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九六四年七月，余先租得青山灣一避暑小樓，臨海面山，環(huán)境幽靜，尤勝沙田。獲得新亞董事會開會同意余辭職之當晚，即徑去青山灣。夜半枕上聞海濤洶涌，滿身輕松，有凌空仙去之想。翌晨，坐樓廊上，遂預定此下閑居生活之計劃，首為撰寫《朱子新學案》一書。每日面對近海，眺望遠山，開卷讀《朱子大全集》。居兩月，返沙田。
是年十月，新亞董事長趙冰逝世，余特撰兩聯(lián)，一為學校公挽，一為余個人之私挽。學校公挽之聯(lián)云："惟先生身在局外，心在局中，不著跡，不居功，艱難同其締造。愿吾黨利恐趨前，義恐趨后，無渙志，無餒氣，黽勉宏此規(guī)模。"余私挽之聯(lián)云："肝膽共崎嶇，畢義愿忠，惟茲情其永在。氣骨勵堅貞，清風峻節(jié)，何斯道之終窮。"余之初識趙冰在一九四九年春，至是亦已十五年矣。余之始創(chuàng)新亞，趙君即任董事長助成之。余之辭新亞職務，亦由趙君主持決定之。不謂余初去職，趙君即遽長逝，痛哉惜哉。
繼趙君任新亞董事長職務者為董之英。董君乃上海來港一企業(yè)家，彼已久任新亞董事，遇學校經(jīng)濟有困難，董君屢為解囊。余初擬創(chuàng)辦新亞中學，董君即慨允所需十分之一之校舍建筑費。及其任董事長職，余已不問校事。但董君屢來沙田余寓所，詳告校務。及余夫婦去馬來亞，董君已辭去董事長職，曾來相訪。余夫婦離馬來亞經(jīng)泰國返港，又經(jīng)董君在泰國所設公司招待。及余夫婦遷來臺，董君夫婦并屢來臺北相訪。其人坦白真誠，亦為余在港一良友。
二
翌年之夏，南洋大學有人來商去任校長，余卻之。馬來亞大學邀去講學，余允之。適患青光眼，由余在港相識陸潤之醫(yī)師割治。新亞同事赴潤之醫(yī)務所求診，潤之皆免費，亦不啻為新亞一校醫(yī)。余住醫(yī)院經(jīng)旬，稍愈即于六五年七月去吉隆坡。人事稀疏，除規(guī)定課程外，盡日夜專讀《朱子語類》。是為余在成都華西壩病中通讀全書后之第二次。相隔亦二十余年矣。新亞研究所畢業(yè)，繼余英時在哈佛讀博士班之陳啟云，時亦在馬大任教。每逢星期日，其夫婦常駕車來伴余夫婦出游。
馬來亞凡高山清涼處，必有賓館，為前英國殖民政府官員休假避暑處。余夫婦每逢假期，亦遍往游憩。少則三五日，多逾一星期，而尤愛檳榔嶼，住其山上旬日。美琦亦在馬大任課，夫婦共一研究室。留室半日，亦備感幽閑。日常交往，除陳啟云夫婦外，有系主任何丙郁夫婦，系中同事德國漢學家傅吾康夫婦，程曦夫婦，曾太太陳品菱女士，圖書館王遵侗女士。又校外相識李家耀等諸家，皆曾結(jié)伴同游。尤其品菱女士與余毗鄰而居，過從尤切，并從余于課暇撰寫其碩士論文。舊歷除夕，邀宴其家，餐后移坐園中長談至深夜，尤為余夫婦生平度歲惟一稀遇之景象。其他在馬來亞各地僑領(lǐng)僑胞，及文教界人士相識甚多，不能備述。
但余不勝馬來亞之濕氣，終于胃病劇發(fā)，一晝夜進食至十余次。入夜不得安眠。遂提前于二月即歸，住馬來亞共八月。美琦理行裝，余一人閑，僅留《朱子詩集》首冊在案，成《朱子早年思想考》一篇，為余正式撰述《新學案》之第一篇，后散入學案中。數(shù)日之生活，乃常留腦際，不能忘。
三
余夫婦去馬來亞，沙田舊居未退租。及歸，日夜寫《新學案》，然亦疾病時作。越半年，體稍健，美琦遂去香港某中學任教。晨出，午后歸，余一人在家，時撰寫益勤。皆就前兩年來讀《大全集》《語類》錄下筆記，分題闡述。而香港難民潮驟起，乃決計遷居臺北，先來擇地，得外雙溪今址。返港后，美琦自作一圖樣，屋宇面積略如沙田，惟分樓上樓下，而添得一園地。乃于一九六七年十月遷臺北，先住市區(qū)金山街，翌年七月，遷外雙溪。蒙故總統(tǒng)蔣公命，該所之建筑，全由陽明山管理局負責，并為政府一賓館，迄今亦已十五年矣。
余之撰述《朱子新學案》，蒙哈佛協(xié)助，其著作費按月港幣三千五百元，共三年。然余之此書，自六六年二月，迄于六九年之十一月，先后撰寫歷四年。又翌年續(xù)寫《朱子學提綱》一小冊，冠其首。共五年。其先讀《大全集》，讀《語類》，鈔撮筆記，作準備工夫，亦歷兩年。茍非辭去新亞職務，此書亦終難寫出也。
余自《新學案》成稿，遂應張曉峰之聘，在文化學院歷史系研究所任教，每周兩小時，諸生來外雙溪余宅客室中上課。又得故宮博物院院長蔣慰堂之邀，以特聘名義為研究員，為余特辟一研究室，上下午皆去，得讀《四庫全書》中宋元明三朝理學諸集，續(xù)有撰述。而日常生活費亦賴張蔣兩君之安排獲有解決。
時余《朱子新學案》方成稿，有意續(xù)寫《研朱余沈》一書，自黃東發(fā)始，下抵清末，擇取十許家，各撰專篇，后以散入《元明清三代之學術(shù)思想史論叢》中，遂未勒為一書。為文化學院授課第一部成書者，為《中國史學名著》，乃臺大學生戴景賢來旁聽，依錄音機寫出講辭，再由余改定。第二部為《雙溪獨語》，乃余自本某年講辭，逐堂親撰成篇。其他所講，未遑整理。
又某年，孔孟學會來邀余特寫孔子孟子兩傳。余以曾有《論語要略》、《孟子要略》兩書，又因此引申推廣作為《先秦諸子系年》，最近又成《論語新解》，余對孔孟兩家所知盡此，此事似應由他人為之，乃婉卻。終以強邀，不獲辭，先撰《孔子傳》。乃亦時有新得。方知自己學問門徑多，撰述范圍廣，皆待深入。既交稿，正自慚疚，忽遭孔孟學會評議會指摘，逐舉稿中各項指令改定。余意學術(shù)著作，不比政治行事，可遵會議決定。學術(shù)著作則須作者本人負責。古今來稽考孔孟行事，意見分歧，抉擇取舍各有不同。余之此稿，亦復字字斟酌，語語謹審，經(jīng)數(shù)十年之私見，但亦有據(jù)有證，非另創(chuàng)新說，豈得聽評議桌上一二人語，遽毀生平。即如孔子并未新撰《易傳》，為余畢生主張，亦依前人陳說，遠有來歷。此事縱謂未臻定論，亦可自申己見。乃求將原稿退回，蒙準許。惟又念此稿亦經(jīng)一年辛勤，又自幸有新得，不忍棄置。適某報記者在一集會上，聽孔孟學會評議員某公昌言譏疵此書，遂特來訪問。余略告以此事之經(jīng)過，該記者以之披露報端，求印行此稿者乃麇集。余告以此稿印行，不僅余一人之私事，亦牽涉國家宏揚孔道之公務。今已報章宣傳，此稿付印，尚不知更將發(fā)生任何意外之影響。因指座上某君言，彼最先來索稿，并出版物不多，未受多方注意，當以此稿付之幸諸君見諒。此稿付印，乃具如此曲折。余生平著述中，有《先秦諸子系年》一書，由顧頡剛送清華大學，由其出版叢書委員會中某君指摘體裁不當，令改撰，遂轉(zhuǎn)送商務印書館印行。又有《國史大綱》一書，經(jīng)當時政府出版委員會審查，亦指令改撰書中之某篇某章，迭經(jīng)爭持，始獲照原稿印行。此書付印曲折，則為余生平著述中之第三次?？芍鴷灰?，出書亦未易也。惟此書屢經(jīng)堅邀而成，受此遭遇，則更出意外耳。
余撰《朱子新學案》，又曾隨手選鈔朱子詩愛誦者為一編。及日本承認大陸共黨政權(quán)，繼以國民政府退出聯(lián)合國，消息頻傳，心情不安，不能寧靜讀書，乃日誦邵康節(jié)陳白沙詩聊作消遣。繼《朱子詩續(xù)選》兩集，又增王陽明、高景逸、陸桴亭三家，編成《理學六家詩鈔》一書。余在宋、元、明、清四代理學家中，愛誦之詩尚不少，惟以此六家為主。竊謂理學家主要吃緊人生，而吟詩乃人生中一要項。余愛吟詩，但不能詩。吟他人詩，如出自己肺腑，此亦人生一大樂也。倘余有暇，能增寫一部《理學詩鈔》，寧不快懷。竟此罷手，亦一憾也。又有《朱子文鈔》，因擬加注語，迄未付印。
余此下所努力者，為編《中國學術(shù)思想史論叢》一書，共八冊。一《上古》，二《先秦》，三《兩漢魏晉南北朝》，四《隋唐五代》，五《兩宋》，六七八為《元明清三代》。皆集余一生之散篇論文，有關(guān)此方面者。遠自一九二四、二五年以后，亦近六十年之長時期矣。有記其篇名，而一時未得搜集者。有匯為他編，不復重列者。然篇幅已不少。每集一編，所收諸篇，皆親自閱讀，小作改訂，惟大體則一仍其舊。所費精力亦不少。但至明代一編，以患目疾，排印后已不能親校。清代一編，則未能逐篇再自閱讀，徑以付印。尚欲增寫朱一新一篇，材料已齊備，亦以目疾中輟。
余之有關(guān)學術(shù)思想史方面之散篇論文，匯為專集者，尚有《莊老通辨》，《兩漢經(jīng)學今古文評議》，《靈魂與心》，及《中國學術(shù)通義》等書。其有關(guān)中國文化部門者，除《文化學大義》外，尚有《中華文化十二講》，《中國文化精神》，《民族與文化》，《中國文化叢談》，《中國文化與世界局勢》等，其他不備列。惟有關(guān)文學方面，僅有一冊，名《中國文學講演集》。新舊文學，為余當生一大爭辯。惟求人喜中國舊文學，當使人先多讀中國古書舊籍。余之畢生寫作，皆期為國人讀古書舊籍開門路。茍置古書舊籍于不顧，又何能求人愛好舊文學。此非言辯可爭。惟余愛讀古文辭，愛誦古詩詞，則終生不變不倦。只堪自怡悅，不堪贈與人。閑云野草，俯仰可得，又豈待人之持贈乎。
余之居外雙溪，又曾兩度去日本，兩度去韓國。初次韓國之行，即選擇李退溪李栗谷宋尤庵韓南塘四家全集，歸來披閱。卷帙之伙，亦甚感辛勤。籀四家立言大義，寫《朱學流衍韓國考》一文，補充《研朱余沈》之篇幅。后亦納入余《學術(shù)思想史論叢》中。余以一中國人，初涉及韓國書，每嫌知識不廣，許多處皆僅能置而不論。因念此四家皆以研究朱子為宗旨，余之所感尚如是，則以一中國人窺鉆外國學問，其難可知。借他人酒杯，澆自己塊壘，其事易。果求沉醉其中，若醒來故我依然，則中國酒洋酒又何擇矣。
四
余自正式獲辭新亞職，絕未去過農(nóng)圃道。惟于一九六七年新亞學生曾來請余為五四運動作一講演。不獲辭，亦僅此一次。及一九六九年，為新亞二十周年紀念，新任院長沈亦珍來請余自臺赴港參加。得晤唐星海，繼董之英任新亞董事長，對新亞贊助有力。其父曾邀唐蔚芝來無錫創(chuàng)辦國學專修館，并贈一住宅。星海則留學美國。余在香港，與彼交往亦甚稔。余辭新亞職，曾擬從事兩工作，一為撰寫《朱子新學案》。又一則為編一國文自修讀本，供國人有志讀中國文言古籍者開一門徑。并可供西方人有志治漢學者得徑從讀中國文言古籍入手。星海聞之，特來語余，極為贊成余之第二計劃。囑寫一編輯大綱，彼常赴美國，當為余募款，俾組一編纂機構(gòu)，以成其事。余之編纂大綱已寫成，念《朱子新學案》非余親手草成不可，至國文自修讀本，授意他人，亦可為之。遂將第二計劃暫置。及是相晤，彼告余，凡為新亞策劃，盼余盡力助之。余謂，君助新亞，即不啻助余。余可盡力，亦復何惜。又晤沈燕謀，彼實已在病中，方讀余《史記地名考》，長談不倦。及余自港返，唐沈兩人忽先后逝世，近在旬日間。而余不克親赴其喪，亦人生一大憾事也。
一九七○年，余任香港大學校外考試委員赴港。時新亞由梅貽寶任院長，又邀余去作講演。舊任新亞校長室秘書蘇明璇，未到新亞前，為新亞出力甚大。余在美提議請其來任此職。后與余同離新亞。余每赴港，明璇必約在半島酒店見面，談及往事，相與愴然。不久亦病逝，余亦不在港。每念新亞舊友，豈勝惋悵。
五
轉(zhuǎn)瞬余已屆八十之齡，美琦偕余在余八十生辰前南游。先住梨山賓館，又轉(zhuǎn)武陵農(nóng)場，再轉(zhuǎn)天祥，最后經(jīng)花蓮，先后住四處，歷八日。余寫成《八十憶雙親》一文，此乃?？M余一生之懷想中者，亦可謂余生命中最有意義價值之所在。余之八十年生命，深根固柢皆在此，非可為外人道。余每念畢生苦學，勤讀勤寫，始終一書生，若無變。然國事則始終在大變中，即余之家庭亦然。余侄最長者，已近望七之齡。余三子兩女，最幼者亦逾四十。然三十年來，如居異世，音訊難通。凡余《八十憶雙親》文中語，三十年前在大陸，亦無暇與彼輩言之。今所欲告者，亦惟彼輩而已。然彼輩何日能睹此文，睹此文后，心中影響如何，今亦無可懸揣。然則余之一生，憶往則無人可語，思后則無事可準，僅常以此文中一切告美琦，而美琦對此文中一切人與地，無一面一履之緣。亂世人生，生命則限于個人，生活則限于夫婦，余非當前一實例乎。而凡余文中所憶，則多在余個人及余夫婦之外者。悠然望南山，山氣日夕佳，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忘其言，而仍若欲有言，并不能已于言，陶公之詩，真使余低徊不能已。
八十三歲冬，余胃病劇作，幾不治。八十四歲春，始起床，而兩眼已不識人，不見字。西醫(yī)眼科，群言無策，求不急盲即佳。新亞書院院長金耀基，在余病前來告，彼擬為新亞創(chuàng)一學術(shù)講座，以余名冠之，擬每年邀請對中國文化有研究之中西著名學人一位，來新亞作講演。邀余任其講座之第一次講演人，并謂經(jīng)費已募有端倪。其意既誠，余不能卻，已允之。而胃病眼病迭作，但竟能于是年雙十節(jié)前赴港，亦余始料所不及也。時余年八十四。翌年，余八十五，新亞創(chuàng)校三十周年紀念，余夫婦又去香港，得遇耶魯前歷史系盧定教授，亦自美同來赴會。彼乃首先主張雅禮協(xié)助新亞者。兩人回念前塵，相與感慨不已。
六
余幼孤失學，年十八，即為鄉(xiāng)村小學教師。每讀報章雜志，及當時新著作，竊疑其譴責古人往事過偏過激。按之舊籍，知其不然。如稱先秦以上為封建社會，而讀《詩經(jīng)》《左傳》諸書，其社會情況豈能與歐洲中古時期相提并論。至農(nóng)奴社會等名辭，尋之古籍，更無其證。又如謂中國自秦以下盡屬帝王專制，而余讀四史及《通鑒》，歷朝帝王盡有嘉言懿行，又豈專制二字所能概括。進而讀《通典》《通考》，見各項傳統(tǒng)制度更多超于國人詬病之上者。又如文學新舊之爭，余自幼即好誦唐宋古文及《十八家詩鈔》，推而上之，至于《文選》《詩》《騷》。竊謂專以文言白話分別新舊，不論內(nèi)容，亦可無辨。所謂舊文學，又豈封建貴族官僚諸辭所能誣蔑。厚誣古人，武斷已甚。余之治學，亦追隨時風，而求加以明證實據(jù)，乃不免向時賢稍有諫凈，于古人稍作平反，如是而已。至于當時國人群慕西化，則自慚谫陋，未敢妄議。及抗日軍興，避至昆明，時歐洲第二次大戰(zhàn)繼起，意大利之法西斯，德國之納粹，對國人向所崇奉之英法民主政治多肆抨擊，乃知即在近代西方，尚多壁壘相峙。而其時如西南聯(lián)大師生，亦已有尊美尊蘇之對抗。而于重慶中央政府外，更有趨向延安，自樹敵體者。國內(nèi)紛呶，已有與國外混一難辨之勢。而我國家民族四五千年之歷史傳統(tǒng)文化精義，乃絕不見有獨立自主之望。此后治學，似當先于國家民族文化大體有所認識，有所把捉，始能由源尋委，由本達末，于各項學問有入門，有出路。余之一知半解，乃始有轉(zhuǎn)向于文化學之研究。在成都開始有《中國文化史導論》一書之試探，及五○年來臺北，乃有《文化學大義》一演講，是為余晚年學問蘄求轉(zhuǎn)向一因緣。亦自國內(nèi)之社會潮流有以啟之也。
所謂文化，茲事體大。近代西方列強，爭艷競芳，要之皆自一本來，有根柢，有枝葉，有花朵。余既不知其根柢之深藏，亦不能賞其花朵之細致，然接觸其歷年之劇變，亦可謂稍見其枝葉之粗。余此三十年來，有歷次講演，及抒寫有關(guān)歷史方面之文字，則一皆以文化為中心。而討論文化，又時時不免涉及西方，內(nèi)容無足重，而治學方向則敝帚自珍，每不惜暴露于人前。自病雙目，不再親書冊，而心中所往復不能忘者，則惟此。及去新亞講演，題名《從中國歷史來看中國民族性及中國文化》，此實余三十年向?qū)W一總題。所講或時出前人之外，乃因余常求以我國之固有而對比之西方而生。此種講述，非有標新炫異之意，亦時代潮流有以使之然耳。
此一講題，凡分六講，每周兩次，為時三周。因防余勞累，使多休息，學校隨堂錄音，又使人寫出，連錄音帶一并寄臺北。美琦為余再開錄音機，余隨處加以改定，再由美琦筆錄成書。然余自去港前，已稍能執(zhí)筆作字。惟寫下一字，即不認識上一字，須由美琦謄正，讀余聽，再加改定。大率數(shù)年來文字須如此得成。余在港時，某生為余購來大陸唱平劇及吹彈古琴簫笛等許多錄音帶，余得暇屢聽之，心有所感，返臺北，及此講演稿成書，遂續(xù)寫《中西文化比較觀》一書。先寫在港聽各錄音帶所存想，依次續(xù)寫，又得約二十篇，亦儼可成書矣。
余枯坐無聊，偶有所思，率常執(zhí)筆，隨意所至，隨寫隨息。一上午可得四五百字，上下午可得八百一千字，連續(xù)四五天成一篇。人事羼人，或體況不支，隔以時日，忘其前寫，即不能翻閱成稿，不知從何下語，勉強成篇，亦不知何處重復，何處缺漏。須待美琦鈔后再讀，余始得增損改定。迂拙固不計，消遣時日，亦惟此一途矣。
余又草《師友雜憶》一書，乃繼《八十憶雙親》一文之后，在去香港新亞講演前，已成其兩篇，乃記余肄業(yè)小學中學時事。第三篇從民初在三兼小學教讀開始。自念于學問寫作凡有所得，亦悉賴師友相輔。孤陋獨學，豈有今日。亦有途徑相異，意見相左，他山之石，可以攻錯，亦皆師友之沾溉。余亦豈關(guān)門獨坐自成其一生乎。此亦時代造成，而余亦豈能背時代而為學者。惟涉筆追憶，乃遠自余之十歲童齡始。能追憶者，此始是吾生命之真。其在記憶之外者，足證其非吾生命之真。非有所好惡高下于其間，乃憑記憶而自認余之生命。讀余此書者，亦可憑余所憶而認識此時代之一面。非敢有夸大，亦不作謙抑，知我罪我，歸之讀者。
七
一九八○年夏，余八十六歲，夫婦重赴港，獲與大陸三子一女相見。自余于一九四九年春，只身南來廣州，至是已整整三十二年。初別時，彼等皆未成年。尤其是幼女，生于一九四○年，余離家去四川成都，未及見其生?？箲?zhàn)勝利歸，又曾去云南昆明，獲親肘膝間，初無多時，余來廣州，彼尚未足九歲，未盡養(yǎng)育之恩，最所關(guān)心。及是相見，則亦年過四十矣。惟在港相聚，前后僅七日，即匆匆別去。尚有一長女，未能同行。翌年，余八十七，余夫婦再去港，長女偕長侄偉長同來港，晤聚半月。五子女乃得于兩年內(nèi)分別見面。而彼等之婚嫁，則均在與余別后。三媳兩婿，及五家各得子女兩人，共十五人，則均尚未獲一見。又長侄偉長媳，及其一子，抗戰(zhàn)時同在成都，今亦未獲晤面。其他尚有六弟婦，及其子。又偉長一妹，亦未晤面。其他死亡已成隔世，則無論矣。余以窮書生，初意在鄉(xiāng)里間得衣食溫飽，家人和樂團聚，亦于愿足矣。乃不料并此亦難得。繼今余年無多，不知何年再得與其他未相見者一面?？v謂天命嚴酷，不當并此而不加蘄求。何年何月，此日之來，則為余此下惟一之期望矣。古人云，老而不死是謂賊。余既老，于世無可貢獻，但尚愿為賊偷生，以待此一日之來臨。
八
余之自幼為學，最好唐宋古文，上自韓歐，下迄姚曾，寢饋夢寐，盡在是。其次則治乾嘉考據(jù)訓詁，借是以輔攻讀古書之用。所謂辭章考據(jù)訓詁，余之能盡力者止是矣。至于義理之深潛，經(jīng)濟之宏艱，自慚愚陋，亦知重視，而未敢妄以自任也。不意遭時風之變，世難之殷，而余之用心乃漸趨于史籍上。治史或考其年，或考其地。最先考《楚辭》地名，尚在余為《先秦諸子系年》一書以前。及《諸子系年》成書，又續(xù)作考地功夫，初成《周初地理考》一篇，時在一九三○年，距今已五十二年。此下續(xù)有撰述。其最后一部書，則為《<史記>地名考》，完成于一九四○年。以下對此功夫遂未繼續(xù)用力。一九八一年，余八十七歲，遂將《<史記>地名考》以前各文匯編為《古史地理論叢》一書付印。有關(guān)各文，尚續(xù)有材料增加，寫列書眉。而余雙目已盲，不克親自校訂，乃囑及門何澤恒代為校閱。今年春，許倬云自美返臺，面告余，彼曾集大陸此數(shù)十年來新出土諸銘文詳為考訂，乃知余論周初地理可相證明。余聞之大喜。竊意此文乃余五十年前創(chuàng)見。五十年來，未有人加以駁議，亦未有人加以闡發(fā)，幾如廢紙，置于不論不問之列。今乃得許君為之成其定論，此亦余晚年及身親聞一大喜事也。余之其他撰著，倘他年續(xù)有得臻定案者，則豈余一人之幸而已哉。余念之，余常念之。
余于印《古史地理論叢》后，又續(xù)有成稿，一為《理學三書隨札》。一《朱子四書集義精要隨札》，一《周子通書隨札》，一《近思錄隨札》。又成《中國學術(shù)之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一書，繼《中國學術(shù)通義》后，對于中國古人為學之宗旨趨向，分野門徑，別從一新角度重為闡述。要之，從文化大體系言，余則以和合與分別來作中西之比較。從學術(shù)思想方面言，余則以通與專兩字來作衡論。四年前去香港新亞之一番講演，可謂乃余此數(shù)年來運思持論之大綱領(lǐng)所在。盲目涂寫，則依然是此一群烏鴉而已。學不再進，亦可嘆也。此書當即此為止，此下當惟整理舊稿，為之寫定?？蛛y再有撰述。
全稿止此乃為一九八二年之雙十節(jié)，余年八十八，是為余只身居香港以來之第三十四年，亦為余定居臺北之第十六年，回首前塵豈勝悵惘。
一九六四年七月，余先租得青山灣一避暑小樓，臨海面山，環(huán)境幽靜，尤勝沙田。獲得新亞董事會開會同意余辭職之當晚，即徑去青山灣。夜半枕上聞海濤洶涌，滿身輕松，有凌空仙去之想。翌晨，坐樓廊上，遂預定此下閑居生活之計劃，首為撰寫《朱子新學案》一書。每日面對近海，眺望遠山，開卷讀《朱子大全集》。居兩月，返沙田。
是年十月，新亞董事長趙冰逝世，余特撰兩聯(lián)，一為學校公挽，一為余個人之私挽。學校公挽之聯(lián)云："惟先生身在局外，心在局中，不著跡，不居功，艱難同其締造。愿吾黨利恐趨前，義恐趨后，無渙志，無餒氣，黽勉宏此規(guī)模。"余私挽之聯(lián)云："肝膽共崎嶇，畢義愿忠，惟茲情其永在。氣骨勵堅貞，清風峻節(jié)，何斯道之終窮。"余之初識趙冰在一九四九年春，至是亦已十五年矣。余之始創(chuàng)新亞，趙君即任董事長助成之。余之辭新亞職務，亦由趙君主持決定之。不謂余初去職，趙君即遽長逝，痛哉惜哉。
繼趙君任新亞董事長職務者為董之英。董君乃上海來港一企業(yè)家，彼已久任新亞董事，遇學校經(jīng)濟有困難，董君屢為解囊。余初擬創(chuàng)辦新亞中學，董君即慨允所需十分之一之校舍建筑費。及其任董事長職，余已不問校事。但董君屢來沙田余寓所，詳告校務。及余夫婦去馬來亞，董君已辭去董事長職，曾來相訪。余夫婦離馬來亞經(jīng)泰國返港，又經(jīng)董君在泰國所設公司招待。及余夫婦遷來臺，董君夫婦并屢來臺北相訪。其人坦白真誠，亦為余在港一良友。
二
翌年之夏，南洋大學有人來商去任校長，余卻之。馬來亞大學邀去講學，余允之。適患青光眼，由余在港相識陸潤之醫(yī)師割治。新亞同事赴潤之醫(yī)務所求診，潤之皆免費，亦不啻為新亞一校醫(yī)。余住醫(yī)院經(jīng)旬，稍愈即于六五年七月去吉隆坡。人事稀疏，除規(guī)定課程外，盡日夜專讀《朱子語類》。是為余在成都華西壩病中通讀全書后之第二次。相隔亦二十余年矣。新亞研究所畢業(yè)，繼余英時在哈佛讀博士班之陳啟云，時亦在馬大任教。每逢星期日，其夫婦常駕車來伴余夫婦出游。
馬來亞凡高山清涼處，必有賓館，為前英國殖民政府官員休假避暑處。余夫婦每逢假期，亦遍往游憩。少則三五日，多逾一星期，而尤愛檳榔嶼，住其山上旬日。美琦亦在馬大任課，夫婦共一研究室。留室半日，亦備感幽閑。日常交往，除陳啟云夫婦外，有系主任何丙郁夫婦，系中同事德國漢學家傅吾康夫婦，程曦夫婦，曾太太陳品菱女士，圖書館王遵侗女士。又校外相識李家耀等諸家，皆曾結(jié)伴同游。尤其品菱女士與余毗鄰而居，過從尤切，并從余于課暇撰寫其碩士論文。舊歷除夕，邀宴其家，餐后移坐園中長談至深夜，尤為余夫婦生平度歲惟一稀遇之景象。其他在馬來亞各地僑領(lǐng)僑胞，及文教界人士相識甚多，不能備述。
但余不勝馬來亞之濕氣，終于胃病劇發(fā)，一晝夜進食至十余次。入夜不得安眠。遂提前于二月即歸，住馬來亞共八月。美琦理行裝，余一人閑，僅留《朱子詩集》首冊在案，成《朱子早年思想考》一篇，為余正式撰述《新學案》之第一篇，后散入學案中。數(shù)日之生活，乃常留腦際，不能忘。
三
余夫婦去馬來亞，沙田舊居未退租。及歸，日夜寫《新學案》，然亦疾病時作。越半年，體稍健，美琦遂去香港某中學任教。晨出，午后歸，余一人在家，時撰寫益勤。皆就前兩年來讀《大全集》《語類》錄下筆記，分題闡述。而香港難民潮驟起，乃決計遷居臺北，先來擇地，得外雙溪今址。返港后，美琦自作一圖樣，屋宇面積略如沙田，惟分樓上樓下，而添得一園地。乃于一九六七年十月遷臺北，先住市區(qū)金山街，翌年七月，遷外雙溪。蒙故總統(tǒng)蔣公命，該所之建筑，全由陽明山管理局負責，并為政府一賓館，迄今亦已十五年矣。
余之撰述《朱子新學案》，蒙哈佛協(xié)助，其著作費按月港幣三千五百元，共三年。然余之此書，自六六年二月，迄于六九年之十一月，先后撰寫歷四年。又翌年續(xù)寫《朱子學提綱》一小冊，冠其首。共五年。其先讀《大全集》，讀《語類》，鈔撮筆記，作準備工夫，亦歷兩年。茍非辭去新亞職務，此書亦終難寫出也。
余自《新學案》成稿，遂應張曉峰之聘，在文化學院歷史系研究所任教，每周兩小時，諸生來外雙溪余宅客室中上課。又得故宮博物院院長蔣慰堂之邀，以特聘名義為研究員，為余特辟一研究室，上下午皆去，得讀《四庫全書》中宋元明三朝理學諸集，續(xù)有撰述。而日常生活費亦賴張蔣兩君之安排獲有解決。
時余《朱子新學案》方成稿，有意續(xù)寫《研朱余沈》一書，自黃東發(fā)始，下抵清末，擇取十許家，各撰專篇，后以散入《元明清三代之學術(shù)思想史論叢》中，遂未勒為一書。為文化學院授課第一部成書者，為《中國史學名著》，乃臺大學生戴景賢來旁聽，依錄音機寫出講辭，再由余改定。第二部為《雙溪獨語》，乃余自本某年講辭，逐堂親撰成篇。其他所講，未遑整理。
又某年，孔孟學會來邀余特寫孔子孟子兩傳。余以曾有《論語要略》、《孟子要略》兩書，又因此引申推廣作為《先秦諸子系年》，最近又成《論語新解》，余對孔孟兩家所知盡此，此事似應由他人為之，乃婉卻。終以強邀，不獲辭，先撰《孔子傳》。乃亦時有新得。方知自己學問門徑多，撰述范圍廣，皆待深入。既交稿，正自慚疚，忽遭孔孟學會評議會指摘，逐舉稿中各項指令改定。余意學術(shù)著作，不比政治行事，可遵會議決定。學術(shù)著作則須作者本人負責。古今來稽考孔孟行事，意見分歧，抉擇取舍各有不同。余之此稿，亦復字字斟酌，語語謹審，經(jīng)數(shù)十年之私見，但亦有據(jù)有證，非另創(chuàng)新說，豈得聽評議桌上一二人語，遽毀生平。即如孔子并未新撰《易傳》，為余畢生主張，亦依前人陳說，遠有來歷。此事縱謂未臻定論，亦可自申己見。乃求將原稿退回，蒙準許。惟又念此稿亦經(jīng)一年辛勤，又自幸有新得，不忍棄置。適某報記者在一集會上，聽孔孟學會評議員某公昌言譏疵此書，遂特來訪問。余略告以此事之經(jīng)過，該記者以之披露報端，求印行此稿者乃麇集。余告以此稿印行，不僅余一人之私事，亦牽涉國家宏揚孔道之公務。今已報章宣傳，此稿付印，尚不知更將發(fā)生任何意外之影響。因指座上某君言，彼最先來索稿，并出版物不多，未受多方注意，當以此稿付之幸諸君見諒。此稿付印，乃具如此曲折。余生平著述中，有《先秦諸子系年》一書，由顧頡剛送清華大學，由其出版叢書委員會中某君指摘體裁不當，令改撰，遂轉(zhuǎn)送商務印書館印行。又有《國史大綱》一書，經(jīng)當時政府出版委員會審查，亦指令改撰書中之某篇某章，迭經(jīng)爭持，始獲照原稿印行。此書付印曲折，則為余生平著述中之第三次?？芍鴷灰?，出書亦未易也。惟此書屢經(jīng)堅邀而成，受此遭遇，則更出意外耳。
余撰《朱子新學案》，又曾隨手選鈔朱子詩愛誦者為一編。及日本承認大陸共黨政權(quán)，繼以國民政府退出聯(lián)合國，消息頻傳，心情不安，不能寧靜讀書，乃日誦邵康節(jié)陳白沙詩聊作消遣。繼《朱子詩續(xù)選》兩集，又增王陽明、高景逸、陸桴亭三家，編成《理學六家詩鈔》一書。余在宋、元、明、清四代理學家中，愛誦之詩尚不少，惟以此六家為主。竊謂理學家主要吃緊人生，而吟詩乃人生中一要項。余愛吟詩，但不能詩。吟他人詩，如出自己肺腑，此亦人生一大樂也。倘余有暇，能增寫一部《理學詩鈔》，寧不快懷。竟此罷手，亦一憾也。又有《朱子文鈔》，因擬加注語，迄未付印。
余此下所努力者，為編《中國學術(shù)思想史論叢》一書，共八冊。一《上古》，二《先秦》，三《兩漢魏晉南北朝》，四《隋唐五代》，五《兩宋》，六七八為《元明清三代》。皆集余一生之散篇論文，有關(guān)此方面者。遠自一九二四、二五年以后，亦近六十年之長時期矣。有記其篇名，而一時未得搜集者。有匯為他編，不復重列者。然篇幅已不少。每集一編，所收諸篇，皆親自閱讀，小作改訂，惟大體則一仍其舊。所費精力亦不少。但至明代一編，以患目疾，排印后已不能親校。清代一編，則未能逐篇再自閱讀，徑以付印。尚欲增寫朱一新一篇，材料已齊備，亦以目疾中輟。
余之有關(guān)學術(shù)思想史方面之散篇論文，匯為專集者，尚有《莊老通辨》，《兩漢經(jīng)學今古文評議》，《靈魂與心》，及《中國學術(shù)通義》等書。其有關(guān)中國文化部門者，除《文化學大義》外，尚有《中華文化十二講》，《中國文化精神》，《民族與文化》，《中國文化叢談》，《中國文化與世界局勢》等，其他不備列。惟有關(guān)文學方面，僅有一冊，名《中國文學講演集》。新舊文學，為余當生一大爭辯。惟求人喜中國舊文學，當使人先多讀中國古書舊籍。余之畢生寫作，皆期為國人讀古書舊籍開門路。茍置古書舊籍于不顧，又何能求人愛好舊文學。此非言辯可爭。惟余愛讀古文辭，愛誦古詩詞，則終生不變不倦。只堪自怡悅，不堪贈與人。閑云野草，俯仰可得，又豈待人之持贈乎。
余之居外雙溪，又曾兩度去日本，兩度去韓國。初次韓國之行，即選擇李退溪李栗谷宋尤庵韓南塘四家全集，歸來披閱。卷帙之伙，亦甚感辛勤。籀四家立言大義，寫《朱學流衍韓國考》一文，補充《研朱余沈》之篇幅。后亦納入余《學術(shù)思想史論叢》中。余以一中國人，初涉及韓國書，每嫌知識不廣，許多處皆僅能置而不論。因念此四家皆以研究朱子為宗旨，余之所感尚如是，則以一中國人窺鉆外國學問，其難可知。借他人酒杯，澆自己塊壘，其事易。果求沉醉其中，若醒來故我依然，則中國酒洋酒又何擇矣。
四
余自正式獲辭新亞職，絕未去過農(nóng)圃道。惟于一九六七年新亞學生曾來請余為五四運動作一講演。不獲辭，亦僅此一次。及一九六九年，為新亞二十周年紀念，新任院長沈亦珍來請余自臺赴港參加。得晤唐星海，繼董之英任新亞董事長，對新亞贊助有力。其父曾邀唐蔚芝來無錫創(chuàng)辦國學專修館，并贈一住宅。星海則留學美國。余在香港，與彼交往亦甚稔。余辭新亞職，曾擬從事兩工作，一為撰寫《朱子新學案》。又一則為編一國文自修讀本，供國人有志讀中國文言古籍者開一門徑。并可供西方人有志治漢學者得徑從讀中國文言古籍入手。星海聞之，特來語余，極為贊成余之第二計劃。囑寫一編輯大綱，彼常赴美國，當為余募款，俾組一編纂機構(gòu)，以成其事。余之編纂大綱已寫成，念《朱子新學案》非余親手草成不可，至國文自修讀本，授意他人，亦可為之。遂將第二計劃暫置。及是相晤，彼告余，凡為新亞策劃，盼余盡力助之。余謂，君助新亞，即不啻助余。余可盡力，亦復何惜。又晤沈燕謀，彼實已在病中，方讀余《史記地名考》，長談不倦。及余自港返，唐沈兩人忽先后逝世，近在旬日間。而余不克親赴其喪，亦人生一大憾事也。
一九七○年，余任香港大學校外考試委員赴港。時新亞由梅貽寶任院長，又邀余去作講演。舊任新亞校長室秘書蘇明璇，未到新亞前，為新亞出力甚大。余在美提議請其來任此職。后與余同離新亞。余每赴港，明璇必約在半島酒店見面，談及往事，相與愴然。不久亦病逝，余亦不在港。每念新亞舊友，豈勝惋悵。
五
轉(zhuǎn)瞬余已屆八十之齡，美琦偕余在余八十生辰前南游。先住梨山賓館，又轉(zhuǎn)武陵農(nóng)場，再轉(zhuǎn)天祥，最后經(jīng)花蓮，先后住四處，歷八日。余寫成《八十憶雙親》一文，此乃?？M余一生之懷想中者，亦可謂余生命中最有意義價值之所在。余之八十年生命，深根固柢皆在此，非可為外人道。余每念畢生苦學，勤讀勤寫，始終一書生，若無變。然國事則始終在大變中，即余之家庭亦然。余侄最長者，已近望七之齡。余三子兩女，最幼者亦逾四十。然三十年來，如居異世，音訊難通。凡余《八十憶雙親》文中語，三十年前在大陸，亦無暇與彼輩言之。今所欲告者，亦惟彼輩而已。然彼輩何日能睹此文，睹此文后，心中影響如何，今亦無可懸揣。然則余之一生，憶往則無人可語，思后則無事可準，僅常以此文中一切告美琦，而美琦對此文中一切人與地，無一面一履之緣。亂世人生，生命則限于個人，生活則限于夫婦，余非當前一實例乎。而凡余文中所憶，則多在余個人及余夫婦之外者。悠然望南山，山氣日夕佳，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忘其言，而仍若欲有言，并不能已于言，陶公之詩，真使余低徊不能已。
八十三歲冬，余胃病劇作，幾不治。八十四歲春，始起床，而兩眼已不識人，不見字。西醫(yī)眼科，群言無策，求不急盲即佳。新亞書院院長金耀基，在余病前來告，彼擬為新亞創(chuàng)一學術(shù)講座，以余名冠之，擬每年邀請對中國文化有研究之中西著名學人一位，來新亞作講演。邀余任其講座之第一次講演人，并謂經(jīng)費已募有端倪。其意既誠，余不能卻，已允之。而胃病眼病迭作，但竟能于是年雙十節(jié)前赴港，亦余始料所不及也。時余年八十四。翌年，余八十五，新亞創(chuàng)校三十周年紀念，余夫婦又去香港，得遇耶魯前歷史系盧定教授，亦自美同來赴會。彼乃首先主張雅禮協(xié)助新亞者。兩人回念前塵，相與感慨不已。
六
余幼孤失學，年十八，即為鄉(xiāng)村小學教師。每讀報章雜志，及當時新著作，竊疑其譴責古人往事過偏過激。按之舊籍，知其不然。如稱先秦以上為封建社會，而讀《詩經(jīng)》《左傳》諸書，其社會情況豈能與歐洲中古時期相提并論。至農(nóng)奴社會等名辭，尋之古籍，更無其證。又如謂中國自秦以下盡屬帝王專制，而余讀四史及《通鑒》，歷朝帝王盡有嘉言懿行，又豈專制二字所能概括。進而讀《通典》《通考》，見各項傳統(tǒng)制度更多超于國人詬病之上者。又如文學新舊之爭，余自幼即好誦唐宋古文及《十八家詩鈔》，推而上之，至于《文選》《詩》《騷》。竊謂專以文言白話分別新舊，不論內(nèi)容，亦可無辨。所謂舊文學，又豈封建貴族官僚諸辭所能誣蔑。厚誣古人，武斷已甚。余之治學，亦追隨時風，而求加以明證實據(jù)，乃不免向時賢稍有諫凈，于古人稍作平反，如是而已。至于當時國人群慕西化，則自慚谫陋，未敢妄議。及抗日軍興，避至昆明，時歐洲第二次大戰(zhàn)繼起，意大利之法西斯，德國之納粹，對國人向所崇奉之英法民主政治多肆抨擊，乃知即在近代西方，尚多壁壘相峙。而其時如西南聯(lián)大師生，亦已有尊美尊蘇之對抗。而于重慶中央政府外，更有趨向延安，自樹敵體者。國內(nèi)紛呶，已有與國外混一難辨之勢。而我國家民族四五千年之歷史傳統(tǒng)文化精義，乃絕不見有獨立自主之望。此后治學，似當先于國家民族文化大體有所認識，有所把捉，始能由源尋委，由本達末，于各項學問有入門，有出路。余之一知半解，乃始有轉(zhuǎn)向于文化學之研究。在成都開始有《中國文化史導論》一書之試探，及五○年來臺北，乃有《文化學大義》一演講，是為余晚年學問蘄求轉(zhuǎn)向一因緣。亦自國內(nèi)之社會潮流有以啟之也。
所謂文化，茲事體大。近代西方列強，爭艷競芳，要之皆自一本來，有根柢，有枝葉，有花朵。余既不知其根柢之深藏，亦不能賞其花朵之細致，然接觸其歷年之劇變，亦可謂稍見其枝葉之粗。余此三十年來，有歷次講演，及抒寫有關(guān)歷史方面之文字，則一皆以文化為中心。而討論文化，又時時不免涉及西方，內(nèi)容無足重，而治學方向則敝帚自珍，每不惜暴露于人前。自病雙目，不再親書冊，而心中所往復不能忘者，則惟此。及去新亞講演，題名《從中國歷史來看中國民族性及中國文化》，此實余三十年向?qū)W一總題。所講或時出前人之外，乃因余常求以我國之固有而對比之西方而生。此種講述，非有標新炫異之意，亦時代潮流有以使之然耳。
此一講題，凡分六講，每周兩次，為時三周。因防余勞累，使多休息，學校隨堂錄音，又使人寫出，連錄音帶一并寄臺北。美琦為余再開錄音機，余隨處加以改定，再由美琦筆錄成書。然余自去港前，已稍能執(zhí)筆作字。惟寫下一字，即不認識上一字，須由美琦謄正，讀余聽，再加改定。大率數(shù)年來文字須如此得成。余在港時，某生為余購來大陸唱平劇及吹彈古琴簫笛等許多錄音帶，余得暇屢聽之，心有所感，返臺北，及此講演稿成書，遂續(xù)寫《中西文化比較觀》一書。先寫在港聽各錄音帶所存想，依次續(xù)寫，又得約二十篇，亦儼可成書矣。
余枯坐無聊，偶有所思，率常執(zhí)筆，隨意所至，隨寫隨息。一上午可得四五百字，上下午可得八百一千字，連續(xù)四五天成一篇。人事羼人，或體況不支，隔以時日，忘其前寫，即不能翻閱成稿，不知從何下語，勉強成篇，亦不知何處重復，何處缺漏。須待美琦鈔后再讀，余始得增損改定。迂拙固不計，消遣時日，亦惟此一途矣。
余又草《師友雜憶》一書，乃繼《八十憶雙親》一文之后，在去香港新亞講演前，已成其兩篇，乃記余肄業(yè)小學中學時事。第三篇從民初在三兼小學教讀開始。自念于學問寫作凡有所得，亦悉賴師友相輔。孤陋獨學，豈有今日。亦有途徑相異，意見相左，他山之石，可以攻錯，亦皆師友之沾溉。余亦豈關(guān)門獨坐自成其一生乎。此亦時代造成，而余亦豈能背時代而為學者。惟涉筆追憶，乃遠自余之十歲童齡始。能追憶者，此始是吾生命之真。其在記憶之外者，足證其非吾生命之真。非有所好惡高下于其間，乃憑記憶而自認余之生命。讀余此書者，亦可憑余所憶而認識此時代之一面。非敢有夸大，亦不作謙抑，知我罪我，歸之讀者。
七
一九八○年夏，余八十六歲，夫婦重赴港，獲與大陸三子一女相見。自余于一九四九年春，只身南來廣州，至是已整整三十二年。初別時，彼等皆未成年。尤其是幼女，生于一九四○年，余離家去四川成都，未及見其生?？箲?zhàn)勝利歸，又曾去云南昆明，獲親肘膝間，初無多時，余來廣州，彼尚未足九歲，未盡養(yǎng)育之恩，最所關(guān)心。及是相見，則亦年過四十矣。惟在港相聚，前后僅七日，即匆匆別去。尚有一長女，未能同行。翌年，余八十七，余夫婦再去港，長女偕長侄偉長同來港，晤聚半月。五子女乃得于兩年內(nèi)分別見面。而彼等之婚嫁，則均在與余別后。三媳兩婿，及五家各得子女兩人，共十五人，則均尚未獲一見。又長侄偉長媳，及其一子，抗戰(zhàn)時同在成都，今亦未獲晤面。其他尚有六弟婦，及其子。又偉長一妹，亦未晤面。其他死亡已成隔世，則無論矣。余以窮書生，初意在鄉(xiāng)里間得衣食溫飽，家人和樂團聚，亦于愿足矣。乃不料并此亦難得。繼今余年無多，不知何年再得與其他未相見者一面?？v謂天命嚴酷，不當并此而不加蘄求。何年何月，此日之來，則為余此下惟一之期望矣。古人云，老而不死是謂賊。余既老，于世無可貢獻，但尚愿為賊偷生，以待此一日之來臨。
八
余之自幼為學，最好唐宋古文，上自韓歐，下迄姚曾，寢饋夢寐，盡在是。其次則治乾嘉考據(jù)訓詁，借是以輔攻讀古書之用。所謂辭章考據(jù)訓詁，余之能盡力者止是矣。至于義理之深潛，經(jīng)濟之宏艱，自慚愚陋，亦知重視，而未敢妄以自任也。不意遭時風之變，世難之殷，而余之用心乃漸趨于史籍上。治史或考其年，或考其地。最先考《楚辭》地名，尚在余為《先秦諸子系年》一書以前。及《諸子系年》成書，又續(xù)作考地功夫，初成《周初地理考》一篇，時在一九三○年，距今已五十二年。此下續(xù)有撰述。其最后一部書，則為《<史記>地名考》，完成于一九四○年。以下對此功夫遂未繼續(xù)用力。一九八一年，余八十七歲，遂將《<史記>地名考》以前各文匯編為《古史地理論叢》一書付印。有關(guān)各文，尚續(xù)有材料增加，寫列書眉。而余雙目已盲，不克親自校訂，乃囑及門何澤恒代為校閱。今年春，許倬云自美返臺，面告余，彼曾集大陸此數(shù)十年來新出土諸銘文詳為考訂，乃知余論周初地理可相證明。余聞之大喜。竊意此文乃余五十年前創(chuàng)見。五十年來，未有人加以駁議，亦未有人加以闡發(fā)，幾如廢紙，置于不論不問之列。今乃得許君為之成其定論，此亦余晚年及身親聞一大喜事也。余之其他撰著，倘他年續(xù)有得臻定案者，則豈余一人之幸而已哉。余念之，余常念之。
余于印《古史地理論叢》后，又續(xù)有成稿，一為《理學三書隨札》。一《朱子四書集義精要隨札》，一《周子通書隨札》，一《近思錄隨札》。又成《中國學術(shù)之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一書，繼《中國學術(shù)通義》后，對于中國古人為學之宗旨趨向，分野門徑，別從一新角度重為闡述。要之，從文化大體系言，余則以和合與分別來作中西之比較。從學術(shù)思想方面言，余則以通與專兩字來作衡論。四年前去香港新亞之一番講演，可謂乃余此數(shù)年來運思持論之大綱領(lǐng)所在。盲目涂寫，則依然是此一群烏鴉而已。學不再進，亦可嘆也。此書當即此為止，此下當惟整理舊稿，為之寫定?？蛛y再有撰述。
全稿止此乃為一九八二年之雙十節(jié)，余年八十八，是為余只身居香港以來之第三十四年，亦為余定居臺北之第十六年，回首前塵豈勝悵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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