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經(jīng)》寫下"元年春王正月"，卻什么事情也沒記，緊接著就寫三月的事了。這真是很奇怪的一個體例。楊伯峻解釋說："《春秋》紀(jì)月，必于每季之初標(biāo)出春、夏、秋、冬四時，如'夏四月'、'秋七月'、'冬十月'。雖此季度無事可載，亦書之。" （Ⅰ）伯雄也正是從這一點出發(fā)推論出《春秋經(jīng)》應(yīng)該經(jīng)過某個人（無論他是不是孔子）的統(tǒng)一編纂。
?。á瘢畈骸洞呵镒髠髯ⅰ罚ㄐ抻啽荆?，第5頁。
無論如何，這一奇怪之處更像是體例使然，并不值得大驚小怪。但是，經(jīng)學(xué)家們對此卻真沒少"大驚小怪"，因為在這"元年春王正月"里不但有事發(fā)生，而且是件大事。這件大事就是：魯隱公即位。而且，考諸全書體例，一般來說，某位魯國國君新上任的時候，都要記一筆"公即位"才是--當(dāng)然，假如上一任國君是六月份死的，新國君接班，這時候是沒什么大動靜的，要到第二年元月才行即位之禮，境內(nèi)改元，是謂改元即位，所以，元年春王正月，這正應(yīng)該是魯隱公改元即位的時候，從體例而言，這里的寫法應(yīng)該是："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如此大事，還是全書開篇第一大事，卻缺而不錄，這是怎么回事？
這是在魯國，書寫魯國本國的近現(xiàn)代史，這樣的錯誤大約等同于新聞聯(lián)播的播音員報錯了國家領(lǐng)導(dǎo)人的名字，此錯一出，這位播音員的下半生就算徹底交代了。一本正式出版物里如果印錯了領(lǐng)導(dǎo)人的名字，不但書要被收繳銷毀，出版社從社長以下全要受到嚴(yán)懲?！洞呵锝?jīng)》的這個漏記可不是普通錯誤，而是重大的政治錯誤。好在大家相信這書是孔圣人的手筆，如此明顯的漏洞肯定不是疏忽所致，而是暗示著某種深刻的哲理。
不錯，對于這個問題，"三傳"都有解釋，惟一遺憾的是：三種解釋各不相同。
在公羊?qū)W家那里，"公即位"是作為開宗明義的"五始"之一的，此處缺而不書必有緣故?！豆騻鳌返恼f法是：
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意也。
何成乎公之意？公將平國而反之桓。
曷為反之桓？桓幼而貴，隱長而卑，其為尊卑也微，國人莫知。隱長又賢，諸大夫扳隱而立之。隱于是焉而辭立，則未知桓之將必得立也。且如桓立，則恐諸大夫之不能相幼君也，故凡隱之立為桓立也。
隱長又賢，何以不宜立？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
桓何以貴？母貴也。
母貴則子何以貴？子以母貴，母以子貴。
【譯文】
問：為什么《春秋經(jīng)》里不提隱公即位呢？
答：這是為了成全隱公的心意。
問：成全隱公的心意？這怎么講？
答：隱公本來打算著治理好魯國之后把位子讓給桓公。
問：隱公為什么想要這樣做呢？
答：桓公雖然年紀(jì)小，但身份高貴；隱公雖然年長，但身份卑微。可話雖如此，但他們之間的尊卑差別并不明顯，國人也都弄不清楚。隱公年長而又賢能，魯國大夫們便擁立了他。隱公很想讓桓公即位，但他如果在這個時候推辭君位而不受，又擔(dān)心無法控制局面而無法使桓公上臺；可如果這個時候就讓桓公即位，又擔(dān)心他年紀(jì)太小，眾大夫不能輔佐他。所以隱公的即位其實是為了將來能讓桓公接班而考慮的。
問：可是，隱公又年長、又賢能，為什么就不能名正言順地即位呢？
答：按照君位繼承的規(guī)矩，在嫡子當(dāng)中選立繼承人要立那個年紀(jì)最大的，而不以賢能為標(biāo)準(zhǔn)，在庶子當(dāng)中選立繼承人要立那個身份最尊貴的，而不以年紀(jì)的長幼為標(biāo)準(zhǔn)。（"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
問：那桓公憑什么就身份尊貴呢？
答：是因為桓公的媽媽身份尊貴。
問：媽媽身份尊貴，難道兒子的身份也跟著尊貴嗎？
答：兒子因媽媽而尊貴，媽媽也因兒子而尊貴。（"子以母貴，母以子貴。"）
這就是《公羊傳》對"公即位"問題的解釋，由此還引出了兩個影響深遠的政治法則，一是"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二是"子以母貴，母以子貴"，而相比之下，隱公和桓公的即位真相倒變得次要了。
"立適"之"適"，這個字因為簡體字"適"的緣故很容易造成誤會。唐朝有個邊塞詩人高適，還有個皇帝叫李適（唐德宗），這兩個人名如果都恢復(fù)成繁體字的話卻是不一樣的：高適變成了高適，而李適還是李適--就連讀音都不一樣，一個是高適（shì），一個是李適（kuò）。繁體字的"適"被簡化為"適（shì）"，和繁體字中原有的"適（kuò）"是完全無關(guān)的兩個字，而"適子"既通"世子"，又通"嫡子"。
在《公羊傳》這一段里，"適"通"嫡"，即指"嫡子"，也就是正妻所生的兒子。國君或貴族一般會有很多老婆和很多兒子，正妻所生的兒子叫做嫡子，其他女人所生的兒子叫做庶子，嫡子中的老大叫做嫡長子，嫡長子一般就是法定繼承人。所謂"立適以長不以賢"，這是說，在選立繼承人的時候，按規(guī)矩要立嫡長子，就算這個嫡長子一母同胞的弟弟里有人比他更為賢能，那也不能選立弟弟。
所謂"立子以貴不以長"，這是說，如果正妻沒生兒子（即沒有嫡子），繼承人只能在庶子里選擇的話，這時候的選擇標(biāo)準(zhǔn)可就不是年紀(jì)的大小了，比的是誰的媽媽身份高。何休解釋說：依照禮法，如果嫡夫人（正妻）沒兒子，就立右媵之子；如果右媵也沒兒子，那就立左媵之子；如果左媵也沒兒子，那就立嫡侄娣之子……就這么論資排輩，等而下之。
何休如此說，因為他還顧慮到了這樣一種情況：如果選立庶子也要按年齡來排，那么，假若兩位姨太太在同一時間生了兒子，這算誰大誰小呢？所以，避免這種糾葛的最好措施就是：庶子之間不比歲數(shù)，只比各自媽媽的身份地位，這就能一清二楚了。（Ⅰ）
這般考慮，不可謂不周密。呂思勉曾在此感嘆過："立君之法，莫嚴(yán)于《公羊》。" （Ⅱ）但是，在我們看來，何休的顧慮似乎純屬多慮，就連雙胞胎的出生還有一先一后呢，更何況是兩位媽媽分別生孩子？--但那個年代里，何休的顧慮絕對必要。呂思勉曾專說"古人不重生日"，先引《禮記·內(nèi)則》中古人生孩子、記生日的復(fù)雜手續(xù)，再引《左傳·昭公二十九年》的一段故事，說昭公的兩個姨太太快臨盆了，一起去了產(chǎn)房，姨太太甲動作快，生了個兒子，于是要去匯報，可姨太太乙攔著她說："咱們是一起來的，等我生了之后咱們一起去匯報吧。"三天之后，姨太太乙也生了兒子，可她沒守約定，自顧自地去匯報了，結(jié)果弟弟成了哥哥，哥哥卻成了弟弟。這樣看來，在這種大家族里，新生兒是根據(jù)匯報的先后次序來確定長幼，也不在意孩子到底是哪天生的。更加聳人聽聞的例子是：據(jù)《史記·孟嘗君列傳》，孟嘗君都長到老大年紀(jì)了，他爸爸才知道自己還有這么一個兒子。（Ⅲ）
這樣一個社會背景下，還真就顯出"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的先進性了。
?。á瘢漢]何休/解詁，[唐]徐彥/疏《春秋公羊注疏》：謂適夫人之子，尊無與敵，故以齒。子，謂左右媵及侄娣之子，位有貴賤，又防其同時而生，故以貴也。禮，嫡夫人無子，立右媵；右媵無子，立左媵；左媵無子，立嫡侄娣；嫡侄娣無子，立右媵侄娣；右媵侄娣無子，立左媵侄娣。質(zhì)家親親，先立娣；文家尊尊，先立侄。嫡子有孫而死，質(zhì)家親親，先立弟；文家尊尊，先立孫。其雙生也，質(zhì)家據(jù)見立先生，文家據(jù)本意立后生：皆所以防愛爭。
（Ⅱ）呂思勉：《呂思勉讀史札記》（增訂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版），第244頁。
?。á螅┰斠姡簠嗡济悖骸秴嗡济阕x史札記》（增訂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版），第268－269頁。
但是，這種繼承法似乎仍然有著很不合理的一面：試想一下，如果庶子中某一位明顯具有唐宗宋祖之賢能，而嫡長子卻只如徽欽二帝一般窩囊，大家卻只能眼睜睜看著"徽欽二帝"上臺接班，"唐宗宋祖"卻注定與最高權(quán)力無緣，這大概會很讓人窩心吧？
但這樣一個看似不合理的制度在當(dāng)時卻是大有合理性的。何休解釋其用意說："皆所以防愛爭"?！秴问洗呵铩彿钟[·慎勢》引用慎子一個巧妙的比喻來闡釋過這個問題：一只野兔在前邊跑，后邊有一百人在追，都想把兔子逮到。野兔無主，誰逮到就算誰的。這種情況之下，就算是堯圣人也會撒開腳丫子窮追猛跑，更何況是一般人呢？但是，很奇怪，市場上兔子有得是，可路過的人很多卻連看都不看，難道他們不想弄一只兔子嗎？不是的，因為市場上的兔子都是有主的，就算想要，難道還硬搶不成？古代帝王的繼承法也是同樣的道理，立天子不使諸侯猜疑，立諸侯不使大夫猜疑，立嫡子不使庶子猜疑。猜疑會產(chǎn)生爭斗，爭斗會引起混亂（疑生爭，爭生亂）。所以，諸侯失位則天下亂，大夫沒了等級差別則朝廷亂，妻妾尊卑不分則家里亂，嫡子和庶子不加區(qū)別則宗族亂。所以，無論治理天下還是治理邦國，首要之務(wù)莫過于確定名分。（Ⅰ）--老百姓有一句寬慰別人、也寬慰自己的俗話，叫"該是你的，就是你的；不該是你的，你擠破頭也得不著。"這句話一般被認(rèn)為和命運有關(guān)系，等同于"命里有時終須有，命里無時莫強求"，但在嚴(yán)格的等級社會里，這個意思其實是：等級規(guī)定了是你的，就是你的；屬于你這個等級之外的，你也沒法強求。這就是所謂名分，而要使社會穩(wěn)定，就先要把名分確定清楚。
（Ⅰ）《呂氏春秋·審分覽·慎勢》：故先王之法，立天子不使諸侯疑焉，立諸侯不使大夫疑焉，立適子不使庶孽疑焉。疑生爭，爭生亂。是故諸侯失位則天下亂，大夫無等則朝廷亂，妻妾不分則家室亂，適孽無別則宗族亂。慎子曰："今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一兔足為百人分也，由未定。未定者，人欲望之也。由未定，堯且屈力，而況眾人乎？積兔滿市，行者不顧，非不欲兔也，分已定矣。分已定，人雖鄙不爭。"故治天下及國，在乎定分而已矣。
這很容易讓我們想起孔子的名言"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和"必也正名乎"，盡管后者所謂的"正名"很可能是指改正錯別字。無論如何，正名工作在當(dāng)時確實是意義重大的，說到底，名份是個硬指標(biāo)，誰都沒法否認(rèn)，而賢能與否卻沒有人人認(rèn)可的統(tǒng)一標(biāo)準(zhǔn)，比如曹操要選繼承人，你說是曹丕賢能還是曹植賢能，各人就難免會有各自的看法了。另一個重要因素是：封建社會近乎于貴族民主專制，"民主"以及強大的制度和習(xí)俗的慣性都在很大程度上制約著最高領(lǐng)袖的權(quán)力，所以并不會像專制時代那樣千百萬人的命運幾乎全要寄托在皇帝一個人的身上，生活如同無可奈何之下的賭博一般。因此，領(lǐng)袖的賢與不賢并不會對宗族與社會造成天翻地覆式的影響。
說到這里，舊問題解決，卻產(chǎn)生了一個新問題：既然名份是如此清清楚楚地擺在大家眼前的，隱公和桓公這檔子事又該怎么解釋呢？如果這兩人當(dāng)中有一個是嫡長子，自然順理成章地即位了事；就算兩人都是庶子，在大太太沒兒子的前提下，比比兩人的媽媽誰的身份更高不就完了，這不是一目了然的事么？《公羊傳》既然都說了"桓公雖然年紀(jì)小，但身份高貴；隱公雖然年長，但身份卑微"，那自然該是桓公即位才對呀？
照這么說，即位的確實該是桓公，沒隱公什么事，這就是"子以母貴，母以子貴"的繼承原則了。據(jù)何休解釋，隱公和桓公都不是嫡子（他們的爸爸魯惠公好像沒生出過嫡子來），而桓公的媽媽是右媵，在所有姨太太當(dāng)中地位最尊，既然"子以母貴"，桓公便是當(dāng)之無愧的合法繼承人，而在他成為繼承人之后，"母以子貴"，他媽媽也會跟著沾光，身份會從媵妾升為夫人。"母以子貴"的另一說（如何焯）是：姨太太如果生了兒子，身份就會按規(guī)矩提高一截。（Ⅰ）
但是，按照《公羊傳》原本的說法，事情并不是那么一清二楚的，隱公媽媽和桓公媽媽的身份差異似乎微乎其微，所以搞得魯國人不是很清楚到底誰高誰低。但這個解釋很難站得住腳，因為如前所述，這種身份差異無論再怎么細微，也一定是有硬指標(biāo)來區(qū)分高下的，怎么可能讓人搞不清楚呢？經(jīng)師們大約也覺得這道理可疑，于是何休和徐彥一詳一略地解釋說：兩個媽媽的身份高下當(dāng)然是顯而易見的，朝廷上的大夫們肯定都很清楚，《公羊傳》所謂"國人不知"，只是說普通人對此不大清楚罷了。（Ⅱ）
但是，問題依然沒得到圓滿解決：只要朝廷里的大夫們知道尊卑原委，這就夠了呀，他們就應(yīng)該去擁立桓公呀，可他們?yōu)槭裁雌釛壔腹砹㈦[公？惟一的理由似乎就是：大夫們包藏私心，做了錯事。
這理由還真是被何休和徐彥承認(rèn)的，他們說：大夫們擁立隱公之事確實做得不對，但以褒貶為要務(wù)的《春秋經(jīng)》為什么不批評這些家伙呢？因為這事發(fā)生在《春秋經(jīng)》記事之前，按孔子"既往不咎"之論，就不予追究了。（Ⅲ）
?。á瘢清]何焯《義門讀書記》第十二卷釋"母以子貴"：謂有子則以次升為貴妾也。
（Ⅱ）[漢]何休/解詁，[唐]徐彥/疏《春秋公羊注疏》：古者一娶九女，一嫡二媵，分為左右，尊卑權(quán)寵灼然，則朝廷之上，理應(yīng)悉知。今此傳云國人不知，明是國內(nèi)凡人也。雖然，事大非小，若早分別，亦應(yīng)知悉，故注言惠公不早分別，是其義也。
（Ⅲ）[漢]何休/解詁，[唐]徐彥/疏《春秋公羊注疏》：公子翚弒隱立桓公，仲遂弒赤立宣公，皆貶去公子以起見之。今此諸大夫廢桓立隱，亦是不正，何故不作文貶之以見罪？正以在春秋前，欲明王者受命，不追治前事故也。
我們會發(fā)現(xiàn)，《公羊傳》在這里所展現(xiàn)出來的"繼承法"，既是一種對歷史上某種社會制度的分析描述，同時也是一套實用性很強的政治技術(shù)。尤其在何休等等公羊?qū)W家的細致解說之下，這里面所蘊涵的政治技術(shù)變得如此的具體而微，一旦讀熟，馬上可以拿來就用--就算沒讀熟，在實用當(dāng)中遇到問題的時候也大可以臨時抱佛腳。而我們現(xiàn)代很多人印象中的儒學(xué)往往都是些心、性、命、誠、敬、天理、無極、太極等等等等這些字眼，講起來高深莫測、廓大無邊，卻長于務(wù)虛而短于務(wù)實。這便是學(xué)風(fēng)隨時代變化而使然。我們?nèi)粝霃摹墩撜Z》、《春秋經(jīng)》等等經(jīng)典的字面本身來了解儒家思想，這幾乎就是一種緣木求魚式的努力，因為真正在中國歷史上發(fā)生巨大影響的那些所謂儒家思想、孔子真義，其實和孔子本人并沒有太大關(guān)系，因為那些都是何休版孔子、杜預(yù)版孔子、鄭玄版孔子、朱熹版孔子，等等等等。真要了解儒家思想的話，就該對這些不同版本的孔子投以比孔子本人更大的關(guān)注，讓典籍從字面上的孤立的文本"立體化"，讓典籍包含有歷史、思想史、闡釋史的內(nèi)容。
公羊?qū)W的這個繼承法似乎只是實際的政治技術(shù)，而不是抽象、高妙的哲學(xué)理念，這也正是漢代學(xué)風(fēng)的一種體現(xiàn)。我們不妨先來摳一個字眼：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shù)"，獨尊的不是"儒學(xué)"，而是"儒術(shù)"，這兩者可并非同一個概念。我們現(xiàn)在所謂的"學(xué)術(shù)"一詞，原本分別為"學(xué)"和"術(shù)"兩個獨立的概念。朱維錚考察這個問題，說司馬遷給儒林或公卿作傳的時候，"倘指學(xué)問或?qū)W人，必用'文學(xué)'，倘指方法或手段，必用'儒術(shù)'，二者從不混用?！稘h書》也是如此，不過或改文學(xué)為'經(jīng)學(xué)'，或稱儒術(shù)為'經(jīng)術(shù)'。那時為什么重視術(shù)學(xué)之辨呢？因為術(shù)貴實用，學(xué)貴探索。"（Ⅰ）
初從叔孫通到董仲舒，一眾儒學(xué)名家（其實該稱為儒術(shù)名家），無不是現(xiàn)實色彩很重的實用主義者。進一步說，當(dāng)時所謂的"獨尊儒術(shù)"，實際上就是獨尊公羊?qū)W，董仲舒便是公羊?qū)W的一代宗師。而當(dāng)時的所謂尊孔，原因也正在于《春秋經(jīng)》，《公羊傳》則附麗于《春秋經(jīng)》之上，名為《春秋》，實為《公羊》，至于我們現(xiàn)在如雷貫耳的《論語》，在當(dāng)時卻無甚地位--即便在后來"四書"大行的時代，很多時候《春秋》之學(xué)仍屬"大學(xué)課程"，"四書"只是"中小學(xué)課程"而已，這點我在《春秋大義》當(dāng)中已經(jīng)作過介紹了。
綜合來看，《春秋》學(xué)當(dāng)中，又先以公羊?qū)W為重，同為今文經(jīng)系統(tǒng)的《榖梁傳》有時會與公羊?qū)W并列爭鋒，而《左傳》作為古文經(jīng)，則長久以來被視為史學(xué)而非經(jīng)學(xué)，又常常被批評為"不傳《春秋》"（即《左傳》單獨是一部史書，和《春秋經(jīng)》毫無關(guān)系（Ⅱ）），《左傳》很晚以后才開始大興，并曾一度壓倒過公羊?qū)W，而公羊?qū)W到了晚清還頑強地在政治領(lǐng)域里呼風(fēng)喚雨。
公羊?qū)W一向很重視政治上的實用性。我們從這《公羊傳》一開篇便即看到其中"經(jīng)術(shù)"而非"經(jīng)學(xué)"的內(nèi)容，果然細膩實用。但公羊?qū)W付諸實用，好像也有過鬧笑話的時候，有一個笑話正是和"母以子貴，子以母貴"有關(guān)的。--清人俞樾《春在堂隨筆》記錄過自己和宋翔鳳的一次聊天，宋先生感慨時下的士子不讀經(jīng)書，不通經(jīng)義，引述《公羊傳》時，竟把其中最簡單的一個句子都理解錯了，還居然拿高分了！俞樾說：你就別太苛責(zé)啦，人家這好歹也算讀過《公羊傳》，至于引述經(jīng)文不合本義的事古代早就有過，當(dāng)初漢光武帝劉秀下詔立太子，詔書上說："《春秋》之義，立子以貴，東海王劉陽是皇后之子，應(yīng)該繼承大統(tǒng)。"
俞樾議論道：皇帝詔書，用的正是《公羊傳》"立子以貴"的道理，但是，"立子以貴"指的是在沒有嫡子的情況下選立庶子，而東海王劉陽既然是皇后之子，自是嫡子，立嫡子的規(guī)矩分明是"立嫡以長"，看來這份詔書根本就沒弄明白"立子以貴"到底是什么意思。--俞樾很是無奈地說：漢代通曉公羊?qū)W的大有人在，可這位執(zhí)筆寫詔書的家伙卻糊涂到這種程度。宋先生您看看這段歷史，也別苛責(zé)咱們當(dāng)下的這些年輕人啦！（Ⅲ）
?。á瘢┲炀S錚：《中國經(jīng)學(xué)史十講》（復(fù)旦大學(xué)出版社2002年第1版，第10頁）
?。á颍v代諸家于此議論極多，這里取[清]俞樾《茶香室叢鈔》卷一"左氏是太史氏之流"條以見一斑：《北夢瑣言》云：大中時，工部尚書陳商立《春秋左傳學(xué)議》，以孔圣修經(jīng)，褒貶善惡，類例分明，法家流也。左丘明為魯史，載述時政，惜忠賢之泯滅，恐善惡之失墜，以日系月，修其職官，本非扶助圣言，緣飾經(jīng)旨，蓋太史氏之流也。舉其《春秋》，則明白而有實；合之左氏，則從雜而無徵。杜元凱曾不思夫子所以為經(jīng)，當(dāng)與《詩》、《書》、《周易》等列；丘明所以為史，當(dāng)于司馬遷、班固等列。取二義乖剌不侔之語參而貫之，故微旨有所未周，宛章有所未一。按此即漢儒《左氏》不傳《春秋》之說，唐人猶及見之，宋以后不復(fù)知矣。本朝為公羊?qū)W者，乃始大暢其旨。
（Ⅲ）[清]俞樾《春在堂隨筆》卷四：宋于庭先生翔鳳嘗與余言："近日士子，不讀經(jīng)書，不通經(jīng)義，有學(xué)使以'多聞闕疑'命題，一生文中用'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二語，居然高等。彼殆不知'異辭'二字作何解也。"余謂先生此論亦太苛，此生畢竟曾見過《公羊傳》。尚有并此二語而不知者，先生又謂之何？至于引經(jīng)不合本義，古人亦或有之。漢光武建武十九年，詔曰："《春秋》之義，立子以貴。東海王陽，皇后之子，宜承大統(tǒng)。"按《公羊傳》："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所謂立子者，謂立庶子也?！豆颉反宋?，蓋明立適立庶之不同，上言立適，下言立子，子對適言，則是庶子可知矣。建武詔書既云："東海王陽，皇后之子，宜承大統(tǒng)"，則是主于立適也，而反引《公羊》立子之文，殆未知"立子"二字作何解乎？漢世多通《公羊》者，而當(dāng)時秉筆之臣，鹵莽若此，何責(zé)童蒙之深也？
俞樾說的這件事，很像是權(quán)力曲解學(xué)術(shù)的一個例子，但是，事實上，俞樾講得并不太準(zhǔn)確。當(dāng)時光武帝是先有改立皇后之舉，即廢黜原來的郭皇后，改立陰麗華為皇后，而換皇后就意味著要換太子，郭皇后生的太子被廢，陰皇后生的東海王劉陽被改立為太子，即后來的漢明帝。所以，光武詔書中的"立子以貴"看似誤解了《公羊傳》所闡釋的"春秋大義"，實則是有著很現(xiàn)實的政治隱意的--既然原來的郭皇后已經(jīng)不再是皇后，而陰麗華成了新皇后，那么，皇后生的長子當(dāng)然該是太子，太子的親媽當(dāng)然該是皇后，于是，兩任太子的一廢一立也就順理成章了。作為學(xué)者的俞樾只是提到了光武詔書中對經(jīng)義的誤用，卻沒提到這個"誤用"在當(dāng)時是別有用心而恰如其分的。
光武詔書這件事原見于《后漢書·光武帝紀(jì)》，舊注即引用《公羊傳》的這段名言："立嫡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桓公何以貴？母貴也。母貴則子何以貴？子以母貴，母以子貴。"
總之，不管光武帝詔書的對錯與否，畢竟這是一個政治上運用經(jīng)術(shù)的經(jīng)典例子，而《公羊傳》的嫡庶考量后來曾在中國歷史上影響過一些極著名的事件，當(dāng)然，批評者也是有的，洪邁《容齋隨筆》就曾譴責(zé)《左傳》和《公羊傳》各有所謂"春秋大義"遺禍后世，其中就有這個"子以母貴，母以子貴"。洪邁說：后世有多少人拿這句話遮臉來廢長立少、以妾為后妃，數(shù)不勝數(shù)。（Ⅰ）
?。á瘢宋]洪邁《容齋隨筆》"二傳誤后世"條：自《左氏》載石碏事，有"大義滅親"之語，后世援以為說，殺子孫，害兄弟。如漢章帝廢太子慶，魏孝文殺太子詢，唐高宗廢太子賢者，不可勝數(shù)?！豆颉窌旊[公、桓公事，有"子以母貴，母以子貴"之語，后世援以為說，廢長立少，以妾為后妃。如漢哀帝尊傅昭儀為皇太太后，光武廢太子強而立東海王陽，唐高宗廢太子忠而立孝敬者，亦不可勝數(shù)。
洪邁說得不錯，也許再頑強的經(jīng)義也難免要屈從于政治現(xiàn)實吧。
但細考之下，洪邁的這個批評卻有一些拿現(xiàn)實解讀歷史的嫌疑--從戰(zhàn)國以后，事情確乎像洪邁批評的那樣，就算討了妓女為妾，寵愛之下，也大可以想辦法把妓女生的兒子立為法定繼承人，然后呢，本著"母以子貴"的原則，誰還敢再提孩子媽媽當(dāng)年的卑微出身呢？但是，在春秋時代乃至西周，從天子到諸侯、卿大夫，婚姻行為基本屬于"等級內(nèi)婚制"，婚姻關(guān)系尤其要講求門當(dāng)戶對，所以上述那種例子實在是屬于"非禮"的。況且，按照公羊家的說法，那時候即便娶妾也一樣是要求門當(dāng)戶對的。（這里所謂的"娶妾"和春秋以后的概念有別，稍后詳論。）我們可以設(shè)想：如果一位權(quán)貴三妻四妾，這些女人當(dāng)中既有大家閨秀，也有小家碧玉，還有退了休的戲子、從了良的妓女，這些女人各自努力生孩子（孩子畢竟是她們后半生的重要保障），那么，在繼承人的問題上，"子以母貴、母以子貴"的原則當(dāng)然是大大有用的；但是，如果這三妻四妾無一例外全是大家閨秀，甚至全是一戶人家里嫁過來的大家閨秀，身份的高低貴賤又能有多大的差別呢？--由此我們可以對公羊?qū)W的這個繼承法提出兩個問題：一，淵源何在；二是否屬實？淵源問題稍后再說，至于是否屬實，早有人有過懷疑，因為就"母以子貴"這個原則來看，分明意味著灰姑娘可以作王后，丑小鴨可以變天鵝，這和周人森嚴(yán)的等級制度顯然有些齟齬。王暉在《古文字與商周史新證》里分析說：
周代的宗法制度是建立在血緣宗族關(guān)系之上的君位繼承法，要實行這種君位繼承法，首先必須嚴(yán)格區(qū)別嫡庶關(guān)系。嫡庶之分，是為了立貴，目的是在成群的妻妾嬪妃中確定母后之子的地位。而母后一般都出身較高，非王室諸侯則為貴族階層，然后再通過聘定、送迎、告廟、婚禮等一系列程式而確立下來。子以母貴，而母貴一般又是以母方勢力、地位為背景來決定的。這種以母貴來決定嫡子的身份地位，是天生素定的，一般不摻雜人為的因素--這就是《左傳》昭公二十六年所說的周禮"王后無適（嫡），則擇立長。年均以德，德均以卜。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制也。"需要說明的是，漢儒所說的"子以母貴，母以子貴"（《公羊傳·隱公元年》），前對后錯。"子以母貴"確實符合西周春秋時代的宗法制，而"母以子貴"則是戰(zhàn)國以來宗法制度崩潰、中央集權(quán)逐漸形成之后的現(xiàn)象，并不符合周代宗法制的要求。（Ⅰ）
王暉這番話，指出"子以母貴"是后儒新說，并非周人舊制，這話不錯，但"母后一般都出身較高"云云卻和公羊家的意見頗有矛盾，因為按后者的說法，諸侯討老婆一討就是一群，是謂"一聘九女"，這"九女"都是同姓貴族，身份上高低貴賤的差異并不是非常顯著的。
在這個問題上，陳錦城走得更遠，考據(jù)出"'立嫡立長'之原則在春秋時期并無明顯史料以資證明"，至于"母以子貴"之說，則很可能是公羊家為了迎合時政而自創(chuàng)來的，如果把話說重一點兒，就是曲學(xué)阿世。
按陳錦城的分析，漢代后妃大多出身微賤，但就當(dāng)時情形而言，這似乎也是無可奈何的事情--春秋時期貴族遍地，白馬王子和公主一揀一籮筐，門當(dāng)戶對的等級內(nèi)婚制自然可以大行其道，但到了西漢，社會結(jié)構(gòu)已經(jīng)發(fā)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異姓諸侯如韓信等人全被消滅光了，同姓諸侯又不能通婚，王室的配偶不到民間去尋還能到哪里去尋呢？這就"無形中（Ⅱ）打破了等級的觀念。上位者對等級觀念一趨淡薄，遂予后妃的身份，有了更大的包容性。"
陳錦城考諸漢朝自高帝至武帝的后妃史事，推論有：一，在《公羊傳》著于竹帛之前，"子以母貴，母以子貴"之說可能已是當(dāng)時的俗語；二，在漢武帝被立為太子之后，這一繼承原則才真正得以確立，而自武帝以后，皇后與太子都遵循此說，因為它很符合皇帝本人的利益；三，司馬遷曾在董仲舒門下學(xué)過公羊?qū)W，他在《史記·殷本紀(jì)》里對于紂王即位的那段涉及"子以母貴，母以子貴"的記載可能受了董仲舒的影響；四，董仲舒和胡母生治公羊?qū)W正在漢景帝時期，"當(dāng)董、胡二人在著于竹帛而成《公羊傳》一書時，是否有可能把其經(jīng)學(xué)立場一并加入，一方面討好景帝以利于學(xué)官，另一方面成就自己之學(xué)說，則誰也不敢保證其必?zé)o"。（Ⅲ）
我們仔細想想，對于第四點，"誰也不敢保證其必?zé)o"，同樣"誰也不敢保證其必有"，第三點也難確證，因為《呂氏春秋》對于商紂王的類似記載顯然成于司馬遷之前，第一點也屬推測而無鐵證，只有第二點基本上是板上釘釘?shù)?，確從武帝之后，"子以母貴，母以子貴"
?。á瘢┩鯐煟骸豆盼淖峙c商周史新證》（中華書局2003年第1版），第209頁。
?。á颍╆愬\城：《魯隱公研究》（2004）第2章第3節(jié)。
?。á螅╆愬\城：《魯隱公研究》，第62頁。
元年春王正月的繼承原則才真正以孔子思想的這一光輝身份而大行其道，影響中國歷史兩千年之久。
那么，對于我們這些閱讀歷史的人而言，從中就可以讀出兩種真實，即"真實的事實"和"真實的影響"。在《春秋經(jīng)》里我們恐怕很難找到"子以母貴，母以子貴"這個"真實的事實"，但這并不妨礙經(jīng)學(xué)家們把這"當(dāng)作"一種"真實的事實"。
并非"真實的事實"本身，而是這種"被當(dāng)作"的"真實的事實"，在社會與政治上產(chǎn)生著"真實的影響"。這就是社會學(xué)所謂的"托馬斯定理"，即"如果人們將某種情境定義為真實的，那么這種情境就會造成真實的影響"。比如，人們認(rèn)為是女巫造成了干旱，所以要燒死女巫，在這個時候，女巫與干旱無關(guān)這個"真實的事實"對于女巫的自救來講幾乎起不到任何作用。
與此相近的是所謂的"自證預(yù)言"，比如人們"相信"某家銀行將要破產(chǎn)而去瘋狂擠兌，結(jié)果這家本來毫無問題的銀行果然破產(chǎn)了。
我們了解經(jīng)典，如果僅僅追求"真實的事實"，恐怕就很難理解女巫為什么無法自救以及毫無問題的銀行為什么最后卻會破產(chǎn)這類同樣真實的事實了。
立嫡與立長的問題和媵妾問題都還沒有結(jié)束，現(xiàn)在，對《公羊傳》的解說暫時告一段落，該來看看《榖梁傳》對《春秋經(jīng)》"元年春王正月"的解釋了：
《春秋經(jīng)》：
元年春王正月。
《榖梁傳》：
雖無事，必舉正月，謹(jǐn)始也。
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志也。
焉成之？言君之不取為公也。君之不取為公何也？
將以讓桓也。讓桓正乎？曰不正。
《春秋》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隱不正而成之，何也？將以惡桓也。
其惡桓何也？隱將讓而桓弒之，則桓惡矣。桓弒而隱讓，則隱善矣。善則其不正焉何也？《春秋》貴義而不貴惠，信道而不信邪。孝子揚父之美，不揚父之惡。先君之欲與桓，非正也，邪也。雖然，既勝其邪心以與隱矣，已探先君之邪志而遂以與桓，則是成父之惡也。兄弟，天倫也。為子受之父，為諸侯受之君，已廢天倫而忘君父以行小惠，曰小道也。若隱者可謂輕千乘之國，蹈道則未也。
"元年春王正月。"本月雖然無事可記（Ⅰ），但《春秋經(jīng)》也要表明"正月"，這是為了慎重地對待開始（"謹(jǐn)始也"，這是和《公羊傳》大"大一統(tǒng)"如出一轍的）。
?。á瘢┝韰ⅲ篬清]廖平《重訂榖梁春秋經(jīng)傳古義疏》："無事"謂不言即位。
問：為什么不記載魯隱公即位的事呢？
答：這是為了成全隱公的心愿。
問：那《春秋經(jīng)》是怎樣成全隱公心愿的呢？
答：《春秋經(jīng)》這是表明了隱公并沒有要做國君的打算。
問：那隱公為什么不打算做國君呢？
答：因為他想讓桓公來做國君。
問：讓桓公來做國君，這樣做對嗎？
答：隱公這樣是不對的。（"不正"）
問：《春秋經(jīng)》的精神是成全好人好事，鞭撻壞人壞事（"《春秋》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成語出處）。既然這樣，隱公的做法是不對的，《春秋經(jīng)》又為什么要成全他呢？
答：成全隱公，是為了貶斥桓公。
問：為什么要貶斥桓公呢？
答：因為，隱公當(dāng)了一段時間之后正要讓位給桓公，桓公卻把隱公謀殺了，這件事桓公做得可太壞了。而隱公有讓出君位之心，可見隱公之善。
問：既然隱公讓位是善的，為什么又說他的做法不對呢？
答：因為《春秋經(jīng)》推崇的是大義而非小恩小惠，申張的是道義而非邪門歪道。（"《春秋》貴義而不貴惠，信道而不信邪。"（Ⅰ））作為孝子，應(yīng)該彰顯父親的美德，而非宣揚父親的惡行。想當(dāng)初，前任國君（魯惠公）在世的時候，打算把國君之位傳給桓公，這是不合正道的，是錯誤的。盡管如此，他終于還是克制了自己不正當(dāng)?shù)南敕ǘ鴤鲊陔[公。隱公早就知道爸爸有立桓公之心，便想把君位讓給桓公，可他這么做就等于成全了父親的惡行了。按照君位的繼承制度，哥哥優(yōu)先，弟弟靠后，這是天然的倫常秩序。隱公作為一個兒子，已經(jīng)受命于父親；作為一名諸侯，又受命于周天子，可他現(xiàn)在的做法，不但背棄了兄弟倫常，更是背棄了君王和父親的委任，讓位給弟弟來行小惠，這是小道啊。所以說，像隱公這樣的人，可以說他有著不把千乘之國的君位放在眼里的胸懷氣度，但要說到行為合乎大道，他還沒到這個份上。
《榖梁傳》講述了事情了原委，又加以道德評價，從"大義"的角度評隱公讓國之心為"不正"。清人柳興恩《榖梁大義述》在此提出了《榖梁傳》的一個慣例，說《榖梁傳》常以"正"和"不正"來作評語，來闡明"大義之所在"。（Ⅱ）
?。á瘢晉]范寧/注，[唐]楊士勛/疏《春秋榖梁傳注疏》：信，申字，古今所通用。[清]鐘文烝《春秋榖梁經(jīng)傳補注》：鄭君《士相見禮》注曰：古文伸作信，《儒行》注曰：信讀如屈伸之伸，假借字也。韋昭《國語》注曰：信，古申字。
?。á颍清]柳興恩《榖梁大義述》：《傳》例通以正不正為言，亦大義之所在也。
這個"大義"很容易讓人聯(lián)想起所謂孔子在《春秋經(jīng)》中蘊涵的"微言大義"，那么，從立場來說，無論是《公羊傳》還是《榖梁傳》，其意義本非要闡述自己的一家之言，而是要發(fā)掘孔子的微言大義?，F(xiàn)在，"元年春王正月"之后沒有跟著寫下"公即位"，這事想來是孔子干的，他老人家這么做必有深意，但是，《公羊傳》和《榖梁傳》所發(fā)掘的這兩種不同的"深意"到底哪個才是孔子的本意呢？
這還真不好回答。確實，在一些經(jīng)學(xué)家的眼里，孔子對《春秋經(jīng)》的所謂"筆則筆，削則削"意味著他對原有的一部魯國國史做了加工修改，而這里的"公即位"推想是魯史舊文原本就有的，而孔子特意把這三個字"削"了去，其中深意要靠后人細心體味。
揣摩圣人的深意，對與錯并沒有一個硬性指標(biāo)，不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不同的時代也有不同時代的思想烙印。比如宋代的春秋學(xué)是很主張"尊王攘夷"的，程頤對不書"公即位"的看法就是："這是在全書的開始彰明萬世大法??！諸侯即位必須由天子任命，不是自己說了就算的，可隱公即位卻沒經(jīng)過這道正當(dāng)手續(xù)，是為'自立'，所以《春秋經(jīng)》不書 '公即位'，是不認(rèn)可他的合法身份。" （Ⅰ）
公羊?qū)W家大談"黜周王魯"，推魯隱公為始受命王，程頤反其道而行之，領(lǐng)悟這里的"春秋大義"分明是貶斥魯隱公。胡安國在這個問題上和程頤意見一致，而議論更詳："國君改元一定要行告廟之禮，史官也一定會記錄新君即位，而隱公即位卻不見于《春秋經(jīng)》，這分明是孔子把這話給'削'了去啊。古時候諸侯繼位襲封，必是繼承前任國君；爵位和土地受之于天子，所以必然要向天子稟告。而魯隱公呢，'內(nèi)不承國于先君，上不稟命于天子'，是大夫們要立他為君，居然還真就立了，于是乎后來種種篡弒紛爭便由此而起，這實在是一個壞的開頭。所以《春秋經(jīng)》'削'去'公即位'來貶斥隱公，這是為了彰明大法，擺正父子君臣的關(guān)系。"（Ⅱ）
唐人陸淳還曾從"正月"這個字眼上讀出過孔子對"公即位"的一番微言大義：留心一下就會發(fā)現(xiàn)，《春秋經(jīng)》記載魯隱公時代一共十一年，在這十一年里，只有隱公元年有正月，后邊十年全不見有正月的影子，元年有正月，意味著魯隱公理應(yīng)即位卻沒有舉行即位典禮，而后邊十年沒記正月，是諷刺魯隱公理應(yīng)為君卻因行事不正而惹來禍患。（Ⅲ）
?。á瘢宋]張洽《春秋集傳》引程氏傳曰：隱公不書即位，明大法于始也。諸侯之立必由王命，隱公自立故不書即位，不與其為君也。
?。á颍宋]張洽《春秋集傳》引胡氏傳：國君逾年改元必行告廟之禮，國史主記時政必書即位之事，而隱公闕焉，是仲尼削之也。古者諸侯繼世襲封則內(nèi)必有所承，爵位、土田受之天子，則上必有所稟。內(nèi)不承國于先君，上不稟命于天子，諸大夫扳己以立而遂立焉，是與爭亂造端而篡弒所由起也?！洞呵铩肥捉I隱公以明大法，父子君臣之倫正矣。
（Ⅲ）[宋]王應(yīng)麟《困學(xué)紀(jì)聞》卷六：隱元年有正月，后十年皆無正月。陸淳曰："元年有正，言隱當(dāng)立而不行即位之禮；十年無正，譏隱合居其位而不正以貽禍。"
這些前代先賢們揣摩孔子之意是否貼切暫且不提，先說一下他們所透露的一個史料信息：諸侯雖然擁有著高度的自治權(quán)，繼承人接班雖然有著明確的論資排輩的標(biāo)準(zhǔn)，但是，新君即位是要有正式典禮的，必須經(jīng)由周天子的冊封才行，這是很必要的合法手續(xù)，如王玉哲所謂："諸侯對封土及人民在理論上僅有使用權(quán)而無所有權(quán)……諸侯對國土可以世襲，但其嗣君必須得天子的批準(zhǔn)，才有權(quán)即位。……豈但諸侯后嗣必須經(jīng)王之批準(zhǔn)，連諸侯國內(nèi)之卿大夫，也必須由周王直接任命。"（Ⅰ）
周天子的這個"批準(zhǔn)"，是為"策命"，是一件非常鄭重其事的事情。我們在青銅器銘文上可以看到這種冊命，比如西周中期或晚期的《伯晨鼎》記載周王冊命▓【造字：左上"甘"，左下"十"，右"亙"】侯伯晨，銘文大意是："八月丙午日，王命令▓【造字：左上"甘"，左下"十"，右"亙"】侯伯晨說：'繼承你祖先的爵位，封侯于▓【造字：左上"甘"，左下"十"，右"亙"】地，賞賜你黑黍釀造的香酒等等等等……'伯晨行拜謝大禮，稱頌感激王的盛德云云，于是鑄了這個鼎，子子孫孫永寶用。"（Ⅱ）
?。ìF(xiàn)代人很多是從羅大佑《鹿港小鎮(zhèn)》的歌詞里知道"子子孫孫永寶用，世世代代傳香火"的，殊不知這句話一直能追溯到周代青銅器的銘文上去。）
既然如此，隱公即位如果當(dāng)真沒得到周天子的冊命，也許合法性真成問題呢。但這事究竟如何畢竟也難于言之鑿鑿。事情好像越來越復(fù)雜了，《春秋經(jīng)》到底對魯隱公是褒是貶、事情的原委究竟如何，這都越發(fā)令人困惑了。的確，無論正方還是反方，說的都有道理，基本也都能自圓其說。也許，各方面看似互相齟齬的意見并非完全針鋒相對，而是各自窺探到了真相的某一個側(cè)面、并把這一側(cè)面夸大了而已--解讀《春秋經(jīng)》還真有幾分盲人摸象的感覺。
如果《公羊傳》、《榖梁傳》的記事基本成立的話--這是程頤和胡安國都不會反駁的--那么，無論隱公的即位是否稟告了周天子，無論隱公是否完成了死去的爸爸的不良愿望，他的謙讓之風(fēng)畢竟是無可否認(rèn)的。我們應(yīng)該可以說：魯隱公是一位禮讓之君。
--這就帶出了一個新問題，因為孔子恰恰是很主張以"禮讓"治國的?！墩撜Z·里仁》："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值得注意的是，孔子這里是"禮讓"連書，而不是單講一個"禮"字，錢穆解說道："孔子常以仁禮兼言，此章獨舉讓字。在上者若誤認(rèn)禮為下尊上即不免有爭心，不知禮有互讓義，故特舉為說。所舉愈切實，所誡愈顯明矣。"（Ⅲ）此，趙生群便是引述《論語》本節(jié)而推演孔子《春秋經(jīng)》托始于魯隱公之意："孔子非常贊賞禮讓的行為，他對堯舜禪讓推崇備至，對吳太伯、伯夷。叔齊讓國的行動也是極口稱道，這些都明見于《論語》；他刪定《尚書》，首篇列《堯典》，與《春秋》托始隱公用意正相類似。把這一切聯(lián)系起來看，可以看出孔子確實在宣揚一種'讓'的精神。《春秋》記事不從周公開始，主要是因為'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對周公、文、武的事跡已多所傳習(xí)，而《春秋》的主旨是要'撥亂世反之正'，其手段則是針對王道衰微后的現(xiàn)實進行褒貶，通過'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來表達自己的理想?！洞呵铩返纳舷?，大致是平王東遷之后，其所以不載魯惠公事（惠公亦在周室東遷后），則是為了托始隱公以表現(xiàn)'讓德'。"（Ⅳ）
?。á瘢┩跤裾埽骸吨腥A遠古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版），第591頁。
?。á颍督鹞慕褡g類檢》（廣西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版），第433－434頁。
?。á螅╁X穆：《論語新解》（巴蜀書社1985年第1版），第90頁。
?。á簦┶w生群：《論孔子作〈春秋〉》，《文史》1999年第2輯，第127頁。
此說不僅入情入理，還推演出了《春秋經(jīng)》托始于魯隱公之意，但遺憾的是依然以推測的成分居多，而其證據(jù)如孔子"刪定《尚書》，首篇列《堯典》"云云，卻遠非如山鐵證。當(dāng)元年春王正月然，僅就如今所見的資料來說，鐵證看來是無處可尋的。
歸納一下，到現(xiàn)在為止，在持"筆削"之說的經(jīng)師眼中，"元年春王正月"這短短六個字里，所謂"孔子筆削"之跡已有兩處：一是"春"字為孔子所加，二是"公即位"為孔子所刪（原本還有個"王"字，但前人雖有此說，現(xiàn)已基本可以證偽（Ⅰ））。所以，要找"微言大義"就得著重在這兩個地方下手。
而在純粹的史料意義上，"元年春王正月"卻幾乎什么都沒告訴我們。試想一下，假如"三傳"全部失傳，《春秋經(jīng)》至少這一句話便恐怕沒人能夠看懂，更別提從中發(fā)掘出什么微言大義了?！豆騻鳌泛汀稑b梁傳》雖然也講些史事背景，卻多以發(fā)掘微言大義見長，史料的重任幾乎都擔(dān)在《左傳》的肩上了。古人雖往往不敢輕忽圣典，卻也有人指出了這個問題，比如常被引用的桓譚的話："左氏《傳》于《經(jīng)》，猶衣之表里，相待而成。《經(jīng)》而無《傳》，使圣人閉門思之，十年不能知也。" （Ⅱ）如王安石譏諷《春秋經(jīng)》為"斷爛朝報"。（Ⅲ）盡管"斷爛朝報"一語很可能是世人誤解了王安石的原意，（Ⅳ）但不得不承認(rèn)的是，這個誤解還真是很像正解。而若換下"朝報"，以今天的報紙為喻，錢鐘書如下的這個比方無疑是最貼切不過的："《經(jīng)》之與《傳》，尤類今世報紙新聞標(biāo)題之與報道。茍不見報道，則祗覩標(biāo)題造語之繁簡，選字之難易，充量更可覩詞氣之為"懲"為"勸"，如是而已……"（Ⅴ）
那么，下面就繼《公羊傳》和《榖梁傳》之后，再來聽聽《左傳》的說法。
《左傳》一開篇就很奇怪，沒提"元年春王正月"，卻先是一段看似和《春秋經(jīng)·隱公元年》的文字無甚關(guān)系的敘述：
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為魯夫人，故仲子歸于我。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隱公立而奉之。
在這段之后，是《春秋經(jīng)·隱公元年》的全文，接下來《左傳》才開始解釋"元年春王正月"和"不書即位"：
元年春，王周正月。不書即位，攝也。
?。á瘢┏笆鐾猓韰ⅲ簵畈骸洞呵镒髠髯ⅰ罚ㄐ抻啽荆┑?頁：古人記事，表明春夏秋冬的，據(jù)趙汸《春秋屬辭》卷一說："近代或有以書'王'為夫子（孔丘）特筆者，按殷人鐘鼎曰：'唯正月王春吉日'之文，可見時日稱'王'，乃三代恒辭。"
?。á颍度鬂h文》卷十四桓譚《新論·正經(jīng)》。轉(zhuǎn)引自錢鐘書：《管錐編》（中華書局1979年第1版），第162頁。
?。á螅宋]孫覺《春秋經(jīng)解》周麟之跋引王安石語。轉(zhuǎn)引自錢鐘書：《管錐編》（中華書局1979年第1版），第162頁。
?。á簦┝_繼祖：《楓窗睉語》（中華書局1984年第1版），第2頁：蕭穆《敬孚類稿》（五）跋孫莘老《春秋經(jīng)解》辨之，文甚長，茲概括其略于此：敬孚嘗聞之長老，荊公欲釋《春秋》，見孫書出，自度不能勝，乃詆《春秋》為斷爛朝報，明己之不屑為，敬孚疑焉。及閱李安溪、朱高安書皆以為是荊公罪。敬孚求之《宋史》及宋人說部，皆不得其說之由來?？记G公于莘老友誼素篤，何至忌其著書，又何至因莘老而及《春秋》。后讀孫氏《春秋經(jīng)解》周麟之序，始知此語實出自麟之之序，荊公弟子陸佃、龔原各治《春秋》，各有撰述，凡遇疑義，轍以為有缺文，荊公笑曰："缺文如此之多，則《春秋》乃斷爛朝報矣。"語為陸、龔而發(fā)，非以貶《春秋》也。其實《春秋》為吾國編年史之祖，傳之今日，斷爛何??？其書雖以尊周為旨，時代使然，不當(dāng)苛責(zé)。何況荊公嘗著《春秋左氏解》十卷，惜不傳，果目為斷爛朝報尚何屑作解為耶？熊按：羅文易生歧意，"后讀孫氏《春秋經(jīng)解》周麟之序，始知此語實出自麟之之序"，所謂"此語"是指"斷爛朝報"，而非后文之"荊公弟子陸佃、龔原各治《春秋》"云云。
?。á酰╁X鐘書：《管錐編》（中華書局1979年第1版），第162頁。
我們所能看到的《左傳》幾乎都是這個體例，而《左傳》原本卻不是這樣的，而是上下兩段連在一起，中間并沒有《春秋經(jīng)》的文字隔開。
早期的版本，經(jīng)是經(jīng)，傳是傳，各自獨立成書，到晉人杜預(yù)手上這才把《左傳》的文字拆開，按照時間順序一一編排在《春秋經(jīng)》每一年的經(jīng)文當(dāng)中，使經(jīng)與傳合而為一，是為《經(jīng)傳集解》。
這個"集解"和一般意義上的"集解"全然不同。一般說"集解"，是匯集一眾學(xué)者的解說，比如《論語集解》，而杜預(yù)的《經(jīng)傳集解》卻是"聚集經(jīng)傳為之作解"。據(jù)孔穎達的意見，左丘明創(chuàng)作《左傳》，不敢和孔圣人的大作雜在一起，所以作為教輔的單行本在教材之外單獨成書，而這種情形并非《左傳》獨有，《公羊傳》、《榖梁傳》，乃至毛公和韓嬰為《詩經(jīng)》作傳，都是經(jīng)與傳各自單行的。如果從表示敬意的角度來看，目的確實達到了，但對于閱讀來說卻著實不便，所以杜預(yù)才把《春秋經(jīng)》和《左傳》編輯在一起而加以解釋。（Ⅰ）
而《左傳》的編排似乎早有人動過手腳，分年必以"某年"另起，比如這里，便把意思完整的一段文字給隔成兩處了。（Ⅱ）
?。á瘢晉]杜預(yù)/注，[唐]孔穎達/正義《春秋左傳注疏》卷第一"春秋左氏傳序"：分經(jīng)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比其義類，……名曰《經(jīng)傳集解》。[疏]"分經(jīng)"至"集解"?！鹎鹈髯鱾?，不敢與圣言相亂，故與經(jīng)別行，何止丘明、公羊、穀梁？及毛公、韓嬰之為《詩》作傳，莫不皆爾。經(jīng)傳異處，于省覽為煩，故杜分年相附，別其經(jīng)傳，聚集而解之。杜言"集解"，謂聚集經(jīng)傳為之作解，何晏《論語集解》乃聚集諸家義理以解《論語》，言同而意異也。
?。á颍畈骸洞呵镒髠髯ⅰ罚ㄐ抻啽荆ㄖ腥A書局1990年第2版，第5頁）釋"惠公元妃孟子……是以隱公立而奉之"：此與下傳"元年春王正月不書即位攝也"為一傳，后人分傳之年，必以"某年"另起，故將此段提前而與下文隔絕。杜注云"為《經(jīng)》元年不書即位傳"，則所見本已妄為分割矣。
先把這段文字翻譯一下：
【譯文】
惠公的正印夫人是孟子。孟子死了，聲子續(xù)弦，生下隱公。
宋武公生了個女兒，叫做仲子，仲子一生下來手上就有字："為魯夫人"，所以仲子就嫁到我國，生了桓公?；莨痪镁退懒?，于是隱公攝政，以尊奉桓公。
元年春，周歷正月。《春秋經(jīng)》之所以不記載隱公即位，是因為隱公并未即位，而是攝政。
?。á瘢畈骸洞呵镒髠髯ⅰ罚ㄐ抻啽荆?，第5頁。
無論如何，這一奇怪之處更像是體例使然，并不值得大驚小怪。但是，經(jīng)學(xué)家們對此卻真沒少"大驚小怪"，因為在這"元年春王正月"里不但有事發(fā)生，而且是件大事。這件大事就是：魯隱公即位。而且，考諸全書體例，一般來說，某位魯國國君新上任的時候，都要記一筆"公即位"才是--當(dāng)然，假如上一任國君是六月份死的，新國君接班，這時候是沒什么大動靜的，要到第二年元月才行即位之禮，境內(nèi)改元，是謂改元即位，所以，元年春王正月，這正應(yīng)該是魯隱公改元即位的時候，從體例而言，這里的寫法應(yīng)該是："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如此大事，還是全書開篇第一大事，卻缺而不錄，這是怎么回事？
這是在魯國，書寫魯國本國的近現(xiàn)代史，這樣的錯誤大約等同于新聞聯(lián)播的播音員報錯了國家領(lǐng)導(dǎo)人的名字，此錯一出，這位播音員的下半生就算徹底交代了。一本正式出版物里如果印錯了領(lǐng)導(dǎo)人的名字，不但書要被收繳銷毀，出版社從社長以下全要受到嚴(yán)懲?！洞呵锝?jīng)》的這個漏記可不是普通錯誤，而是重大的政治錯誤。好在大家相信這書是孔圣人的手筆，如此明顯的漏洞肯定不是疏忽所致，而是暗示著某種深刻的哲理。
不錯，對于這個問題，"三傳"都有解釋，惟一遺憾的是：三種解釋各不相同。
在公羊?qū)W家那里，"公即位"是作為開宗明義的"五始"之一的，此處缺而不書必有緣故?！豆騻鳌返恼f法是：
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意也。
何成乎公之意？公將平國而反之桓。
曷為反之桓？桓幼而貴，隱長而卑，其為尊卑也微，國人莫知。隱長又賢，諸大夫扳隱而立之。隱于是焉而辭立，則未知桓之將必得立也。且如桓立，則恐諸大夫之不能相幼君也，故凡隱之立為桓立也。
隱長又賢，何以不宜立？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
桓何以貴？母貴也。
母貴則子何以貴？子以母貴，母以子貴。
【譯文】
問：為什么《春秋經(jīng)》里不提隱公即位呢？
答：這是為了成全隱公的心意。
問：成全隱公的心意？這怎么講？
答：隱公本來打算著治理好魯國之后把位子讓給桓公。
問：隱公為什么想要這樣做呢？
答：桓公雖然年紀(jì)小，但身份高貴；隱公雖然年長，但身份卑微。可話雖如此，但他們之間的尊卑差別并不明顯，國人也都弄不清楚。隱公年長而又賢能，魯國大夫們便擁立了他。隱公很想讓桓公即位，但他如果在這個時候推辭君位而不受，又擔(dān)心無法控制局面而無法使桓公上臺；可如果這個時候就讓桓公即位，又擔(dān)心他年紀(jì)太小，眾大夫不能輔佐他。所以隱公的即位其實是為了將來能讓桓公接班而考慮的。
問：可是，隱公又年長、又賢能，為什么就不能名正言順地即位呢？
答：按照君位繼承的規(guī)矩，在嫡子當(dāng)中選立繼承人要立那個年紀(jì)最大的，而不以賢能為標(biāo)準(zhǔn)，在庶子當(dāng)中選立繼承人要立那個身份最尊貴的，而不以年紀(jì)的長幼為標(biāo)準(zhǔn)。（"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
問：那桓公憑什么就身份尊貴呢？
答：是因為桓公的媽媽身份尊貴。
問：媽媽身份尊貴，難道兒子的身份也跟著尊貴嗎？
答：兒子因媽媽而尊貴，媽媽也因兒子而尊貴。（"子以母貴，母以子貴。"）
這就是《公羊傳》對"公即位"問題的解釋，由此還引出了兩個影響深遠的政治法則，一是"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二是"子以母貴，母以子貴"，而相比之下，隱公和桓公的即位真相倒變得次要了。
"立適"之"適"，這個字因為簡體字"適"的緣故很容易造成誤會。唐朝有個邊塞詩人高適，還有個皇帝叫李適（唐德宗），這兩個人名如果都恢復(fù)成繁體字的話卻是不一樣的：高適變成了高適，而李適還是李適--就連讀音都不一樣，一個是高適（shì），一個是李適（kuò）。繁體字的"適"被簡化為"適（shì）"，和繁體字中原有的"適（kuò）"是完全無關(guān)的兩個字，而"適子"既通"世子"，又通"嫡子"。
在《公羊傳》這一段里，"適"通"嫡"，即指"嫡子"，也就是正妻所生的兒子。國君或貴族一般會有很多老婆和很多兒子，正妻所生的兒子叫做嫡子，其他女人所生的兒子叫做庶子，嫡子中的老大叫做嫡長子，嫡長子一般就是法定繼承人。所謂"立適以長不以賢"，這是說，在選立繼承人的時候，按規(guī)矩要立嫡長子，就算這個嫡長子一母同胞的弟弟里有人比他更為賢能，那也不能選立弟弟。
所謂"立子以貴不以長"，這是說，如果正妻沒生兒子（即沒有嫡子），繼承人只能在庶子里選擇的話，這時候的選擇標(biāo)準(zhǔn)可就不是年紀(jì)的大小了，比的是誰的媽媽身份高。何休解釋說：依照禮法，如果嫡夫人（正妻）沒兒子，就立右媵之子；如果右媵也沒兒子，那就立左媵之子；如果左媵也沒兒子，那就立嫡侄娣之子……就這么論資排輩，等而下之。
何休如此說，因為他還顧慮到了這樣一種情況：如果選立庶子也要按年齡來排，那么，假若兩位姨太太在同一時間生了兒子，這算誰大誰小呢？所以，避免這種糾葛的最好措施就是：庶子之間不比歲數(shù)，只比各自媽媽的身份地位，這就能一清二楚了。（Ⅰ）
這般考慮，不可謂不周密。呂思勉曾在此感嘆過："立君之法，莫嚴(yán)于《公羊》。" （Ⅱ）但是，在我們看來，何休的顧慮似乎純屬多慮，就連雙胞胎的出生還有一先一后呢，更何況是兩位媽媽分別生孩子？--但那個年代里，何休的顧慮絕對必要。呂思勉曾專說"古人不重生日"，先引《禮記·內(nèi)則》中古人生孩子、記生日的復(fù)雜手續(xù)，再引《左傳·昭公二十九年》的一段故事，說昭公的兩個姨太太快臨盆了，一起去了產(chǎn)房，姨太太甲動作快，生了個兒子，于是要去匯報，可姨太太乙攔著她說："咱們是一起來的，等我生了之后咱們一起去匯報吧。"三天之后，姨太太乙也生了兒子，可她沒守約定，自顧自地去匯報了，結(jié)果弟弟成了哥哥，哥哥卻成了弟弟。這樣看來，在這種大家族里，新生兒是根據(jù)匯報的先后次序來確定長幼，也不在意孩子到底是哪天生的。更加聳人聽聞的例子是：據(jù)《史記·孟嘗君列傳》，孟嘗君都長到老大年紀(jì)了，他爸爸才知道自己還有這么一個兒子。（Ⅲ）
這樣一個社會背景下，還真就顯出"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的先進性了。
?。á瘢漢]何休/解詁，[唐]徐彥/疏《春秋公羊注疏》：謂適夫人之子，尊無與敵，故以齒。子，謂左右媵及侄娣之子，位有貴賤，又防其同時而生，故以貴也。禮，嫡夫人無子，立右媵；右媵無子，立左媵；左媵無子，立嫡侄娣；嫡侄娣無子，立右媵侄娣；右媵侄娣無子，立左媵侄娣。質(zhì)家親親，先立娣；文家尊尊，先立侄。嫡子有孫而死，質(zhì)家親親，先立弟；文家尊尊，先立孫。其雙生也，質(zhì)家據(jù)見立先生，文家據(jù)本意立后生：皆所以防愛爭。
（Ⅱ）呂思勉：《呂思勉讀史札記》（增訂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版），第244頁。
?。á螅┰斠姡簠嗡济悖骸秴嗡济阕x史札記》（增訂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版），第268－269頁。
但是，這種繼承法似乎仍然有著很不合理的一面：試想一下，如果庶子中某一位明顯具有唐宗宋祖之賢能，而嫡長子卻只如徽欽二帝一般窩囊，大家卻只能眼睜睜看著"徽欽二帝"上臺接班，"唐宗宋祖"卻注定與最高權(quán)力無緣，這大概會很讓人窩心吧？
但這樣一個看似不合理的制度在當(dāng)時卻是大有合理性的。何休解釋其用意說："皆所以防愛爭"?！秴问洗呵铩彿钟[·慎勢》引用慎子一個巧妙的比喻來闡釋過這個問題：一只野兔在前邊跑，后邊有一百人在追，都想把兔子逮到。野兔無主，誰逮到就算誰的。這種情況之下，就算是堯圣人也會撒開腳丫子窮追猛跑，更何況是一般人呢？但是，很奇怪，市場上兔子有得是，可路過的人很多卻連看都不看，難道他們不想弄一只兔子嗎？不是的，因為市場上的兔子都是有主的，就算想要，難道還硬搶不成？古代帝王的繼承法也是同樣的道理，立天子不使諸侯猜疑，立諸侯不使大夫猜疑，立嫡子不使庶子猜疑。猜疑會產(chǎn)生爭斗，爭斗會引起混亂（疑生爭，爭生亂）。所以，諸侯失位則天下亂，大夫沒了等級差別則朝廷亂，妻妾尊卑不分則家里亂，嫡子和庶子不加區(qū)別則宗族亂。所以，無論治理天下還是治理邦國，首要之務(wù)莫過于確定名分。（Ⅰ）--老百姓有一句寬慰別人、也寬慰自己的俗話，叫"該是你的，就是你的；不該是你的，你擠破頭也得不著。"這句話一般被認(rèn)為和命運有關(guān)系，等同于"命里有時終須有，命里無時莫強求"，但在嚴(yán)格的等級社會里，這個意思其實是：等級規(guī)定了是你的，就是你的；屬于你這個等級之外的，你也沒法強求。這就是所謂名分，而要使社會穩(wěn)定，就先要把名分確定清楚。
（Ⅰ）《呂氏春秋·審分覽·慎勢》：故先王之法，立天子不使諸侯疑焉，立諸侯不使大夫疑焉，立適子不使庶孽疑焉。疑生爭，爭生亂。是故諸侯失位則天下亂，大夫無等則朝廷亂，妻妾不分則家室亂，適孽無別則宗族亂。慎子曰："今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一兔足為百人分也，由未定。未定者，人欲望之也。由未定，堯且屈力，而況眾人乎？積兔滿市，行者不顧，非不欲兔也，分已定矣。分已定，人雖鄙不爭。"故治天下及國，在乎定分而已矣。
這很容易讓我們想起孔子的名言"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和"必也正名乎"，盡管后者所謂的"正名"很可能是指改正錯別字。無論如何，正名工作在當(dāng)時確實是意義重大的，說到底，名份是個硬指標(biāo)，誰都沒法否認(rèn)，而賢能與否卻沒有人人認(rèn)可的統(tǒng)一標(biāo)準(zhǔn)，比如曹操要選繼承人，你說是曹丕賢能還是曹植賢能，各人就難免會有各自的看法了。另一個重要因素是：封建社會近乎于貴族民主專制，"民主"以及強大的制度和習(xí)俗的慣性都在很大程度上制約著最高領(lǐng)袖的權(quán)力，所以并不會像專制時代那樣千百萬人的命運幾乎全要寄托在皇帝一個人的身上，生活如同無可奈何之下的賭博一般。因此，領(lǐng)袖的賢與不賢并不會對宗族與社會造成天翻地覆式的影響。
說到這里，舊問題解決，卻產(chǎn)生了一個新問題：既然名份是如此清清楚楚地擺在大家眼前的，隱公和桓公這檔子事又該怎么解釋呢？如果這兩人當(dāng)中有一個是嫡長子，自然順理成章地即位了事；就算兩人都是庶子，在大太太沒兒子的前提下，比比兩人的媽媽誰的身份更高不就完了，這不是一目了然的事么？《公羊傳》既然都說了"桓公雖然年紀(jì)小，但身份高貴；隱公雖然年長，但身份卑微"，那自然該是桓公即位才對呀？
照這么說，即位的確實該是桓公，沒隱公什么事，這就是"子以母貴，母以子貴"的繼承原則了。據(jù)何休解釋，隱公和桓公都不是嫡子（他們的爸爸魯惠公好像沒生出過嫡子來），而桓公的媽媽是右媵，在所有姨太太當(dāng)中地位最尊，既然"子以母貴"，桓公便是當(dāng)之無愧的合法繼承人，而在他成為繼承人之后，"母以子貴"，他媽媽也會跟著沾光，身份會從媵妾升為夫人。"母以子貴"的另一說（如何焯）是：姨太太如果生了兒子，身份就會按規(guī)矩提高一截。（Ⅰ）
但是，按照《公羊傳》原本的說法，事情并不是那么一清二楚的，隱公媽媽和桓公媽媽的身份差異似乎微乎其微，所以搞得魯國人不是很清楚到底誰高誰低。但這個解釋很難站得住腳，因為如前所述，這種身份差異無論再怎么細微，也一定是有硬指標(biāo)來區(qū)分高下的，怎么可能讓人搞不清楚呢？經(jīng)師們大約也覺得這道理可疑，于是何休和徐彥一詳一略地解釋說：兩個媽媽的身份高下當(dāng)然是顯而易見的，朝廷上的大夫們肯定都很清楚，《公羊傳》所謂"國人不知"，只是說普通人對此不大清楚罷了。（Ⅱ）
但是，問題依然沒得到圓滿解決：只要朝廷里的大夫們知道尊卑原委，這就夠了呀，他們就應(yīng)該去擁立桓公呀，可他們?yōu)槭裁雌釛壔腹砹㈦[公？惟一的理由似乎就是：大夫們包藏私心，做了錯事。
這理由還真是被何休和徐彥承認(rèn)的，他們說：大夫們擁立隱公之事確實做得不對，但以褒貶為要務(wù)的《春秋經(jīng)》為什么不批評這些家伙呢？因為這事發(fā)生在《春秋經(jīng)》記事之前，按孔子"既往不咎"之論，就不予追究了。（Ⅲ）
?。á瘢清]何焯《義門讀書記》第十二卷釋"母以子貴"：謂有子則以次升為貴妾也。
（Ⅱ）[漢]何休/解詁，[唐]徐彥/疏《春秋公羊注疏》：古者一娶九女，一嫡二媵，分為左右，尊卑權(quán)寵灼然，則朝廷之上，理應(yīng)悉知。今此傳云國人不知，明是國內(nèi)凡人也。雖然，事大非小，若早分別，亦應(yīng)知悉，故注言惠公不早分別，是其義也。
（Ⅲ）[漢]何休/解詁，[唐]徐彥/疏《春秋公羊注疏》：公子翚弒隱立桓公，仲遂弒赤立宣公，皆貶去公子以起見之。今此諸大夫廢桓立隱，亦是不正，何故不作文貶之以見罪？正以在春秋前，欲明王者受命，不追治前事故也。
我們會發(fā)現(xiàn)，《公羊傳》在這里所展現(xiàn)出來的"繼承法"，既是一種對歷史上某種社會制度的分析描述，同時也是一套實用性很強的政治技術(shù)。尤其在何休等等公羊?qū)W家的細致解說之下，這里面所蘊涵的政治技術(shù)變得如此的具體而微，一旦讀熟，馬上可以拿來就用--就算沒讀熟，在實用當(dāng)中遇到問題的時候也大可以臨時抱佛腳。而我們現(xiàn)代很多人印象中的儒學(xué)往往都是些心、性、命、誠、敬、天理、無極、太極等等等等這些字眼，講起來高深莫測、廓大無邊，卻長于務(wù)虛而短于務(wù)實。這便是學(xué)風(fēng)隨時代變化而使然。我們?nèi)粝霃摹墩撜Z》、《春秋經(jīng)》等等經(jīng)典的字面本身來了解儒家思想，這幾乎就是一種緣木求魚式的努力，因為真正在中國歷史上發(fā)生巨大影響的那些所謂儒家思想、孔子真義，其實和孔子本人并沒有太大關(guān)系，因為那些都是何休版孔子、杜預(yù)版孔子、鄭玄版孔子、朱熹版孔子，等等等等。真要了解儒家思想的話，就該對這些不同版本的孔子投以比孔子本人更大的關(guān)注，讓典籍從字面上的孤立的文本"立體化"，讓典籍包含有歷史、思想史、闡釋史的內(nèi)容。
公羊?qū)W的這個繼承法似乎只是實際的政治技術(shù)，而不是抽象、高妙的哲學(xué)理念，這也正是漢代學(xué)風(fēng)的一種體現(xiàn)。我們不妨先來摳一個字眼：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shù)"，獨尊的不是"儒學(xué)"，而是"儒術(shù)"，這兩者可并非同一個概念。我們現(xiàn)在所謂的"學(xué)術(shù)"一詞，原本分別為"學(xué)"和"術(shù)"兩個獨立的概念。朱維錚考察這個問題，說司馬遷給儒林或公卿作傳的時候，"倘指學(xué)問或?qū)W人，必用'文學(xué)'，倘指方法或手段，必用'儒術(shù)'，二者從不混用?！稘h書》也是如此，不過或改文學(xué)為'經(jīng)學(xué)'，或稱儒術(shù)為'經(jīng)術(shù)'。那時為什么重視術(shù)學(xué)之辨呢？因為術(shù)貴實用，學(xué)貴探索。"（Ⅰ）
初從叔孫通到董仲舒，一眾儒學(xué)名家（其實該稱為儒術(shù)名家），無不是現(xiàn)實色彩很重的實用主義者。進一步說，當(dāng)時所謂的"獨尊儒術(shù)"，實際上就是獨尊公羊?qū)W，董仲舒便是公羊?qū)W的一代宗師。而當(dāng)時的所謂尊孔，原因也正在于《春秋經(jīng)》，《公羊傳》則附麗于《春秋經(jīng)》之上，名為《春秋》，實為《公羊》，至于我們現(xiàn)在如雷貫耳的《論語》，在當(dāng)時卻無甚地位--即便在后來"四書"大行的時代，很多時候《春秋》之學(xué)仍屬"大學(xué)課程"，"四書"只是"中小學(xué)課程"而已，這點我在《春秋大義》當(dāng)中已經(jīng)作過介紹了。
綜合來看，《春秋》學(xué)當(dāng)中，又先以公羊?qū)W為重，同為今文經(jīng)系統(tǒng)的《榖梁傳》有時會與公羊?qū)W并列爭鋒，而《左傳》作為古文經(jīng)，則長久以來被視為史學(xué)而非經(jīng)學(xué)，又常常被批評為"不傳《春秋》"（即《左傳》單獨是一部史書，和《春秋經(jīng)》毫無關(guān)系（Ⅱ）），《左傳》很晚以后才開始大興，并曾一度壓倒過公羊?qū)W，而公羊?qū)W到了晚清還頑強地在政治領(lǐng)域里呼風(fēng)喚雨。
公羊?qū)W一向很重視政治上的實用性。我們從這《公羊傳》一開篇便即看到其中"經(jīng)術(shù)"而非"經(jīng)學(xué)"的內(nèi)容，果然細膩實用。但公羊?qū)W付諸實用，好像也有過鬧笑話的時候，有一個笑話正是和"母以子貴，子以母貴"有關(guān)的。--清人俞樾《春在堂隨筆》記錄過自己和宋翔鳳的一次聊天，宋先生感慨時下的士子不讀經(jīng)書，不通經(jīng)義，引述《公羊傳》時，竟把其中最簡單的一個句子都理解錯了，還居然拿高分了！俞樾說：你就別太苛責(zé)啦，人家這好歹也算讀過《公羊傳》，至于引述經(jīng)文不合本義的事古代早就有過，當(dāng)初漢光武帝劉秀下詔立太子，詔書上說："《春秋》之義，立子以貴，東海王劉陽是皇后之子，應(yīng)該繼承大統(tǒng)。"
俞樾議論道：皇帝詔書，用的正是《公羊傳》"立子以貴"的道理，但是，"立子以貴"指的是在沒有嫡子的情況下選立庶子，而東海王劉陽既然是皇后之子，自是嫡子，立嫡子的規(guī)矩分明是"立嫡以長"，看來這份詔書根本就沒弄明白"立子以貴"到底是什么意思。--俞樾很是無奈地說：漢代通曉公羊?qū)W的大有人在，可這位執(zhí)筆寫詔書的家伙卻糊涂到這種程度。宋先生您看看這段歷史，也別苛責(zé)咱們當(dāng)下的這些年輕人啦！（Ⅲ）
?。á瘢┲炀S錚：《中國經(jīng)學(xué)史十講》（復(fù)旦大學(xué)出版社2002年第1版，第10頁）
?。á颍v代諸家于此議論極多，這里取[清]俞樾《茶香室叢鈔》卷一"左氏是太史氏之流"條以見一斑：《北夢瑣言》云：大中時，工部尚書陳商立《春秋左傳學(xué)議》，以孔圣修經(jīng)，褒貶善惡，類例分明，法家流也。左丘明為魯史，載述時政，惜忠賢之泯滅，恐善惡之失墜，以日系月，修其職官，本非扶助圣言，緣飾經(jīng)旨，蓋太史氏之流也。舉其《春秋》，則明白而有實；合之左氏，則從雜而無徵。杜元凱曾不思夫子所以為經(jīng)，當(dāng)與《詩》、《書》、《周易》等列；丘明所以為史，當(dāng)于司馬遷、班固等列。取二義乖剌不侔之語參而貫之，故微旨有所未周，宛章有所未一。按此即漢儒《左氏》不傳《春秋》之說，唐人猶及見之，宋以后不復(fù)知矣。本朝為公羊?qū)W者，乃始大暢其旨。
（Ⅲ）[清]俞樾《春在堂隨筆》卷四：宋于庭先生翔鳳嘗與余言："近日士子，不讀經(jīng)書，不通經(jīng)義，有學(xué)使以'多聞闕疑'命題，一生文中用'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二語，居然高等。彼殆不知'異辭'二字作何解也。"余謂先生此論亦太苛，此生畢竟曾見過《公羊傳》。尚有并此二語而不知者，先生又謂之何？至于引經(jīng)不合本義，古人亦或有之。漢光武建武十九年，詔曰："《春秋》之義，立子以貴。東海王陽，皇后之子，宜承大統(tǒng)。"按《公羊傳》："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所謂立子者，謂立庶子也?！豆颉反宋?，蓋明立適立庶之不同，上言立適，下言立子，子對適言，則是庶子可知矣。建武詔書既云："東海王陽，皇后之子，宜承大統(tǒng)"，則是主于立適也，而反引《公羊》立子之文，殆未知"立子"二字作何解乎？漢世多通《公羊》者，而當(dāng)時秉筆之臣，鹵莽若此，何責(zé)童蒙之深也？
俞樾說的這件事，很像是權(quán)力曲解學(xué)術(shù)的一個例子，但是，事實上，俞樾講得并不太準(zhǔn)確。當(dāng)時光武帝是先有改立皇后之舉，即廢黜原來的郭皇后，改立陰麗華為皇后，而換皇后就意味著要換太子，郭皇后生的太子被廢，陰皇后生的東海王劉陽被改立為太子，即后來的漢明帝。所以，光武詔書中的"立子以貴"看似誤解了《公羊傳》所闡釋的"春秋大義"，實則是有著很現(xiàn)實的政治隱意的--既然原來的郭皇后已經(jīng)不再是皇后，而陰麗華成了新皇后，那么，皇后生的長子當(dāng)然該是太子，太子的親媽當(dāng)然該是皇后，于是，兩任太子的一廢一立也就順理成章了。作為學(xué)者的俞樾只是提到了光武詔書中對經(jīng)義的誤用，卻沒提到這個"誤用"在當(dāng)時是別有用心而恰如其分的。
光武詔書這件事原見于《后漢書·光武帝紀(jì)》，舊注即引用《公羊傳》的這段名言："立嫡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桓公何以貴？母貴也。母貴則子何以貴？子以母貴，母以子貴。"
總之，不管光武帝詔書的對錯與否，畢竟這是一個政治上運用經(jīng)術(shù)的經(jīng)典例子，而《公羊傳》的嫡庶考量后來曾在中國歷史上影響過一些極著名的事件，當(dāng)然，批評者也是有的，洪邁《容齋隨筆》就曾譴責(zé)《左傳》和《公羊傳》各有所謂"春秋大義"遺禍后世，其中就有這個"子以母貴，母以子貴"。洪邁說：后世有多少人拿這句話遮臉來廢長立少、以妾為后妃，數(shù)不勝數(shù)。（Ⅰ）
?。á瘢宋]洪邁《容齋隨筆》"二傳誤后世"條：自《左氏》載石碏事，有"大義滅親"之語，后世援以為說，殺子孫，害兄弟。如漢章帝廢太子慶，魏孝文殺太子詢，唐高宗廢太子賢者，不可勝數(shù)?！豆颉窌旊[公、桓公事，有"子以母貴，母以子貴"之語，后世援以為說，廢長立少，以妾為后妃。如漢哀帝尊傅昭儀為皇太太后，光武廢太子強而立東海王陽，唐高宗廢太子忠而立孝敬者，亦不可勝數(shù)。
洪邁說得不錯，也許再頑強的經(jīng)義也難免要屈從于政治現(xiàn)實吧。
但細考之下，洪邁的這個批評卻有一些拿現(xiàn)實解讀歷史的嫌疑--從戰(zhàn)國以后，事情確乎像洪邁批評的那樣，就算討了妓女為妾，寵愛之下，也大可以想辦法把妓女生的兒子立為法定繼承人，然后呢，本著"母以子貴"的原則，誰還敢再提孩子媽媽當(dāng)年的卑微出身呢？但是，在春秋時代乃至西周，從天子到諸侯、卿大夫，婚姻行為基本屬于"等級內(nèi)婚制"，婚姻關(guān)系尤其要講求門當(dāng)戶對，所以上述那種例子實在是屬于"非禮"的。況且，按照公羊家的說法，那時候即便娶妾也一樣是要求門當(dāng)戶對的。（這里所謂的"娶妾"和春秋以后的概念有別，稍后詳論。）我們可以設(shè)想：如果一位權(quán)貴三妻四妾，這些女人當(dāng)中既有大家閨秀，也有小家碧玉，還有退了休的戲子、從了良的妓女，這些女人各自努力生孩子（孩子畢竟是她們后半生的重要保障），那么，在繼承人的問題上，"子以母貴、母以子貴"的原則當(dāng)然是大大有用的；但是，如果這三妻四妾無一例外全是大家閨秀，甚至全是一戶人家里嫁過來的大家閨秀，身份的高低貴賤又能有多大的差別呢？--由此我們可以對公羊?qū)W的這個繼承法提出兩個問題：一，淵源何在；二是否屬實？淵源問題稍后再說，至于是否屬實，早有人有過懷疑，因為就"母以子貴"這個原則來看，分明意味著灰姑娘可以作王后，丑小鴨可以變天鵝，這和周人森嚴(yán)的等級制度顯然有些齟齬。王暉在《古文字與商周史新證》里分析說：
周代的宗法制度是建立在血緣宗族關(guān)系之上的君位繼承法，要實行這種君位繼承法，首先必須嚴(yán)格區(qū)別嫡庶關(guān)系。嫡庶之分，是為了立貴，目的是在成群的妻妾嬪妃中確定母后之子的地位。而母后一般都出身較高，非王室諸侯則為貴族階層，然后再通過聘定、送迎、告廟、婚禮等一系列程式而確立下來。子以母貴，而母貴一般又是以母方勢力、地位為背景來決定的。這種以母貴來決定嫡子的身份地位，是天生素定的，一般不摻雜人為的因素--這就是《左傳》昭公二十六年所說的周禮"王后無適（嫡），則擇立長。年均以德，德均以卜。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制也。"需要說明的是，漢儒所說的"子以母貴，母以子貴"（《公羊傳·隱公元年》），前對后錯。"子以母貴"確實符合西周春秋時代的宗法制，而"母以子貴"則是戰(zhàn)國以來宗法制度崩潰、中央集權(quán)逐漸形成之后的現(xiàn)象，并不符合周代宗法制的要求。（Ⅰ）
王暉這番話，指出"子以母貴"是后儒新說，并非周人舊制，這話不錯，但"母后一般都出身較高"云云卻和公羊家的意見頗有矛盾，因為按后者的說法，諸侯討老婆一討就是一群，是謂"一聘九女"，這"九女"都是同姓貴族，身份上高低貴賤的差異并不是非常顯著的。
在這個問題上，陳錦城走得更遠，考據(jù)出"'立嫡立長'之原則在春秋時期并無明顯史料以資證明"，至于"母以子貴"之說，則很可能是公羊家為了迎合時政而自創(chuàng)來的，如果把話說重一點兒，就是曲學(xué)阿世。
按陳錦城的分析，漢代后妃大多出身微賤，但就當(dāng)時情形而言，這似乎也是無可奈何的事情--春秋時期貴族遍地，白馬王子和公主一揀一籮筐，門當(dāng)戶對的等級內(nèi)婚制自然可以大行其道，但到了西漢，社會結(jié)構(gòu)已經(jīng)發(fā)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異姓諸侯如韓信等人全被消滅光了，同姓諸侯又不能通婚，王室的配偶不到民間去尋還能到哪里去尋呢？這就"無形中（Ⅱ）打破了等級的觀念。上位者對等級觀念一趨淡薄，遂予后妃的身份，有了更大的包容性。"
陳錦城考諸漢朝自高帝至武帝的后妃史事，推論有：一，在《公羊傳》著于竹帛之前，"子以母貴，母以子貴"之說可能已是當(dāng)時的俗語；二，在漢武帝被立為太子之后，這一繼承原則才真正得以確立，而自武帝以后，皇后與太子都遵循此說，因為它很符合皇帝本人的利益；三，司馬遷曾在董仲舒門下學(xué)過公羊?qū)W，他在《史記·殷本紀(jì)》里對于紂王即位的那段涉及"子以母貴，母以子貴"的記載可能受了董仲舒的影響；四，董仲舒和胡母生治公羊?qū)W正在漢景帝時期，"當(dāng)董、胡二人在著于竹帛而成《公羊傳》一書時，是否有可能把其經(jīng)學(xué)立場一并加入，一方面討好景帝以利于學(xué)官，另一方面成就自己之學(xué)說，則誰也不敢保證其必?zé)o"。（Ⅲ）
我們仔細想想，對于第四點，"誰也不敢保證其必?zé)o"，同樣"誰也不敢保證其必有"，第三點也難確證，因為《呂氏春秋》對于商紂王的類似記載顯然成于司馬遷之前，第一點也屬推測而無鐵證，只有第二點基本上是板上釘釘?shù)?，確從武帝之后，"子以母貴，母以子貴"
?。á瘢┩鯐煟骸豆盼淖峙c商周史新證》（中華書局2003年第1版），第209頁。
?。á颍╆愬\城：《魯隱公研究》（2004）第2章第3節(jié)。
?。á螅╆愬\城：《魯隱公研究》，第62頁。
元年春王正月的繼承原則才真正以孔子思想的這一光輝身份而大行其道，影響中國歷史兩千年之久。
那么，對于我們這些閱讀歷史的人而言，從中就可以讀出兩種真實，即"真實的事實"和"真實的影響"。在《春秋經(jīng)》里我們恐怕很難找到"子以母貴，母以子貴"這個"真實的事實"，但這并不妨礙經(jīng)學(xué)家們把這"當(dāng)作"一種"真實的事實"。
并非"真實的事實"本身，而是這種"被當(dāng)作"的"真實的事實"，在社會與政治上產(chǎn)生著"真實的影響"。這就是社會學(xué)所謂的"托馬斯定理"，即"如果人們將某種情境定義為真實的，那么這種情境就會造成真實的影響"。比如，人們認(rèn)為是女巫造成了干旱，所以要燒死女巫，在這個時候，女巫與干旱無關(guān)這個"真實的事實"對于女巫的自救來講幾乎起不到任何作用。
與此相近的是所謂的"自證預(yù)言"，比如人們"相信"某家銀行將要破產(chǎn)而去瘋狂擠兌，結(jié)果這家本來毫無問題的銀行果然破產(chǎn)了。
我們了解經(jīng)典，如果僅僅追求"真實的事實"，恐怕就很難理解女巫為什么無法自救以及毫無問題的銀行為什么最后卻會破產(chǎn)這類同樣真實的事實了。
立嫡與立長的問題和媵妾問題都還沒有結(jié)束，現(xiàn)在，對《公羊傳》的解說暫時告一段落，該來看看《榖梁傳》對《春秋經(jīng)》"元年春王正月"的解釋了：
《春秋經(jīng)》：
元年春王正月。
《榖梁傳》：
雖無事，必舉正月，謹(jǐn)始也。
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志也。
焉成之？言君之不取為公也。君之不取為公何也？
將以讓桓也。讓桓正乎？曰不正。
《春秋》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隱不正而成之，何也？將以惡桓也。
其惡桓何也？隱將讓而桓弒之，則桓惡矣。桓弒而隱讓，則隱善矣。善則其不正焉何也？《春秋》貴義而不貴惠，信道而不信邪。孝子揚父之美，不揚父之惡。先君之欲與桓，非正也，邪也。雖然，既勝其邪心以與隱矣，已探先君之邪志而遂以與桓，則是成父之惡也。兄弟，天倫也。為子受之父，為諸侯受之君，已廢天倫而忘君父以行小惠，曰小道也。若隱者可謂輕千乘之國，蹈道則未也。
"元年春王正月。"本月雖然無事可記（Ⅰ），但《春秋經(jīng)》也要表明"正月"，這是為了慎重地對待開始（"謹(jǐn)始也"，這是和《公羊傳》大"大一統(tǒng)"如出一轍的）。
?。á瘢┝韰ⅲ篬清]廖平《重訂榖梁春秋經(jīng)傳古義疏》："無事"謂不言即位。
問：為什么不記載魯隱公即位的事呢？
答：這是為了成全隱公的心愿。
問：那《春秋經(jīng)》是怎樣成全隱公心愿的呢？
答：《春秋經(jīng)》這是表明了隱公并沒有要做國君的打算。
問：那隱公為什么不打算做國君呢？
答：因為他想讓桓公來做國君。
問：讓桓公來做國君，這樣做對嗎？
答：隱公這樣是不對的。（"不正"）
問：《春秋經(jīng)》的精神是成全好人好事，鞭撻壞人壞事（"《春秋》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成語出處）。既然這樣，隱公的做法是不對的，《春秋經(jīng)》又為什么要成全他呢？
答：成全隱公，是為了貶斥桓公。
問：為什么要貶斥桓公呢？
答：因為，隱公當(dāng)了一段時間之后正要讓位給桓公，桓公卻把隱公謀殺了，這件事桓公做得可太壞了。而隱公有讓出君位之心，可見隱公之善。
問：既然隱公讓位是善的，為什么又說他的做法不對呢？
答：因為《春秋經(jīng)》推崇的是大義而非小恩小惠，申張的是道義而非邪門歪道。（"《春秋》貴義而不貴惠，信道而不信邪。"（Ⅰ））作為孝子，應(yīng)該彰顯父親的美德，而非宣揚父親的惡行。想當(dāng)初，前任國君（魯惠公）在世的時候，打算把國君之位傳給桓公，這是不合正道的，是錯誤的。盡管如此，他終于還是克制了自己不正當(dāng)?shù)南敕ǘ鴤鲊陔[公。隱公早就知道爸爸有立桓公之心，便想把君位讓給桓公，可他這么做就等于成全了父親的惡行了。按照君位的繼承制度，哥哥優(yōu)先，弟弟靠后，這是天然的倫常秩序。隱公作為一個兒子，已經(jīng)受命于父親；作為一名諸侯，又受命于周天子，可他現(xiàn)在的做法，不但背棄了兄弟倫常，更是背棄了君王和父親的委任，讓位給弟弟來行小惠，這是小道啊。所以說，像隱公這樣的人，可以說他有著不把千乘之國的君位放在眼里的胸懷氣度，但要說到行為合乎大道，他還沒到這個份上。
《榖梁傳》講述了事情了原委，又加以道德評價，從"大義"的角度評隱公讓國之心為"不正"。清人柳興恩《榖梁大義述》在此提出了《榖梁傳》的一個慣例，說《榖梁傳》常以"正"和"不正"來作評語，來闡明"大義之所在"。（Ⅱ）
?。á瘢晉]范寧/注，[唐]楊士勛/疏《春秋榖梁傳注疏》：信，申字，古今所通用。[清]鐘文烝《春秋榖梁經(jīng)傳補注》：鄭君《士相見禮》注曰：古文伸作信，《儒行》注曰：信讀如屈伸之伸，假借字也。韋昭《國語》注曰：信，古申字。
?。á颍清]柳興恩《榖梁大義述》：《傳》例通以正不正為言，亦大義之所在也。
這個"大義"很容易讓人聯(lián)想起所謂孔子在《春秋經(jīng)》中蘊涵的"微言大義"，那么，從立場來說，無論是《公羊傳》還是《榖梁傳》，其意義本非要闡述自己的一家之言，而是要發(fā)掘孔子的微言大義?，F(xiàn)在，"元年春王正月"之后沒有跟著寫下"公即位"，這事想來是孔子干的，他老人家這么做必有深意，但是，《公羊傳》和《榖梁傳》所發(fā)掘的這兩種不同的"深意"到底哪個才是孔子的本意呢？
這還真不好回答。確實，在一些經(jīng)學(xué)家的眼里，孔子對《春秋經(jīng)》的所謂"筆則筆，削則削"意味著他對原有的一部魯國國史做了加工修改，而這里的"公即位"推想是魯史舊文原本就有的，而孔子特意把這三個字"削"了去，其中深意要靠后人細心體味。
揣摩圣人的深意，對與錯并沒有一個硬性指標(biāo)，不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不同的時代也有不同時代的思想烙印。比如宋代的春秋學(xué)是很主張"尊王攘夷"的，程頤對不書"公即位"的看法就是："這是在全書的開始彰明萬世大法??！諸侯即位必須由天子任命，不是自己說了就算的，可隱公即位卻沒經(jīng)過這道正當(dāng)手續(xù)，是為'自立'，所以《春秋經(jīng)》不書 '公即位'，是不認(rèn)可他的合法身份。" （Ⅰ）
公羊?qū)W家大談"黜周王魯"，推魯隱公為始受命王，程頤反其道而行之，領(lǐng)悟這里的"春秋大義"分明是貶斥魯隱公。胡安國在這個問題上和程頤意見一致，而議論更詳："國君改元一定要行告廟之禮，史官也一定會記錄新君即位，而隱公即位卻不見于《春秋經(jīng)》，這分明是孔子把這話給'削'了去啊。古時候諸侯繼位襲封，必是繼承前任國君；爵位和土地受之于天子，所以必然要向天子稟告。而魯隱公呢，'內(nèi)不承國于先君，上不稟命于天子'，是大夫們要立他為君，居然還真就立了，于是乎后來種種篡弒紛爭便由此而起，這實在是一個壞的開頭。所以《春秋經(jīng)》'削'去'公即位'來貶斥隱公，這是為了彰明大法，擺正父子君臣的關(guān)系。"（Ⅱ）
唐人陸淳還曾從"正月"這個字眼上讀出過孔子對"公即位"的一番微言大義：留心一下就會發(fā)現(xiàn)，《春秋經(jīng)》記載魯隱公時代一共十一年，在這十一年里，只有隱公元年有正月，后邊十年全不見有正月的影子，元年有正月，意味著魯隱公理應(yīng)即位卻沒有舉行即位典禮，而后邊十年沒記正月，是諷刺魯隱公理應(yīng)為君卻因行事不正而惹來禍患。（Ⅲ）
?。á瘢宋]張洽《春秋集傳》引程氏傳曰：隱公不書即位，明大法于始也。諸侯之立必由王命，隱公自立故不書即位，不與其為君也。
?。á颍宋]張洽《春秋集傳》引胡氏傳：國君逾年改元必行告廟之禮，國史主記時政必書即位之事，而隱公闕焉，是仲尼削之也。古者諸侯繼世襲封則內(nèi)必有所承，爵位、土田受之天子，則上必有所稟。內(nèi)不承國于先君，上不稟命于天子，諸大夫扳己以立而遂立焉，是與爭亂造端而篡弒所由起也?！洞呵铩肥捉I隱公以明大法，父子君臣之倫正矣。
（Ⅲ）[宋]王應(yīng)麟《困學(xué)紀(jì)聞》卷六：隱元年有正月，后十年皆無正月。陸淳曰："元年有正，言隱當(dāng)立而不行即位之禮；十年無正，譏隱合居其位而不正以貽禍。"
這些前代先賢們揣摩孔子之意是否貼切暫且不提，先說一下他們所透露的一個史料信息：諸侯雖然擁有著高度的自治權(quán)，繼承人接班雖然有著明確的論資排輩的標(biāo)準(zhǔn)，但是，新君即位是要有正式典禮的，必須經(jīng)由周天子的冊封才行，這是很必要的合法手續(xù)，如王玉哲所謂："諸侯對封土及人民在理論上僅有使用權(quán)而無所有權(quán)……諸侯對國土可以世襲，但其嗣君必須得天子的批準(zhǔn)，才有權(quán)即位。……豈但諸侯后嗣必須經(jīng)王之批準(zhǔn)，連諸侯國內(nèi)之卿大夫，也必須由周王直接任命。"（Ⅰ）
周天子的這個"批準(zhǔn)"，是為"策命"，是一件非常鄭重其事的事情。我們在青銅器銘文上可以看到這種冊命，比如西周中期或晚期的《伯晨鼎》記載周王冊命▓【造字：左上"甘"，左下"十"，右"亙"】侯伯晨，銘文大意是："八月丙午日，王命令▓【造字：左上"甘"，左下"十"，右"亙"】侯伯晨說：'繼承你祖先的爵位，封侯于▓【造字：左上"甘"，左下"十"，右"亙"】地，賞賜你黑黍釀造的香酒等等等等……'伯晨行拜謝大禮，稱頌感激王的盛德云云，于是鑄了這個鼎，子子孫孫永寶用。"（Ⅱ）
?。ìF(xiàn)代人很多是從羅大佑《鹿港小鎮(zhèn)》的歌詞里知道"子子孫孫永寶用，世世代代傳香火"的，殊不知這句話一直能追溯到周代青銅器的銘文上去。）
既然如此，隱公即位如果當(dāng)真沒得到周天子的冊命，也許合法性真成問題呢。但這事究竟如何畢竟也難于言之鑿鑿。事情好像越來越復(fù)雜了，《春秋經(jīng)》到底對魯隱公是褒是貶、事情的原委究竟如何，這都越發(fā)令人困惑了。的確，無論正方還是反方，說的都有道理，基本也都能自圓其說。也許，各方面看似互相齟齬的意見并非完全針鋒相對，而是各自窺探到了真相的某一個側(cè)面、并把這一側(cè)面夸大了而已--解讀《春秋經(jīng)》還真有幾分盲人摸象的感覺。
如果《公羊傳》、《榖梁傳》的記事基本成立的話--這是程頤和胡安國都不會反駁的--那么，無論隱公的即位是否稟告了周天子，無論隱公是否完成了死去的爸爸的不良愿望，他的謙讓之風(fēng)畢竟是無可否認(rèn)的。我們應(yīng)該可以說：魯隱公是一位禮讓之君。
--這就帶出了一個新問題，因為孔子恰恰是很主張以"禮讓"治國的?！墩撜Z·里仁》："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值得注意的是，孔子這里是"禮讓"連書，而不是單講一個"禮"字，錢穆解說道："孔子常以仁禮兼言，此章獨舉讓字。在上者若誤認(rèn)禮為下尊上即不免有爭心，不知禮有互讓義，故特舉為說。所舉愈切實，所誡愈顯明矣。"（Ⅲ）此，趙生群便是引述《論語》本節(jié)而推演孔子《春秋經(jīng)》托始于魯隱公之意："孔子非常贊賞禮讓的行為，他對堯舜禪讓推崇備至，對吳太伯、伯夷。叔齊讓國的行動也是極口稱道，這些都明見于《論語》；他刪定《尚書》，首篇列《堯典》，與《春秋》托始隱公用意正相類似。把這一切聯(lián)系起來看，可以看出孔子確實在宣揚一種'讓'的精神。《春秋》記事不從周公開始，主要是因為'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對周公、文、武的事跡已多所傳習(xí)，而《春秋》的主旨是要'撥亂世反之正'，其手段則是針對王道衰微后的現(xiàn)實進行褒貶，通過'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來表達自己的理想?！洞呵铩返纳舷?，大致是平王東遷之后，其所以不載魯惠公事（惠公亦在周室東遷后），則是為了托始隱公以表現(xiàn)'讓德'。"（Ⅳ）
?。á瘢┩跤裾埽骸吨腥A遠古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版），第591頁。
?。á颍督鹞慕褡g類檢》（廣西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版），第433－434頁。
?。á螅╁X穆：《論語新解》（巴蜀書社1985年第1版），第90頁。
?。á簦┶w生群：《論孔子作〈春秋〉》，《文史》1999年第2輯，第127頁。
此說不僅入情入理，還推演出了《春秋經(jīng)》托始于魯隱公之意，但遺憾的是依然以推測的成分居多，而其證據(jù)如孔子"刪定《尚書》，首篇列《堯典》"云云，卻遠非如山鐵證。當(dāng)元年春王正月然，僅就如今所見的資料來說，鐵證看來是無處可尋的。
歸納一下，到現(xiàn)在為止，在持"筆削"之說的經(jīng)師眼中，"元年春王正月"這短短六個字里，所謂"孔子筆削"之跡已有兩處：一是"春"字為孔子所加，二是"公即位"為孔子所刪（原本還有個"王"字，但前人雖有此說，現(xiàn)已基本可以證偽（Ⅰ））。所以，要找"微言大義"就得著重在這兩個地方下手。
而在純粹的史料意義上，"元年春王正月"卻幾乎什么都沒告訴我們。試想一下，假如"三傳"全部失傳，《春秋經(jīng)》至少這一句話便恐怕沒人能夠看懂，更別提從中發(fā)掘出什么微言大義了?！豆騻鳌泛汀稑b梁傳》雖然也講些史事背景，卻多以發(fā)掘微言大義見長，史料的重任幾乎都擔(dān)在《左傳》的肩上了。古人雖往往不敢輕忽圣典，卻也有人指出了這個問題，比如常被引用的桓譚的話："左氏《傳》于《經(jīng)》，猶衣之表里，相待而成。《經(jīng)》而無《傳》，使圣人閉門思之，十年不能知也。" （Ⅱ）如王安石譏諷《春秋經(jīng)》為"斷爛朝報"。（Ⅲ）盡管"斷爛朝報"一語很可能是世人誤解了王安石的原意，（Ⅳ）但不得不承認(rèn)的是，這個誤解還真是很像正解。而若換下"朝報"，以今天的報紙為喻，錢鐘書如下的這個比方無疑是最貼切不過的："《經(jīng)》之與《傳》，尤類今世報紙新聞標(biāo)題之與報道。茍不見報道，則祗覩標(biāo)題造語之繁簡，選字之難易，充量更可覩詞氣之為"懲"為"勸"，如是而已……"（Ⅴ）
那么，下面就繼《公羊傳》和《榖梁傳》之后，再來聽聽《左傳》的說法。
《左傳》一開篇就很奇怪，沒提"元年春王正月"，卻先是一段看似和《春秋經(jīng)·隱公元年》的文字無甚關(guān)系的敘述：
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為魯夫人，故仲子歸于我。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隱公立而奉之。
在這段之后，是《春秋經(jīng)·隱公元年》的全文，接下來《左傳》才開始解釋"元年春王正月"和"不書即位"：
元年春，王周正月。不書即位，攝也。
?。á瘢┏笆鐾猓韰ⅲ簵畈骸洞呵镒髠髯ⅰ罚ㄐ抻啽荆┑?頁：古人記事，表明春夏秋冬的，據(jù)趙汸《春秋屬辭》卷一說："近代或有以書'王'為夫子（孔丘）特筆者，按殷人鐘鼎曰：'唯正月王春吉日'之文，可見時日稱'王'，乃三代恒辭。"
?。á颍度鬂h文》卷十四桓譚《新論·正經(jīng)》。轉(zhuǎn)引自錢鐘書：《管錐編》（中華書局1979年第1版），第162頁。
?。á螅宋]孫覺《春秋經(jīng)解》周麟之跋引王安石語。轉(zhuǎn)引自錢鐘書：《管錐編》（中華書局1979年第1版），第162頁。
?。á簦┝_繼祖：《楓窗睉語》（中華書局1984年第1版），第2頁：蕭穆《敬孚類稿》（五）跋孫莘老《春秋經(jīng)解》辨之，文甚長，茲概括其略于此：敬孚嘗聞之長老，荊公欲釋《春秋》，見孫書出，自度不能勝，乃詆《春秋》為斷爛朝報，明己之不屑為，敬孚疑焉。及閱李安溪、朱高安書皆以為是荊公罪。敬孚求之《宋史》及宋人說部，皆不得其說之由來?？记G公于莘老友誼素篤，何至忌其著書，又何至因莘老而及《春秋》。后讀孫氏《春秋經(jīng)解》周麟之序，始知此語實出自麟之之序，荊公弟子陸佃、龔原各治《春秋》，各有撰述，凡遇疑義，轍以為有缺文，荊公笑曰："缺文如此之多，則《春秋》乃斷爛朝報矣。"語為陸、龔而發(fā)，非以貶《春秋》也。其實《春秋》為吾國編年史之祖，傳之今日，斷爛何??？其書雖以尊周為旨，時代使然，不當(dāng)苛責(zé)。何況荊公嘗著《春秋左氏解》十卷，惜不傳，果目為斷爛朝報尚何屑作解為耶？熊按：羅文易生歧意，"后讀孫氏《春秋經(jīng)解》周麟之序，始知此語實出自麟之之序"，所謂"此語"是指"斷爛朝報"，而非后文之"荊公弟子陸佃、龔原各治《春秋》"云云。
?。á酰╁X鐘書：《管錐編》（中華書局1979年第1版），第162頁。
我們所能看到的《左傳》幾乎都是這個體例，而《左傳》原本卻不是這樣的，而是上下兩段連在一起，中間并沒有《春秋經(jīng)》的文字隔開。
早期的版本，經(jīng)是經(jīng)，傳是傳，各自獨立成書，到晉人杜預(yù)手上這才把《左傳》的文字拆開，按照時間順序一一編排在《春秋經(jīng)》每一年的經(jīng)文當(dāng)中，使經(jīng)與傳合而為一，是為《經(jīng)傳集解》。
這個"集解"和一般意義上的"集解"全然不同。一般說"集解"，是匯集一眾學(xué)者的解說，比如《論語集解》，而杜預(yù)的《經(jīng)傳集解》卻是"聚集經(jīng)傳為之作解"。據(jù)孔穎達的意見，左丘明創(chuàng)作《左傳》，不敢和孔圣人的大作雜在一起，所以作為教輔的單行本在教材之外單獨成書，而這種情形并非《左傳》獨有，《公羊傳》、《榖梁傳》，乃至毛公和韓嬰為《詩經(jīng)》作傳，都是經(jīng)與傳各自單行的。如果從表示敬意的角度來看，目的確實達到了，但對于閱讀來說卻著實不便，所以杜預(yù)才把《春秋經(jīng)》和《左傳》編輯在一起而加以解釋。（Ⅰ）
而《左傳》的編排似乎早有人動過手腳，分年必以"某年"另起，比如這里，便把意思完整的一段文字給隔成兩處了。（Ⅱ）
?。á瘢晉]杜預(yù)/注，[唐]孔穎達/正義《春秋左傳注疏》卷第一"春秋左氏傳序"：分經(jīng)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比其義類，……名曰《經(jīng)傳集解》。[疏]"分經(jīng)"至"集解"?！鹎鹈髯鱾?，不敢與圣言相亂，故與經(jīng)別行，何止丘明、公羊、穀梁？及毛公、韓嬰之為《詩》作傳，莫不皆爾。經(jīng)傳異處，于省覽為煩，故杜分年相附，別其經(jīng)傳，聚集而解之。杜言"集解"，謂聚集經(jīng)傳為之作解，何晏《論語集解》乃聚集諸家義理以解《論語》，言同而意異也。
?。á颍畈骸洞呵镒髠髯ⅰ罚ㄐ抻啽荆ㄖ腥A書局1990年第2版，第5頁）釋"惠公元妃孟子……是以隱公立而奉之"：此與下傳"元年春王正月不書即位攝也"為一傳，后人分傳之年，必以"某年"另起，故將此段提前而與下文隔絕。杜注云"為《經(jīng)》元年不書即位傳"，則所見本已妄為分割矣。
先把這段文字翻譯一下：
【譯文】
惠公的正印夫人是孟子。孟子死了，聲子續(xù)弦，生下隱公。
宋武公生了個女兒，叫做仲子，仲子一生下來手上就有字："為魯夫人"，所以仲子就嫁到我國，生了桓公?；莨痪镁退懒?，于是隱公攝政，以尊奉桓公。
元年春，周歷正月。《春秋經(jīng)》之所以不記載隱公即位，是因為隱公并未即位，而是攝政。
鄂公網(wǎng)安備 42010302001612號