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抗戰(zhàn)勝利后，昆明盛呼北大復校，聘胡適之為校長，時適之尚留美，由傅斯年暫代，舊北大同仁不在昆明者，皆函邀赴北平，但余并未得來函邀請。又念國共分裂日顯。自雅爾達協(xié)定后，美國急求撤退，而蘇聯(lián)則急求東進，國事蜩螗，方興未艾。余昔在北平，日常杜門，除講堂外，師生甚少接觸。除西安事變一次以外，凡屬時局國事之種種集會與講演，余皆謝不往。每念書生報國，當不負一己之才性與能力，應自定取舍，力避紛擾。但自抗戰(zhàn)軍興，余對時局國事亦屢有論評，刊載于報章雜志。學生亦遂不以世外人視余。幸余離昆明赴成都，得少人事糾紛。倘再返北平，遇國共雙方有爭議，學校師生有風潮，余既不能逃避一旁，則必盡日陷入于人事中。于時局國事固絲毫無補，而于一己志業(yè)則虧損實大。因此自戒，此下暫時絕不赴京滬平津四處各學校，而擇一偏遠地，猶得閉門埋首溫其素習，以靜待國事之漸定。

　　曾被邀赴常熟作講演，錢子泉鐘書父子亦被邀，同住一旅館中，討論及此。適滬上各學校爭欲招聘，子泉力贊余意，鐘書則深盼余留滬。即彼父子兩人，子泉仍返湖北，而鐘書則終留上海。而余則適有滇人于忠仁來訪。其弟忠義方長昆明云南省立圖書館，有志中國學術思想之研究。彼則在抗戰(zhàn)時從事滇緬公路之運輸，獲有盈裕，擬由其弟辦一五華書院，邀余往。余于云南氣候山水既所欣賞，又以其偏在邊區(qū)，西南聯(lián)大已離去，余再前往，正可謝絕人事，重回余書生苦學之夙愿。遂欣然允諾，于一九四六年秋，只身前往。然其時余胃病仍未痊復，不啻扶病而行。

　　及晤忠義，其人純謹退讓，溫和可親，頗自欣慰。而忠義見余有病，亦絕不以五華一切雜務相擾，僅求余每周作講演一次或兩次。為余覓一住處，即在翠湖公園中，前后五六進，皆空屋無人，余單身住其最后一進。一女仆隨侍作膳食。翠湖既少游人，此屋則絕無人到。

　　余此去，乃知昆明氣候不宜早起，最好應于日出后起床。午后必有風，最好能作午睡，至四時始起，則風已退。入夜，氣候更佳。省立圖書館即在翠湖公園中，余每日晨起，必往閱讀半日。下午四時或再往，閱讀一小時左右。晚飯后，則散步湖上，靜寂無人，非深夜不歸。月圓當可有三夜，則非過十二時決不返。

　　又云南教育廳長張君，忘其名，乃留法學人，為余介紹一中醫(yī)，一周旬日必易一方，余之再來昆明，養(yǎng)病之事乃更過于講學。

　　二

　　時西南聯(lián)大舊同事留昆明者僅二人，一為劉文典叔雅，余在北平時為清華同事。住北平城中，乘清華校車赴校上課。有一年，余適與同車。其人有版本癖，在車中常手挾一書閱覽，其書必屬好版本。而又一手持煙卷，煙屑隨吸隨長，車行搖動，手中煙屑能不墜。萬一墜落書上，煙燼未熄，豈不可戒。然叔雅似漫不在意。后因晚年喪子，神志消沉，不能自解放，家人遂勸以吸鴉片。其后體力稍佳，情意漸平，方力戒不再吸。及南下，又與晤于蒙自。叔雅鴉片舊癮復發(fā)，卒破戒。及至昆明，鴉片癮日增，又曾去某地土司家處蒙館，得吸鴉片之最佳品種。又為各地土司撰神道碑墓志銘等，皆以最佳鴉片為酬。云南各地軍人舊官僚皆爭聘為諛墓文，皆饋鴉片，叔雅遂不能返北平，留教云南大學，日夕臥煙榻上，除上課外絕不出戶。聞余去，乃只身徒步來訪，聞者皆詫，為積年未有之奇事。時則余尚未到。及余居既定，乃屢訪之。窗前一榻，余坐其榻之另一邊。每語，必移晷而別。又一人羅膺中，乃北大中文系教授，亦留云大。

　　有一退休軍人，約叔雅膺中及余三人赴其家度舊歲。其家在昆明湖之南邊，已忘其地名。汽車去，共三日，沿途風景佳勝，所至必先為叔雅安排一吸煙處所，余與膺中則得暢所游覽。有一夕，停宿某縣城，其城中有一老伶人，唱旦角，負盛名。已年老，不復登臺。是夕，特在縣署堂上邀其演唱，聽者除叔雅膺中與余三人外，縣中士紳約不過三十人。滇戲在全國各地方戲中，與京戲最相近。余等因在座上批評稱道，并盛論京戲與滇戲之異同得失。演唱已畢，余等談論猶不已。主人乃曰，不意三教授皆深通此道，滇中有老伶工栗成之，有云南譚鑫培之譽，彼亦年老退休。待返昆明，當告以三教授乃難得之知音，必強其登臺，以供三教授解悶。

　　及返昆明，果成議。栗成之每逢星六之晚必登臺，余等三人亦必往。余前在昆明，亦曾看過滇戲一兩次，惟未見栗成之。但在茶肆品茗，則必有栗之唱片，常加聽賞，及是，始親睹其登臺。猶憶栗之登臺第一場，乃為審頭刺湯。此后每星六，栗出場必擇唱辭少，工架多之戲。然栗之一步一坐一顰一嘆，實莫不具有甚深工夫，妙得神情，有絕非言語筆墨之所能形容者。每逢其一次登臺，余必得一次領悟。實為余再次赴滇一莫大之收獲。亦為余生平一番莫大之欣悅也。

　　后余在香港遇滇人繆云臺，閑談及栗成之。云臺大喜曰，栗成之乃我老師，我從之學唱有年，今君亦知愛成之，請為君一唱，亦有成之風味否。乃屢唱不輟。后在紐約，又與重見于其寓所，情親如老友。亦為栗成之乃締此一段因緣。亦交游中一奇遇也。

　　三

　　余之在五華講學，又兼任云南大學課務。其時云大校風，乃與余初至昆明時大不同。風潮時有掀起，蓋受西南聯(lián)大之影響。自余離聯(lián)大后，聞一多公開在報紙罵余為冥頑不靈。時陳寅恪尚在昆明，親見其文。后寅恪來成都，詳告余。又謂，君倘在滇，當可以誹謗罪訟之法庭。余謂，此乃一時思想問題。凡聯(lián)大左傾諸教授，幾無不視余為公敵。一多直率，遂以形之筆墨而已。此等事又豈法堂所能判。因相與欷噓。后一多竟遇刺身亡。余再往昆明，親赴其身亡處憑吊。隨往者繪聲繪形，將當日情況描述詳盡。余因念在北平清華時，一多屢以《詩經》《楚辭》中問題來相討論。及在南岳，曾同寢室，又親見其勤學不倦之生活。及在昆明，又屢聞其一家攻苦食淡之情，余雖與一多學問途徑不同，然念彼亦不失為一書生。果使生清代乾嘉盛時，訓詁考據(jù)，惟日孜孜，亦當成一以著述自見之學人。今遭亂世，心懷不平，遂激而出此，罹此兇災，亦可憫憐，斯誠當前一大悲劇也。

　　聯(lián)大既散歸北方，而云大踵起。每去上課，校門外大墻上遍貼大字報，余必駐足巡視，議論恣縱，意見橫決，殊堪嗟嘆。一日，為西北邊境一軍事沖突，大字報根據(jù)塔斯社駁斥中央通訊社報導，辭氣嚴厲，令人不堪卒讀。余因招云大年輕教授常往來者數(shù)人，至翠湖寓所，告以屢讀大學校門外大字報，每怪何以無人聞問。諸君言，亦有黨方注意。但既倡民主自由，則言論龐雜，難加干涉。余以國共對抗，固可謂其左右立場有不同，然民族國家之大防線，則終不能破。若非有其他證據(jù)，豈得以塔斯社訊反駁中央通訊社。身為一個中國人，豈得遇中蘇沖突必偏袒蘇方，諸君多識此間黨方負責人，當以此意告之，盼能專就此一端即去撕碎墻上大字報，并查究主事者何人，執(zhí)筆者何人，加以懲處，俾可稍戢頹風。乃亦竟未聞黨方有何作為。

　　學校又常停課。只由學生發(fā)一通知，校方不加聞問。某一日，罷課既久，學生數(shù)人來翠湖寓所請去上課。余告諸生，余之來校授課，乃受學校之聘。今罷課復課，皆由諸君主動，諸君在學校中究是何等地位。余前日非遵諸君罷課令不到學校上課，乃因去至講堂空無聽者，不能對壁授課，因此不往。今日余亦不愿遵諸君復課令即去上課。諸君既不像一學生，余亦竟不能做像一教師。甚愧甚愧。來者乃親自譴責認罪，卑辭堅懇，又續(xù)有來者，戶為之滿，余亦終隨之去。報章上亦不對此等事登載一字。昆明地處偏遠，學風如此。則余幸不去京滬平津，否則真不知何以為教也。

　　四

　　余在五華所授，以中國思想史為主。在省立圖書館所閱書，以宋元明三朝諸禪師撰述，及金元兩代之新道教為主。尤以后者翻覽最詳，惜僅偶撰小文，未能萃精著作。

　　李埏在云大任教，四七年春，自路南接眷來昆明，在五華山唐繼堯一大園中租得一小宅。邀余去同住。平屋三間，李埏夫婦及其一幼子一幼女住左室，余住右室，中室為食堂。余與李家同食，蓋因李埏與志義知余居翠湖惟膳食一事安排不佳，故為此計。由李埏妻親任烹調。同桌五人，余乃儼如其家之老人。然而從此余之一日三餐遂獲妥善之解決，余之體力乃亦日健。

　　唐家園中有一大廳，在李埏租屋前不百步。李埏又為余借得唐家大廳之鑰匙，余每日開門入，一人在大廳中讀書散步，較之前在宜良山中更靜寂有加。園西一墓地益寬大，余亦時往散步。余前半年在翠湖日親水，此半年在唐氏家園乃日親山，亦初來所未料也。

　　暑假乘飛機返上海，臨出機場，遇一熟友來接其友，其友乃未至。彼告余，已備餐肴，并清出一客房，又親以車來，堅邀余同赴其家。不意設宴甚盛，一盤一碟，必堅請一嘗。余所食既多，最后又來米飯一碗。余在昆明一年，晚餐從不進米飯，惟知今夕主人既未備粥面，而又情辭懇切，余又勉盡之。自念今夕飲食較素常增兩三倍有余，恐有不適。乃竟夜無恙，晨起轉覺舒暢，以告主人。主人曰，老年必倍喜鄉(xiāng)食，此或腸胃習慣宜然。君今病胃，正宜鄉(xiāng)食，較之離鄉(xiāng)旅食自不同，可勿慮。余意主人此言大有理，余之胃病當以居鄉(xiāng)為得。適無錫有創(chuàng)辦江南大學之議，屢來相邀，余遂決意離昆明返無錫。暑假后，另介紹一友諸佐耕去五華。佐耕乃余近鄉(xiāng)，本亦在小學任教。余在后宅小學時，即與相識。章太炎講學蘇州時，佐耕往從之，頗得親近。余既介之五華，遂與俱往，半年后，余一人獨返。諸友皆知余為胃病，故亦不堅留。遂于一九四八年春轉赴江南大學任教。

　　五

　　江南大學乃無錫巨商榮家所創(chuàng)辦，校舍在無錫西門外太湖濱山坡上。由此向南一華里許，即黿頭渚。校舍皆新造，風景極佳。諸教授住宅多分布在榮巷一地，榮巷乃榮家舊宅所在，由此經梅園至大學，可四五華里。梅園亦榮家所創(chuàng)造。余居分上下樓，各三楹。余居樓上，樓下乃大學老校主德生夫婦所居。每周六下午脯后，德生夫婦由城來。晚餐后，必上樓暢談，或由余下樓，每談必兩小時左右。星期日午后，德生夫婦即去城，如是以為常。德生告余，某一年，德生與其兄宗鏡及同鄉(xiāng)數(shù)友游杭州西湖，在樓外樓晚餐，席散下樓，群丐環(huán)侍爭賞，一時不勝感喟。謂群丐皆壯年失業(yè)，即無錫城外諸酒家亦有此現(xiàn)象，遂群議回滬設廠，廣招勞工，庶于消弭失業(yè)有補。無錫鄉(xiāng)人之在滬設廠，其動機始于此。余家在無錫南門外，與蘇州常熟為鄰，前清屬金匣縣，地為澤國，湖泊相連，多良田，故居民皆以耕漁為業(yè)。榮巷在無錫西門外，濱太湖，多山丘，地多犖確，故其居民多去上海經營小鐵鋪等為生。自此多設碾廠紡織廠等。而榮氏兄弟業(yè)務特旺，宗鏡先卒，德生一人維持。至抗戰(zhàn)時，德生諸子侄及諸婿各分主一廠徙內地，及是皆遷回。江南大學乃由其一子之某一廠斥貲興辦。

　　余詢德生，君畢生獲如此碩果，意復如何。德生謂，人生必有死，即兩手空空而去。錢財有何意義，傳之子孫，亦未聞有可以歷世不敗者。德生又謂，我一生惟一事或可留作身后紀念，即自蠡湖直通黿頭渚跨水建一長橋。蠡湖俗稱五里湖，與太湖相連，黿頭渚本孤立太湖中，德生七十歲時，私斥巨貲，建此長橋，橋長有七十大洞，寬廣可汽車對駛，由此乃可從無錫西門陸路直達黿頭渚，行人稱便。德生謂，他年我無錫鄉(xiāng)人，猶知有一榮德生，惟賴此橋。我之所以報鄉(xiāng)里者，亦惟有此橋耳。

　　德生于抗戰(zhàn)前，在榮巷曾創(chuàng)辦一中學，先兄聲一先生亦曾在該校任教。及先兄癭病驟卒，余弟漱六從另一私立中學轉來接替先兄之職?？箲?zhàn)時，此校遭殘破，及是未能復興，猶存一圖書館，藏書亦數(shù)萬冊，迄今猶封閉未加整理。余因江南大學新興，圖書有待逐年增置，擬請德生先以榮巷圖書移江南大學以應急需。乃德生意，似謂江南大學由其子創(chuàng)辦，而榮巷中學及此圖書館乃由彼往年經營。今中學已停閉，此圖書館則尚待整理保留，亦彼一生中所辛勤擘畫也。

　　由此可知中國社會之文化傳統(tǒng)及其心理積習，重名尤過于重利。換言之，即是重公尤勝于重私。凡屬無錫人，在上海設廠，經營獲利，必在其本鄉(xiāng)設立一私立學校，以助地方教育之發(fā)展。即德生一人為例可證。方與其兄宗鏡從事實業(yè)經營，成為一大資本企業(yè)家，其最先動機即為救助社會失業(yè)。待其贏利有余，即復在鄉(xiāng)里興辦學校，其重視地方教育又如此。及其晚年又筑一蠡湖大橋，其重視地方交通公益又如此。余私窺其個人生活，如飲膳，如衣著，如居住，皆節(jié)儉有如寒素。余又曾至其城中居宅，寬敞勝于鄉(xiāng)間，然其樸質無華，傭仆蕭然，亦無富家氣派。其日常談吐誠懇忠實，絕不染絲毫交際應酬場中聲口，更不效為知識分子作假斯文態(tài)，乃儼若一不識字不讀書人，語語皆直吐胸臆，如見肺腑。蓋其人生觀如是，其言行踐履亦如是。豈不可敬。而中國文化傳統(tǒng)之深值研討，亦由此可見矣。

　　六

　　又如當時無錫巨商唐家，請?zhí)珎}唐蔚芝來無錫創(chuàng)辦一國學專修館，又為之建造一住宅，蔚芝乃移籍無錫，作終老計。及榮家蠡湖長橋落成，唐家又為蔚芝特筑一別墅在橋之西端黿頭渚，面湖背山，風景特幽，游人少至。及抗戰(zhàn)勝利，蔚芝雖以病居滬，而國學專修館終遷回，恢復辦理。其他經商有成，在其家鄉(xiāng)興辦中小學者，乃指不勝屈。其實推而上之，無錫一縣在江南開風氣之先，如俟實東林兩學校，遠在前清光緒戊戌政變前，為全國地方興辦新式學校之開始。規(guī)模皆極宏偉，科學儀器亦極齊備。皆由地方人士私費創(chuàng)辦。但戊戌后，兩校皆遭毀，否則亦他日之南開也。然風氣已開，即余之幼年，早獲投入新式小學讀書，亦受此風氣之賜。西方學校亦由私立者在先，惟不屬之地方，而屬之教會，此則雙方文化不同之故。然學校教育重在私辦，則大致無異。如英國之牛津劍橋，皆由教會興辦，歷史悠久，至今乃為其國人所重視。美國之哈佛耶魯亦各有三百年以上之歷史，其先亦由教會興辦。州立大學最遲起，然始終未有國立大學。吾中國果誠慕效西化，則學校教育似亦當尊重私立。

　　惟論中國歷史，遠溯之先秦，孔孟講學，豈不皆由私人。漢武帝時，已有國立大學，各郡亦有公立學校。然自經學有今古文之分，私家講學尤為社會所重視。宋代書院興起，私家講學其地位聲勢均在國立公立學校之上。蓋因西方政教分，中國則道統(tǒng)尤在政統(tǒng)之上，故教育權當操自社會下層，不當操自政府上層，此為東西雙方所同。惟普魯士提倡國民教育，事勢特然，但亦僅限于中小學。至大學則仍不由政府掌握。若論中國，則家塾黨庠自漢代已遍國皆是，所教皆以修身為本，知修身即知重名不重利，重公不重私，此可稱為乃是一種人文教育，于今效西化之所謂國民教育又微有辨。果論中國社會之文化傳統(tǒng)，心理積習，實皆自私塾奠其基。此層乃不可不深切注意者。

　　晚清以下，群呼教育救國，無錫一縣最先起。其時學校則多屬私立。余之始任教于中學，為廈門之集美，亦由南洋僑商陳嘉庚兄弟，海外經商贏利，乃返家鄉(xiāng)創(chuàng)辦。為當時私家興學之最負盛名者。其后陳嘉庚又獨資創(chuàng)辦廈門大學，則其事猶遠在榮氏辦江南大學以前，有一世三十年之久。集美之有陳嘉庚，則猶榮巷之有榮德生也。其時上海浦東有楊斯盛，毀家興學。山東有武訓，以乞丐興學。全國風起云涌，類此之例，恐尚多有，難于??縷以舉。

　　余至香港，曾游新加坡馬來亞。其地僑商，率重兩事。一曰創(chuàng)建同鄉(xiāng)會，鄉(xiāng)人只身偷渡而來，皆由同鄉(xiāng)會援助，得以成家立業(yè)。次曰興辦學校，皆僑商私立，遠自上海聘江浙人來任教。故使此諸地迄今仍有一中國社會之存在。如辜鴻銘，即出生于檳榔嶼，自幼讀書于英國小學，長而游學英倫，然乃終以宣揚中國文化蜚聲中外。又如孫中山先生，亦受學于香港，而終成為開創(chuàng)民國之第一偉人。此等皆當歸功于中國社會之文化傳統(tǒng)與其心理積習之一種無形潛勢力有以致之。果使民國以來，中央政府知此深義，于私家興學善加誘導，多予褒揚，則聞風興起，全國慕效，誠指顧間事。乃不此之圖，學校必國家公立，無錫如俟實東林兩校，毀后重建，皆改為公立。而私立學校地位又必屈抑在公立之下。更有甚者，外國教會來內地辦學，其地位亦必在本國社會私立之上。如北平有燕京大學，南京有金陵大學，蘇州有東吳大學，凡屬教會大學，其聲氣亦必高。中小學亦然。而更甚者，則有新文化運動，凡中國固有必遭排斥。胡適之在北京大學明白昌言，中國之有大學必確然自北京大學始。"二十五史"所載歷代國立太學皆擯不得列于大學之林。此誠無法解說者。

　　又清末民初，南通有張謇季直，亦興辦實業(yè)，提倡新學校，一時南通與無錫媲美競秀，有全國兩模范縣之稱。此亦中國社會文化傳統(tǒng)心理積習中所宜有。從來名宦大臣，退老居鄉(xiāng)，多知恭敬桑梓，敬宗恤族，于地方有貢獻。乃清末一輩自居為遺老者，率皆蟄居上海天津租界中作寓公，不問世事。其時軍閥割據(jù)，擁兵自強，倘有地方賢達告其在各自勢力范圍內興學校辦實業(yè)，亦未嘗無人肯聽從其言者，乃惜乎亦默不一聞?？芍敃r中病實在一輩高級知識分子身上。而尤如新文化運動諸巨子，乃群據(jù)國立大學中當教授，即以大學為根據(jù)地大本營。而政府亦無如之何。又自全盤西化一轉而為共產主義，蘇聯(lián)化，不僅排斥古人，即全國社會亦盡在排斥中。實業(yè)界皆為資本家，為人類之毒害。即如陳嘉庚亦轉向左傾，慕為一前進分子。余自交榮德生，深穩(wěn)其為人，乃不禁馳想至此。后余在香港聞德生竟以餓死，亦良堪悼念矣。

　　又有侯保三，亦繼楊范之創(chuàng)辦俟實學堂后以私人興學名聞全國。陳嘉庚兄弟在廈門集美初創(chuàng)辦小學，即聘保三為校長。余去集美，當年小學建筑尚保留存在。及余來江南大學，保三尚健在，常與余于梅園品茗長談。余親對鄉(xiāng)里前輩每不勝其敬仰之思。但余至香港，亦不聞其下落矣。

　　七

　　江南大學初上課，忘其為何事，學生欲結隊赴京請愿。此等學生皆初自中學來，即已如此意氣囂張，誠不可解。余任文學院長職，集大會盡力勸誡，意氣稍戢，但終不肯已，乃改派小隊赴京，學校仍照常上課。然此后學校風潮終于時起，蓋群認為不鬧事，即落伍，為可恥。風氣已成，一時甚難化解。

　　余之院長辦公室在樓上，窗外遠眺，太湖即在目前。下午無事，常一人至湖邊村里，雇一小船蕩漾湖中。每一小時花錢七毛，任其所至，經兩三小時始返。自榮巷至學校，沿途鄉(xiāng)民各筑小泊，養(yǎng)魚為業(yè)，漫步岸上，上天下水，幽閑無極。余筆其遐想，成《湖上閑思錄》一書。又據(jù)馬其昶《莊子注》原本，遍誦《莊子》各家注，以五色筆添注其上，眉端行間皆滿，久而成《莊子纂箋》一書。自為之序曰，《莊子》亂世之書也。身居亂世，乃注此書自消遣，是亦可知余當時之心情矣。

　　其時有舊在成都從余之數(shù)學生皆江浙籍。勝利回來，聞余在江南大學，重來從余，同居榮巷樓上。余適應上海某書肆約，為選四部舊籍人人最先必讀者數(shù)十種，一一為加新標點，即由諸生分任。遇疑難處，由余為之決定。俟標點畢，余擬撰一《中國歷史新編》，已先定目錄，如政治制度，社會經濟等，共二十余類。由諸生從余指定書籍中，分頭從事鈔集資料，而由余總其成。此項經費亦由某書肆擔任。惜標點古籍名著畢，時事日非，此稿未能著手。所標點之各書，某書肆亦未能付印出版，諸生亦散去，卒為余在江南大學時浪費精神之一事。

　　八

　　其時湯錫予赴美國哈佛講學歸，特來訪。告余，倘返北平，恐時事不穩(wěn)，未可定居。中央研究院已遷至南京，有意招之，錫予不欲往。彼居江南大學數(shù)日，暢游太湖、黿頭渚、梅園諸勝，其意似頗欲轉來任教。然其時適在秋季始業(yè)后不久，余告以此校初創(chuàng)，規(guī)模簡陋，添新人選，須到學年終了，始能動議。勸其且暫返北平。不意時局速變，初謂一時小別，乃竟成永訣。聞北平易守，中央派飛機赴北平接人，有錫予夫婦名，但錫予夫婦不愿離其子女。時適有戚屬一女，肄業(yè)輔仁大學，錫予促其頂名行，倉促間足上猶穿溜冰鞋，遽赴機場，得至南京。后在臺北告人如此。回念老友，追想何極。最近聞人言，錫予乃以自殺死，但未審其景況之詳。執(zhí)筆悼痛，慨何堪言。

　　又一日，昆明于乃仁來訪，余與偕游黿頭渚，宿渚上無錫旅館。越兩宵，乃仁猶流連不忍離去，遂再宿一宵。夜坐室外廊上，遙望湖色，對坐長談，乃仁手握紙煙連吸不已。余自后宅小學戒吸紙煙，相距已三十年，在昆明尤愛其長筒水煙管，但卒未破戒。至是乃情不自禁，向之索一煙卷相偕同吸。由此夕始，煙戒遂破，至今又已三十年矣。懷念當時情況，亦猶在目前也。

　　徐州既淪陷，時值春假，適廣州有一華僑大學來函相招，余遂決意暫避。時共黨廣播稱榮德生為民族資本家，囑勿離去。榮氏集團中人，亦勸余留校，可隨隊同遷。又族叔孫卿乃子泉孿生弟，亦屢勸余勿離去。言下若于共軍渡江有深望。余告孫卿，吾叔日常好談論古文辭，不知共軍先后文告，亦有絲毫開國氣象否。孫卿無以應。然其力勸余如故。余既受多方挽留，臨去只言春假旅行，學校寢室中床鋪書籍安放如故。即《莊子纂箋》、《湖上閑思錄》諸稿，亦待余抵香港后，囑隨余同住之學生檢寄。余過滬，遇一無錫同鄉(xiāng)許思遠，留學西歐治希臘哲學，亦在江南大學任教。知余去意，謂，君暫避亦佳，秋間時局即定，到時可再相晤。去年曾在香港某雜志見其有文字發(fā)表，知其尚健在，并仍治學不倦，方以為喜，但不久亦聞其逝世矣。其實抗戰(zhàn)八年，留在淪陷區(qū)者，惶恐困厄，與逃避后方等，初無大異。及勝利回都，淪陷區(qū)乃如被征服地，再教育之呼聲，甚囂塵上，使淪陷區(qū)人民心滋不安。又以金圓券市價朝夕變動，生活無瞬息之安。乃于此翻天覆地之事，轉若熟視無睹，亦良可喟嘆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