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前,先王的制度,從天子、公侯、卿、大夫、士到奴仆、守門的、打更的,其爵位、俸祿、侍奉、贍養(yǎng)、住宅、車輛、服飾、棺槨、祭祀、死生的規(guī)定都有不同的等級,年紀小的不得越過年紀大的,地位低賤的不得越過地位高貴的。
由于這樣,所以上下有序、民心穩(wěn)定。
于是辨明土地、川澤、丘陵、高峻與平緩、肥沃與低濕等不同情形,教導百姓種植樹木飼養(yǎng)牲畜;從五谷六畜到魚、鱉、鳥、獸、荻、蒲、材、干、器械等資財,用來養(yǎng)生送終的東西,沒有不全部植養(yǎng)的。
按時植養(yǎng),而使用時有節(jié)度。
不到九月不伐薪;不到九月、正月,不獵捕魚;不到七月不射殺鳥。
既然要按照時令來選擇物用,就像山上不亂砍被伐樹木重生的枝條,不擊殺正在長而未長成的草木,小蟲、魚、鹿子、鳥蛋,都常常有禁忌。
所以順應時節(jié),使萬物繁盛,用度豐富、完備。
然后、士、農、工、商四民依靠各自的特點,發(fā)揮各自的智謀才能,夙興夜寐,來從事他們的事業(yè),相互地以其所有,交易所無,而都不匱乏,沒有政府的征發(fā)和限期交納,使遠近都充足。
所以《易》說“:君王依靠財用以成教化,稱贊天地長育萬物,來救助他的百姓”,“備取萬物而極其功用,拿制成的器物把它作為天下人的利益,沒有比這更品德高尚的”,說的就是這一點。
《管子》說古代的士、農、工、商不允許混合居住。
士人在閑散的宴席上一起談論仁義,工匠在官府里一起議論技巧,商人在交易場所相互交談財利,農民在田野里共同謀劃農業(yè)生產,從早到晚從事自己的事業(yè),沒有誰觀視它物而改變自己的本業(yè)的。
所以他們的父兄的教育不嚴肅而他們的事業(yè)能夠成功,子弟的學習不費力而所學的東西能夠學會,這是因為他們各自安于所居而樂于本業(yè),認為其食物味美,認為其服飾華麗,即使看見奇麗粉華,不是他們所學習的,像戎、狄對于于越一樣避開它,不參與進去。
因此欲望少而事情簡潔,財用足而不互相爭奪。
于是位居百姓以上的君王,用道德來引導他們,用禮儀來約束他們,所以百姓有廉恥之心而懂得尊敬,認為禮義貴重而鄙視利益。
這就是夏、商、周三代君王用德、禮統(tǒng)治百姓,刑法不嚴而能夠治理國家的大概原因吧。
到周室衰微,禮法破壞,諸侯魯桓公雕刻宮椽、飾紅屋柱,大夫臧文仲的房屋有雕成山形的斗拱,畫著水藻紋的短柱,在廳堂跳著八佾舞,在殿堂用《雍》樂伴奏進食。
其流風下至士人、平民,沒有誰不背離詔制而拋棄農業(yè)的;從事農業(yè)生產的人少,從事商業(yè)的人多,糧食不足而貨物有余。
衰落延至齊桓公、晉文公之后,禮義徹底破壞,上下相互遮掩,一國之內政治不同,一家之內風俗殊異,欲望無節(jié)度,僭越等級沒有止盡。
于是商人交換難得的財物,工匠制作無用的器物,采用違反道義的行為,來追逐時人的喜好而獲取世間的資財。
欺詐的人違背事實以求取名譽,邪惡狡詐的人損害他人以求取功利,篡權殺君得到國家的人成為王公,強取豪奪建立家業(yè)的人是英雄。
禮義不足以約束君子,刑戮不足以威懾小人。
富有的人,木土披上了文錦,犬馬有吃不完的肉粟,而貧困的人短褐破爛不完整,只是含豆飲水以充饑。
他們是普通百姓,地位同等而在財力上相爭,雖為奴仆,但還沒有怨恨的表情。
所以那些粉飾欺詐為非作歹的人,自我滿足于一時;守道循理的人,不免于饑寒的憂慮。
教令從上面興起,是由于法律制度的無限。
所以列舉他們所作的事情,來記載世間的變化。
從前,越王勾踐被吳王夫差圍困在會稽山上,于是重用范蠡、計然。
計然說“:知道要打仗,就得作好備戰(zhàn)工作;了解貨物何時為人所需求購用,才算懂得什么是財貨,掌握了‘時’與‘用’二者的規(guī)律,那么各種貨物的流通情況就可以看得清楚了。
所以,天旱則備船以待澇,天澇則備車以待旱,這樣做符合事物發(fā)展變化的規(guī)律?!惫篡`照此治國,十年后國家富起來,拿出豐厚的錢財來收買兵士,于是消滅了強大的吳國,洗刷了會稽被困之恥。
范蠡嘆息說“:計然的致富之策十條,越國用了其中的五條就實現(xiàn)報仇雪恥的愿望。
既然用它施用于治國而有效,我要把它用于治家?!庇谑撬酥蝗~扁舟,漂泊江湖,改名換姓,到齊國改名為鴟夷子皮,到陶邑改名為朱公。
朱公認為陶邑為天下中心,各地諸侯從四面八方通達這里,交流貨物是很容易很便利的,于是他就治理產業(yè),囤積居奇,隨機應變而不另靠人力經營。
所以他作為一個善于生財致富的人,能夠不靠人力而隨機應變。
十九年間三次積累到千金之財,兩次分散給貧賤之交和遠房的本家兄弟們。
后來范蠡年老,聽任子孫繼治其業(yè)并有所發(fā)展,終致家財萬萬錢。
所以人們談論富翁時稱他為陶朱公。
子貢在孔子那里學習之后,退而做官于衛(wèi)國,又在曹國和魯國之間經商。
孔門七十多個高足弟子中,端木賜(子貢)是最富有的。
而另一高足弟子顏淵簞食瓢飲,棲身在狹窄的巷子里。
而子貢卻乘著四馬并駕齊驅的車子,帶著束帛厚禮去訪問、饋贈諸侯,所到之處,國君無不同他平等行禮。
但孔子認為顏淵賢能而指責子貢,說:“顏回這人呀,他的道德學問也算是差不多了,家里經常揭不開鍋,但樂在其中。
端木賜不順從天命,去學作生意,猜測行情,倒十拿九準哩?!卑坠缡俏髦車恕?br />
當魏文侯在位時,李悝致力于盡地力之教,而白圭卻喜歡觀察市場行情和年成豐歉的變化,所以他搞的是“人棄我取,人取我與”的商業(yè)經營。
他能做到不講究吃喝,摒棄嗜欲,節(jié)省穿戴,與做事的奴仆同甘共苦,抓緊發(fā)財?shù)臅r機就像猛獸搏取食物時那樣迅速敏捷。
所以他說“:我干經商發(fā)財致富的事情,就像伊尹、呂尚籌劃謀略,孫臏、吳起用兵,商鞅推行法律那樣。
所以,如果一個人智夠不上與我通權達變,勇不能夠做出決斷,仁不能夠正確取舍,強不能有所堅守,雖然他想學習我的經商發(fā)財之術,我終究不會教給他的?!币蚨?,天下人談論經商發(fā)財致富之道,都效法白圭。
猗頓以經營池鹽起家,而邯鄲郭縱以冶鐵積起家業(yè),其富有可與諸侯王相提并論。
烏氏蠃經營畜牧業(yè),待到牲畜繁殖眾多之時,便統(tǒng)統(tǒng)賣掉,用賣牲畜的錢購求各種奇異之物和絲織品,暗中獻給戎王。
戎王還贈他十倍等于所獻物品買價的東西,給他牲畜,所給牲畜多到用谷子為單位來計算牛馬的數(shù)量。
秦始皇詔令烏氏蠃位同封君,按規(guī)定時間同諸大臣入宮朝拜。
巴郡寡婦清,她的祖上得到丹砂礦,獨攬其利好幾代,家產也多得無法估量。
清寡婦能守住先人家業(yè),用金錢買通各方,借以自衛(wèi),人們不敢侵犯她。
秦始皇把她當做貞婦而待之以賓客之禮,并為她修筑了女懷清臺。
秦漢詔制,列侯封君享受租稅的標準是每戶每年繳入二百錢。
享有一千戶的封君,一年的租稅收入可達二十萬錢,朝拜天子、訪問別的諸侯和祭祀、饋贈等費用都要從這二十萬錢中開支。
普通百姓———農、工、商、賈,家有一萬錢,按照利率一年也可得利息二千錢,擁有一百萬錢的人家每年則得利息二十萬錢,而更徭租賦的費用要從這二十萬錢中開支,這樣的人家,喜歡穿好的、吃好的。
所以說陸地牧馬五十匹,養(yǎng)牛一百六、七十頭,養(yǎng)羊二百五十只,草澤養(yǎng)豬二百五十頭,水中占有年產魚一千石的魚塘,在山里擁有成材木樹一千株。
安邑千株棗樹;燕、秦千株栗子樹;蜀、漢、江陵千株桔樹;淮北、滎以南和黃河、濟水之間千株楸樹;陳、夏千株漆樹;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子;以及大國中有一萬戶的城市,城外有畝產一鐘的千畝良田,以及千畝報卮子、茜草,或者千畦生姜、韭菜,擁有上述某項財產的人,其收入都可與千戶侯的收入相比。
民間諺語說:“務農不如做工,做工不如經商,刺繡文采不如當街做買賣?!边@說的是末業(yè),是貧窮之人為致富所憑借的手段。
在交通發(fā)達的大都市里,一年之中,酒家釀酒一千甕出賣,醋醬千缸,飲漿千儋,屠剝牛羊豬皮千張,販賣谷物千鐘,柴草千車,擁有船只的總長千丈,大木材一千根,竹竿萬根,軺車百乘,牛車千輛,涂漆木器千只,銅器總量千鈞,未漆的原色木器、鐵器及卮子、茜草千石,馬二百匹,牛二百五十頭,羊、豬二千只,奴仆一百人,筋角、丹砂千斤,綿絮、細布千鈞,有花紋圖案的彩色絲織品千匹,粗布或皮革千石,漆千斗,蘗曲、鹽豆豆支千合,鮐魚、鎦魚千斤,雜小魚千石,腌咸魚千鈞,棗栗三千石,狐貂皮衣千件,羔羊皮衣千石,毛氈毯千條,還有水果蔬菜千鐘,利息錢千貫,牙商或貪心的商人獲利十分之三,不太貪心的商人獲利十分之五,擁有以上某項財產或經濟收入的人也比得上千乘之家,這是大概情況。
蜀郡卓氏的先人是趙國人,以冶鐵致富。
秦國攻滅趙國時,遷徙卓氏到蜀郡。
夫妻推著小車前行。
那些同時被遷徙的人,稍稍有些余財,便爭著送給管事的官吏,乞求把他們遷徙到近處,結果被安排在葭萌縣。
惟有卓氏說“:葭萌地方狹小,土地貧脊。
我聽說岷山下是一片肥沃的田野,地里生長著大芋,有此物充糧,人到死也不會挨餓。
那里的百姓又善于交易,做買賣方便?!庇谑钦埱筮w到遠處。
結果被遷到臨邛縣,他非常高興,就在有鐵礦的山里冶鑄,并動腦子計劃籌算,在滇、蜀百姓中做生意,成為大富翁,乃至于擁有奴仆八百人,享受的田池射獵之樂比得上國君。
程鄭,是被秦國從山東遷徙到西南地區(qū)的降民,也經營冶鑄業(yè),把鐵器產品賣給當?shù)匦U族,其富有程度與卓氏相等。
程鄭、卓氏衰落以后,到漢成帝、漢哀帝年間,成都的羅裒的資財達到萬萬錢。
起初,羅裒在京城做生意,隨身攜帶有幾十萬錢,后達到一百萬錢,替平陵人石氏掌財。
這人非常努力。
石氏的資財僅次于如氏、苴氏,對于他親近信任之人,拿很多的資財送給他們,讓他們往來于巴、蜀做生意,幾年間達到一千多萬。
羅裒拿出一半的錢財送給曲陽侯、定陵侯,依靠他們的權勢,借錢給郡國,人們沒有誰敢不還的。
他獨攬鹽井之利,一年所得是自身錢財?shù)膬杀?,于是使他的錢財增多了。
宛縣孔氏的祖上是梁國人,以冶鐵為業(yè)。
秦國消滅魏國之后,把孔氏遷徙到南陽,他便大規(guī)模地經營冶鑄業(yè),又規(guī)劃陂池,驅動成群結隊的車馬游訪諸侯,趁機牟取商業(yè)利益,博得了游閑公子樂善好施之名。
但他賺到的錢很多,大大超出施舍出去的那點錢,勝過斤斤計較之輩,家中財富達到幾千金。
所以,南陽地區(qū)的商人都效法孔氏的從容穩(wěn)重和手腳大方。
魯?shù)孛袼變€約吝嗇,而丙氏尤甚,他以冶鐵起家,財富達到萬萬錢。
但他家不管老少都要遵守一條家規(guī):低頭抬頭眼睛都要盯著錢,一舉一動都要得到利。
他家放債、做買賣遍及郡國。
鄒、魯?shù)貐^(qū)因這個緣故很多人都離棄文學而追求發(fā)財。
齊地風俗是賤視奴仆,而刀間卻偏偏喜歡他們,重視他們;兇惡狡猾的奴仆是人們所頭痛的,惟有刀間收留,讓他們追逐魚鹽商賈之利,或者讓他們駕車乘馬堂而皇之地去結交郡國守相,而刀間更加放任他們。
終于得到他們的助力,積起財富幾千萬錢。
所以人們說“寧爵毋刀”,說的是刀間能使豪奴自肥,而又能讓其為他賣力。
刀間衰落以后,到成帝、哀帝年間,臨淄地方姓偉的財產也達到五千萬。
周地人本來就很吝嗇小氣,而師史尤甚。
他以車載貨做買賣賺錢,車子數(shù)以百計,在各郡各諸侯國經商,無處不到。
洛陽位于齊、秦、楚、趙的中心,富有人家相互夸耀自己在外經商時間長,經過洛陽而不入家門。
能使用這樣的人,所以師史能弄到萬萬錢。
師史衰落以后,到漢成帝、漢哀帝、王莽時,洛陽的張長叔、薛子仲的資財也達到萬萬錢。
王莽讓他們都做了納言士,想效法漢武帝,但不能得到他們的好處。
宣曲地方的任氏,他的祖上擔任過督道倉守吏。
秦朝衰敗之時,豪杰爭相奪取金玉,而任氏獨去窖藏倉庫的米粟。
后來,在楚漢鏖兵于滎陽之際,百姓無法耕種田地,每石米的售價達到一萬錢,豪杰的金玉統(tǒng)統(tǒng)轉歸任氏,任氏以此發(fā)了財。
富人爭相奢侈,而任氏放下有錢人的架子節(jié)儉度日而致力于農田畜牧。
田地和牲畜,人們爭著要價錢便宜的,任氏卻專要貴而好的,任家富有延續(xù)幾代。
但任氏有家約規(guī)定:不是由自家種田養(yǎng)畜得來的東西不穿不吃,官家公事沒完成則不得飲酒吃肉。
因為這成為鄉(xiāng)里人表率,所以他富有而皇上又尊重他。
國家開拓邊塞地區(qū)之際,只有橋姚得以有馬千匹,牛二千頭,羊萬只,粟以萬鐘計。
吳、楚七國之亂剛發(fā)生時,長安城中的列侯封君要跟隨軍隊出關作戰(zhàn),他們向高利貸者借貸,高利貸者認為關東鎮(zhèn)壓七國叛亂的戰(zhàn)事勝負未決,沒有誰肯把錢貸給他們。
只有無鹽氏拿出千金貸給列侯封君,其利息為本錢的十倍。
三個月后,吳、楚叛亂被平息。
一年之中,無鹽氏得到了十倍的利息,因此富敵關中。
關中的富商大賈,大都是姓田的家族,如田墻、田蘭。
韋家栗氏、安陵杜氏也都有萬萬錢家財。
前面的富者衰落以后,自漢元帝、漢哀帝到王莽時為止,京城的富人杜陵的樊嘉,茂陵的摯綱,平陵的如氏、苴氏,長安賣丹的王君房,賣豉的樊少翁、王孫大卿,他們是天下?lián)碛泻芏噘Y產者。
樊嘉五千萬,其余的人都達到萬萬錢。
王孫大卿用財養(yǎng)士,與英雄豪杰交往,王莽起用他擔任京城司市師,是漢朝的司東市令。
上述這些富豪都是顯著有名的人物。
其余郡國富民從事各種行業(yè)而獲利,用財貨送人抬高自己身價,在鄉(xiāng)里取得敬重的人,不可勝數(shù)。
所以秦楊靠種田務農而為一州首富,翁伯靠販賣脂粉而富傾縣邑,張氏靠賣酒料而極度奢侈,質氏靠磨刀而富到列鼎而食,濁氏靠產銷胃脯而富到車馬成行,張里靠給馬治病而富到鳴鐘佐食,這些都超過了法律制度。
但他們總是遵守事業(yè),積累贏利,才逐漸而成為富有者。
至于蜀郡的卓氏,宛縣的孔氏,齊地的刀間,是公然獨攬山川銅鐵魚鹽的商賈之人,開動腦筋計算籌劃,在上爭奪君王的利益,在下專取百姓的產業(yè),他們都陷入到越出常軌過分奢侈的罪惡里。
又何況挖掘墓葬、打劫擊殺,用詐取強奪手段發(fā)財致富的呢!曲叔、稽發(fā)、雍樂成這些人,竟還與良善之人齊齒并列,損喪風化,敗壞風俗,這是導致大亂的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