欒盈入于晉，晉人殺欒盈，其文同也，至哀十四年，非仲尼所修矣，其記陳宗豎入于陳，陳人殺之，明史之所記，與仲尼之所修異矣，又仲尼所修，無記內(nèi)邑叛者，哀十五年獨記成叛，此亦史文不與仲尼相似，仲尼不專用史文驗出，如謂經(jīng)之闕文，皆圣人所遺者，茍傳有所說而不與經(jīng)同，盡可歸過于經(jīng)，何賴于傳之解經(jīng)哉，故春秋者，出于舊史者也，而春秋非舊史之文也，舊史者，出于赴告者也，而舊史非赴告之辭也，傳者，出于經(jīng)者也，而傳非經(jīng)之本也，今傳與經(jīng)遠，是本末反矣，錫瑞案劉氏春秋權(quán)衡，為世所稱，以愚觀之，惟?左氏傳及杜預(yù)集解，說多精確，蓋左氏傳事不傳義，本無所謂義例，杜氏傳會，多不可據(jù)，故劉氏所?多中肯，公?二傳，各有義例，非會通全經(jīng)之旨，必至多所窒礙，誠能融會貫通，則人所見為窒礙者，皆有說以處此，枚乘曰，銖銖而積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專求字句，則多見窒礙，此所謂銖銖而積，寸寸而度也，會通全文，則少所窒礙，此所謂石稱丈量，徑而寡失也，春秋是孔子所作一部全書，其中又有非常異議，若不大通義例，粗究微言，則但能見淺而不能見深，凡所為三科九旨，一字褒貶，時月日例之類，皆以為橫生枝節(jié)，妄立異端，不知游夏不能贊一辭者，義正在此，不達乎此，則雖知經(jīng)承舊史之謬，而不知圣人作經(jīng)以教萬世，其異于舊史者，究竟安在，經(jīng)史之異，豈僅在一字一句間乎，劉氏博學(xué)精識，而春秋非專門，故雖知左氏杜預(yù)之非，而未曉公?二傳之是，其所?多字句瑣細，不關(guān)大義，其大義明著者，又或誑而不信，故權(quán)衡一書，?左氏及杜預(yù)者多可取，駁二傳者可取甚鮮，其合并三傳為劉氏傳，尤近童牛角馬，鄭伯克段一事，陳澧已駁其非。
　　論呂大圭以后世猜防之見疑古義宋儒說經(jīng)多有此失
　　呂大圭曰，公羊論隱公之貴賤，而曰子以母貴，母以子貴，夫謂子以母貴可也，謂母以子貴可乎，推此言也，所以長后世妾母陵僭之禍者，皆此言基之也，?梁論世子蒯聵之事則曰，信父而辭王父，則是不尊王也，其弗受以尊王父也，夫尊王父可也，不受父命可乎，推此言也，所以啟后世父子爭奪之禍者，未必不以此言藉口也，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趙鞅歸于晉，公?皆曰，其言歸何，以地正國也，后之臣子，有據(jù)邑以叛，而以遂君側(cè)之小人為辭者矣，公子結(jié)媵婦遂盟，公羊曰，大夫受命不受辭，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則專之可也，后之人臣，有事異域，而以安社稷利國家自諉者矣，祭仲執(zhí)而鄭同，其罪在祭仲也，而公羊則以為合于反經(jīng)之權(quán)，后世蓋有廢置其君如奕棋者矣，圣人作經(jīng)，本以明其理也，自傳者學(xué)不知道，妄為之說，而是非易位，義利無別，其極于下之僭上，卑之陵尊，父子相夷，兄弟為仇，為大臣而稱兵以向闕，出境外而矯制以行事，國家易姓，而為其大臣者，反以盛德自居而無所愧，君如武帝，臣如雋不疑，皆以春秋定國論，而不知其非也，此其為害甚者，不由于敘事失實之過哉，故嘗以為三傳要皆失實，而失之多者，莫如公羊，何范杜三家，各自為說，而說之繆者，莫如何休，公羊之失，既已略舉其二，而何休之繆為尤甚，元年春王正八，公羊不過曰君之始年爾，何休則曰，春秋紀新王受命于魯，滕侯卒不日，不過曰滕微國而侯不嫌也，而休則曰，春秋王魯，?隱公以為始，黜周王魯，公羊未有明文也，而休乃唱之，其誣圣人也甚矣，公羊曰，母弟稱弟，母兄稱兄，此其言已有失矣，而休從為之說曰，春秋變周之文，從商之質(zhì)，質(zhì)家親親，明當親厚于群公子也，使后世有親厚于同母弟，而薄于父之枝葉者，未必不由斯言啟之，公羊曰，立?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此言固有據(jù)也，而何休乃為之說曰，嫡子有孫而死，質(zhì)家親親，先立弟，文家尊尊，先立孫，使后世有惑于質(zhì)文之異，而嫡庶互爭者，未必非斯語禍之，其釋會戎之文則曰，王者不治夷狄，錄戎來者勿拒，去者勿追也，春秋之作，本以正夫夷夏之分，乃謂之不治夷狄可乎，其釋天王使來歸?之義則曰，王者據(jù)土與諸侯分職，俱南面而治，有不純臣之義，春秋之作，本以正君臣之分，乃謂有不純臣之義可乎，錫瑞案宋儒不信古義而好駁難，是一時風(fēng)氣，不足怪，其最不可訓(xùn)者，則誤沿當時猜防疑忌之習(xí)，反以古訓(xùn)為助亂之階，非止上誣古人，且恐下惑后世，胡安國春秋傳，發(fā)明尊王攘夷之義于南宋初，切中時勢，而解?帥師之類，以權(quán)臣主兵為大戒，王夫之論之曰，王之尊，非唯喏趨伏之可尊，夷之攘，非一身兩臂之可攘，岳侯之死，其說先中于庸主之心矣，王氏之駁胡傳誠非苛論，宋懲黃袍加身之事，首奪將帥之權(quán)，子孫傳為家法，賢者限于習(xí)俗，南宋之初，欲雪國恥，王賴師武臣力，乃諸將稍稍振起，秦檜奪其兵而殺之廢之，胡氏與檜薰猶不同，而誤加推薦，蓋由于議論之偶合，而實因經(jīng)義之不明，岳侯之死，雖未可以咎胡，而解經(jīng)不精，以致誤國，亦有不得辭其咎者，呂氏此論，多以后世之亂，歸咎漢人，不知漢人但解經(jīng)義，何能豫防后世之亂，奸人引古籍口，何所不至，曹丕自比舜禹，豈得以舜禹禪讓為非，王莽自比周公，豈得以周公居攝為誤，廢君者自比伊尹，豈得疑伊尹為篡，反上者自比湯武，豈得疑湯武為弒乎，若以僭上陵尊，相夷為仇，歸咎公?，孔子作春秋時，已有弒君父者，亦公?為之乎，黜周王魯，變文從質(zhì)，母弟稱弟，母以子貴，親親立弟，尊尊立孫，公羊雖不皆有明文，董子當公羊初著竹帛之時，其書已有明文，呂氏但責(zé)何休，而不知其本于董子，是董子書并未得見，何足以言春秋義乎，來者勿拒，去者勿追，并無語弊，呂以為非，將來者拒之，去者追之乎，王者諸侯分土，有不純臣之義，封建時本如是，豈可以一統(tǒng)時世并論乎，容齋隨筆有二傳誤后世一條，以左氏大義滅親公羊母以子貴并論，與呂氏所見同。
　　論黃澤趙汸說春秋有可取者而誤信杜預(yù)仍明昧參半
　　黃澤曰，春秋以前，禮法未廢，史所書者，不過君即位，君薨葬，逆夫人，夫人薨葬，大夫卒，有年無年，天時之變，郊廟之禮，諸侯卒葬，交聘會朝，大抵不過如此爾，無有伐國圍城，入某國某邑等事也，其后禮法既壞，史法始淆亂，如隱公元年除書及邾宋盟，公子益師卒外，其余皆失禮之事，如不書即位，是先君失禮，為魯亂之本，鄭估克段，是兄不兄，弟不弟，天王歸仲子之?，則失禮顯然，祭伯來則不稱使，舉一年如此，則二百四十二年可知，如此則夫子春秋安得不作，錫瑞案黃氏之說甚是，據(jù)此可見春秋凡例，必不出自周公，周公時天子當陽，諸侯用命，必不容有伐滅圍入等事，故柳宗元陸淳皆有此疑，黃氏所見，與柳氏陸氏同，而說加詳，然則韓宣之單辭，杜預(yù)之謬解，不當以汨亂春秋明矣，乃黃氏既知此義，又曰，春秋凡例，本周公之遺法，故韓宣子?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書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公之所以王，此時未經(jīng)夫子筆削，而韓宣子乃如此稱贊者，見得魯之史，與諸國迥然不同故也，案黃氏前后之說，大相矛盾，謂凡例本周公遺法，然則伐滅圍入，周公之時已有之乎，魯史與諸國迥然不同，然則孟子云，晉之乘，楚之?杌，魯之春秋，一也，又何說乎，此等皆由惑于杜預(yù)之說，先人為主，故雖于春秋有所窺見，而其說半明半昧，凡經(jīng)學(xué)所以不明者，由為前人之說所壓，不知前人與前人說各不同，有是有非，所當審擇，其審擇是非之法，當視前人之年代先后，與其人之賢否，如杜預(yù)解春秋，與孟子全然反對，以年代論，則孟子在五年余年之前，杜預(yù)在一百余年之后，以賢否論，則孟子為命世亞圣，杜預(yù)為黨逆亂臣，其所說之是非，自不待辨而決，而自杜解孤行之后，學(xué)春秋者誤守其說，盡反孟子之說以從之，黃氏于春秋，自謂功力至深，亦未能免此失，所以一知半解，間有所窺，而大義微言，終不能喻也，其徒趙汸說春秋，亦得失互見，大率本其師說。黃氏謂孔子非史官，何由得見國史，蓋魯之史官，以孔子是圣人，乃稟君命使其刊正，又謂公羊氏五世傳春秋，左氏增年傳文，亦當其子孫所續(xù)，故通謂之左氏傳，二說皆有思想，而無所依據(jù)。
　　論趙汸說春秋策書筆削近是孔廣森深取其書而亦不免有誤
　　趙汸春秋集傳序曰，策書之例十有五，而筆削之義有八，策書之例十有五，一曰，君舉必書，非君命不書，二曰，公即位不行其禮不書，三曰，納幣逆夫人，夫人至，夫人歸，皆書之，四曰，君夫人薨，不成喪不書，葬不用夫人禮則書卒，君見弒則諱而書薨，五曰，?子生則書之，公子大夫在位書卒，六曰，公女嫁為諸侯夫人，納幣，來逆，女歸，娣婦，來媵，致女，卒葬，來歸，皆書，為大夫妻，書來逆而已，七曰，時禮時田，茍過時越禮則書之，軍賦改作逾制，亦書于策，此史氏之錄乎內(nèi)者也，八曰，諸侯事有命告則書，崩卒不赴則不書，禍福不告亦不書，雖及滅國，滅不告敗，勝不告克，不書于策，九曰，雖伯主之役令，不及魯，亦不書，十曰，凡諸侯之女行，惟王后書，?諸侯，雖告不書，十一曰，諸侯之大夫奔，有玉帛之使則告，告則書，此史氏之錄乎外者也，十二曰，凡天子之命無不書，王臣有事為諸侯，則以內(nèi)辭書之，十三曰，大夫已命書名氏，未命書名，微者名氏不書，書其事而已，外微者書，十四曰，將尊師少稱將，將卑師眾稱師，將尊師眾稱某帥師，君將不言帥師，十五曰，凡天災(zāi)物異無不書，外災(zāi)告則書之，此史氏之通錄乎內(nèi)外者也，筆削之義有八，一曰存策書之大體，凡策書之大體，曰天道，曰王事，曰土功，曰公即位，曰逆夫人，夫人至，世子生，曰公夫人外如，曰薨葬，曰孫，曰夫人歸，曰內(nèi)女卒葬，曰來歸，曰大夫公子卒，曰公大夫出疆，曰盟會，曰出師，曰國受兵，曰祭祀?狩，越禮軍賦，改作逾制，外諸侯卒葬，曰兩君之好，曰玉帛之使，凡此之類，其書于策者，皆不削也，二曰假筆前以行權(quán)，春秋撥亂經(jīng)世，而國史有恒體，無辭可以寄文，于是有書有不書，以互顯其義，書者筆之，不書者削之，其筆削大凡有五，或略同以存異，公行不書致之類也，或略常以明變，釋不朝正內(nèi)女歸寧之類也，或略彼以見此，以來歸為義，則不書歸，以出奔為義，則殺之不書之類也，或略是以著非，諸侯有罪及勸王復(fù)辟不書之類也，或略輕以明重，非有關(guān)于天下之故不悉書是也，三曰變文以示義，春秋雖有筆有削，而所書者皆從主人之辭，然有事同而文異者，有文同而事異者，則予奪無章，而是非不著，于是有變文之法焉，將使學(xué)者即其文之是非詳略以求之，則可別嫌疑，明是非矣，四曰辨名實之際，亦變文也，正必書王，諸侯稱爵，大夫稱名氏，四夷大者稱子，此春秋之名也，諸侯有王而伯者興，中國無伯而夷狄橫，大夫?qū)１T侯散，此春秋之實也，春秋之名實如此，可無辨乎，于是有去名以全實者，征伐在諸侯，則大夫?qū)⒉环Q名氏，中國有伯，則楚君侵伐不稱君，又有去名以責(zé)實者，諸侯無王，則正不書王，中國無伯，則諸侯不序君，大夫?qū)⒙杂泻惴Q則稱人，五曰謹華夷之辨，亦變文也，楚至東周強于四夷，僭王猾夏，故伯者之興，以攘?為功，然則自晉伯中衰，楚益侵陵中國，俄而入陳圍鄭平宋，盟于蜀，盟于宋，會于申，甚至伐吳滅陳蔡，假討賊之義，號于天下，天下知有楚而已，故春秋書楚事，無不一致其嚴者，而書吳越與徐，亦必與中國異辭，所以信大義于天下也，六曰特筆以正名，筆削不足以盡義，而后有變文，然禍亂既極，大分不明，事有非常，情有特異，雖變文猶不足以盡義，而后圣人特筆是正之，所以正其名分也，夫變文雖有損益，猶曰史氏恒辭，若特筆則辭旨卓異，非復(fù)史氏恒辭矣，七曰因日月以明類，上下內(nèi)外之無別，天道人事之反常，六者尚不盡見，則又假日月之法區(qū)而別之，大抵以日為詳，則以不日為略，以月為詳，則以不月為略，其以日為恒，則以不日為變，以不日為恒，則以日為變，甚則以不月為異，其以月為恒，則以月為變，以不月為恒，則以月為變，甚則以日為異，將使屬辭比事以求之，則筆削變文特筆，既各以類明，而日月又相為經(jīng)緯，無微不顯矣，八曰辭從主人，主人謂魯君也，春秋本魯史成書，夫子作經(jīng)，唯以筆削見義，自非有所是正，皆從史氏舊文，而所是正亦不多見，故曰辭從主人，此八者實制作之權(quán)衡也，錫瑞案趙氏分別策書筆削，語多近是，春秋屬辭，本此立說，孔廣森深取其書，惟其收學(xué)非專門，仍有未盡是者，如隱公不書即位以成公意，桓公書即位以如其意，公薨以不地見弒，公夫人出奔曰孫，凡此等皆春秋特筆，未必魯史有此書法，趙氏以為存策書之大體，是猶惑于杜預(yù)之說又信其師黃澤臆撰孔子奉君命修國史之文，不知圣人口授微言，實是私修而非官書，不信古義，而臆造不經(jīng)，故其所著集傳屬辭，仍不免有誤也。
　　論王正月是周正胡安國夏時冠周月之說朱子已?正之
　　春秋王正月，三傳及三傳之注，皆云周正建子之月，左氏傳加一周字，云元年春王周正月，孔疏言王正月者，王者革前代馭天下，必改正朔易服色，以變?nèi)艘暵?，夏以建寅之月為正，殷以建丑之月為正，周以建子之月為正，三代異制，正朔不同，正是時王所建，故以王字冠之，言是時王之正月也，左氏之增一字，可謂一字千金，孔疏解釋詳明，自宋以前，皆無異義，胡安國春秋傳，始有夏時冠周月之說，云以夏時冠月垂法后世，以周正紀事，示無其位，不敢自專，朱子曰，某親見文定家說，文定春秋說夫子以夏時冠周月，以周正紀事，謂如公即位，依舊是十一月，只是孔子改正作春正月，某便不敢信，恁地時二百四十二年，夫子只證得個行夏之時四年字，據(jù)今周禮有正月，有正義，則周實是元改作春正月，夫子所謂行夏之時，只是為他不順，欲改從建寅，如孟子說七月之間旱，這斷然是五六月，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這分明是九月十月，黃澤曰，近世士大夫，多辟春春秋用周正之說，以為時不可改，甚者至以為月亦不可改，如七八月之間旱，與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趙岐釋以周正，晦?亦從趙岐，而近世說者以趙岐為非，則是并晦?皆非之矣，此是本無所見，而妄生事端，以疑惑圣經(jīng)，為害不細，前世士大夫?qū)W問，?未見有如此者，錫瑞案春秋本魯史舊文，魯史奉周王正朔，王正月之為周正，無可疑者，孔子作春秋述時事，必不擅改周歷，以致事實不明，春秋之書無冰皆在春，此周正也，若夏正則春無冰何足為異，又書冬十月隕霜殺菽，此周正也，若夏正則十月隕霜，何足為異，十月亦未必有菽，僖公三年自去冬十月不雨至春，書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至六月雨，若夏正則六月建未之月，歷三時不雨，至六月不得耕種矣，惟六月為周正建已之月，得雨猶可耕種，故春秋是年不書旱，亦不書饑，傳曰，不為災(zāi)也，此顯有可據(jù)者，乃胡氏諸人，好逞異說，此宋人說經(jīng)，所以多不可從，朱子不以胡傳為然，此朱子在宋儒之中，所以為最篤實，乃其弟子蔡沈解尚書，以為商周不改月，不守師說，殊不可解，春秋為后王立法，漢儒以為素王改制，實有可據(jù)，而后人必不信，春秋雖為后王立法，不能擅改時王正朔，宋儒以為夏時冠周月，實不可據(jù)，而后人反信之，是末師而非往古，豈非顛倒之甚。
　　論三傳皆專門之學(xué)學(xué)者宜專治一家又各有所從入
　　漢十四博士今文之學(xué)，今多不傳，施孟梁邱京易，歐陽夏侯尚書，齊魯韓詩，皆已亡佚，惟公羊春秋猶存，?梁亦存全書，此天之未喪斯文也，而自左氏孤行，二傳雖存若亡，陸德明作經(jīng)典釋文，已云二傳近代無講者，恐其學(xué)遂絕，故為音以示將來，幸而唐人雖以左氏列于五經(jīng)，而公羊為中經(jīng)，?梁為小經(jīng)，亦用之以取士，故士子習(xí)者雖少，見李元璀楊?所奏，而書猶不至亡，啖趙陸兼采之以作纂例，宋人沿啖趙陸之派說春秋，多兼采公?，故未至如韓詩之亡于北宋，惟宋尚通學(xué)，不主專門，合三傳為一家，是合五金為一爐而冶之，合三牲魯臘為一鼎而烹之也，春秋是一部全書，其義由孔子一手所定，比詩書易禮不同，學(xué)春秋必會通全經(jīng)，非可枝枝節(jié)節(jié)而為之者，若一條從左氏，一條從公羊，一條從?梁，一條從唐宋諸儒，雖古義略傳，必不免于春秋失亂之弊，故春秋一經(jīng)，尤重專門之學(xué)，國朝稽古，漢學(xué)中興，孔廣森作公羊通義，阮元稱為孤家專學(xué)，然其書不守何氏義例，多采后儒之說，又不信黜周王魯科旨，以新周比新鄭，雖有華路藍縷之功，不無買櫝還珠之憾，惟何氏解詁與徐疏，簡奧難讀，陳立書又太繁，治公羊者可從通義先入，再觀注疏，常州學(xué)派多主公羊，莊存與作春秋正辭，傳之劉逢祿宋翔鳳龔自珍諸人，凌曙作董子繁露注，其從陳立作公羊義疏，治公羊者，當觀凌曙所注繁露，以求董子大義，乃劉逢祿所作釋例，以求何氏條例，再鑒陳立義疏以求大備，斯不愧專門之學(xué)矣，許桂林作?梁釋例，柳興恩作?梁大義述，鐘又?作?梁補注，亦成一家之言，?梁不傳三科九旨，本非公羊之比，惟其時月日例，與公羊大同小異，詳略互見，可以補公羊所未及，治?梁者，先觀范解楊疏，及許桂林釋時月日例，許書簡而有法，如公子益師卒傳云，大夫日卒，正也，不日卒，晉也，何休廢疾，已引公子牙季孫意如何以書卒難之，鄭君所釋，亦不可通，許據(jù)左氏公不與小斂，謂不與小斂即是惡，乃得其解，柳興鐘文?皆據(jù)?梁謹始，謂隱公之讓，為不能正始，柳興恩至以亂臣賊子斥隱公，夫以讓國之賢君，而斥為亂賊，則篡弒之桓公，將何以處之乎，春秋善善從長，必不如此深刻，?梁惡桓而善隱，其義亦不如此之刻也，?梁義例，多比附公羊，故治?梁不如治公羊，治公羊乃可兼采?梁，如?梁桓二年傳或曰，其不稱名，蓋為祖諱也，孔子故宋也，是比附公羊故宋而失其旨之證，成九年傳不言戰(zhàn)，以鄭伯也，為尊者諱恥，為賢者諱過，為親者諱疾，是比附公羊為親者諱而失其旨之證，春秋為親者諱惟魯，昭二十一年傳，東者東國也，曰東，惡之而貶之也，是比附公羊譏二名而失其旨之證，若左氏不傳春秋，亦有譏二名之說，云先名武庚，乍名祿父，則尤不知而強說者，治左氏者，先觀杜解孔疏，再及李貽德賈服輯述，以參考古義，顧棟高春秋大事表，以綜覽事實，然亦只是左氏一家之學(xué)，于春秋之微言大義，無甚發(fā)明。
　　論俞正燮說春秋最謬乃不通經(jīng)義不合史事疑誤后學(xué)之妄言
　　近人說春秋者，俞正燮為最謬，其公羊傳及注論曰，公羊傳者，漢人所致用，所謂漢家自有法度，奈何言王道，公羊集酷吏佞臣之言，謂之經(jīng)義，漢人便之，謂之通經(jīng)致用，錫瑞案漢家自有制度，乃宣帝之言，宣帝好?梁，非尊公羊者，通經(jīng)致用，乃西漢今文之學(xué)，簡明有用，如禹貢治河洪范察變之類，非止春秋一經(jīng)，俞云公羊集酷使佞臣之言，酷吏似指張湯，佞臣似指公孫宏，史記酷吏列傳曰，是時上方鄉(xiāng)文學(xué)，湯決不獄，欲傳古義，乃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亭疑法，又曰，依于文學(xué)之士，丞相宏數(shù)稱其美，又平準書曰，自公孫宏以春秋之義繩臣下，取漢相，張湯用峻文決理為廷尉，于是見知之法生，而廢格沮誹窮治之獄用矣，據(jù)史記則宏湯希世用事，見公羊傳有貶絕之義無將之誅，傅會之以行慘酷之法，要非公羊所能逆料，俞氏以為公羊罪案，則莊子云，儒以詩禮發(fā)冢，可以發(fā)冢歸罪詩禮，王莽動?周官，可以王莽歸罪周官乎，公羊傳由胡毋生著竹帛，公孫宏受學(xué)胡毋生，則公羊成書，必不在宏湯用事之后，據(jù)俞氏說，似作公羊傳者集宏湯之言為之，年代不符，甚不可通，若酷吏佞臣不指宏湯，則胡毋生之前，酷吏佞臣為何人，更無可據(jù)，漢書董仲舒?zhèn)髟唬偈嬖诩?，朝廷如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而問之，其對皆有明法，后漢書應(yīng)劭傳曰，故膠西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議，數(shù)遣廷尉張湯親至陋巷問得失，于是作春秋決獄二百三十三事，動以經(jīng)對據(jù)，此則張湯用法嘗詢仲舒，《漢?藝文志》董仲舒治獄十六篇久亡，《通典》、《六帖》、《御覽》共載六事，引《春秋》義以斷當時之獄，多以為某人罪不當坐，蓋以漢法嚴酷，持議多歸仁恕，與宏湯之慘刻異趣，《繁露?郊祀》封仲舒答張湯問鳧鶩之類，亦不盡屬刑法，則不能以張湯之法，歸咎仲舒，尤不能歸咎公羊矣。三科九旨，《繁露》書明言之。俞云，董仲舒未敢言而心好之，故陷呂步舒之獄，以俞氏之博，似并未見繁露，殊不可解，何休解詁曰，自王者言之，屈遠世子在三公下，引禮喪服為證，何氏解禮即不當，亦無關(guān)春秋大義，俞以此為何氏罪案，謂以己得公府掾之故，論古人當平心靜氣，不當鍛煉以入人罪，必欲深文鍛煉，謂何氏因己為公府掾，故崇重三公，亦安知俞氏非因己為時相所扼，故卑抑三公乎，俞為董誥所扼，不得進士，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又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公羊家說與孟子合，若左氏家說經(jīng)承舊史，無素王之法，則天子之事安在，曰，凡弒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如其說，則君無道，而弒君之臣無罪，傳文于殉君之禮父荀息，并無褒辭，而弒君之趙盾欒書，反加稱許，且有君臣無常位之言，左氏據(jù)事直書初無成見，杜預(yù)張大其說，與春秋之義相反，是春秋成而亂臣賊子喜矣，如俞氏說，不亦可云左氏集亂臣賊子之言，謂之經(jīng)義乎，俞乎曰，左氏，萬世之書也，公羊傳，漢廷儒臣通經(jīng)致用干祿之書也，何休所說，漢末公府掾致用干祿之書也，請為更正之曰，公羊傳，經(jīng)學(xué)也，一字褒貶，孔子作春秋之義，本如是也，左氏傳，史學(xué)也，據(jù)事直書，不立褒貶，雖不傳春秋，而書不可廢也，俞氏所說，乃不通經(jīng)義，不合史事，疑誤后學(xué)之妄言也。
　　論春秋明王道絀詐力故特褒宋襄而借以明仁義行師之義
　　嘗讀春秋而有感焉，春秋據(jù)亂，而作亂莫甚于戰(zhàn)爭，孟子曰，春秋無義戰(zhàn)，彼善于此則有之矣，今據(jù)公羊之傳，推孟子之義，而知孟子之善說春秋也，春秋?始于隱，隱二年無駭帥師入極，傳曰，何以不氏，疾始滅也，然則后之滅人國者，皆春秋之所疾矣，四年莒人入杞，取牟婁，傳曰，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疾始取邑也，然則后之取人邑者，皆春秋之所疾矣，桓七年焚咸邱，傳曰，以火攻也，何言乎以火攻，疾始以火攻也，然則后之以火攻者，皆春秋之所疾矣，春秋戰(zhàn)例時，偏戰(zhàn)日，詐戰(zhàn)月，左氏凡例，凡師敵未陳曰敗某師，即詐戰(zhàn)，皆陳曰戰(zhàn)，即偏戰(zhàn)，桓十年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wèi)侯鄭伯來戰(zhàn)于郎，僖元年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犁，獲莒?，僖十五年十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zhàn)于韓，獲晉侯，僖二十二年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zhàn)于泓，宋師敗績，文七年夏四月戊子，晉人及秦人戰(zhàn)于令狐，十二年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zhàn)于河曲，傳皆以為偏戰(zhàn)，是彼善于此者，猶愈于詐戰(zhàn)也，宋楚戰(zhàn)泓傳曰，偏戰(zhàn)者日爾此其言朔何，春秋辭繁而不殺者也，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臨大事而不忘大禮，有君而無臣，以為雖文王之戰(zhàn)，亦不過此也，是宋襄戰(zhàn)泓，為善之善者，故夫子特筆褒之，董子繁露王道俞序篇，史記宋世家贊，淮南泰族訓(xùn)，白虎通號篇，何氏?梁廢疾，皆褒宋襄，錫瑞案司馬法曰，逐奔不過百步，從綏不過三舍，明其禮也，不窮不能而哀憐傷病，明其仁也，成列而鼓，明其信也，爭義不爭利，明其義也，據(jù)此，則不鼓不成列，不重傷，不禽二毛，本古軍禮之遺，古禮不行，而老子有以奇用兵之言，談兵者謂兵不厭詐，宋襄獨行古禮，宜世皆迂之矣，?梁左氏不以宋襄為是，狃于后世詐力之見，左氏書之，善在明典禮，詳事實，而淺人武夫，但以為善言兵，故隗禧以左氏為相斫書，左氏述子魚之言，訾宋襄者以為口實，不知宋世家亦載子魚兵以勝為功之言，而史公作贊，必褒宋襄之禮讓者，以春秋撥亂之旨，具在此也，當其時戰(zhàn)禍亟矣，獨有一宋襄公能明王道，絀詐力，故春秋特褒之，而借以明仁義行師之義，以為后之用兵者，能如宋襄之言，則戰(zhàn)禍少紓，民命可保矣，春秋時，宋華元向戌皆主弭兵，其后墨翟宋??以禁攻寢兵為務(wù)，似聞宋襄仁義之風(fēng)而興起者，左氏載子罕之言以斥向戌，似近正，然不得以弭兵為非，兵雖不能終弭，弭一日，緩一日之禍也，痛乎何劭公之言火攻也，曰，征伐之道，不過用兵，服則可以退，不服則不可以進，火之盛炎，水之盛沖，雖欲服罪，不可復(fù)禁，故疾其暴而不仁也，今之戰(zhàn)事，專尚火攻，其暴而不仁，又百倍于東周之世，西人近講公法，開弭兵會，似得墨子兼愛非攻之旨，若進之以春秋之義，明王道，絀詐力戰(zhàn)禍庶少瘥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