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三章 春秋時期楚國的崛起

楚國史 作者:魏昌


  一、春秋初年中原各國形勢

  公元前771年(周幽王十一年),周幽王死(周幽王是個有名的暴君,他在位時,進一步激化了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他又廢申后和太子宜臼,改立褒姒為后,以褒姒生子伯服為太子。申后父申侯聯(lián)合犬戎和呂、[曾阝]等國,引兵攻鎬京。幽王兵敗,被犬戎殺死于驪山下,西周亡。),子宜臼繼位,是為周平王。由于鎬京殘破和犬戎的威脅,周平王于公元前770年(周平王元年),在鄭武公、晉文侯、衛(wèi)武公、秦襄公等衛(wèi)護下,遷都洛陽(今河南洛陽王城公園一帶),史稱東周。東周包括春秋(公元前770-476年)和戰(zhàn)國(公元前475-221年)兩個時期。前者為奴隸制瓦解時期,后者為封建制確立時期。

  春秋時期因與孔子所撰《春秋》年代相當,故以此書得名。但有關史籍所記春秋時期的上下年限,與《春秋》年代并不一致。《春秋》一書始自公元前722年(周平王四十九年),終至公元前481年(周敬王三十九年)?!妒酚洝ち鶉瓯怼酚涀怨?70年至公元前476年(周敬王四十四年),司馬光《資治通鑒》所記起始年與《史記》同,終點則至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二十三年)。為了敘述方便,我們采取流行說法,即把春秋時期定在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476年。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東遷,是中國歷史上一個重要的轉(zhuǎn)折點。周王室從此更加衰微,轄地僅剩下成周方圓一、二百里,即今豫西一隅之地。周天子的“共主”地位名存實亡,王室經(jīng)濟日絀,各諸侯國不再朝聘貢奉,周天子不得不轉(zhuǎn)向諸侯“告饑”、“求金”,奴隸制政治、經(jīng)濟已面臨全面崩潰的危機。

  與此同時,各地邦國林立,除地處黃河中下游的“虞、夏、商、周之胤”的華夏諸國,仍為當時經(jīng)濟中心之外,地處黃河上游和長江流域眾多邦國也日益發(fā)展強大起來。所謂夷戎狄蠻的各周邊民族在華夏先進經(jīng)濟、文化影響下,或內(nèi)遷或向中原各地發(fā)展勢力,形成“南夷與北狄交,中國不絕若線”(《公羊傳·[亻喜]公四年》。)之勢,時而對中原各國構成嚴重威脅。

  《史記·周本紀》說:“平王之時,周室衰微,諸侯強并弱,齊、楚、秦、晉始大,政由方伯?!彪S著周王室的衰微和各國政治、經(jīng)濟發(fā)展的不平衡,一些邦國強大起來了,他們打著“尊王攘夷”的旗幟,“挾天子以令天下”(《戰(zhàn)國策·秦策一》。)展開了爭當“霸主”的角逐,以獲得昔日周天子享有的政治、經(jīng)濟特權。恩格斯說:“卑劣的貪欲是文明時代從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至今日的動力?!保ā恶R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01頁。)從此,中國歷史正如孔子所指出的,原來“禮樂征伐自天子出”,進入“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大夫出”,出現(xiàn)了階級斗爭,民族斗爭空前復雜尖銳的局面。這就是春秋時期政治形勢的基本特點。

  春秋初,見于史書記載的,中國境內(nèi)約有一百多個諸侯國。在黃河中下游的,主要有周、鄭、衛(wèi)、齊、魯、宋、杞、陳、蔡、曹、滕等國;在黃河上游的,主要有秦、晉、虞、虢、梁、[艸/內(nèi)]等國;在長江流域和江漢地區(qū)的,主要有巴、楚、隨、申、息、鄧、鄖、絞、州、蓼、吳等國。夷、戎、狄、蠻等眾多民族則雜處錯居其間。《國語·鄭語》說:“及平王之末,而秦、晉、齊、楚代興,秦景(莊)、襄于是取周土,晉文侯于是定天子,齊莊、[亻喜]?于是乎小伯,楚[蟲分]冒于是乎啟濮?!背?jīng)周代的發(fā)展,春秋時期就脫穎而出,登上與中原大國爭霸的舞臺。

  二、熊通稱王與在江漢地區(qū)的開拓

  周平王東遷,正值楚國君若熬(熊儀)二十一年。若敖在位二十七年,于公元前764年卒。卒后其子霄敖(熊坎)立,在位只六年。霄敖死后,其子熊[目旬]立,是為[蟲分]冒。[蟲分]冒在位十七年,至公元前701年卒,其弟熊通殺蟲分]冒子而代立,是為楚國歷史上著名的楚武王。

  從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741年的30年間,是春秋大國爭霸揭開帷幕階段,也是楚國崛起時期?!蹲髠鳌ば辍氛f:“若敖、[蟲分]冒,篳路藍縷,以啟山林。”可見若敖、霄敖、[蟲分]冒三代,都是身體力行,率領國人部族,繼承先輩事業(yè),埋頭實干、艱苦奮斗的國君。其時,中原國家,如鄭、齊、晉等初露鋒芒時,楚國亦以積極進取精神,向周圍地區(qū)發(fā)展。《左傳·文公十六年》載:“先君[蟲分]冒所以服陘隰也?!薄蹲髠鳌愤@里是敘述楚莊王攻打庸時,師叔建議學習先君[蟲分冒用驕兵之計打敗陘隰之例,來制服庸??梢奫蟲分]冒是很會用兵的國君。陘隰,孔疏:“本是他國,[蟲分冒始服之也?!鳖櫁澑摺洞呵锎笫卤怼氛f:“荊州府以東多山[奚谷]之險,因名?!庇郑秶Z·鄭語》所說的[蟲分]冒“始啟濮”的濮(韋注:“濮,南蠻之國?!?,是一個古老的部族,曾參加過周武王伐紂的戰(zhàn)爭,散居在楚之東西南部,與楚人為鄰,號稱百濮。蟲分]冒攻打陘隰、濮人,表明楚國經(jīng)長期慘淡經(jīng)營后,乘周平王東遷、諸侯坐大之際,也決心沿著熊渠開辟的道路,大膽地取進攻態(tài)勢了。若敖、霄敖、[蟲分]冒三代的積聚與進取,無疑為熊通果斷地僭號稱王及其擴張,創(chuàng)造了條件。

  公元前741年,[蟲分]冒熊[目旬]卒,弟熊通殺[蟲分]冒子而代立(此從《史記·楚世家》。杜預《春秋左傳集解》則以熊通為蟲分冒之子),是為楚武王(前740椙?90年)。他在位期間,正值東周衰微,中原諸夏亦較混亂之際。鄭是姬姓國,但鄭桓、武、莊公三代,卻乘機發(fā)展自己勢力,與東周王室矛盾公開化,由周鄭“交質(zhì)”發(fā)展到“交惡”,公元前707年終發(fā)生大戰(zhàn),結果周王師慘敗,周桓王也被射中了肩膀。周天子的威嚴掃地,鄭國儼然成為春秋初之霸主。但鄭畢竟處于四戰(zhàn)之地(鄭與東周王室比鄰,都新鄭(今河南新鄭)),并無長足的實力,鄭莊公也只是曇花一顯的人物。晉國內(nèi)亂不止,孝、哀、閔侯均為庶支所殺。齊初政局不穩(wěn),特別是齊襄公因與其妹、魯桓公夫人文姜私通而殺魯桓公;又言行無常,欺凌大臣,導致內(nèi)亂,齊襄公終被殺。秦居西陲(今甘肅天水南),至公元前753年(秦文公十三年),秦初有史以記事。后雖向東發(fā)展,但始終為黃河和河東強國所阻。這種形勢對楚國顯然是極其有利的。

  熊通即君位后,一方面利用先君“甚得江漢間民和”的有利形勢,著力經(jīng)營,增強實力;另一方面謹慎地向周圍開拓,以鞏固后方。據(jù)《左傳·莊公十八年》追記:“初,楚武王克權,使緡尹之,以叛,因而殺之,遷權于那處,使斗敖尹之?!睓?、那處,均在今湖北荊門南。權,子姓,商武丁之后裔,是歷史悠久的古國。熊通滅權后,又遷于那處,滅其國改為縣,任命縣尹,是春秋初年最早設縣的行政改革(顧頡剛指出,權縣是“春秋第一縣”(見《禹貢》卷七:《春秋時代的縣》))〗。又據(jù)《左傳·哀公十七年》記子谷語:“觀丁父,[若阝]俘也,武王以為軍率,是以克州、蓼、服隨、唐,大啟群蠻?!盵若阝],今河南淅川西南。州,今湖北監(jiān)利,蓼,今河南唐河南。上述各地,除州外,均在漢水中上游。熊通攻占這些方國后,又大力開辟南蠻之地,國力大大增強。中原國家對此極其驚恐,公元前710年(周桓王十年,楚武王三十一年),鄭莊公與蔡桓侯在鄧(蔡地,今河南漯河市東南)相會,討論對付楚國的計策(《左傳·桓公二年》。)鄧之會,反映了中原國家對楚國日益強盛的惴惴不安的心態(tài)。熊通在后方立住腳跟后,就決心撲向漢東,解除“漢陽諸姬”對楚國的威脅。經(jīng)鄭重考慮后,他首先把進攻目標指向隨國?!皾h東之國,隨為大。隨張,必棄小國,小國離,楚之利也”(《左傳·桓公六年》。)公元前706年(楚武王三十五年),熊通率軍攻隨,駐于隨地瑕。隨侯指責熊通攻隨無禮,熊通回答說:“我蠻夷也,今諸侯皆為叛相侵,或相殺,我有敝甲,欲以觀中國之政,請王室尊吾號。”(《史記·楚世家》。)隨侯答應為之周旋,熊通見隨無可乘之隙,便收兵回國了。對熊通的尊號(王)要求,隨侯果然向周王室作了轉(zhuǎn)告,結果遭到拒絕。

  熊通得知周王室不肯尊他為王的消息,憤怒地說:“吾先鬻熊,文王之師也。早終,成王舉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今居楚,蠻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同上。)〗于是自立為王,稱為楚武王。這年為楚武王三十七年(公元前704年)。另據(jù)《左傳·桓公八年》載,這年夏,楚武王在沈鹿會合諸侯,黃、隨不來參加。楚武王一方面派[艸/為]章前往黃國進行指責,另一方面又親率軍以攻打隨國。經(jīng)速杞(隨地)一戰(zhàn),隨軍潰敗,隨侯逃跑。同年秋,楚迫隨訂盟而回。隨不參加沈鹿之會當然是秉承周王室的意旨,后被楚國打敗,不得不屈服訂盟,說明隨侯已被迫尊熊通為王。這樣,熊通先在沈鹿會合諸侯,尊王之舉得到諸侯的支持;后又用武力打敗隨國,迫使姬姓國隨侯的承認,熊通的王位地位也就合法化了。

  熊通稱王后,立即向濮人大舉進攻,“始開濮地而有之”(同上。),占有今川、鄂交界的廣大地區(qū)。公元前703年(楚武王三十八年),巴(在鄂西,后遷川東)君遣使至楚,請與鄧通好。楚武王允許,派大夫道朔送巴使往聘,半途被?(鄧屬邑,今湖北襄樊市東北)人劫殺。楚、巴于是出兵圍?,鄧來救,結果鄧被打敗,?人宵遁。公元前701年(楚武王四十年),楚屈瑕將與貳、珍結盟。鄖為阻遏楚國勢力東進,駐軍于蒲騷(鄖地,今安陸東南),聯(lián)合隨、州、絞(今鄖縣西)、蓼等國,謀略攻楚。楚屈瑕、斗廉乘隨等四國軍隊未至,出銳師襲擊蒲騷,大敗鄖國軍隊,其他各國軍隊不敢出,貳、軫只得屈與楚訂盟。在這次軍事行動中,斗廉(楚大夫)富有戰(zhàn)略斗腦,表現(xiàn)突出。他提出“師克在和,不在眾”,只要自己團結奮戰(zhàn),就不怕敵之眾多。當屈瑕按慣例要先占卜,斗廉反對說:“卜以決疑,不疑何卜?”(《左傳·桓公十一年》。)體現(xiàn)了楚人朝氣勃勃、積極進取的精神。

  公元前700年(楚武王四十一年),屈瑕率軍懲罰絞,以“無[扌干]采樵者以誘之”(《左傳·桓公十二年》),大敗絞師,迫其訂城下之盟而還。第二年,楚武王又命屈瑕攻打羅(今湖北宜城西)。屈瑕曾敗鄖、絞軍隊,倨傲輕敵,不接受建議,不防備,至羅地后,被羅與盧戎(蠻之一支,居今湖北南漳東北)打敗,屈瑕自殺。楚武王引咎自責,其他將領免于處分。楚國攻羅雖失利,但經(jīng)累年頻頻出擊,占領了漢水中上游大片土地,漢東、漢北的道路已被打通,為楚國后來北上爭霸,創(chuàng)造了條件。

  公元前690年(楚武王五十一年),由于周莊王責備隨侯不該承認楚僭號稱王,楚武王極其憤怒,不顧自已年邁體弱,親自領軍第三次攻隨。據(jù)《左傳·莊公四年》載,這年春,“楚武王荊尸,授師孑焉以伐隨”。杜注:“尸,陳也。荊亦楚也,更為楚陳兵之法。”孔疏:“楚本小國,地狹民廣,雖時復出師,未自為法式,今始言荊尸,則武王初為此楚國陳兵之法,名曰荊尸,使后人用之?!辨荩碵卓戈],兼有勾與刺兩種作用,是一種新式武器??梢姵渫踉趯χ車帽校M行了較大的軍事改革,既適應遠近戰(zhàn)爭需要,發(fā)展了新的戰(zhàn)略戰(zhàn)術,又以新式武器武裝楚國軍隊,戰(zhàn)斗力當已顯著提高。楚武王臨行前,心跳不舒,但仍統(tǒng)軍前往,不幸病逝于軍中。令尹(令尹,楚國執(zhí)掌軍政大權的最高官職,見于史料,始在楚武王時設置。)斗祁、莫敖屈重秘不發(fā)喪,繼續(xù)前進,“除道梁[溠],營軍臨隨”(《左傳·莊公四年》?!俺懒簻选保庠跍阉霞茉O浮橋,便于行軍),隨侯恐懼,只得求和。屈重以楚武王特使的名義同隨侯在漢水之濱締結了盟約。隨后,斗祁、屈重勝利班師,渡過漢水后才為楚武王發(fā)喪。

  楚武王在位五十一年,創(chuàng)縣制,設令尹,置陳兵之法,進行了一系列的政治、軍事改革。又三次領兵攻隨,威震東周王室,多次出兵征戰(zhàn),懾服漢東諸國,開拓江漢,擴大了楚國疆域,為楚國的崛起,立下了不朽的功勞。楚武王不愧為楚國奠基者之一。

  三、楚文王“始都郢”與“始通上國”

  公元前690年,楚武王卒,其子熊貲立,是為楚文王(前689?75年)。

  楚文王也是一位很有作為的國君,為了奠定楚國的根基,他即位后采取的第一大戰(zhàn)略行動就是把都城定在郢(今湖北江陵紀南城)。關于“始都郢”的時間,《世本·居》說是“武王徙郢”;而《史記》的《楚世家》和《十二諸侯年表》都說是楚文王時期,后者說得更加具體:“楚文王熊貲元年,始都郢?!绷頁?jù)《后漢書·地理志》江陵注:“故楚郢都,楚文王自丹陽徙此。”更明確地指出在楚文王繼位后,由原都丹陽遷入新都的。楚武王懾服漢東諸國,楚國勢力已伸入江漢地區(qū)腹地,故楚文王即位后即遷都于郢,實際上是對楚武王戰(zhàn)略行動的承襲與發(fā)展。

  至于始都郢的地址問題,歷來眾說紛紜,史家意見是不一致的。自杜注為湖北江陵北紀南城起,一直成為流行的說法,也為人們所普遍接受。近人根據(jù)史籍與考古發(fā)掘材料,進一步考證了郢都的地址問題,提出了很有價值的見解。石泉認為:

  春秋、戰(zhàn)國的楚郢都及秦漢江陵城應在當時的沮漳二水間(今蠻河流域下游)、漢水以西不遠處。今楚皇城遺址(指今湖北宜城西。筆者注)應即楚郢都及其后繼城市秦漢江陵城故址石泉《古代荊楚地理新探》(武漢大學出版社出版,1988年10月第一版)。

  張正明認為郢都先后有好幾個,文王始都郢,在今宜城境。公元前506年,吳師入郢,楚昭王出逃,后雖回郢,但楚吳戰(zhàn)爭未息,公元前504年,楚王遷都于[若阝],而仍稱郢。幾年后,楚昭王又遷都于江陵,即紀南城,也仍稱郢。故楚國以紀南城為都,長達220年左右(張正明《楚文化史》。)王光鎬認為,“如果拋棄一切先入為主的偏見,實實在在地面對紀南城遺址的地層、遺址、遺物材料,它之絕非楚郢都當毋庸置疑”。所謂郢都,無疑是一座相當都城建制的城,……這是一座楚宣王至楚頃襄王元年前后的楚陪都,稱“[艸/喬戈]郢”?!罢嬲某紤跐h水西部的今宜城楚皇城遺址(王光鎬《楚文化源流新證》。)

  此外,還有其他不同說法,此不一一列舉。我們這里采取的是傳統(tǒng)說法,即從公元前689年楚文王始都郢(紀南城)起,至公元前278年(楚頃襄王二十一年)秦將白起攻取郢都、楚徙都陳,一直定都在此,前后長達411年之久(其中楚昭王時曾有短時遷徙)。

  郢都地處江漢平原腹地,兼有水陸之便,東接云夢,西扼巫巴,北連中原通衢,南臨長江天險,不僅自然條件優(yōu)越,而且戰(zhàn)略地位重要,從此成為楚國政治、經(jīng)濟、文化中心,對楚國的發(fā)展與強大,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

  楚文王定都郢后,表明楚國已牢固地控制了江漢地區(qū)。為承繼楚武王“欲觀中國之政”的意愿,立即全力北進。當時漢東道路已被打通,楚文王的主攻方向是在漢北,以直接叩開北通中原的大門。公元前688年(楚文王二年),楚文王領兵攻申。申,姜姓國,周宣王所封,是原西周王朝控制荊楚的重鎮(zhèn)。攻申必經(jīng)鄧。鄧在今湖北襄樊市北,是楚文王的母舅之國(楚武王夫人鄧曼是鄧人。)但它與楚近鄰,當時征服鄧更有直接意義。鄧人對此是有警覺的,如騅甥、聃甥、養(yǎng)甥等三位大臣就力主乘機殺掉楚文王,說:“亡鄧國者,必此人也。若不早圖,后君噬齊,其及圖之乎?”(《左傳·莊公六年》。)鄧侯不聽。楚文王經(jīng)鄧攻打申后,回歸時果然又攻打了鄧國。楚文王這次雖未滅申、鄧,但楚國勢力實際上已伸入南陽盆地。

  楚文王在北伐取得初步成果后,又圖謀東向,以擴大北上的通道。恰在此時,地處汝水之蔡(今河南新蔡西南)和地處淮水之息為息侯夫人息媯發(fā)生矛盾,給楚文王出兵蔡、息提供了機會。據(jù)《左傳·莊公十年》載,蔡侯娶陳(今河南淮陽)女為妻,息侯亦娶陳女息媯,當息媯出嫁息侯經(jīng)過蔡時,蔡侯無禮,息侯惱怒,遣使至楚要楚文王攻打息國,息向蔡求救,楚可借口攻蔡。楚文王依計行事,于公元前684年(楚文王六年)秋,出兵攻蔡,在蔡之莘地大敗蔡國,并虜蔡侯歸,接著又把他釋放了。這件事影響很大,《史記·楚世家》說:“楚強,陵江漢小國,小國皆畏之?!倍蓬A《春秋》注說:“楚辟陋在夷,于此始通上國。”“上國”指中原華夏之國,一向被華夏諸國視為蠻夷小國的楚,現(xiàn)以強有力的面貌出現(xiàn)在中原的舞臺上,為諸夏所側目。過四年,楚文王又滅息以為縣,虜息媯,并長驅(qū)直入蔡國,占領其地。

  正當楚文王東拓北進節(jié)節(jié)勝利時,齊國經(jīng)一段時間內(nèi)亂后,公元前685年(楚文王五年),齊桓公立,以管仲為相,進行改革,開始強大起來。公元前679年(楚文王十一年),齊桓公盟宋、陳、鄭諸國,開始稱霸。楚文王也不示弱,第二年,即公元前678年(楚文王十二年),為了徹底打通北入中原的通道,與齊桓公抗衡,出兵攻鄧,一舉滅掉了鄧國。史籍雖無楚滅申的具體時間記載,但從前述“伐申過鄧”來看,滅申與滅鄧時間大體是一致的。至此,北通中原的大門業(yè)已洞開。同年,楚文王以鄭厲公復位“緩告于楚”(《左傳·莊公十六年》。)為由,發(fā)兵討伐鄭國,直抵棟(今河南禹縣)而還。鄭是姬姓國,又是春秋初期大國,楚文王竟借口懲罰,足見楚國已挺進中原與齊國爭霸了?!妒酚洝こ兰摇氛f:“齊桓公始霸,楚亦始大?!背耐鹾妄R桓公幾乎是同時步入春秋大國爭霸的歷史舞臺的。楚武、文王兩代經(jīng)不斷奮戰(zhàn),“欲觀中國之政”的愿望已經(jīng)實現(xiàn)。清人顧櫟高說:“楚橫行南服,由丹陽遷郢,取荊州以立根基。武王取羅、[若阝],以鄢郢之地,定襄陽以為門戶,至滅申,遂北向以抗衡中夏?!?顧櫟高《春秋大事表》。)楚文王的定都郢與北進,為后來楚國北上爭霸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四、楚國奴隸制政治的發(fā)展

  楚國國君原不見稱號,如鬻熊至熊繹,均稱名,冠以熊字,熊繹后三代,亦稱熊×。至第八代國君熊渠時,封三個兒子為王,進行試探。后雖悄然罷去,但卻表明這時楚國君已擁有相當大的權力,企圖僭號稱王。

  熊渠之后,歷代國君仍具名,但至熊儀時,則號若敖,熊坎號霄敖。熊坎子熊[目旬],稱[蟲分]冒?!癧蟲分]冒”與“敖”音同,亦為敖。可見“敖”是對國君的尊稱,是氏族制軍事首領或酋長演變過來的特殊稱呼。楚武王以后,楚國國君也有稱“敖”的,如楚文王子熊?B052?稱莊敖,楚康王子員立,稱郟敖。春秋后期,公子比、黑肱、棄疾聯(lián)合推翻楚靈王統(tǒng)治,棄疾又以恐嚇手段迫使比、黑肱自殺,自稱王,是為楚平王。平王葬先已稱王的公子比于訾,稱訾敖。故注家說楚國不成君無號謚者,多以葬地冠敖號(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中華書局出版,1981年3月第1版)。后來有的國君后裔也以先祖稱號為氏的,如顯赫的若敖氏。同時,楚族本身就是龐大的血緣聯(lián)合體,所以見于史籍,除了國君稱敖外,有的大貴族也有稱敖的,如莫敖氏、?敖氏等。至熊通稱王不稱敖,一方面說明楚勢已強,敢于公開與周王室對抗,另一方面也顯示國君的至尊地位已經(jīng)確立,楚國的奴隸制政治已走上了新的階段。

  隨著王權的確立,楚武、文王時,楚國奴隸主專制統(tǒng)治,日益加強,統(tǒng)治機構也日臻完善,并涌現(xiàn)出了一批頗有政治、軍事、外交才干的貴族。根據(jù)《左傳》等有關篇章記載,楚武王時開始有權威的官職是莫敖。莫敖屈瑕曾代表楚武王與貳、軫結盟,鄖欲令隨、州、絞、蓼攻楚,從中作梗,屈瑕當機立斷,在蒲騷大敗鄖國軍隊,終盟貳、軫而還。接著又領軍打敗絞國,迫其訂城下之盟。從這些政治、軍事行動看,屈瑕的權力是很大的,可以代表楚武王領兵出征、結盟,主持軍政大事。另一位莫敖屈重,當楚武王在攻打隨國途中病逝,他以楚武王代表的身份與隨訂盟,并與隨侯會于漢水之濱。可見其時莫敖位尊權大,是僅次于王的官職(貴族)。就在這次攻隨時,楚國歷史上第一次出現(xiàn)了令尹的官名與首位令尹斗祁其人《左傳·莊公四年》。)盡管令尹斗祁列在莫敖屈重前面,但當時令尹作用卻無莫敖突出。楚文王時繼續(xù)設置令尹(《左傳·哀公十七年》:“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為令尹。”武王時令尹斗祁,文王時令尹彭仲爽,是見于史籍記載的最早兩位楚國令尹),莫敖一職地位從此逐漸下降了,令尹則位顯權重,成為執(zhí)掌楚軍政大權的百官之首(據(jù)《左傳·襄公十五年》載,楚康王時莫敖排列在令尹、司馬之后。故從楚成王以后,令尹已為百官之首,莫敖一職的性質(zhì)與地位則已轉(zhuǎn)變。)。從莫敖到令尹,應是楚國官制的重要改革,因為莫敖,畢竟帶有舊氏族貴族的色彩,而初時的令尹,并非一定由貴族擔任。如楚文王時的令尹彭仲爽,就是“申俘”。

  楚武王時期,除設莫敖、令尹外,還設有軍率?!癧若阝]俘”觀丁父被任為軍率后,在克州、蓼,服隨、唐,開拓群蠻之地等戰(zhàn)役中立了卓著功勛,故為楚國后人所追述??梢娷娐室宦?,是指揮戰(zhàn)爭的重要職務。后來楚官制中不再見有此職,可能是楚武王在戰(zhàn)爭中臨時設置的軍事指揮職務,戰(zhàn)罷即撤。

  據(jù)《說苑》載,楚文王時有一個叫保申的,嚴厲批評楚文王貪戀田獵、沉迷酒色、不理朝政行為,并以“先王之命”予以笞打。這個保申就是類似“師保”之官。楚人好卜,保申既掌保養(yǎng)、教誨之職,又司申卜、問兇吉之事。商周奴隸社會的天人合一、政權神權并重的統(tǒng)治特點,楚國其時亦已具備。

  此外,楚武、文王時期,眾多的文臣武將累累見于史籍,如武王時有參政議政與決策的斗伯比(斗伯比,楚大夫。他為楚武王攻隨服隨,出謀畫策,起了重要作用。據(jù)《左傳·桓公十三年》載,他認為莫敖屈瑕驕傲輕敵,伐羅必敗,可見是楚武王身邊很有才干的最高統(tǒng)治集團成員之一),以及出使隨、黃等國的?章、領軍出征的斗廉等。楚武、文王時期,楚國已建立起以王為首,王、貴族、官僚三位一體的奴隸主貴族專政的政治體制。

  對已征服的各地統(tǒng)治,楚國仿照周制,亦實行封邑制。如早在西周時期,熊渠就分封三個兒子于“江上楚蠻之地”,后來?氏又“食邑于[艸/為]”。春秋以降,直至戰(zhàn)國末,楚國封邑制長盛不衰,所以封邑制是楚國基本的政治、經(jīng)濟制度,與楚國的興衰相始終。但另一方面,楚武王又開創(chuàng)縣制,滅權后改為縣,這可能與鑒于西周分封制導致諸侯坐大弊病有關。楚文王繼續(xù)奉行這一政策,“實縣申息”(《左傳·哀公十七年》),從此,楚國縣制也日益發(fā)展,與封邑制長期并存。

  楚武、文王縣制的創(chuàng)立,是楚國歷史上一件大事,它對楚國的崛起與強盛,起了顯著作用。首先,楚文王時期設立的縣,均在楚國北境,既是北通中原的信息窗口,又成為爭霸中原的戰(zhàn)略要地。如權、那處,均在今湖北荊門境,是當時北通中原的門戶。申,在今河南南陽境,緊連方城(申之北有方城山,南北綿亙數(shù)百里。楚國筑城于此,成為戰(zhàn)略要塞,號稱楚國長城),成為楚國北上的戰(zhàn)略要地,對后來楚國稱霸中原,發(fā)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息,則在方城南淮水北,成為后來楚國東拓江淮必經(jīng)之重鎮(zhèn)??梢姵洌耐鯗鐕鵀榭h,是從戰(zhàn)略需要考慮的,是楚國奴隸制政治、軍事發(fā)展的重要步驟。

  其二,加強了君主專制,削弱了世襲貴族勢力。縣之長官,先稱縣公、尹,后又稱令、大夫,一般仍由貴族擔任,但已不是“封”,而是“使”(任命)。如楚武王克權,先任斗緡為尹,后遷權于那處,任閻敖為尹。而戰(zhàn)略要地的申,歷春秋各代,幾乎每一、二代就有一位新的縣公,足見申縣已由楚王直接控制。

  楚王由于直接掌握縣,便可大膽放手地在縣建立軍隊,成為國家軍隊的一部分。如后來見于史籍的陳、蔡、不羹、許、葉之師,就是以縣為單位的楚國地方部隊。而其中尤以申、息之師最具有戰(zhàn)斗力,御秦抗晉,南征北戰(zhàn),為后來楚之立霸,立下了汗馬功勞。今天出河南鄧縣往北往西,許多以申營為地名,與當年申之師頻繁出征不無干系(筆者曾帶領學生至西安、洛陽等地進行史跡考察,途中所見稱“申營”的地名不少,可能與當年申地軍隊征戰(zhàn)有關。因乘車途經(jīng)這些地方,未查閱當?shù)厥芳涊d和實地考察,或不實。)其三,國家直接向縣邑征收軍賦,增強了國力。滅國為縣后,縣邑是要直接向國家繳納租稅的,如《左傳·成公七年》載,楚莊王服宋后,莊王弟子重以為有功,請取申、呂為賞田。申公巫臣反對,理由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為賦 ,以御北方。”楚康王時,司馬?掩書土田,其目的就是“量入修賦”(《左傳·襄公二十五年》。

  他能在全國范圍內(nèi)清查土地、攤派軍賦,如無國家直接控制的縣邑,是不可能進行的。楚武、文暨后來成、莊諸代,楚國之迅速崛起,飲馬黃河,觀兵周疆,北爭中原,與縣邑源源不斷的物力、人力的供應支援,有直接關系。因此,楚武、文王首創(chuàng)縣制,是一次重要的政治、經(jīng)濟制度改革,它標志著楚國奴隸制的重大發(fā)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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