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商王朝對“荊楚”的征戰(zhàn)與影響
商人之先祖契是帝嚳高辛氏之后，與楚族一樣，同是諸夏之族中有著悠久歷史的民族之一。《史記·殷本紀》：“殷契，母曰簡狄，有娥氏之女，為帝嚳次妃。三人行浴，見玄烏墮其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薄对姟ど添灐ば酢罚骸疤烀B，降而生商，宅殷土茫茫。”契是其母吞食玄鳥卵而生，故有“玄王”(《呂氏春秋·有始覽》：“北方曰玄天?！惫视袑W者認為玄王，是為北方之王。)之稱，因佐禹治水有功，為帝舜封之于商，當是堯舜之際的重要軍事首領人物之一?！靶跚谏?，十有四世而興”（《國語·周語下》)，由契至湯，共傳十四代，湯興滅夏，祝融各部，或早臣夏被夏滅，或抗商被商滅，楚之直系先祖季連部舉族南徙，在丹、淅一帶，避開商的兵鋒，求得生存與發(fā)展。
商王朝是我國歷史上第二個奴隸制王朝，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均有很大的發(fā)展。它在鞏固王畿統(tǒng)治的同時，還不斷地對周邊地區(qū)進行征服戰(zhàn)爭。西北眾多的方國部落，如土方、羌方、面方、芍方、鬼方等均先后被征服。對江淮至山東沿海一帶的群舒、夷方和江漢地區(qū)的荊楚，也常舉兵征討，迫其臣服?！对姟ど添灐ひ笪洹罚骸熬S女荊楚，居國南鄉(xiāng)，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笨梢娗G楚是商王朝統(tǒng)治下“南鄉(xiāng)”的一部，也臣服商王朝?！澳相l(xiāng)”諸部由于不堪忍受商王朝的剝削奴役，也常起兵反抗，終商一代，這種征服和反征服的戰(zhàn)爭一直是存在的，至后期，也愈演愈烈。見于殷墟卜辭記載的，如“□□卜貞，弗雀噩在南?”“多 亡禍在南土?”此雀、多 在南土鎮(zhèn)守，兇吉如何，商王朝惴惴不安。又如：“癸亥卜，王曰： 余自征?不征?”由于“南土”(“南鄉(xiāng)”)反抗激烈，商王朝最高統(tǒng)治者競卜問是否親征(卜辭均引自《盤龍城和商的南土》(《文物》1976年第2期)。見于史料記載的商與荊楚最激烈的一次戰(zhàn)爭，也正是上述《詩·商頌·殷武》所記的：“撻彼殷武，奮伐荊楚，深入其阻，裒荊之旅?！笨梢娺@次戰(zhàn)爭規(guī)模很大，商王朝勢力已進一步深入到更廣闊的地域；但荊楚力量也不小，竟有強兵勁旅與之抗衡。
隨著商王朝對周邊地區(qū)的征戰(zhàn)或征服，先進的商文化也傳播到這些地區(qū)了。根據近年來考古發(fā)現，祖國西北、東北各地和荊楚地區(qū)的漢東、漢西以及湘贛一些地方，也發(fā)現商代文化遺址和遺物，說明商王朝的政治、軍事勢力和文化影響，不僅擴及西北、東北一帶，而且也已深入到荊楚及長江以南地區(qū)了。1954年，武漢地區(qū)人民在防洪搶險中，離漢口北約五公里處，發(fā)現了商代遺址，由于該城址為盤龍湖所環(huán)抱，故名盤龍城遺址。遺址東西長1100米，南北寬1000米，東南殘存城垣，夯土筑成。城垣外陡內陂，外有14米寬的深溝環(huán)護。城內東北有三座平行排列的大型宮殿基址，其主柱、筑墻技術與河南偃師二里頭早商宮殿遺址完全一致。城外四周分布著手工作坊、小型墓葬和簡陋民居殘跡。作坊為釀酒、冶煉、制陶各業(yè)。城較遠處另有大型墓葬。遺址出土了大量的青銅器，有禮器、兵器、生產工具和日用器等。其中有一件青銅鉞和一件大圓鼎，堪稱為商代青銅器珍品。青銅器在器形、制作工藝和紋飾各方面均與二里崗出土的青銅器相類似。遺址還發(fā)現有煉鍋陶片、銅渣、孔雀石、紅燒土和木炭等，說明盤龍城出土的青銅器，是就地取材冶煉的。盤龍城遺址是商代城址中保存最完好的一處，它充分說明商文化已深入影響到江漢地區(qū)了(參見《盤龍城和商的南土》、《盤龍城商代二里崗期的青銅器》(《文物》1976年第2期)。
此外，鄂西宜都清江口出土了銅矛(《考古》1986年第1期)，江陵張家山出土了銅鏃(《江漢考古》1980年第2期)，數量雖少，但說明商青銅文化也已傳播到漢水以西之地了。至于陶器文化，由于江漢地區(qū)先民陶器制作一直很發(fā)達，商代陶器文化雖已傳入，但土著陶器與中原陶器仍是并駕齊驅，各領風騷。見于江陵荊南寺出土的陶器，種類繁多，風格獨特，按其特征不同，可歸類為兩組。一組為鬲、盆、簋、爵等，常見于河南鄭州等地，是典型的商陶器。另一組為豆、鼎、碗、罐等，則為本地所獨有(此為荊州博物館所展出實物。)它表明，土著陶器制作雖一脈相傳，保持不衰，但中原的陶器文化也不斷地傳播過來，這就決定 發(fā)跡于江漢地區(qū)的楚人，必然會采夏夷之長技，創(chuàng)造具有自己特色的楚式陶器文化。
殷商是有文字可考的朝代。它除了甲骨文外，還有刻在陶器上的陶文、鑄在青銅器上的金文，以及刻在玉和石上的文字。中國文字(漢字)起源于圖畫，當非始自商代。早在新石器時代的仰韶彩陶文化期，就出現了在陶器上刻劃的符號。這種陶符，“是文字起源階段所產生的一些簡單文字”(于省吾《關于文字研究的若干問題》(《文物》1973年第2期)。
甲骨文，上承“陶符”，“六書”俱備，奠定了漢字的基礎。楚地其時迄今雖未發(fā)現自己的文字，但從后來楚國文字的特點看來，它與中原先秦文字結構基本相同，屬于同一個文字系統(tǒng)。
商王朝是當時中原一文明大國。由于社會經濟的發(fā)展，使得奴隸主貴族脫離生產，以專門從事管理國家軍政大事、傳播科學文化知識和傳授明君臣之義長幼之序，這樣，教育的場所學校也就產生了。《孟子》載：“夏曰?！?、“殷曰序”，《漢書·儒林傳序》則記“殷曰庠”?！靶颉焙汀扳浴倍际菍W校。在學校里，不僅商王朝的王親貴戚、諸侯大家子弟可以接受教育，就是方國部落后裔亦可前來學習，以利于加強商王朝的統(tǒng)治。見于殷墟卜辭記載，有“戊戌卜，雀，若，教”、“丁酉卜，其乎 多方小子小小臣其教戒”、“丙子卜，多子其[征]止](徒)學”、“多子學”等內容，說明商代學校是接受周邊方國部落，其中也包括荊楚的貴族及其子弟前來學習的。楚國后來在語言、文字及物質文化方面，與諸夏同步發(fā)展，顯然與商文化的浸染是分不開的。
二、商末周初楚國的建立
《史記·楚世家》：“周文王之時，季連之苗裔曰鬻熊。鬻熊子事文王，蚤(早)卒?！卞餍苁橇d姓季連部落酋長，在商衰周興時，審時度勢，率族及時投靠周文王，參加了滅商的斗爭，受到周王室的重視，給予“子”(商周時期，已實行公侯伯子男的班爵制度，以明確貴族的等級和方國部落的地位。此“子”，即周王室給予內附有功的異族酋長的封號，和其他班爵封號一樣，是奴隸制國家的一種組織形式。)的封號，臣屬于周。《史記·周本紀》亦載在周文王時，有“楚子”“往歸之”。這“楚子”也就是“子事文王”的鬻熊。《裴解》引劉向《別錄》記：“鬻子，名熊，封于楚?！彼?，鬻熊是楚國的最早締造者。楚人后來感念其功，把他與祝融一樣，作為祖先祭祀。《左傳·[亻喜]公二十六年》戴：“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楚子讓之?！辟缡羌具B的別支，后來不祭祀祝融與鬻熊，楚人先譴責，后除滅。正因為鬻熊有如此崇高地位，所以關于他的傳說也很多。如《楚寶》戴：“鬻熊，……年九十始見于文王，王曰：‘噫，老矣。’鬻曰：‘使臣捕獸逐鹿已老矣，若使坐策國事，臣年尚少?！耐跎浦煲詾閹?。”賈誼《新書》說，周文、武、成王三代都以鬻熊為師，問以國事。過三百余年，楚武王還為此自豪地說：“吾先鬻熊，文王之師也?！?《史記·楚世家》。)鬻熊既是周文王之師，當有許多言談軼事，故后又輯成《鬻子》一書傳世?！稘h書·藝文志》就載有《鬻子》二十二篇，并加注說：“鬻子，名熊，為周師，自文王以下問焉，周封為始祖?！钡兰以从诔?，相傳鬻熊又是道家的先驅，《漢書·藝文志》就把他列為“道家”。這樣看來，鬻熊不僅是楚國的締造者，又是道家學說的開拓者，是楚國最早的政治家和思想家。
鬻熊死后，其后熊麗、熊狂仍處于周文、武王時期。到熊繹時，周成王“舉文、武勤勞之后嗣，而封熊繹于楚蠻，封以子男之田，姓羋姓，居丹陽”(同上。）熊繹與魯、衛(wèi)、晉、齊等姬姓國或姻親國一樣，“俱事成王”。周成王初立年幼，周公旦攝政，“管、蔡啟商，[甘/大/心]間王室”(《左傳·定公四年》)，商紂子武庚勾結管、蔡，發(fā)動叛亂。周公果斷東征，歷時三年，最后取得了完全勝利。在此基礎上，又建侯衛(wèi)，營成周，鞏固了統(tǒng)治，使西周成為我國歷史上第三個中原強大的奴隸制王朝，并把奴隸制推向極盛階段。周王室就是在這一歷史背景下，再一次對鬻熊之后熊繹封于楚蠻之地，并有明確的姓和都城。所以有學者以為，此時才有“楚”這個正式的國號兼族名(張正明《楚文化史》。）從鬻熊至熊繹歷代居丹陽后，丹陽就成為楚人立國后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妒酚洝た鬃邮兰摇酚洺淹鯐r令尹子西語：“楚之祖封于周，號為子男五十里?！笨磥沓顺蹙拥り枺皇菑椡柚?，其后，即以此為立足點，向南推進，發(fā)展成為雄踞南方的泱泱大國。因此，一部楚國歷史與文化史的起點，應從丹陽說起；而丹陽究在何處，也當然就成為我國歷史上長期討論的熱點?！稘h書·地理志》謂丹陽屬今安徽當涂境，《水經注》即已否認，故此說已為后人所不取?！端涀ⅰ贩穸舜苏f后，稱今湖北秭歸為熊繹之始國，故丹陽在秭歸。另外，《史記·楚世家》集解引徐廣語、《左傳·桓公二年》正義引宋仲子語，謂丹陽在今湖北枝江。這兩種說法來源均較早，今天亦多有學者持此兩說。清人宋翔鳳在其著《過夜錄》卷九《楚鬻熊居丹陽·武王徒郢考》中，則首倡丹陽今河南淅川說。淅州在丹江之北，符合丹陽的地望。此說日漸盛行，今人從此說者甚多。張正明、喻宗漢依據古文獻記載和實地考察，進一步認為，鬻熊所居丹陽在今丹水之陽，熊麗所居丹陽在討睢山之間(《墨子·非攻下》：“昔者楚熊麗始討此睢山之間?！?，即今湖北南漳境，熊繹所居丹陽則在睢山與荊山(《左傳·昭公十二年》：“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荊山?！?之間，亦在南漳境，故他們認為，丹陽地望，實為異地同名(張正明、喻宗漢《熊繹所居丹陽考》(《楚學論叢》1990.9江漢論壇?？?。楚人南徙丹、淅一帶后，在商末周初期間，迫于商、周的壓力，是難以向東、向北、向西拓展的，只能向南推進，故從鬻熊至熊繹幾代，以故地丹陽為中心，沿丹、淅水南下至睢山、荊山一帶，進行開辟，是很符合楚人早期的行蹤的。地面擴大了，然熊繹都丹陽，仍有可能在淅川。事實上，今淅川發(fā)掘出了眾多的楚墓群，出土了很多文物，可見其地確為楚國早期的一個政治、經濟、文化中心。除上述各說外，還有學者認為，淅川是西周末至春秋初的都城，熊繹所居丹陽似當在今陜西商縣的丹江河谷(石泉、徐德寬《楚都丹陽地望新探》(《江漢論壇》1982年第3期)。
《左傳·昭今十二年》記右尹子革答楚靈王語：“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荊山，篳路藍縷以處草奔，跋涉山川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御王事?！薄蹲髠鳌ば辍酚洉x欒武子語：“楚自克庸以來，……訓之以若敖、[蟲分]冒篳路藍縷以啟山林?！辈菝?、山林意近，故熊繹辟在荊山，實屬山林蠻荒之地。篳路，杜注：“柴車。”孔疏：“以荊竹織門謂之篳門，則篳路亦以荊竹編車，故謂篳路為柴車。”藍縷，杜注：“敝衣”?！斗窖浴氛f：“楚謂凡人貧衣被丑敝為藍縷?！薄昂`路藍縷”，是說熊繹等先輩穿的是敝衣，坐的是柴車，帶領部眾在山林草莽之地辛勤開發(fā)，建國立業(yè)，充分顯示了楚人不畏艱苦，敢于與自然斗爭的精神。從鬻熊至熊繹幾代，隨著楚國的建立，楚族也就從氏族制進入到早期奴隸社會了。
楚人立國后，與中原諸侯一樣，必須按時述職進貢。上文說的“跋涉山川以事天子”，是說熊繹攜帶桃弧棘矢等地方特產，涉渡漢水、丹江，翻越秦嶺，風塵仆仆，“以事天子”，奉承唯謹。楚人除貢桃弧棘矢外，還貢苞茅?！蹲髠鳌亻喜]公四年》記楚成王十六年時，齊桓公率中原諸國南下攻楚，理由之一是“爾貢苞茅不入，王祭不共(供)，無以縮酒”。楚國馬上認錯，表示以后照常進貢就是了。苞茅，杜注：“包(苞)，裹束也。茅，菁茅也。束矛而灌之以酒為縮酒。”縮酒的“縮”字，《說文解字》作[艸/酉]，釋為“禮祭束茅加于裸圭，而灌[兇匕]酒，是為[艸/酉]，象神歆之也?！盵艸/酉]，從酉、草，酉即古酒字，草即茅，祭祀時，束茅而立，以酒自上澆下，其糟則留在茅中，酒汁漸漸滲透下去，狀神之所飲。這就是縮酒的儀式(縮酒之禮)。荊楚盛產茅，《禹貢》、《漢書·地理志》等就有“包匭菁茅”的記載。楚人居丹、淅至睢、荊山一帶后，可能就掌握了這種祭祀方法，后來則傳至中原地區(qū)。《周禮·天官》說：“祭祀供蕭茅?！薄俄n非子·外儲說左上》說：“楚之菁茅不貢于天子三年矣?！彼?，周王室一直是依靠楚國進貢苞茅來進行祭祀的。
《國語·晉語八》：“昔成王盟諸侯于岐陽，楚為荊蠻，置茅[艸絕]，設望表，與鮮卑守燎，故不與盟?！表f昭注：“置，立也。[艸/絕]，謂束茅而立之，所以縮酒。”在岐陽盟會上，熊繹管理置茅縮酒，并與鮮卑酋長一起“守燎”，是無資格參加諸侯盟會的。這一方面說明熊繹地位之低下，另一方面也說明楚國不僅有進貢苞茅的義務，其國君還須親自主管縮酒儀式和“守燎”祭天。在政治上，楚國國君地位不高，在縮酒祭祀上卻享有特權。這可能與楚地獨產苞茅和楚人傳統(tǒng)的掌天人相通的職責有關。楚人對此亦極為重視，引以自豪。楚人姓羋，歷代楚國國君都冠以“熊”字，即以縮酒為職，以職為氏。“熊”從“[今]酉]”(見于楚器上，楚國國君(王)自稱“[今/酉]某，如湖北隨縣出土的楚王bo，銘文有“[今/酉]章”二字，安徽壽縣出土的楚王鼎，銘文有“[今/酉]肯”、“[今/酉][于/心]”等。)，“[今/酉]”即“[艸/酉]”，[艸/酉]，像神飲酒；“[今/酉]”像人飲酒，是“[艸/酉]”的人格化，“熊讀入喻紐，[今/酉]讀入影紐，古清濁不分，于聲至近”(商承祚《壽縣新出土楚王鼎考釋》(《國風》第4卷，第3期)。
[今/酉]、熊通假，后來一律把“[今/酉]”寫作“熊”字了(張正明《楚文化史》。）所以楚人姓羋氏熊，即以縮酒祭天(神)為氏。這在“天人合一”的氛圍下，楚人進貢苞茅、主管縮酒祭祀，是極其榮尊的職責。當然，有學者以為楚人的圖騰是熊，故氏熊(持此說學者認為，楚人是黃帝之后，而黃帝據說有“六獸之師”，其中就有以熊和羆為圖騰的氏族部落，楚人可能就是以熊為圖騰崇拜的部落之一。羅香林在《中夏系統(tǒng)中之百越》一文中說：“楚人首領，世世冠以熊字，似熊為在楚人原所氏，亦即以熊為圖騰祖遺影?！?。
三、周昭王攻楚及其失敗
楚國是西周侯衛(wèi)統(tǒng)治下的“南國”之一。商末周初，由于鬻熊舉族投周之后，楚與周王室的關系一般是良好的。周武王死，子成王立，“人或譖周公，周公奔楚”(《史記·魯周公世家》。）后來，流言澄清，周公又回去了。周康王時，楚與周關系亦屬正常(《左傳·昭公十二年》記楚靈王語：“昔我先王熊繹與呂亻及、王孫牟、燮父、禽父并事康王?！?。究其原因，一是周楚同源(周人，姬姓，傳說是帝譽之后)，鬻熊臣周，奠定了親善關系的基礎。二是周初克殷，后又周公東征，足見殷商殘余勢力與東方方國部落一直叛周抗周，周王朝不得不全力東向，重點打擊東方方國部落。三是楚人辟在蠻荒之地，勢弧力單，只得卑事周天子，當不會引起周王室的重視。
但是，“周之宗盟，異姓為后”(《左傳·隱公十一年》)，楚是周王朝的異姓國，一開始就受到周天子的歧視，甚致在諸侯盟會上，都沒有與盟的資格。周王室對齊、晉等諸侯國均有賞賜，而楚國則無。時過五百多年，楚人對此仍耿耿于懷，憤憤不平。如春秋中后期，楚靈王就說先王熊繹與齊、晉、魯、衛(wèi)等國君一樣并事周康王，四國可得珍寶之器，而楚國則無分，因此要與周王室“求鼎以為分”。右尹子革告訴他：“齊，王舅也；晉及魯、衛(wèi)，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左傳·昭公十二年》。)這種建立在“親親”、“尊尊”的宗法等級基礎上的主從關系，必然產生深刻的矛盾，從而導致征服和反征服戰(zhàn)爭。事實上，早在周初，周王室為了加強對楚國和荊楚地區(qū)庸、盧、彭、濮等方國勢力的控制，在漢東就分封了一些姬姓國，在南陽盆地，又有申、呂等姜姓國(姻親國)。楚國懾于周王朝的強大，不得不進貢苞茅等物，表示臣服。
周成、康王時期，東都洛邑建成，東西連成一片，長達千里以上，初步鞏固了對“東土”的統(tǒng)治。周共王時，楚國一方面卑事周王室，一方面“篳路藍縷”，辛勤開發(fā)，國家已呈勃興之勢。所以到周昭王時期(約公元前1000椙?77年)，周、楚關系開始緊張起來了，周昭王集中全力，打擊楚國。據陜西扶鳳出土的《墻盤》銘文記載：“弘魯召(昭)王，廣笞荊楚，唯狩南行?！笨梢娭苷淹跤H領軍隊南征，聲勢浩大。另據《竹書紀年》記載，周昭王攻楚，主要有三次：
第一次，周昭王十六年(約公元前985年)，周昭王“伐楚，涉漢，遇大兕”。這次，一般認為其時與上述《墻盤》記載相同。周昭王領軍渡過漢水，深入荊楚一帶。渡漢水時還遇見“大兕”(兕，古代犀牛一類動物?！蹲髠鳌ば辍罚骸跋钌卸??！?。
第二次，周昭王十九年(約公元前982年)，周昭王派祭公辛伯攻楚，“天大日[壹]，雉兔皆震，喪六師于漢”。這次渡漢水時，陰風驟起，氣候惡劣，將士驚恐，軍隊大部喪失。這次失敗歸咎于天時不利，實際上周王朝軍隊當遭到楚軍強有力的伏擊。
第三次，“昭王末年，夜清，五色光貫紫微，其王南巡不返”。此年，據魯紀年推算，當為周昭王二十四年(約公元前977年)。這次攻楚，周昭王全軍復沒，周人諱言此事，模糊地說“南巡不返”。周昭王死因，《史記正義》引《帝王世紀》說：“昭王德衰，南征濟于漢，船人惡之，以膠舟進。王御船至中流，膠液船解，王及祭公俱沒于水中而崩。”這里說的“船人”，就是楚人起而抗周，設計獻膠粘接的船只，船駛至中流，膠液融化，船只解體，周昭王及其部眾，溺水而死。屈原在《天問》中寫道：“昭后成游，南土爰底。厥利惟何?逢彼白雉?”周昭王累累南征，當然不是為了貪求什么，而是由于楚國的勃興，引起周天子的驚恐，不得不領兵親征，企圖遏制楚國的發(fā)展。
周昭王攻楚及其敗亡，是我國歷史上一件大事。此后，周王朝由盛而衰，楚國則日益發(fā)展強大，逐步走上與周王室分庭抗禮的道路。
四、熊渠對周王朝的公開對抗
周昭王死，子穆王立，西周社會矛盾不斷加深，國勢日趨衰落。在統(tǒng)治階級內部，由于政治、經濟發(fā)展的不平衡，等級不同的奴隸主貴族，已呈現升沉興衰的波動，原來地位較高的貴族，政治失勢，田地荒蕪，家境日蹙，而原來地位低下的貴族，則注意生產，招徠奴隸，經濟實力不斷增長。這樣就加深了統(tǒng)治階級內部的分裂和斗爭。在這同時，廣大奴隸人民群眾，由于不堪忍受奴隸主貴族的殘酷剝削奴役，或逃亡，或奮起抗爭，奴隸制危機已日益加劇，江河日下。
周王朝對周邊方國或臣屬民族，除索取貢物外，又不斷地進行征服戰(zhàn)爭，掠奪人口和財富。所以，周王朝與周邊各部一直存在深刻的矛盾。周邊各部隨著經濟、軍事實力的增長，與周王朝的軍事沖突也逐步升級，已非昔日周王朝能輕易地予以征服或壓服了。據《國語·周語上》載，周穆王時，西北境犬戎諸部日益強大起來，有時竟騷擾到宗周(周公東征后，西邊關中平原，以鎬京為中心，稱為“宗周”。東邊的河洛地帶，以東都王城為中心，稱為“成周”。)附近。周穆王親自領兵攻打犬戎，結果，只取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白狼、白鹿或系氏族徽號。）從此，周王朝與西北犬戎各部關系更加緊張。正當周穆王西征時，東土的徐偃王聯合徐奄諸部乘機發(fā)動叛亂，舉兵伐周。周穆王聞訊后急忙回軍東向，并不得不向楚國求援。楚國大舉出兵，與周王朝一起攻打徐偃諸部，徐偃王敗亡(此從《后漢書·東夷傳》、《博物志》所記。）昭、穆之后，西周進入共、懿、孝、夷、厲諸王統(tǒng)治時期(約公元前912-842年)。在這半個多世紀里，人民群眾反抗斗爭迭起，井田制開始崩潰(據周共王《衛(wèi)鼎》銘文載：裘衛(wèi)以絹帛等交換矩伯一個“里”，說明西周井田制下“田里不鬻”的格局開始瓦解。)周王朝統(tǒng)治更加腐朽沒落。北方的[犭/嚴]狁、西方的犬戎、東方的淮夷、南方的荊楚，交相叛周攻周，西周統(tǒng)治岌岌可危?！稘h書·匈奴傳》說：“至穆王之孫懿王時，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國，中國被其苦。詩人始作，疾而歌之，曰：靡室靡家，獫允之故。豈不日戒，獫允孔棘?！奔s公元前895年(周懿王十五年)，周王朝一度被迫自鎬徙都犬丘(今陜西興平東南)。周夷王時，“荒服不朝”，天子始下堂見諸侯，[勤見-力]禮廢。
與周王朝內外矛盾重重、國勢窮蹙相反，楚國經一百多年的艱苦奮斗，國勢則蒸蒸日上，由弱而強。熊繹下傳四代至熊渠時，楚國已鞏固了自己的根據地，開始向周圍地區(qū)開拓。
熊渠，勇力過人，膽略非凡，是楚國歷史上一位著名的國君。由于他功績卓著，楚國后人也是把他作為神奇人物傳頌的。如《韓詩外傳》說：“昔者熊渠夜行，寢石，以為伏虎，彎弓而射之，沒金殷羽，下視，知其為石?！薄妒酚洝敳吡袀鳌飞踔吝€說，連后羿的射技也不及熊渠。熊渠不僅善射，在戰(zhàn)場上勇于作戰(zhàn)，而且在政治上也很有頭腦。他向周圍地區(qū)的開拓，大致執(zhí)行的是近交遠攻、先禮后兵的方針。楚國發(fā)跡于丹、淅，后向睢山、荊山發(fā)展，即沿丹水而下，逐步至漢水流域。其間廣闊地帶，雜居著群蠻百濮等方國部落。此外，西南有巴人，東南還有揚越。在周王朝的壓迫下，楚人一方面臣服姬周，一方面巧與周圍方國部落周旋，求得生存與發(fā)展?！妒酚洝こ兰摇贩Q熊渠在江漢地區(qū)甚得人心，“蠻夷皆率服”，可見熊繹以后歷代，為了站穩(wěn)腳跟，對群蠻百濮等方國部落是小心翼翼的，不敢有絲毫怠慢疏忽。熊渠承繼國君后，國力增強，后方穩(wěn)固，開始有重點有選擇地攻打鄰國，開拓邊境。
《史記·楚世家》：
周夷王之時，王室微，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漢間民和，乃興兵伐庸、揚粵，至于鄂?！?br />
庸，杜預注為上庸，即今湖北竹山，在荊山西，故地處楚國西陲。它歷史悠久，曾隨同周武王滅商。熊渠攻庸，除了為鞏固自己的后方外，還在于削弱庸這一古國地位，以播揚楚國的聲威。揚粵，即揚越(此揚粵(越)，地處荊楚?！吨腥A地圖學社》出版的《中國歷史地圖集》，標明揚粵(越)在古揚水以東、以南、洞庭湖地區(qū)。舊解揚越因揚州得名，是因戰(zhàn)國后越人散布古揚州各地，說明春秋戰(zhàn)國后，揚越由西而東，向揚州流徙。)，指古揚水以東以南、洞庭湖區(qū)域的越人。熊渠向西攻打庸后，即沿漢水而下攻打長江流域的越人，一直攻打到鄂(今湖北鄂州市境)(鄂，有西鄂、東鄂之別?！独ǖ刂尽氛f：“鄧州向城縣南二十里，西鄂故城，是楚西鄂。”故西鄂在今河南鄧縣境。東鄂，則在今湖北鄂州市境。此鄂，當指東鄂。據《史記正義》說，原鄧之西鄂，是后來東徙至鄂州的。）鄂，交通方便，物產豐富，是當時煉銅業(yè)的中心。在鄂境內，今大冶銅綠山有著豐富的銅礦資源，商周時期一直就是一個著名的煉銅基地。熊渠攻打越揚，兵鋒直抵鄂，主要原因就是為了奪取那里豐富的青銅原料，并試圖把揚越至鄂一帶，納入楚國管轄范圍之內。當這一戰(zhàn)略目的初步實現后，熊渠不滿足原來子男之國的地位，公開宣稱：“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謚?！惫灰惨蕴熳幼跃樱忾L子康為句?王，中子紅為鄂王，少子執(zhí)疵為越章王(《史記·楚世家》。）句?，裴[馬因])。熊渠把如此廣闊的“江上楚蠻之地”視為自己的勢力范圍，就是力圖把楚國政治、經濟中心南移，增強國力，以與周王室對抗。
楚人長期臣商，后又從周立國，所以在政治上，也仿效商周，實行以王為首、分封諸侯的奴隸主貴族政體。當然，熊渠的分封，只是一種嘗試，后來隨著周王朝的衰敗，周初大分封的形式在楚國并未實行，但其奴隸主貴族政體的基礎----采邑制則是普遍推廣的。楚國后來出現的許多大貴族，如若敖氏、[艸/為]氏、屈氏等，就是從最初實行采邑制發(fā)展而來的，[艸/為]氏、屈氏并以采邑為氏。
周厲王時，強化國家機器，壟斷國家資源，對周邊“荒服”地區(qū)，不斷攻伐，荊楚亦不例外。《史記·楚世家》說：“及周厲王之時，暴虐，熊渠畏其伐楚，亦去其王?！毙芮榱吮４鎸嵙?，避免與周王朝正面沖突，于是自動去其王位，取消對兒子的分封，繼續(xù)臣服于周。從熊繹至熊渠(約公元前1027-963年)的一百多年間，楚國由弱變強，與中原各諸侯國一樣，逐步擺脫周王室的束縛，走上獨立發(fā)展的道路。其時，楚國雖然以丹、淅至漢水上游為根據地，但其勢力已漸南下，并擴大了對周圍地區(qū)的統(tǒng)治。熊渠兵鋒向南而東，表明他戰(zhàn)略發(fā)展的重點在南方，企圖先在長江流域確立一強國地位后，然后北上爭雄，決心走與周王朝分庭抗禮的道路。熊渠的這一方針，對后來楚國國君影響很大，奠定了后來楚國立足于江漢、爭霸中原的戰(zhàn)略基礎。熊渠自稱“蠻夷”，“不與中國之號謚”，成為楚人一大精神支柱。楚人長期以來師夏師夷、以夏變夷，創(chuàng)造出具有強大生命力的荊楚文明，與這一戰(zhàn)略思想是分不開的。熊渠不愧是楚國歷史上的重要開拓者之一。
五、西周末年周、楚矛盾的繼續(xù)發(fā)展與“漢陽諸姬”
周厲王末年，“專利作威，佐禮進禍”，致使國人財力窮盡，“民不堪命”。公元前841年(中國歷史始有準確紀年)，“邦人”(國人)、“正人”(百工正長所屬之人)、“師氏人”(宿衛(wèi)王宮的軍卒)，怒不可遏，沖進王宮，周厲王狼狽出逃，朝政由諸侯掌管(《史記·周本紀》說召公、周公二相行政，《竹書紀年》則謂“共伯和干位”。)。楚國自熊渠之后，歷經熊摯紅、熊延、熊勇、熊嚴四代國君，執(zhí)政時間都不長(約公元前857年，周厲王立，熊渠自去其王號(熊渠卒年不詳)，前828年，熊嚴卒，前后共約29年。在此期間，歷經四君，除已知熊勇、熊嚴分別執(zhí)政十年外，熊摯紅、熊延兩代不足十年)，其事史料記載亦缺乏。公元前827年，周宣王立，楚國也恰為熊霜初立。在周宣王初立、力圖“復文武之境土”時，楚國則一度政治波動，發(fā)生了爭奪君位事件。據《史記·楚世家》載：“熊霜六年，卒，三弟爭立。仲雪死，叔堪亡，避難于濮；而少弟季徇立，是為熊循?！毙芩?公元前822年)，由于楚人仍沿襲母權制遺風，“楚國之舉，恒在少者”(《左傳·文公元年》。，君位傳襲并未確立嫡長子繼承制，故熊霜死后，君位未能傳其子，出現了“三弟爭立”。在爭奪君位斗爭中，仲雪死，叔堪逃亡，在濮地避難。濮是一個有著悠久歷史的方國部落?！渡袝つ潦摹酚泤⑴c周武王伐紂滅商戰(zhàn)爭的，有“庸、蜀、羌、[髟/矛]、微、盧、彭、濮人”。可見濮是姬周的重要盟國和屬國。西周時期，濮人散居楚之東、西、南境，即漢水兩側，號稱百濮。楚人為能在楚蠻之地立足生根，與濮人關系當屬良好，故叔堪爭君位失敗，逃到濮地，變服從俗?！傲d姓有亂，必季是立”(《左傳·昭公十三年》)，君位仍傳到少弟季徇，即熊徇，楚國政局才穩(wěn)定了下來。周宣王因經共和時期的相對穩(wěn)定，繼位后即頻繁對外用兵，號稱“中興”。熊徇在位22年，國勢一度復振，于公元前800年(周宣王二十二年)卒，子熊[鄂-力]立。公元前791年(周宣王三十七年)，熊[鄂-力]卒，子熊儀立，號若敖，周宣王統(tǒng)治進入后期，社會矛盾和民族矛盾進一步激化，國勢復又轉衰。楚國這時可能由守轉攻，對外發(fā)展，與周關系重又緊張了起來。公元前789年(周宣王三十九年，熊儀二年)，周宣王攻伐姜氏之戎，戰(zhàn)于千畝(今山西介休南)，周軍大敗。在此同時，對南方也發(fā)動了大規(guī)模戰(zhàn)爭，結果也失利。據《史記·周本紀》載：“宣王既喪南國之師，乃料民于太原?！蹦蠂?，三國吳人唐固說在南陽。前蜀人韋莊以為在江、漢之間。從西周長期對東南夷和荊楚的用兵看，此“南國之師”，也當指東南和荊楚地區(qū)。周王朝對荊楚等南國用兵失敗，只得又在太原一帶清查戶口人丁，補充軍隊?？梢娺@次失敗是很慘重的。《詩經》有關篇章，對周、楚間的爭戰(zhàn)，也有反映。如《詩·小雅·采[艸/已]]》：“蠢爾蠻荊，大邦為仇!方叔無老，克壯其猷。方叔率止，執(zhí)訊獲丑?！薄洞笱拧そ瓭h》：“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游，淮夷來求?！薄敖瓭h湯湯，武夫[氵光][氵光]。經營四方，告成于王。”“江漢之滸，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匪疚匪棘，王國來極，于疆于理，至于南海。”這些詩篇雖然都是歌頌周宣王武功之作，不免有夸大成分，但確也反映了楚國與周王朝激烈沖突的事實。
周王朝為了加強對荊楚的控制，“以蕃屏周”，陸續(xù)在漢水以東以北和江、淮間，分封了不少姬姓或姻親諸侯國，即所謂“漢陽諸姬”(清人易本火良《春秋楚地問答》說“漢陽諸姬”“西自漢水以東，南自漢水以北，東至于光、黃，北至于淮汝”。）“漢陽諸姬”，重要的有如下一些諸侯國：
隨(今湖北隨州市境)?！妒辣尽罚骸半S國，姬姓，不知始封者為誰。”原在汾水流域，昭、穆時期，不斷攻打荊楚，隨亦被徙封于江淮漢水之間。童書業(yè)指出：
汾水流域附近之國名地名常出現于江淮漢水之間，如江淮漢水間有隨、鄂、沈、黃、唐等國，汾水流域附近亦有之(童書業(yè)《春秋左傳研究》。）
隨國國力最強，是漢東大國，并為漢陽諸姬盟國之首。
唐(今湖北隨州市西北境的唐縣鎮(zhèn))(何光岳《楚滅國考》(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990年2月第1版)。姬姓，與隨一樣，原在汾水流域，后徙封于漢東。
申(今河南南陽市北境)。姜姓，姬周姻親國?！秶Z·周語中》：“齊、許、申、呂，由太姜?！惫实貞诮耜兾鳑芪奸g?！蹲髠鳌る[公元年》孔疏：“申之始封，亦在周興之初，其后申絕。至宣王時，申伯以王舅改封于謝?！贝酥x，《國語·鄭語》說在南陽，《漢書·地理志》說在宛北，《大清一統(tǒng)志》說在南陽北，故申在今南陽市北境。
呂(今南陽市西北境)。呂與申同為姜姓國。《國語·鄭語》：“當成周者，南有申、呂?！彼?，呂與申一樣徙封于南陽一帶。“呂”，亦作“甫”，呂侯受命制《呂刑》，亦稱《甫刑》。可見呂國歷史悠久，呂人有很高的文化修養(yǎng)和治國經驗。
曾([曾阝] 、繒，今南陽市北一帶)?！秶Z·鄭語》韋昭注：“繒，姒姓，申之與國也?！惫士暋⑸觋P系密切，當地處今南陽市北一帶(南陽市北方城有繒關，歷代史家認為此即曾的始封地。）郭沫若《中國史稿》說湖北孝感地區(qū)發(fā)現的周成王時代的青銅器，記載著周成王南征經過的曾，后來封有姬姓侯，從此有學者認為周初之曾，還是姬姓之曾，原姒姓曾，已東遷齊地。曾從昭、穆以后也是“漢陽諸姬”的重要古國。
厲(賴，今隨州市東北)。姬姓，與隨、唐比鄰，同為周的重要屬國。
貳(今湖北應山境)。偃姓，周之封國，與隨、鄖比鄰。
軫(今湖北應城境)。偃姓，周之封國，貳、軫關系密切?！蹲髠鳌せ腹荒辍罚骸俺⒚苏滟E?！编y([云阝] ，今湖北安陸境)?！锻ㄖ尽な献迓浴罚骸癧云阝] 氏，亦作[[女云]，亦作鄖，又邑作云。”[[女云]姓，祝融八姓之一，與楚同祖。《路史·后紀》說：“云近楚，若敖父子娶焉，后滅之。”按同姓不婚遺制，應非[[女云]姓，故有學者認為是姬姓國。
蓼(今河南唐河境)。偃姓，地處申、呂南，唐、隨北。
以上諸侯國，地處漢東、漢北，猶如漢東北一道屏障，緊緊地束縛住楚國，阻遏著楚國的北上與東進，并可隨時配合周王朝打擊楚國。
在淮水流域，周王朝的主要封國或屬國有：江(嬴姓，今河南正陽西南)、息(姬姓，今河南息縣境)、弦(姬姓，今河南息縣南)、黃(嬴姓，今河南潢川境)、蔣(姬姓，古期思縣，今河南固始境)、蓼(偃姓，今河南固始東，非前述唐河境的蓼)等。在淮北及江、淮間，亦有眾多的封國與屬國，無疑都嚴重地阻障著楚國的發(fā)展。
六、楚國政治、經濟、文化的初步發(fā)展
商末周初楚國的建立，標志著楚國已從氏族制進入早期奴隸制。早期奴隸制的基本特點，是血緣關系與等級關系緊密地結合在一起，留有氏族制遺風。楚國的國君，既是一國之主，又是楚族一族之長。協助國君料民理國的是大貴族----“敖”。敖即豪(氏族酋豪)，是氏族貴族蛻變過來的，成為楚國統(tǒng)治集團的支柱。入春秋后，煊赫一時的若敖、[艸/為]敖，就是“敖”權力膨脹的結果。楚立國后，國君由“敖”擁戴，而有的國君本身亦稱“敖”。如西周末年熊儀，稱若敖、熊儀子熊坎，稱霄敖。楚國國君的繼承制度，也已確立。從鬻熊開始，一般是父死子繼(并未確立嫡長子繼承制，而是“恒在少者”，如前所述)，也伴以兄終弟及。如熊摯紅傳弟熊延、熊勇傳弟熊嚴等。從這種君位繼承情況看，君族已牢牢地掌握了最高統(tǒng)治權，國君集政權、族權于一身，已非昔日氏族制民主推舉氏族首領或軍事首領了。
楚人是在臣服商周，又與商周王朝斗爭中發(fā)展起來的，所以楚國也建立了軍隊，并日益強大。商王武丁時期，商王朝軍隊攻打荊楚，“裒荊之旅”，可見其時荊楚已有一支可觀的軍事力量。當然，這里的荊楚，是泛指居住在江漢地區(qū)的包括楚人在內的眾多方國部落，并非指楚人一族。西周時期，隨著楚國的建立與發(fā)展，楚國軍事力量也日趨強盛。終周一代，周王朝視楚國為敵國強國，不惜傾全國力量，累累攻打，證明楚國確實存在有完善的組織系統(tǒng)，深諳作戰(zhàn)方法的軍隊。熊渠的西擊南征，政治、軍事目的非常明確，表明楚國軍隊無論在指揮作戰(zhàn)或組織行動方面，均已漸趨成熟。
西周是繼夏、商后第三個統(tǒng)一奴隸制王朝，其先進的經濟、文化對各臣屬之邦都有深刻的影響，荊楚地區(qū)也不例外。據目前考古材料所見，在漢水以東的今湖北蘄春境內，1958年發(fā)現了西周時期的大型木構建筑遺址(《湖北蘄春毛家咀西周木構建筑》(《考古》1962年第1期))，其中有木柱、木板、木制的樓梯，是長江流域特有的木構建筑。遺址還出土了陶器、骨器、銅器、漆木器、卜甲骨等。1960年在蘄春之西北、隨州之東的紅安金盤遺址，發(fā)掘出了豐富的文物。其中陶器有鬲、鼎、[缶本]、罐等，青銅器有刀、矛、鏃，還有銅范等(《湖北金盤遺址試掘》(《考古》1960年第4期)。今黃石市境內銅綠山銅礦的冶煉，繼續(xù)得到發(fā)展。
在漢水流域附近，1966年在京山坪壩蘇家垅出土了一批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的青銅器，共97件，其中7件有銘文，銘文有“曾侯中子[彳才游-氵-方]文”、“曾中[彳才游-氵-方]父”等內容，說明銅器主人為曾國國君。其主要禮器組合為九鼎八簋(缺一簋)，此外，還有鬲、豆等器物(筆者在荊州博物館所見。）
在漢水以西，1961年在江陵萬城出土了西周早期青銅器17件，有簋、鼎、戈、觚、爵、尊、觶、卣等。其中9件有銘文，文中“邶子”、“邶柞”字樣，當為邶國的遺物(同上。）邶，古邶國?！墩f文》：“邶，古商邑，自河內朝歌以北是也?！编嵭对娮V·北[庸阝]衛(wèi)譜》。熊[鄂-阝]是熊徇之子，于公元前800-791年在位，時值周宣王晚期。
此外，1980年在湖南麻陽發(fā)現了西周之際的古銅礦井，可見西周末楚人已進入這里開采銅礦了。另據西周某些銅器銘文中，有關于周王朝南征“俘金”的記載(如周昭王時《過伯簋》，其銘文說：“過伯從王伐反荊，俘金，用作宗室寶尊彝?！?，楚國有可能在熊渠之前就會鑄造青銅器了。劉彬微說：“就現有資料而言，已發(fā)現的青銅器，其年代上限還到不了西周初期楚人立國之時。最早的楚銅器年代雖可上溯至西周中期，但西周中晚期的楚銅器數量甚少，……?！?張正明主編《楚文化志·銅器和鐵器》(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1988年7月第1版)?？梢娊K西周一代，楚國青銅器的冶煉與鑄造尚不成熟，規(guī)模也不大。
1975年冬至1979年秋，湖北省有關考古人員在湖北當陽趙家湖，發(fā)掘了西周晚期至戰(zhàn)國中期的楚墓共297座。墓葬形制均為豎穴土坑，棺槨大多保存較好，分一棺一槨墓、單棺墓、無棺墓三類。隨葬器物主要為陶器，組合有鼎、鬲、豆、罐；鬲、盂、豆、罐；鬲、盂、罐；鬲、孟、長頸罐；鼎、敦；鼎、敦等。銅器組合有鼎、簋；鼎、簋、盞；鼎、敦等。還出了一定數量的兵器和少量的漆木器。高應勤、王光鎬把墓葬分為四類七期。四類，即甲類、乙A類、乙B類和丙類。甲類墓出銅禮器和仿銅陶禮器。乙A類春秋戰(zhàn)國后，先出陶生活用器，后出仿銅陶禮器。乙B類則自始至終出陶生活用器。丙類墓無隨葬器物。其中屬于西周后期和兩周之際墓葬，是迄今各地發(fā)現的楚墓時代最早的一批(高應勤、王光鎬《當陽趙家湖墓葬的分類與分期》(《中國考古學會第二次年會論文集》，文物出版社出版，1982年版)。）從墓葬形式和隨葬器物分析，王光鎬認為，甲類墓純屬中原風格，即姬周文化因素。乙A類墓周式多于蠻式，乙B類則蠻式多于周式。此蠻式，即指江漢土著鬲文化，鬲稱“蠻式鬲”或“苗式鬲”，并非名符其實的“楚式鬲”。楚文化因素的銅禮器和仿銅陶禮器，則始自春秋晚期，才在甲類墓和乙類墓中所見(王光稿《楚文化源流新證》。）因此，西周后期 趙家湖墓群中，尚不見有楚國經濟、文化發(fā)展的明顯跡象。
張正明認為，趙家湖楚墓出土器物就種類、形制而言，雖與中原文化因素大同小異，但畢竟是楚文化遺物，說明從西周晚期到戰(zhàn)國中期，這里是楚人的聚落。甲類墓出有銅禮器鼎和簋，陶禮器有鼎、簋、鬲、罐、豆等，其墓主是楚國國人中的下等部落貴族。他們受華夏文化浸染，總是模仿華夏禮制。乙A墓無銅禮器出土，陶禮器基本組合為鬲、盂、罐、豆，墓主是平民和下等部落貴族，既受華夏文化影響，又吸收了蠻夷文化因素。乙B類墓主大抵是土著蠻夷，當屬野人。丙類墓無隨葬品，墓主地位當更低下。由于墓葬規(guī)格的不同，說明當時已存在國野、貴賤、貧富的分化，原始社會正在解體，階級社會即將形成(張正明《楚文化史》。）從上述兩位學者論述中，可知楚人建國后，既模仿華夏文化，又吸收土著居民文化因素，逐漸形成具有自己個性特色的荊楚文化。終西周一代，楚國經濟、文化獲得初步發(fā)展，為入春秋后的崛起，奠定了基礎。(據《左傳·宣公十二年》載，西周末、春秋初楚國君若敖、蟲分冒時期，還在“篳路藍縷，以啟山林”。《左傳·昭公二十三年》又說：“若敖、蟲分冒，至于武、文，土不過同?！睆倪@些記載看，楚國尚在艱苦創(chuàng)業(yè)，勢力還不強大，仍屬所謂“荊蠻”階段。但從熊渠西擊南征、勢力直抵長江流域看，又證明楚國經濟實力已大為增強，政治、經濟中心亦開始南移。上述所引有關考古發(fā)掘材料，與《左傳》、《史記》有關記載，大致是吻合的，反映了西周時期楚國經濟、文化初步發(fā)展的粗略狀況。)
商人之先祖契是帝嚳高辛氏之后，與楚族一樣，同是諸夏之族中有著悠久歷史的民族之一。《史記·殷本紀》：“殷契，母曰簡狄，有娥氏之女，為帝嚳次妃。三人行浴，見玄烏墮其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薄对姟ど添灐ば酢罚骸疤烀B，降而生商，宅殷土茫茫。”契是其母吞食玄鳥卵而生，故有“玄王”(《呂氏春秋·有始覽》：“北方曰玄天?！惫视袑W者認為玄王，是為北方之王。)之稱，因佐禹治水有功，為帝舜封之于商，當是堯舜之際的重要軍事首領人物之一?！靶跚谏?，十有四世而興”（《國語·周語下》)，由契至湯，共傳十四代，湯興滅夏，祝融各部，或早臣夏被夏滅，或抗商被商滅，楚之直系先祖季連部舉族南徙，在丹、淅一帶，避開商的兵鋒，求得生存與發(fā)展。
商王朝是我國歷史上第二個奴隸制王朝，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均有很大的發(fā)展。它在鞏固王畿統(tǒng)治的同時，還不斷地對周邊地區(qū)進行征服戰(zhàn)爭。西北眾多的方國部落，如土方、羌方、面方、芍方、鬼方等均先后被征服。對江淮至山東沿海一帶的群舒、夷方和江漢地區(qū)的荊楚，也常舉兵征討，迫其臣服?！对姟ど添灐ひ笪洹罚骸熬S女荊楚，居國南鄉(xiāng)，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笨梢娗G楚是商王朝統(tǒng)治下“南鄉(xiāng)”的一部，也臣服商王朝?！澳相l(xiāng)”諸部由于不堪忍受商王朝的剝削奴役，也常起兵反抗，終商一代，這種征服和反征服的戰(zhàn)爭一直是存在的，至后期，也愈演愈烈。見于殷墟卜辭記載的，如“□□卜貞，弗雀噩在南?”“多 亡禍在南土?”此雀、多 在南土鎮(zhèn)守，兇吉如何，商王朝惴惴不安。又如：“癸亥卜，王曰： 余自征?不征?”由于“南土”(“南鄉(xiāng)”)反抗激烈，商王朝最高統(tǒng)治者競卜問是否親征(卜辭均引自《盤龍城和商的南土》(《文物》1976年第2期)。見于史料記載的商與荊楚最激烈的一次戰(zhàn)爭，也正是上述《詩·商頌·殷武》所記的：“撻彼殷武，奮伐荊楚，深入其阻，裒荊之旅?！笨梢娺@次戰(zhàn)爭規(guī)模很大，商王朝勢力已進一步深入到更廣闊的地域；但荊楚力量也不小，竟有強兵勁旅與之抗衡。
隨著商王朝對周邊地區(qū)的征戰(zhàn)或征服，先進的商文化也傳播到這些地區(qū)了。根據近年來考古發(fā)現，祖國西北、東北各地和荊楚地區(qū)的漢東、漢西以及湘贛一些地方，也發(fā)現商代文化遺址和遺物，說明商王朝的政治、軍事勢力和文化影響，不僅擴及西北、東北一帶，而且也已深入到荊楚及長江以南地區(qū)了。1954年，武漢地區(qū)人民在防洪搶險中，離漢口北約五公里處，發(fā)現了商代遺址，由于該城址為盤龍湖所環(huán)抱，故名盤龍城遺址。遺址東西長1100米，南北寬1000米，東南殘存城垣，夯土筑成。城垣外陡內陂，外有14米寬的深溝環(huán)護。城內東北有三座平行排列的大型宮殿基址，其主柱、筑墻技術與河南偃師二里頭早商宮殿遺址完全一致。城外四周分布著手工作坊、小型墓葬和簡陋民居殘跡。作坊為釀酒、冶煉、制陶各業(yè)。城較遠處另有大型墓葬。遺址出土了大量的青銅器，有禮器、兵器、生產工具和日用器等。其中有一件青銅鉞和一件大圓鼎，堪稱為商代青銅器珍品。青銅器在器形、制作工藝和紋飾各方面均與二里崗出土的青銅器相類似。遺址還發(fā)現有煉鍋陶片、銅渣、孔雀石、紅燒土和木炭等，說明盤龍城出土的青銅器，是就地取材冶煉的。盤龍城遺址是商代城址中保存最完好的一處，它充分說明商文化已深入影響到江漢地區(qū)了(參見《盤龍城和商的南土》、《盤龍城商代二里崗期的青銅器》(《文物》1976年第2期)。
此外，鄂西宜都清江口出土了銅矛(《考古》1986年第1期)，江陵張家山出土了銅鏃(《江漢考古》1980年第2期)，數量雖少，但說明商青銅文化也已傳播到漢水以西之地了。至于陶器文化，由于江漢地區(qū)先民陶器制作一直很發(fā)達，商代陶器文化雖已傳入，但土著陶器與中原陶器仍是并駕齊驅，各領風騷。見于江陵荊南寺出土的陶器，種類繁多，風格獨特，按其特征不同，可歸類為兩組。一組為鬲、盆、簋、爵等，常見于河南鄭州等地，是典型的商陶器。另一組為豆、鼎、碗、罐等，則為本地所獨有(此為荊州博物館所展出實物。)它表明，土著陶器制作雖一脈相傳，保持不衰，但中原的陶器文化也不斷地傳播過來，這就決定 發(fā)跡于江漢地區(qū)的楚人，必然會采夏夷之長技，創(chuàng)造具有自己特色的楚式陶器文化。
殷商是有文字可考的朝代。它除了甲骨文外，還有刻在陶器上的陶文、鑄在青銅器上的金文，以及刻在玉和石上的文字。中國文字(漢字)起源于圖畫，當非始自商代。早在新石器時代的仰韶彩陶文化期，就出現了在陶器上刻劃的符號。這種陶符，“是文字起源階段所產生的一些簡單文字”(于省吾《關于文字研究的若干問題》(《文物》1973年第2期)。
甲骨文，上承“陶符”，“六書”俱備，奠定了漢字的基礎。楚地其時迄今雖未發(fā)現自己的文字，但從后來楚國文字的特點看來，它與中原先秦文字結構基本相同，屬于同一個文字系統(tǒng)。
商王朝是當時中原一文明大國。由于社會經濟的發(fā)展，使得奴隸主貴族脫離生產，以專門從事管理國家軍政大事、傳播科學文化知識和傳授明君臣之義長幼之序，這樣，教育的場所學校也就產生了。《孟子》載：“夏曰?！?、“殷曰序”，《漢書·儒林傳序》則記“殷曰庠”?！靶颉焙汀扳浴倍际菍W校。在學校里，不僅商王朝的王親貴戚、諸侯大家子弟可以接受教育，就是方國部落后裔亦可前來學習，以利于加強商王朝的統(tǒng)治。見于殷墟卜辭記載，有“戊戌卜，雀，若，教”、“丁酉卜，其乎 多方小子小小臣其教戒”、“丙子卜，多子其[征]止](徒)學”、“多子學”等內容，說明商代學校是接受周邊方國部落，其中也包括荊楚的貴族及其子弟前來學習的。楚國后來在語言、文字及物質文化方面，與諸夏同步發(fā)展，顯然與商文化的浸染是分不開的。
二、商末周初楚國的建立
《史記·楚世家》：“周文王之時，季連之苗裔曰鬻熊。鬻熊子事文王，蚤(早)卒?！卞餍苁橇d姓季連部落酋長，在商衰周興時，審時度勢，率族及時投靠周文王，參加了滅商的斗爭，受到周王室的重視，給予“子”(商周時期，已實行公侯伯子男的班爵制度，以明確貴族的等級和方國部落的地位。此“子”，即周王室給予內附有功的異族酋長的封號，和其他班爵封號一樣，是奴隸制國家的一種組織形式。)的封號，臣屬于周。《史記·周本紀》亦載在周文王時，有“楚子”“往歸之”。這“楚子”也就是“子事文王”的鬻熊。《裴解》引劉向《別錄》記：“鬻子，名熊，封于楚?！彼?，鬻熊是楚國的最早締造者。楚人后來感念其功，把他與祝融一樣，作為祖先祭祀。《左傳·[亻喜]公二十六年》戴：“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楚子讓之?！辟缡羌具B的別支，后來不祭祀祝融與鬻熊，楚人先譴責，后除滅。正因為鬻熊有如此崇高地位，所以關于他的傳說也很多。如《楚寶》戴：“鬻熊，……年九十始見于文王，王曰：‘噫，老矣。’鬻曰：‘使臣捕獸逐鹿已老矣，若使坐策國事，臣年尚少?！耐跎浦煲詾閹?。”賈誼《新書》說，周文、武、成王三代都以鬻熊為師，問以國事。過三百余年，楚武王還為此自豪地說：“吾先鬻熊，文王之師也?！?《史記·楚世家》。)鬻熊既是周文王之師，當有許多言談軼事，故后又輯成《鬻子》一書傳世?！稘h書·藝文志》就載有《鬻子》二十二篇，并加注說：“鬻子，名熊，為周師，自文王以下問焉，周封為始祖?！钡兰以从诔?，相傳鬻熊又是道家的先驅，《漢書·藝文志》就把他列為“道家”。這樣看來，鬻熊不僅是楚國的締造者，又是道家學說的開拓者，是楚國最早的政治家和思想家。
鬻熊死后，其后熊麗、熊狂仍處于周文、武王時期。到熊繹時，周成王“舉文、武勤勞之后嗣，而封熊繹于楚蠻，封以子男之田，姓羋姓，居丹陽”(同上。）熊繹與魯、衛(wèi)、晉、齊等姬姓國或姻親國一樣，“俱事成王”。周成王初立年幼，周公旦攝政，“管、蔡啟商，[甘/大/心]間王室”(《左傳·定公四年》)，商紂子武庚勾結管、蔡，發(fā)動叛亂。周公果斷東征，歷時三年，最后取得了完全勝利。在此基礎上，又建侯衛(wèi)，營成周，鞏固了統(tǒng)治，使西周成為我國歷史上第三個中原強大的奴隸制王朝，并把奴隸制推向極盛階段。周王室就是在這一歷史背景下，再一次對鬻熊之后熊繹封于楚蠻之地，并有明確的姓和都城。所以有學者以為，此時才有“楚”這個正式的國號兼族名(張正明《楚文化史》。）從鬻熊至熊繹歷代居丹陽后，丹陽就成為楚人立國后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妒酚洝た鬃邮兰摇酚洺淹鯐r令尹子西語：“楚之祖封于周，號為子男五十里?！笨磥沓顺蹙拥り枺皇菑椡柚?，其后，即以此為立足點，向南推進，發(fā)展成為雄踞南方的泱泱大國。因此，一部楚國歷史與文化史的起點，應從丹陽說起；而丹陽究在何處，也當然就成為我國歷史上長期討論的熱點?！稘h書·地理志》謂丹陽屬今安徽當涂境，《水經注》即已否認，故此說已為后人所不取?！端涀ⅰ贩穸舜苏f后，稱今湖北秭歸為熊繹之始國，故丹陽在秭歸。另外，《史記·楚世家》集解引徐廣語、《左傳·桓公二年》正義引宋仲子語，謂丹陽在今湖北枝江。這兩種說法來源均較早，今天亦多有學者持此兩說。清人宋翔鳳在其著《過夜錄》卷九《楚鬻熊居丹陽·武王徒郢考》中，則首倡丹陽今河南淅川說。淅州在丹江之北，符合丹陽的地望。此說日漸盛行，今人從此說者甚多。張正明、喻宗漢依據古文獻記載和實地考察，進一步認為，鬻熊所居丹陽在今丹水之陽，熊麗所居丹陽在討睢山之間(《墨子·非攻下》：“昔者楚熊麗始討此睢山之間?！?，即今湖北南漳境，熊繹所居丹陽則在睢山與荊山(《左傳·昭公十二年》：“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荊山?！?之間，亦在南漳境，故他們認為，丹陽地望，實為異地同名(張正明、喻宗漢《熊繹所居丹陽考》(《楚學論叢》1990.9江漢論壇?？?。楚人南徙丹、淅一帶后，在商末周初期間，迫于商、周的壓力，是難以向東、向北、向西拓展的，只能向南推進，故從鬻熊至熊繹幾代，以故地丹陽為中心，沿丹、淅水南下至睢山、荊山一帶，進行開辟，是很符合楚人早期的行蹤的。地面擴大了，然熊繹都丹陽，仍有可能在淅川。事實上，今淅川發(fā)掘出了眾多的楚墓群，出土了很多文物，可見其地確為楚國早期的一個政治、經濟、文化中心。除上述各說外，還有學者認為，淅川是西周末至春秋初的都城，熊繹所居丹陽似當在今陜西商縣的丹江河谷(石泉、徐德寬《楚都丹陽地望新探》(《江漢論壇》1982年第3期)。
《左傳·昭今十二年》記右尹子革答楚靈王語：“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荊山，篳路藍縷以處草奔，跋涉山川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御王事?！薄蹲髠鳌ば辍酚洉x欒武子語：“楚自克庸以來，……訓之以若敖、[蟲分]冒篳路藍縷以啟山林?！辈菝?、山林意近，故熊繹辟在荊山，實屬山林蠻荒之地。篳路，杜注：“柴車。”孔疏：“以荊竹織門謂之篳門，則篳路亦以荊竹編車，故謂篳路為柴車。”藍縷，杜注：“敝衣”?！斗窖浴氛f：“楚謂凡人貧衣被丑敝為藍縷?！薄昂`路藍縷”，是說熊繹等先輩穿的是敝衣，坐的是柴車，帶領部眾在山林草莽之地辛勤開發(fā)，建國立業(yè)，充分顯示了楚人不畏艱苦，敢于與自然斗爭的精神。從鬻熊至熊繹幾代，隨著楚國的建立，楚族也就從氏族制進入到早期奴隸社會了。
楚人立國后，與中原諸侯一樣，必須按時述職進貢。上文說的“跋涉山川以事天子”，是說熊繹攜帶桃弧棘矢等地方特產，涉渡漢水、丹江，翻越秦嶺，風塵仆仆，“以事天子”，奉承唯謹。楚人除貢桃弧棘矢外，還貢苞茅?！蹲髠鳌亻喜]公四年》記楚成王十六年時，齊桓公率中原諸國南下攻楚，理由之一是“爾貢苞茅不入，王祭不共(供)，無以縮酒”。楚國馬上認錯，表示以后照常進貢就是了。苞茅，杜注：“包(苞)，裹束也。茅，菁茅也。束矛而灌之以酒為縮酒。”縮酒的“縮”字，《說文解字》作[艸/酉]，釋為“禮祭束茅加于裸圭，而灌[兇匕]酒，是為[艸/酉]，象神歆之也?！盵艸/酉]，從酉、草，酉即古酒字，草即茅，祭祀時，束茅而立，以酒自上澆下，其糟則留在茅中，酒汁漸漸滲透下去，狀神之所飲。這就是縮酒的儀式(縮酒之禮)。荊楚盛產茅，《禹貢》、《漢書·地理志》等就有“包匭菁茅”的記載。楚人居丹、淅至睢、荊山一帶后，可能就掌握了這種祭祀方法，后來則傳至中原地區(qū)。《周禮·天官》說：“祭祀供蕭茅?！薄俄n非子·外儲說左上》說：“楚之菁茅不貢于天子三年矣?！彼?，周王室一直是依靠楚國進貢苞茅來進行祭祀的。
《國語·晉語八》：“昔成王盟諸侯于岐陽，楚為荊蠻，置茅[艸絕]，設望表，與鮮卑守燎，故不與盟?！表f昭注：“置，立也。[艸/絕]，謂束茅而立之，所以縮酒。”在岐陽盟會上，熊繹管理置茅縮酒，并與鮮卑酋長一起“守燎”，是無資格參加諸侯盟會的。這一方面說明熊繹地位之低下，另一方面也說明楚國不僅有進貢苞茅的義務，其國君還須親自主管縮酒儀式和“守燎”祭天。在政治上，楚國國君地位不高，在縮酒祭祀上卻享有特權。這可能與楚地獨產苞茅和楚人傳統(tǒng)的掌天人相通的職責有關。楚人對此亦極為重視，引以自豪。楚人姓羋，歷代楚國國君都冠以“熊”字，即以縮酒為職，以職為氏。“熊”從“[今]酉]”(見于楚器上，楚國國君(王)自稱“[今/酉]某，如湖北隨縣出土的楚王bo，銘文有“[今/酉]章”二字，安徽壽縣出土的楚王鼎，銘文有“[今/酉]肯”、“[今/酉][于/心]”等。)，“[今/酉]”即“[艸/酉]”，[艸/酉]，像神飲酒；“[今/酉]”像人飲酒，是“[艸/酉]”的人格化，“熊讀入喻紐，[今/酉]讀入影紐，古清濁不分，于聲至近”(商承祚《壽縣新出土楚王鼎考釋》(《國風》第4卷，第3期)。
[今/酉]、熊通假，后來一律把“[今/酉]”寫作“熊”字了(張正明《楚文化史》。）所以楚人姓羋氏熊，即以縮酒祭天(神)為氏。這在“天人合一”的氛圍下，楚人進貢苞茅、主管縮酒祭祀，是極其榮尊的職責。當然，有學者以為楚人的圖騰是熊，故氏熊(持此說學者認為，楚人是黃帝之后，而黃帝據說有“六獸之師”，其中就有以熊和羆為圖騰的氏族部落，楚人可能就是以熊為圖騰崇拜的部落之一。羅香林在《中夏系統(tǒng)中之百越》一文中說：“楚人首領，世世冠以熊字，似熊為在楚人原所氏，亦即以熊為圖騰祖遺影?！?。
三、周昭王攻楚及其失敗
楚國是西周侯衛(wèi)統(tǒng)治下的“南國”之一。商末周初，由于鬻熊舉族投周之后，楚與周王室的關系一般是良好的。周武王死，子成王立，“人或譖周公，周公奔楚”(《史記·魯周公世家》。）后來，流言澄清，周公又回去了。周康王時，楚與周關系亦屬正常(《左傳·昭公十二年》記楚靈王語：“昔我先王熊繹與呂亻及、王孫牟、燮父、禽父并事康王?！?。究其原因，一是周楚同源(周人，姬姓，傳說是帝譽之后)，鬻熊臣周，奠定了親善關系的基礎。二是周初克殷，后又周公東征，足見殷商殘余勢力與東方方國部落一直叛周抗周，周王朝不得不全力東向，重點打擊東方方國部落。三是楚人辟在蠻荒之地，勢弧力單，只得卑事周天子，當不會引起周王室的重視。
但是，“周之宗盟，異姓為后”(《左傳·隱公十一年》)，楚是周王朝的異姓國，一開始就受到周天子的歧視，甚致在諸侯盟會上，都沒有與盟的資格。周王室對齊、晉等諸侯國均有賞賜，而楚國則無。時過五百多年，楚人對此仍耿耿于懷，憤憤不平。如春秋中后期，楚靈王就說先王熊繹與齊、晉、魯、衛(wèi)等國君一樣并事周康王，四國可得珍寶之器，而楚國則無分，因此要與周王室“求鼎以為分”。右尹子革告訴他：“齊，王舅也；晉及魯、衛(wèi)，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左傳·昭公十二年》。)這種建立在“親親”、“尊尊”的宗法等級基礎上的主從關系，必然產生深刻的矛盾，從而導致征服和反征服戰(zhàn)爭。事實上，早在周初，周王室為了加強對楚國和荊楚地區(qū)庸、盧、彭、濮等方國勢力的控制，在漢東就分封了一些姬姓國，在南陽盆地，又有申、呂等姜姓國(姻親國)。楚國懾于周王朝的強大，不得不進貢苞茅等物，表示臣服。
周成、康王時期，東都洛邑建成，東西連成一片，長達千里以上，初步鞏固了對“東土”的統(tǒng)治。周共王時，楚國一方面卑事周王室，一方面“篳路藍縷”，辛勤開發(fā)，國家已呈勃興之勢。所以到周昭王時期(約公元前1000椙?77年)，周、楚關系開始緊張起來了，周昭王集中全力，打擊楚國。據陜西扶鳳出土的《墻盤》銘文記載：“弘魯召(昭)王，廣笞荊楚，唯狩南行?！笨梢娭苷淹跤H領軍隊南征，聲勢浩大。另據《竹書紀年》記載，周昭王攻楚，主要有三次：
第一次，周昭王十六年(約公元前985年)，周昭王“伐楚，涉漢，遇大兕”。這次，一般認為其時與上述《墻盤》記載相同。周昭王領軍渡過漢水，深入荊楚一帶。渡漢水時還遇見“大兕”(兕，古代犀牛一類動物?！蹲髠鳌ば辍罚骸跋钌卸??！?。
第二次，周昭王十九年(約公元前982年)，周昭王派祭公辛伯攻楚，“天大日[壹]，雉兔皆震，喪六師于漢”。這次渡漢水時，陰風驟起，氣候惡劣，將士驚恐，軍隊大部喪失。這次失敗歸咎于天時不利，實際上周王朝軍隊當遭到楚軍強有力的伏擊。
第三次，“昭王末年，夜清，五色光貫紫微，其王南巡不返”。此年，據魯紀年推算，當為周昭王二十四年(約公元前977年)。這次攻楚，周昭王全軍復沒，周人諱言此事，模糊地說“南巡不返”。周昭王死因，《史記正義》引《帝王世紀》說：“昭王德衰，南征濟于漢，船人惡之，以膠舟進。王御船至中流，膠液船解，王及祭公俱沒于水中而崩。”這里說的“船人”，就是楚人起而抗周，設計獻膠粘接的船只，船駛至中流，膠液融化，船只解體，周昭王及其部眾，溺水而死。屈原在《天問》中寫道：“昭后成游，南土爰底。厥利惟何?逢彼白雉?”周昭王累累南征，當然不是為了貪求什么，而是由于楚國的勃興，引起周天子的驚恐，不得不領兵親征，企圖遏制楚國的發(fā)展。
周昭王攻楚及其敗亡，是我國歷史上一件大事。此后，周王朝由盛而衰，楚國則日益發(fā)展強大，逐步走上與周王室分庭抗禮的道路。
四、熊渠對周王朝的公開對抗
周昭王死，子穆王立，西周社會矛盾不斷加深，國勢日趨衰落。在統(tǒng)治階級內部，由于政治、經濟發(fā)展的不平衡，等級不同的奴隸主貴族，已呈現升沉興衰的波動，原來地位較高的貴族，政治失勢，田地荒蕪，家境日蹙，而原來地位低下的貴族，則注意生產，招徠奴隸，經濟實力不斷增長。這樣就加深了統(tǒng)治階級內部的分裂和斗爭。在這同時，廣大奴隸人民群眾，由于不堪忍受奴隸主貴族的殘酷剝削奴役，或逃亡，或奮起抗爭，奴隸制危機已日益加劇，江河日下。
周王朝對周邊方國或臣屬民族，除索取貢物外，又不斷地進行征服戰(zhàn)爭，掠奪人口和財富。所以，周王朝與周邊各部一直存在深刻的矛盾。周邊各部隨著經濟、軍事實力的增長，與周王朝的軍事沖突也逐步升級，已非昔日周王朝能輕易地予以征服或壓服了。據《國語·周語上》載，周穆王時，西北境犬戎諸部日益強大起來，有時竟騷擾到宗周(周公東征后，西邊關中平原，以鎬京為中心，稱為“宗周”。東邊的河洛地帶，以東都王城為中心，稱為“成周”。)附近。周穆王親自領兵攻打犬戎，結果，只取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白狼、白鹿或系氏族徽號。）從此，周王朝與西北犬戎各部關系更加緊張。正當周穆王西征時，東土的徐偃王聯合徐奄諸部乘機發(fā)動叛亂，舉兵伐周。周穆王聞訊后急忙回軍東向，并不得不向楚國求援。楚國大舉出兵，與周王朝一起攻打徐偃諸部，徐偃王敗亡(此從《后漢書·東夷傳》、《博物志》所記。）昭、穆之后，西周進入共、懿、孝、夷、厲諸王統(tǒng)治時期(約公元前912-842年)。在這半個多世紀里，人民群眾反抗斗爭迭起，井田制開始崩潰(據周共王《衛(wèi)鼎》銘文載：裘衛(wèi)以絹帛等交換矩伯一個“里”，說明西周井田制下“田里不鬻”的格局開始瓦解。)周王朝統(tǒng)治更加腐朽沒落。北方的[犭/嚴]狁、西方的犬戎、東方的淮夷、南方的荊楚，交相叛周攻周，西周統(tǒng)治岌岌可危?！稘h書·匈奴傳》說：“至穆王之孫懿王時，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國，中國被其苦。詩人始作，疾而歌之，曰：靡室靡家，獫允之故。豈不日戒，獫允孔棘?！奔s公元前895年(周懿王十五年)，周王朝一度被迫自鎬徙都犬丘(今陜西興平東南)。周夷王時，“荒服不朝”，天子始下堂見諸侯，[勤見-力]禮廢。
與周王朝內外矛盾重重、國勢窮蹙相反，楚國經一百多年的艱苦奮斗，國勢則蒸蒸日上，由弱而強。熊繹下傳四代至熊渠時，楚國已鞏固了自己的根據地，開始向周圍地區(qū)開拓。
熊渠，勇力過人，膽略非凡，是楚國歷史上一位著名的國君。由于他功績卓著，楚國后人也是把他作為神奇人物傳頌的。如《韓詩外傳》說：“昔者熊渠夜行，寢石，以為伏虎，彎弓而射之，沒金殷羽，下視，知其為石?！薄妒酚洝敳吡袀鳌飞踔吝€說，連后羿的射技也不及熊渠。熊渠不僅善射，在戰(zhàn)場上勇于作戰(zhàn)，而且在政治上也很有頭腦。他向周圍地區(qū)的開拓，大致執(zhí)行的是近交遠攻、先禮后兵的方針。楚國發(fā)跡于丹、淅，后向睢山、荊山發(fā)展，即沿丹水而下，逐步至漢水流域。其間廣闊地帶，雜居著群蠻百濮等方國部落。此外，西南有巴人，東南還有揚越。在周王朝的壓迫下，楚人一方面臣服姬周，一方面巧與周圍方國部落周旋，求得生存與發(fā)展?！妒酚洝こ兰摇贩Q熊渠在江漢地區(qū)甚得人心，“蠻夷皆率服”，可見熊繹以后歷代，為了站穩(wěn)腳跟，對群蠻百濮等方國部落是小心翼翼的，不敢有絲毫怠慢疏忽。熊渠承繼國君后，國力增強，后方穩(wěn)固，開始有重點有選擇地攻打鄰國，開拓邊境。
《史記·楚世家》：
周夷王之時，王室微，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漢間民和，乃興兵伐庸、揚粵，至于鄂?！?br />
庸，杜預注為上庸，即今湖北竹山，在荊山西，故地處楚國西陲。它歷史悠久，曾隨同周武王滅商。熊渠攻庸，除了為鞏固自己的后方外，還在于削弱庸這一古國地位，以播揚楚國的聲威。揚粵，即揚越(此揚粵(越)，地處荊楚?！吨腥A地圖學社》出版的《中國歷史地圖集》，標明揚粵(越)在古揚水以東、以南、洞庭湖地區(qū)。舊解揚越因揚州得名，是因戰(zhàn)國后越人散布古揚州各地，說明春秋戰(zhàn)國后，揚越由西而東，向揚州流徙。)，指古揚水以東以南、洞庭湖區(qū)域的越人。熊渠向西攻打庸后，即沿漢水而下攻打長江流域的越人，一直攻打到鄂(今湖北鄂州市境)(鄂，有西鄂、東鄂之別?！独ǖ刂尽氛f：“鄧州向城縣南二十里，西鄂故城，是楚西鄂。”故西鄂在今河南鄧縣境。東鄂，則在今湖北鄂州市境。此鄂，當指東鄂。據《史記正義》說，原鄧之西鄂，是后來東徙至鄂州的。）鄂，交通方便，物產豐富，是當時煉銅業(yè)的中心。在鄂境內，今大冶銅綠山有著豐富的銅礦資源，商周時期一直就是一個著名的煉銅基地。熊渠攻打越揚，兵鋒直抵鄂，主要原因就是為了奪取那里豐富的青銅原料，并試圖把揚越至鄂一帶，納入楚國管轄范圍之內。當這一戰(zhàn)略目的初步實現后，熊渠不滿足原來子男之國的地位，公開宣稱：“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謚?！惫灰惨蕴熳幼跃樱忾L子康為句?王，中子紅為鄂王，少子執(zhí)疵為越章王(《史記·楚世家》。）句?，裴[馬因])。熊渠把如此廣闊的“江上楚蠻之地”視為自己的勢力范圍，就是力圖把楚國政治、經濟中心南移，增強國力，以與周王室對抗。
楚人長期臣商，后又從周立國，所以在政治上，也仿效商周，實行以王為首、分封諸侯的奴隸主貴族政體。當然，熊渠的分封，只是一種嘗試，后來隨著周王朝的衰敗，周初大分封的形式在楚國并未實行，但其奴隸主貴族政體的基礎----采邑制則是普遍推廣的。楚國后來出現的許多大貴族，如若敖氏、[艸/為]氏、屈氏等，就是從最初實行采邑制發(fā)展而來的，[艸/為]氏、屈氏并以采邑為氏。
周厲王時，強化國家機器，壟斷國家資源，對周邊“荒服”地區(qū)，不斷攻伐，荊楚亦不例外。《史記·楚世家》說：“及周厲王之時，暴虐，熊渠畏其伐楚，亦去其王?！毙芮榱吮４鎸嵙?，避免與周王朝正面沖突，于是自動去其王位，取消對兒子的分封，繼續(xù)臣服于周。從熊繹至熊渠(約公元前1027-963年)的一百多年間，楚國由弱變強，與中原各諸侯國一樣，逐步擺脫周王室的束縛，走上獨立發(fā)展的道路。其時，楚國雖然以丹、淅至漢水上游為根據地，但其勢力已漸南下，并擴大了對周圍地區(qū)的統(tǒng)治。熊渠兵鋒向南而東，表明他戰(zhàn)略發(fā)展的重點在南方，企圖先在長江流域確立一強國地位后，然后北上爭雄，決心走與周王朝分庭抗禮的道路。熊渠的這一方針，對后來楚國國君影響很大，奠定了后來楚國立足于江漢、爭霸中原的戰(zhàn)略基礎。熊渠自稱“蠻夷”，“不與中國之號謚”，成為楚人一大精神支柱。楚人長期以來師夏師夷、以夏變夷，創(chuàng)造出具有強大生命力的荊楚文明，與這一戰(zhàn)略思想是分不開的。熊渠不愧是楚國歷史上的重要開拓者之一。
五、西周末年周、楚矛盾的繼續(xù)發(fā)展與“漢陽諸姬”
周厲王末年，“專利作威，佐禮進禍”，致使國人財力窮盡，“民不堪命”。公元前841年(中國歷史始有準確紀年)，“邦人”(國人)、“正人”(百工正長所屬之人)、“師氏人”(宿衛(wèi)王宮的軍卒)，怒不可遏，沖進王宮，周厲王狼狽出逃，朝政由諸侯掌管(《史記·周本紀》說召公、周公二相行政，《竹書紀年》則謂“共伯和干位”。)。楚國自熊渠之后，歷經熊摯紅、熊延、熊勇、熊嚴四代國君，執(zhí)政時間都不長(約公元前857年，周厲王立，熊渠自去其王號(熊渠卒年不詳)，前828年，熊嚴卒，前后共約29年。在此期間，歷經四君，除已知熊勇、熊嚴分別執(zhí)政十年外，熊摯紅、熊延兩代不足十年)，其事史料記載亦缺乏。公元前827年，周宣王立，楚國也恰為熊霜初立。在周宣王初立、力圖“復文武之境土”時，楚國則一度政治波動，發(fā)生了爭奪君位事件。據《史記·楚世家》載：“熊霜六年，卒，三弟爭立。仲雪死，叔堪亡，避難于濮；而少弟季徇立，是為熊循?！毙芩?公元前822年)，由于楚人仍沿襲母權制遺風，“楚國之舉，恒在少者”(《左傳·文公元年》。，君位傳襲并未確立嫡長子繼承制，故熊霜死后，君位未能傳其子，出現了“三弟爭立”。在爭奪君位斗爭中，仲雪死，叔堪逃亡，在濮地避難。濮是一個有著悠久歷史的方國部落?！渡袝つ潦摹酚泤⑴c周武王伐紂滅商戰(zhàn)爭的，有“庸、蜀、羌、[髟/矛]、微、盧、彭、濮人”。可見濮是姬周的重要盟國和屬國。西周時期，濮人散居楚之東、西、南境，即漢水兩側，號稱百濮。楚人為能在楚蠻之地立足生根，與濮人關系當屬良好，故叔堪爭君位失敗，逃到濮地，變服從俗?！傲d姓有亂，必季是立”(《左傳·昭公十三年》)，君位仍傳到少弟季徇，即熊徇，楚國政局才穩(wěn)定了下來。周宣王因經共和時期的相對穩(wěn)定，繼位后即頻繁對外用兵，號稱“中興”。熊徇在位22年，國勢一度復振，于公元前800年(周宣王二十二年)卒，子熊[鄂-力]立。公元前791年(周宣王三十七年)，熊[鄂-力]卒，子熊儀立，號若敖，周宣王統(tǒng)治進入后期，社會矛盾和民族矛盾進一步激化，國勢復又轉衰。楚國這時可能由守轉攻，對外發(fā)展，與周關系重又緊張了起來。公元前789年(周宣王三十九年，熊儀二年)，周宣王攻伐姜氏之戎，戰(zhàn)于千畝(今山西介休南)，周軍大敗。在此同時，對南方也發(fā)動了大規(guī)模戰(zhàn)爭，結果也失利。據《史記·周本紀》載：“宣王既喪南國之師，乃料民于太原?！蹦蠂?，三國吳人唐固說在南陽。前蜀人韋莊以為在江、漢之間。從西周長期對東南夷和荊楚的用兵看，此“南國之師”，也當指東南和荊楚地區(qū)。周王朝對荊楚等南國用兵失敗，只得又在太原一帶清查戶口人丁，補充軍隊?？梢娺@次失敗是很慘重的。《詩經》有關篇章，對周、楚間的爭戰(zhàn)，也有反映。如《詩·小雅·采[艸/已]]》：“蠢爾蠻荊，大邦為仇!方叔無老，克壯其猷。方叔率止，執(zhí)訊獲丑?！薄洞笱拧そ瓭h》：“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游，淮夷來求?！薄敖瓭h湯湯，武夫[氵光][氵光]。經營四方，告成于王。”“江漢之滸，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匪疚匪棘，王國來極，于疆于理，至于南海。”這些詩篇雖然都是歌頌周宣王武功之作，不免有夸大成分，但確也反映了楚國與周王朝激烈沖突的事實。
周王朝為了加強對荊楚的控制，“以蕃屏周”，陸續(xù)在漢水以東以北和江、淮間，分封了不少姬姓或姻親諸侯國，即所謂“漢陽諸姬”(清人易本火良《春秋楚地問答》說“漢陽諸姬”“西自漢水以東，南自漢水以北，東至于光、黃，北至于淮汝”。）“漢陽諸姬”，重要的有如下一些諸侯國：
隨(今湖北隨州市境)?！妒辣尽罚骸半S國，姬姓，不知始封者為誰。”原在汾水流域，昭、穆時期，不斷攻打荊楚，隨亦被徙封于江淮漢水之間。童書業(yè)指出：
汾水流域附近之國名地名常出現于江淮漢水之間，如江淮漢水間有隨、鄂、沈、黃、唐等國，汾水流域附近亦有之(童書業(yè)《春秋左傳研究》。）
隨國國力最強，是漢東大國，并為漢陽諸姬盟國之首。
唐(今湖北隨州市西北境的唐縣鎮(zhèn))(何光岳《楚滅國考》(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990年2月第1版)。姬姓，與隨一樣，原在汾水流域，后徙封于漢東。
申(今河南南陽市北境)。姜姓，姬周姻親國?！秶Z·周語中》：“齊、許、申、呂，由太姜?！惫实貞诮耜兾鳑芪奸g?！蹲髠鳌る[公元年》孔疏：“申之始封，亦在周興之初，其后申絕。至宣王時，申伯以王舅改封于謝?！贝酥x，《國語·鄭語》說在南陽，《漢書·地理志》說在宛北，《大清一統(tǒng)志》說在南陽北，故申在今南陽市北境。
呂(今南陽市西北境)。呂與申同為姜姓國。《國語·鄭語》：“當成周者，南有申、呂?！彼?，呂與申一樣徙封于南陽一帶。“呂”，亦作“甫”，呂侯受命制《呂刑》，亦稱《甫刑》。可見呂國歷史悠久，呂人有很高的文化修養(yǎng)和治國經驗。
曾([曾阝] 、繒，今南陽市北一帶)?！秶Z·鄭語》韋昭注：“繒，姒姓，申之與國也?！惫士暋⑸觋P系密切，當地處今南陽市北一帶(南陽市北方城有繒關，歷代史家認為此即曾的始封地。）郭沫若《中國史稿》說湖北孝感地區(qū)發(fā)現的周成王時代的青銅器，記載著周成王南征經過的曾，后來封有姬姓侯，從此有學者認為周初之曾，還是姬姓之曾，原姒姓曾，已東遷齊地。曾從昭、穆以后也是“漢陽諸姬”的重要古國。
厲(賴，今隨州市東北)。姬姓，與隨、唐比鄰，同為周的重要屬國。
貳(今湖北應山境)。偃姓，周之封國，與隨、鄖比鄰。
軫(今湖北應城境)。偃姓，周之封國，貳、軫關系密切?！蹲髠鳌せ腹荒辍罚骸俺⒚苏滟E?！编y([云阝] ，今湖北安陸境)?！锻ㄖ尽な献迓浴罚骸癧云阝] 氏，亦作[[女云]，亦作鄖，又邑作云。”[[女云]姓，祝融八姓之一，與楚同祖。《路史·后紀》說：“云近楚，若敖父子娶焉，后滅之。”按同姓不婚遺制，應非[[女云]姓，故有學者認為是姬姓國。
蓼(今河南唐河境)。偃姓，地處申、呂南，唐、隨北。
以上諸侯國，地處漢東、漢北，猶如漢東北一道屏障，緊緊地束縛住楚國，阻遏著楚國的北上與東進，并可隨時配合周王朝打擊楚國。
在淮水流域，周王朝的主要封國或屬國有：江(嬴姓，今河南正陽西南)、息(姬姓，今河南息縣境)、弦(姬姓，今河南息縣南)、黃(嬴姓，今河南潢川境)、蔣(姬姓，古期思縣，今河南固始境)、蓼(偃姓，今河南固始東，非前述唐河境的蓼)等。在淮北及江、淮間，亦有眾多的封國與屬國，無疑都嚴重地阻障著楚國的發(fā)展。
六、楚國政治、經濟、文化的初步發(fā)展
商末周初楚國的建立，標志著楚國已從氏族制進入早期奴隸制。早期奴隸制的基本特點，是血緣關系與等級關系緊密地結合在一起，留有氏族制遺風。楚國的國君，既是一國之主，又是楚族一族之長。協助國君料民理國的是大貴族----“敖”。敖即豪(氏族酋豪)，是氏族貴族蛻變過來的，成為楚國統(tǒng)治集團的支柱。入春秋后，煊赫一時的若敖、[艸/為]敖，就是“敖”權力膨脹的結果。楚立國后，國君由“敖”擁戴，而有的國君本身亦稱“敖”。如西周末年熊儀，稱若敖、熊儀子熊坎，稱霄敖。楚國國君的繼承制度，也已確立。從鬻熊開始，一般是父死子繼(并未確立嫡長子繼承制，而是“恒在少者”，如前所述)，也伴以兄終弟及。如熊摯紅傳弟熊延、熊勇傳弟熊嚴等。從這種君位繼承情況看，君族已牢牢地掌握了最高統(tǒng)治權，國君集政權、族權于一身，已非昔日氏族制民主推舉氏族首領或軍事首領了。
楚人是在臣服商周，又與商周王朝斗爭中發(fā)展起來的，所以楚國也建立了軍隊，并日益強大。商王武丁時期，商王朝軍隊攻打荊楚，“裒荊之旅”，可見其時荊楚已有一支可觀的軍事力量。當然，這里的荊楚，是泛指居住在江漢地區(qū)的包括楚人在內的眾多方國部落，并非指楚人一族。西周時期，隨著楚國的建立與發(fā)展，楚國軍事力量也日趨強盛。終周一代，周王朝視楚國為敵國強國，不惜傾全國力量，累累攻打，證明楚國確實存在有完善的組織系統(tǒng)，深諳作戰(zhàn)方法的軍隊。熊渠的西擊南征，政治、軍事目的非常明確，表明楚國軍隊無論在指揮作戰(zhàn)或組織行動方面，均已漸趨成熟。
西周是繼夏、商后第三個統(tǒng)一奴隸制王朝，其先進的經濟、文化對各臣屬之邦都有深刻的影響，荊楚地區(qū)也不例外。據目前考古材料所見，在漢水以東的今湖北蘄春境內，1958年發(fā)現了西周時期的大型木構建筑遺址(《湖北蘄春毛家咀西周木構建筑》(《考古》1962年第1期))，其中有木柱、木板、木制的樓梯，是長江流域特有的木構建筑。遺址還出土了陶器、骨器、銅器、漆木器、卜甲骨等。1960年在蘄春之西北、隨州之東的紅安金盤遺址，發(fā)掘出了豐富的文物。其中陶器有鬲、鼎、[缶本]、罐等，青銅器有刀、矛、鏃，還有銅范等(《湖北金盤遺址試掘》(《考古》1960年第4期)。今黃石市境內銅綠山銅礦的冶煉，繼續(xù)得到發(fā)展。
在漢水流域附近，1966年在京山坪壩蘇家垅出土了一批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的青銅器，共97件，其中7件有銘文，銘文有“曾侯中子[彳才游-氵-方]文”、“曾中[彳才游-氵-方]父”等內容，說明銅器主人為曾國國君。其主要禮器組合為九鼎八簋(缺一簋)，此外，還有鬲、豆等器物(筆者在荊州博物館所見。）
在漢水以西，1961年在江陵萬城出土了西周早期青銅器17件，有簋、鼎、戈、觚、爵、尊、觶、卣等。其中9件有銘文，文中“邶子”、“邶柞”字樣，當為邶國的遺物(同上。）邶，古邶國?！墩f文》：“邶，古商邑，自河內朝歌以北是也?！编嵭对娮V·北[庸阝]衛(wèi)譜》。熊[鄂-阝]是熊徇之子，于公元前800-791年在位，時值周宣王晚期。
此外，1980年在湖南麻陽發(fā)現了西周之際的古銅礦井，可見西周末楚人已進入這里開采銅礦了。另據西周某些銅器銘文中，有關于周王朝南征“俘金”的記載(如周昭王時《過伯簋》，其銘文說：“過伯從王伐反荊，俘金，用作宗室寶尊彝?！?，楚國有可能在熊渠之前就會鑄造青銅器了。劉彬微說：“就現有資料而言，已發(fā)現的青銅器，其年代上限還到不了西周初期楚人立國之時。最早的楚銅器年代雖可上溯至西周中期，但西周中晚期的楚銅器數量甚少，……?！?張正明主編《楚文化志·銅器和鐵器》(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1988年7月第1版)?？梢娊K西周一代，楚國青銅器的冶煉與鑄造尚不成熟，規(guī)模也不大。
1975年冬至1979年秋，湖北省有關考古人員在湖北當陽趙家湖，發(fā)掘了西周晚期至戰(zhàn)國中期的楚墓共297座。墓葬形制均為豎穴土坑，棺槨大多保存較好，分一棺一槨墓、單棺墓、無棺墓三類。隨葬器物主要為陶器，組合有鼎、鬲、豆、罐；鬲、盂、豆、罐；鬲、盂、罐；鬲、孟、長頸罐；鼎、敦；鼎、敦等。銅器組合有鼎、簋；鼎、簋、盞；鼎、敦等。還出了一定數量的兵器和少量的漆木器。高應勤、王光鎬把墓葬分為四類七期。四類，即甲類、乙A類、乙B類和丙類。甲類墓出銅禮器和仿銅陶禮器。乙A類春秋戰(zhàn)國后，先出陶生活用器，后出仿銅陶禮器。乙B類則自始至終出陶生活用器。丙類墓無隨葬器物。其中屬于西周后期和兩周之際墓葬，是迄今各地發(fā)現的楚墓時代最早的一批(高應勤、王光鎬《當陽趙家湖墓葬的分類與分期》(《中國考古學會第二次年會論文集》，文物出版社出版，1982年版)。）從墓葬形式和隨葬器物分析，王光鎬認為，甲類墓純屬中原風格，即姬周文化因素。乙A類墓周式多于蠻式，乙B類則蠻式多于周式。此蠻式，即指江漢土著鬲文化，鬲稱“蠻式鬲”或“苗式鬲”，并非名符其實的“楚式鬲”。楚文化因素的銅禮器和仿銅陶禮器，則始自春秋晚期，才在甲類墓和乙類墓中所見(王光稿《楚文化源流新證》。）因此，西周后期 趙家湖墓群中，尚不見有楚國經濟、文化發(fā)展的明顯跡象。
張正明認為，趙家湖楚墓出土器物就種類、形制而言，雖與中原文化因素大同小異，但畢竟是楚文化遺物，說明從西周晚期到戰(zhàn)國中期，這里是楚人的聚落。甲類墓出有銅禮器鼎和簋，陶禮器有鼎、簋、鬲、罐、豆等，其墓主是楚國國人中的下等部落貴族。他們受華夏文化浸染，總是模仿華夏禮制。乙A墓無銅禮器出土，陶禮器基本組合為鬲、盂、罐、豆，墓主是平民和下等部落貴族，既受華夏文化影響，又吸收了蠻夷文化因素。乙B類墓主大抵是土著蠻夷，當屬野人。丙類墓無隨葬品，墓主地位當更低下。由于墓葬規(guī)格的不同，說明當時已存在國野、貴賤、貧富的分化，原始社會正在解體，階級社會即將形成(張正明《楚文化史》。）從上述兩位學者論述中，可知楚人建國后，既模仿華夏文化，又吸收土著居民文化因素，逐漸形成具有自己個性特色的荊楚文化。終西周一代，楚國經濟、文化獲得初步發(fā)展，為入春秋后的崛起，奠定了基礎。(據《左傳·宣公十二年》載，西周末、春秋初楚國君若敖、蟲分冒時期，還在“篳路藍縷，以啟山林”。《左傳·昭公二十三年》又說：“若敖、蟲分冒，至于武、文，土不過同?！睆倪@些記載看，楚國尚在艱苦創(chuàng)業(yè)，勢力還不強大，仍屬所謂“荊蠻”階段。但從熊渠西擊南征、勢力直抵長江流域看，又證明楚國經濟實力已大為增強，政治、經濟中心亦開始南移。上述所引有關考古發(fā)掘材料，與《左傳》、《史記》有關記載，大致是吻合的，反映了西周時期楚國經濟、文化初步發(fā)展的粗略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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